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关系
1. 公益诉讼是什么意思
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按照适用的诉讼法的性质或者被诉对象（客体）的不同划分的。诉讼法理论认为，利益受到了损害，受害者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救济。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前者称为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后者称为一般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主体主要包括人民检察院、社会公益团体、个人等等。无论自然人、社会组织、检察机关还是行政机关作为原告参与公益诉讼，都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建立一种互补的多元制主体模式将更符合现实所需。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保护者，予公民公益诉讼起诉权是法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作为国家公诉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其本身的职责所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推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2、社会公益团体：社会公益团体是指非政府的、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且以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社会组织与团体。市民社会需要通过在公共领域进行公共沟通才可能达成，不是任何一个人有权力说我代表、我限定、我就是就能实现的，因此，公益诉讼更多的应是一种动员、沟通、教育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
3、个人：或者称个体，一般指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中的特定的主体。个人在什么样的事件当中能够声称自己代表公共利益，当然这种所谓的代表公共利益都是声称，都是自己认为的。
2. 公益诉讼的范围是哪些什么事公益诉讼
何谓公益诉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是否可以理解为：公益诉讼是指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即集体或者个人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有权并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所说的"机关"，未明确限定包括哪些机关，故那些把检察机关排除在外的观点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且缺乏法律依据的。
我国《宪法》第1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法律监督统一正确实施的神圣职责，当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民事行政违法侵害后，能充分、有效地运用必要法律手段，代表国家提起或支持民事诉讼，忠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和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并且未侵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是无可厚非的!
当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客观存在，甚至蚕食、鲸吞国有资产的案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完善，相当部分的违法行为逍遥于法外，相当多得国有资产或土地流失案件由于无人主张权利或者主张不利，而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令人堪忧。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全国检察机关在无法律明确规定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的情况下，依据我国《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等相关法律的精神，大胆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一批公益诉讼案件得到部分法院的认可和公正判决，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在全面开展民事审判监督，积极开展民行检察业务的同时，贯彻高检院提出关于"把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作为拓宽民行检察监督渠道的一项重要工作"的精神，积极探索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参与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是适应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虽然还面临困难，亟待规范，但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领域，前景光明、大有可为。我们必须增强信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努力摸索并闯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的新路。
3. 民事公益诉讼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特点是什么
一、诉讼目的不完全相同。
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仅牵涉私人民事纷争，公益诉讼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二、保护利益的特点不同。
三、对诉讼当事人的要求不同。
四、公益诉讼纠纷所涉及的损害往往具有广泛性、严重性和长期性。而普通民事纠纷主要涉及普通个全之间的权益损害，损害的范围一般较易界定。
(3)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关系扩展阅读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理论界首先出现的是经济公益诉讼概念，论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就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活动。
将经济公益诉讼看作经济法领域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工具，为此主张建立专门的经济诉讼程序以有利于经济公益诉讼的进行。也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实际上是行政诉讼的一种。
公益诉讼的提法是中国行政法学者的独有见解，域外均未见有阐释者。公益诉讼是中国学者在谈论行政公诉时制造的“概念”。英国讲越权之诉，美国讲司法审查的范围，大陆法系一般按照法院的管辖权进行分类，诸国均未发现以诉讼标行为基准命名的公益诉讼。
4. 浅谈行政公益诉讼论文
浅谈行政公益诉讼论文
摘要：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是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从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阐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进而从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论证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接着本文阐析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并着重从其中的几个大方面去把握之。
关键字：行政公益诉讼 直接利害关系 公共利益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群众多方寻求帮助，但苦于投诉无门。有关部门皆以该开发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
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二、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行政公诉的法理基础如下：
（一）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项权利，根本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法律使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演变为法定权利，再发展成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为公民权利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是，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社会公共性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性权利设置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
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侵害者都应享有申请救济的资格；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
（二）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种观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行政权本身就是为维护公益而设的，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私人无权为公益提起诉讼，当法院认定公民个人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认可其具有诉的利益，也即不认可其原告资格。
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公权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以公权控制公权。依此，行政权在其固有范围内运作，即使其行为危及或害及社会公益，只要没有直接损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无权干预，无权借助司法手段对之进行审查；而只能靠公权系统内部解决，即以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加以解决！其结果是：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无限扩张，运作效率愈发低下，造成社会资源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可见，我们需要从权力和权利资源的整体配置和互动上进行深刻反省，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司法审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实质上，其意义在于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来保护各种私益和公益。
（三）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传统理论上，诉的利益是指当一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存在纠纷时，需要借助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与原告资格直接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诉讼资格扩大的问题，其认识基础应在于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容易识别。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公民运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不合时宜。细想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
三、行政公益诉讼之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应具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
要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含义，首先应了解作为属概念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指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公益诉讼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何谓“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是我国应建立之行政公诉的应有之义。
对此含义，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包括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一类。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种概念，其诉讼理念和价值与其他行政诉讼并无二致，这也就决定了他所针对的对象不能超过《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随着控权意识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诉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诉。而行政公益诉讼则将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行政行为都将具有被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行政诉讼法》专门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作严格解释。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只要其一旦违反法律（宪法或法律）或正当程序，就将必然损害公共利益。但我国的立法者却“依据国情”通过立法将该类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交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审查或监督。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相信抽象行政行为终将会接受司法的制约而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已为西方法治国家的诉讼制度演变的过程所证实。所谓对其进行严格解释，即“抽象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务院及其各部或直属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其表现形式必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或自治条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两条件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险。
首先，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认为公共利益受到或将要受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诉讼，而至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则由法院通过审理进行判定。
其次，违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或放纵该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作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都具有管理职责，但都不实施制止行为，而是互相推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选择任何一个、几个或所有负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而提起诉讼。
再次，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指广义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关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是保证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后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后，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还涵括人身利益、环境利益、消费利益甚至审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而言，它是指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公共利益，而并非直接损害公民私人的利益。当然，请求救济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时受到损害，但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其诉讼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险，而在于希望保护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胁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选择通过公益诉讼程序一并获得救济。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即对公益的损害不需要现实的发生，社会公众利益虽没有受到现实侵害，但只要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某行政行为在经过一定时间或某条件成就后，就将给社会公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就可对该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共利益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实际损害，其损失将难以或很难弥补。因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应允许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侵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三）不以诉讼“发起人”即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为要件。公民为维护公益，可以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发起”行政公诉。
根据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原告起诉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但在现实中，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行为的受益者。受益者对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为起诉的积极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可就违法行政行为而发起诉讼。
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主体，此种情况下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另一类是非行政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如某企业排放超标污水，当地环保局却置之不理，以致大片农田受损，地下水变质。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的侵害行为却以环保局不履行监督职责为前提。这里的行政主体是公益侵害行为的间接主体，其不法行为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做出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
首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应是指普通公民相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言，而非相对于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因为两者有时并不一致。例如上述所举案件中，遭受损失的农民相对于环保局的不作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其相对于直接侵害主体——污染企业却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为行政主体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只能发起行政公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非行政主体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相对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与直接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选择直接以直接侵害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的诉讼虽在效果上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因诉讼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但该种情况下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可与直接侵害行为主体一起，成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对行政主体（间接侵害主体）的不法行政行为发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是说，与直接公益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其他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选择。一般说来，当只有侵害之危险或者侵害比较微小时，他们会选择前者；当侵害已经发生或侵害比较严重时，则大多选择后者。
（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权”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机关享有起诉权，具有原告资格。
所谓“启动权”，是指公民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只能向特定机关“告发”，由特定机关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不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因为这涉及到法律价值的衡量问题。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意识等）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诉权，确实有利于在广泛范围内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权益，制约政府权力，而不必担心引起滥诉。但在法律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则很可能出现滥诉，降低行政效率。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法律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质和意识的相对欠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依我国现状，为了诉讼经济和防止滥诉，应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交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定机关。
享有行政公诉起诉权的特定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公益而提起公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并充分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允许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自治性组织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上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消费者，残疾人等，他们的利益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只能依赖其所属团体的维护。该类团体或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维护公益而又防止滥诉的目的。此外，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明显损害该行业职业人员的利益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是否提起行政公诉的决定，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明确规定行政公诉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受理条件，防止特定机关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笔者建议，立法者应首先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单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对公民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而不能专断独行。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社会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以及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等。检察机关对以上事项只进行初步审查，以衡量判断是否达到诉的标准。经审查后，拒绝起诉请求的，应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告知理由。被拒绝请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一次。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后，并不当然导致诉讼开始。与其他诉讼一样，由法院最终决定受理与否。起诉一旦受理，检察机关便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样，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同时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即使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仍应贯彻“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检察机关一般是应“告发人”公民的请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而主动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由于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现实中与政府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一辈子”的不合理现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时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无人问津，更不会发起行政公诉。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某行政行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会公益时，可依法主动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此项职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为鼓励公民与不法行政行为作斗争，维护公益，对原告胜诉的行政公诉的“告发人”应给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四、结语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普通公民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行政诉讼形式，行政法学界也未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应有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但是，没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是不完整的，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5. 公益诉讼制度与经济法有何关系
传统的经济法研究一直在努力证明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多局限于实体法上的思考，却缺乏理性地构建独立的程序法架构，尤其缺乏对经济法程序理念的提升，有些自说自话的感觉，从而动摇了人们对经济法独立性的信任，没有自身独特的程序保障的经济实体法也只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所以，提升体现经济法本质的独特的经济法理念与建立相应的经济法程序规则是经济法研究的当务之急。经济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与之相适应，经济法的程序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一种旨在建立一套程序规则，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理念。出于有效保护公益的考虑，经济法程序中的原告与传统的法律程序相比往往不明确，其保护的利益也经常与自身不具有必然的直接联系，更多的情况，表现为一种扩散性的趋势，以保护与原告处于同一立场的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的片断性利益。因而，西方有学者把这类诉讼称为保护扩散性利益诉讼。这种诉讼实际上就是公益诉讼。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而我国现有的三种诉讼制度对违反经济法的行为的追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按现行程序制度操作，需要按不同程序处理同一经济违法行为：即违法者的民事责任应按民事诉讼法由法院民事审判庭来追究；违法者的经济责任应按照《行政处罚法》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还可依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违法者的刑事责任则按刑事诉讼法由法院刑事审判庭追究。这种由不同诉讼程序转换所带来的时间延误和其他弊病，不可避免地影响对经济违法行为的有效打击。为保证经济法的实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新型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在这种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经济、刑事三方面解决违反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避免由不同诉讼程序转换所带来的时间延误和其他弊病，以保证对违反经济法行为处理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这样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出现决定了必然会有新型法律关系主体的出现，经济法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一定为新型法律关系主体所分配和承担。经济法法律关系客体呈现出社会性的特点。社会性的财产(即国有资产或公有财产)以及社会性的行为是经济法法律关系的重要客体，因为经济法法律关系客体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经济法主体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救济方法的特点。经济法的权利和义务同客体一样，也具有社会性的特点，经济法权利主体拥有的权利可以称之为“社会权”；经济法义务主体的义务是对社会的义务，而不是对特定主体的义务；经济法权力主体的权力是为实现经济法权利主体的“社会权”而设置。因为经济法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因此，经济法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是对社会的责任；法律责任追究的司法程序应当主要适用公益诉讼程序。为什么对违反经济法行为提起的诉讼，一般均应属于“公益诉讼”？依据在于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本质与宗旨。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行为。那么，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法律责任适用的程序就不应当是私益诉讼，而应当是公益诉讼。因为私益诉讼对应的是个体权利的保护；适用私益诉讼程序处理关系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案件显然是小马拉大车，不仅不经济，而且没有效率，这应当是不需要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法律关系与经济法责任等都可以验证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
有人试图否定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达到否定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存在契合性的目的。其理由之一是：目前在民事法律领域中，一方面，除了作为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以外，还有独立的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保险法、公司法等一系列实体法律、法规，它们各自都没有也不可能都有专门的诉讼法相对应。但是，岂不知，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等一系列实体法律法规与民法不是同一层次的部门法，而只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子法，有了民事诉讼法及其特别规定也就不需要另行制定与这些民法之特别法相对应的诉讼法。同时，这个理由也不足以驳倒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存在契合性。因为谁也不认为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子法，而一般公认经济法与民法是同一层次、相互独立、相互补充的部门法。其理由之二是：我国实体法领域并不存在独立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也很难制定出统一的经济法典，更不能取代民法的基本地位。事实上，经济法历来没有取代民法作为基本法地位的企图，否则就是对经济法地位的严重误解和歪曲。至于说实体法领域不存在独立统一的经济法部门，这是对经济法固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致使统一的经济法典无法出台，但并不足以证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就不存在，也不足以说明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缺乏实体法的前提。试问：我国没有出台统一的行政法典，但为什么又有独立的行政诉讼法呢?所以形式意义上的实体法不完全是相应诉讼程序独立的前提条件，但同一层次的实质意义上的实体法应当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作司法保障，应当是相应诉讼程序独立的前提条件之一。
同时，经济法冲突或经济法纠纷的大量存在及其与民事纠纷的严格差异是经济法诉讼产生和独立的现实前提。经济法冲突表现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状态。内部不经济又表现为投资者对经营管理者丧失信心、经济管理混乱、经济效益严重低下、成本费用过高、分配显失公平等。外部不经济表现为不正当竞争、垄断、可持续发展受阻、经济负增长、供需严重脱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明显化等。这些冲突显然与民事冲突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而且，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法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同一经济法冲突往往同时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诸方面的不同性质。因此，经济法纠纷并不是“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在本质上与民事纠纷有区别，民事诉讼与经济法诉讼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方面都不完全一致，是不同性质的诉讼活动，经济法诉讼突出表现为具有公益诉讼的特性。
6. 经济法的程序法有什么特点
法律分析：保护的权益是不特定人的权益，并非专属于某个法律主体的权益，而是社会的公共利益；保护的利益是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如消费者权益、国有资产保护等，区别于其他公益诉讼，如行政公益诉讼等；诉讼启动主体一般是特定的机构或者专门的社会组织；程序与普通诉讼不同，有专门的公益诉讼法庭作为组织保障，实行有利于原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建立对原告有利的诉讼费用承担及其奖励机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7. 经济法上的公益诉讼问题的经典案例有哪些
经济公益诉讼的含义：
指被诉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单纯私人利益直接受损害的情形下，只需诉诸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处理，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理应且非常自觉地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经典案例：
1.2001年7月，因为在购买的电话号码簿上查不到有关电话，丘建东状告电话号簿公司，结果被法院驳回上诉。2004丘建东状告厦门航空公司，要求返还机场建设费五十元，撤销机场建设费，后来基于同样的理由被判败诉。
对于上述结果，绝不能过分苛责法院。因为公益诉讼通常会涉及到某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侵犯公众利益，或者垄断企业将不公平的条款强加于消费者。受理、审判和裁决这样的案件不仅需要勇气，还要通过司法活动进行法律创新，对重大的制度性安排作出判断，所以，除了法官个人的勇气外，还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娴熟的司法技术，以及制度和环境的支持。
其次，原告胜诉成果不能有效转化，公益诉讼的判决效果不彰。在当代中国的公益诉讼案件中，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虽然第一位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胜诉了，但当其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们继起捍卫个人权益时，却不得不从头开始提起诉讼，以个人之力去对抗强势部门所制造的社会不公。
造成公益诉讼处于困境的现实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中国公益诉讼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者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这些条款的通常理解是，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益，而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按照上述理解开展审判活动的。
8. 什么是公益诉讼
目前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版根据权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另一种观点认为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