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内核

❶ ，要会计诚信的必要性 ，和诚信及会计诚信吧 ，《会计诚信论文》

会计诚信探讨摘 要:“诚信”是立国之基,也是会计行业的立身之本,是会计工作的命脉和灵魂。会计工作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是把守“钱袋子”的重要一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计改革不断地深入,会计行业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因此,讲求会计诚信尤为重要。
关键词:会计工作;诚信

1 诚实守信是中国会计精神的灵魂

会计精神是会计行业繁荣与发展的动力,深刻影响着会计事业的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曾提出:中国会计精神应当是诚实守信的品格、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襟和进取创新的追求。其中诚实守信是灵魂,客观公正是根本,开放胸襟是关键,进取创新是动力,四者构成了中国会计独特而丰富的精神内核。
会计诚信是会计与生俱来的品质,也是会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我国《会计法》要求会计人员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真实,但目前我国会计行业的现实状况恰恰是把这种承诺置之不顾。近年来,国内外一系列会计造假事件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会计诚信问题的普遍关注,如众所周知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其中就涉及了会计诚信问题。这些会计假案的出现充分证明了“诚信”是会计工作的“至上原则”,是会计行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立身之本,是会计工作的命脉。

2 会计诚信问题存在的原因

2.1 利益驱动,诱发造假行为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各种制度尚未理顺,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现象仍较普遍。某些企业趁机混水摸鱼,他们往往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根本不按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会计事项,特别是在收入、成本等相关业务上根本没有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或谨慎性原则进行处理;推迟或者提前确认收入或支出;人为地操纵成本费用的计算标准和利润分配方法,从而掩盖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对于那些准备上市或者已上市的公司来讲,只要按照融资条件做出一份漂亮的报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资金。
2.2 监管不力,宣传教育缺乏
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虽然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是具体来说与职业道德教育不够全面有很大关系。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中,较长时期片面注重智育,忽视德育。而在参加工作后,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中虽有职业道德内容,但实际上从未见到职业道德培训。此外,造成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还有很多,如会计职业纪律松弛,惩治违法行为不力,对道德优劣表现赏罚不明等,特别是在独立审计人违规认定和处罚上,我国的监管力度还明显不够,甚至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其的法律。
2.3 会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在我国现阶段,部分单位的会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不能实事求是,恪守会计职业道德,不能坚持依法办事,有的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中饱私囊; 有的会计人员为了追求金钱利益、个人享乐,经不起物质、权利的诱惑,在道德观念上出现偏差、蜕化甚至沦丧;还有的会计人员对领导人伪造、篡改会计数据敢怒不敢言,对会计工作缺乏信心,认为反正不是自己的事,避之甚远,从而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实践中由于会计人员业务不熟,而出现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会计工作质量,违背了职业道德的要求。另外,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还在于,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监督失控,内部管理混乱。如有些企业对财产物资缺乏严格控制,从而导致很多财物有账无物或有物无账。3 重建会计诚信的建议

3.1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诚信教育要从大学在校学生入手,使诚信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列入教材,进入大学教程,使诚信深入人心。同时,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特别是会计领域更应以此做为“立身之本”和“处世之宝”。
在岗会计人员在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同时要以诚信教育为切入点,切实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做到以法办事、爱岗敬业、搞好服务,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唯上,不唯情,做好“内当家”,坚决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以重塑会计诚信。
3.2 不断提高自身学识水平和专业能力、政策法律水平
(1)我国处于不断深化改革,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的阶段,会计也正在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各项新制度、新准则以及各种科学管理方法、先进经营理念不断推出和创新。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各种新技术及新会计软件应用日益广泛,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就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水平,而是要不断加强对专业知识、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学习,不断提高学识水平、专业能力。
(2)政策、法规不仅是会计人员执行职业道德的依据和保障,而且是会计职业道德中带有强制性的最基本的部分。会计工作本身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政策性强的工作,这都要求会计人员加强对如《公司法》、《证券法》、《经济法》等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政策法律水平和运用法律手段处理会计事务的能力。
3.3 净化会计行为环境
会计人员不仅工作在会计领域,而且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其职业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净化会计职业环境,不是光靠会计职业界的努力所能做到的,而要依托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与协调,尤其是应与法律、法规以及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同步,才能建设好会计职业道德。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实质上是向社会提出了提高道德觉悟、重视道德修养、净化环境的基本要求。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今天,各行各业都应自觉提高职业道德意识,从而营造出建设会计职业道德的和谐环境,使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氛围。
3.4 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近年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会计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相继发布实施一系列的会计核算制度等会计法规、规章、制度,基本保证了会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在不断增补、完善、修订会计法规、规章、制度。近年来,会计工作中存在的秩序混乱、信息失真等问题,虽然与法律约束力不够有一定关系,但执法力度不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切实贯彻实施《会计法》,加大会计工作执法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必须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3.5 健全监督机制,将职业道德与会计人员的执业水平相结合
监督机制有会计监督、社会监督以及法律制裁等。工作中可从以下方面入手:将执法检查与会计职业道德检查相结合;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登记与会计职业道德检查相结合;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评、聘用与会计职业道德检查相结合;建立激励机制;实行会计人员表彰制度与会计职业道德激励机制相结合。
总之,诚信是会计工作的命脉和灵魂,也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操守和立身之本,诚信更是每位会计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只要会计人员心中有诚信,工作中严格遵守法律规范,会计信息造假就会失去市场,会计行业就能重塑诚信形象,好的诚信形象能赢得更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可以促进会计事业进一步兴旺发达。

参考文献
[1]

❷ 论述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李长健 摘 要：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本文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分析入手，对古今中外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阐述，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历史条件进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经济法 产生与发展 历史条件 新趋势 任何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观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特别是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对部门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作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不例外。因此，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必须从学习和研究经济关系入手，从经济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基础去导源经济法的产生，去厘定经济法领域的诸多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经济法发展的规律，促进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 经济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国内外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经济法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此曰“同时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它是阶级社会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经济法也随之产生了。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它包含在“诸法合体”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与其他法同时并存，只是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来，才形成更加丰富、全面的经济法部门。 有些学者还认为，不论在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作为一个**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社会。[2] 事实上，这些认识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们：古代社会的法律中也有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但决不会产生我们所说的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阶段，并不存在部门法的划分，而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状态，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称的经济法。古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我国夏、商、周、秦时代的法律中有关土地、水利、贸易、税收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构成**的经济法法律部门。[3] （二）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产物，此曰“阶段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不等于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调整即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由来已久，它是史前社会结束以来任何社会和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控制及运行机制。而经济法是20世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是经济和社会的社会化达到相当高度以后，国家政权普遍直接参与生产流通等诸环节的产物。尽管经济的法律调整是与国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经济的法律调整，不一定就有经济法。经济法产生和存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对法律有了部门划分，并且将其中的某个部门称为“经济法”。 [4]由此看来，经济法产生的一般基础和条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的。[5]所谓一定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6]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不断集中，产生了垄断集团，限制并恶化了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产生了新的部门法——经济法。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形式上的经济法（称为“经济法”法律现象），或实质上的经济法（体现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协调的法律现象），都比较集中地出现在19世纪末之后，也就是说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划分应肇始于19世纪。因此，认为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观点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可以上溯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诸法合体”法律状态时期，而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事情。[7] 有些学者还认为：法律部门的形成，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形成相应的理论或学说，并在相应程度上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在分析经济法生产的主观条件时，他们阐述了“经济法”一词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时，他们强调了经济集中和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8] 二、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❸ 谈谈城市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

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本文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分析入手，对古今中外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阐述，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历史条件进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经济法 产生与发展 历史条件 新趋势 任何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观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特别是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对部门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作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不例外。因此，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必须从学习和研究经济关系入手，从经济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基础去导源经济法的产生，去厘定经济法领域的诸多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经济法发展的规律，促进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 经济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国内外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经济法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此曰“同时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它是阶级社会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经济法也随之产生了。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它包含在“诸法合体”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与其他法同时并存，只是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来，才形成更加丰富、全面的经济法部门。 有些学者还认为，不论在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作为一个**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社会。[2] 事实上，这些认识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们：古代社会的法律中也有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但决不会产生我们所说的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阶段，并不存在部门法的划分，而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状态，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称的经济法。古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我国夏、商、周、秦时代的法律中有关土地、水利、贸易、税收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构成**的经济法法律部门。[3] （二）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产物，此曰“阶段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不等于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调整即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由来已久，它是史前社会结束以来任何社会和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控制及运行机制。而经济法是20世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是经济和社会的社会化达到相当高度以后，国家政权普遍直接参与生产流通等诸环节的产物。尽管经济的法律调整是与国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经济的法律调整，不一定就有经济法。经济法产生和存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对法律有了部门划分，并且将其中的某个部门称为“经济法”。 [4]由此看来，经济法产生的一般基础和条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的。[5]所谓一定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6]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不断集中，产生了垄断集团，限制并恶化了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产生了新的部门法——经济法。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形式上的经济法（称为“经济法”法律现象），或实质上的经济法（体现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协调的法律现象），都比较集中地出现在19世纪末之后，也就是说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划分应肇始于19世纪。因此，认为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观点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可以上溯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诸法合体”法律状态时期，而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事情。[7] 有些学者还认为：法律部门的形成，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形成相应的理论或学说，并在相应程度上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在分析经济法生产的主观条件时，他们阐述了“经济法”一词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时，他们强调了经济集中和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8] 二、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

❹ 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科目学习方法

寻找考试内核

众所周知，初级会计考试是用分数线来考核考生是否成绩合格的，所以，很多时候60分就相当于100分，而差之毫厘的59分，往往也就相当于0分。所以在准备《经济法基础》时，考生们尽可能不要追求完美，首先要锁定关键考点，抓住几个主要的知识点作为考试核心，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策略。以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为核心，带动关税、车船税、土地增值税等小税种的学习;以支付票据法律制度为核心，带动法律总论、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等其他内容的学习。

以题带点，学练结合

“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考试真题与习题，永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考试“老师”。尽管这个老师不会说话，但是考生们要学会主动的去找好的题目来做。精品练习题与考试真题能够直观的反映考试考什么，在做题之后，考生们可以知道自己学过的知识与考试要考的知识是否能够对应，根据两者衔接的程度，再调整自己的学习规划。

总结错误，汇总归类

“若欲断酒法，醒眼看醉人”。参加初级会计考试，务必要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知道自己哪里容易出错。就拿经济法基础这个科目来说，有很多文字陷阱、偷换概念、张冠李戴的题目，如果在这样的题目上经常丢分，考生们就要归类总结自己的错误，并且不断的给自己一种适度的“提示”，让犯过的错误变成一种“强迫症”，只要眼睛看到就会提醒自己要注意，不要在这里丢分。

《经济法基础》科目的内容那么多，不背诵怎么行呢?但是如果没有科学规划与有效的方法，面对那么多的内容，只靠背诵又怎么行呢?考试注定是一个自我修炼、自我提升的过程，希望大家认真“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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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为什么说经济法是二次分配的法

（一）经济法是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
关于这个命题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正确性进行了论证，从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和背景、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下定义中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到。另外，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知道经济关系是指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直接物质利益内容的具体社会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是众多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即经济法也是众多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中的一个法律部门。如此一来，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个结论，即经济法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
但上述结论并不是本文论证的重点，本文的论证重点在于：
（二）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这种调整是一种二次调整
为什么说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是一种二次调整呢？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1、 从经济法的产生动因来看
经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而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基本社会前提 。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私权自由向私权限制的演变、契约自由向契约限制的演变以及自由竞争向垄断的演变 促成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经济法的逐渐产生与形成。可见，经济法是在调整原来由私法无法调整的领域以及虽由私法可以调整但又不宜由其继续调整的领域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与上面我们对二次调整的范围的分析一对照，我们可以直观的发现，这个领域也就是属于二次调整的领域。
2、 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来看
依笔者在理论准备部分所分析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经济管理关系。这种调整对象的范围可以具体区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涉外管制关系以及市场监管关系 。这些由经济法调整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其实也都可以纳入二次调整的范围内，比如宏观调控关系属于民法、商法和其他法律（诸如劳动法等）不能调整的经济关系范畴；微观规制关系属于民商法或劳动法等法律可以调整，但调整结果可能会违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经济关系；国有参与关系是国家自身参与的经济关系；涉外管制关系以及市场监管关系则是从政策目标出发，国家认为有必要调整的经济关系。可见，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来看，它与二次调整的范围也是一致的。
3、 从经济法的价值来看
根据顾功耘教授的观点，经济法的价值最终可以表述为“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整体效益”。 这显然是与民商法不同的。民商法是以弘扬私权神圣与契约自由精神的面目出现在商品经济中的。它鼓励经济个体为追逐自己的利益进行生产与交换，反对外力的不法干预。很显然，民法关注的是个体的效益。尽管民法在一定阶段为适应需要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但由于其基本内核的自我约束，无法进行太大的突破。当资本经济达到了相当规模后，个体极度的扩张的积累打破了经济运行的平衡，进而威胁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制约也个体效益的实现。这时人们不得不注重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于是经济法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对经济格局作出统筹安排，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对经济机制的有害因素进行排除等等。
可见，经济法的价值定位于社会的整体效益，而这种整体效益的重视正是在民商法的一次调整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越来越凸显的。这种价值定位的过程也就是对经济法二次调整的作用的认可的过程。
4、 从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来看
民商法以个体理性为基础,侧重保护个人自由和基本财产权,反映市场交换的自然法则,其主旨在于提供给市场主体平等身份和均等机会;经济法则以社会整体理性为基础,呈现社会效率和公正秩序的规则,其主旨在于为整个社会市场运行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如果说民法的基本精神在于平等,那么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在于协调,这是经济法的核心和灵魂。
可以说，经济法是在民法过去完全自治的领域内增加了国家或政府管理和调节的内容,是对有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意思自治的限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法律从个体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权利本位的过程,经济法是实现社会权利本位的法律手段。所以民法是市场的基础法,经济法产生于民法的基础上,是对个体权利的限制,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二次调整。

综上所述，经济法是一种对社会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但是这种调整又是不同于民商法调整方式的一种再调整，即二次调整。经济法不论是从其产生与发展的动因、从它的调整对象、还是从它的社会功能来看都处处体现着这种二次调整的特质而这种特质也决定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独立存在。

❻ 试论述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经济法应对。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因为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服务和制度保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我国法制建设追求和实现的所有价值目标都是围绕这一最高的价值要求和取向展开的。离开以人为本，其他法的价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离开了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就可能偏离法治的轨道。 人类政治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数量的增加和法律功能的扩展，也不仅仅体现在全社会对法律权威的崇尚，最根本表现就是法律价值的转换和创新，即法律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我国法制建设中法律的价值转换和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法律发展模式真正变革的价值导向，是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志，它将引导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对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以看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法律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在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协调发展的机制，是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原则的提出也对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的发展观把促进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将导致我国法制建设要做新的调整，尤其是我们的立法重点，必须相应地作适当调整。这种调整，在有些方面是局部的，而在若干领域，则是全方位的。 例如，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取消旧体制对农民的法律限制和不合理的法律义务，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又如，通过立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法规体系，但在生态立法方面迄今还是空白，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将直接推动生态立法的进程。再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加入WTO之后，使我国的法律更加开放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要从我国现阶段国内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特点出发，使我国的法律真正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成为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平衡器。 因此，五个统筹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只有进一步发挥和强化法律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法律在社会调控、资源分配、解决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协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实现和谐社会。 三、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凸显了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灵魂的“以人为本”，具体地讲就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所以，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强调对公民各种具体法律权利的高度关怀。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司法机关对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它通过法律用自身特有的功能和方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公民的正常社会、家庭关系，制约公共权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救助保护弱势群体，稳定公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为，最终帮助人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它通过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侵权者给予惩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监督，对滥用职权、失职渎职、贪污腐败者给予法律制裁，从而对公民进行司法救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使司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司法是定纷止争、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调节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特殊事业，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司法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具有重要意义。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同样要求我国司法机关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让司法救济惠及全社会成员。这样，对我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必须认真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各项审判中高度注重依法保障人权。在刑事审判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坚决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定罪处刑；对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宣告无罪。在民事审判、执行中，也应适当采取简易审判程序、关怀弱势群体、适度原则等人性化的做法。 同样，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检察机关把诉讼监督贯穿诉讼的全过程，严格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此外，检察机关还必须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案件专项活动，重点查办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破坏选举以及严重渎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这样，以人为本的文明理念让司法更具有亲和力，使人们感受到司法的力度和温度、刚性和柔性，从而真正的彰显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四、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当今法律和法学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对法律和法学的狭隘理解，无益于法学的发展和法制建设。只有具备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并紧密地结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际，才能使法学研究能够更好地反映制度发展变化的需要，使法律制度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为此，就必须转变传统的法学观念，对整个法学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无论是法律的发展还是法学的发展，主要地都是通过问题推动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许多复杂的新兴问题，传统的法律理论在解释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就需要经济法理论等现代法理论来作出相应的解释。下面主要结合经济法来谈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如果说，对于局部的、静态的问题，传统部门法比较有解释力和决断力的话，则对于整体性的、动态发展的问题，其解释力就较为欠缺。经济法包含的相关法律制度所应对的是一系列"非均衡的二元结构"，它要在现实的差异性的基础上，解决整体上的一般均衡问题，解决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确保实质上的平等与公平。由于经济法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因而发展观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法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同时，在经济法理论的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等各个领域，也都有具体的显现。比如，从经济法的价值论来看，经济法所追求的效率、公平、秩序等价值，都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直接相关。同时，经济法的宗旨，包括了经济宗旨和社会宗旨，都涉及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且，经济法的最高宗旨，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3]体现的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可见，从整个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到具体的宗旨体现，都离不开一定的发展观。 在经济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规范公用企业滥用优势的行为、限制行政垄断、建立有效的竞争秩序，最终促使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反垄断法在价值追求、根本宗旨、最终目的和基本原则上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核。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也有一定体现。有学者指出，社会法学应体现对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关注，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由此看出，我们要重视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诉讼权利实现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并从司法、行政、社会等多层面构建法律保障的机制。我们还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与原则，通过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源和表现的分析，尽快制定农业现代化促进法、小城镇法、就业法等与城乡居民分别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乡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标在于建立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之间和谐发展的秩序，因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科学发展观也有体现。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采取借鉴的方法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我们还应该通过对地方立法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制度的研究，提出可持续发展指导地方立法的总体构想，并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上，设计相应的评估体系。应该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着种种误区，诸如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轻资源价值的提升，重产品生产者的责任、轻消费者的责任，重国家的责任、轻社会其他各界的责任，重城市环境的治理、轻农村环境的保护等情况，必须及时得到扭转。因此，在社会主体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平台上，对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进行整体的把握，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在我国过去的法律制度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非常少。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我们普遍不重视发展问题，漠视或者忽视发展问题的时候，就会直接影响相关的制度建设。放眼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观，而由于这些发展观的侧重点不同，就会对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发展观，会对法制建设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并会有效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之中。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