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

Ⅰ 我国合同法是什么时候颁布实施的

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回，这是答我国
第一部统一的合同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和施行是我国经济、法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Ⅱ 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

所谓无效合同就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的合同。一般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就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无效合同却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即使其成立，也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无效合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一般来说本法所规定的无效合同都具违法性，它们大都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合同当事人非法买卖毒品、枪支等。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表明此类合同不符合国家的意志和立法的目的，所以，对此类合同国家就应当实行干预，使其不发生效力，而不管当事人是否主张合同的效力。

2．无效合同是自始无效的。所谓自始无效，就是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以后也不会转化为有效合同。由于无效合同从本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国家不承认此类合同的效力。对于已经履行的，应当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人的财产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违反了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合同无效。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对于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及社会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虽然没有采用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提法，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确立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例如，与他人签订合同出租赌博场所。

Ⅲ 合同法的概念，特征

合同法抄的概念和特征合同依据我国《袭合同法》的规定，应界定为除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协议以外的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主体间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进行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合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合同的这一特征区别于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是基于民事主体单方的意思所决定，而合同则是双方或多方民事主体的合意，且合同是合法行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二）合同是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主体之间订立合同是具有一定的目的和宗旨的，即订立合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三）合同是平等主体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构成的基础。

（四）合同是非身份关系的协议。我国婚姻法中有关结婚、离婚以及《民法通则》中关于监护以及继承法上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合同，是属于身份上的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之规定，并非合同法上所称的合同。

Ⅳ 我国的合同法产生于何时

我国由计复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过渡。原〈经济合同法〉(1981年)、〈涉外经济合同法〉(1985年)、〈技术合同法〉(1987年)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夕(2001年11月10日加入WTO)，中国急需制定统一的合同法，与国际接轨。
意义：《合同法》对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并称为三大框架性法律。

Ⅳ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Ⅵ 请教一下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合同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一、平等原则：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版强加给另一方。二、自权愿原则：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三、公平原则：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四、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五、权利滥用禁止和公序良俗原则： 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Ⅶ 合同法属于什么法

合同法是民法的范畴。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内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是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在学术上有两种观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我国现行立法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观点，认为《民法通则》是民法这个法律部门的基本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等民事、商事法律均属于大民法的范畴。

Ⅷ 合同法是什么

什么是合同？什么是合同法？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和解除、终止、违约责任等合同关系。下面找法网小编为您详细介绍！
一、什么是合同？

合同一旦签订就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经理人在签订合同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合同，合同有怎样的法律特征，合同应具备哪些条款才能产生法律自效力。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合同概念之下，可以容纳财产、身份、行政、劳动等不同性质的多种法律关系。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同属民事法律领域的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质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2、合同是多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

3、合同是从法律上明确当事人间特定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文件。

4、合同是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协议。合同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益之后，当事人各方都必须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要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对方当事人可通过诉讼、仲裁，请求强制违约方履行义务，追究其违约法律责任。

二、什么是合同法？

1、合同法的特征

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和解除、终止、违约责任等合同关系。

合同法具有以下特征：

(1)合同法强调主体平等、自愿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

(2)合同法贯彻契约自由的原则。在合同法中，主要是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调整合同关系。政府对当事人通过合同关系进行的经济活动的干预，被严格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3)合同法从动态的角度为当事人提供财产关系的法律保护。合同法调整商品交换关系，即调整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

我国的合同立法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开始的。继《民法通则》为调整合同关系作了原则性规定外，还先后颁布了《经济合同法》(1981年颁布，1993年作了修改)、《深圳经济合同法》(1985年)和《技术合同法》(1987年)，以及大量单行法规和条例。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于1999年10月1日施行。

2、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合同法的原则，是指其效力贯穿于整个合同法制度和规范之中的根本准则，是指导合同立法、合同司法和进行合同活动的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概括起来看，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有：

(1)平等原则。平等原则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在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以实现互利互惠的经济利益目的的原则。当事人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是民事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二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三是合同当事人应当协商一致，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更不得以强迫、胁迫等手段签订合同；四是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2)自愿原则。合同自愿原则表现为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自愿原则体现了民事活动的基本特征，是民事关系区别于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特有的原则。民事活动除了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以外，一律由当事人自愿约定。《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自愿原则贯穿于合同活动的全过程：第一，订不订合同，由合同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决定；第二，与谁订立合同，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对方当事人；第三，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愿约定；第四•，当事人可以协议变更合同内容；第五，当事人可以协议解除合同；第六，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可以自主地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第七，当事人有权对合同的形式如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公证形式等做出选择。

(3)公平原则。根据《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公平合理，要大体上平衡，强调一方给付与对方给付之间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负担和风险的合理分配。一是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要根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得滥用权利、不得欺诈、不得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合谋；二是根据公平原则确定风险的合理分配；三是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违约责任。

(4)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诚实守信，善意地行使权力、履行义务，不得有欺诈等恶意行为。在法律、合同未作规定或规定不清的情况下，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法律和合同，来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

(5)合法原则。《合同法》第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