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合同法概论

A. 国际商法简答题目5：

英美法中的对价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原来许多相对陌生的法律概念，在我们的司法实践甚至日常生活中逐渐频繁的出现。这些从西方现代法学中引进的名词，弥补了我们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一领域概念的空白。但是，由于这种时空的转换和语境的不同，也造成了我们社会对这些概念的陌生和误解。作为现代民法基本概念的“对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我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这样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对价的概念作如下解释：既对价就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但什么是相对应的代价？相对应包括了那些概念，是基于价值上的对等，还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在这里显然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个解释是模糊的，在审判实践中，有些当事人要求法院在解决票据权利纠纷时考虑对价的充分性并以之为抗辩理由。我们在翻阅许多的司法解释后，虽然有一些处理指导意见，但对于对价的确实含义，依然是闪烁其中。

迅速发展的审判实践要求我们，对于“对价”这些概念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认识他们。

一、 对价的渊源

什么是对价？我们首先要明白，最初这是一个英美法上的概念。

在英美法中，对价也是一个非常晦涩难懂的概念。按1875年英国高等法院下的定义，对价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种权利、利益、利润或好处，或是他方当事人克制自己不行使某项权利、遭受某项损失或承担某项义务。”这句话对于不熟悉英美法历史的普通法律人士来说也是如在云里雾里，不得其三味。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回到英美法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它的真面目。

英美合同法是由英国早期的诺言之诉发展而来的。在15和16世纪，英国普通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确立了一项原则：一项单纯由承诺人对受诺人承担义务的恩惠性或赠予性的诺言不能由受诺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使一项承诺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受诺人也必须对诺言人提供某种回报，从而使双方之间存在某种交易。这种由受诺人对承诺人提供的回报就是对价。已经存在对价的情况下，承诺人如果不履行诺言，受诺人有权向法院起诉，并获得适当的救济。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对“对价”有个整体的认识。我们发现上述对价的作用在于使诺言对承诺人产生拘束力，使双方之间存在某种交易，一旦交易成立，承诺人就不能轻易收回已经作出的承诺。实际上，一旦对价存在，承诺人就必须履行承诺，否则就要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对价就是相对人作出的某种能使承诺人的承诺对其自身产生拘束力的回报。

但这个定义也是空泛的，我们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使之具体和更能让人明白其含义。由此我们需要从这种回报何时能构成对价开始。

二、 对价的构成要件

上面我们讲到对价是一种回报，但怎样的回报才能对承诺人产生拘束力，从而成为对价呢？

按照英美法的解释，一项有效的对价须具备以下要件：

1 对价必须是合法的。

凡是以法律所禁止的东西作为对价的，都属无效。这个很容易理解，例如，贩卖妇女、儿童的合同是无效的，因为在这里当事人把妇女、儿童当作对价来达成合意。而对妇女、儿童买卖是违法的，所以这个对价无效。

2 对价须是等待履行的对价或是已经履行的对价。

英美法把对价分为三种：待履行的对价（Executory Consideration）、已履行的对价（Executed Consideration）和过去的对价（Past Consideration）。当事人已履行了他那部分义务时，其所提供的对价是已履行的对价；若是当事人承诺提供并准备提供的对价，则为待履行的对价；所谓过去的对价是指一方在对方作出允诺之前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对价，其不能作为对方后来作出的这项允诺的对价。英美法有一项原则，“过去的对价就是没有对价“（Past Consideration is no Consideration.）。

在这里我们必须分清已履行对价和过去的对价之间的区别。已履行的对价，这种已经作出的行为或是诺言是基于对方的承诺而作出的，具有针对性。比如，王某承诺将卖给李某一台彩电，李某在王某交付彩电之前支付给了一笔王某提出的价款，这时，李某的行为就构成了一项已履行的对价，王某有义务将彩电交于李某。

而过去的对价只是一个单方行为，没有对象。比如几年前王某送给了李某一件紧俏商品，多年过去后，李某为了感谢王某，允诺将送给王某一台最新式的冰箱。但这项允诺是缺乏对价支持的，王某几年前送给李某商品并不是针对几年后要求李某回报的行为，这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对价，所以没有拘束力，王某不能就李某没有履行其承诺而诉求法律的保护。也许“过去的对价就是没有对价”这种说法引起了一些词义上的坳口，但相信通过合理的解释我们能够超越这种语境的困境。英美法认为，这种允诺属于无偿的允诺（gratuitous），但有一项例外，若“无偿的允诺”是采用签字蜡封式作成则有拘束力，这也是其独特的历史造成的，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在别国特殊环境下的产物，而并不需要在本国的系统中加以阐述。

3 对价必须具有某种价值，但不要求充分或对等。

这里所说的价值不一定是指金钱上的价值，也可以是其他东西，例如提供的某种服务或某种不作为行为。但对价不是等价，不要求与对方的承诺相等（equivalent to the promise）。

我们可以从英国蒙特夫特诉斯考特案（1971）来理解“对价不是等价”这个概念。

被告答应以一英镑的价格把房子卖给原告，但后来又反悔了，声称一英镑是个不充分的对价。法院认为，对价并不要求对等或充分，合同能否执行取决于有没有对价，而不是对价充分与否的问题，对价是否充分应由双方当事人在定约时自行考虑决定。被告败诉。

这里其实触及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对价是一种合意，而不考虑其实质上的对等。

只有当合意有瑕疵的时候，法官才可以考虑对价的充分性，从而产生对欺诈、不正当影响的判决。

4 已经存在的义务不能作为对价。

这里我们可以用英国合同法常援引这样一个判例来解释：船方雇佣一批海员出海航行，途中两员开了小差，于是船长许诺，若其他船员努力把船开回目的港，就将那两名船员的工资分给他们。后来船长反悔，船员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船员在开船时已承担了义务，应尽力把船安全开回目的港，这是已经存在的义务。因此，船长的允诺缺乏对价的支持，是无效的。

5、法律上的义务不能成为对价

法律所规定当事人应尽的义务亦属于无效的对价。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上的义务，不以任何另一人的承诺而更改，无法形成交易，没有交易也就无所谓对价的存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对价是与承诺互为交易对象的诺言、行为或不作为，并通过这一形式对承诺人形成拘束。他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原则，以达成交易形成契约为前提。他可以分为已履行的对价和待履行的对价；必须具有合法性；他具有某种价值，但不要求充分和对等。

对价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概念，充分体现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关于社会关系由契约形成的主题。而在中国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也必然延续其追求合意的特性。

由此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我国票据法关于对价的论述，这里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应该重在认可，是一种双方的合意形成的对应，而不要求实质的对等。

劳动合同中违约金设定和支付，应该说是劳动争议中最常见、最敏感，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劳动律师网去年共计代理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80多起，劳动仲裁的最终结果都必然导致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劳动合同解除后的违约金支付问题就成了争议的焦点。劳动合同违约金支付的条件、违约金与经济补偿金如何适用、违约金与赔偿金如何适用、违约金的数额是否合理等等，成了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的最大困惑。

一、 劳动合同违约金支付的条件

由于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员工迟到一次，企业偶尔延迟发薪，如果每一种违约行为的法律后果都是支付违约金的话，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实践中，违约金的支付条件一般限定在“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或者竞业限制约定”的范围内。
由于后一种情形地区差别不是很大，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形，即劳动合同期限未到，或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任务尚未完成，也未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也无其他法定的情形出现，一方当事人却要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应该支付违约金，以及如何支付。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如果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况，违约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还有《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辽宁省劳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等，都对违约金作了类似的规定。
但是，2002年5月1日起实行的《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率先对劳动合同约定违约金作了特别规定。立法者认为，劳动合同和经济合同有本质的区别，劳动合同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是为了确立劳动关系，其根本目的是获取生活必需品。要求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会造成劳动者经济负担的加重，甚至造成白白付出劳动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用人单位滥设违约金，导致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还不足以支付违约金，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为此，《条例》规定在劳动合同中设定违约金的，只限于违反服务期约定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两种情况。而约定服务期，又只限于对由用人单位出资招用、培训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如出资购房的劳动者。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规定一般员工提前离职也必须支付违约金，这种约定是无效的。《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作了类似的规定。

二、 违约金与经济补偿金如何适用

经济补偿金的补偿情形一般情形有：合意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过失性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用工单位经济性裁员时的经济补偿金、单位存在拖欠工资及少付工资情况时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也有例外情形。
而经济补偿金与违约金同时可能涉及的主要是过失性辞退导致的解除劳动合同情形，我认为：经济补偿金与违约金可以相互并存的，这是因为违约金是对劳动单位或个人进行的惩罚，而经济补偿金是单方面的用人单位的补偿，与违约金的本质区别；违约金是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额。违约金的支付一般从双方约定。但由于约定的违约金具有预定的赔偿性质，当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或者低于违约金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或者增加，经济补偿金则是法定的，不能随意更改。明确约定违约金的案件。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自主意识表示，如果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已作出明确、合理的约定，则企业违法或者违约时应当按照劳动合同规定执行，支付劳动者违约金。
但在实际处理中，一些法院可能会认为，经济补偿金性质属于法定的违约金，既然支持了法定违约金，就没有必要在判用人单位支付合同违约金了。我认为这样对劳动者的保护是不利的。

三、违约金与赔偿金如何适用

劳动合同违约金和赔偿金都是违反劳动合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区别：
1、是否写进合同。违约金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只要合同中写进了违约金条款，那么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就要按照合同中该条款的约定给付违约金。而赔偿金的给付是按照实际造成的程度来进行的，无论合同中有无相应的条款。
2、是否造成实际损失。由于支付违约金的条件是违约方有违约的事实，而不论对方是否存在损失，因而使违约金在功能上具有了惩罚的性质。而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条件不仅是劳动者有违约的事实，更重要的判断依据是要有实际损失，赔偿金通常具有补偿的性质。
3、数额与实际损失的关系不同。由于违约金是事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因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可能与约定的数额可能不一致，而赔偿金是完全根据实际损失的大小来确定的。
4、是否适用等分原则。违约金不与实际损失相联系，只要约定符合一般的社会标准和劳动者的承受能力。而赔偿金是与实际损失相一致的，尤其是在给予劳动者特殊福利待遇并约定服务期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的实际损失随劳动者的服务年限而下降，因此应当逐年递减。
基于上面的分析，违约金和赔偿金不是同一概念，一方违约在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因劳动者违约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的，劳动者应当按双方约定承担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低于实际损失，用人单位请求赔偿的，劳动者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实际上规定了由用人单位在违约金和赔偿金中“两者取一”的原则。

四、合同违约金数额如何确定？

违约金的数额的设定都要求应当遵循公平原则，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等因素合理确定。
根据《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支付的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

但是，《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畸高的，当事人可以要求适当减少。双方当事人因违约金发生争议的，可以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至于怎样的数额才不算“畸高”，究竟如何根据劳动报酬“合理确定”，对不起，就没有下文了。浙江、江苏等地的规定也大致相同。看来只得依靠“自由心证”了。

我认为违约金约定的规范性、合理性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性非常重要，江劳、上海等地的规定极大地限制了用人单位约定违约金的条件，导致劳动者随意解除劳动关系，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约束；而北京、天津等地却没有为违约金的约定限制条件，用表面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不平等性，都是不合理的。法律应当就约定违约金确立一个前提条件，即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岗位性质等合理确定。

B. 1999年英国合同法在什么背景下修订的。。求高人帮忙。。英语简单介绍一下1999合同法的背景

请问是关于第三方权力的吗？
这部法律叫 <<合同（第三方权力）法 1999>>
背景是这样的，英国的合同法是由案例法组成的。案例法里有一条规则，也就是说第三方不能请求法院执行合同里赋予他的权力 (叫 Privity rule)。比如，A和B签订合同，在A死后B每月给C 2000 英镑，按照案例法，如果A死后B不给C钱，C以个人名义无权请求执行这项权力。

The Contract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came into existence e to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rivity rule of the Common Law. The rule states that third parties cannot enforce contractual rights in contracts of which they are not a party. For example, if A signs a contract with B to pay C 2000 pounds after death, under Common Law, C has no right to enforce this right under his personal capacity. This rule is often seen as harsh and unnecessary.

C. 合同法问题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

关键词: 合同自由原则/确立/限制/重塑
内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精神内核和实践纲领。虽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合同自由原则不断受到限制,但并没有动摇合同自由在现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我国新合同法尽管对合同自由原则未加以明文规定,但从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和整体内容来看却始终贯彻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是规范化了的现代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及其在两大法系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是和私有制社会商品经济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而这一原则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确立则是私有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已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萌芽。在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Contractus Consensu） 的规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1]在诺成契约中,当时并不注重契约的形式,而只注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因为它决定着契约的成立和生效。事实上,这一观念“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极具生命力的契约法原理: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契约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2]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罗马法并没有真正形成完备的契约自由原则。

通说认为,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完备形式定位于18 —19 世纪,因为此时合同自由原则开始具备了其所需要的理论基础。[3]一方面,从理性哲学的层面来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所推崇的人权观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生存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社会应最大限度地承认个人的权利,应当承认人所具有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过是上述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为强调个人天赋权利与公共权力的抗衡,资产阶级法学家特别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区别,私法主体平等,权利义务设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实现,也才能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与契约平等的观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罗马时代,契约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罗马法的一种理想而存在,因为要在皇帝和臣民、贵族与平民的等级社会中,真正实现合同自由,罗马帝国就不会有斯巴达克斯的起义,罗马法也就不会出现历史的断层,故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将合同自由作为普遍的法律原则。另一方面,从其经济基础的角度来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经济的要求。如果说,理性哲学的理论为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导的话,那么自由经济的理论则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最充分的条件。自由经济的基本理念,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在他们看来,以这种理念建立__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为公平,于社会亦最为有利。同时,根据自由经济理论,每个人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竞争,既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又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即是说,在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在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因此,自由经济理论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公允地说,上述理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则在近代合同法中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自原始积累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劳动力成为自由交换的商品,各种产品无限制地进入市场进行流通,财富的证券化扩大了交易的范围,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也拓宽了契约自由的范围。凡此种种,都为契约自由观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4]为此,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国家都相继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通说认为,合同自由最早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于19 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但法国合同法问题研究专家尹田先生认为,在法国,合同自由原则的阐释从来都是仅仅存在于法学理论之中,法国民法典对之并未予以明文规定,只是暗示性地规定了这一原则。如该民法典第6 条规定:“禁止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即是说,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前提下,当事人有权自愿签订合同。该法典第1134 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将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强制力,显而易见,该法典已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当时的法国,合同自由原则确是民法规范具体适用于法国商品经济社会的准确表现,作为对合同关系有关法律准则的一种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则包含了一种最为普遍适用的理论,是对各种具体的合同法律现象和问题所作的最科学的解释,对于法国的司法实践产生过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德国,1900 年德国民法典的实施标志着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论的最终完成。这一理论以意志自由为基础,通过人类理性达到法的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从而使私法自治的逻辑成为契约法的基本逻辑。德国民法典虽没有像法国民法典那样“暗示性”地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但却处处体现出合同自由的底蕴。其总则编和债权编中的规定,大多数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一事实又促使这种自由得到了强化。德国大多数学者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合同法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玛宪法第152条第1 款也特别规定:“在经济关系方面,依法实行契约自由原则。”在没有法典化传统的英美法系,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约自由,但自由权利为天赋人权,这不仅是政治权利,而且也表现为私法上的权利。尤其是19 世纪当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和亨利·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史观奇妙地结合起来,加之受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影响,从而营造出了英美法系上的自由主义契约论。在这个契约论中,“任何人都有权和任何人缔结他们所想要的契约,他们也有权选择订立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任何条款。”[6]到了19 世纪晚期,法学家认为,契约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契约自由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工具,是永恒和绝对的,甚至于契约自由已被明确地包括在宪法保护的自由之中。美国最高法院在奥尔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约自由是一种基本的宪法权利,宪法第14 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约的权利。为此表达的契约自由原则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约自由作为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19 世纪美国法的主要特征。[7]合同自由原则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的相继确立,标志着合同自由原则已成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及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传统合同法学理论,合同自由原则一方面意味着当事人享有绝对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规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则主张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其实,强调合同自由原则. 并非法律的一切规则都可以被当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也从未被绝对化,即使在1804 年,当对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论证被适用于法国民法典时,也不能不受到诸多限制。如前已述,该法典第6 条规定:“禁止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无限制。任何人在获得某种利益的同时,都有可能被强制接受某种义务。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此外,合同自由原则还必然意味着确认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意势必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质之所在。

著名法学家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理念归结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为典型。进入20 世纪以来,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迫使20 世纪的立法者、学者、教授、法官等正视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__追求实质正义、兼顾个人本位实现社会本位。而对实质正义、社会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对合同自由从立法和司法上进行必要的规制。在法国,“强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现,形式主义的悄然“复兴”,附合合同理论的深刻影响,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立法运动的蓬勃发展,表明在法国现代社会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则受到了严格限制。[8]在德国,合同自由原则从民法典颁布时起就受到了适当的限制:不得违背法律、不得违反善良风俗及不得违反诚信原则等。[9]在英国,该原则同样也受到默示条款（如1979 年的货物买卖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货物及服务提供法均规定一些合同必须包含某些默示条款,以便维护社会公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不公正条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条款法和1994 年的消费者合同不公正条款规则规定如果协议中存在不公正条款或免责条款,法律可以限制这些条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国,众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国统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产物,但二者都对合同自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条规定:在一方当事人依赖对方当事人允诺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责任仍可以产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 —302 条规定,可以拒绝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国法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协会会员P·S·阿蒂亚在其《合同法概论》一书中指出:“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黯然失色了,这标志着人们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其主要作用仅是执行当事人经选择而达成的协议的一种工具。现在的趋势是把合同看作达到公平的一种积极的工具。”[12]接着,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们一般认为: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常常是无可非议的,即使从纯粹的经济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预并非是要破坏这种自由市场,而是要支持这种自由市场。当然,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不总是用来调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衡。例如,为各种经济目的,如控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立法现在并不罕见,这些立法对限制契约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学者惊呼,对合同自由限制意味着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实,对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并不是合同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真实内涵的恢复和匡正。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对合同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合同自由背离其内核———实质正义,甚至对实质正义造成侵害；而对合同自由的过度干预,就有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因此,科学的态度是,一方面我们应承认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权利滥用造成事实上的不公正。因此,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弥补合同自由的不足,发挥合同自由之法律真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进一步说来,意思自治不再像当初一样,表现为当事人所当然享有的一种自愿、独立地创设权利和权力,而只是表现为一种由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律在保障社会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和形式。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运用自己的各种权利。”[14]更何况,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重又陷入危机,新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合同自由原则再次得到了重视。正如经济领域内各国逐渐奉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的政策一样,各国又逐渐采用以合同自由为原则以法律限制为辅助的主张。众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会经济制度之代表者组成的专家小组起草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 1 条就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订立合同并确定合同的内容”,该通则第3. 2 条又规定:“合同仅由双方的协议订立、修改或终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要求。”代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权威学者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达成的共识的《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 :102 条关于合同自由中也规定:（一） 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并决定其内容,但要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则确立的强制性规则。（二） 当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则的适用或者背离或变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则另有规定。合同法的立法实践表明合同自由原则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对合同自由原则作出必要的适当的限制,并没有动摇合同自由在现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

三、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规制的新思考

我国合同立法是否明确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出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管理,从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长一段时间强调以计划为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甚至被看作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而横加批判。改革开放后出台的经济合同法第5 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客观地说,这一规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自愿”,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该法不仅没有明文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即使对自愿原则也没有明文表述,甚至还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作为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合同的__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并郑重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1993 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时,尽管摒弃了一些计划经济的成份,但对该条文规定保留不动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把自愿原则明确规定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4 条规定:“民法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一定意义上,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离开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难以成其为“合同法”。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法学界对合同法明确合同自由原则普遍持赞同态度,但未获有关方面认可,以至于1999 年颁布的《合同法》很明显是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基础,直接从原《经济合同法》第5 条规定的内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愿原则。新《合同法》第4 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由此,有学者认为:新合同法规定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使其贯彻于整个法律,规定了较多的任意性规范。[15] “自愿原则（通说为合同自由原则） 是合同本质的体现”。[16] “统一合同法抛弃了反映计划经济体制本质特征的经济合同概念,明文规定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规定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合同自由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规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机关和合同管理机关对合同的监督,不规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7]也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新合同法未能规定自由原则,而是照搬《民法通则》,将合同自由表述为“自愿”,而且还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合同订立。似乎除合同订立需要“自愿”或“自由”外,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愿”或“自由”。[18]

认真研读新合同法,我们以为,应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开放地而不是封闭地对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进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与合同自愿。一般说来,认为新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的,是将合同自愿与合同自由划等号的。从他们对合同自愿的内涵的界定及本质的阐述上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诚然,合同自愿原则源于合同自由原则,在其内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还是有明显地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在内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说,合同自由可以归纳为缔约自由、相对人自由、内容自由、方式自由及变更、解除或终止自由等五个方面；而从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愿原则的规定来看,主要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愿,大体相当于当事人缔约自由这一含义或再稍宽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体现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合同自愿原则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或残留着计划体制的思想影响和烙印,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在承认市场机制必要性的同时,又对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给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则和制度是保证市场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原则,合同自愿原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法律原则,是折衷的、不彻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则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形式。[20]如前已述,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只不过一、二十年时间。在整个社会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观念尚未完全确立。合同自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是过度,而是犹显不足。现实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来巩固改革成果,来强化合同自由的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我们的现状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的法国,个人主义、私法自治的思想风靡一时；也不像1896 年德国民法典颁布时市场经济和合同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说在他们的法律中不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同样意味着法律坚持了合同自由原则,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旗帜鲜明地在合同法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将法学界这一共识加以采纳,而代之以合同自愿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限。如此说来,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抛弃了合同自由原则呢？

（二） 合同自由原则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从合同法的指导思想、起草过程和新合同法整体内容来看,始终贯彻了合同自由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一、更新合同观念,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计划原则的影响。新合同法结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统一为民事合同,强调“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而为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贯彻确立了前提条件。新合同法还重申,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得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事人订立合同。这也就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其二、健全了关于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较为系统地规范了要约和承诺制度。当事人订立合同必须采取要约和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则；另一方面,要约和承诺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亦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第二、确立了合同当事人缔约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条的规定表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确了当事人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条抛弃了经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内容的具有强制性的“主要条款”制度,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法律列举的条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条款,欠缺某一条款并不一定导致合同的当然无效。第四、规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并非按照法律的强制规定或计划指令来履行。更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和有益的判例学说之基础上,于第64、65 条分别指出当事人还可以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五、肯定了当事人变更、转让、终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条还规定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转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不仅可以产生合同效力,也可以变更、转让合同效力,还可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该法第93 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扩张了合同责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可以自由选择违约责任承担的方式；在解决合同争议时也可以任意选择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中的任何一种解决方式。尤其重要是,当事人还可以自由放弃自己的救济权。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还大量的体现在任意性规范的法律属性中。新合同法从合同的成立、内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变更、转让、终止及合同责任等各个领域以及分则中买卖等各类合同,都广泛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的条款,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的原则。

（三） 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是规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则。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正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阶段,但我们所享有的契约自由却与梅因得出这个论断时的契约自由有极大差别,是受到规制的契约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极大地激发了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民事主体个人能力之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私利的无限追求,特别是我国尚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各种现代社会交易关系极其复杂,无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严格意义上说,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当事人的合意与上升为法律的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合同自由历来就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新合同法通过借鉴参酌,对合同自由原则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实现实质正义、社会公平。该法第5 —7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并使之与合同自由原则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我国合同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D. 英国商务法-合同法 一道案例分析题

答案是可以。理由如下：

本案中，b给a发email的行为属于要约，a收到email合同后没有直接承诺接受，而内是提出了容新的约定内容，这可以视为是反要约，即一个新的要约，由a向b发出，此时b同意了，这相当于对新要约的承诺，此时新的合同成立，并且一般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新的合同有b发给a的email合同的内容，也增加了双方新的口头约定，无论是书面形式（在本案中是电子版本）还是口头形式，只要有证据证明约定过程的真实存在，这些都是对双方具有拘束力的合同的内容。因此，新的那些被b遗忘增加的条款是具有约束力的。

E. 英美法系国家的合同是什么

英美合同法名词解释: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英美两国关于合同的判例法、制定法所体现的合同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
合同法在英美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英国、美国没有成文的合同法,只有少数制定法。合同法的渊源主要是判例。关于合同的有关规定也体现在英国货物买卖法、美国统一货物买卖法及美国统一商法典中。英美法系唯一成文的合同法是1872年的印度合同法。在英美法中没有法律行为的概念和债的概念,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如同财产法、侵权行为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体系。关于订立合同的各项有效要件,或是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的履行和不履行的后果,全部规定在合同法中。英美法系各国的合同法是以诺言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英国《不列颠网络全书》给合同下的定义是:“合同是可以依法执行的诺言,这个诺言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美国《合同法重述》也认为合同是一种有法律效力的许诺。相对于大陆法系的“原因”,英美法中称为“对价”。规定任何合同要有约束力的话,要么是有对价,要么要式合同。除蜡封签字合同外,对价是英美法中合同成立的3个要素之一:要约、承诺、对价。
对价就是一方为给付,另一方也为给付,它可以是立约人获得法律上的利益,也可以是受约人受到法律上的损害。信销重要的是对价的价值无须相当。根据法律规定,有效的对价必须是:(1)在立约人与受约人之间进行,不能由第三人承担,立约人只能对受约人承诺利益;(2)合法;(3)具备某种价值;(4)对立约人来说,是允诺将来的利益,而不是过去的利益。
至于现在的利益,英美两国规定不同。
英美法规定蜡封签字合同无须对价,除此之外,其余都是简式合同,需要对价。简式合同不是不要式合同,英国规定票据合同、分期付款合同、海上保险合同等简式合同都陆首要以书面形式作出。
一般除法律规定者外,对合同形式无特殊要求。英美合同法采用违反“公共政策”的概念判定合同违法,包括违反成文法和普通法。凡违反普通法的合同都是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英美法对合同的解释实行表示主义,强调只能从合同条款中或双方公开讲话中来探明双方的意思。
法律还允许对合同条款进行默示推定,即使没有列入书面合同之中的凡一些法律或习惯所规定的内容,也可推定为合同中的默示条款。关于合同的订立,要约和承诺是合同成立的要件,在英美合同法中有重要意义。
对于要约,原则上规定对要约人无约束力,在被承诺之前随时可以撤回或更改其内容,但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不可随意撤回要约。对于已经生效的承诺规定不可撤回。
对于合同成立的时间,英美法实行发信原则,即合同自受约人发出承诺之时成立,不论要约人是否收到这个承诺。法律规定可为合同的履行设立担保制度。
对违约金,区分惩罚性和赔偿性两种性质。英美法对合同的履行规定了条件。
根据先决条件、后决条件和同时条件决定合同的履行、暂停、修改或解除。对于合同的不履行,英美法将它分成两类:一是根本违约,违反合同的根本有效条件,这时另一方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二是非根本性违约,违反合同的担保,即违反合同的一般条件,此时另一方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不能要求解除契约。
违反合同或担保,可以主张直接的损害赔偿、间接的损害赔偿、附属的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对违约的最普遍的救济。
如果非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了不能预见的与订约时情况根本不同的意外事故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当事人可以依“合同落空”主张免除违约责任。合同可依双方协议、履行、违约、履行不能或法律规定而消灭。
总之,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和其他法律一样,基本上由判例构成,对有些合同采用制定法方式加以规范,如英国《租售合同法》、《陆路及铁路运输法》、《货物供应默尔条款法》、《公平贸易法》、《限制贸易惯例法》等等。英美合同法具有以下特点:(1)英美合同法由判例法和制定法两部分组成。
判例法阐述一般的合同原理和原则,据主导地位;制定法侧重于规范典型合同,据辅导地位;(2)英美合同法赋予法官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加重公共政策对合同自由的干预;(3)英美合同法没有用债法概念限制合同法,更没有将合同视为债的发生根据之一,而是早坦数将合同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4)英美合同法体现了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

F. 《 经济法概论》合同具有哪些特征

(1)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指当事人依法表示自己的意思，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受到合同法规所调整，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要承担法律责任。

(2)合同是双方或者多方的法律行为，合同的成立必须要经过双方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3)合同是当事人合法的行为，合同内容合法是合同有效的条件。

(4)合同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享有同等的权利。

G. JCT合同范本

一点相关的资料，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探索更规范的建设工程合同体系模式———JCT合同文本研讨会综述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建筑业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达6％以上。加入WTO之后，中国建筑业将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众多建筑企业的角逐，同时中国建筑企业也将更广泛地参与海外建筑业市场的竞争。届时有关工程纠纷和争端也将会越来越多，了解国际上已广为运用的合同文本，对于如何高效率地解决工程纠纷和争端已成为建筑业界的重要课题。为此，4月13日同济大学和上海英才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在上海共同举办了《JCT合同文本研讨会》，与会的多位专家介绍了国际上著名的英国JCT合同管理模式，并对其与中国相关合同的差异与共性作了深入研究，对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何为JCT合同文本

JCT（JointContractsTribunal，中译：联合合同委员会）于1931年在英国成立（其前身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并于1998年成为一家在英国注册的有限公司。该公司共有八个成员机构，每成员机构推荐一名人员构成公司董事会。至今为止，JCT已经制订了多种为全世界建筑业普遍使用的标准合同文本、业界指引及其他标准文本。

JCT章程对“标准合同文本”的定义为，“所有相互一致的合同文本组合，这些文本共同被使用，作为运作某一特定项目所必须的文件。”这些合同文本包括：顾问合同；发包人与主承包人之间的主合同；主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分包合同；分包人与次分包人之间的次分包合同的标准格式；发包人与专业设计师之间的设计合同；标书格式，用于发包人进行主承包人招标、主承包人进行分包人招标、以及分包人进行次分包人招标；货物供应合同格式；保证金和抵押合同格式。JCT的工作是制作这些标准格式的组合，用于各种类型的工程承接。

二、JCT合同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异同

JCT合同以JCT98（传统格式）为例，其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建筑师这一角色的两重性。

一方面，建筑师由发包方委任并付薪。在某种目的情形下，建筑师完全代表发包方的利益而作为一个代理人来行为，例如决定发布一个指示来修改工程。作为发包方的代理人，适用民法上关于代理人的法律规定，即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发包人承担。另一方面，在其他情况下，建筑师负有依合同以独立的职业理念来作出决定或提出观点的职责，而不偏袒发包方或承包方。对于建筑师所作出的决定，承包方可以要求建筑师提供作出此项决定的相关信息，如对此不满意，承包方在遵从这一决定之时可依合同提起争议解决程序，即交由仲裁人裁决，或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但在原材料的质量或工艺标准等方面，建筑师可以依据合同条款作出最终证书，如果在最终证书作出后的28天内承包方和发包方未提起争议程序，则最终证书的决定应当被遵守。

根据JCT合同的这些特点，建筑师所肩负的多种职责与我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形大不相同。也就是说建筑师既是发包方的代理人，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职业标准和理念，两种身份似乎很难协调。这种协调皆是由于JCT合同的设计，合同一旦被接受，对任何一方都具有约束力。

JCT合同文本与我国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本）》在工程延期方面的规定相比较，可以发现：对于发包人未能按专用条款约定提供图纸及开工条件的，JCT合同规定了建筑师的相应职责；发包人未能按约定日期支付工程预付款致使施工不能正常进行的，JCT合同未作具体规定。而这些条款在建设部的示范文本中均有比较明确的约定；在工程师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所需指令、工程设计变更或工程量增加以及不可抗力等方面，JCT合同亦皆有相应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278条关于隐蔽工程、第283条关于承包人权利中的一些内容，以及我国建筑法中关于施工许可证、第64条关于违法时被责令改正等规定，JCT合同皆没有说明。

三、使用JCT合同文本的局限性及优点

JCT合同文本要在中国使用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英国合同法属于普通法系，而我国合同法更接近于大陆法系，这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签订与实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中也折射出两种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JCT合同文本中建筑师地位独特与传统上建筑师可从事工程项目管理业务有关，而在中国建筑师通常只限于作设计工作；JCT合同文本主要是用于建筑师处于重要地位的房屋建筑工程，而对于结构工程师和设备工程师处于主要地位的其他土木工程，则需要作相适当的修改或调整。

但是，在英国，由于JCT合同文本是由建筑业各参与方经过反复讨论，并由他们各自在JCT的代表同意后颁发的，因此JCT合同文本已充分考虑了各方利益的平衡。在某项工程采用JCT合同文本后，一方面双方无须再就通用条款进行谈判，只需对专用条款进行商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在管理合同之时，何方违反合同通常比较容易确定，便于及时处理违约问题。这对于一般来说标的物巨大、工程时间较长、参与方众多并且运作复杂的建筑业界来说非常重要。JCT合同文本最初在英国及英联邦地区使用，由于其历史悠久、相对成熟，应用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目前已成为全世界著名的建筑业合同文本之一。

四、JCT合同文本对于中国建设工程合同体系的影响

据悉，JCT合同文本至今已在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武汉等地的许多工程项目中被采用。并且，对于2008年奥运会所需修建的工程项目，中国政府将向全世界招标，被中标的建筑企业极有可能采用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JCT合同文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这种合同文本的了解和研习就显得尤其必要。

我国虽然有了合同法和建筑法，但是，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文本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对于中国建筑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会产生不利。入世以后，我国工程项目的承发包模式会逐渐与国际接轨而呈多样化发展。新型承发包模式需要相应的合同条件，而我国至今仅有适合施工承包的合同条件，其他诸如项目总承包或者说交钥匙工程承包等承发包模式则没有相应的合同条件，JCT合同条件体系内容十分丰富，这为我国建设工程合同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H. 合同法定解除情形 概念

依大陆法通说，合意解除，非真正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一般皆指合同法定解除，即合同一方当事人因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现行使解除权从而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的消灭的一方意思表示。鉴于合同解除对合同“法锁力”、合同订立的目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社会整体利益均具有较大影响，各国无不对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在立法、判例及学说上作出严格、明确的限定。目前，我国正进行的统一合同法的立法，关于如何规定合同法定解除属于重要疑难之一。由于我国法学界对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比较薄弱，以致立法草案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规定上前后变动较大。（注：参见梁慧星：《关于中国统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载《法学》1997年第2期。）为科学而完善的合同法立法之计，
笔者从述评两大法系的有关立法、判例与学说以及国际立法的相关规定着手，同时结合对我国现行立法及统一合同法现有草案的检讨，对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作些探讨，以期学界同仁的重视和真知。

一、关于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 判例及学说的述评
1.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

据学者考证，在罗马法时代，局限于奴隶制简单商品经济的性质与要求，法律十分重视合同的信守；合同解除不被罗马法承认。惟买卖得附加“于一定期间内，不支付价金者，则契约解除”的条款。（注：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台湾版，第350页。）
集罗马法精髓之大成的法国民法典，虽然其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与罗马法时代已大不相同，但在合同解除的规定上突破不大。仅法典1184条反映出：双务合同中，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时，应视为有解除合同的约定（第1款）。
但在此情形，合同并不当然解除，债权人有选择权，或如有可能履行合同时，要求他方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请求赔偿损失（第2款）。
债权人解除合同应向法院提出，法院得根据情况给予被告一定期限（第3款）。

如何评价法国民法典1184条关于合同法定解除的一般规定？法国学者普遍认为，同西方其它国家民法中的同一制度相比，法国民法关于合同解除的一般规定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罗马法影响，在法国旧法中存在双重理论：一方面，教规学者将合同的解除建立在与同时履行之抗辩权相同的道德评价上。据此理论，当一方不履行义务时，法官的介人主要是对债务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即根据债务人的善意或恶意，或责令其确定履行期限，或对其进行制裁。法条第2、3款的规定的特点与此正好近似。另一方面，吸取罗马法的作法，承认在双务合同中，存在一项以一方不履行义务为合同解除原因的“暗示性”条款。据此理论，只要一方不履行义务，合同即自行解除。法条第1款正是反映了这一理论。这两种理论的矛盾在于，
解除合同既然是一种“暗示性”条款，则当事人事前也可作相反约定；而依道德评价理论，对债权人来说，解除合同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种权力，且无权事先放弃该权力。（注：参见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此外，对法典第1184条第1款，法国学者与立法者及法官的观点分歧较大。有些学者认为，法律规定合同因一方不履行义务而解除，主要根据在于当事人的过错。但立法者和法官们却坚持，此时合同解除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过错，而是由于合同应当达到的经济目的已不能达到；过错只是法官们衡量不履行债务的行为的性质是否严重的因素之一。现代法国的判例表明，只有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具有严重性时，或仅责令债务人赔偿损失尚不足以制裁其行为时，法官才可判决解除合同。（注：参见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页。）

透过上述概要，我们对法国民法典与现代判例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及作法有如下基本认识：（1）法典第1184条的规定是不太成功的。
这主要表现在条款之间（即第1款与第2、3款）在逻辑上的互相冲突。 （2）对合同解除的原因，学说与判例之间的意见不太一致。
而现代法官们在判定合同是否予以解除时大多立足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上。（3）法国立法及司法对合同解除均较慎重。
这不但体现在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预方面，而且更显现在以不履行债务的行为具有严重性作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上。另外，对于法国民法典的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预性，学者认为“存在明显的弊端”。（注：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
一是它和合同解除的实质相违背；合同解除，究其实是非违约方在订立合同的目的难以实现时迅速摆脱合同关系的一种自我救济措施，是否行使以及何时行使解除权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思决定；二是它不利于维护稳定的交易秩序和对非违约方利益的及时保护。在法院判定合同解除之前，合同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非违约方本可自行实现的对自身利益的及时保护，却由于司法的滞后性导致本可避免的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对非违约方明显不利。

在法国，立法及司法对于合同解除之所以显出这样的特性，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从立法上考察，法国民法典“主要是罗马法和习惯法的折衷、调和”，（注：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其个别规定的内容和文体，
给人以不过是对革命前的习惯法及罗马法的取舍、选择的印象。”（注：〔日〕早川武夫等著：《外国法》，张光博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325页。）再加上法典产生时，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
各类民事法律关系正在成长过程中，对这些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概括显然不足，而尽快统一法制、创制民法的迫切使命不容立法者精雕细刻、旷时费日追求科学的结构、严密的逻辑、完善的概念。（注：参见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这些原因无疑决定了法典1184条的败笔。从法典产生的经济基础看，19世纪的法国，农业仍占主导地位，以交换为特征的大工、商企业尚不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规模和深度，作为交换关系在法律上表现的合同关系相对较为简单，因此，继承并坚持罗马法所确立的合同信守原则，并严格限制合同解除也是自然之事。进入本世纪，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要求法律思想及法典诠释与时俱进。现代法国判例贯彻的严格限定合同解除的思想，与其说是固守陈规不如说采于新说。现代法国学者认为，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解除合同，对债权人利弊俱有；（注：参见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347页。）同时，
法官在确定合同解除的后果时，仍要考虑继续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其将产生的利益。这就是说，学者与法官在对待合同解除时，都较为重视合同解除的消极影响。
2.德国民法典
与法国不同，德国民法典以明确、具体的规定，确立了合同解除制度。其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主要有：（1）履行迟延。
包括：①合同当事人一方履行迟延时，相对方得定相当期间，催告其履行；于该期间内仍不履行时，相对人可以解除合同（德民法典第326条第1款）。②依合同性质或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不于一定时日或一定期间履行，则不能达到合同目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而又经过该时期时，相对方可以不经过催告，而径直解除合同（326条第2款）。（2）履行不能。
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债务人履行不能的，债权人可以不经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第325条）。

针对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德国学者及法官们多有议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四点：首先，尽管德国民法典是潘德克吞法学家精心提炼罗马法的结果，由于合同解除制度并未被罗马法承认，因此，德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只是吸收1861年的《德国普通商法典》的结果，对致力于罗马法研究的德国学者来说合同解除无疑是“一种新事物”，从而导致“其中一些具体规定至今仍十分不明确”，法学家在适用它时总是感到有些困难。（注：〔德〕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其次，以履行迟延、履行不能作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不能概括合同解除事由的全部。显著的漏洞是预先拒绝履行的情况：既然债务人已背弃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受害方就应当可以通过其它救济措施来尽量减少预期的损害。因此，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2条关于预期根本违约的适用，是“完全正确的”。（注：〔德〕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13页。）相应地，司法判决中也普遍确认预期拒绝履行与履行不能、履行迟延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第三，对于不完全履行，由于适用瑕疵担保责任不利于对受害方的充分保护，因此，判例及学说也赞成赋予不完全履行如履行不能、履行迟延同样的法律后果。最后，在德国，对于履行迟延的规定，判例及学说均认为，“用这种方法解决合同中违反履行义务所造成的难题，被证明是极其令人满意的。”（注：〔德〕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第112页。）相反，
对履行不能的规定却让人感到十分复杂。尤其是对如何界定“不能”的类型与程度，判例及学说均感为难。为解决这一人为难题，本世纪以来，大陆法已形成相当复杂的关于履行不能的理论。另外，履行不能作为合同解除事由的前提是“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对如何理解该前提与合同法的过错归责原则的关系，也是疑点丛生。（注：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166页。）

通过学者及法官们对德国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除的看法，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首先，合同解除作为一项崭新的制度，在法典制订时，德国学者对它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次，仅规定在履行不能和履行迟延时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事由的规定明显存在严重漏洞。最后，履行不能应否作一种解除事由不无疑问。

德国民法典素以讲究逻辑体系严密、用语精确而著称于世，怎么解释法在合同解除规定上所存在的内容不完善、用语模糊的现象呢？第一，众所周知，德国民法典是在潘德克吞法学构建的理论和体系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法典制定之前及制定过程中，潘德克吞学者大都倾力于罗马法的研究，对于本国固有法律传统却显然较为忽视。在法典第一稿因不顾本国法律传统而被否定之后，法典制定者虽然开始注意吸收本国固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因时间所限，特别是缺乏对合同解除制度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继受罗马法与继承固有法的不协调。第二，以履行不能和履行迟延作为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是履行违反二元论理论的必然产物。1853年，德国学者牟姆森认为所有的形式的履行违反都可以归纳于履行不能或履行迟延。这种排斥其它一切可能的二元论支配了那场围绕德国民法典而展开的大论战。（注：〔德〕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第103页。）
既然承认只有两种履行违反，如果采纳了合同解除制度，这两种履行违反的法律后果，当然包括可以解除合同。但是1902年的帝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履行违反的形式是非“二元”的，除履行不能及履行迟延外还有诸多新的违约形式，为解决实际问题，法院不得不采用“积极违约”（包括拒绝履行、不完全履行、违反附随义务等）理论，以弥补民法典的漏洞。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德国学者对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是缺乏系统研究的。

3.英美法

一般而言，在英美，合同的解除、终止与消灭是截然不分的。（注：参见〔英〕阿蒂亚著：《合同法概论》，程正康等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94页。）但大陆法学者认为，若从狭义理解，英美法依然存在大陆法意义的合同解除制度，只不过具有自己独特之处罢了。

在英国，违约在合同法发展的早期被严格区分为违反条件和违反担保，只有在一方违反条件时另一方才可以采取解除合同的救济措施。但是，“这种过于机械的分类，不仅不合理，而且妨碍贸易的发展。”（注：廖进球等主编：《国际商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法院在处理大量的合同纠纷时发现，一些违约形式既不符合违反条件又难以称之为违反担保。因此，“在目前英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判决，已承认所谓“中间条款。”（注：廖进球等主编：《国际商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在学术上，对如何划分合同的条件条款与担保条款也是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条款本身的重要性进行区分。条件条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实质性的条款，相反则为担保条款。另一种观点坚持应根据违反义务后果是否给受害人造成履行艰难来划分两种条款。这实质上等于以履行艰难的后果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如若如此，无疑严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权，因此未被采纳。而前一种观点在实际操作上也遇到很多困难。因此，英国法最终以违约后果为根据来区分不同的条款。即当一方违约后果严重时，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注：参见王利明：《论根本违约与合同解除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英国法对违约形式的基本划分之所以导致理论及实践上的分歧与困难，首先在于违反条件与违反担保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规范的判断标准。其次是这种“违约二元论理论”与德国法中的“履行违反二元论”一样难以概括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违约形式，以致于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法院最终采纳以违约的后果具有严重性作为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理论。

在美国，以后果是否严重为标准，违约被划分为重大违约和轻微违约。当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时，为重大违约。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一方的行为已构成重大违约，美国法院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允许受害方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要求其给违约方一个自行补救的机会。法院在决定应当给违约方多长时间进行自行补救时，要考虑各种相关因素。重要因素之一是，违约方的拖延将在多大程度上剥夺受害方有权期望从该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另一个与之相对的因素是，允许受害方即时解除合同会给违约方造成多大的损失。法院的最终决定应当是权衡这两种因素的结果。（注：参见王军编著：《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无数判例表明，
当一方迟延履行时，除非这种履行已与合同的性质及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相违背，另一方应在给予一方一个合理的宽限期后再行使解除权。当然，并非在所有违约情况下都应首先给违约方一个自行补救的机会，如违约方没有能力进行补救（违约方以故意或过失的行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愿自行补救（明确表示将不履行）时，受害方可即时解除合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以上只是典型的解除合同的情况，对于其它大量的违约行为，是否应当解除合同由法院按照重大违约理论作出判定。美国学者与判例之所以有如此认识，理由在于，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解除合同会使违约方完全丧失对其违约进行自行补救的机会，因而常常导致对违约方严厉惩罚的后果；而避免对违约方施加惩罚是美国法在确定救济手段时的基本政策。（注：参见王军编著：《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同时，学者们还认为，
解除合同等于使业已达成的交易中途流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

在英美，预期违约理论也较成熟。按此理论，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如一方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另一方可即时解除合同；或者一方在履行期到来之前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将不履行合同而又不愿意为此提供保证时，也可以解除合同。该理论在英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欢迎，如美国著名合同法学者柯宾认为针对预期违约提起诉讼是合理的；英国学者猜图指出，其有助于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当然反对者也有，如美国学者威尔顿认为预期违约的概念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其加重了被告的负担。（注：转引自王利明著：《违约责任论》，第135—137页。）总之，作为一项制度，预期违约因能起到防止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害扩大的效果，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对于默示的预期违约情况，如判断不当会造成加重或损害一方当事人负担的后果，对之应当严加限制。

4.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的规定。
《公约》与《通则》关于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规定基本相同：（1）因根本违约解除合同；（2）预期违约时解除合同；（3
）非定期债务履行迟延时解除合同。所不同的只是在根本违约的判断标准上。《通则》对何为根本违约以及如何判断根本违约未作规定，相反，《公约》却对此明文规定，尤其对如何判断根本违约，规定了较为严格的主客观标准，即“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对《公约》的这种规定，一些学者认为，“有时会限制非违约方的权利”。（注：王利明：《论根本违约与合同解除的关系》。）对《公约》的其它规定，批评意见较少。相反，正如前文所述，在大陆法有较大的影响的德国民法学者对《公约》第72条预期根本违约的规定较为推崇。

《公约》及《通则》的规定，应当说与它们适用范围的特殊性有关。首先，《公约》与《通则》是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在两大法系彼此独立并存的现代社会，为了促进各国、特别是世界贸易的顺畅的发展，使不同法系的营业主体在同一规则之下进行平等的交易，《公约》与《通则》在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上不得不折衷、调和两大法系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处理办法。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规定上，《公约》与《通则》采纳了英美法的重大违约与预期重大违约制度，同时，对大陆法中的非定期的迟延履行，也明确规定为一种合同解除的事由。其次，顾名思义，《公约》与《通则》的合同缔结者皆为商人，而且大多为从事跨国（地区）交易的大商人，相对于一般民事主体而言，商人的缔约能力、偿债能力及预见市场风险的能力均较强。因此，《公约》对根本违约设定严格的主客观标准是合理的。

小 结
（1）法国民法典具有明显司法性的合同解除模式，
因与合同解除的实质相悖离而受到冷遇；德国法采取的以违约行为形态为基础分门别类地规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模式，因为漏洞较多，亦受到批评。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两国在立法当时对合同解除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深入研究，致使对合同解除的规定都不太成功。但是，法国法官们以违约行为具有严重性判定合同予以解除的作法，以及德国法企图使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明确化、具体化从而便于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立法思想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英美法的预期根本违约制度，
因能有效地防止本可以避免的损害的扩大，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符合合同法本世纪以来强调对信赖利益予以有效保护的立法趋势，颇受两大法系众多学者的青睐。对于根本违约制度，因为其以违约行为的性质的严重与否作标准为合同解除规定了统一、明确的事由，从而能有效地防止合同的轻易解除；（注：王利明：《论根本违约与合同解除的关系》。）同时，英美判例也表明，根本违约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违约形式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无疑意味着，法官们对如何判断根本违约随时都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挑战。

（3
）《公约》与《通则》对合同解除事由的规定所采取的列举（迟延履行）与概括（根本违约、预期根本违约）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既显得具体、明确，便于实际操作，又不失严格、统一，以避免滥用解除权。同时，《公约》以根本违约的严格判断标准限制合同的解除的立法思想，也不乏可取之处。当然，《公约》在设计合同解除事由时对如何处理既有效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必要时允许其解除合同）又更好地限制非违约方滥用解除权这个问题，有所不足，即过分限制了非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4）总结合同解除的事由的所有立法例及判例可知，
单纯的过错并非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据，以过错作判断因素之一的违约后果具有严重性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而判断违约后果是否严重，各国大都以合同订立的主要目的能否实现为依据。应当一提的是，德国通过判例确认拒绝履行为合同解除事由之一，美国法官也认为在拒绝履行出现时，非违约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同时，在美国迟延履行如经过宽限期仍未履行，非违约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公约》与《通则》也把迟延履行作为解除合同的事由之一，表明两大法系将一些常见的严重违约行为归位于合同解除的事由已渐成共识。

总之，不同法系的不同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合同法规则，其在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时，既有所不同又在某些方面趋于同一。这启示我们：当我们制定合同法、规定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时应深入思考那些相关的重要问题，以期立足国情，制定出合理、规范的合同解除事由！

二、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应当思考的几个重要问题
1.合同解除与合同信守原则。

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其要义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在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依当事人协议或法律规定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之外，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守合同义务；即使在一方违约时，如未造成另一方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的后果，另一方也不得轻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则是社会经济对合同法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依现代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合同法的经济意义突出体现在，它能有效地减少或制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的诱导下，资源容易流向经济活动完成时间短的领域，从而影响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注：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5页。）
如履行期较长的合同或持续性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履行期届满前，市场环境的变化极易诱发当事人轻易毁弃合同，这必然会导致原有交易关系的中途流产，引起社会资源的再配置，造成当事人交易成本的增加，于社会整体利益无益。同时，合同既然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彼此信守相互许下的诺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许一方在合同订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实现时，仅仅基于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关系，无疑会使合同的约束力以及市场交易的道德环境遭到破坏。基于此，罗马法及法国民法都未全面确立合同解除制度；即使承认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合同暗含“解除约款”，但也是严格予以限制。在德国，直到潘德克吞法学的后期发展阶段，在潘德克吞法学与要求注重本国法律传统文化的日耳曼法学的论争之下，法典制定者才从本国商法中吸取了合同解除制度。从法典颁布不久合同解除就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看，至少在法典制定之前，执着于“法律科学”的潘德克吞学者们仍然如罗马法时代的学者们那样把合同应当信守视为当然之事。在英美，合同信守原则表现更为明显，如前述，美国法院认为即便一方属重大违约，另一方应当首先给对方一个自行补救的机会，或者在已无补救可能后，才得以解除合同。《公约》中根本违约与解除合同的关系也在于“通过根本违约制度，严格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对方违约以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注：王利明：《论根本违约与合同解除的关系》。）总之，对合同法而言，合同信守是基本原则，合同解除是一种例外，（注：崔建远、陈国柱：《关于完善经济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载《企业·证券·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因此应对合同解除予以严格限制。

2.合同解除与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指合同法的目的即合同法的规范功能。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的功能（保护功能），另一类是鼓励当事人所从事的自愿交易行为的功能（鼓励交易功能）。（注：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
法律应当承认并赋予非违约方一定情形之下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因为当违约行为导致非违约方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时，如不允许或过分限制非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往往会造成非违约方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这显然不利于或者违背对非违约方利益的充分保护。如发生预期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如不能即时解除合同，无疑等于坐以待毙。就后者而言，合同本身虽然不能生产社会财富、增加社会财富，但却可以通过鼓励交易推动生产、促进经营，由此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繁荣。（注：杨立新、张少锋：《关于制定统一合同法中的几个问题》，载《河北法学》1996年第3期。）
解除合同等于使本已达成的交易中途流产，特别是连环买卖合同，解除一个合同，会影响一连串相关的交易，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不利。因此，从合同鼓励交易的功能出发，合同解除应当严格限制。总之，合同法的目的与合同解除的关系是相反相成的。这意味着，在制订合同解除的事由时应精心权衡合同法侧重于突出其那一个功能或者合同法是如何正确处理两种功能的关系的。如在制订统一合同法的过程中，学者们一致主张要特别强调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功能，则势必应严格限制合同解除。

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经济目的。当事人订立合同，其目的无不是通过合同这种法律手段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但是，合同有效成立后，某种原因的出现常常会致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此时如果不顾

I. 如何深入浅出地解释合同法中的「对价」呢

对价是源自英国普通法合同法体系的一个独特概念。它是简单合同所必需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无对价的合同视为无效合同。对价必须存在且必须充足，但对价可能不充足。同时，在法官的司法过程中，要警惕对价的滥用，注意平衡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公平原则这两个价值。有效对价可能包括从一方向一方转移权利、利益、物质或精神利益，或另一方给予、遭受或承担的某些耐心、损害、损失或责任。对价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东西，必须充足但是可以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