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婚姻法

Ⅰ 利奥六世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第四次婚姻”的是非争论是怎么引发的

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的前三次婚姻都十分不幸，皇后塞奥发诺、邹伊和尤多酉版亚先后早亡，权所生一子三女中儿子也幼年夭折，王朝因此面临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政治危机。

在婚姻问题上，拜占廷人几乎全盘继承了古罗马的婚姻法，但修改了罗马法关于夫权和离婚的规定：允许离婚和再婚。此后，由于教会影响的扩大，教会只承认第一次婚姻的神圣性，谴责第二次婚姻，至于第三次婚姻，教会法加以严格的限制，更别提是第四次婚姻。

利奥担心皇权旁落，因此与其情妇“黑眼圈”邹伊于公元905年生下一子，取名为君士坦丁。但是，当利奥打算明媒正娶邹伊为妻，进而使其子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权力时却遭到教皇尼古拉斯的反对，他甚至禁止利奥进入教堂，因此被皇帝免职。在这一问题上，东正教教会内部再度陷入分裂，支持皇帝第四次婚姻的宗派在新任大教长尤塞米欧斯(907～912年在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利奥皇帝迫害反对派的行动，而尼古拉斯则支持大贵族杜卡家族对皇帝的斗争。两股势立形成对峙局面，相持不下。最后直到利奥死后，君士坦丁的合法地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才得到认可。

Ⅱ 民法典是什么东西

民法典来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自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司法关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司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皇权婚姻法扩展阅读：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

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

Ⅲ 婚姻法的一些题

、规定封建社会结婚的程序及反映封建买卖婚姻和迷信色彩的是（D）
A、父母之命 B、媒妁之言
C、三从四德 D、六礼

2、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成文法是从（ A ）时开始制定和颁布的。
A、周朝 B、春秋
C、战国 D、秦汉

3、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公布的《民法亲属编》中，下列说法中符合当时规定的是（C ）
A、肯定了一夫一妻制 B、明文肯定了纳妾制
C、变相肯定了纳妾制 D、对纳妾制没有规定

4、我国1980年婚姻法在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方面，同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A ）
A、扩大了调整范围 B、完全相同
C、缩小了调整范围 D、完全不同

5、下列法律中，由清政府制定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为（B ）
A、《民法亲属编》 B、《大清民律草案》
C、《民律草案》 D、《大清现行刑律》

第二题、多项选择题（每题2分，5道题共10分）
1、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赔偿的情形有（ABCDE ）
A、重婚的
B、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C、实施家庭暴力的
D、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E、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有 ACE
A、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B、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假借夫妻名义而发生临时性的秘密通奸关系；
C、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共同居住；
D、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短期通奸，发生临时性的秘密同居关系；
E、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长期通奸，在一起长期秘密通奸。

3、下列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婚姻家庭制的说法正确的是（CDE ）
A、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
B、经济根源是地主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小生产经济
C、政治根源是封建国家所实行的宗法统治
D、思想根源是反映封建经济封建要求的封建伦理观
E、体现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等级关系

4、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DE ）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A、政权
B、族权
C、神权
D、皇权
E、夫权

5、2001年《婚姻法》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为（DE）
A、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
B、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C、兄弟姐妹之外的其他五代内旁系血亲间禁婚问题，从习惯
D、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E、直系血亲

Ⅳ 古代富人们为满足欲望，设立哪个职业让女性痛苦不堪

当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封建社会之后，为了加强皇权的统治，为了让社会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为了保证老百姓间形成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建立了男子拥有“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由于法律的支持，有钱有势的男子生活便多姿多彩了起来，他们可以迎娶许多漂亮的女子，并且还是合法的。

Ⅳ 我国皇权的行使方式有哪些

明代皇帝的家庭是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一夫多妻制的等级制大家庭，女性在这样的家庭中处于依附、屈从的地位。然而，当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时，却发现皇帝家庭的女性成员对明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同一般的影响。 首先，从制度文化层面看，朱元璋从预防前代女宠之祸、外戚专权出发，在为其子孙组建家庭时，确定了从民间选取良家女子入宫的制度。这一制度建设的着眼点就是要严宫阃之禁，通过限制后、妃、嫔的出身、不与权贵之家联姻，进而杜绝历史上后妃干政、外戚擅权现象在明代重演。纵观明代历史，这种选秀女之制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历代天子、太子或亲王长大成人、年及婚龄，要为他们选取配偶，这是选秀女制度的核心，由此而组成了明代皇帝以后、妃、嫔等为主的一夫多妻制等级大家庭。其二是为选取宫中服务人员而选秀女，在有明一代的秀女选取中，以这种入宫备使令的选取人数为最多，年龄可从10岁以上至40岁以下不等，最小可到4岁。其三是皇帝为了自己的淫乐需要而强索民间女子，如嘉靖皇帝为炼丹药，数年间就选了760人入宫。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明代皇帝这种以一个成年男性及其正式配偶为主、众多侍妾及服侍女性为从而构成的家庭结构，可见其主导意向是以张扬皇权、男权为主，压抑女性的权力，蔑视女性的存在，严防因女性非正式权力的膨胀而威胁封建政权的稳定。从明代历史看，选秀女之制确实有效地防止了历史上后妃干政、外戚擅权现象的重演，但它确实也是皇权专制强化的产物，是对民众权力的一种蔑视。随着历史的发展，选秀女之制也就从加强皇权的制度变成扰民的弊政，给明代历史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其次，在明代皇帝一夫多妻制等级大家庭中，作为天子配偶的后、妃、嫔的非正式权力仍对明代历史发生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帝位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帝位传承中，为了防止皇族内部的争端，自西周以来就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继统原则，明代也以此原则来处理皇室内部的继承关系。但朱元璋同时还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大宗无子的情况，作出了“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的规定。从整个明代16帝的继统情况来看，与朱元璋的设计有很大差别。第一、明代有6位皇帝未曾被立为太子，也不符合“嫡母所生”的要求，即成祖朱棣、景帝朱祁钰、世宗朱厚璁、穆宗朱载 、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第二、其余10位帝王，除朱元璋外，另9位虽曾被立为皇太子或皇太孙，但都不是当朝中宫皇后之子。正因如此，在明代的帝位传承中，后、妃以其家庭关系中的一极而对明代的历史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不是专制皇权所能限制的，却又是对专制皇权的必要的补充，使明代的帝统能不断地延续下去。如仁宗皇后张氏，从燕世子妃到皇太子妃、到皇后、到皇太后、到太皇太后，一身而历近50年的政治风雨，对明代前期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再如武宗去世之时，国无储君，如果没有孝宗张皇后定策迎立世宗，下诏收捕江彬，明代的历史说不定又要发生什么祸乱。而神宗之母李太后在万历初年，“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在明代皇帝的等级家庭中，皇权、男权虽居主导地位，但女性的非正式权力仍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它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平时处于前者的掩盖之下，一当条件合适，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转化为正式权力，或以其家庭一极的地位而对历史发展产生各种影响。从这一视阈看，历史上的女后专权、外戚干政，实际上就是这种女性非正式权力的一种转化，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其对历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在两性关系中，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明代皇帝的一夫多妻制等级家庭中，皇帝的爱情等感情纠葛与家庭结构中的诸多矛盾也导致明代历史的许多戏剧性变化。如朱元璋和朱棣，对正宫皇后感情甚笃，因而在皇后去世之后再也不重立皇后，这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尊重，而这两位皇后在世时对于丈夫的行政处置亦多有影响。明宪宗时，与长他17岁的妃子万贞儿感情甚好，以至于万贞儿宠冠后宫，生了皇子后马上晋为贵妃，皇子死后万贵妃心理变态，凡被宪宗临幸有子的宫人均逃不脱她的魔掌。孝宗由于和张皇后感情深厚，宫中同卧起，因而只有武宗一个儿子，武宗则由于不爱宫中的后妃，专意于豹房和巡幸，导致他没有儿子，由此也造成孝宗一系的皇统中绝，才有迎立世宗的重大举措，又导致大礼议的出现。至于明神宗时，因皇长子朱常洛是其母李太后的宫女所生，乃他一时风流所致，不为他所喜爱，而他最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三子常洵以后，册立太子、出阁讲读、选婚等就成为万历朝的大事件。史称“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由此而造成迁延数十年的国本之争、妖书之案、梃击之案等事件，这些都加深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明代皇后在中国古代后妃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正面典型马皇后、徐皇后和张皇后与负面典型万贵妃、郑贵妃都成为正史野史大书特书的人物。目前，学界关于明代皇后和后妃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整体研究则不多见，仅谢葆华借助仪式来研究皇后制度，视角新颖、见解深刻。本文旨在通过明代皇后的生存状态研究后权式微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 明初皇后颇受重视，皇帝充分认识到治国与治家、治外与治内的关系，“帝王之政必始乎内，治平之效必本于家”(卷8洪熙元年三月丁丑)，因而对母仪天下、表正六宫的皇后礼让三分。 明太祖严格防范外戚宫闱干政，“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复著令典。”马皇后坚持身为国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每遇到自己觉得不妥之事，总是从中斡旋，让雄猜疑忌、嗜杀残暴的太祖改变初衷，成功挽救了不少人(卷113《后妃传一》)。 徐皇后在靖难之役燕京被围时，“激劝将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拒守，城卒以全。”当成祖登基后，她作为贤内助积极辅佐丈夫事业，召见命妇，赐冠服钞币，劝她们成为贤内助，“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卷113《后妃传一》) 张皇后更是危难关头定乾坤，在皇位平稳传承中功不可没。当仁宗为太子时屡为汉、赵二王所间，“至减太子宫膳，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及立为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张皇后不仅在帮助夫君巩固太子之位、成功登上宝座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当仁宗、宣宗英年早逝后，她先后辅佐幼子、幼孙顺利登基，历经四朝(卷113《后妃传一》)。 明初三后的政治作为充分显示了她们的独尊、优越地位，太祖、成祖、仁宗也肯接受她们的劝谏，纠正决策中的失误。马后、徐后去世后，太祖、成祖将她们的事迹言论编辑成册，《慈孝高皇后传》、《女戒》、《内训》、《劝善书》被广泛传播。 皇后作为皇帝的配偶，身份非同一般，影响重大，其废立与皇位继承人密切相关，历代统治者无不慎重对待，但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却屡有“废后”之举。 皇后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状态从明宣宗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孙贵妃在取代胡皇后之前就拥有金宝，“贵妃有金宝自此始，直逼皇后矣!”而胡皇后的无故被废标志着明代后权的衰微与皇后生存环境的恶化。此后，汪皇后因反对废太子而被景帝毫不犹豫废掉。吴皇后认为万妃恃宠而骄、无礼，摘其不法加杖，万妃心怀恨意，煽动宪宗废后，使之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月皇后”。世宗第一任皇后陈氏仅因吃醋生气，“上大怒，后以惊悸忽堕妊，既而崩”；第二任皇后张氏为张太后求情冒犯世宗，无故被废。这些废后的遭遇诚如沈德符所言，“皆一时微眚，遂干天怒，真不幸也!”(卷3《废后加礼》) 那些没被废黜的皇后境遇也很悲惨：钱皇后在英宗被俘后“尽出中宫所有赀仗变之佐迎贺费”，每夜为帝祈福，“罢即卧地，因坏一股。复以久泣故伤一目”，英宗大为感动，留下遗命与钱皇后同葬，周贵妃仍“倚子贵”千方百计阻止钱皇后获得“太后”徽号，不许二人同葬(卷2)。宪宗继后王氏委曲求全，“尝游西苑，妃车先后行；岁时朝见，不执妃礼。昭德宫酝酿，每加于中宫”，方换得一时平安(卷3)。穆宗宠爱李贵妃，令皇后离开坤宁宫移居他处。神宗移跸后惟郑贵妃日侍左右，“中宫不复得时奉晏闲”，“京师盛传中宫久病，侍卫不过数人，其膳修服御俱为主上裁减大半。”(卷3《今上笃厚中宫》)王皇后不与郑贵妃计较，“性端谨，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才保住皇后宝座(卷5)。恭妃作为太子生母与囚徒无异，一生都在悲苦孤寂中度过。思宗生母孝纯皇太后“以细故失光宗意，被谴薨”(卷5)。明代中后期皇后大多不为皇帝喜爱，“不御坤宁二十年，玉阶埋月井迷烟。口房自信无人到，间放猫儿自在眠”(第12页)即是坤宁宫主人的皇后孤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皇帝不仅对皇后缺乏感情，还十分冷血残酷。方皇后在位数十年从无过失，并在“壬寅宫变”中救下生命危在旦夕的世宗，但世宗为替曹妃报仇竟让她活活烧死。熹宗根本不曾留意过妃子的死活，“所用之人为客魏摈斥即不复记忆问及”，“退食便如成隔世”，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使客魏得以粗暴干涉宫闱内务，时时“勒死、棰死宫人，舁出太安门外”，“宫人往往有进御而得祸者”。熹宗张皇后性格严正，曾在皇帝面前指出客魏过失，客魏恨之入骨，在其怀孕后“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卷114《后妃传二》)。即使明后期最有作为的崇祯皇帝也因宠妃田氏，将周皇后推倒在地，扬长而去。 总的说来，中后期皇后地位大幅度下降，处境岌岌可危，那些宠妃爱妾仗着皇帝的宠幸有恃无恐，位居皇后之下却时时处处超越皇后待遇，凌驾于皇后之上。她们对皇后宝座的冲击挑衅，对皇后后妃的迫害使得皇后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皇后没有皇帝的庇护，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只能听天由命，忍辱偷生。 二 皇后的失宠与宠妃的挑衅无疑是宫闱斗争激烈、皇后生存状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明代皇帝退回深宫，打破传统内外分工格局，使“后权”急剧萎缩 皇帝与皇后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进行分工，皇帝理应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国家治理，宫中事务则由皇后代为管理，“妃嫔之立，所以助皇后、奉宗庙，理内治也。”因而明初三后在宫闱能够施展教化，扶助夫君的帝王事业。但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不再热心政务，荒政现象十分突出，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间，除弘治间数年以外，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上下否隔，朝政日非。世宗和神宗更是创下皇帝懒惰荒政之最。他们将注意力从政务转向个人享乐，终日隐居深宫，纵情声色，这种逆转从根本上改变了皇帝与皇后的权力分配体系，皇帝天天呆在深宫发号施令，皇后在内廷行使权力的空间大幅度萎缩。 皇后作为皇帝的正妻，如果得到他的宠幸，手中权力相对会有所保障，但明前期和中后期皇帝对皇后的态度、感情迥异。皇后母仪天下的地位和作用使统治者在选妃立后时往往将品德性格排在容貌才艺之前，容貌端洁、德性纯美、温良恭俭、聪慧贤淑、言动威仪、咸合礼度等是中选者必备的品质，而那些特别富有情趣、迷人的女子则被视为祸水长期排斥在外。明初皇帝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自然乐于接受“贤内助”型的妃子，但中后期皇帝一味追求个人享受，对政务避之唯恐不及，对有益于治化的妃子自然 产生抗拒、排斥心理，即使对方貌若天仙也无动于衷。武宗生性风流，四处拈花惹草，不择贵贱，连艺妓、寡妇、孕妇、山野村姑都不放过，却对宫中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女毫无兴趣，“日率小黄门为角斗踏踩之戏，随所驻饮宿不返，其人中宫及东西两宫不过四五日”。即使有中兴气象的崇祯皇帝也并不宠爱以端庄贤淑著称的周皇后，反而对有点任性而多才多艺，善歌善舞的田贵妃很是着迷。皇帝对某一妃子的偏爱恩宠，许以特权，实际上是变相倾夺、削弱后权。 (二)明代选妃制度导致后妃缺少家族和外廷支持，处于完全依附状态 明代选妃制度非常特殊，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女子，“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虽然太祖只强调“良家女子”身分，并无勋戚贵族与寒门庶族之别，但在执行时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家世不显、属于中下层家庭的女子。成祖为皇太孙选婚，中选的胡氏其父荣以长女故封为锦衣卫指挥，第二任皇后孙氏是永城县主簿的女儿。正如《明史·外戚恩泽候表》“前言”总结，“自文皇后而外，率由儒族单门人俪宸极。后父初秩不过指挥，候伯保傅以渐而进。”(卷108)明代后妃绝大多数是寒门庶族出身，孝宗生母、神宗生母、光宗生母、熹宗生母更是地位卑微的宫女。 有明一代从未出现象两汉吕氏、霍氏、王氏、窦氏、梁氏，隋唐独孤氏、长孙氏、武氏家族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影响或支配时局的外戚集团。明代外戚势力过于孱弱，根本不可能通过宗族势力或动员朝臣结盟来对抗皇帝的“废后”、庶贱僭越嫡长等异常行为。当命定储君出现继承危机时，当皇后面临无辜被废的危险时，看不到任何外戚营救的身影，她们只能默默独自承受。 再加上明代宫闱制度严内外之防，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复奏辄领于部者论死。或以私书出外，罪亦如之。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人宫，以证取药。”(卷113《后妃传一》)皇后根本不可能与外廷有任何联系，或在朝中培植支持自己的势力。明代后权的大小，皇帝对她们的喜恶、尊重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没有外力可以维护她们的权利，皇帝具有绝对支配权，稍不称意，就有灭顶之灾。后妃命运完全被皇帝掌控，这也是导致她们生存状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三)缺乏制度保障，后妃施展个人能力的空间萎缩 明代著名女政治家只有初期马皇后、徐皇后、孙皇后三人而已，并非此后一个半世纪一直未出现有能力的后妃，而是她们根本没有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和舞台，只能无所作为。 明初皇后的权力并非来自制度和法理的保证，而是建立在两个基点上：其一，太祖、建文帝、成祖的皇后与嫔妃大多来自开国文武功臣贵戚之家，带有政治联盟性质，这种婚姻和家庭背景在客观上给后妃一定的活动空间。其二，三位皇后是丈夫追逐最高权力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在患难中结成深厚情谊，深得丈夫尊重、喜爱，又是皇位继承人的亲生母亲，其地位无人能及。马皇后、徐皇后去世后，太祖成祖都不肯立新皇后，正是对她们感情和地位的承认。当此之时，不仅至尊皇后可以进言劝谏，其他妃子也可发表意见，“上(成祖)自仁孝崩后，在宫多任性，问或躁怒，宫人皆惴惴惧。妃(昭献王贵妃)特辗转调护，徐俟意解。”(卷1) 明代制定国策时就竭力限制、预防后妃与外戚干政，没有赋予后妃多大权力，皇帝对皇后的角色期待仅停留在仪式与象征上，“后德之贤，母仪天下”。可以说，明代后妃从最初就不曾获得任何体制上的权利保障，明初三后情况特殊，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后代皇后对政治的影响力阙无。皇帝与皇后的感情日趋淡薄，皇后在丈夫的事业和感情生活中同时淡出，对皇帝的影响力自然减少。她们和太子生母几乎丧失话语权，任何忤逆皇帝旨意的言行都会遭来残酷的惩罚，更不消说在政治舞台施展抱负，劝皇帝改邪归正了。 三 明代皇后与后妃生存状态不断恶化，后权的式微对皇帝和储君产生深远影响。 (一)皇后难以自保，对皇帝的规劝、约束效能完全丧失 明初三后不仅“摄六宫事”，使后宫礼法森严、井井有条，而且心系天下，对皇帝的失误随时规劝，引导皇帝走上正途，尽心为国。例如马皇后“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卷113《后妃传一》)皇后对皇帝的规劝、约束效能在明初三后身上得到充分发挥。 但中后期皇后在后宫拥有空间越来越小，皇帝个性越鲜明，随意性、主观性越强，皇后所受限制就越多。汪皇后反对景帝更换太子、吴皇后打击万妃整肃宫闱、张皇后帮张太后求情，她们的行为也正是正直大臣认同的主张，不仅没有改变皇帝心意，反而惹祸上身，被打入冷宫，过着悲惨凄苦的生活。这些惨痛例子给继任皇后深刻教训，她们不敢出头，不敢任事，委曲求全，保命要紧，英宗、宪宗、武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在位期间问题频频，他们的皇后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 皇帝对后妃的打击使皇后对皇帝特有的规劝效能完全丧失。当北京城被攻破时，“帝泣语后曰‘大事去矣’，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思宗不肯虚心纳谏、刚愎自用的确是明亡国的一大因素，但周皇后真的无可指责?“烽火惊传事日非，南中家业尚堪依。如何欲语还中止，终恐君王失事机”，当时“周后闻寇渐棘，微言日‘吾南中尚有一家居。’盖意在南迁也。上问何从知之，后不语”，周皇后遇到事情都保持缄默，“后凡有所言，不欲尽，且不欲言外多类此。倘若后妃真能犯颜直谏，或许皇帝不会越陷越深。后妃对皇帝违法乱纪完全丧失规劝能力，不敢纠正皇帝的出轨，中后期皇帝纷纷沦为“问题皇帝”，与后妃这种状态也有密切关系。 (二)皇后和储君生母得不到皇帝恩宠，恶化储君生存环境 明代皇后大多没有诞育皇子，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只有宣、武二帝，中后期皇储大多经历继承危机。例如光宗生母王氏初为慈宁宫宫人，因神宗私幸而有身孕，皇帝对之讳莫如深，千方百计回绝大臣册立的建议，逃避或者纠正这一既成事实。嘉靖、万历年间长达十几年的册立之争可以看作最佳案例，这种情况对储君心灵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明初皇后处于绝对优势，这不仅使她免于嫔妃间的勾心斗角，而且可以凭借至尊地位、皇帝宠爱来保护亲生骨肉，使他们不必生活在战战兢兢、危疑恐惧之中。但中后期皇后与储君生母势单力薄，自身生存环境已十分恶劣，更别提帮儿子捍卫权力。纪妃明知宪宗艰于子嗣，却慑于万贵妃淫威要溺死婴儿，孝宗五岁方第一次见到父亲，由皇宫不得见光的“黑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皇太子，但生母也因之丧命，在他被册立十多年、天下归心的情况下仅因万贵妃“力劝上易储”，就差点被废，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孝宗性格柔弱，逆来顺受，也是情理之中。 其他继位人出现皇位继承危机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都有宠妃在一旁激化矛盾。如世宗迟迟不肯立太子，朱载垕在疑惧万状、朝夕危惧中度过十余年，与王贵妃、严嵩父子密谋不无关系；朱常洛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得不到册立，全拜神宗与郑贵妃所赐；朱由校之所以沦为宫中“小劣童”，既有郑贵妃的因素，也与父亲忧心忡忡无暇顾及、李选侍虚情假意任其自生自灭有关。在这些危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储君生母的身影，无论是帮助儿子赢得皇帝的喜爱、还是帮助儿子获得官员的支持，丝毫不见她们的影响力。光宗的“难产”正是神宗对其生母卑贱出身的厌恶和对郑贵妃的专宠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暗中保护他、部分给予支持的是正位中宫的王皇后，“光宗在东宫，危疑者数矣，调护倍至。” 储君一直生活在这种高度紧张、疑惧不安的状态下，同时缺乏父爱和母爱，终日惶惶，他们内心的压抑、愤懑得不到宣泄，特别容易产生心理疾病，性格心理存在重大隐患或缺陷。仁宗、宪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身为皇储时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一旦即位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立刻拼命放纵被长久压抑的欲望，为所欲为，表现出思与言、言与行的背离，过着荒淫放纵的生活，而这反过来又加速他们身体的摧残，健康受损的皇帝更加厌倦政务，终日沉溺酒色，及时行乐，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他们这群心理畸形的人在位期间对国家和社会毫无贡献可言。 总的说来，明代皇后与后妃的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她们逐渐丧失对皇帝的规劝能力，也无力保护储君的人身安全与太子爵位。她们在皇帝面前丧失话语权，一味忍让退缩，委曲求全，缺少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完全不发挥作用。当丈夫去世，儿子继位后，皇后荣膺太后宝座，昔日受压制的“后权”随着“太后”身份的获得转变为一种新的权力“母权”，皇帝可以对发妻颐指气使，甚至将之打入冷宫，却不敢违逆太后意旨。在“以孝治国”的传统社会，嗣君基于孝道，不得不接受“母权”的制约。因此明代中后期的皇后较少利用“后权”有所作为，却依仗太后身份和“母权”在选立嗣君、确保皇权平稳过渡、皇帝教育与婚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Ⅵ 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关于离婚夫妻财产分割问题的不足、漏洞和疑难问题有哪些

新《婚姻法》虽然对1980年《婚姻法》就夫妻财产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我国夫妻财产制的整体结构不完整，按国际公认的标准(7%)我国即将进入老年社会。只规定了通常状态下的法定财产制，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即新《婚姻法》第17、18条的规定，在情节要件、行为结果方面均没有硬性要求，而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下的法定财产制。中国传统的监察制度虽然在本质上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从国外立法看，加强广告的社会监督,有些国家设有通常法定财产制和非常法定财产制，必须将公审案件挂牌通告。如瑞士、意大利；而更为重要的就是体制的根本改善与发展，而有的国家设立了共同财产制的解除或撤销制度，按照人口计算，如法国、德国等，将书记员相对集中管理，以满足夫妻在婚姻期间基于特殊情况而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需要。到殷商之时,在现实生活中，助推利益驱动问题的滋长和蔓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飞行员是否属于高级技术人员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呢?纵观各国竞业禁止制度的实践,可能因夫妻分居，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夫妻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私权利主体之间的纠纷也有赖于司法来化解。夫妻一方不履行扶养家庭的义务，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或滥用财产的共同管理权、或夫妻一方从事个体、合伙经营发生破产等原因，由省级检察院计财部门统筹，夫妻他方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见王叔文主编《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第56—57页，要求撤销法定的共同财产制，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实行分别财产制。司法制度对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起着基础性的矫正和保障作用’公权力与私权利界限的确认以及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有赖于司法最终保障，但如果夫妻不能就此达成协议，根据当地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就需要经请求由人民法院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使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准予以确定的,新《婚姻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规定，这就给法官理论和书本学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夫妻在上述情况下的财产分割成为不可能，遵循此通例，夫妻要想分割财产就必须以婚姻关系的破裂为代价，”,这无形中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完善的广告立法是防止广告欺诈行为的前提,背离了婚姻法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宗旨。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
（二）关于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的分割
随着经济的发展，据笔者查阅资料,大量的无形财产不断涌现，一方面经营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知识产权已成为重要的交易客体，还广泛地规定了停止请求权、恢复信用的措施，其巨大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新《婚姻法》第17条第1款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被告人在40天内得向中央司法机关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12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一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配偶的支持和帮助，大多都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并投入了大量夫妻共同财产的结果。考虑到区域经济差距，如果受支持方在取得了知识产权但尚未获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提出离婚，《婚姻法》将无法公平照顾双方的利益。仅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中有所涉及： “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面对知识产权将来有可能带来的巨大财富，仅对支持方予以“适当照顾”，其未免显失公平。
（三）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制度
《婚姻法》第19条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在现行情况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这样的一种机构一般具有多重的解纷功能，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在其他紧急情况时，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而婚姻法仅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至于是否公示，并不影响其效力,这就容易使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因缺乏公示而丧失公信力，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很难知晓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除非夫妻一方主动告知。因此，其问题的源泉是《法官法》实施这么多年后，当不知道夫妻之间有财产约定的善意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交易时，如果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出发，不得不以牺牲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允许第三人向夫或妻任意一方主张债权，但这又势必使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形同虚设，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利于保护夫妻另一方的财产权益。

Ⅶ 西欧皇权与教权的关系

在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作为社会的精神统治者与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国王专构成了属当时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两股势力，即神权和王权。在地方上贵族掌握着实权，而王权、神权及地方权贵等势力的相互斗争，使得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积极争取属于自己的某些权利和独立的地位，即人权。神权、王权和人权三者之间相互斗争、依存和影响，构成中世纪西欧历史的主要内容，并对日后西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欧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教权是当时精神的主导，而皇权则为国王权利的代表。基督教权在当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他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并且拥有收取租税的权利，他广大的经济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的经济依靠。此外，他还可以以神的名义干涉皇室，在皇室的婚姻、在皇位的继承等问题上。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权的制约。皇权想要摆脱基督教权的束缚，矛盾在时间的沉淀中日趋尖锐。并且在两者的斗争中普通人民日渐觉醒，他们开始了为自己权利斗争的道路。这和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Ⅷ 唐朝皇权的变迁

1 【转贴】唐代皇权高层基础演变

作者：bjyun

唐朝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一件大事，其衰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它背后的原因，有许多的解释，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恐怕，即使把所有的解说罗列出来也未必能令人信服。这样的问题，如同李约瑟之谜，非常宏大、复杂，但却很吸引人。此文试图以皇权的高层基础为线索，把“兴”和“衰”视为一体考虑，原本有违以小见大的原则，但目前实在没有做“小”的能力（如材料搜集能力太弱，支持不住一些想法），挣扎多次，只好如此，还望各位不吝指正。

此文以承认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关陇集团”等概念为前提。

唐朝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关中、关东的豪杰，或者说，唐初的政权基础主要是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族。

首先来看一下关陇地区的人才结构。“许多事实证明，住在边区，不断遭受攻击的人民，常是比住在内地更安全地方的人民，易于更辉煌的发展” 。诚然，关中地区历来是华夷混杂之地，从人才角度来说，利于产生良将。经历魏晋北朝的长期整合，这个地区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新兴锐气，再经隋朝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才结构更趋向合理“王朝虽有更迭，社会却能初告安谧。这对于人物的成长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当隋文帝灭陈之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太行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原来齐陈故地的人物，陆续西来，卜地定居，为后来唐初人物的增多，奠立了若干基础 ”。这样，这里不仅有攻城掠地的良将，更具备了运筹帷幄的谋士，可谓文武双全，而且，这也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之一。所以它确实是帝王之基，这一点，从李氏起兵后急急入关和李密给杨玄感上的上策得以证明。

现在很有必要来看一下关陇集团这个概念及其相关概念。“有唐一代二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极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治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至于武zhao，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矣” 。当然，对于此观点，也有许多人持谨慎态度，如“至迟在隋炀帝是已不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前此之关陇集团开始解体，进入唐初在高祖太宗时此集团更不复存在” 、“陈先生提出关陇集团这个概念，对中古史研究很有贡献，他的治学长处在于能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大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 。但如前所述，本文承认陈先生的关陇集团等概念。从陈先生的论述中可以概括出关陇集团的两条基本标准，1.“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不过，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有提及之处，所以不得不谈。

山东方面，文化水平较高的那些大家氏族，在经历长期的战乱和少数民族的冲突后，也渐渐失去了昔日优越的条件，虽然在婚媾上竭力保持其血统的纯洁性，可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政治势力作后盾，可说是逐渐走下坡路。其中自然有一些不甘心的人，乘天下大乱，支持不同起事者，在这种状况下，李唐周围也团结了一些关东豪杰，不过，在扫荡群雄的过程中，他们的作用不是很显著。“山东人对李唐皇室素无好感，对于太宗尤多嫌忌，而山东地区实为建都关中的李唐皇室经济上的生命线” 。而且，在窦建德起义和刘黑闼的反抗中，山东人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不过，这里的山东和现在的山东有一些差别，是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由以上的分析可得，在唐扫定天下的过程中，其政权的最坚实基础是关陇，这个基础保证了唐的兴起！

作者： 淋溶土 2006-11-13 14:4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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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贴】唐代皇权高层基础演变

在统一天下之后，其基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首先是表现在帝位之争上。秦王李世民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周围也团结起一大批人，多是功勋显著的猛将，与秦王有一致的利益。但太子建成因名正言顺，周围也有许多谋臣，不过，这些人比较杂，大部分都不是关陇中人，利益上与关陇重将有一定冲突。顾而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表面上是两人之争，实则是政权基础中的两个系统间的较量。“大抵李建成以李世民手下重要将领为收买对象，结果殊难有成，李世民则更为诡秘，着重收买李建成手下的次要人物，因为这些人既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一方面容易达到收买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发挥内奸的作用” 。而玄武门之变的直接促发因素就是要调动秦王身边的猛将去抗击突厥，对于一般将军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多管这种皇帝自家的事，因为那是极其危险的，但秦王周围的人却比他还急，除了秦王个人的人格魅力之外，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建成若成为皇帝，则那些关陇集团中人的利益必然受到威胁。此外，山东的许多豪族都是支持建成而反对世民的，他们在朝中多是文臣而非武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玄武门之变后，王朝的政权基础有了首次大的变化。

“在太宗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会很容易依仗他们的功勋和他们与太宗的亲密关系，把太宗包围起来，垄断大权，把持朝政……” 。历来马上得来天下的帝王，都要面对削功臣的困境，昔日的功臣，现在成了最大的障碍。太宗既不能完全放弃之，也不能受其左右。所以，他必需扩大其政权基础，寻求新的力量，既支持他，又牵制旧部。“提用他们（东宫府属），可起牵制秦王府属的作用，使太宗摆脱秦府旧属的包围，……玄武门事变后，建成余党满怀疑惧，他们既为太宗所用，则政治上的不稳局面自然消失” 。自此，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大大的扩广了，开始向全国各地招揽人才，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并大量利用文人进行帝国的管理，保证了行政的效率“唐代的官僚队伍由流内官、流外官、杂官组成。……流外官、杂官处于官僚机构的底层，负责一般的行政事务……盛唐时期，官吏定员约三十七万名，其中95%是吏，……余下的5%是少数的流内官即真正的官，” 王朝的兴盛，离不开这些官员的有效管理，而他们也成了支持王朝政权的外围基础，当然也有一些人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不过他们没有构成稳定的集团，只能说是散兵游勇，纵然攀上富贵，最后成为其中一员。他们距离皇权最近，最能左右王朝的命脉，一旦他们之间、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势必使皇朝从内部瓦解！而只要他们能平衡，则会令帝国越来越强大。而为了平衡之，聪明的皇帝总是不断提拔一些新人，注入新血液，平衡力量对比，使皇权高高在上。太宗虽然大力提拔各地新人，但也十分注意保持关中的突出地位，“在官员的调遣、任用上，也重内轻外，重视中央官员而忽视地方官员。将各地有统治才干的士人集中京师，便于驾御……。” 正因为这样，唐初形成了一种重内而轻外的官场风尚。

军队方面，大量吸收中小地主，以军功为诱惑，从外围团结了许多力量，扩大了政权的武力支持。“参加对外作战成为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

但从核心部分看，帝国的武力主要还是靠关陇集团，只要没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他们始终是皇权最重要的高层支柱——对内维护秩序，对外保证皇帝在尊严。如羁縻政策，“羁縻政策，就是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任命他们为的贵族为羁縻州府的都督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 ，在唐朝早期是极为有效的一种管理方式，单到了中后期，却成了极大的威胁，何也？就是因为早期关陇集团有强大的威慑力，而后来皇帝失去了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在也无法保证其尊严。同样的例子还有，……“安史之乱的精兵是城旁，平安史之乱主要仰赖城旁，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征行也是城旁，可见城旁是大唐军事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说，城旁不但与边兵共同维系了大唐帝国赫赫军威，而且是唐前期军事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量。” 在府兵制尚未废除时，皇帝有稳定的军事支持，身边有关陇为首的武力保护，而废除之后，就没有稳定的武力基础，即使建立起一些中央军队，一方面不足以震慑地方，另一方面，皇帝也往往无法控制之，反成了太监的政治资本。“府兵制是西魏北周时宇文泰按鲜卑部落军事制形式改造的一种兵制。这种军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兵农、耕战合一，节约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在经费困难的局面下，能保持庞大的兵力；二是军权掌握在最高统治核心手里，防止分裂、叛乱。” 唐初实行的府兵制，把全国军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在关中，确保了关中对全国的威慑力，从军事上保证了关中的“本位”。

作者： 淋溶土 2006-11-13 14:4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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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贴】唐代皇权高层基础演变

从皇位继承和皇室成员婚姻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大唐政权基础的变化。在封建帝国正常的状态下，都是储君继位，在非正常状态下，继位往往受到外戚、宦官、军队的影响，而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已经极其不稳定了。“从唐太宗到唐肃宗的七位皇帝，全是借宫廷事变登上储位后大位的；而后期字唐穆宗到唐昭宗的七位皇帝， 以宦官所立者七君，” 早期的李唐皇室在婚媾上保持与关陇的密切关系，两者可以说是一体不分的，可以说，外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关陇集团，使李唐皇室成为一个集政治、血缘、族望、军事、一体的集合体，也因为如此，皇权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为了笼络对其反感而有很大力量的山东豪门，太宗曾企图与山东豪门联姻，不料却被拒绝。“唐太宗想扩大最高统治集团和统治核心，具体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修订氏族志，二是皇室与勋贵名臣联姻……，”

“这样，唐太宗原来审订氏族，让关陇贵族、山东氏族、江南氏族、代北虏姓互通婚姻，将这些集团联结起来，共同拥戴皇室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使山东氏族的社会影响更为扩大。” 尽管两度修订氏族志都没有达到目的，但对规范人们（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使得政权获得极其广泛的社会认可。之后的皇室婚姻就比较分散，没有集中在某个集团里，太子的立废也极其频繁，太子的权力被严格控制，惟恐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也反映了皇权在高层没有具体的支持。“隋唐皇位继承与太子地位的变迁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隋代及唐代前期。这一时期……，同时，皇太子往往拥有较大的权力，甚至直接掌握部分武力，东宫成为国家的次要权力中心……，转折时期是唐玄宗即位以后，即第二阶段……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唐历朝君主一反隋至唐初的作法，开始转而削弱太子的权力与地位，以图巩固皇权和安定政局。”

武后以后，大力起用庶族地主，对旧有的关陇贵族则极力破坏，诚然，政权的较低的基础是扩大了许多，大量的庶族地主参与到政权管理中，但高处却是不胜寒，可依靠的基本只有家族、宦官。这种局面最大的后果就是军队没有集中到皇帝手中或皇帝身边，政权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持，其他后果，如皇帝废立、中央权威等也在军队叛乱后逐渐表现出来，由于高层的坍塌，继之而来的是地方的混乱，整个帝国就进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均田、府兵、羁縻等政策再也无法推行，官僚体系效率无法保证，腐败已成必然，兼并陡的加速，社会上随之出现大量流民，“破产流亡农民的出路不外三条：一是作地方的佃农，所谓“依托强豪，以为私属”；二是聚众起义，所谓“所在群盗，半是逃户”，而投身军队则是第三条出路，这就是藩镇武力的由来，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这些地方的变化最后又反作用于中央，突出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困难，无法维持一支中央军队。“奏文（朱礼.《复佛寺奏》）云：“开元之间，率户出兵，籍而为伍，春夏纵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将，以戒武事。如此则兵未始废于家，农未尝夺于兵，故开元之民力有余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万，皆衣食于平民，岁度其费，率中户五仅能活一兵。如此则编户不五百万不足以给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长安政府已经困于养兵了。因为困于养兵，于是引起藩镇的割据。” 可见，很大程度上，藩镇割据的出现是源于高层政权基础的坍塌。而藩镇局面一旦出现，必然要很长的历史才能改变，如宋人尹源所说：“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唐不灭者，诸侯维之也。” 特别是边防重镇（如卢龙、魏博、成德），在抵御契丹等少数民族方面，甚至比统一的帝国还有力，因为这些军镇最重视的就是武力。至于中央，只是一种理论上有意义的。

总之，唐朝的辉煌不是一日建成的，其灭亡也非一日之功，皇权的高层基础演变只是茫茫史料和猜想中的一条线索。

也许爱德华·吉本的一段话同样值得我们去回味：“罗马的衰败可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与成熟；毁灭的原因随着领土的扩张而不断增加；一旦时机成熟，或者由于偶然事件抽去了认为的支撑，那无比庞大的机构便会由于无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倒塌。它毁败的过程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的，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

Ⅸ 曾经遗留下来的姨太太们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之后去哪里了

在封建社会，受皇权思想的影响，女人的地位是比男人的地位稍微偏低一些的，在男人“三妻四妾”就可以得到体现。但这一切的封建陋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被废除了，开始实行一夫一妻制度，那漂亮的姨太太都怎么办，解决办法让人羡慕。

这样也极大的保证了男方双方之间的权益，而这样处理姨太太的方案，也让人十分羡慕。

Ⅹ 赵匡胤是如何垄断皇权的

自唐末以后，各地藩镇割据林立，天下分崩离析，战火蔓延，连绵不断。及赵匡胤称帝建宋，欲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一则要削平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二则要铲除割据的根源，防止和避免重蹈分裂的覆辙。为此，他苦思冥想，夜不能寐。宋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镇压了原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叛乱之后，更感到消除分裂的隐患已迫在眉睫。

杯酒释兵权一日，赵匡胤召见亲信、谋臣赵普入朝，向他询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普的话还未讲完，赵匡胤就迫不及待地说：“卿勿复言，吾已喻矣。”欲彻底改变“君弱臣强”的弊政，其首当其冲的便是收缴臣僚及地方兵权，集中控制于中央朝廷。对此，通过“陈桥兵变”称帝建国的宋太祖赵匡胤十分清楚兵权的重要和“节镇太重”的隐患及其严重后果。为此，他即位后，即废去“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自己直接掌握和控制禁军。然而禁军高级将领多是昔日与赵匡胤出生入死的“义社”兄弟，是为自己“黄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如何体面地收缴他们手中的兵权，而不致发生流血之争，更使赵匡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甚至一度陷入优柔寡断之中，不忍心冷遇旧友故交。

一次，赵匡胤欲令久负盛名的大将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闻讯，数次上奏劝谏，激烈反对委任符彦卿职掌禁军重权，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重柄”。赵匡胤拒不采纳。不料宣敕下达，却被赵普扣留。他将敕书藏入怀中，入朝请求面见赵匡胤。赵匡胤得知赵普求见，即迎上前，问道：“岂非以符彦卿事耶？”赵普担心先提及此事恐宋帝难以接受，便答道：“非也。”待到其他事情陈奏完毕，他才从怀中取出敕书。赵匡胤一见，十分惊奇。赵普忙解释说：“臣托以处分之语未备，复留之。唯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患。”赵匡胤道：“卿苦疑彦卿何也？朕等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也？”赵普反问道：“陛下何经负周世宗？”赵匡胤无言以对，遂撤回对符彦卿授官的敕书。由此，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收缴兵权。

一日晚上，朝会散后，赵匡胤传令召集几位与自己关系甚为亲近密切的禁军高级将领入宫，且专为他们设摆酒筵。其中包括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君臣欢坐一堂，开怀畅饮。至酒兴正浓之时，赵匡胤摒退随从和卫士，对石守信他们叹息道：“吾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又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将领忙询问何故？赵匡胤继续说道：“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众人一听此言，顿时惊慌失色，匆忙跪拜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答道：“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众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一时痛哭流涕，叩头不止，连声说道：“臣等愚不及此，唯担心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

赵匡胤于是一面宽慰众人，一面劝导说：“人生如自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无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人听到此处，再次拜谢说：“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酒筵到此，众人哪有心思饮酒，纷纷告辞而去。

第二天，参加酒宴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均声称自己患病，未来上朝，并请求罢免自己所担任的军中要职。赵匡胤随即另授予虚衔：石守信改授为天平军节度使，高怀德改授为归德军节度使，王审琦改授为忠正军节度使，原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张令铎改授为镇守军节度使。从此，这些禁军主帅“皆罢军职”，就连禁军“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亦无职掌，实为武官高级虚衔，秩从二品，但厚其待遇。“皆以散官（为有官称而无固定职守之官）就第，所以慰抚赐之者甚厚。与结婚娴，更度易制，使主亲军”。

宋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再次设摆酒筵，盛情款待前来入朝的藩镇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军将统领。席间，赵匡胤语调和缓地对众人说：“卿等皆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指事务繁忙），非朕所以优贤之意。”王彦超立刻听出赵匡胤的弦外之音，即上前奏道：“臣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唯有武行德等人却执迷不悟，竭力陈述自己“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赵匡胤淡淡地说道：“此异代事，何足论！”第二天，赵匡胤便下令，罢免王彦超、武行德等一批藩镇节度使，削夺其权，亦另授高级虚衔。至此，赵匡胤又一次以赎买的方式，收缴了地方藩镇的兵权，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地方割据局面的再度形成，使藩镇听命于朝廷。

赵匡胤两次“杯酒释兵权”，极其平静地达到“收其精兵”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调整军队统帅机构，于禁军设置殿前司和侍卫司，分置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合称为“三帅”，均受赵匡胤节制。又另设枢密院，“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旨在分离三帅统兵之权与枢密院调兵之权，使三帅有统兵而无调兵之权，枢密院虽调兵却不得统兵，以相互牵制。此外，赵匡胤亦大力整顿军队，裁汰老弱病残，补充精壮。甚至亲自制定“兵样”，作为选兵的标准，派遣使臣赴各地依照“兵样”精选兵卒。此举又将原地方藩镇军中骁勇善战者大部选入京城，入补禁军。赵匡胤经常亲临校场训练禁军兵士，严肃军纪。他曾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由此极大地加强了禁军的实力。他积极奉行“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而将22万禁军，分一半驻扎于京师及京畿地区，另一半则分戍地方要冲之地，并称之为“内外相制”。赵匡胤的此番举措，有其重要的原因，“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此事，皆可预防。唯担心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基于此因，他一则选授资历较浅，易于驾驭者充任禁军将领，且频繁调任。二则实行更戍法，即间隔数年便更换禁军屯驻地点，使将帅经常调换，将兵间无法相结为死党，有效地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极大地集中了全国的兵权，又加强禁军，形成威慑地方的格局，从根本上消除了分裂割据的隐患，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然而，将兵分离又导致作战不相协调，战斗力削弱的后果，致使与辽、西夏交战屡遭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