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专业的课程论文
1. 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范文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1
论国际法中的经济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释义是“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严的协定等含义发展出多种释义：一是从法律角度指为保证法律得到遵守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对于违反法律实行的各种惩罚和为了预防违法而采取的奖赏的形式;是从道德的角度指维护道德的约束力;三是从国际法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几个国家通常一致采用的一种强制性手段，迫使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停止违法活动或服从裁决，尤指采取不给贷款、限制双边贸易，或者采取武装干涉或封锁等 措施 。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或多国所实行的一种经济惩罚，其实质是以制裁为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及 其它 目标。西方国家直言不讳地宣称，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联合国有时也以通过某些决议的形式迫使会员国参与集体制裁。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
通观战后国际经济制裁实例，可以得出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应用最普遍的即战略禁运。禁止向被制裁国提供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阻止高科技及其产品进入被制裁国;而在通常没有必要进行战略禁运时，一般综合贸易禁运。对被制裁国实行进出口禁运以及资金与人员往来限制。此外还有专项贸易禁运。重点选择关于被制裁国国计民生的若干贸易项目进行禁运。被选择的项目通常是粮食和石油等。
国际经济制裁的特点
首先是强制性。在强度上经济制裁是介于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之间的一种手段。制裁方为达到目的，不会顾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对抗性。制裁者在实施制裁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所要制裁的对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裁者与被制裁者之间处于一种公开的对抗状态。
此外还有相关性。经济制裁是使双方利益均受损失的双刃剑，而且制裁还会影响到第三国的利益。经济关系越密切，所受的损失就越大。经济制裁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大多数的制裁难以成功，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制裁国的公司有可能违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联盟的成员国也会各行其事，从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国际制裁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达到是对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
经济制裁的所造成的损失是要由民众来承担的。一般来说，经济制裁会造成民众的损失，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选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国家政权不是民选政权，那么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体，民众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官方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作煽动，民众对所遭受苦难的痛苦情绪很容易就转化为对制裁方的仇恨。这样不仅达不到发动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海湾战争后，联军对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续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实力，从而为后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疑是失败的。
经济制裁往往对制裁国自身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了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对苏联发动了粮食禁运，随后又发动了油气管道禁运。对苏联的粮食和油气管道禁运严重损害了美国农场主和工业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利益，最后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后来不得不主动取消了这一制裁。当然这也和阿富汗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的转变有关。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资产冻结，既包括保存在美国本土的两国资产，还涉及到美国银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中的资产。其实施不仅引起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的法律冲突，损害到该地的主权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金融界的利益。 "从更广阔视野看，更重要和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客户对美国银行服务能力的信心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类顾客离开纽约或美国其他市场，到诸于伦敦这类被认为能够提供比较公平环境的外国市场"。据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在1995年的 报告 称，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在150亿到190亿美元之间，并且影响到约2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其结果必然引起相关行业的不满。
至于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体制越发成熟，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会受到制裁的行为，更不用说去制裁别人了。
所以，有时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给力，直接采用军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随着地球上敢于公然进行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可以预见的是，制裁这种手段，离消失已经不远了。
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说起来，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权采用经济制裁。二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权使用经济制裁。前者系指国际经济制裁的程序性规定，后者即国际经济制裁的实质性规定。
国际上第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公约，是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时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该盟约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联盟会员国不顾以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而从事战争者，“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它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它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Α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往来”。这就是说，第一，经济制裁是针对特定的战争行为，该行为一旦发生，其它会员国实行制裁的义务即自动产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彻底的，是“全面的经济制裁”;第三，不仅会员国，非会员国也得参加经济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制裁”。
然而，如此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法律规定不久便为国联大会一项关于“经济武器”的决议所取代。这项决议提出：破坏盟约的战争行为是否存在，由各会员国自己决定;国联行政院可对此提出咨询意见，但不能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这一修改，限制了国联行政院的权力，加强了各会员国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对意大利经济制裁的力量，同时，也为此后单边国际经济制裁的根据留下了伏笔。
同多边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则至今尚未明确。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决定同另一个国家建立或断绝经济、贸易往来，纯属该国内政，系该国主权的体现，外界不得干预。西方有些国际法学者还找出前面提到过的国联决议来论证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他们提出，由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任务已经落在各个成员国之上，而各国的主要工具就是经济制裁。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个趋势，主张对国际经济制裁加以限制。如联大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条)就曾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它种措施强迫另一个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但是，什么是“外国不得干预的主权行为”，什么是“迫使一主权权利行使之屈从”，则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的定论。
目前的习惯国际法是，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制裁只要不牵涉军事行动或武装封锁，只要不牵涉它国的司法管辖权(1984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扩大对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禁运范围后，美国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就管辖权问题发生过争执)，一般并不会引起别国的非议，当然也不会引起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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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2
浅析国际经济法视野中的主权基金
[摘要]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因此，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主权基金国际经济法法治环境
在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中。西方各国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主权基金领域担负起大国的责任。2009年4月18日，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演讲时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现存的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50年来的历史上看，主权财富基金在市场上没有不良记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力量。
主权基金(Sovereign Fund)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盈余、自然资源出口盈余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管理。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其投资方向不仅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也拓展到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主权基金的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常态化，而这些国家又不希望汇率上升过快，于是外汇储备急速膨胀;此外，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兴国家则直接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凭借国家对资源开发权力的拥有。也积聚了大量国家财富。这些国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运作下的理财工具又不完善，于是财富大量集中在主权基金手中。目前，主权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场影响力正不断增强。据统计，1990年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仅有约5亿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基金，资金规模约2.8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基金规模高达9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主权基金规模也分别达到2000亿和128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赢的角度考虑，主权财富基金的存在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只要各国努力规范其行为并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誉，主权财富基金理应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该原则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主权基金本身就是一国对经济活动的自主决定权和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延伸，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一国政府对其主权基金享有完全的占有、管理和支配权。主权基金主要来源于属于国有资产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出口盈余，是国家主权财富在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基金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保障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进而实现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旗下的华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约为34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另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190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权基金背景的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成功收购IBM全球Pc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在中美高科技贸易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美方也明确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并将在修改投资法时认真考虑中方的立场。
其次，主权基金的积极发展是国际经济法中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由于主权基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低风险，当资本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投资者不必担心主权基金会陷入恐慌性抛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权基金并不像养老基金一样需要定期支付红利，从而避免频繁地在证券市场上套现。因此。主权基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战略投资者参与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此外，主权基金的兴起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转变成资产所有者，使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将从美国一元支配格局向欧亚国家和能源输 出国 共同参与的多元体系转变，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势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仅2006年以主权基金为主体的跨国投资就使得美国资产净增加1.9兆美元，为社会提供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并对研发支出有13%的贡献。
最后，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据美国财政部估计，当前由各国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外汇加上主权基金)约有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将面临实力更强的、由政府投资的主权基金的竞争，各国的国有资产通过优化整合以后将以更加灵活的姿态投入到国际资本市场中，这将使传统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美国近期酝酿修改投资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主权基金的出现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实现主权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首先，由于上千亿美元的主权基金规模十分庞大，远远超过普通的国际投资，在债券之外的市场往往会因流动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难以对其充分吸纳，使得各国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其次，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缺乏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规定，使得主权基金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既没有准确披露是由谁控制着这些庞大的资本。也没有定期公布投资策略和资产报表等可靠信息，而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没有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使得对主权基金进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规制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最后，基于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非商业因素的考虑，部分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背后的国家背景十分谨慎，导致主权基金缺少足够的商业性与运作独立性，容易引发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投资壁垒。近年来，美国国会腰斩迪拜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果以及华为收购3Com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HIUS)否决，都带有明显的投资保护主义色彩。
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目前，各国已经开始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规范主权基金，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管理体制、具体运作和投资审查，提升主权基金运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在涉及主权基金投资时，授权CFlUS进行为期90天的调查。直至认定该投资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铝收购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6项法律原则，宣布将对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者加大审查力度。上述立法试图通过对主权基金加大审查力度来规范主权基金的运作，这既是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护战略资产意愿的结果。相比之下，欧盟对主权基金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开放态度。为实现投资自由化的目标，2008年2月，欧盟宣布将出台主权基金行为准则，试图通过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规范来消除法律对主权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限制。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建议，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欧盟公司不被主权基金收购，欧盟应考虑实施“黄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带有特定权利的股份。这种股份份额很小，通常为一股，但对公司重大战略决策拥有发言权和否决权)，使政府对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业的外来投资拥有否决权。欧盟准备出台主权基金自律准则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制定旨在规范主权基金的行为指南。该组织已经明确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联酋等国为其主权基金制定详尽的披露标准，并开始推广挪威立法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认为通过信息披露立法能够促使主权基金的规范运作，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主权基金本质上是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而非政府的行政机关。套用行政模式势必压抑专业精神与商业 文化 ，导致类似于官僚组织的死板僵化，显然不利于其高效率运作。因此，应尽量避免对主权基金的行政干预，确保主权基金市场运营的自由度。例如，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率的核心目标，阿联酋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网罗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绝大部数基金经理包括首席投资官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
另外，主权基金要想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员，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商业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阻挠。在投资法中，应明确主体投资应该交由外部基金，进行第三者管理，从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资组合，加强基金间的竞争。弥补主权基金自身在资源、人才、内部监控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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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教学的几点思考论文
随着社会对于法律与经济复合型人才需求的迅猛增长，高校教学中设立经济法专业也不断增加，除了传统的法学专业中将经济法课程设为专业必修课程外，许多经济类、管理类的专业也都将经济法课程设为专业选修课，甚至很多高校在开设全校性公选课时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经济法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性愈发突显，因此，有必要对其教学方式进行新的思考，以利于该门课程的教学更加适合各专业的要求。笔者结合近几年来的经济法教学实践，谈谈经济法教学的一些感悟。
一、经济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高校经济法教学过程中，教材的选择、教学范围、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都存在不少问题有待改进，其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
其一、教材不统一，差异性明显。目前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法教材五花八门，但认真比较就会发现，基本没有哪两本经济法教材的编排体例是完全一致的，即便是各大高校使用较多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的经济法教材，所体现的内容也有较大差别。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法》主要由总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组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经济法》主要由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组成，这二者不仅主要组成部分不一样，即便同样名为“市场监管法”和“宏观调控法”的章节所包含的具体法律制度也不一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经济法教材所包含的内容是不一致的。因此，选择何种教材会直接影响教学中所讲授的内容，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教师根据自已的习惯和观点选择不同的教材，那么同样开设“经济法”课程的不同专业或者同一专业不同年级他们所接受的经济法教学内容就会不一致，这不利于学生对于法学课程的统一认知。
其二、教学范围与其它学科的衔接尚不明确。如前所述，经济法教材的内容繁简不一，而且很多内容会与其它课程相重复。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与商法之间的重复。大多数的经济法教材内容都会包含经济法主体，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公司法的相关内容，但公司法却又是商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会造成两门学科在讲授中可能存在的重复。但如果在经济法中避开公司法等主体法，又可能造成学生对经济法课程整体认知上的欠缺。此外，经济法中还有一部分内容例如房地产法、税收法律制度、保险法等可能与各专业设置的物权法、房地产法、金融财税法等课程讲授的内容重复。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对经济法与相近学科之间的衔接进行统一界定。
其三、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目前，大多数经济法的教学仍然是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但经济法中的经济法总论以及宏观调控法部分本就属于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果还采用传统的“单方向”课堂讲授方法，即纯粹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形式，那只会让学生愈发丧失对该门课程的兴趣，认为这门课程枯燥无味，根本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真正的学习目的。这种传统的“填鸭式”教育，让学生只能被动地接收知识，很难对这门课程产生真正的兴趣。
其四、教学内容过于偏重理论。众所周知，经济法的内容较为丰富，但通常受到学时的限制，为了确保教学内容的完整，很多内容都是只能进行理论知识的讲授，无法深入探讨这些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这就有可能导致学生对于该门课程的了解都仅止于理论层面的，对于实践中这些理论如何灵活运用，课堂上所涉及的却较少。但学习法学课程最重要意义应在于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让学生知道如何将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各类问题，因此，如果教学内容过于偏重理论，就会影响教学效果。例如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部分，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均属于实践性较强的法律，对于这些法律制度的讲授应着重于实践运用，如果仅是对它们进行理论上的讲授，没有进行实践上的启发式教学，教学效果上会有欠缺。
二、经济法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结合上述的几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尽可能统一教材，但应注意因材施教。首先，应尽可能统一经济法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就目前五花八门的经济法教材，可由授课老师们根据这几年的实践教学成果，统一选择其中一至两本较为合适的教材，以尽量确保同专业课程讲授的一致性。有学者指出，“先进性”和“适用性”是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先进性”是指教材内容要具有时代特色，能反映本学科国内外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新知识、新成果，正确阐述本学科的科学理论知识，反映其相互联系及发展规律，既要有突出的学术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适用性”指选用的教材要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的要求，取材合适，深度适宜，份量恰当，符合认知规律，富有启发性，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因此，应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教学目的以及学生的层次谨慎选择合适的教材。其次，在教材选择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不同专业的学生选择不同的教材。虽然现在很多专业都有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但这些专业的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目的是不同的，这门课程对这些学生将来就业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专业讲授经济法课程时也应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有区别地选择合适的教材。例如，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内容丰富，且较有深度同时法律性较强的教材，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可选择内容相对简单，且普法特色较突出的教材，这样有利于不同学生有针对性地使用教材。
二是教学范围应明确且有针对性。首先，对于经济法与其它课程教学范围的衔接，建议应根据专业课程设置来进行明确。如果在专业课程设置中有就经济法范围内的个别法律制度单独开课，那么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就可不包含这些法律制度，比较典型就是房地产法、金融法、财政税收法。至于经济法与其它课程在内容上可能产生的重复，可由授课教师在安排教学计划时进行良好的协商，确定这些可能重复的内容的主讲课程，但即便如此，笔者建议，非主讲的课程对相关的内容仍需进行简单介绍，以确保课程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其次，对于教学范围也应强调“因材施教”。如前所述，如今相当多的专业都有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但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经济法教学范围以及教学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除了合适的教材外，在教学中恰当的引导也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针对专业的不同特点有所侧重。例如，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应侧重于法律分析以及法律制度完整性的学习，此时，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以及对法律要点的掌握;对于管理类的学生，应侧重于经济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介绍，例如经济法主体、投资法、计划法等;对于经济类的学生，应侧重于经济法主体、市场监管法的介绍，甚至于还可考虑不拘泥于传统的经济法教学范围，增加合同法方面的介绍。总的来说，虽然课程名称都是“经济法”，但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应使用同一份教学计划和教案，应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要求，就教学范围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以提高教学质量。
三是应丰富教学内容，并根据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首先，随着教学工具的现代化和多样化，教学方法也应进行相应的变革。如今各高校基本已实现多媒体教室的配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改变传统的“黑板、板书”的教学方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课件教学，由教师将讲授内容通过课件的方式进行播放，这不仅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有趣，同时也易于学生了解和吸收。在经济法课程的讲授中，常常要引用法律条文或者案例，如果只是口述，不利于学生准确了解，如果板书，则浪费大量的时间，而利用课件，不仅可以节省时间，也可以给予学生充分的阅读和思考时间，甚至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在几个课件中进行切换，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其次，法学课程的教学，其教学内容不应仅仅限于书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因此，在经济法的教学中，除了讲授传统的理论知识外，还应运用各种方式来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运用能力都能有一定的提高，并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其一、案例教学。经济法是一门实用性比较强的课程，要让学生真正实现学有所用，可以考虑在课堂讲授中结合适量的案例，丰富教学内容。对于案例的教学，既可以采用由教师进行介绍、分析，也可以由教师选择合适的案例，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或者由学生在课后查找资料，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等方式来进行。无论是任何一种案例教学的方式，都可以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争议焦点，寻找法律依据，确定法律后果。学生的思考过程可极大地锻炼他们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分析能力，这样一来，不仅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习热情，同时也改变了“单向讲授、被动吸收”的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其二、主题辩论教学。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法学学生来说亦是十分重要的基本技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意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主题辩论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训练方式。经济法涉及的单行法较多，其所涉及的经济领域也较广，同时与当今的经济形势联系也较密切，因此可选择一些合适的主题由学生分组进行辩论或者讨论，提高学生的法律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其三、增加教学互动。 教学过程中应多多增加与学生的互动，这样不仅可以调节课堂气氛，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这种互动可以通过课堂提问，或者学生主动发问的形式来进行，新式的课堂教学应允许、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大胆表达自已的想法。
其四、定期组织学生进行新法介绍。由于经济法与经济形势联系较紧密，因此，常常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一些新的案例或者新的司法审判思路，对此应提倡学生在课后多多关注，如果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案例或者有突破性的新法，可以鼓励学生在搜集材料后，由学生在课程上进行新法或者新案例的介绍，然后由教师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学习，这种方式也能让学生及时、充分地了解最新的法学动态，有利于学生知识的更新和全面化。
;3. 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探索论文
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探索论文
摘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面向学生专业广泛，课程内容涉及面宽，与法学专业相比，教学目标具有差异。当前，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基础薄弱，对课程认识不足，教师教学方法传统、陈旧。因此，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应根据不同经济类专业学生的需求，合理设置经济法教学内容，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经济法课程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特点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与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之间存在多方面的联系，如两门课程在名称上相同，在内容上也存在一致性和共通之处，而且往往都是由法学专业的教师教授。但是，与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相比，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学生所涉专业广泛，课程内容涉及面较宽
应用型本科高校吻合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财务会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金融及电子商务等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开设该门课程的专业非常广泛。经济法课程体系本身比较庞杂，涉及到法学基础理论、民法、商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知识，虽然从理论深度上讲要求不高，但其所涉及到的内容甚至超过了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
（二）与法学专业相比教学目标具有差异性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主要是将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能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而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学生从事法学研究或法律实务工作，决定了两个专业的教学目标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首先要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法律意识，在具体的经济实务工作中增强守法、用法意识，牢固树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理念；其次，在课程内容上，要注重增加知识面的宽度，降低理论深度，将课程目标定位为使学生“懂”法“、用”法而不是“精于”法“、研究”法。
（三）要求教师具有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复合型知识体系
授课教师应在扎实法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熟悉经济、管理等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将经济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融入经济类专业学生所熟悉的经济专业知识体系内，既可以解决学生学习经济法入门难、缺乏学习兴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经济类专业培养通经济懂法律的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对课程认识不足
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时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客观层面来看，经济类专业学生欠缺法学专业的基础知识背景，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内容理解起来相当吃力，结果使部分学生逐渐失去了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从主观方面来看，有些经济类专业学生并没有把经济法当作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看待，缺乏学习热情和动力。
（二）教学内容缺乏专业针对性
不同的经济专业对经济法知识的内容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应该各有侧重。如市场营销专业，除了要重点学习市场规制法方面的'重点内容外，还需要着重介绍民事代理制度、合同法、广告法等法律制度；财务管理或会计专业，则应当着重介绍财政法、税法、会计审计法、票据法等法律制度。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学校及教师却忽视了不同经济类专业学生对经济法知识需求的差异性。
（三）传统的教学方法缺乏实效性
理论传授是传统经济法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教师往往只注重对现行法律规定的解释和阐述，只注重教材上的理论内容，不能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教师的“满堂灌”使得教学过程沉闷乏味，即使偶尔组织一些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也是教师分析为主,经济类专业学生因为缺乏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法律思维而无法参与，不能形成良性互动，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正确引导，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要使经济类专业学生在通晓经济法律的基础上，具有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中法律事务的能力，仅仅依靠课堂上教师对经济法知识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在经济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要“教”“学”并重，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教学模式，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其次，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是经济类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培养学生的自主分析思考能力和探索实践能力，最具实效的途径是案例教学法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案例素材的选择，同时考虑到经济类专业学生贫于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要对案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作一定的处理，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展开讨论，寓理论于案例之中，通过讨论让学生积极地参与进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根据专业特点恰当选取和处理教材，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在经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教材的选取直接关系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的选择，选择教材的时侯，要考虑到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同时，要根据专业特点合理构建课程教学内容。经济法课程涉及的法律、法规众多，教师必须针对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有选择、有重点地设置教学内容，关注不同专业对经济法律知识需求的差异性。授课教师要对每一章节的内容都要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不断改革和完善教学内容。这样的课程设计与专业结合紧密，能够在有限的课时里将最需要的、最实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增加教学的有效性。
（三）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不断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常用到的教学方法有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讲授教学法中，教师应善于置疑设问，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掌握知识。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在掌握学生学习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难点进行针对性的讲授，为学生系统地获取知识提供保障。教师在教学中应使用多媒体设备，将有关经济法的新知识、新信息直观地传递给学生。在经济类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要合理安排内容，科学把握每节课的课程容量，给学生留出思考和接受知识的时间。生动的案例对学生更具吸引力，可以增强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在案例教学法中，选择恰当的案例是很重要的。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案例选择，围绕专业特点尽可能选取贴近学生实际的案例，同时要对案例材料的内容和难易度作必要的处理，循序渐进地对案例展开分析和讨论，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讨论教学法由教师给予启发性的提问，以引导学生的思路为主。但是讨论法的运用除了需要提前布置学生预习之外，还需要充裕的课时，并处理好学时过少和教学进度的问题。讨论过程中，教师要注重组织和引导对问题的分析，及时总结学生讨论的核心和重点，使学生的讨论有始有终。
参考文献：
〔1〕李之琳.经管类经济法课程自主学习教学的思考与尝试〔J〕.巢湖学院学报，2013，（4）：140.
;4. 认识经济法论文2000字(2)
认识经济法论文2000字篇2
论经济法中社会中间层的地位和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中涌现出了一批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组织，这些组织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相互联系起到中介作用，它就是社会中间层，其产生得益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动，已经逐渐受到了尊重与理解。
一、社会中间层是作为经济法主体的适格性
经济法主体区别于民法主体以及行政法主体。根据角色理论，同一主体，由于受不同的法律规制，因而其角色可能会不同。中间层根据其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民法上的主体也可以分为行政法上的主体，也可以分为经济法上的主体。但根据社会中间层的双重属性可以得知其划分为民法主体或者行政法主体是有理论上的缺陷的，因此我们把社会中间层定义为经济法上的主体。
1、社会中间层的产生与经济法的兴起具有相似性
经济法是在政府失灵以及市场失灵“双重失灵”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失灵”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低效率、社会分配不公。而社会中间层也产生于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导致对于一些问题无法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其产生主要用于解决“双重失灵”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产生的背景也完全符合经济法所追求的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保障效率与公平、协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二者具有相似性。
2、两者都注重追寻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价值观念，以社会本位作为其基本立场和归宿。社会中间层作为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公正公平性。两者都注重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均具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性。
3、经济法与社会中间层都具有缓冲作用，都发挥着媒介作用
经济法是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伴随着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联系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不断完善，传统的私法以及公法对众多的主体已经无法进行调整，因此作为第三种法域的经济法即应运而生，经济法的出现更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更能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市民社会、市场与市场之间起到良好的“润滑剂”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也起到了缓冲作用。
二、社会中间层的类型化分析
1、经济管理主体
经济管理主体，主要是指依据宪法和行政法设立，由宪法和行政法明确其性质、职能、任务、隶属关系等，承担决策、协调、执行、监督等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的组织或机构。该类主体是管理性与经济性的结合，不仅其管理对象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而且其管理手段也具有强烈的经济性。当然，经济管理中不应当排除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
2、社会中间层
社会中间层是指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要团体。主要包括：行业中介性组织、特殊资格的企业以及其他中介组织，这些组织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及特定机关的授权，享有一定的经济权限，并在权限范围内进行协调与管理。
3、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指经营者、劳动者以及消费者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参加者。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最终通过他们的行为最终得以实现。
三、社会中间层的功能分析
1、分离于政府的功能
(1)公共服务功能。社会中间层主体种类繁多，提供的服务也是多种多样。就其存在的活动空间而言，他们的公共服务主要分布在经济鉴证、环境保护、权益保护、社区服务、经济中介等领域。其基本职能主要是：资产评估、消费者权益保护、社区服务、经济中介等方面。以美国加工商协会为例，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它承担着教育培训、科研、食品检验、产业规划、法律咨询、国际合作、商业保险、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大量工作，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使其受到很好地发展。
社会中间层的这些职能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职能还是有所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自发性，社会中间层会自发组织社会活动项目以保障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性组织或者社会团体。但是其保护的利益却没有政府社会保障的范围广。
(2)社会保障功能。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社会中间层提供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
2、独立于市场的功能
(1)对市场的监督功能。社会中间层可以在交易的过程中对交易相对人的资格、交易标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对交易的价格、真实性进行审查。
(2)自律功能。社会中间层是相对于政府与市场主体而言的，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它可以通过颁布内部章程来约束内部成员，此种自律性的行为不受其他任何成员的干涉。但是这种自律性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违背法律的行为是不受法律所承认的。
3、调节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特有功能
(1)沟通协调功能。社会中间层的最突出的额特性就在于其协调性。政府与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主体，一方的急剧膨胀会导致另一方的权益受损，因此需要社会中间层进行介入，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具体表现为：社会中间层主体将政府制定或出台的政策、法律传达给社会主体，使其更好地贯彻国家的政策或法律意图，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中间层主体也应当将其掌握的大量的市场信息反映给政府，使其制定出更符合市场规律与需求的经济政策。此外，社会中间层的作用还体现在调节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保护恢复功能。社会中间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保护单独个体的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恢复其被侵害的权益，社会中间层可以利用其相对有利的地位以及专业化的知识水平来组合优势资源，去帮助更多的弱势人体。
(3)预防功能。为预防市场失灵，国家需要有效的介入到市场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会阻碍市场发展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因此社会中间层必须要保障国家干预的适度性与有效性，预防过度干预带来的恶果。
(4)补充完善功能。对于国家以及市场难以进行调节的领域，社会中间层应该积极明确自身任务，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健全做出最大的贡献。
四、结语
社会中间层作为经济法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中间层作为新生力量，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我们在研究其具体内容以及运行机制的同时，也要注意在法理、学科等角度突出其重要地位，以此来获得更多的重视。我们要通过更多的途径来发挥其积极作用，减少消极作用，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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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的价值论文1
摘要： 国际经济法是法学中近几年兴起的一个分支学科，国际经济法主要研究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发展规律。国际经济法自从分支成为一个特别的学科之后，在我国的法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解决国际经济中的很多法律问题都提供了权威性的解释。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价值;法学
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协调国家间的利益以及国家对跨国经济行为及进行管理调控的法，在当前对于法律的研究中，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于法律规范上的研究以及解释，而是应该结合当前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法进行价值理论上的研究和探索。
一、国际经济法的一般价值
国际经济法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中有着多元以及多层次的价值，对于当前经济的发展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经济法虽是法律的一个分支，但是作为法律的一个部分，是绝对不会违背法律的一般价值。法的公共价值包括了公平、效率、正义、秩序，这些价值在国际经济法中都有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并且国际经济法在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者自己独特的价值，从而维持着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
(一)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价值
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价值在国家之间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就是国家具有制定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自由，这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上的具体体现。其次，在国际经济法中的规定中，国家有对于关于本国的经济活动中有进行管制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国家要在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对于贸易的顺序以及贸易的过程给予一定的管制，从而维护国际市场的秩序。然后，在国际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国家应该赋予交易者进行交易活动的自由，最后，国际经济法中的自由价值也包括在国际间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国家应该允许商人在交易的过程中能够实现跨越国境的流动的自由。
(二)国际经济法的秩序价值
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秩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维持秩序除了宗教，道德和其他的社会规范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法律。国际经济法的秩序价值就指的是在国际经济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对于私人管制以及调控进行有力的规范，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能够在较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有序进行。
(三)国际经济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上的词语，总的来说就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会出现偏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正义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标准。在国际经济法中，正义价值主要包括的是经济公平和经济正义，即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要追求利益分配的算数平均和几何平均的状态，从而达到公平，同时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能够维持强者以及弱国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交易过程中能够使得两国的利益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四)国际经济法的效率价值
在国际经济范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高效率，这样才能更快的促进国际间经济的发展，提高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济法的效率价值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法对于不同的问题需要完善的处理条款，从而确保国际间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另外在进行经济交易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关于国际经济的纠纷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促进国际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国际经济法的特殊价值
(一)国家经济法的现阶段价值———维持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现阶段过程当中，国际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就是维持国际经济新秩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国际经济法应该保障各国在贸易的过程中能够自由活动，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冲突控制出现的经济偏差，从而促进一种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国际经济法的终极价值———使得人们追求幸福生活
在经济繁荣的过程当中，始终不能放弃的就是人类的利益。人文主义将世界的.目标直接推向了人，在目前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国际间的贸易虽然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终极目标就是使得人民能够追求幸福生活。这就要求国际经济法体现的终极价值就是使得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否则国际间贸易的数字增长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维护本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总之在讨论国际经济法价值的时候，应该在法律的基础上来总结国际经济法的一般价值，然后在总结国际经济法在当前社会中的特殊价值即维持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使得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从而使得国际经济法，能够更好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服务，促进各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2]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7.
国际经济法的价值论文2
在理论法学的领域中，法的价值一直被学者所关注，在部门法学中，其仍处于初始阶段。国际法与其余部门的法律相比，在价值问题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价值需求的满足更为复杂、困难，所以国际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从本质上来讲，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其价值特殊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作为价值的主体，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导致其在拥有共同价值时形成较为困难。所以国际经济法在价值主体方面构成的价值需求是否相同，有哪些需求，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系列问题是本文对国际经济法价值探究的主要目的，也是本文的立意之所在，为日后国际经济法价值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国际经济法价值相关概念的阐述
(一)含义的阐述
通常来讲，国际经济法价值主要指的是国际经济法对于人所表现的意义。主要涵盖两部分，其一，“人关于国际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其二“国际经济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就前者来讲，因为在需求方面，没有止境，所以法的价值与现实相比，必然存在超越性，也成为人们对自身理念以及信仰的表现方法。所以法的价值在现实中与理想状况只可以无限的接近，而不能统一。如果二者统一，法也就丧失意义了。就第二部分来讲，因为价值取决于主体，所以国际经济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是最基本的任务，也是其根本意义的体现。在实际中，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分为两部分，第一，人们将特定需求进行法律化，受法律保护，第二，将法律保护的需要转向现实化。就前者来讲，需要通过立法实现，而后者需要守法、执法进行实现。总结以上两部分可知，国际经济法价值将人作为主体，并将人们的一些期望融入进去。它对国际经济法存在于社会的规律、形式等方面不在关注，而转向关注于其理想状态。以此作为参照物，对国际经济法实际的实施进行思索及评价。
(二)国际经济法价值的特点
1.独特性
就国际经济法来讲，其价值目标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在经济与国际之间立足，所以其价值目标与非经济以及国内两种法律存在差异。在国际法的领域中，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以及公法进行对比，前者对经济主权也较为侧重，而且其在发展以及合作两方面的阐释也并非后者能够媲美的。
2.价值主体具有多元性
就共同价值来讲，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历史发展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是共同价值构建的主要因素。就国际经济法价值来讲，其关系主要因为文化、地域等方面存在较大距离造成共同价值的构建非常困难。
3.价值设定具有复杂性
就价值实现而言，在法律制度中将其价值目标渗透进去是首要条件。但是因为价值主体具备多元性，所以在价值观方面也各不相同。在每个国家里，每位公民在价值目标的珍视程度方面各不相同，而且都希望设置到法律法规中，这就导致价值在设定方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4.价值认同具备自愿性
对价值体系以及特定价值进行认同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是强迫与自愿。和国内法进行对比，认同国际经济法价值以及其本身以自愿为主，存在很多任意的惯例便是主要表现。
5.价值实现具备困难性
价值实现因以上特点的存在，所以其实现非常困难，也就造成国际经济法的实际与理想状况存在很大的差距，国内法中非常少见。
(三)法的价值探究的重要性
对法的价值而言，对其重要性进行探究首先应对其自身重要性进行研究。价值追求是法律认知以及实践的重要基础及起因。其并不是单一的校正恶法，还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因素，渗透于法律的整个环境。如果缺乏法律价值，其发展一定会受到阻碍。其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余方法不能进行替换。在法学研究中，法律的现象以及价值的研究非常重要。就前者来讲，其主要功能是对人在法律中处于主导地位进行确定，其目标主要是为了更好的驾驭法律，更好的为人们服务。就后者而言，其认为主要是对法律现象进行解释，主要探究目标是如何采用法律合理的对人们进行统治。
二、国际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一)秩序
就国际经济法而言，其秩序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是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内进行对比可知，在国际中，人们更迫切的需要秩序，而确立秩序的难度却非常大。主要原因是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很好的保障各国利益以及意志，造成各国在利益的划分以及调整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也就直接造成混乱无序的局面。国内与国际相比，国内在秩序方面通常较好，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出现无序状态，以国家的强制力为意志，通过法来划分利益，并使其拥有法律化，合理化。
(二)正义
在上文中，从秩序的分析可知秩序主要是国际新秩序。主要原因是只有国际新秩序才能具备真正的正义。就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来讲，其构建的基础主要是歧视以及强权政治，所以其正义性非常欠缺。就正义而言，其属于历史范畴。著名学者恩格斯曾经说过，正义不会永远存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正义的含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而国际经济法也在不断的进行演变。就国际经济法而言，当前从强调法律外在的平等性以及统一性向其内在的奋斗性逐步发展，这一发展也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转变。
(三)主权
站在国际层面的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主要由民族与国家组成。如果国内法没有主权庇护，那么其追求的价值也很难实现，所以人们对于主权有很强的依赖性。在国际经济的范围内，经济主权是其主要体现。这就表明在其国内，各种资源与活动都拥有永久主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表现了各国在主权的平等性。在国际经济法的各项原则中，经济主权这一原则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构建国际经济的新秩序时，起到基础性作用。但是因经济的发展产生主权过时的言论。所以，对于主权应给予重新审视。
(四)安全
就安全而言，其余秩序、正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秩序的正义性较强，那么其必然属于安全秩序。就安全来讲，将其作为实质性价值。在社会的关系中，正义是安全必须融入的东西。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法律规范与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重点关注的内容是避免人们受到各种侵害。站在缓和的视角来讲，安全还与人们的困苦、偶然事件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就国际经济法而言，安全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前，国际经济法得到调整，在国际金融、贸易以及投资三方面中，安全价值都非常重要。
(五)自由
人们对自由都存在着渴望，也有很多学者对自由进行探究。通常来讲，自由的含义涵盖三方面，其一是字面，其二是哲学，其三是法学。如果想拥有自由，就必须认同客观规律。对于社会生活来讲，人们的社会生活一定要有组织，被秩序所制约。因此，人们必定受到一定的拘束，以此来换取一定的自由。所以自由只是相对而言，与限制紧密联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采用各种秩序以及机制的构建来确定自由。因此，在法的价值中，自由必定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不能过于简单，而是从社会以及个人的角度出发进行全方位的解释，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自由的价值。
(六)效率
就效率而言，其通常指的是在投入量确定的前提下能够获取的产出量。换而言之，就是通过最少的资源消耗换取相同的效果。亦或者采用相同的资源，获取最好的效果。效率与自由、秩序等特征相同，在法律价值的目标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就社会来讲，如果其各方面较为优秀，那么其不仅在秩序、公正以及自由等方面较好，而且还存在较高的效率。如社会较为完善，那么如果其一定要拥有高效率。
(七)其余价值目标
在本章节中，国际法价值除去以上六方面价值目标之外，还涵盖其余价值目标，例如人权、合作，发展、理性、人权等方面。
三、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实现
就法的价值而言，其目标将人们对法期望的形态展现出来。他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概括以及后人的精炼而形成。对于法的价值来讲，其实现主要表现人类期望的现实化。但是因为其目标存在超越性，所以其价值实现只能无限接近。国际经济法与其余部分法相比，在价值实现方面相同，与法律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通过法律监督以及人们自觉遵守才能将法的价值体现出来。因此，法在自身实现以及价值实现方面相同。
(一)实现条件
对于价值而言，人们对其渴望程度与其实现的难度几乎成正比例。法对秩序追求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往往缺乏秩序。同样，法对于自由以及平等追求也是因为人们没有获得理想的自由，没有得到理想的平等。人们无法实现理想价值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阻碍因素造成的。消除阻碍因素需要三方面条件。其一，对于法律制度来讲，其应该拥有良好的设置。任何国际经济法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因为价值存在争议。如果立法较为成功并得到完善，那么国际经济法在价值表现方面获得统一。其二，需要彻底的实施法律制度。国际经济法因保障机制的欠缺导致其价值实现主要有国家的政府以及自愿来完成。而其实施主要是通过每个国家制定特定的规则来实施。其三，国际经济法的价值获得认同。就国际社会来讲，如果人们对国际经济法在价值方面的认同逐步提升，那么其价值定会实现。
(二)国际经济法价值的矛盾及解决
就价值主体来讲，其具备多元性以及复杂性，这就是国际经济法在价值的实现方面较为困难的主要原因。因为价值主体实质特性即为人们因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站在“应然”的视角分析，法的价值在体系方面较为和谐。换而言之，法的制定要遵守完善的规则，各种价值的目标也都融入进去。保证各种价值目标最大限度的实现而彼此之间不会产生冲突。那么冲突只能来源于人们对法的价值准则、价值目标、各种目标的认识程度。在法的价值探究范畴中，对价值准则产生的冲突研究极其重要。只有对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价值冲突进行研究，才可以寻找冲突产生的根源以及具体的解决措施。这对价值目标的实现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在国际经济法中，产生的冲突主要有四方面。
1.正义和秩序。在国际经济法中，对正义秩序的追求较高，但是在实际中，正义和秩序却在很多时候背离。因此，只有国家得到不断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制定新规则时，融入自身利益以及意志，进而获取新秩序。
2.秩序和自由。首先在秩序范围内，自由属于个性发挥，但并不是任意发挥。其次，在人们实现自由价值与其余价值时存在冲突。所以，秩序与自由在国际经济法范畴内产生冲突的根源是自由和秩序的不合理性产生的。
3.效率和公平。为了实现公平而牺牲效率，但是因效率的牺牲又造成公平的丧失，这就产生了冲突。为解决两者间的冲突，著名学者奥肯提出因社会领域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解决措施。此种区分解决的措施对二者冲突的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合作与主权。如果合作双方以独立及主权为基础进行合作，那么主权与合作将不会产生冲突。如果因为强权的威胁而进行合作，那么主权与合作之间极易产生冲突。所以，只有各国共同努力，制定新规则方能解决两者冲突。
四、结语
在本文中，通过相关概念的阐述、国际经济法价值、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实现对国际经济法价值进行深入的探究。就法而言，应该是公平、善良的，与价值理想相符合。但是在实际中，因为邪恶的存在，造成其与价值目标相悖。就本文的研究意义而言，因为国际经济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并不是解决经济交往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促进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使其拥有一个较好的发展方向，从而构建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6. 写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关于经济法的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独资企业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现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出台之后，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 次会议又通过了个人独资企业法，这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三大基本企业形态均已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框架初具规模。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定位独资企业即一个人单独投资设立的企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独资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美国、加拿大并无专门的独资企业法，对独资企业的法律范散见于宪法以及税收、专卖、合同和破产等方面的法律中[1]，独资企业这个术语甚至在德国是闻所未闻的[2]，他们对独资企业是根据民法和商事法律来调整的。因为他们认为个体完全控制着企业，没有企业内部的其它组成成分的利益可以考虑，这种类型的商事企业并不使个人免于任何责任，这样，没有必要单独立法以调整独资企业的组织和运营[3].我国是从企业形态的角度来构筑市场主体法律框架的，有法可依的法制要求使与公司、合伙企业并存的独资企业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合作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组织包括由国有和合作制主体控制的各种经济组织，是根据经济法的主体制度成立的，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则多是依民法和行政法设立的[4]. 这种将非公有制企业主体与公有制企业主体人为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因为市场经济不分公、私，各种主体一律平等。我国关于市场主体的立法体制已经逐步摒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立法模式，公司、合伙、独资企业主体法律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关于独资企业的法律定位，因对“独资”的理解不同而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1）“一个投资主体”说。 认为凡一人或一个投资主体开办的企业，均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独资企业，换言之，可将中国现有的非公司形态的国有独资企业、集体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独资企业及有门点的个体工商户（俗称座商）均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5].此观点为广义说。（2）“一个自然人投资”说。认为独资企业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投资，企业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的企业，分为私营独资企业和全部资本由一个外国人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6]. 这可称为狭义说。（3）“限定的单个自然人投资”说。 仅把独资企业限定在单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范围内，而将无固定场所的临时摊贩或沿街叫卖者及无相应从业人员的家庭手工业者排除在外[7]. 此为在狭义基础上的限定说。上述第一种观点，以投资形式为界定标准，主张所有独资设立的企业都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理论上正确，也比较理想。但我国的国有独资企业、集体所有制独资企业比较复杂，如此立法与现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等难以协调，为此，有人认为应有一个过渡期，主张先对自然人单独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规范，将私营独资企业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外国自然人单独投资在中国设立的企业作为调整范围[7 ]（p35）。而刚颁布的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显然采取了严格的“限定”说。该法较草案增加了“个人”的限制词并在法律定义中将其明确为自然人，把法人排除在独资企业之外；其附则规定“外商独资企业不适用本法”，又将外国人予以排除。因此，个人独资企业法对独资企业是有相当限制的。根据该法第2条定义规定，“个人独资企业， 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定位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独资”指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投资的“自然人”仅指中国人，不包括外商。如果外国自然人单独投资在我国设立企业，应当适用外资企业法，属于外商独资企业。那么香港、澳门、台湾的单个自然人可否成为我国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呢？笔者认为不可。我国实行一国两制，依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85条的规定，这些地区的个人以及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在大陆设立全部资本为其所有的企业，要参照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办理。在审判实践中，涉港、澳、台案件也都是参照涉外案件的有关规定审理的。因此，港、澳、台同胞在我国境内设立个人独资企业也不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而是参照有关外商独资企业的规定办理。第二，投资以及企业所得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即企业的主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个人所有制企业，投资人的投资以及企业所得收益均归个人所有，投资人享有企业财产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同时，投资人也是企业的负责人和代表人，享有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当然，他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其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与委托人或聘用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委托的具体内容和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因授权不明造成善意第三人利益损害时，应承担民事责任，受托人明知授权不明而实施所委托行为的，负连带责任。投资人对受托人或聘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组织，投资人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个人独资企业不是法人，它的民事权利与义务由投资人即企业的主人享有和承担，并且投资人还要以自己的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虽然个人独资企业与一人公司相似，但一人公司为企业法人，公司以企业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出资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我国法律没有一人公司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个人独资企业资本再多、人员再众、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成为公司。由于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避免了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从而也省却了法院在案件审理时运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麻烦。第四，该企业是设立在中国境内的一个市场经营实体，不包括个体摊贩和无必要从业人员的个体工商户。所谓“在中国境内设立”，是指在我国的国境和边境内设立，排除了国境线外的外国和与港、澳、台划定边界的港、澳、台一方。所谓“经营实体”，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组织，含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必要的从业人员。这些条件的要求，将个人独资企业与公民经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区别开来。对于那些资金雄厚，颇具规模，已经摆脱了摆摊设点、流动销售经营方式的个体工商户，如果符合个人独资企业条件的，应当允许他们转为个人独资企业。至于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为私营企业”的规定， 没有科学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雇工人数不能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衡量标准，但“必要的从业人员”尚需有关机关作出解释，以使司法实践有可操作的圭臬。二、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的民事责任（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民事责任个人独资企业因其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和业主对企业控制的单独性，决定了法律将业主人格与其独资企业人格视为一体[6]（p283）， 但个人独资企业与其业主毕竟不能等同。作为出资人，他投入独资企业的财产是有定数的，按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在他设立独资企业时就申报和明确了出资额，并可作为独资企业的注册资金。其投资可以是他的全部财产，也可以是他个人全部财产的部分；其独资企业的收益也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收益。因此业主的人格与独资企业的人格只能“视为”一体，而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而对于个人独资企业来讲，其财产是相对固定的，与业主的个人财产有区别，即投资人的出资和独资企业的收益为独资企业的财产。因而，当个人独资企业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时，要以其企业的全部财产予以清偿，不足清偿时，由出资人以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实际上，个人独资企业本身是非法人组织，它没有自己的财产，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就是投资人（业主）的财产，与其说独资企业承担民事责任，不如说投资人（业主）承担民事责任确切，说独资企业承担责任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对此观点，笔者在以下的叙述中不再重复。个人独资企业解散时，其财产用于清偿企业债务，清偿顺序如下：（1）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2）所欠税款；（3 ）其他债务。前一顺序没有清偿的，后一顺序不得清偿；同一顺序的，按照比例清偿；不足清偿的，由投资人以其他个人财产清偿。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4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承担。（二）投资人的“无限责任”投资人对独资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是独资企业的显著特点，也是各国立法的通例。其无限责任，是指当独资企业财产不足清偿企业债务时，投资人以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直至全部清偿，若不能全部清偿则个人亦破产。我国目前不实行个人破产制度，若个人财产仍不足清偿，以后也无能力清偿的，则成为无法执行的“死债”，往往被免除清偿责任。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若是家庭经营的，要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而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8条的规定不同，要“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才“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有了时间上和形式上的限定。在时间上，限定于申请设立企业登记时，而不是其后实践意义上的家庭经营。在形式上，限定于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财产出资，明确的方式通常在独资企业设立申请书中载明，或者在有关的证明文件中注明。如果不能提供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确切证明的，司法机关在处理纠纷时不能用其家庭共有财产清偿个人独资企业债务。就是说，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要注意范围，不能不加限制地把其家庭共有财产用来承担个人的无限责任。投资人对企业债务的无限责任，还体现在企业的解散和清算中。个人独资企业法第30条规定，清算期间，在未按法定顺序清偿债务前，“投资人不得转移、隐匿财产。”第42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在清算前或清算期间隐匿或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依法追回其财产，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在企业解散后，投资人仍在一定条件下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该法第28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 该责任消灭。”这里的“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 该责任消灭”应为债权人行使权利的除斥期间，用“责任消灭”的措辞似有不妥。在投资人的财产性法律责任中，还有一个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冲突协调问题。投资人的财产是有限的，如果既有民事赔偿责任，又有罚款、罚金或没收财产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如何处理？个人独资企业法第43条规定：“投资人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就确立了投资人财产性法律责任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投资人的财产足以承担各项法律责任时，分别承担；不足承担各项法律责任时，民事赔偿责任优先承担。如果不同的司法机关分别对投资人作出财产性法律责任的裁决，也要按此原则处理，即使先作出行政、刑事裁决的，也不能置民事债权人利益于不顾，其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机关可依据该条规定与其他司法机关协调，先行用投资人的个人财产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受委托或被聘用管理企业事务人员的民事责任个人独资企业一般比个体工商户规模大，有些还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为生产经营的需要，投资人往往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 “受委托或者被聘用的人员应当履行诚信、勤勉义务，按照与投资人签订的合同负责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该法第2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企业财产；（三）挪用企业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四）擅自将企业资金以个人名义或者以他人名义开立账户储存；（五）擅自以企业财产提供担保；（六）未经投资人同意，从事与本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七）未经投资人同意，同本企业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八）未经投资人同意，擅自将企业商标或者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给他人使用；（九）泄露本企业的商业秘密；（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那么，受委托或被聘用管理企业事务的人员如果违反合同义务，从事了法律禁止的行为，给投资人及个人独资企业造成损害，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呢？个人独资企业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作了两条规定。第一，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责任。该法第38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时违反双方订立的合同，给投资人造成损害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的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但该违约责任的承担是有条件的：一是违反与投资人订立的管理企业事务的合同；二是管理企业事务的行为；三是给投资人造成损害。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否则，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不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第二，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侵犯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任。在企业事务管理中，可能发生受托人及被聘用人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侵占企业的财产或利益，为此，该法第46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违反本法第20条规定，侵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的民事责任方式，一是退还，二是赔偿。当该企业财产或利益仍存在的，用责令退还的责任方式；但该财产或利益不复存在的，用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如果退还了财产还有其他损失的，则可与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并用。另外，该法第40条“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没有像第43条那样规定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冲突协调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套用第43条的规定。因为投资人的民事责任一般是对企业外部而言的，法律要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债权优先受偿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价值取向也已适应世界潮流，由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该条是一个体现。而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与投资人是企业内部关系，受托人或被聘用人利用企业事务管理之便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投资人负有失察责任，由投资人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是应当的，有利于企业的科学管理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投资人无权因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而招致的财产性刑事责任向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追偿损失，即使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应不予支持。
7. 经济法课程论文-试论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与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异同-2500字就可以，交老师的
一、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一）黄越钦教授关于劳动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分析
已故黄越钦教授系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他对推动台湾地区劳工法、社会法进步发挥了继上世纪史尚宽教授之后承上启下的作用。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学生，先行教育，之后任大法官。黄教授留学于奥地利，对于奥地利、德国法制有着精深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社会法大有发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动之下，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学习、研究劳动法和社会法，后两位在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及立法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学界公认。黄越钦教授专门研究劳动法，对于社会法亦有相当研究。其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劳动法新论》对于推动大陆地区劳动法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越钦教授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社会法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社会保险法。其中观点如下：
1．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并存关系。所列事例为劳工保险中职业灾害保险医疗给付与全民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与资遣费的给付都呈现并存状态。
2．社会法取代劳动法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取代关系指，原属劳动法范围之内容，由社会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将劳资冲突中的重要内容改以保险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会法优先于劳动法的关系。职业灾害保险责任优先于雇主责任。
4．劳动法与社会法的互补关系。他认为：“不论失业或退休，均对劳动者之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为维持劳动者之基本生活水准，遂有令雇主支付资遣费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无资力，并非所有劳动者均能受惠，而开办失业保险以补其不足。”[3]
5．劳动法与社会法的竞合关系。劳保职灾医疗给付与健保医疗给付，可选择适用。
6.劳动法向社会法的过渡关系。退休金、劳保老年给付、人民年金将逐步过渡。[4]
黄越钦教授所指社会法系德国法中的社会法，一般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补偿制度，台湾地区袭用德国法概念，与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实上，社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关系上。
（二）中国大陆的实践
1．实在法体现。中国大陆地区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法亦仅仅是名词而已。但是，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使消失多年的劳动法概念逐渐成为实在法。自上世纪80年代后众多劳动法规的颁布到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中国劳动法逐渐增多和成熟。1986年颁布实施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四章“在职和待业期间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养老期间的待遇”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保险概念和制度建构思路。该行政法规中已经使用了“社会保险专门机构”概念。《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应当是劳动力市场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国劳动法制恢复的起点。劳动合同是雇佣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几乎同时起步，中国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劳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险法律规范杂揉在一体中，更准确地说，当时的社会保险实质上是针对劳工保险。1994年7月5日，《劳动法》颁布，该法第十章“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的种类、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劳动法》中规定社会保险专章。笔者推测，当初人们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并不清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出发点。
本世纪以来，“社会保障”概念逐渐成型，之前的“劳动法”渐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越来越多的实在法颁布后已经开始逐步分离，尤其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使得过去将“社会保险”规范认定为劳动法律规范的认识逐渐得到矫正，更多的人感知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与区别。
2．学界状态。在我国，社会保障概念至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偶有提及，但大学课堂上尚无“社会保障法”课程。而讲授劳动法的教师大部分也将“社会保险”作为劳动法课程的内容。劳动法学领域研究，不仅落后于雇佣劳动实践，亦落后于立法展开，当初讲授劳动法课程时将社会保险作为内容几乎没有异议。
2006年之后，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主要以高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师资为班底，已经出现了侧重，即有的老师相对专注于劳动法，有的老师则专注于社会保障法。但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者队伍并未分野。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界，该领域的学者队伍已经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目前，大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不过，系统性地阐释两类不同法律规范异同的研究成果几乎未见。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异同点与未来趋势
1.一般来讲，先有劳动法，后有社会保险法。从时间节点上看，劳动法应当是历史两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会保险法历史不过百余年。劳动法的产生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需要和结果，或者说，劳动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劳资之间进行平衡，因劳资关系之强弱变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劳动法调整。社会保险法的产生是在劳资关系调整遇到僵局之后的结果，劳资关系的调整在劳资关系不能维系或劳资关系中断后陷入了僵局。例如劳动者年老、疾病、职业伤害、生育等情况下劳资关系终止后，劳动法已经难以“再”发挥作用。换言之，当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者的时候，当事人已经不成其为劳动法上的当事人。这些退出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护。
2．劳动法的给付为私法上的给付，而社会保险法为公法上的给付。在不少学者的认知中，劳动法属于私法，或者说是私法的特别法，这种认知是从给付的当事人角度的判断，即雇主对于雇员的工资给付，属于私法上的给付。不过，我们认为劳动法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私法，它仅从给付角度具备上述性质，大量的劳动基准，尤其是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大部分属于公法规范。社会保险法的给付全部为公法上的给付，保险人为公法上的主体，保险给付对象—被保险人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盖劳工阶层，之后覆盖其他社会群体。
3.皆属于社会政策导向的产物，皆针对劳工问题，皆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劳动法与社会法为20世纪以来所成长的两大法域，其发达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刻画出意识形态对法制的深远影响。”[5]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常常被称作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雇佣劳动，形成于劳资对立统一的展开，并成为社会问题中心点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新课题，也是近两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生产动力之后，劳动者原来是生产工具的主人，现在变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钱的资本家可以买工具建工厂大量生产坐在家里发财，无钱的劳动者只好受雇于开工厂的资本家每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活，从此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对立，利益难以协调，问题日益严重。此一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扩展，由英国扩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于亚非拉丁美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6]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永恒不变的话题，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演绎着社会存在与法律建构的整体，即劳动关系的生成与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而这一进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导向，如同其他法律门类必然存在相应的政策一样，劳工政策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动立法亦是重要的社会立法之一。社会保险法产生之初即以保劳工之险为使命，至今，社会保险中相当部分仍以职业人群为保险对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劳工政策的动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动向。可以这样讲，社会保险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主义特征突出、整体或团体主义色彩鲜明；而社会保险法制建构不够齐整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主义特征突出，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色彩鲜明。该法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动向。
4．两类法律的未来。劳动法产生两百多年来，人类在该领域的耕耘与拓展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劳动契约制度，劳动基准，例如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卫生、团体协议与团体交涉，乃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一些人类争取的目标早已实现，例如缩短工作时间与降低劳动强度皆已成为事实，在欧美国家，劳动法已经转战于“体面劳动”。所以，学界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判断。可以这样讲，劳动法领域的问题越来越“传统”，新出现的问题或非常态性问题则成为学界的热点，成为法制的关切。例如，近年来以劳动派遣为代表的非典型雇佣成为劳动法研究的新宠。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的推展，人类劳动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当然，劳动法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领”成为工厂法时代的劳工，不待时日，教科文卫体人员将逐渐成为“劳工”。毫无疑问，未来的法律属于社会法，社会保险法制是其中典型，换言之，未来社会，劳动人群的缩减，社会闲杂的增长；生产性人员的缩减，服务与娱乐性人员的增长将是发展趋势，可能他（她）不创造财富，但是，他（她）创造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吃闲饭”者的增长将是长期趋势，而创造“吃闲饭”的法律制度中，社会保险法制即是其一。曾经，老年年金保险法制专为职业人群而设，没有工作便没有年金，没有工作便没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职业人群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拓展了国民年金制度，即没有工作的人同样可以参加老年年金保险，这些人当达到相应的法定要件之后一样可以申领类似“退休金”性的养老金。
社会保险法制产生仅百余年时间，加上各国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该领域的起点和状态亦相差悬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当然处于初级阶段，更准确地说，该领域法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未来肯定是发展的未来。
二、社会保险法与其他门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险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一般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架构和国家安全事务。人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差异有所侧重，在封建压迫的年代，追求自由与解放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动力，自由权、平等权自然而然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发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机会平等大致实现，亦即平等权、自由权得到保障的情形后，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扭曲而产生出弱势族群时，因其国民身份而产生的生存权利成为宪法关注的热点。我国学界已经开始探讨社会权利，开始使用“社会保险权”概念。[7]但是，这样的抽象权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权利并未有共同的认知。德国社会法的法制建构堪为楷模，其宪法确立了“社会法治国”原则，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德国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学说文献向来否定人民依据宪法享有向国家请求给付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法即明确放弃魏玛宪法具体罗列社会权的规范方式，而以‘社会法治国’（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规范，学者均认为其所表彰的社会国原则属于‘国家目标设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体落实完全交由立法者因应社会条件的变迁以及新兴社会问题的兴起随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会政策的弹性调整空间”[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国这样社会法治国原则得以确立的国家，社会保险权亦不可直接成为向国家和社会申请给付的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所生的各类给付请求权须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所创制的具体法律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尽管不承认社会基本权的存在，但德国宪法所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的推行，对于德国社会法的完善，尤其是社会法的实施形成了强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从上述我国《宪法》规定来分析，“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亦如德国“社会法治国”原则或理念一样，该权利不可能成为具体、积极的请求权利，《宪法》所规定的上述权利须结合《宪法》第45条后款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军人抚恤残疾人劳动与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构，推演而成具体法律制度中的具体权利和积极权利。“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开启与构建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宪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的关系，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没有宪法便没有社会保险法，没有宪法的规定便无从展开社会保险制度创制。随着我国宪法的实施呼声日高，宪法渐人人心，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发展红利，人们不可能忘却《宪法》第45条。当然，从近10年来我国城乡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动实践，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性”规定一样会丰富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内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终将成为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法上的权利至为复杂，因其所处的不同保险种类而产生不同的权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险制度中，凡是达到法定要件的当事人即可请领老年年金，换言之，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渐生成法律制度之后，尤其是宪法保障此等制度运行之后，当事人即可主张退休金请求权（退休人员）。利益的存在在于权利的维护，而权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创制权利为前提。尽管现阶段我国《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权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幻”，并且，我国宪法解释在宪法的实施环节上存在相当短板，但是，必须相信，没有宪法所确立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将无从展开。况且，我国本就是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基因的国度，如果不依赖宪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固本，那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法治化则有可能反复；不依赖宪法所确立制度的源流，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属于“改革”中的制度，永远停留在政策的层面。因此，宪法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就是企图将既有宪法自由权的‘给付权’功能扩大，或是将与社会安全相关的条款纳人基本权利规范之中，而使其能够具有‘受益权’的功能。如此一来，人民不仅在社会基本权遭受侵害时得以提起救济，甚至在政府怠于立法或行政作为时，也可据以要求公权力采取一定的积极作为”[9]。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逐步推进，随着人民生活期待值和获得感逐渐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以及宪法权利将更加明晰。
（二）社会保险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具有社会行政法属性，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社会保险法亦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实施体系，近年来，学界存在“统一公法”的探讨，[10]但这种“统一”的方法、路径尚不清晰。笔者认为，医学分科越分越细说明医疗事业在进步，如停留在中医或西医的简单分类，医生为万能医生时，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学如同医学，分门别类越细，立法才能越科学，法律实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会保险法尽管属于社会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属性，而法律制度则与行政法有相当不同。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分门，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分门的经验，社会保险法归入社会法序列。社会保险法的行政法属性旨在与私法分开。“德国联邦社会法院前任院长Georg Wannagat将社会保险定义为：‘由国家依据自治行政原则所组织的公法上的强制保险，保护劳动大众在遭遇因工作能力丧失、失业及死亡时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一定义明确地描述社会保险的特性，并且划分其与一般私法保险的异同。”[11]一个国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须依据自身条件而展开，换言之，社会保险存在不同险种与项目，哪些能够展开，哪些应该展开，须依据法律规定。“德国联邦社会法典第一篇第四条赋予社会法确立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失业保险、意外灾害保险及退休金保险的责任，并藉由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维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并提供在疾病、怀孕、丧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经济保障。”[12]德国社会法不仅编纂了社会法典，而且创制了社会法院体系，以保障人民相关权利的实现。当然，在德国，亦有学者对于社会法院、税法法院等专业行政法院的负面学说，但是，社会法院的存在便是社会法不同于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证，而德国法院体制中，行政法院则是完整体系的司法体制，亦说明了社会法与行政法的差异。
依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开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五个种类的社会保险项目，这些保险项目的开办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范围。社会保险法之所以为行政给付法，关键在于其保险人的特殊性上，“国家于社会保险中与依据社会法而产生的作为义务，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组织予以实现，例如：社会保险人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第四篇（社会保险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为具有公法上义务的公法人”[13]。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属于归类性、定义性的名称，并非人格性名称，未来社会保险法制完善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直接称呼为“某省某市社会保险局”或“某省某市医疗保险局”，并且，该机构将独立起草完整的组织法，负有相应的法律职责，承担相应的权能。而且，现今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皆定性为“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授权组织或法律授权的专业行政组织。以笔者观点，该机构应当为专业性、独立性、服务性行政组织，而不应是什么事业单位。从现实法律实践看，目前唯一展开的社会保险司法实践，就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工作在地方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认定机构）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一体两面，两者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于此，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工伤认定诉讼案件亦列入行政诉讼案件。
从工伤保险司法展开的实践看，“统一公法学”思维并非有效，甚至出现了“业余”现象。毕竟行政事务包罗万象，而行政行为当然亦分一般行政行为与专业行政行为。对部分专业行政行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国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其实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就是因应知识产权的专业性。从德国社会法院建构经验看，我国庞杂的社会事务，几乎大部分业务将其托付于各级信访部门，这不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各类请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请求权，单单一项社会保险法制，列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如果皆能畅通诉讼渠道，目前的行政诉讼即将瘫痪。[14]于此，专业性的社会行政法庭建构和专业性的法官将因应此等社会难题，亦是我国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保险法领域不再“业余”，社会治理不再脱离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行政法，但是社会保险法绝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当与不当来判解此等社会难题，只能说中国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调整方法与一般行政法调整方法无异，皆为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是否证实了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门类中一个分支？我们认为，法律的调整方法肯定有趋同或竞合可能，但由此判断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的构成显然过于简单。如果说德国社会法院法所形成的社会法领域的独特司法体制乃是因应事物规律的模板，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程序设计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该领域专业的专门程序前置。我国台湾地区就劳工保险争议专门颁布“劳工保险争议事项审议办法”，并设置争议审议委员会。日本处理社会保险争议时，专门设置社会保险审查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制度，[15]专业性地处理社会保险争议。从我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实践看，法院目前展开的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以工伤保险争议为例，几乎全部集中于工伤认定诉讼上，保险缴费争议、保险给付争议尚未达至诉讼。因此，社会保险法系行政给付法，具有行政法属性，但其法律门类划分上属于社会法或社会保障法。
（三）社会保险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
不同的法律门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称私法，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或“个体”利益，相对而言，法律价值偏斜于自由与个体权利的维护。“私法”的理解大概是从个体权利保护视角的一种法律价值观。不过，法律制度从来不是属于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总体上都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即使是民法，一样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会公平公正一样需要考量，毕竟公平是两端的，没有绝对的“私法”存在。“民法传统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对于组织团体、社会等任何集体及其利益均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强调人人生来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观经济领域内有很大的激励、动员作用，能够调动个人暨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保护社会个体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运行的全过程而言，个人权利本位却有着相当的局限性。”[16]社会保险法系通过引进保险技术、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成员生存权利的法律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济贫”的因素，客观上存在不生病的人为生病的人“埋单”的事实，自然存在着所谓的社会本位倾向，存在着以整体利益偏斜的法律价值。因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体利益和整体秩序的要素大于私法。曾经一度存在着私法向社会法过渡的提法，亦曾有夸大社会法功能，认定民法属于“传统”法律的观念，但是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应当说，民法所确立的是物权、债权、人身权、亲属权、人格权等一系列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该法律制度过去是主干法律制度，今后亦是主干法律制度。而社会法所确立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类发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该类法律制度19世纪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纪逐渐发展，未来肯定属于大有作为的法律制度，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越来越发达，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闲人”将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进程中，社会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之间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旧与替代之说，他们都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隔绝的法律门类，止痛药不仅能够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体制度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身份证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达成一致，我国即将实施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亲属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继承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实施乃是基础性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遗属津贴中的遗属范围、养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关请求权，[17]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另，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相关义务的履行，其中，当事人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乃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个人信息采集过程中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护隐私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体中的问题。当然，社会保险法制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权保护才能切实到位，社会才会安定，人们才能追求“恒产”，如果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弱势族群整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权利，尤其是基础性的物权是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
社会保险法与属于商法门类的商业保险法除去法律技术上的趋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补，都属于“补救”类型的法律。社会保险法与商法上的商事登记制度密切联系，一个没有良好商事登记的国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运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法上出现了“非法用工单位”，该类雇主是无法参保，而且是逃避参保的，从商法视角，所谓的“非法用工单位”亦是非法经营单位，也是不经商事登记的单位。换言之，没有商事登记，便没有社会保险登记。此外，公司是现代型经营主体，它的许多制度，例如财务制度、工资制度都与社会保险制度密不可分，没有公司财务便没有社会保险财务。任何法律门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都与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8. 经济法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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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的论文范文篇1
论信用卡被盗冒用的民事法律责任
一、国外相关规定与我国信用卡冒用民事责任的立法及实践
(一)国外相关立法
1.美国的相关规定
在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注重保护持卡人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成为银行卡方面的国际规则。在美国，有关信用卡冒用风险责任承担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诚实信贷法》这两部法案中。《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发卡人应该采取措施识别信用卡的使用人是经过授权的，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随后的《诚实信贷法》进一步规定消费者或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信用卡消费最多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包括信用卡被偷、被盗、被伪造)。总的看来，这两部法案的相关规定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来承担，而严格限制了持卡人或消费者承担风险的情形，体现了对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
(1)“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归属”的规定。
“未经授权划拨”(把所有英文符号改成中文)的定义是：美国《诚实信贷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偷窃或捡拾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称作“未经授权划拨”.所谓未经授权的划拨是指由信用卡持卡人(消费者)以外的未获发动实际授权的人所发动的，从该消费者账户划出资金而该消费者并未从该划拨受益的电子资金划拨。
美国法律规定，消费者对用丢失的或被窃的信用卡发动的交易，包括消费者自己被迫进行的划拨，是未经授权的划拨，适用对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
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电子资金划拨法》与E条例及其官方人员注释规定，只要持卡人以合理的方式向机构发出了通知，其责任将受到限制。并将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划拨的承担的责任分为三个等级：五十美元，五百美元和无限责任。
未经授权划拨责任限制原则的起源：该法所确立的持卡人责任限制之原则，起源于1976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诉莫拉克案。在此案中，法院根据联邦法、州法律和判例，判决被告对这五百美元未经授权的支出只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
未经划拨责任原则的适用：美国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和E条例还规定：“无论持卡人存在多么明显的疏忽都不影响对其适用责任限制”.在 Russenvs First American Bank-Michigan一案中，法院就持这一观点。该案中，消费者疏忽地将他的ATM卡个人密码写在与卡放在一起的纸上，并将卡与密码交给他女儿，后来他女儿丢失了两者，并因此造成了未经授权划拨的损失。美国法院判决认为：这种疏忽对消费者是否应对卡与密码的发现者启动的而未经授权的划拨承担责任，是无关紧要的，消费者不承担因此疏忽造成的损失。
尽管这种规定容易引发持卡人的道德风险，持卡人可能会谎称某项交易未经其授权而从中牟取不当利益。但是美国的法律作出这种规定的基础是相信绝大多数的持卡人是诚实的，当然这种信任有着庞大的征信体制作为基础。法律同时认为发卡银行在发行信用卡之前就应该意识到信用卡的风险，并且有义务在发卡之前对申请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调查，信用卡应该发给讲信用的人。况且，刑法上关于信用卡欺诈的罪名也能有效的克服这种道德风险的发生。
(2)“举证责任”的规定
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诚实信贷法》则规定发卡机构若要求持卡人承担至多五十美元的责任，还存在进一步的证明义务，即必须证明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它要件，具体有：持卡人已经接受了信用卡;发卡人就潜在责任向持卡人发出过说明通知;发卡人向持卡人提供了在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时向发卡人发通知方法的说明;未经授权使用发生在持卡人己经将丢失、被窃或其它事件通知信用卡发行者以前;信用卡发行者已经提供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一张信用卡的使用者是未经授权的。
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使得处于弱势的持卡人避免了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冒用风险的情形，而对于拥有强大技术支持和先进设备的发卡机构来说，这也没有加重其负担反倒有助于其积极采取措施维护持卡人用卡的安全。
(3)“消费者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
美国的发卡机构一般与持卡人约定，在下述情况下，持卡人即使在挂失后仍应承担风险责任：第三人冒用为持卡人允许或故意将信用卡交其使用者;持卡人故意将使用自动化设备预借现金办法或进行其它交易之交易密码或其他辨识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持卡人与第三人或特约商店伪造虚构不实交易行为或共谋欺诈者等。上述例外条款的规定，不可谓不周全，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强调了持卡人在保管和使用信用卡时的审慎义务。
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1)英国的有关规定。英国同行业公会制定的，要求银行会员共同遵守的《银行营运规则》规定，除非发卡银行证明持卡人存在欺诈或者没有合理谨慎使用各种银行卡，则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后，对于持卡人挂失之前的损失，持卡人承担责任最多为五十英磅。
(2)韩国的有关规定。韩国《与信专门金融业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发卡机构应当自接到持卡人挂失请时起给持卡人带来的所有损失负责。
(3)澳大利亚的有关规定。澳大利亚《电子资金划拨指导法》对未经授权划拨消费者的责任也作了规定：在账户持有人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对未授权划拨只承担一百五十元或账户中的余额或账户机构被通知接入方法发生滥用、遗失或被窃，或是作为接入方法组成部分的密码的安全性受到破坏时己发生的实际损失。
(二)我国信用卡被盗冒用的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调整信用卡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民商法部门中的《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同法》、《担保法》中的少数条款;经济法部门中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一些相关规定。而专业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及实践操作的只有部门规章，主要包括：1999年03月01日起施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2005年10月26日由央行发布实施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以及央行于2001年07月09日发布实施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于2006年01月26日公布并于03月0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中都仅有少数条文对于信用卡的冒用责任做出了规定。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也没有行政法规，只有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冒用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向持卡人提供银行卡挂失服务，应当设立二十四小时挂失服务电话，提供电话和书面两种方式，书面挂失为正式挂失方式。并在章程或有关协议中明确发卡银行和与持卡人之间的挂失责任”,按照这条规定，当持卡人丢失信用卡后，发卡银行的“义务”是向持卡人提供挂失服务。但是，就在这个关于发卡银行的“义务”的条款中，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了发卡银行可以在章程或者协议中，自行制定信用卡冒用责任条款的权利。因此，目前关于信用卡冒用及挂失的法律责任，主要来源于我国各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三)我国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工商银行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电子银行章程》规定，信用卡正式挂失前的损失由客户自理。其在银行业首次提出，因客户未尽到风险防范义务而导致的损失，银行将不承担责任。
中国银行规定，信用卡必须通过电话挂失方能即时生效。中国银行的中银信用卡、中银都市卡、中银VISA奥运信用卡实行挂失零风险措施。信用卡遭遇丢失或被盗后，只需致电二十四小时客户服务热线，办妥挂失后即无需承担挂失后的风险。
广发银行去年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创的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计划，这项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未能及时发现信用卡遗失而造成的损失，更全面地保护了信用卡持卡人的利益和用卡安全，但是这项保障措施不包括ATM机、网上支付等须使用密码的交易。
招商银行于2006年4月推出“失卡万全保障”功能，比广发行仅晚了一个月，即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盗用损失，将由银行承担。其中，普通卡每人每年最高赔偿额为一万元，金卡为一万五千元，白金卡按照客户的信用额度为全包。
《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持卡人遗忘密码或遗失太平洋卡的，特殊情况下，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由持卡人承担，如密码重置前使用密码进行的各项交易等。此外，由银行承担挂失之后的冒用风险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规定，遇信用卡遗失或被窃，持卡人应立即办理挂失，挂失生效后，发生的非持卡人有意所为而造成的债务和损失不再由持卡人承担。总结以上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挂失的规定与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冒用责任的规定包括以下两种情况：挂失之后，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由银行承担，除非出现免责的情形;挂失之前，绝大多数银行规定信用卡被冒用的责任由持卡人承担，目前只有极少数银行，如广发行和招商银行承担了挂失后四十八小时内，信用卡被冒用的部分甚至全部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持卡人与发卡银行关于银行卡丢失或被盗的责任纠纷，法院也基本上支持银行方面的主张，判决消费者承担挂失前所发生的全部损失。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现行立法规定
本文认为我国关于信用卡法律责任的现行立法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界定冒用风险的标准过于简单
我国法律对信用卡挂失的风险责任承担的有关规定，以是否办理挂失作为衡量持卡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决定因素，将信用卡遗失风险的分担义务由法律义务变为合同义务，对持卡人限额没有任何规定，扩大了银行要求持卡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风险责任前提的简单化使得立法无法对复杂的风险发生情况做出有意义的划分，无法根据信用卡遗失情况及持卡人、发卡行过错程度的不同，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细分。
(二)对持卡人规定的责任过重
发卡行根据持卡人的申请核发信用卡后，持卡人就拥有了对信用卡的绝对控制权，应当履行妥善保管信用卡的义务。在由于持卡人的过错造成失卡并产生冒用损失的情况下，持卡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信用卡一旦丢失就必然会发生损失，失卡并不是损失的充分条件，因为信用卡消费不同于现金消费，它在时间、空间上的不连续性要求信用卡交易中持卡人、发卡行、特约商户三方主体的紧密配合。在持卡人失卡的情况下，只要发卡行和特约商户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不法分子通常很难达到冒用的目的。因此，信用卡挂失前的冒用风险应当根据持卡人、发卡行和特约商户在形成冒用风险中的过错类型和程度在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把这种冒用风险全部强加于持卡人来独自承担。然而，从目前我国各发卡行信用卡章程和领用信用卡协议中的规定看，大部分发卡行仍规定信用卡挂失前的损失由持卡人自己承担，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三)对银行规定的责任过轻
从《银行卡管理办法》的体系上看，信用卡冒用的相关责任被规定在第五十二条发卡银行的义务当中，而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其实是在授予发卡银行极大的权利，将权利规定在义务中，这显然是种立法上的矛盾，从而也导致也各大银行纷纷在各自的章程或者协议中，扩大持卡人的责任范围，减轻银行在其中的责任。
从法理上看，将两个在经济实力上极为悬殊的主体其中弱小一方的责任交给强大一方来规定，结果肯定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必然对持卡人的权益造成很大的损害。虽然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同关系，通常由合同法来调整。但发卡银行与消费者(即持卡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拥有法律赋予的特权即行业垄断权。这显然违反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使得持卡人承担过多的风险，持卡人可能要承担不是因为其过失所导致的损失，这一点亦违反了过失责任原则。
另外，从信用卡被冒用的表现形式和原因来分析，不难发现信用卡被冒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是技术层面，发卡机构、特约商户的防伪防盗设备和技术相比现今高科技高智能的犯罪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再者是人为层面，主要表现在发卡机构和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程序操作不规范，持卡人没有谨慎的保管信用卡。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明显把冒用的情形简单化，甚至将银行自身由于技术问题产生的冒用风险完全转嫁给无任何过错的持卡人，是十分不合理的。
三、完善我国信用卡冒用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由于中国目前支持信用卡挂失风险运作的基础—信用机制尚未健全。因此中国要想在信用卡领域取得成功，既不能照搬欧美的模式，也不能照抄台湾的经验，而是要根据中国的民族传统习惯，借鉴国际上好的立法技术，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自己的模式，才能使信用卡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尽早出台《信用卡条例》
2005年0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税务总局、银监会、外汇局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银行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起草《银行卡条例》的构想。虽然这意味着在将来的立法规划中，银行信用卡业务还是将和借记卡等其他银行卡业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立法调整，但这毕竟是信用卡专立法中的一大进步。《银行卡条例》构想的提出，把规制信用卡业务的主要法律依据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上升到了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规范，使之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其他有关信用卡的规章和政策，在调整信用卡业务的专门法律法规体系中初步形成一个核心，立法层次的提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该行政法规在内容上超越金融机构狭隘的部门利益，对信用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公平的法律保护。同时也应完善信用卡配套法律法规，颁布信用卡格式合同范本，加强对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二)明确挂失后冒用的损失由银行承担
挂失后信用卡仍出现被冒用，主要原因是在挂失人挂失与发卡银行向各特约商家发放止付名单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时间差的存在则是技术手段不够先进、存在缺陷所致。银行发行信用卡、开办信用卡业务，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风险，理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提供相应的健全的技术支持，将风险降低以至消除，这是银行的义务。同时，解决挂失后冒用风险的可能性在于银行技术与业务水平的提高，惟有银行才能有效防止风险发生。而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挂失后冒用的损失应当由银行来承担。
(三)明确挂失前二十四小时冒用的损失承担
在信用卡脱离持卡人控制和挂失止付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冒用人往往利用这个时间差，侵犯持卡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对这个时间段的冒用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笔者认为，二十四小时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段，如果规定的时间过长，比如广东发展银行的四十八小时甚至更长，会容易导致持卡人怠于挂失，可能导致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规定二十四小时内的责任归属，一方面可以督促持卡人及时履行挂失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地保护持卡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在这二十四小时中，持卡人应当承担限额的责任，特约商户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其余的责任由银行承担。
1.持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与责任限额
持卡人对于信用卡件具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当由于持卡人自身疏忽导致信用卡落入他人之手而任意取现或透支时，对此后果持卡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原则上讲，持卡人应对挂失前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合法持卡人失卡后、挂失前的责任承担问题，由其承担部分的责任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未能履行保管义务，且若挂失前的责任由发卡行或特约商户全数承担的话，无疑会诱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增加金融消费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
2.明确举证责任由银行承担
笔者认为对信用卡冒用责任的承担最公平的解决方式是：采纳过失责任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金融机构承担举证责任;持卡人仅对其重大过失承担责任限额内的责任，其他损失的责任由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机构可就此向保险机构投保转移风险，且成本比持卡人低很多。
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可以向保险机构转移。这是指发卡机构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在发生风险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补偿，从而避免或减少实际损失的一种形式。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过后，美国就开始了存款保险制度。现在信用卡风险管理中运用也越来越多，是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一种重要手段。发卡机构可以把开展信用卡业务的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损失，通过少量的保险费的支出而获得及时、满意的补偿，从而降低或减少风险，这对发卡行来说是非常经济的。
另外，在电子资金划拨中记录银行与客户之间交易的凭借是交易数据，与传统银行业务交易记录的纸质单据相比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交易数据都储存在银行的服务器中，交易过程的记录完全由银行制作和掌握，银行在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客户手中不掌握任何交易数据的备份;其二，电子数据易于篡改，被投机者利用的可能性极大。这种交易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举证原则不能适用于银行与客户之间产生的电子银行业务纠纷。为了避免这种由于发卡银行掌握所有原始证据材料，而持卡人不掌握，却还要求持卡人进行举证的不合理做法，我国立法应当在损失分担规则中明确银行的举证责任义务。
(四)明确银行应当承担的责任
立法应当明确银行的责任：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发卡机构在信用卡被冒用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须承担该责任，甚至主要责任。这一点对发卡机构来说的并不是不公正的。从发卡行与持卡人的信用卡合约来看，发卡机构不仅是发行信用卡的机构，而且在发卡后更有保障持卡人安全用卡的义务。从技术层面来看，发卡机构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才，能够较好防御的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反过来看，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也有利于其加强安全技术，加快设备的更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再从规避风险的便捷性看，经济实力雄厚发卡机构可以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将冒用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以有效减低银行和客户双方的损失。
1.银行应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如果允许银行对信用卡的审查仅尽形式审查义务，让银行以已尽形式审查义务而免除其在真实信用卡下付款付息的义务，对存款人来说殊为不公。因此，从银行与存款人利益平衡的角度有必要让银行承担起对银行卡的实质审查义务。
《中国工商银行异地通存通兑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柜员审查所受理卡是否为已开通异地通存通兑业务行的牡丹灵通卡，卡片是否打测、剪角、损坏、涂改，是否有样卡字样”.从此表述看，工商银行规定其仅对牡丹灵通卡进行形式审查。银行的这种观点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柜台人员只能凭肉眼和工作经验对卡片和身份证件的材质、样式、颜色等进行一般的形式上的审查，对于其他只能由精密仪器才能鉴别出来的细微差别，银行则无法承担鉴别责任”.该种观点也成为银行方面一贯主张的观点。
但是，从信用卡合同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出发，我们有必要对此种认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信用卡由银行签发，证明信用卡合同关系的存在，其真实性为合同法一般原则所要求。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确定信用卡合同关系真实性的前提之一，也为下一步银行鉴别持卡人身份奠定了基础。假的信用卡并不能代表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银行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其履行付款义务的第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以假信用卡对外付款的行为不应该消灭银行依据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所应负的付款付息义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
2.银行应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要求银行对身份证件承担实质的审查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向金融机构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是法律对开立账户当事人提出的要求，《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另外，从银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对当事人提供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也仅能作形式上的审查而无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为金融机构本身就不是证件真实性与否的鉴定机关，也无权作出鉴定结论。
身份的确认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银行履行付款及付息义务以此为前提。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对身份证件应承担实质审查之责。他们认为，“在银行与持卡人之间，银行作为商法领域的商人，有专业上相对强大的鉴定识别能力、业务风险防范与承担能力，而持卡人在这些方面则要相对弱些。更何况在被冒领过程中，持卡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银行作为参与者，应当有更多的积极作为义务”,“银行不能以自己不能辩明身份证的真伪而将错误支付的后果转嫁到持卡人身上。银行只有针对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确保对持卡人款项的正确支付，保证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银行信誉，促进自身发展。”
但是笔者认为，银行既不是身份证的发证机关，也不是具有专业鉴定职能的鉴定部门，客观上并不具备判断身份证件真伪的专门技能和人员。银行若对挂失当事人的身份证等进行实质性审查，验明正身，也于法无据，挂失人与发证机关均无配合协助的法定义务，同时也缺乏必备的设施、专业的技能和有效的途径，而最终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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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经济法论文
有关经济法论文范文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经济法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摘要： 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建设，我们已经由“人治”社会过渡到了“法治”社会。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反应，所以法律必然也会反映我们的政治生活，时政话语也必然会体现在法律当中。换句话说，法律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它可以规划并制约我们的政治生活。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时政话语就是如“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等在政治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包容性发展”则是时政话语的代表，它是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包容性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都可以实现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已经证明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在法律中的重要体现，法律越来越贴近生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本文将以包容性发展的视角来探讨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关键词： 时政话语；法律；和谐发展；包容性
一、引言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满足。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法律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提供重要的法律支撑。
政治话语也体现在经济法学里，逐渐丰富经济法学的内容。当今社会，我们以“包容性增长”为发展理念，逐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
二、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伴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围，可以说它充斥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中。
同时，政治话语由于其简短性、节奏感极容易被人们记住，这有利于我们政策方针的有力宣传。
（一）政治话语的概念
政治话语就是经常应用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它能够体现出我们当今社会的治国方针与经济、政治发展模式。
政治话语是我们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时代产物，它是政治术语，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随便的生活语言。
（二）政治话语的性质
政治话语首先是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首先，政治话语一般都较为简单、带有节奏性、便于人们熟记、传播。
其次，政治话语并不是简单随意的，它是极其正式的官方用语，所以正式性是政治话语的又一特性。
最后，政治话语具有鼓舞性。
由于政治话语有极强的节奏感，这使得政治话语能够鼓舞人们，便于政策方针的执行与宣传。
（三）政治话语的意义
政治话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有一定历史使命的。
政治话语的使用便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与推行。如“包容性发展”、“和谐社会”这些政治话语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政策方针的推行。
同时，政治话语的出现丰富了经济法学的主要内容。例如经济法一开始只是解决一些国际贸易纠纷等问题，后来出现的政治话语“包容性增长”等促使经济法学丰富其法律内容。
三、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并不是一种促使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它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包容性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四、包容性发展背景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
我们都知道经济法学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的经济纠纷等问题，例如：解决国际贸易以及绿色贸易壁垒纠纷问题。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赋予了时代特色，经济法学也必然融入了时代特色。
包容性增长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同等作用。在政治话语的引入后，经济法学开始着手于为实现包容性发展而制定出新的经济法学的法律条文。
将包容性发展所要求的内容都写入经济法中，对于企业和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才能实现包容性发展。政治话语的引入，交给了经济法学艰巨的任务，经济法将试图将各种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层面，逐步发挥出经济法学的重要作用。
五、完善经济法学的重要举措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包容性发展背景下的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我们就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不断丰富经济法学内容，从而促使经济法学不断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为人类营造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首先，经济法学专业的人们，不应该将知识只局限于法律领域，应该深入了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漏洞，不断完善经济法学。
其次，对于政治话语应该保持足够的重视，不断地将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六、结语
社会在不断进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在不断进步。法律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社会体系逐渐得以系统化，也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哟普立德法律保障。
经济法学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现今的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果只是用道德来约束很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日常见到的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使得经济法学为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贡献，使得各种看似高谈阔论的政治话语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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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模式论文
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模式论文
经济法是高职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从自身教学经验出发，分析了目前经济法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改革思路。
经济法是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和实用性非常强的课程，在许多高职院校的经管类、财经类专业都开设。由于经济法课程与社会实际联系的密切，各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经济法的教学工作，本文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谈谈经济法这门课程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的一点意见和建议。
一、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教材版本较多，教材内容繁多，没有针对性
目前出版的经济法教材版本非常多，但是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教材的内容就是经济法法律法规的罗列，没有相应的案例佐证，理论太强，使得教材枯燥无味;有的教材针对性不强，不能满足专业学习和职业资格考证的要求，目前很多经济法类教材的内容与会计类、经济类资格考试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存在差距。
(二)课程综合性强，内容多，但课时少
经济法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内容比较多，而在很多高职院校一般都只开设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因此教师在制定授课计划时有很大的压力，在上课内容的取舍上有难度。
(四)教学方法单一
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基础课程，光靠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法不适用经济法教学的要求。目前大部分教师都是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记笔记的教学方式，课堂不活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使得学生一学期学完下来只能死记些东西，不能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缺乏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同时，由于大多数的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考试为主，注重对记忆内容的考核，忽略了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几点思考
(一)合理选取教材
高职院校经管类的经济法教材，应与法律专业的经济法教材不同。对于经管类的学生来说，真正掌握一些有关经济生活中的法律知识以及灵活运用尤为重要，因此，在选取教材时，要注重教材的实用性，不能太理论化。
(二)合理选取和安排教学内容。
经济法课程涉及的法律条文非常多，在有限的教学课时中不可能做到逐一介绍清楚，因此教师应该有针对性的、重点的选择内容加以讲授。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课程，在理论知识教学上，要打破各家学派对体系、内容上的划分，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教会学生了解法律规定、能查阅相关法律规定、能正确解读法律规定，最后能运用法律规定;在实践教学上，要丰富教学案例，选取的案例应该是最新的，符合经济发展前沿的案例。通过前面理论的学习，来分析案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领悟和理解，使学生不仅能够知法、守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用法。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和专业的特点来选取教学内容，以我院的经济法课程为例，根据我院系部专业的培养目标，参考教材，教学团队成员对经济法的教学内容进行了选择和重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块：(1)经济法律基础知识，重点讲授经济法的概念、产生的原因、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律关系、经济争议解决方法等;(2)市场主体法，重点讲授个人独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3)市场运行法，重点讲授合同法、劳动法、破产法等;(4)市场调控法，重点讲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通过以上内容的学生，学生能够了解并掌握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创办的条件、程序，具备依法订立合同以及解决纠纷的能力。
三、改革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严禁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要根据不同模块的知识特点灵活选取教学方法和手段。
(一)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经济法很多都是基本理论、基本规则和法律条文，枯燥无味。因此，教师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购买教学光盘、制作教学课件、将“今日说法”、“经济与法”等相关法制节目，经整理编辑，制作成教学资料。此外，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大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开拓学生的视野。
(二)充分运用案例教学法
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仅靠讲解法律条文将使得经济法课堂枯燥无味，教师可以以案例为教学平台，通过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生动案例进行讨论，并通过教师对案例的综合分析、总结，引导学生真正理解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教师在课堂上首先提出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案例，让学生自行思考，然后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最后重新回到前面提出的案例，进入师生互动环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相互之间讨论形成观点，教师总结并给出意见。另一种做法是首先教师讲授知识点，然后提出相关案例，由学生讨论分析，形成观点给出结论。
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加强业务能力
经济法教学内容丰富，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除了经济法本身的相关知识外，还要掌握比如会计知识、金融知识、税务知识等。这就要求经济法教师应自觉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才能胜任经济法课程。
总之，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课程，教师应针对专业特点、学生特点，有针对性的选取教材;根据专业培养目标选取和设计教学内容;充分运用现代化手段、不断丰富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这样才能把经济法这门课程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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