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法的立法者

① "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是哪国人提出

最早提出经济法这一概念的是法国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莫雷利（身世和生卒年不明）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使用了经济法这一词语，相距近一百年后，T.德扎米 （1803～1850） 在 《公有法典》中也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些概念并未与国家的立法实践结合起来，与现代经济法的概念不同。
现代经济法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初期 。1906年 ，德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年鉴》中使用了经济法这一名词，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但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政府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强对重要物资的控制，颁布了大量的法规。1914年8月帝国议会通过了14项战争经济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授权法》，授权参政院在战争期间准予“发布对于防止经济损害所必要的措施”，继之又颁布了《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等。战败后的德国，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制定了一些重要的产业统治法和卡特尔法 ，如《煤炭经济法》（世界上第一个以经济法命名的法规）、《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这些法规，表现为行使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和操纵经济，试图把实施社会化政策同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契约自由原则结合起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法律即是经济法；经济法应是法学中的一门新的学科。之后 ，经济法从德国向欧洲、日本发展，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相继接受了经济法的概念，加强了经济法规的制定和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法在世界上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联邦德国通过了《货币改革后的管理及价格政策指导方针》，《反对限制竞争法》（《卡特尔法》），并相继颁布、修订了商务法、银行法 、票据法、标准合同法、建筑法、城市建设促进法、专利法 、商标法、财政管理法、原子能法、有限公司法、破产法，等等。日本颁布、修订了企业法、中小企业法、金融法、证券法、贸易法、汇兑法、商工法、工业产权法、矿业能源法 、农林水产法、运输法、通讯法等名目繁多的经济法规。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有一些虽未接受经济法的概念，但在其法的体系中却包含着许多属于经济法性质的法律规范。美国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制定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及1936年制定的《罗宾森-帕特曼法》，1950年通过的《塞勒-凯弗维尔反合并法》等有关反托拉斯的法律，基本上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其他与调整经济关系有关的法规，其数量更为繁多。
十月革命后，苏联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法规。在东欧国家中，经济法也受到重视。1989年，东欧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俄国和东欧各国根据其国家性质的变化，已颁布了一批新的经济法律和法规。

②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于何时

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国内外法学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产生于古代社会。当适应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制定、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也就形成了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而产生，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法形成为一个新的法的部门。

国外有学者认为近代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他们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因此，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即经济法也就发展起来。

日本的经济法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产生的。

上述几种观点表述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的不同时间。我认为判断一个法律部门的产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定的法律调整模式，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或是国家产生以后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独立的民法、经济法，因为当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模式是诸法合一、综合一体的状态。而且经济法的产生不是指经济法一词的产生，也不是指社会有了一定经济法律规范，而是指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出现。我认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确立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时期。

③ 金泽良雄的著作介绍

《经济法》一书共分经济法总论、经济组织法、经济活动法三部分。经济法总论包括经济法的意义、本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经济法中的规制与计划，日本经济法的沿革、经济行政组织等7章；经济组织法包括个别企业法，合理化法，竞争政策法，产业结构法，国家管理法，特别企业形态法等6章；经济活动洗包括资金和金融规制法，物资与物价规制法，对外经济法，资源规制法，消费政策法等6章。限于篇幅，这里仅就本书第一部分经济法总论中的要点作些介绍、评述。 1、经济法的概念与本质
金泽良雄首先对关于经济法概念的历来的学说作了探讨。他指出，在经济法发源地德国，关于经济法的要领主要有五种观点；集成说，认为凡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就是经济法；对象说，与集成说相对，主张将经济法作为对象来研究，并作为法律分支承认其独立性；世界观说，认为只有具有现代法特征，并渗透于现代法的经济精神为基调的法才是经济法；方法论说，强调经济法是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律领域中适用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机能说，着眼于法律的机能，认为以国家编制经济特有的法律是经济法。
为了解决战后日本的经济法律问题，日本学术界在接受德国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关于经济法概念析诸种见解。主要有：
（1）与市民法对比来理解经济法的见角，认为经济是与“现代性所有权法”的现代法（市民法）相对的“社会性所有权之法”的后现代法。
（2）将约束和统制列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见解，认为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来约束经济之法，或是将市场“统制”列为中心概念的法律。
（3）将《禁止垄断法》理解为经济法重点因素的见解。
（4）将经济法理解为“维持垄断阶段中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政策立法”的见解。
（5）关于以“经济性从属关系”为前提的法律是经济法的见解。
金泽良雄认为，在上述各种学说中，集成说、世界观说、方法论说，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经济法概念本身，故不予深入讨论。对象说虽需再作进一步分析，但它着眼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现象之外，，又以由此所产生的实质性社会结构（“组织经济”、对国家和个人的“社会”、“统制经济”）为对象，这一点比以前在日本流行的、将经济法对象仅仅一般地求之于“企业者’’的企业者说远为优越。机能说从国民经济整体的立场出发来把经济规制到一定方向，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现象为前提，符合经济法产生的基础和发展实际。但是对经济法机能发生的内在基础的讨论，将涉及经济法的本质，故有待进一步探讨。至于战后日本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诸种见解，也都既有可取之处，又不乏进一步商榷与探讨的地方。
基于上述分析，金泽良雄指出，对经济法概念与本质的分析，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入手。可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立法分为两类：作为自由主义经济的法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法。前者是以确保个体自由的市民法，后者就是协调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经济法。由此，金泽良雄得出自己的结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言之，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的法。
2、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在德国与日本，有许多学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类独立的法律部门。金泽良雄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公法、私法与经济法之三分法是以然而，在当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国家与个人间经济的日益交叉、同一，使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论必然趋向崩溃，使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绝对化的观点自然地受到批判。因此，金泽良雄认为，三分说中提出的所谓经济或社会法的“独立法域”本身，实质上应该包括在公法和私法的自身发展之中。换言之，应该认为经济法是与公法、私法两者重叠存在的。他认为，在实体法领域，绝对不能忽视实施着公法和私法的规制。在这一限度内，经济法为满足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如作为《禁止垄断法》执行机关公正交易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措施等），也采取着私法方面的规制（如依据私法规定，一定资金以上的公司须以某行政长官的批准为成立要件等）。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与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与这两个领域互相牵连以至彼此交错的现象。
根据上述对经济法的分析，金泽良雄阐明了经济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在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上，经济法由宪法确认其存在，并在许多方面受宪法的规制。而经济法又通过其经济协调功能，实现宪法的目标；在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上，经济法中的规制，往往须通过行政权干预经济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行政法。在经济法与刑法的关系上，经济法作为刑事特别法或经济刑法而与刑法发生联系。在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上，一方面，经济法因协调某些纵向经济关系和采用行政法手段而与民法相区别；另一方面，经济法有时也采取私法规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具有民事特别法的属性而与民法相联系。在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上，商法一般是以企业自身的组织与相互交易以及个体间利益为规范中心，而经济法则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是在包括企业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实现经济秩序化的法律规范。在经济法与劳动法的关系上，劳动法作为劳资关系法、工人生活秩序法，与经济法是有区别的。在经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上，作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国家支持公法、市民支持私法与社会支持经济法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法在规制方法、目标等各方面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经济法中的规制 “规制”一词，是日本经济法中的重要概念，不弄清它，就很难理解日本经济法的实质。金泽良雄是从下述几个角度阐述这个，概念的。
（1）规制的含义。在经济法上，规制相当于广义的“国家干预”。这种“干预”涉及到消极的（权利限制）和积极的（促进保护）两个方面。
（2）规制的对象。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即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生活。
（3）规制的目的和作用。经济法规制的目的，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其作用主要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宏观发展而通过修改甚至破坏民法的平等关系或建立这种关系的条件，形成一种特权（或优惠）关系，如某种产业的保护促成法、优先贷款措施等等来实现的。 、
（4）规制的方式。分为权力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力性规制两种，前者包括依据法律实施的直接规制（如依据《物价强制令》规定的禁止不当高价合同）、依据行政权进行的规制（禁止许可等）…以及通过立法对私法方面设置强制性的规制（如农业危机时制定的《金钱债务临时调停法》等）等等。非权力性规制包括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及国家对私人经济给予经济援助两个方面。
4、日本经济法的沿革
日本各经济法学家的著作，一般都涉及这个课题。相比之下，金泽良雄的论述较为充分。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日本经济立法史的专深研究（1985年，金泽出版了日本第一本经济法史专著《经济法的史的考察》）。从金泽的论述中，我仃J可以探知日本经济法发展的大体轨迹。
（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法。如《军需工业动员法》（1918年）、《炼钢行业奖劢法》（1917年）等，它们为第一次大战后日本经济法的正式产生打下了一定基础。
（2）第一次大战后经济危机时期的经济法。为了治理战后的经济危机以及对付后来的战时经济干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米谷法》（1921年）、《银行法》（1927年）、《重要产业编制法》（1938年）等，这些立法已具务了现代经济法的诸项特征。
（3）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经济法。为确保战时经济，制定了一系列国家编制的法律，如《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战时紧急措施法》（1945年）、等。
（4）第二次大战后初期的经济法（1945-1954年）。适应战后初期日本的各项政策，日本制定了《关于限制武器、飞机等生产的事宜》（1945年）、《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令》（1946年）、《禁止垄断法》（1947年）、《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农产品价格稳定法》（1953年）等法律，从而，有效他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工作。
（5）经济成长期的经济法（1955-1970年）。特点是向开放性经济体制过渡，扶植中小企业、改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立法日趋完备。
（6）美元危机与石油危机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法（1971-1976年）。此时，日本主要制定了一系列稳定经济、节约能源的立法，如《国民生活稳定紧急措施法》（1973年）、《石油供求适度化法》（1973年）等等。
（7）稳定发展和结构性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法（1976年以后）。这时期主要有《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1977年）、《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中小企业破产防止互助法》（1977年）、《特定不景气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1978年），以及强化反垄断措施的《禁止垄断法》的修改和外江及外贸管理法修改等等。 与日本其他经济法革作相比，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即：第一，紧紧扣住战后日本数十年经济立法的实践。战后日本的经济立法，是世界各国中最频繁、最活跃的，通过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目标与重点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的，通过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目标与重点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修正了垄烦恼资本主义的体制，有效地治理了战后各次经济危机，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反映了这一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它紧紧扣住上述经济立法的实践过程，从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两大系统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地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既对战后日本各项主要的经济立法的形成、发展、内容、功能、社会价值以及利弊得失等作了说明，又对日本战后数十年宏观的经济立法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使经济法学适应、指导日益变动的社会经济生活实际方面树立了楷模。
第二，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详密。金泽良雄从事经济法教学和研究达40年，并参加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实践活动，具有丰富的经济理论与实务经济。经过他精雕细刻、多次修订再版的本书，阐述重大经济法理论与实务经验。经过他精雕细刻、多次修订再版的本书，阐述重在经济法域数十个，涉及具体法规上千个，参考了各种语言文献数十种，加上各种附表等，资料十分丰富。同时，本书除对《禁止垄断法》这一日本经济宪法作了深刻分析之外，还对个别企业法、合理化法、产业结构法、国家管理法、特殊企业形态法、资金和金融规制法、物价规制法、物价规制制法、对外经济法、资源规制法、消费者政策法等作了充分论述，内容充实，体系也较完整。此外，《经济法》一书对日本经济法学中的一系列概念、术语的解释、阐述也比较清晰、确切。因而，本书在战后日本十余种经济法著作中可以说是比较杰出的一本。正如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在《书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文中所说：“战后关于经济法的菱出了若干册，但其中大多数只将《禁止垄断法》作为论述中心，对其他高速经济关系的法律涉及甚少。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与这类经济法著作截然不同，它不仅研究《禁止垄断法》，而且还将其他各类经济关系法规与〈禁止垄断〉话在同等重要地位而广泛涉及予以充分论述，它是战后出版的经济法专著中最全面、最优秀的一本。”
第三，本书在将满足社会协调性要求作为经济法之目的与本质，并将各项经济法规纳入其中以构造现代经济法学体系方面进行了尝试，作出了努力。同时，在将经济法作为完成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法律技术和手段方面，本书也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也是本书与其他各种经济法著作相区别的地方。
当然，如有的日本学者指出那样，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在体系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将竞争政策法（禁止垄断法、垄断形成法、市场进入规制法、市场领域高速法）放入第二编经济组织法中就不太妥当。因为，竞争政策法作为规制和高速妨害经济活动自由行为的法律，具有经济活动自由保障法的性质，将其放入第三编经济活动法似更为贴切，等等。 尽管如此，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仍不失为日本经济法学界一本划时代的作品，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对我国也有借鉴意义。尤其是本书中总结与阐述的数百种日本现行经济法规的精神与实施情况；关于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经济法中的规制与计划，日本经济法的历史沿革等的见解；《经济法》一书所构造的经济法学体系，等等，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促进经济法学教学与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④ 日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就日本的经济法理论而言，对其讨论大致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战前的日本经济法受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影响，以统制经济法为基本特征。战后受美国经济民主的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法为基本特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统制是指国家在确定了某一目标后，对经济活动施加权力干预使之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的。而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百年的历史土壤。日本社会是极其容易地接受这样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战结束前的统制经济法立法活动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明治维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体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颁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能通过自由竞争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被统制经济所代替，而统制经济法[2]正是国家实现统制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虽处于战局之外，但却是参战国的市场，这为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为适应战时需要，保护经济的继续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了强权的战时经济统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关战时工业源料出口取缔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黄金出口禁止令》和《战时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对与战争有关的产业进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如《军需工业动员法》、《战时海上保险法补救法》、《染料医药制品奖励法》等。二战爆发，日本社会又进入了所谓的战时经济时期，日本政府重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保证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同时还颁布了各种战时临时经济统制法令。

2、经济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

正如大家所知，经济法这一用语最初是从德国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词中翻译过来的，并且是以经济统制为其基本特征的。

日本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是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开始的。孙田秀春于大正14年（1924年）发表的“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最早把经济法的概念介绍到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法律对德国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国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经济立法活动，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当时德国的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理论，将经济法与经济统制法视为同一概念，从国家强权介入经济活动以实现特定目标这一立法目的来认识经济法的现象。

善长逻辑思维的德国学者曾从不角度来定义经济法的内涵，他们的理论对日本的经济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学者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各种含义。一些行政法学者们从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来认识经济法，并使用过“经济警察”这一概念[3]；民商法学者也对政府所实行的官民企业一体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企业组织和事业者团体组织十分关注。

当时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各部门的法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以阐明各自的观点。如公法学者田中二郎的《经济统制法的发展及现状概况》，民商法学者末川博的《加强统制法与对私法的关心》、川岛武宜的《经济统制法与民法》等[4]，都是从经济统制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法。可以说当时日本经济法的核心概念是“经济统制”。

总之，明治维新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社会一直是处在统制经济体制之下，这种否定私人企业经营自由的统制经济，必然要影响立法目的。强调国家的特定经济目标、垄断特权，忽略甚至不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竞争，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法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所以，日本经济法学者称这一时期的经济法是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时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从德国引入经济法概念时，曾对经济法问题展开过大讨论，但对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研究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1、经济法的新理念与经济法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根据美国的经济思想，要求日本经济非军事化、民主化，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标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垄断与确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的制定。

随着《禁止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的学者开始主张要以的竞争理念为中心开展对该法律制度的研究，并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当时为九州大学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经济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经济法（学）的独立性――试论由“统制”概念而形成的经济法的统一体系》的论文，作者以带引号的统制概念为基础，提出应当把《禁止垄断法》体系中自立性的“统制”这一本国的经济法与战时经济统制法体系中他律性的“统制”这一外来的经济法区分开来。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既不是什么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有必要将经济法从行政法、商法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地研究。[5]但是，由于长期受战时统制经济法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从事经济法学研究的学者中政府与经济一体化的意识依然很强，为此要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理论，并使其成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经济法理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尤其是由于“统制”是一个包含着对多种经济活动加以规制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经济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为此，如何将战时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与新的以《禁止垄断》为中心的经济法联系起来，进行继承性的研究，如何将新的经济法与既存的法学领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劳动法相区别来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何具体地整理出具有统制特性的新的经济法的概念，均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课题。

在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美国占领军想将日本建成像美国那样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为了将支撑这一经济体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垄断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于是就有“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这一说法，同时试图来确立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但是，关于在美国干预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后来由于东西冷战的日益尖锐、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2年日本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出来，日本经济又很自然地转向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保护垄断的产业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不仅仅是《禁止垄断法》，还包括财政金融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某些“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此主张应当平衡地把握促进竞争与适当地限制竞争的关系，于是“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说法也渐渐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已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谈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竞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当前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并提议应当恢复以往经济法有关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理念时，也没有人再度用“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提法。因为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产业政策法，而《禁止垄断法》却一直处在不正常的“冬眠”状态，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产业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说当政府过度地利用产业政策法去保护某一产业而有损于市场竞争机制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有关的经济法学者就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来抵抗政府有关产业政策法议案的通过。[7]所以说，如何处理好反垄断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经济法学的重要话题。

2、有关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中心说”与“非中心说”

在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研究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经济法理论。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为代表的“中心说”（即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泽良雄为代表的“非中心说”（即不认为《禁止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说”而言，以金泽良雄教授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所谓的经济法是应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用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即因市民法自动调节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困难）。它要求用“国家之手”，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并为实现这些经济政策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领域，能够这样来把握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经济法的内容既可以是促进垄断法，也可以是维护竞争秩序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要求说，金泽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维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为此，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就需要有促进垄断和维持供求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需要禁止垄断法。因此，国家在这两方面的规制同样重要，不赞同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8]

就“中心说”而言：以代表竞争法核心说的丹宗教授为例，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即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这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特性。这样定义经济法是为了说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把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市场支配的各类现象（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状态及可能性）作为自己独自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从而形成经济法自身的体系并与相邻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劳动法等法律部门加以区别。在竞争法中，有关于禁止市场支配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如《禁止垄断法》。也有促成市场支配而限制竞争的法，如禁止垄断的适用除外法和经济统制法，他们都与竞争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有关竞争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占据核心地位。

3、两种观点对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从两种不同学说中我们不难看出：“非中心说”认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应当由《禁止垄断法》和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政府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活动的规制包括鼓励与促进，也包括禁止与限制。经济法的功能对“市场失灵”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后的纠正性。与之相反，“中心说”则认为，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不应当与禁止垄断法拥有同等的地位，国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只有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的竞争活动加以干预。由于两种观点的分歧使日本经济法的教科书也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一个是由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在该法的适用除外中介绍产业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垄断法》命名的经济法教科书。但是有关“事后介入说”[9]在日本始终没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学术上也是少数人所坚持的观点。

三、经济法学会的成立与各时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

1、 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动

如前所述，《禁止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竞争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从战前的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统制经济法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成为研究经济法学的一项重要课题。日本经济法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1年5月4日在东京成立。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大大地推进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学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学会研讨会，事先确定大会报告议题，并广泛地展开讨论。如第一次的研究会（1952年）的议题就是《我国禁止垄断法中的诸问题》。这一时期大家所关心的重点是经济法自身理论的建设，学术界力争明确经济法的概念，并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现代经济法理论体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完成战后的重建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对与《禁止垄断法》相关联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也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作为日本经济法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1961年有斐阁出版的法律学全集中的金泽的经济法和今村的禁止垄断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经济法，这些经济法学专著在质与量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并且在他们三者之间分别形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学说，即以金泽为代表的纵观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规制的金泽经济法说，以今村为代表的全面解释《禁止垄断法》的今村《禁止垄断法》机能说以及从社会法的立场入手对金泽说与今村说持批判态度的正田社会法说。

2、新一代经济法学者的研究课题与相关学会的成立

进入七十年代中叶，出现了直接从经济法学入手研究经济法理论的一代研究者。他们在业已建立的日本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以及与《禁止垄断法》有关联的各种事业规制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研究，如电气事业法、邮电通讯事业法、道路运输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等。

八十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限制政策的缓和化，也同时带来了限制政策下的竞争行为的普遍化，这为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活跃的气氛。这一时期，由于日美贸易磨擦不断升级，美国强烈批判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产业界也利用美国的压力，要求政府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及对国际贸易的管制。面临国内外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关于经济改革的最终报告》，提出了规制缓和的基本思路：“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的规制[10]应当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规制”。围绕着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经济规制转向社会规制的规制缓和化，经济法学界及时提出了在规制缓和中导入竞争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针对过去产业政策法中的有关促进垄断发展的倾向，提出缩小《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立法的范围；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及安全与竞争法的关系，因为这是《禁止垄断法》终极目的（――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民主、健康的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些理论为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活动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场机制及时地提供了法律保障。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终于逐渐出现了规制日益缓和，竞争日益强化的倾向。

伴随着国际贸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国关于对不公正贸易制裁的措施的运用，促使人们注重对外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九十年代初，国际经济法从经济法学会分离出来，由研究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的学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国际经济法学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与关税、国际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识产权由知识产权研究会专门研究；证券法、银行法等由商法学会加以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由经济法和私法学会共同研究；税收法律由税收法学会进行研究。此外，公益事业学会主要研究事业规制法。在这些学会里，既有经济学者、经营学者，也有法学者。最后是公法学会，他们主要是研究财政法，但其研究活动很少。

近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表现为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这主要是受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Low and Economics）的影响，运用价格理论来研究法律现象，并且在研究《禁止垄断法》中引入产业组织论[11].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仍然是探索运用数学的方法，在现实中能对禁止垄断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释，并继续讨论“规制缓和”政策的有关问题。具体地讲，日本虽然确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业规制中，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或者说，在日本不断趋向高龄社会和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实施竞争法，是日本社会的最大政治课题。在国际经济法方面，讨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是该领域的中心话题。

参考文献：

[1] 本文的许多历史性资料是由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科长来生新教授提供，并将他新写的、尚未发表的著作提供给作者进行参考，在此作者对来生教授为了中日经济法学的交流而在学术上表现出的无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谢意。

[2] “统制经济法”是指为维持统制经济体制的法，或者说是对经济进行统制的经济统制法。经济统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加以行政作用。（参《新法学辞典》第三版 有斐阁 1055页）

[3] 作为行政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警察，是指本来原则上讲对国民的经济活动应当给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对其某些方面如若放弃不管就会产生社会弊端（如损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经济行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预防这一社会弊端的发生的行政活动。如餐饮业经营许可制度、汽车驾驶的行车执照制度等。如果对此活动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会出现因不卫生的设备与不规则的操作以及无一定技术水准的操作而带来损害国民身体健康、引发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因此对那些不能满足一定设备基准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术水准的人应限制其经营或驾车。

[4] 《经济法概论》金泽良雄著 达满人译 甘肃人民出版 1985年5月 14页

[5] 《经济法》第一期 1958年 第19页

[6] 由于1947年在美国占领军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又称“原始禁止垄断法”）加入了美国人理想化的反垄断规定从而超越了日本[现实，于是1953年日本对《禁止垄断法》进行了较大的“缓和性”修改，主要是认可了“不景气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维持再销售价格合同”、“公司间相互持股及合并”等。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进行了一些个适用别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垄断法》便被认为失去了经济宪法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大倒退。

[7] 详细内容请参阅1963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振兴特定产业临时措施法案》及该法案最终成为废案的有关资料

[8] 参《现代经济法入门》丹宗昭信、厚谷编 法律文化社 1981年12月8页、《经济法》丹宗昭信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1996年，38页。

[9] “事后介入说”强调：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中心，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经活动加以干预，只有在出现“市场失误”之后，政府才可以针对纠正市场的失误而介入市场经济活动。

[10] 政府以确保消费和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防止灾害为目的的规制。

[1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产业组织论是以应用价格理论为中心所构成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lnstrial Organiztion），将市场结构、市场行动及市场成果作为判断市场竞争状态的三要素。但是，最近产业组织法又引入了博弈（game）这一经济学界新的成果，出现了新的产业组织论。本注所说的产业组织论即为“新产业组织论”。如何运用新产业组织论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禁止垄断法》是日本更年轻一代的经济法学者关心的问题。

⑤ "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哪国人提出的

"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德国人提出的。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内系统、全面、综合调容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
经济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存在我们看来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不注重法律部门的区分，没有民法的概念，更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因此，要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学界对经济法的解说。

⑥ 经济法的法律知识

经济法的基本概念

资本主义概念

经济法最早产生于 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 德国， 日本等 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 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存在我们看来属于经济法的 法律规范，但它们不注重 法律部门的区分，没有 民法的概念，更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因此，要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学界对经济法的解说。

a.认为 经济法就是和经济有关的法律的总称。比如德国的艾斯特豪思认为经济法就是有关经济的法。德国的努斯 鲍姆认为经济法是以直接影响 国民经济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日本 学者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这一学说是经济法产生初期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尝试性定义，现已经没人认同了。

b.认为经济法是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法，以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内容。日本的丹宗昭信认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日本学者正田彬也认为：经济法是规制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以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法。经济法的认为在于纠正这种垄断主体与非垄断主体之间显著的不平等关系。

c.认为经济法是经济 公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德国经济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这一观点认为应该坚守 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规定国家公务的法律为公法;规定 个人利益的法律为私法。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的法律，是官方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措施。有一种比较狭隘的观点把经济法等同于经济 刑法，理由在于经济法的规定大多包括了刑事责任的内容。这一观点已经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而被摒弃。

d.认为经济法是 社会法。与‘经济公法论’不同的是，此学说虽然也以公私法的划分为认识论基础，但认为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领域，即社会法。我国很多学者同意这一学说。

e.认为经济法是企业法。德国的 卡斯凯尔和库拉乌捷，日本的西原宽一等，主张以企业为中心来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认为经济法是关于企业的法，企业的概念构成了 经济立法的出发点。 法国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对传统 商法的扩展，人们更多的用经济法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商法。这也可以归于“企业法说”的范围。

社会主义概念

1921年， 苏联由于粮食匮乏引出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法受到德国经济法思想的很大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相联系的。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和苏联一样，摆脱不了实质上实行的集中的体制的束缚。

a.两分法。苏联 法学家斯图 契卡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存在两种 经济成分和经济关系，私有者之间的 财产关系由民法调整，社会主义成分的各种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民法最终将灭亡，被经济法取代。30年代中后期，两成分法被认为将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 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而遭到全盘否定，当时的法学 权威雅辛斯基斥之为“法律机会主义”的理论。在随后的大清洗中，斯图契卡被处决，两成分法也淡出了苏联主流经济法思想。

b.大经济法说。20世纪30年代，金茨 布尔格和帕舒卡尼斯对两成分法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法不仅调整了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调整 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内容就是以经济法囊括民法。这一学说尽管同样受到了雅辛斯基批判，却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学和 民法学研究的重视。

c.纵横统一经济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纵横统一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学流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经济法理论，其影响不仅遍及战后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涉及今天的中国经济法思想。这种学说认为，经济法是 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具有特定的 法律调整对象和特定的法律调整方式。其代表性人物拉普捷夫认为，经济法是调整 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的 社会关系的独立部门法。倡导制定统一的经济 法典来规范国民经济中的纵向，横向经济关系以及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由于体制上的弊病，苏联的纵横统一经济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所谓的“纵横统一”实际上演变成了“纵统一横”，过于强调经济上的集中。苏联解体后，拉普捷夫对于转型期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做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经济法概念。

d.经济法商法化理论。 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它实行了“社会自治计划”，实质上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否定 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南斯拉夫的经济法概念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更加接近现代经济法的本来意义。《南斯拉夫法律网络辞典》认为，“经济法这一概念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商业法’或者‘商法’一词，商法是调整企业的地位和商业事物法规的总称”。

中国概念

经济法概念在我国出现得较晚。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的官方文件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制定各种经济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经济法确立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七大法律部门之一，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刑法和诉讼与非诉讼法(程序法)并列。 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我国经济法概念的核心之争，在于经济法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A.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综合经济法说，也称为货综合法律部门说。这一学说由 王家福教授和 王保树教授于20世界80年代提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并非单一的经济关系，它是以经济民法的方法、经济行政方法、经济劳动方法调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多种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律规范之“集合”或“总和”。由此构成“综合的法律部门”。

b.学科经济法说。认为在 法的体系下并不存在“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无非是运用民法、 行政法、刑法、 诉讼法等基本部门法的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规，或者说，经济法是对各种经济法律的概括。但是，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法学在经济的法律调整方面缺乏综合研究，建立以经济法规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科，可以弥补传统法学学科的不足。

c.经济行政法说。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中调整经济 行政管理关系的一部分法律规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不应该独立成整体为法的部门。王利民、 梁慧星教授认为，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

B.肯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需要 国家干预论。代表性人物 李昌麒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此学说不断发展和完善，历经了“国家干预-适度干预-谨慎干预”的理论进程，对我国经济法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国家协调说。代表性人物是 杨紫煊，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是应当注意到，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协调，有时可能是强制性的。

c.纵横统一说。这一学说源自苏联法学家拉普捷夫的经济法思想，代表人物是刘文华、 史际春，认为我国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 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d.密切联系说，也称作管理-写作说。这是由纵横统一说发展而来并为《民法通则》颁布后法学统编教材采纳的一种经济法学说。其认为“经济法是调整 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张经济法只调整上述横向经济关系的以部门，即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那部分经济协作关系。

e. 宏观调控说。该说认为，我国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经济关系主要由民法调整，国家 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直接管理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

综合众家所长，目前我国经济法权威采用的概念是：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 国内法的体系，但他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上述所谓的权威概念也并非是真正的权威，随着我国经济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与改革，经济法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必然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而无论是管理也好、协调、干预也罢，都不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的一种描述，以之作为经济法的概念提出，总是略显单薄。关于此一点在我的论文中曾多有提及，请参看链接部分。而从经济法的本质看，经济法的概念应当归结为如下表述：经济法就是以社会为本位，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有限 经济利益和稀缺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机械地把三个本质属性割裂开来看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主观地认为某一方面的属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导另两方面，甚至代替另两方面。比如以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来质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实现，等等。

经济法中的和解，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就企业延迟清偿债务的期限，企业进行整顿的方案，内容计划等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

经济法的特点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法律部门，与传统的相邻法律部门相比，其主要特点有：

一、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经济法的产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把调整的重点始终放在引导各类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确确立和有序的进行上，以形成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二、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相比较，在调整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上，各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它以社会利益为基点，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法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法

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法才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而经济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四、 经济法是以经济为目的的法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在这个调整过程中甚至会有意使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有所损失。

五、经济法是综合调整的法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

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是 独立的法的部门，因为他的调整对象有特定的范围，他只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且其调整对象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的部门，它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引导、推进和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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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经济法领域的大师级别人物有哪些

一、刘文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法学家。主要著作有：

1、实用经济法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务全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等。

二、李昌麟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法学家。主要著作有：

1、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2、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 2005等。

三、宁立志 武汉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大学知识产权高级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系武汉大学经济法博士点创始人之一，知识产权与竞争法方向学术带头人。 主要著作有：

1、《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

2、《从美国法例看专利联营的反垄断法规制》，《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

⑧ 论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补充回答： （三）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国外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时期，传统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被突破，并演变乃至最终**的过程。[14]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我们将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法律思想的经济法，尽管早在资本主义垄断初就被提了出来，法国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蒲鲁东于1865年就提出应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的基础，[15]但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反应。经济法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在实践得到体现，应该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阶段改变了原来对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机理，由原来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主要凭借政治强权和经济强制，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主要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财富的机制，转变成垄断阶段主要通过采取经济集中排斥竞争的机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注意到经济的社会意义，因为此时的经济垄断涉及诸多经济参与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垄断导致竞争萎缩而发生经济滞长。这时，需要有一种能够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当垄断的力量——国家的力量，[16]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加以规范。经济法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形态，就在19世纪末出现了，经济法作为新质的法律部门产生就成为必然。 美国1869年的《反铁路垄断法令》、1887年《州际商务法》，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和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成为经济法最早出现的表现形式的法律标志。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了战争需要，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力令》等。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的同时，确立了“社会化原则”，规定了许多对私有制进行限制的措施，并授权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和管制。《魏玛宪法》后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与私法分离的原则，摆脱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原则，突破了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则，确认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管理。这些法律引起了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积极展开了研究。1920年前后，一大批经济法著作相继问世，真正意义的经济法就这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德国出现了。[17] 第二阶段，经济法的发展阶段，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至第二世界大战后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特殊时期的整体经济法，又可称为“危机应付经济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对经济干预有所放松，1929年—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对国民经济进行更为全面和强有力的总体调节。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国有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国家不仅以政权主导者身份对私人经济进行干预，而且开始以资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领域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国家经济职能全面强化，对经济进行更加综合性、全方位的调节，从而出现了又一次经济立法的高潮。[19]此时，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律，实施所谓“罗斯福新政”。先后颁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紧急银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 德国在此时期也先后制定了大量经济法，如1930、1932、1933几次修改了的《防止滥用经济力令》、1933年《强制卡特尔法》、1934年《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等。 这个时期的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危机应付经济法”。它从一个侧面说明：“鉴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公权力与市民社会严格分野，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是经济危机或者社会矛盾激化时不自觉的产物。”[20]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干预，有的国家颁布了对私有制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法律。德、日作为战败国，被联合部队占领，为了减轻经济危机的冲击，颁布了一些稳定经济的法律，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促进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稳定不景气行业离职人员临时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在实行经济非军事化、确立和平经济、提倡经济民主化等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颁布了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种经济法规，内容涉及到企业管理、工业交通、通讯、农林牧水产、城市建设与计划、商业、财政金融、证券、保险、外贸、外汇、科学技术、教育、环保、防止公害以及计量、会计、统计、测量等诸多方面。日本法学界对经济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热情，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研究。日本经济法学者高田桂一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界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又称：“社会法”。和商法相比，经济法关注国民全体的公共利益。 从体系上讲，主要包括禁止垄断法、业法、统制法和消费者保**四个部分，并指出日本这个新兴的发达国家应在农业经济法、产业经济法、新兴工业经济法、知识产权法方面进行更加充实、完备的立法。[22] 第三阶段，经济法的完备成熟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经济法内容与体系逐渐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调节达到严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国家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主体。[23]此阶段的经济法是“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又称为“现代经济法”。此阶段，以经济民主、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较成熟的经济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基本形成。其显著标志是：经济法据以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预、管制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转向尽可能创造充分、适度、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维护这种自由意志和行为上来。[24] 此阶段经济法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战局面结束，各国出于对本国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不断修正和批判，现代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界面来对经济进行重新审视和规划，注重综合应用各种经济手段，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使之逐渐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垄断及限制竞争以及国有企业法也逐渐完善起来。[25]以西方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在1990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为标志，反垄断所体现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条不紊的竞争”等经济法理念被西方国家所公认，“现代经济法”最终确立。[26] （四）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1、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法律规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保护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先后在计划、基本建设、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劳动工资、自然资源和能源、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土地改革法》、《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受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工作方面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各种法规、制度被任意践踏破坏，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28] 2、中国经济法的真正产生和发展 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中国经济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79年—1992年。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旧经济法阶段。[29] 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此阶段，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法制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经济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保护改革开放，为经济法制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第二，我国的经济立法活动按照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和国家既定的经济立法规划[31]的要求，紧密结合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实际，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及时地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法规。从1979年到1992年14年间颁布的经济法律就达52件；1979年以来，国务院颁布和批准颁布的400多件法规，经济法规占大多数，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经济法规。第三，把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结合起来，狠抓经济法实施。此阶段我国经济法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法制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视以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法律思想，为1992年经济法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此阶段处在以有计划的商业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立法没有市场经济为基础，国家的宏观调整主要还依靠计划手段，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还缺失，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离，还出现经济立法不平衡，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可以说，此阶段的经济法还打下深深的计划体制烙印。 第二阶段，经济的发展完备阶段，从1992年至今。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新经济法阶段。[32] 1993年3月我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注重经济立法。为此，我国先后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利保**》、《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科技进步法》、《预算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产品质量法》、《土地管理法》、《价格法》、《证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等等。自1993年宪法修正案颁布以来，全国立法机关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规中与经济法相关的占了近一半。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为中国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内核。为弥补市场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伴着中国加入WTO，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法建设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她将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四、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其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法同样应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时，必须先从研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入手。 （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便必然产生出以维**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33]恩格斯对法产生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也应是如此，而且应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产生，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化是经济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场经济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市场机制事后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以及市场存在的调节机制的障碍的特点，会使市场主体要么限制竞争，要么不正当竞争，从而形成无序竞争，使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导致竞争秩序混乱，引起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现象的发生。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就主动介入社会经济，消除前进过程中的不足。而国家调节的手段主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间接方式进行，在市场调节仍起基础作用的基础上，辅之以国家调节。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并且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具体归结于19世纪末开始的经济社会化。经济社会化是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竞争激烈化、经济垄断普遍化、经济结构规模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和经济交往国际化的社会经济格局。经济社会化使得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名义上是个体经济行为的同时，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的经济行为，其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化的指导下将以倍增的方式不断影响周围的个体，影响一国局部的经济运行，影响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有时甚至于会跨越国境，影响他国的经济运行，从而导致对经济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化背景下，强化对主体行为的规范，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价值，成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缘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中，经济法的内容、形式、作用领域和发展道路会有所不同，但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实现经济法的价值方面应是趋同的。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职能的变化，而国家职能的变化应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我们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是“守夜人”，对经济采取放任态度，对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干预很少。“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国家为实现鼓励自由竞争，维护经济秩序，实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的自由经济状态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来承担“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场经济主要由民商法调整。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垄断对自由竞争的限制，使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此时，民商法对此**为力。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客观实际要求国家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以求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这种干预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亦必须在法定程序下合法进行。于是西方国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国家干预、协调经济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门法——经济法，就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反垄断、促竞争、反危机及促发展的政治现实促进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展，使国家具备了干预、协调经济的职能，这种职能成为经济法产生的政治条件。 （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条件 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基础。[34]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主流。以个人权利本位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又称权利本位）独行社会。个人本位强调把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之上，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极力主张“天赋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从自然状态带进国家组织中去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能设置任何障碍，认为自由是人性的结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权力应为保障自由、财产和安全服务；权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资本家的垄断行为排斥了自由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丧失，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市场经济逐渐失去了自律性，产生了重新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本位”的思想。社会本位的思想，强化以社会权为权利的核心；这种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前提，它强调社会利益才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生存发展依赖于社会的生存发展；无限制的权利不符合社会关系原理，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权、无限制的所有权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必然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法律控制社会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会本位的思想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社会为本位，强化保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权，正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五、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法从产生到逐渐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法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体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立法内容来看，其一，以国家干预经济和反垄断法为中心内容的各种经济立法进一步发展起来。其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立法理念不断地在经济法中得到体现。其三，经济法与科学技术发展、新兴产业部门结合更加紧密，立法内容空前丰富，立法领域不断扩张。其四，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重要内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视。 其次，从重要程度来说，各国均将涉外经济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贸法、外资企业法、海外投资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成为一国经济法中的重要内容。 最后，从立法层次来看，各国均在不断提升经济法的立法层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逐步将经济立法以法律、法规并重的作法，转向以法律形式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国家还计划在条件成熟后，学习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