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的局限

A. 夫妻约定财产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修正案是在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下，在总结二十年的《婚姻法》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目前婚姻家庭方面出现的新情况修正的。它在继承了婚姻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同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其中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修改和补充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次大的进步。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以契约的形式来商定夫妻双方的财产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清偿的财产制度，是夫妻法定财产的对称。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改前的《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表明夫妻双方可以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进行约定，即夫妻双方可以实行约定财产制，但约定财产制仅仅是法定共同制的一种例外，且约定的范围、形式以及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修改后的《婚姻法》，在规定夫妻婚后共同财产制度，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同时，根据修改前的《婚姻法》的实践，对约定财产的规定进行了肯定与保留，同时，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这些条款对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主体、内容、形式、效力、债务清偿、补偿请求权等方面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使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得以较为完善的确立。
(一)《婚姻法》修正案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意义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修改和完善，具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认可约定财产制，即采取单一的法定财产制，虽然对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有利，当事人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其交易人财产情况有较明确的把握，不易受到不可预测的损害。但是，单一的法定财产制不利于婚姻生活，它无法适应每个家庭的理财特点；同时，夫妻在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对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是行使个人权利的行为，是独立人格的表现。所以，只有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才是完整的，才能适应婚姻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确立有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夫妻以契约约定财产所有关系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地位因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婚姻立法仅以除外条款来允许约定财产制存在，而不以具体规定其内容的办法来规定约定财产制，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虽然立法者将夫妻法定财产制确定为主要的夫妻财产制，只将约定财产制作为特殊的、补充的财产制，而在适用上，约定财产制却有着排斥法定财产制的效力，只要缔结夫妻财产契约的男女双方协议成立，在他们之间就不再适用法定财产制。如果越来越多的夫妻采用财产契约约定夫妻财产所有关系，而立法又采取放任的态度，势必将出现越来越大的麻烦。夫妻约定财产制与夫妻法定财产制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地位，应当成为夫妻财产制上的两大基本制度，法律应予以同样的重视，理论上也应予以同样的重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上，乃至于在实务上，对这两种夫妻财产基本制度采取偏重一方忽视另一方的态度，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都是不正确的。
总之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修改，适应了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的需要，给予婚姻当事人在处理各方财产时更大的灵活性，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主权利，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适应了现阶段社会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实际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并满足了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与前《婚姻法》之比较
与修订前的《婚姻法》相比，现在的夫妻约定财产制有以下几方面成功之处：
第一、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源于16世纪法国的意思自治原则，由于其能使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及时解决纠纷等特点，至今仍为各国法律奉守。修订前的《婚姻法》虽首次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其因以除外规范方式规定而显得过于笼统，因而虽涉及到意思自治原则，但并不充分。修订后的《婚姻法》则进一步弥补了这一缺陷。
第二、注重了对夫妻债权人即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现实生活中，个别夫妻为逃避债务而将财产以约定形式给予一方，而负债累累的一方则一无所有，从而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落实。为有效遏制这一现象，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第三，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新《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可以说是新《婚姻法》在夫妻财产约定制规范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点。它在法律上承认了女性承担家庭义务的贡献，使她们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付出在离婚时能获得回报，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也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有关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内容十分丰富，必须全面理解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才能在实践中正确适用：
(一)约定的主体。约定的主体是夫妻，也就是说，夫妻之外的人无权对夫妻的财产进行约定，重婚或非法同居双方不能成为其主体。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婚或非法同居双方对财产有约定，有的还经合法婚姻的另一方同意，甚至出现夫与“妻妾”共同对财产进行约定的情形，这些情形由于其约定的主体不合法，因此，不能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从约定的主体为夫妻来讲，应当是婚姻关系成立之时或者是婚姻关系成立之后，但是如果双方在婚姻登记之前进行了约定是否可以呢﹖法律没有作出否定性的回答，笔者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之规定，是可以的，有效的，但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应为结婚之后。
(二)约定的内容。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有的国家采取限制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规定的是排斥性的夫妻财产契约，即法律不限制夫妻对财产进行约定的内容，夫妻可以对夫妻财产进行自由地约定。可供双方约定的财产范围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也包括“婚前财产”；既可对全部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也可以对部分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约定的形式也不受限制，可以约定财产为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或者是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并存。这些均由夫妻双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夫妻对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财要根据该财产的属性来确认该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所谓“约定不明确”是指夫妻双方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文字表述上错误，导致对财产归属的约定相互矛盾的情况。
(三)约定的形式。在《婚姻法》修改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夫妻财产的归属可以以书面的方式或者是口头的方式加以约定，但有效成立的口头约定需要双方的认可，如果发生争议，则该口头约定不成立。口头约定的方式不能适用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而且也不确定，当事人难以举证，很难设想在离婚时，或者是在确定财产权属时，一方会承认对己不利的口头财产约定。所以修改后的《婚姻法》要求，夫妻财产约定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没有采用书面形式的，认定为没有约定。书面形式，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包括协议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必要公证的问题，这次修改后的《婚姻法》没有作出规定，表明夫妻双方对约定可以进行公证，也可以不进行公证。如果进行了公证，变更时也应进行公证。夫妻双方没有公证的财产约定，只要不违反有关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就应为有效约定。
(四)约定的效力。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一经约定，夫妻双方必须遵守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根据其约定的内容来确定夫妻财产的所有权。对约定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一方，可以自由处分归其所有的财产，而对方要尊重该方对财产的所有权，不能擅自处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里所讲具有约束力必须是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即有效的约定，否则没有约束力。那么如何认定约定是有效还是无效呢﹖笔者认为夫妻约定财产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有效民事行为必须具备条件的规定，即夫妻对财产的有效约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约定财产时，夫妻双方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即夫妻双方均是精神正常的人，如果夫妻双方或一方是精神病人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所签订的书面约定，是无效约定；二是必须双方自愿，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的约定无效；三是约定内容符合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否则，约定无效。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比如利用约定来逃避债务的。四是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约定应为采用书面形式……”，据此书面形式是夫妻约定生效必须具备的形式要件。
(五)债务的清偿。修改后的《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适用该规定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的归属有所约定；二是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夫妻有所约定，如果第三人不知道的，则不执行这一规定，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主张第三人“知道”的举证责任应由债务人承担；三是如果第三人明知夫妻关于财产的约定，但和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的财产权益的，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由于《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财产申报登记程序，在实践中，夫妻双方或一方对第三人“知道”的举证往往比较困难。笔者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夫或妻一方在与第三人发生民事行为时，在合同书或债务凭据中直接写明夫妻对财产的约定情况，这样可以在保护第三人权益的同时，也使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发生纠纷时对事实真相的举证顺利，有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
(六)补偿请求权。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0条规定了离婚中男或女一方的补偿请求权。对于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财产自然应归男女双方各自所拥有，但在实践中常常有一方在生活中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该法条列举了三项可以请求补偿的情形：一是抚育子女，如为抚育子女比对方付出了较多的精力；二是照顾老人，如老人长期生病经常需要照顾；三是协助另一方工作，如在对方工作中也付出劳动。这里当然还包括付出较多义务的其它情形。从法律的公平原则出发，离婚时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补偿的来源是另一方所拥有的财产。法院适用该规定时，需要查证双方的家庭分工状况，双方的婚前婚后财产的增值情况，双方的工作职位在婚前和婚后的变化，如果查证证实一方通过承担主要的家庭义务，对对方的增值和工作升迁产生了实际有利的影响，就可以认定一方履行了“较多”的家庭义务的，有要求对方补偿的权利。
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约定内容的解释。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解释，是指对夫妻双方所约定的财产所有关系内容的含义的理解和阐释。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局限性，例如，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智力水平的限制，语言使用能力的限制等，常常对约定的内容出现不同的理解，甚至有含混不清、前后矛盾的表述。因此，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解释，是十分必要的。解释的目的，是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夫妻财产约定内容归于具体、明确，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得以解决。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解释，是在当事人发生纠纷后，在纠纷进行处理过程中，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做的权威说明，它的解释，实际上只有处理这类纠纷的法院才有权进行。当夫妻财产约定当事人对约定内容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诉请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探求真意，阐释约定内容的真实含义，也就是说应力求反映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当约定内容出现前后矛盾，致使无法解释时，依据《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认定“约定不明确”，应根据法定财产制来认定，即根据该财产的属性来确认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 修改后的《婚姻法》较完整地确立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但是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仍存在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缺陷和不足，不利于法律保护夫妻和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具体的说明或解释，以便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正确适用。
(一)关于夫妻约定财产的程序。
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的申报登记程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夫妻财产约定均规定有申报登记程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证方式。德国、瑞士、法国等国皆规定夫妻财产契约须在法院前或公证人前订立，当事人签署之。二是登记方式。日本、韩国等国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应于婚姻申报时登记。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的申报登记程序没有规定，这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一是对财产约定内容的解释问题。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局限性，常常出现对财产约定的内容并不能真正表达当事人的内心意思，或者发生争议后双方对约定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给审判机关的审判带来困难。如果有申报登记程序，登记机关在登记时就会把住这个关。三是无法很好保护夫或妻一方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这一规定旨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夫妻财产约定是夫妻之间的内部约定，只有第三人明知夫妻财产的约定，夫妻财产约定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夫或妻一方为了使与第三人的民事行为得以实现或出于其它原因，而不告知第三人夫妻对财产已有约定的事实。同时存在对“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的举证责任的困难。这样在清偿债务时必然会侵害夫或妻中实际上不负有债务的一方的权利。二是无法防止夫妻利用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等规避法律的行为。《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第三人知道夫妻对财产有约定，该约定对第三人才有效力，从某种程序上保护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但缺乏公示方式进行登记，仍然存在夫妻利用约定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可能，也无法避免“假离婚、真逃债”的现象发生，无法完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四是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虽然第十九条规定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本人认为，该约定毫无公信力，根本不足以对抗第三人。由于书面约定，乃是夫妻之间的合意，无公证介入，其约定势必可任意曲解，第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
鉴于上述这些原因，为了防止纠纷，预防纠纷，既保护夫妻双方或一方的合法权益，也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等程序，具体方法可以参照日本、韩国的模式，夫妻约定财产者，婚前约定，应于婚姻登记的同时，将夫妻财产契约的内容予以登记，并将其书面形式附于登记档案中备案；婚后约定财产者，也应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并规定只要经过登记备案，就具有公信力，具有对内、对外的法律效力。
另外现行《婚姻法》也没有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而《婚姻法》无此规定。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同时，变更或撤销应到登记部门登记备案。
(二)关于夫妻约定财产的内容。
《婚姻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的内容仅限为婚前或婚后财产的所有权，而没有规定可以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而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如何行使的约定。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男方工资收入用于购置家电、家具等大件用品，女方工资用于购买粮油副食品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显然，这类约定有利于方便夫妻家庭生活。
(三)关于财产约定对债务清偿的影响。
《婚姻法》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对第三人效力方面在第19第3款给予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该条款仅规定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没有规定婚前财产约定对第三人的效力。该法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对财产的约定还包括对婚前财产的约定，而根据《婚姻法》第41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及第19条第3款的规定，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而夫妻的婚前财产按《婚姻法》第18条规定应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属于各自可清偿的财产，如夫妻根据《婚姻法》第19条3第款的规定约定婚前财产归共同所有，因为约定而使应归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的归属性质发生变化，自然对第三人的债务清偿也应发生变化，而《婚姻法》对此没有规定。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增加规定“对婚前财产约定归共同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这样规定才能在保护夫妻双方或一方合法权益的同时，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另外，夫妻约定财产制形式规定过于简单。第19条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说明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取的是要式主义，但对其形式有哪些具体要求，如财产的品种、数量如何加以确认和区分，是否需要有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出具的文书，约定时应作哪些限制等都没有原则性规定，给人流于形式之感。因此，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有必要做出便于适用的解释。如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且必须到婚姻财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或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并且明确只有经过登记或公正的约定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为了近一步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既科学、规范、明确、具体，又具有操作性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B. 哪一年的婚姻法开始规定同居关系是非法的现在在法律上还有“非法同居关系”这一说吗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俗称新婚姻法）对以前的“非法同居”改名为“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

《婚姻法》新司法解释为了加大对违反婚姻忠诚义务行为的处罚，新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都涉及到一个概念：“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更是明确了这一概念：

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可见，按目前法律来说，非法同居这一概念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规范科学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后者严格的区分了‘非法同居’与‘重婚行为’，而此前的非法同居概念模糊不清。

那婚姻法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处罚并不是直接的，而必须是以出现了“导致离婚”这一法律事实为前提。

另：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处罚，而是一种法定的离婚情形（必须调解）。

4、‘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重婚罪区别？

刑法规定了重婚罪。

其他不多说，简单说说外在表现：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不以夫妻名义是重要区别之一 .当然，现在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个概念不完全包括了以前的非法同居。前者要求必须是有配偶者，而后者未必。

我国法上非法同居的分类在我国现行法上，非法同居分为无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两种。如此区分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的规定，即“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

根据“他人”是否有配偶为标准，可以将上述两种非法同居再作区分：前者可以区分为：无配偶者与无配偶者同居和无配偶者与有配偶者同居两种；后者则可以区分为：有配偶者与无配偶者同居和有配偶者与有配偶者同居两种。前者中的无配偶者与有配偶者同居可以归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之中。因此，上述两种分类可以具体类型化为两种：无配偶者与无配偶者同居与无配偶者与有配偶者同居、有配偶者与无配偶者、有配偶者与有配偶者同居两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上，非法同居分为无配偶者之间的非法同居和有配偶者与无配偶者、有配偶者的非法同居两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2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我国法对非法同居的态度根据《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32条第3款第1项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有配偶者相对方离婚的法定原因。第46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婚姻法》对于无配偶者之间的非法同居没有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5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该条规定的同居就是指的无配偶者之间的非法同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的规定，即“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根据前述对非法同居的分类作为解释依据，人民法院对于无配偶者之间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对于有配偶者与配偶者、有配偶者要求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

尽管人民法院对于无配偶者之间要求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不予受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1条第2款：“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也就是说对于无配偶者之间在非法同居期间有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作出处理。

非法同居与重婚的区别根据上述规定，非法同居是民法上的制度，而重婚既是民法上的制度，也是刑法上的制度。

如上所述，非法同居分为无配偶者之间的非法同居与有配偶者与无配偶者、有配偶者的非法同居两类。对于无配偶者之间的非法同居，因双方均没有婚姻关系的存在，因此，任何一方与第三方登记结婚均不构成重婚。

而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又因我国《婚姻法》对非法同居与重婚采并列规定的立法例，因此，此处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是重婚，也可以说两者之间不发生交叉关系。

重婚，根据前述规定，可以定义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又登记结婚，或者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虽未登记结婚或者举行结婚仪式，但两人却是以夫妻关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公认的情形。因此，重婚的可以区分为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两类。

C. 陕西一对残疾人领结婚证遭拒，网友纷纷叫好，难道残疾人不能正常结婚生子

那对领结婚证遭拒的残疾人，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表达是否自愿结婚的能力，要知道，这对残疾人男的是三级精神残疾，女子是言语和智力多重残疾，哪怕他们生活能够自理，但是也不符合婚姻法的规定。更不要说如果两人结合，他们生下来的子女也很大可能出现残疾，还无法形成健全的人格……与其这样，还不如严格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拒绝他们领证。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残疾人都不能正常结婚生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残疾人都不能正常结婚生子。很多在福利院出来的残疾人群，在他们成年之后，一样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谈恋爱、结婚、生子，并把孩子抚养长大。

法律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针对残疾人进行限制，要求残疾人就不能正常结婚生子。

所以，只要是符合婚姻登记相关规定的，就可以进行婚姻登记，正常结婚生子。

D. 我们学校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对婚姻法的看法的论文 2000字左右，自此小弟恳求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E. 我觉得婚姻制度已经和社会主义矛盾了。婚姻制度有些封建思想在里面。

首先提醒一下：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你所说的婚姻制度中的封建思想，是说的彩礼什么的那些吧。这个是没办法的，在国人思想还停留在传宗接代的思维模式下，强行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最终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现在虽然思想转变了，但是现在的女孩太少了！
有一个小调查，在一线城市随机采访未婚女性，如果男方入赘女家的话，房子和车子会不会买，谁来买的问题。答案真的很奇葩！
32%的女孩希望男方买，理由是安全感和上进心！
55%的说一起出钱，理由是自己和父母没钱！2%的说自己买，理由是入赘了，是到她家生活过日子了，就应该女方买！
剩下的是不跟入赘的男人结婚，理由是入赘？那就是说除了是个男人以外，不能自立，没有上进心，不思进取，想空手套白狼！
而男人的回答确实基本一致：既然是入赘，不用我买房买车，肯定同意！
还有的就是，我要是有房有车了，还入什么狗屁的赘！明媒正娶的妻子都得当老佛爷供着，还敢入赘？我又不是受虐狂！
所以咯，这是什会发展起来的畸形思维罢了！没有什封建思想的事儿！

F. 我国婚姻法从调整对象上看有何特点

从《婚姻法》调整对象上看，婚姻法有如下特点：
一、 婚姻法是适用范围极广的法律。婚姻家庭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现实和未来的婚姻家庭主体;
二、婚姻法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伦理性。我国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一致性在婚姻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婚姻法中规定的大部分是强行性规范。当一定的法律事实出现时，便引起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婚姻法上的身份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和期限的。

《婚姻法》的调整对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条进行了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本条是关于婚姻法调整对象的立法限定。
《婚姻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婚姻法，是调整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广义的《婚姻法》，除调整夫妻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以外，还规范因婚姻产生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等家庭关系。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是广义的《婚姻法》。由此可知，婚姻法的调整对主要有：
一、婚姻法既调整婚姻关系，又调整家庭关系
婚姻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结合，是人类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其基本内涵包括：
（1）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这是婚姻的自然属性上的含义即结婚的双方须为异性，同性的结合不成其为婚姻。男女两性的差异及人所固有的性的本能和需要是构成婚姻的自然因素，是婚姻的原始动力和自然条件。这种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关系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
（2）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结合。这是婚姻关系的内部特征。通奸、姘居关系的男女，发生两性关系的目的并不在于永久共同生活。
（3）婚姻是男女双方结合的社会形式。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上的含义，即两性的结合，要成其为婚姻关系，必须采取为当时的社会制度认可的形式，才称其为婚姻。
（4）婚姻必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婚姻具有鲜明的法律属性。
家庭，是指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所产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一定范围的亲属所组成的共同体。家庭关系则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此意义上，家庭包含四个特征：
（1）家庭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组成，正常的、严格意义上的家庭至少有二个人。在常态下，家庭成员同时亦是亲属关系，但亲属不等于家庭成员。
（2）组建家庭的亲属一般有三个来源，即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之一，家庭是婚姻缔结的必然结果。
（3）被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家庭，以权利义务为实体内容，即作为家庭成员的亲属之间在法律上存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
（4）家庭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既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又是以一定的财产为基础的财产集合体。
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关系。婚姻是家庭的前提，家庭是婚姻成立的结果，也是婚姻的结构截体；婚姻当事人双方组成了最初的家庭，然后才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关系。一般来说，家庭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在内，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则包括夫妻权利义务。
二、婚姻法既调整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又调整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
本法的调整对象的内容，包含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人身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方面；财产关系则处于从属地位，不能脱离人身关系而独立存在。
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是存在于具有特定的亲属身份主体之间，本身并无经济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如夫妻、父母子女、祖孙、兄弟姐妹之间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等等。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1）婚姻家庭主体之间个有特定的亲属身份。按照法律的规定，这种人身关系只能因出现一定的法律事实而发生，如结婚、出生、收养等；因出现一定的法律事实而终止，如死亡、离婚、收养的解除等。夫妻人身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配偶身份的男女之间，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父母子女、祖孙、兄弟姐妹等身份的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享有和承担婚姻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依据的。其他法律所调整的人身关系则不然。
（2）婚姻家庭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并不直接体现经济内容。因出生这一事件而形成的人身关系自不必说；因结婚、收养等行为而形成的人身关系，就其本质而言也不是基于经济上目的而创设的。
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是以人身关系为前提，而且是人身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所引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反映亲属共同生活的要求，是实现家庭经济职能的要求；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属性，目的在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和睦。
（二）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局限于相互之间具有特定身份的亲属，即作为婚姻家庭主体的自然人。

G. 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的局限性：

1、法是社会发展的主观因素，法不能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法自身的各种属性决定了并不是每一种社会关系都适合于法律调整，并且法不能代替其他的社会调整形式，而应当与其他社会调整措施相配合。

3、社会对法的利用程度影响着法的作用的发挥，一定的社会关系要求有适当的法律调整，法律规定超过了由社会制约的程度或达不到这个程度，都会对社会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使社会陷入过分的组织性（僵死、刻板）或无组织性。

(7)婚姻法的局限扩展阅读

认识法律的局限性的意义：

（1）法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社会关系纷繁复杂，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很多，例如道德、思想教育、宗教等/法律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有的社会关系，法律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有的社会关系不能由法律予以调整。

（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即使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也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且法律的实现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配合。

（3）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现实生活是具体的、多变的，千态万状。因此法律本身总会存在一定的漏洞、空隙等。

（4）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有些无法确定。

H. 分析新婚姻法的社会后果

新婚姻法的出台，对我国社会产生三点影响：

一是家庭主妇数量将骤减

中国古代生产力不发达，主要依靠体力和手工劳动，故而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社会性别分工。《七仙女下凡》里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俩好比鸳鸯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幸福。但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想要享受这么简单的幸福是多么不容易。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事业、家庭和健康，过往很多女人为了成全和支持丈夫的事业，甘愿事业平淡，甚至完全放弃事业，做回织布做衣、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但是新婚姻法的出台，彻底打破了这些女士安逸的美梦，面对事业蒸蒸日上，忙于应酬，早出晚归甚至不归的丈夫，她们无可奈何。没有经济地位，在家里就没有地位，甚至到离婚，自己为家庭作出的巨大牺牲得不到任何补偿，净身出门，那个房子里很快又会有一位新女主人。试想，除非事前进行协议公证和登记相关财产，哪个女人敢冒此百害而无一利的风险？有一种可能，就是少数不熟悉婚姻法且没有见过“猪跑”的天真可爱女性。

二是离婚率将逐步赶超欧美

虽然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完备的一套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但是众所周知，中国人最善于学习新东西，从而也善于忘记老东西。物欲横流的时代，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已经被束之高阁。没有物质上的外在约束，没有伦理道德的内在羁绊，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男人主动要求离婚的几率将增大。一项离婚调查显示，44对婚外情中丈夫出轨为38对。在老婚姻法下，丈夫出了轨不愿意分割财产离婚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因此，新婚姻法将给不断高涨的离婚热潮添薪加柴，还怕火焰不高么？

三是计划生育问题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歌曲里唱孩子是爸妈甜蜜的负担，自从新婚姻法之后，这个负担将不再甜蜜，面对的将是赤裸裸的现实。由于没有财产分割的羁绊，孩子他爸变心出轨离婚的几率加大，而孩子他妈因为生育和带小孩，还要负责家里养护老人、做家务等工作而影响了个人事业发展和收入，当面临离婚，可怜的孩子要么失去亲生母爱，要么就跟着母亲过没有房子到处蜗居的清苦日子。基于女人与生具来的母性，考虑到这些后果，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故而会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