法社会学思想的述评
㈠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法律社会学是以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等作为主要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在西方国家兴起。但对我国来说，它还是一个正在创建的新学科。我们在一个新学科的创建时期应该讨论有关这一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或基本设想，例如这一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与原有的相近学科的分工、学科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和研究意义等等，以便在以后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尽可能地避免因缺乏这些基本理论或设想而对学科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本文旨在对法律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或设想作一探讨。
一、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会学是法学中一个分支学科。按照国际社会科学中的传统，不仅法学，而且社会 学，都有法律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社会学也可以说是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事实上，法律社会 学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学、社会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因而法律社会学也具有“软科学”的特征。
二、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中的一个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
在创建一个新学科时，我们要注意这一学科与原有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分工。一个新学科之所以需要创建，通常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或人们主观认识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对象难于容纳在原有学科中。
法律社会学和法学中的一些原有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上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之间如何分工？
法律社会学并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样单一的部门法学科，也不像法学理论、法制史那样的基础学科。它是同这些学科既有交错但又不同的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它仿佛是在一个市区中穿越许多直行道的横行道。它所研究的范围中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很多部门法的实际问题。
法律社会学有它自己的理论，但总的来说，它不是理论法学而是应用法学，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法律的实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国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学派，更不是用来代替原有的法学理论。它能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但它本身是以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的。它与原有的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主要差别是：法学理论，作为法学的一个基础学科，要研究法律的产生、本质、作用（功能）、形式、发展，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制定和实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法学，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着重研究各部门法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问题。如果法律社会学主要是一般论述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例如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这就会使它与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复，就会使人怀疑法律社会学是否有创建的必要。
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学不同，法律社会学要研究各部门法问题，但它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部门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门法，而是要着重研究这些法律的实行；在通常情况下，它所研究的课题不是一个部门法而是兼及几个部门法的问题。例如以青少年犯罪问题而论，法律社会学要通过这一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劳动法等各部门法的实行，而且还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法律社会学也可以从法律的实行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国法、比较法以及国际法等。总之，作为法学中的一个横断、综合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极为宽广的，其内容也是很生动的。
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981年初，笔者曾与陈守一合写的《论法学的范围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会学应是我国法学学科之一。“法学还应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后在社会中的实施，即如何实施，是否实施，怎样得到保证实施，这种法律在社会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在法学中称为法律社会学。”（4）
在当代中国，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对加强法律建设和改进法学教学和法学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社会学着重研究法律的实行，而法律的实行正是当前法制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已制定的许多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应有的实效。由于过去长期不重视法制，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几年中人们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强立法，迅速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但随着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问题就成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法制建设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法律的实行，通过法律的实行才能实现法律的间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实效这种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将有助于法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法律社会学的任务既然是通过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来研究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那么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必然要“以社会为工厂”。如果一个法学论著，不接触社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就很难称为法律社会学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法律社会学，由于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有可能在法学领域中为贯彻这一原则而作出突出成绩，从而推动整个法学学科向这一方面迈进。
在法学领域中，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过去长期以来之所以贯彻得并不理想，其原因相当复杂，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观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体制上的缺陷；统计资料的严重缺乏，难于进行定量分析以及人们对法学研究的错误观念，等等。过去法学研究工作者在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的各种困难因素，对今后志在从事法律社会 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同样是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可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法学领域中注释法学占有优势的局面。欧洲中世纪中期就盛行以注释罗马法而闻名的法学。我国历史上自东汉开始出现的律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注释法学。这里所讲的注释法学主要是指从文字上或逻辑上（就律学讲主要指以儒家经义）对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对传播或实行法律来说，这种注释法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在近几年来的法学中，注释法学或具有注释法学倾向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课堂讲授、法学教材或论著的主要内容一般都围绕制定法的条文进行文字上、逻辑上阐释，而对这种法律实行的具体问题却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阐释法律条文时，也举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绍某些案例，这样做法当然胜于单纯阐述条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仍在于帮助正确地阐释条文，而不在于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法学不能仅限于注释法学。就法律的制定到实行而论，法学还应包括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并不否定注释法学的价值，但如果法学仅限于研究条文的注释则显然是不够的，对促进法制建设以及法学本身发展来说，也是不利的。
㈡ 法律社会学的介绍
法律抄社会学是将法律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法社会学。由于学科内支派繁多，对它尚无确切的定义。
㈢ 法社会学的中国观点
长期以来，中复国法学界一制直认为，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研究与思考的深入，这一传统观点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于是，有学者提出法律是理性与意志的复合体；有的提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有的则认为“法是理性的对话”；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是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还有的认为法律是一种激励机制。上述种种观点，借用一个学者的话说，都接触到了法律的某些面相，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或核心。
㈣ 罗斯科·庞德的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1、法律作用的“社会控制”工具论。庞德在1911－1912年就发表了一篇以《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为题的纲领性论文，表达了他的社会学法学的基本思想。他认为社会学法学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创立、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更加注意与法律有关的社会事实。衡量法的标准，主要看它是否有用，是否产生效果，而不是它抽象的内容。总之，“我们越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则我们的社会工程将越有效。”法社会学派通过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效果和作用，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工具之一，其任务在于调整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2、法律价值的“社会利益”保障说。庞德借鉴了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利益分类说，将利益分成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而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由于并非所有的利益都由法律调整，为避免个体间对某些利益的反社会冲突，有必要划定受法律调整的利益范围并加以分类。依据分类，应当对某种类型的利益给予优先的考虑，司法中应对社会利益加以衡量，而不是机械的依照法律实现所谓“正义”。这种利益在庞德看来，正义作为法的价值准则就意味着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求。
3、法律正义的“非强力依赖”判断。庞德指出，自然法不是虚幻的普遍立法，而是“一种对实在法中的理想成分的鉴定”，即一种判断的标准。“这种鉴定可以确定和陈述出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理想，并且使它成为对各种论证、解释和适用标准的出发点进行选择的尺度。”自然法不再是绝对的永恒的，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有一种内容正在起着变化或形成着的自然法。”他努力证明正义并不是依赖于强力而存在，而是因文明社会的性质本身而决定，无论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正义始终高悬于统治者制定的实在法之上。法律不应是任何专制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工具，它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手段。法律的具体形式由不同时代的共同理想所决定，强力应支持这种理想，但法律的本质永远不等于强力。
㈤ 如何认识法社会学
法社会学是以社会法的方法研究法律现象，代表人物有涂尔干、埃利希、韦伯、霍姆斯、庞德等。
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是法学与社会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西方许多国家又把这门学科称为“法律与社会”，或“法学与社会科学”
涂尔干、韦伯等人强调法律的社会化，反对将法视为国家的唯一产物，认为应当从组织化社会，或社会本身，或人们社会行为中去探寻法的真谛。
庞德的法哲学的核心的社会利益说，认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明确反对纯粹逻辑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义或形式主义法学，认为法哲学要从单纯历史的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彻底解放出来。庞德的社会法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理论，他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社会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实际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庞德认为，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运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是协调利益冲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各种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会学的结构没有统一的安排，因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大框架，几乎所有与法律有关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比较合适，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注意中心。
研究对象是从法社会学工具主义法律观、反形式主义法律观和多元主义法律观等法社会学的基本法观念出发，提出法是由社会力量的对比状况决定的权威性价值准则和程序性、可诉性行为规范。思考与回答“法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高难度的思想体操。古往今来，无论是什么法学派别，或是持何种观点的法学学者，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就是正义；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认为法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中世纪神学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是关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自然法学派突出法律是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规则；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一种特定形态的规则；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律是一种人类活动。
㈥ 评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学思想方法论。
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布迪厄社会学方法论及其“惯习”概念
摘要：本文对布迪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并实现其统一，他从认识论的层面对此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他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其方法论基础并以独特方式融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优点的“惯习”概念，为我们打破社会学领域内所存在的各种对立，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布迪厄、惯习、认识论
作者：日本名古屋大学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当代思想、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社会学为超越存在于其自身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等）所做的种种有益尝试等，都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反思。总之，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其统一成为当代思想界、当代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
社会学对主客观二元论的反思主要由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们，如A.吉登斯（Giddens）、J.哈贝马斯和P.布迪厄(Bourdieu)等所展开的。吉登斯指出，现代主义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主要建立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之上。主观主义将“人”这一行为主体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命题，而另一方面，客观主义则由于将“社会”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所以社会制度就成为其分析社会的中心主题。但是，由于主客观双方都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因此我们很难用它们来理解社会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吉登斯提出了以结构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为认识对象的著名的“结构化理论”。
另一方面，布迪厄则将主客观二元对立视为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他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存在的任何对立都是围绕着主客观二元对立而展开的。而且这一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因此，如何克服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它们的统一就成为布迪厄社会学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为超越这一对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社会行动或称惯习行动）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并非直接取决于结构，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这一被身体化的分类图式”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动的，而且惯习这一“主体的契机”反过来又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显然，“惯习”成了一个可以同时把握主体与结构的重要概念。
吉登斯，尤其是布迪厄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为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境界。对于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社会学来说，如何克服主观主义，使从“个人”立场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将“社会”列入其考察范围，反之，如何摆脱客观主义的束缚，使从“社会”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够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这两位社会学家，特别是布迪厄从关系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学思考，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并最终实现社会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㈦ 简述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之间的区别
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是法学与社会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西方许多国家又把这门学科称为“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或“法学与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
法律人类学
legal anthropology
在费孝通学习人类学的年代里，“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尚未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专门类别（据说这个概括是20世纪40年代初才出现的），且费孝通本人一向不愿轻易将自己的研究视作是某一学科...
法律人类学连接"法律条文"与"社会"
法律人类学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法律问题。一般认为，1926年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的发表，是法律人类学在学界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开始，法律人类学家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对法律领域拓荒。”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表示。
法律人类学强调法律多元，强调对法律进行动态性的研究，主张通过综合运用国家法律与非国家法律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法律人类学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个案研究，将法律条文与社会相连接。
“活的法”：立足于经验和感受
传统法学重视规范的意义，将“法”限定为国家意志，而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传统法学的视域。法律人类学多立足于经验和感受。吴大华认为，这种对传统法学从概念、体系到方法的全方位的批判引发了法学理论的革命。
法学不再仅仅表现为法律条文与规范的狭窄框架，法律多元为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法律运作行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人类学展现了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法律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初民社会同样存在规则与秩序。在不同的地域，法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比如，东方社会的法具有礼的内容，有时会“礼法不分”；西方社会的法含有宗教的元素，教会法与世俗法并行。学者表示，如果把所有争端都诉诸法律，定会产生诉讼成灾、效率低下的后果。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晖看来，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人类学，更关注人们实际的法律（规范）生活是怎样的，以期“开发”出人类法律（规范）生活的多种面目、多个面向。
学者表示，法律人类学习惯于进行比较研究，对存在于不同时间、地点和社会形态中的各种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整体化地看世界，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法的实质及其发展，关注法律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变化过程，关注“活的法”。
吴大华认为，注重以参与观察为特征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法律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只有对法律制定之前的准备工作和实施之后的后续调查工作进行细致的研究，才能避免出现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这正是注重田野调查的法律人类学的优势。不过，田野调查不能走过场，不能拿着结论寻找有利的数据与案例，应当拟定调查提纲，选择采访方式与技巧，最大限度地克服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获取第一手资料并通过科学分析获得结论。吴大华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律人类学从研究原始法、部族法的模式转换成研究纠纷及其解决的方式，人们将研究国家法律定式化的规则演变为研究纠纷及其解决与处理的“过程”，关于处理纠纷的典型案例分析正是开拓新的法律人类学研究疆域的重要工具。
超越“问题个案”研究
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史就是个案的研究史。所谓个案研究，就是以一个整体的单位作为观察和描写对象，其目标在于了解被研究的单位，重复发生的生活事项或重要部分，进行深入探究与分析，以解释现状或描述探索足以影响其变迁及成长诸因素的互动情形。
法律人类学家将传统“案例教学法”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发展成为“问题个案”分析法，这是早期法律人类学研究法律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也由此限制了法律人类学的发展，使它变成了对冲突和纠纷处理过程的专门研究。
以格拉克曼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是新功能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倡导的延伸个案研究法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个案的困境。延伸个案研究法是曼彻斯特学派在非洲研究中开创的研究路径，这种方法注重对个案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分析，要求对个案涉及的原则与价值进行持续性分析，把纠纷视为一种社会过程，把主要的研究点从社会组织转移到了社会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表示，将案例放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网络里面，放到它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地位、历史发展脉络、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才有意义，才能更好地推动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㈧ 当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一、促进了法学理论在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革及法学研究的进步，我国的法学理论逐渐走出了苏联的模式，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路径。但是，仍然存在过多注重研究“应当是怎样的法”，而忽视“实际上是怎样的法”；过分强调“书本上的法律”，而忽视“行动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纪80年代，法社会学逐步走入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它注重法的社会性，重视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强调法与民族传统模式及心理结构的关系，要求法学家走出书斋，改变繁琐的注释方式，从事社会实证的考察分析，致力于解剖社会的“活法”，这些对旧有的法理学的僵化模式和教条化理论不啻是一种强有利的冲击和改造。受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批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的法学家，他们从社会对法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习惯法”、“民间法”等概念纳入法学研究的范畴，并试图从“本土资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适合于中国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胆而创新的观点，逐渐推动着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二、促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会学在中国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随着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及我国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看到了我国社会中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的现象，在对原因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是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体现了法及法治的最终目标和追求。在这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义，也不是将法治理念单单界定为正义，而是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平衡了法与社会的关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这种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种法社会学的方法。
法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社会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与社会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进行处理和总结，从而得出一个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理念。自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提出来以后，全国各地除了理论上认真学习和体会以外，还将其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联系起来，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将该理念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并取得了很多切实的成果，使我国的法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为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法的价值冲突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困境之一。法的价值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有争议的案件，甚至冤假错案的出现。冲突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入手，必须将法与社会融合起来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法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就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的解决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最佳利益原则。
在当代中国，解决价值冲突的原则包括法定价值优先原则、合阶级性原则、综合测评原则等等。但这些原则在适用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其他原则作为补充，最佳利益原则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权利冲突是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而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最佳利益原则是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的统一，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利益原则源于庞德关于法律任务的理解。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受到了耶林社会功利主义法学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社会利益理论，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当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对利益进行一种权衡，同时还要考虑一种成本，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应有之意，这里被称为是效益原则。当然，现实中的冲突往往很复杂，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在必要的时候将利益与效益统一结合，从而实现一种最佳的利益。至于选择的方法问题，庞德的理论是立足社会利益，通过经验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权威性观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碍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关于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就我国目前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主体认同方式和外在统一方式、民主方式与专制方式、不违法方式与违法方式。在法治实践中，这些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确实存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方式还不够具体。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理性的途径。
（一）谨慎立法。这不但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价值冲突的前提。谨慎立法的关键在于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确的、统一的法价值观。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须要明白法的价值是什么，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着立法者的价值观，也指导着我国的法治实践。谨慎立法还要求立法者在正确、统一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适合于一国实际的可以被普遍实施的法律。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一国国情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法的价值寓于“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据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变“送法下乡”为“下乡寻法”，然后制定出适合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确的价值观基础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预防并解决法的价值冲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解决法价值冲突的必要途径。
在我国，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到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并没有真正的发挥。长期以来，法官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被动地适用法律，使法律适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那是立法机关的事，法官只是一个没有意志的生灵。事实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于此，作为最重要的法律职业者之一，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实践中，法官发挥着举足轻重地作用。埃利希作为自由法学的创始人，主张“自由判决”，发挥法官个人对法的创制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一书中说：“法律是社会有机的基础，法官只适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适用的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摆脱下面这些困难，即：第一次制定出来的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完整的，一旦当它被制定出来时，它在实际上就变成了旧的东西了。这种规则，既难治理现在，更不用说治理将来了……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它就会根据本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用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霍姆斯，美国一位重要的法社会学家，也是法官，他认为“法律的发展不是来自历史，也不像分析法学家认为的完全来自自身逻辑的演绎，而主要是来自执法者自身的经验。也就是说，发展法律的任务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两位法社会学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体生命需要法官来赋予，法律的血肉最终隐藏在法官的具体判决中，在没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范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价值冲突。
（三）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
类法律规范包括党的政策、组织纪律、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等。这些类法律规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动中的法律”。庞德说社会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时，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击，以及社会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类法律规范在规范组织和个人行为、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调解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们的法制，还可以在价值冲突时多一种选择，从而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更顺利地进行。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㈨ 如何认识法社会学
1、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2、哲学基础是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透过问问题来进行哲学实践，他们所提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类为三类，这三类问题分别形成了哲学的基础学科，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知识论(Epistemology)以及伦理学(Ethics)。
最初的三类问题分别是:
* 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
* 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
* 有关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
3、法社会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方法律社会学产生的背景分析
1：从19世纪未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各种社会矛盾趋向激化，战争、经济危机等灾难频繁来临；旧的利益结构急剧变动，新的利益结构正在形成，新旧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些社会问题都需要法律进行回应与解决。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感到用17、18世纪形成的传统思想已不可能解释日益变化着的社会需要，必须冲破传统的概念法学、分析法学的束缚。通过调整法学的结构，创立新的理论，如果法学与社会脱节，仍然在传统的思维空间和法律范畴内工作，仍然只是注释现有的法律，不为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服务，不为政府解决蜂涌而至的社会问题出谋划策，不去考察法律的实践效果，法律就没有多大用处。
2：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法治理想之间产生的空距越来越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关注以往法律没有涉及的领域，如劳动、福利、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的社会化”的主要内涵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律精神是义务，强调人民服从国家的权力。从17、18世纪“天赋人权”的观念流行以来，法律精神转向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进入20世纪后，资产阶级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和各种法律手段来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法律不仅要注意保护个人利益，而且更应强调保护社会利益，因此用“社会化的法律”代替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法律。法律社会化的结果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立法，如劳工法、最低工资法、环境保护法、住房法等，这是20世纪初席卷西欧、北美的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这些社会化问题和法律实践当然要求对法学理论作出调整，如果法学研究依然与现实生活脱节，象分析法学那样局限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结构分析，进行纯粹的法律探讨，机械地注释成文法和判例法，不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见，就不能适应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社会法学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和积极的社会推动下，并借助于社会学家提供的新观念和方法应运而生的。
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贯主张把法放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理解。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斯多德的社会观念，从中世纪的阿奎那到启蒙学者对人和社会本质的看法，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因子。自17-18世纪开始就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应在法与社会的关系中或在法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法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就认为，法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它起源于社会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一直试图探讨社会环境对法的影响，强调地理、气候、国土和人口等自然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注意在社会现实中研究法与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把法的精神解释为“法律同各种政制、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等应有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孟德斯鸠被奉为法社会学的先驱。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和英国法学家梅因等历史法学家也很重视探讨法的发展动力，强调法与社会环境和在社会环境与社会历史中发现法的真谛，当然，休谟、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家们的论述只是预示着社会法学，还不能把他们的学说冠以“社会法学”之名。
4、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来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们认为确保知识内容可靠或科学的唯一途径，是将知识建立于观察经验的基础之上，哲学不应以抽象推理而应以“社会学”为根据,知识的进步只能通过观察和实验。社会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启发了一大批学者运用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观察和研究法与和法律制度。
㈩ 法社会学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产生先于国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为权威性价值准则的法的强制性或强制力呢？
法的强制力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首先，在原始习惯法产生的初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习惯法产生于血缘家族之后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主要靠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望等社会强制力来保障习惯法的实施。其次，在氏族社会末期，法庭和诉讼已经成为保证原始习惯法实施的手段。再次，随着国家的产生，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过渡，国家强制力（指国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也逐渐成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阶级对抗社会的法能够代表全体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就越多”.
法的实施之所以要以强制力为后盾，国家法之所以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乃是因为法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器，必然会触犯一定社会主体的某些既得的或预期的社会利益，从而必然会受到这些人的抵触甚至反对。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法在许多方面会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所体现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贯彻和保障。由于法律由国家创制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实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