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福祉三法

『壹』 日本大学排名

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大学整体实力比较平均，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拳头学科。研究环境优良，学术风气好，对各种研究论文的真实性和创造性的要求都很严格。来说说日本最好的几所大学！你知道多少！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东京大学简称东大，是一所本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世界级著名研究型综合大学。作为日本最高学术殿堂和七所旧帝国大学之首，其在全球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东大诞生于1877年，由“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在明治维新期间合并改制而成，初设法学、理学、文学、医学四个学部和一所大学预备学校，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亚洲最早的西制大学之一。
这部分科系最早可以溯源到灵元天皇时期，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浪潮冲击下的直接产物，东大在日本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性地位。学校于1886年更名为“帝国大学”，这也是日本建立的第一所帝国大学，1897年，其易名为“东京帝国大学”，以区分同年在京都创立的京都帝国大学，二战后的1947年9月，其正式定名为“东京大学”。
第二个，筑波大学，是在1970年代大学竞争引起的大学改革过程中，为了作为新型大学的试验校，于1973年10月废止东京教育大学，将其资产全部继承，在现在的筑波市创立了新型的大学，即筑波大学。新制东京教育大学的前身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文理科大学、东京农业教育专门学校、东京体育专门学校等。现任校长为永田恭介。与那些历史悠久，靠丰硕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不计其数名士要人而扬名世界的老牌大学相比，它的出名是由于它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成为全国第一所新型国际化国立大学。
第三个，东京工业大学，简称东工大，是日本理工科大学之最。校区位于东京都目黑区与横浜市绿区，是专攻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的日本顶尖、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根据2018年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位列世界第56名，日本第3名。其在工程技术类排名世界第14名，日本第2名，自然科学类排名世界第24名，日本第3名，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其实东工大在人才培养还有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其毕业生中包括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
第四个，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是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一所国立大学。齿学部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公立牙医学教育机构。也是旧六齿科大学之一。2004年4月成立国立大学法人。现今，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拥有2个学部本科、2个大学院研究科和2所图书馆和2所附属医院！
第五个，大阪大学是一所本部位于日本大阪府吹田市的日本顶尖、世界一流的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综合实力日本第三，在日本关西地区与京都大学一道在各个领域都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日本国内的最高学府之一，大阪大学在全球都享有很高声望。大阪大学创建于1931年，最初名为“大阪帝国大学”，是第六所旧帝国大学。二战后，正式更名为“大阪大学”。大阪大学是亚太顶尖大学组织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的成员校，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定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A类顶尖校，同时是日本RU11学术恳谈会、八大学工学系联合会、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等相关学术组织的重要成员。
总而言之，大阪大学的校友涵盖了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诞生了沃尔夫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日本国际奖得主等。此外还包括13名校友获日本文化勋章，15名获日本文化功劳勋章，10名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29名获日本学士院奖等。2015/16 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阪大位列世界第58位。化学世界第19，生物科学世界第30，牙医学世界第38，材料科学世界第44。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贰』 生活中经常遇见哪些有关社会保障法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
二、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三、社会保障法的地位
四、社会保障法的本位
五、社会保障法的本质
六、社会保障法的价值
七、社会保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
八、社会保障权的构成要素
九、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十、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创新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早已迈出大步，社会保障改革却跚跚来迟，社会保障立法更是落后于市场主体立法、市场规制立法和宏观调控立法。这可能是许多理想的改革措施难以出台或者出台后施展不开、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令人高兴的是，最高决策层和改革设计者已开始高度重视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改革和立法在近年来渐成热点。于是，我们就社会保障法的若干基本问题试作探讨，希望得到同仁的批评，更希望借此批评来改变法学界低瞧社会法地位和冷谈社会法研究的局面。

一、 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
在中国，“社会保障法”这个概念是8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尤其是1992年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后，法学界在研究和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更是不断提及。这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理论研究和现实需要的情况表明，对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由于对“社会保障”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对社会保障法的理解也稍有差别：(1)有的将社会保障法理解为社会保险法，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规定职工劳动者在其发生特殊困难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法律，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及其应用范围，用于包括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的求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2)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有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法律，”（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33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模糊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概念。(3)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总称”(覃有土、樊启荣编著：《社会保障法》第69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表述则过于宽泛和笼统。(4)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以国家和社会为主体，为了保障有困难的劳动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以及特殊社会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而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该定义的内涵比较具体，基本上能涵盖社会保障的内容，但对内涵的表述不够准确。鉴于上述不同定义，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关系的理解。

(一) 社会保障的界定
社会保障的涵义，在不同国家的立法例中往往不尽相同。综观各国立法所规定的社会保障项目，可以认为，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而依法建立的，在公民由于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灾害、战争等原因而生活发生困难的情况下，由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帮助，以维持公民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制度。其要点有：(1)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即有责任向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主体有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管理者、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国民收入的分配者，有责任组织社会力量为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保障；二是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使用者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获利者，有责任出让部分利益，通过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机构为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保障。(2)社会保障的权利主体是生活发生困难的公民。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公民，无论什么原因而陷于贫困，都有权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获得生存的条件。(3)社会保障的方式是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来提供物质帮助。即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机构将通过征税、收费等方式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向生活发生困难的公民提供货币、实物、劳务等形式的帮助。(4)社会保障的目的是满足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需要，以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即社会保障有两个层次的目的，其表层目的是保障公民在生活发生困难时仍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其深层目的是通过满足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需要，进而为实现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5)社会保障的依据是相应的法律规范。即社会保障的规则由立法规定，享受社会保障是公民的法定权利，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的法定责任。
根据上述涵义，在界定社会保障的外延时，应当注意下述几点：(1)社会保障不只限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的方式有保险式和非保险式两大类。保险式社会保障，即社会保险，是利用保险机制来实现社会保障，需要有广泛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求保障人、投保人和受保障人(即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一定契约关系，并且要求受保障人(即被保险人)承担相应的义务，宜为多发生性、常规性风险提供保障。因而，它一般适用于给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提供保障。非保险式社会保障，即在不宜运用保险机制提供保障或者社会保险不足以有效保障的领域或层次，宜由国家和社会以单向提供帮助的方式予以保障，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由于社会风险的原因和形式复杂多样，不具备保险机制适用条件但需要社会保障的现象大量存在，现代社会对非保险式社会保障的需要有扩大趋势。因而，在强调社会保障的地位时，不能忽视非保险式社会保障，更不能忽视新出现的非保险式社会保险项目，如大学生贷学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2)社会保障不只限于城镇社会保障。在呈现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我国，难以建立一元体系的社会保障，城乡社会保障的水平、财源、方式必然不同。尽管如此，不应当把农村居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也不宜把农村居民排斥在由国家提供财源的社会保障范围之外。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应当构建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应当强调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力求使农村居民享有与城镇社会保障项目对应的社会保障。(3)社会保障不只限于国家基本保障。社会保障固然以国家基本保障即国家直接组织和面向全社会并且统一水平和规则的社会保障为主干，同时还应当重视具有局部性、内部性、差别性的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以社会保险为例，在城镇，已构建了国家基本保险为主、用人单位补充保险为辅的体系；在农村，由于经济形式、人口规模、国家财力、生产力水平等原因，现阶段国家未能提供基本保险，只宜将村民合作保障充当社会保险的主要形式。(4)社会保障不只限于普惠性保障。社会保障当然是惠及全民的制度，无论公民有无特殊贡献，只要生活发生困难，国家和社会都为其提供基本生活或最低生活保障。但同时，为鼓励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也有必要给对国家和社会有特殊贡献者的优惠的社会保障待遇，例如，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者实行离休制度，对军人及其家属、烈士家属、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等实行优抚制度。
(二) 社会保障关系的界定
作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社会保障关系，是指参与社会保障过程的各种主体相互之间以供给和管理社会保障为内容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主要特征表现在：(1)社会保障关系是发生在社会保障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换言之，只有构成社会保障运行系统中某种要素的社会保障关系，才属于社会保障关系。(2)社会保障关系是以实现公民的社会保障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关系，即是说，各种社会保障关系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公民获得社会保障利益而展开和运行的。(3)社会保障关系是体现社会连带责任的社会关系，参与社会保障供给和管理的各种主体，特别是政府、社会保险事业单位和企业，共同对公民获得社会保障利益承担连带责任。(4)社会保障关系是以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为轴心的社会关系整体，即是说，社会保障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大多以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为一方当事人，正是由于社会保障机构参与各种社会保障关系，才能够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供给系统和管理系统。(5)公民所参与的社会保障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属性和财产关系属性的社会关系，即公民的社会保障利益一方面是与自身生存不可分离，具有人身利益属性；另一方面是以获得物质帮助为内容的财产利益。
如果从主体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障关系包括下述几类：(1)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公民承担社会保障职责的关系。(2)行政机关与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和用人单位等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体向公民履行社会保障义务进行管理、监督和财力支持的关系。(3)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等事业单位向公民给付社会保障待遇和提供相关服务的关系。(4)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与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或投资、捐赠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费的关系，企业等单位向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投资或捐赠的关系，以及公民向社会保障事一单位缴费或捐赠的关系。(5)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即用人单位向其劳动者履行社会保障和劳动福利义务的关系。(6)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为执行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而分工、配合和制约的关系。(7)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与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之间以及不同项目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之间就社会保障供给而分工、协作和制约的关系。(8)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公民之间互助共济的关系。
如果从内容和性质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障关系包括下述几类：(1)社会保障基金形成关系，即政府和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各种法定渠道向社会保障基金供给主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特定的税收关系、财政补贴关系、缴费关系、捐赠关系等形式。(2)社会保障待遇给付关系，即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直接或间接向符合条件的公民给付社会保障待遇的关系，直接给付通常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直接向公民发放一定货币或实物；间接给付通常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有关服务机构向公民提供一定服务。(3)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关系，即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部分向特定领域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的关系，如购买国债、委托特定机构投资等。(4)社会保障财务管理关系，即在社会保障基金筹分配、使用过程中发生的预算、决算、核算、结算等管理关系，既有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社会保障财务活动的管理关系，也有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财务管理关系。(5)社会保障管理、监督关系，即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有关非政府监管机构对社会保障业务活动实施管理、监督的关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管理、监督。(6)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关系，即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构与社会保障争议当事人(或其他人)之间因处理社会保障争议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社会保障关系还可分别从不同角度作出多种分类。例如，依社会保障项目不同，可分为社会为社会保险关系、社会福利关系、社会救助关系、社会优抚关系；依社会保障对象不同，可分为城镇社会保障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关系和军人社会保障关系。
二、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社会保障法体系，可以从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形式体系两个层面来理解。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立法，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体系均不完整。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设计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是从总体和宏观上把握和指导社会保障立法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
从法律规范体系的层面设计我国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应当考虑下述几个因素：(1)社会保障的项目。众多的社会保障项目一般分为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大类别，各大类社会保障项目又可作进一步的分类。为使各种和各类社会保障项目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与社会保障项目的分类相对应。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不断出现新的社会保障项目，如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贫困学生贷学金等，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及时反映所出现的社会保障项目。(2)社会保障的通用性问题。各社会保障项目都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其中有的问题特别重要而需要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如组织体系问题、基金问题、争议处理问题等，在社会保障法体系中就有必要设置通用于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若干法律制度。(3)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因而，城乡社会保障必然存在制度差别。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反映这种差别，就与城镇社会保障有重大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专门的法律制度。(4)社会保障的军民差别。军人在各国都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群体，对社会保障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需求。因而，在社会保障法体系中应当给军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特别法的地位。(5)社会保障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社会保障涉及面广，与经济、社会的多个领域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受到多种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对此应当有所反映。
(二)法律形式体系的结构
社会保障法的法律形式体系，又称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其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多样化格局，主要有三种模式：(1)多法并立平行模式。即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社会保障项目，制定若干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分别调整某类或某一社会保障项目的社会关系。其特点是多部社会保障单行法律法规并存，互不隶属，共同规范社会保障。这种模式由德国首创，“铁血宰相”俾期麦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儿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我国台湾地区亦采此立法体例，先后颁布有《劳工保险条例》、《军人保险条例》、《公务人员保险办法》、《退休人员保险办法》、《私立学校教职工保险条例》、《社会救助法》、《职工福利金条例》、《残疾人福利条例》、《儿童福利条例》、《老人福利条例》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的法律法规。(2)一法统驭多法模式。即统一制定—部法律综合规定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基本问题，作为社会保障法部门的基本法，再依据基本法就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分别制定若干单项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这种体系由一法统驭、多法并行，呈现层次性，有利于社会保障法的一体化、全民化以及立法形式多样化。这种模式由美国首创，罗斯福新政时期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这种模式，既有利于宏观层次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和统一性，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和开放的体系，当产生新的社会保障项目需求时，可以基本法为依据进行立法。(3)混合立法模式。采此模式的国家，既颁布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同时将另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纳入到其他部门法体系中进行规范，从而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模式。此种模式既不利于社会保障立法的整体、系统、协调地发展，也破坏了社会保障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发展格局。
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保障立法系“分散立法”体例，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综合性法律，只有就某种社会保障项目作出专门规定的少量法规和个别法律(如《残疾人保障法》，体系不完整，层次低，多以“暂行”性法规的面目出现，没有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步入宏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关键阶段，亟需重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围绕其模式选择出现了许多争论，其主流观点有两种：
一种是“一法统驭多法”模式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立法应由“多法并存”的分散立法模式走向“一法统驭多法”的综合立法模式，即由社会保障基本法从宏观上协调、统一和指导各种单行法及地方立法。其必要性和意义在于：(1)传统社会保障立法在内容上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规范。例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职责上的分工，多部门分管社会保障的协调，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职能划分和衔接，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布局和统一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单行法律法规不能解决的。(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和全面性，不是临时的政策、具体的措施抑或局部的规定，因此，必须由社会保障基本法作出整体规定，不能零星片段、不求统一、立一条算一条。(3)社会保障制度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因而社会保障法不应具有地方性，但我国近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立法，走着“中央试点指导、地方立法为主”的路子，客观上形成了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有一个基本法对地方立法进行统一、协调并指导其发展。综上所述，持此论者主张，同其他部门法体系一样，社会保障法体系应当以基本法为中心来构建，因此，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是社会保障立法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森永俣、刘豪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建设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另一种是“多法并立平行”模式论。认为在国外三种模式中，混合式立法显然是缺陷最大的一种立法模式，但选择一法为主的母子法结构还是选择多法并重的立法结构，应当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由于社会保障的内容广泛和多部门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惯例、立法结构和经验，要制定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作为母法，再在些基础上制定若干社会保障法子法，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为这种立法模式会彻底破坏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成本高昂化。而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需要出发，亦并非只有母子法结构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尽管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曾经建议将“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国际劳工局：《展望二十一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第7页，劳动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但这种建议因社会保障内容的广泛性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做到，中国就更不能以此为依据了。有鉴于此，持此论者主张按照多法并立平行的原则来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属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门，而是与其庞大的领域及独特的运行规律相适应，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体系的六大子系统，在尊重现有立法格局与立法传统的基础上，分别制定《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多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这种立法格局不仅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且同样能够收到集中、有效的效果。(郑功成著：《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第485—48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透过上述争论，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社会保障法的主要内容上已达到共识，即中国的社会保障法系统由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构成，争论与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社会保障基本法，以及是先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还是社会保障单行法律?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障法应选择一法统驭多法模式其意义在于：(1)有利于社会保障立法的整体、全面、系统的规划和完善，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科学合理地发展；(2)有利于通过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统帅作用，克服社会保障法系统内的冲突与矛盾，以实现系统内的整体协调和平衡；(3)有利于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形成和发展，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法理论的繁荣与发达。
但是，我们还应充分地认识到，一个理想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俾斯麦的社会保障立法历程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障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独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经由一个由单项分步立法走向综合立法模式的变迁过程。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在步骤上亦可采用先分步单项立法然后统一的方式。
三、社会保障法的地位
(一)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社会法
自古罗马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分类以来，西方法律体系中便有了所谓公法与私法的“两分法”，并沿袭至今。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代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分离和对立统一的；与此相适应，近代法分为公法和私法两个范畴，两者分别在各自独立的范围内发挥着保障市民权利的作用。但到本世纪，则产生了介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此即社会法域(以社会保障法为主体)(［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第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们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出现了所谓的“法律的社会化”，因而在市场规制、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形成了作为中间法域或称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如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和环境法等。它们与近代社会形成的行政法、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是不同的。由于它们产生于现代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因而可称之为“现代法”。
从上述公法与私法的分类及其发展过程不难得见，把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的；而把法律分为分法、私法和社会法的三元论，则是分别将国家、个人和社会作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的“本座”。三元论看到了国家、个人和社会的不同，认识到了社会法域确实更偏重于社会，并因而与公法和私法属下的法律部门有不同之处，但这只是社会法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社会法，它与公法和私法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并且，社会法自身的发展与公法、私法的发展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社会法虽然更具有社会性，更强调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以实现其在谋求社会福祉的基础上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标，但这仍不过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法律上的体现，况且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法的重要主体。因此，社会法从传统的法律分类的角度，在实质上仍属于公法，或曰在原则上属于公法的范畴，它的独立是在公法中的独立。(［德］汉斯·F·察哈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法》，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1期。)
(二)社会法与社会利益
社会法是一个新兴的门类。起初，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个人主义法律观而言的一种学说。法国学者狄骥等人认为，根据社会连带关系，个人权利具有社会性，个人负有一定的社会义务。在德国，第一次世纪大战结束后，试行了所谓重要工业社会化政策，采取社会干预(包括国家干预和社会团体干预)的政策，来管理和纠正自由放任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在日本，社会法一词开始也仅意味着对个人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修正。后来，也蜕变为“统制经济法和社会福利法的路上去了。”(参见潘念之主编：《法学总论》第40—41页，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鉴于此，现在所说的社会法，往往是指有关市场秩序和社会保障的法律类别。我国学者认为，“社会法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所带来的社会公害，使风险分散、转移，让公众来承担以减少损失，体现社会互助合作精神，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参见孙笑侠：《论传统法律调整方式的改造》，载《法学》1995年第1期。)社会法的出现与勃兴，就在于它是与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利益相联系。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是国家所能完全替代的，尽管社会利益表现在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利益阶层或国家。在利益分类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四者是并列关系，社会利益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其内容也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抽象得不可捉摸。它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的保障；(5)公共道德的维护(这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及其任何发展阶段都显得特别突出)；(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等方面。(参见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相互转化，社会利益通过法律确定为权利时，就转化为个人利益、法人利益。利益主体虽然本质上是社会公众，但表现在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却是个体。如环境保护本是社会公共利益，但经法律确认为环境权时，这一权利则由自然人或法人来行使。同时，个人利益也能转化为社会利益。当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被侵害达到一定的普遍性，具有经济秩序或社会正义的普遍和典型意义时，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利益。比如向农民打“白条”，假药害人等，所侵犯的是社会利益。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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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社会福祉学

http://www.wenlun.com/lwcs/article.asp?id=35185
社会福祉就是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一般来讲具有四个特点：社会福利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每一项社会福利计划的出台总是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总是以缓和某些突出的社会矛盾为终极目标；社会福利的普遍性，社会福利是为所有公民提供的，利益投向呈一维性，即不要求被服务对象缴纳费用，只要公民属于立法和政策划定的范围之内，就能按规定得到应该享受的津贴服务；社会福利较社会保险而言是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在既定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尽力提高被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

社区照顾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一、社区照顾及其目标和原则
在社会工作的理念里，社区照顾是指社区中的各方面成员——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志愿者和社区领袖、社区积极分子等组成的非正式网络，与各种正式的社会服务机构——医院、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及各种康复中心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机构相配合，在社区内对需要照顾的人提供服务的过程。在完整的意义上，社区照顾是“社区内的照顾”(careinthecommunity)和“由社区来照顾”(carebythecommuni-ty)两方面的结合。它既包括由政府、社区甚至市场化的企业等各种非营利和营利的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也包括由社区内的居民提供的非正式服务。
所谓“社区内的照顾”，就是指为了避免过去大型照顾机构那种冷漠、没有人情味和与世隔绝的程式化的专业照顾带来的负面效应，（注：台湾学者黄源协说：“机构几乎被视为即是建筑物(buildings)的同义词，例如，精神病医院、儿童之家、监狱等；机构化(institutionalisati-on)则往往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感到不快的过程，且包括一些负面的现象，例如，冷漠、退缩、缺乏动机以及无助感，这主要是由于对其收容者之概括式的处遇(blocktreatment)、例行性，以及角色的剥夺。”）由政府及非政府的服务机构在社区里建立小型的、专业的服务机构，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与服务设施、技术和计划，使所提供的服务更贴近人们的正常生活，如建立社区活动中心、老人之家、青少年之家、日间照顾中心等，为老人、残疾人、不需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慢性病患者、有越轨行为的青少年及父母无法照顾的儿童提供照顾、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而“由社区来照顾”则是指由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和社区内的志愿人员所提供的照顾。它虽然是非正式的或者说是非专业的、民间的自我照顾的方式，但是却能弥补机构照顾的不足，甚至代替机构照顾的许多功能。
社区照顾的目标是改善社会服务的质量，给予个人更多符合其需要的照顾服务，解除受照顾者生活的困难，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正常进行。同时，它又克服了“机构照顾”的缺陷，因而，它既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和福利理想，也作为一种社会服务的模式被大力推广，并且形成了一系列贯彻这种理想的实践原则。根据有关文献和国外社区照顾的实践经验，我们把这些原则概括如下：(1)向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全控机构（注：即大型的专业服务机构。）照顾的局限性和社区照顾的意义，了解危机人群的处境与需求；让主流社会更多地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关注社区中的失能者（注：包括身体和智力的残疾、疾病等，也包括那些心理和行为发生偏差的人。）及其家庭的困难；说服权力部门及决策人士运用国家立法的手段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社会支持和参与社区照顾。(2)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立足于社区中有困难而得不到照顾的大多数人的需要，避免机构照顾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受益面小的缺陷。(3)充分发挥社区非正式网络的作用，配合正规的社会服务，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有效照顾网络；区分不同网络所具有的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与支持，使受助者的困难真正能够在社区内得到解决。(4)提倡自助和互助的精神，培养社区居民独立自主的意识，使受照顾者在社区照顾的过程中减少依赖性，克服因接受照顾而机能退化的消极倾向，不断提升自我的价值，不断得到增能，也使社区更具凝聚力。(5)从受助者的实际出发，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确定照顾方案，使计划切实可行；计划既要发挥非正式照顾的特长，又不能排斥机构照顾的必要性，而应使照顾能有效满足受助者的需要。(6)发扬民主精神，鼓励社区居民为社区照顾服务计划的制定提供意见，参与服务的管理过程并监督服务的执行，以保证服务的质量，使服务更具有便民、利民和从受照顾者的需要出发的社区特点。
综合上述原则，社区照顾的根本宗旨就在于通过发展非正式的照顾，来弥补或矫正正式照顾的缺陷与偏差，在合理分配资源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基础上，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发挥社区网络的作用，以民主和参与的精神发展社区照顾事业，使受照顾者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体现，需要得到满足，价值和人格得到尊重。
但是，从国外社区照顾的经验来看，要贯彻社区照顾的理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既有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的冲突，也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而这些问题，不仅引起关于社区照顾的政治上的争论，也在实践中受到人们的批评。
比如，在福利国家，关于社区照顾中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的冲突，人们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对社会福利的道德考虑，常常会做出互相对立的解释。政治上的左派认为，社区照顾只是一种二流的社会服务的雅称，是政府逃避对人民的福利责任的最好策略；而右派则对社区照顾的政策持普遍欢迎的态度，因为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承担起照顾自己的责任，政府也可以从沉重的福利财政负担中解脱出来。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社区照顾则是家庭责任不平等的合法化，“女性除了照料家庭而没有选择，男性却可以通过妻子和姐妹们的劳动而免除自己对家庭的责任。这一不平等的模式通过政府的舆论而得以强化。”因而，“照料活动限制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中有价值的社会性角色的机会，从而强化了其第二等级的社会地位。”
对于这种混乱和冲突，有人做了这样的概括：对政治家而言，“社区照顾”是一个有用的修辞学片语；对社会学家而言，它则是一个鞭策机构式照顾的棒刺；对公务人员而言，它是个机构式照顾的廉价选择，此类工作可交由地方当局执行——或根本不采取行动；对幻想家而言，它是一个新社会的梦想，在此新社会中，人们彼此均互相照顾；对社会服务部门而言，它则是一个提升公众期望，但又无足够资源去满足此期望的攀魇。
从实践的情况来看，社区照顾也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比如说经费的问题，社区照顾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而且随着照顾范围的扩大、服务水准的提高，经费也会增加。这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费来源保证。因此，经费问题几乎是各国开展社区照顾的头等制约因素。
基于上述的问题，有人认为，“社区照顾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社区照顾的原动力来自地方当局，但是，地方当局往往把它看作最不重要的事情而不去做。这样看来，对那些需要照顾的人来说，把他们“留在社区中而不闻不问，反而是更残酷、更漠视的事”。从成本效益来看，“良好的社区照顾比良好的机构照顾，其成本要来得更为昂贵，因为它代表稀有技能及资源的分散，而非技能及资源之集中”。对社区照顾的种种批评说明，社区照顾仍然是一种有待完善的服务模式。
二、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社会照顾模式分析
在中国，社区照顾是一个既新鲜又似曾相识的事物。我们说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是因为它所使用的专业方法、组织形式和工作理念，对我们刚刚开始的社会工作来说，是全新的、需要认真学习掌握的理论和技巧。而我们说它似曾相识，则是因为邻里相伴、守望相助的传统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保障与服务制度，又使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了以家庭照顾为基础的社区照顾的雏形。而这一切，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都有过较系统的阐述。
例如，在儒家思想里，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思想，把“保息养民”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主张政府积极介入人民的福利与提倡民间互助互济相结合（注：参见唐均：“中国的社会福利概念”，载王思斌、唐均、梁宝霖、莫泰基主编：《中国社会福利》，香港中华书局，1998年版。），来实现“仁政”的政治理想和“大同”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孟子·梁惠王》中则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这些传统的福利思想对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汉以来，中国社会的福利照顾，就形成了以“国”为主导的政府福利照顾和以“家”为基础的民间自助互助福利体系。在“天下为公”和施“仁政”的政治理念支配下，从汉朝起，统治者就以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了以储粮度荒为目的的“常平仓”、“义仓”等仓储制度，兴办济贫、养老和抚幼的慈善事业。如南北朝的六疾馆和孤独园，唐宋年间的“福田院”、“居养院”，元代广为设置的医疗救济机构“惠民药局”等（注：参见唐均：“中国的社会福利概念”，载王思斌、唐均、梁宝霖、莫泰基主编：《中国社会福利》，香港中华书局，1998年版。），就是这种福利思想的实践。民间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理念为生活准则，形成了以家庭自我照顾和邻里互助互济为基础的福利照顾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区照顾的传统。
但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社区照顾却有质的不同。首先，社会基础不同，中国传统的照顾方式是适应自然经济和专制的封建集权统治控制社会的需要，而现代社区照顾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和个人角色充分社会化、市民社会充分发育的基础上的。其次，目的和要求不同，中国传统的照顾是为了强化“国”或“家”的纽带，而现代社区照顾是维系社会生活、保护个人权利与幸福的要求。第三，手段和理念不同，传统照顾体现的是父权主义家长式的仁慈，而现代照顾追求的是平等和人的尊严；前者以权威和自发性来推行照顾，而后者靠理性和自觉来保证照顾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总之，传统的照顾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社会民本主义的追求，现代照顾则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追求社会公正的要求使然。
那么，传统照顾模式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呢？传统的照顾模式采取的是政府干预与民间自助和互助相结合的方式，以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安全，为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提供必要的照顾，其基础是家庭和邻里的照顾网络。正是这种照顾方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庭照顾制度（注：费孝通在《养老模式与养老问题》一书中，把中国的家庭照顾模式概括为“反馈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的“接力模式”。中国的家庭是父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而子女也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西方家庭的父母要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但子女却无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见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关心老年发展老年事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以地域性社区（村庄、邻里）或家庭（家族）为单位的自助式基本福利供应和生活安全保障制度。这种互济互助的传统，为我们今天开展社区照顾奠定了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种照顾模式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封建制的国家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家”是“国”的基础。“国”和“家”互相联结，共为一体，构成所谓的“天下”。这个“天下”是“家国”结构的天下，是以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建构的天下。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观念、公和私的分别，只是相对于“朝廷”和“家庭”而言。“国”为公，“家”为私。由此，林语堂说：“中国人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1]由于排斥了公共领域，与个人相对应的不是社会而是国家，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社会关系，而是刚性的“家”与“国”的政治伦理关系。因而，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以家庭的亲缘关系定亲疏，形成“亲亲”“疏疏”的人际关系圈，费孝通称之为人际关系和责任的“差序格局”。在这种人际关系的定位下，社区照顾只能达及“圈内”的亲友、熟人，而不要能给予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福利与照顾行为，表达的是父权主义的“权威”与“仁慈”，而绝非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它与现代社区照顾基于公民权利的福利思想和政治理念追求是完全不相适应的。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注重。
三、当前我国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社区照顾的探索
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福利资源均由国家控制并进行统一分配，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福利供应模式。在城市，公民的福利基本上由单位或民政部门所包揽，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有基本的保障。这样的福利模式对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福利供应体制也存在重大的弊端。一是政府和企业包揽福利供应，造成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成本负担，不利于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二是政府和单位包揽职工的福利责任，造成了个人对国家和单位的依赖性，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流行，不利于调动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福利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供应模式的单一化，抑制了社会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也抑制了人的各种社会需要的发展，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幼稚阶段，直接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单一福利供应体制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社会福利社会化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提了出来。正如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的那样：
“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企业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大部分要由城市社区来承接。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也需要城市社区发挥作用。同时，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与所在社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推动社区建设，拓展社区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广大城市居民的迫切要求。”
而在其中，发展社区照顾来承担企业剥离出来的福利职能和政府分离出来的服务职能，对于“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但是，发展社区照顾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参与，特别需要非政府和非营利的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介入。然而，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政府权力过度膨胀，公共领域，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严重萎缩，作为服务载体的社区，其功能也严重退化，这使得中介性社会服务组织很难有发展的空间。因此，旨在恢复和健全社区功能、使其担当起社会福利保障和社会服务职责的社区建设，对于发展社区照顾就具有极大的迫切性。
从近几年我国社区建设的情况看，通过推广社区服务发展社区照顾，开始形成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下面，我们以上海浦东的罗山市民会馆和广州文昌地区慈善会的个案为例，探讨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发展社区照顾的方法。
罗山市民会馆是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探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产物。在社区建设中，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将国家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委托给非政府组织经营，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满足社区居民社会服务的需求，是浦东新区在社区建设中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当罗山街道社区于1995年建成时，社会发展局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服务体制改革思路，把闲置的公共配套设施改建成一个具有综合社区服务功能的市民休闲中心。他们把这个中心命名为罗山市民会馆，并选择委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进行经营管理。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具有100多年社会服务传统与经验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他们将会馆40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和226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建成20多个室内外设施，开发出包括文化娱乐、康体、社区教育、社区卫生和社区照顾等在内的50多个经常性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政府对会馆基本没有日常运营成本的补贴，财政负担需要青年会自行解决。为此，他们将所开发的项目分为微利、持平、差额补贴和全额补贴四类，严格管理。其中，属于公共福利服务、需要全额补贴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32.78。从1996年到1999年，三年时间达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罗山会馆的经验对于怎样通过制度创新使社区服务成为非政府操作的独立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将罗山会馆与目前由街道承办的社区服务中心作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角色的重大变化。街道承办的社区服务中心，其所有权、运营权和管理权统统由街道办事处垄断。而街道办事处是城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行政府职能。在这种体制下，社区服务中心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而与政府处于一种‘联体’状态。一方面政府可以直接干预机构的生产经营与内部管理，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陷入对机构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在机构内部，管理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追求自身的利益。政府在监督机构管理者上的成本是很大的，机构管理者可以利用机构资源，以牺牲政府目标为代价来增加个人或小团体的需求满足。而罗山会馆却冲破了这种旧体制，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组织关系和组织形式。政府只保留所有者的权利，而将生产经营权交由一家体制外的社团独立执掌，这就避免了上述弊端。”[2]
如果说罗山会馆的个案，使我们看到了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社区照顾的可能性，那么，文昌地区慈善会的个案，则可以使我们看到，通过社区自己建立独立的社区服务机构、向社区募集资源来组织社区照顾、实现福利社区化的成功案例。
广州文昌慈善会是由逢源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发起并领导的、以社区服务为导向的非营利组织。逢源街道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中低收入者居多且民政服务对象比例较高的老城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7左右。但是，这里可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却非常稀缺。街道辖区内没有一家大企业，也没有闲置的土地可供商业性开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依靠退休金或民政救济的人群生活非常困难，保障社区中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为那些有社会服务需求的老弱病残提供照顾服务，成为居民的迫切要求。而政府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来满足社区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借鉴国际经验，决定成立具有社会独立法人资格的慈善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向各界人士募集资金，兴办社区福利事业。
慈善会的主要做法是：(1)组织慈善捐款捐物，为开展社区照顾筹集资源，从1996年到2000年4年间，共获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50万元。(2)明确社区需求，针对社区突出问题开展福利服务和公共服务。在社区照顾方面，建立了社区敬老院，组织志愿服务队为居家老人提供服务，对孤老、残疾、特困和孤儿提供援助服务，组织社区开展助养、认养老人活动，以及情绪辅导和安慰等精神照顾服务；在公共服务方面，开办了社区文化康乐、社区教育、卫生保健、法律和再就业等服务。(3)修建公共设施，改善社区环境，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康复条件。(4)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邻里互助，使之制度化，建构起了源于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社区照顾和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
文昌地区慈善会的经验对开展社区照顾的意义是：在一个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相对短缺、福利供应严重不足的社区，通过建立独立于政府行政体制的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以多元化的方式组织民间的福利资源，为社区的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是一种观念的创新，也是一种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它对于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因为体制限制和资源短缺而无法深入发展，无法走出原有的以政府出资、甚至包办的形式开展社区服务的老路子的困境，是一个极好的启示。
不仅如此，文昌慈善会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邻里互助和家庭照顾模式，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是我们发展我国的现代社区照顾的重要道德资源和文化资源。逢源街道在组织志愿者队伍、募集资金的过程中，主要依托本社区的力量，发掘民间的福利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提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区互助精神，使传统的民风民俗与现代的社会意识在服务与被服务的互动中，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社区的合力；也使这个福利资源相对稀缺的社区，拥有了较高水平的社区照顾，既解除了政府的后顾之忧，也满足了居民的基本福利需求。
社区照顾是社区服务的核心内容。社区服务如果不落实到社区照顾上，至多只是一些初级的便民利民服务。而从我国社区建设的经验来看，社区的便民利民服务常常会走样，变成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因而，在过去，社区服务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把社区服务变成某些机构、个人或政府部门设租、寻租的手段；二是由于缺乏资源和社区群众的参与，社区服务以轰轰烈烈开始，以冷冷清清告终。社区照顾使社区服务提升到以公众利益为归依的高度。它提倡发掘民间的福利资源，动员居民参与，通过非营利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工作，使福利服务更贴近大众，更能满足群众的基本福利需求。因此可以说，社区照顾是体现社区服务的福利性、自主性、大众性和自助互助精神本质的内容，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发展社区照顾是社区服务主要的目标，是体现社区服务的福利性的主要内容。
因此，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引进非政府的福利机构，或者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在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建立政府体制之外的民间福利机构，为社区居民提供福利服务和公共服务，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社区照顾制度的努力方向。当然，我们在提倡发展社区服务的同时，也应该强调政府的支持和介入。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要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而政府又是各种资源的最大拥有者，没有政府的支持，仅靠民间的力量，很难证社区服务的水平。
总之，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社区照顾的经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利思想与实践经验，通过政府和民间力量的结合来发展社区照顾，将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祖斌，颜可亲.权威与仁慈[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17.
[2] 杨团.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的经验研究：导入新制度因素的两种方式[J].新华文摘，2001,(12):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