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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的内在伦理价值

发布时间: 2024-08-10 21:30:11

民法典相比较于民法学行法,他具备什么优势

(一)开放性

1·针对其他法律渊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为调整经济交易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对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交易实践,当然也不应该“凝滞”或者僵化。以法国为例,首先是单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别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条,授权法官对于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条款进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时候可能会构建出合同法某一领域的规则(例如,前契约阶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发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和概念(譬如,前契约阶段的信息义务,安全义务,销售者和制造者的产品责任,合同的协议转让和解除等),或者将某一局部适用的规则扩展为一般性规则(譬如同时履行抗辩规则,exceptio non adimpleti cont-ractus)。再次,交易实践为不断丰富合同法的内容,使得合同法不断接纳和确认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约条款、责任条款、安慰信、独立担保)。最后,学理界也不断将许多理论和概念体系化(合同的对抗性,实质性义务、合同群理论[20]),并不断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的区分)。

2·对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如今各国的立法活动中,比较法无疑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各国在立法中的一项普遍做法。对于外国法的借鉴,这也是法国这个拥有悠久民法传统的国家的经常性做法。仍旧以法国法为例,譬如,在价格的确定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就曾参考了德国法和罗马统一私法国际委员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当时还尚未公布)中单方面确定价格的有关内容[21].在法国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关于合同诚信义务的判决中,还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譬如所谓的“信赖理论”[22].

3·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作为调整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于其他领域,不受其他领域变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自身对于其他领域的一项———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可能引发的后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对于交易关系的促进、对于经济生活的良性影响,这是合同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拒绝将一方遭受的“损失(lésion)”作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者变更的原因之一,因为起草者们“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多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损失而被撤销的麻烦记忆犹新”[23].在当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显然需要考虑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譬如,法国负责研究担保法改革的专家小组中,除了法学教授和法官以外,还有银行家、公证人和律师等实务界专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通常也会考虑判决的经济影响,譬如,法国最高法院在为某些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合同进行定性的时候,就曾大量征询了公证人、保险公司、经济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的动机也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得到解释。此外,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也并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国一些学者反对情势变更理论,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据他们看来,如果经济情势的变更能经常性地导致合同的变更的话,这会危害经济秩序的稳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24](当然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平衡。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存在关于合同的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比较法研究发现,关于合同这个最基本的法学范畴之一,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视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义思想、重商传统和新教伦理影响的英国,关于合同的观念就更多的体现出经济维度的考虑;而在天主教影响深厚、重视合同伦理的法国,其关于合同的看法就呈现出相当的道德主义的特点。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伊斯兰法体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教法关于合同的理念又与前述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为基础、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学范畴,关于其内容的理解,各个法系可能并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关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个人主义方法、道德主义方法、连带主义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关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约自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会功能的限度内行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普通法学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切“进步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在当代,许多大陆法学者在更为深入地谈论所谓“法律的契约化”现象(如前所述,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家庭法、物权法等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重心从“法律”向“契约”的转移;法律为当事者所直接规定的联结逐渐减少,而当事者通过契约所构建的联结渐次增加;法律的调整模式逐渐从“强行性法律”向一种“协商性法律”转变。

在理念和方法论层面,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观念与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尽管两大法系都会强调古老的拉丁法谚Pactasunt servenda(承诺应当严守),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则却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将合同视为“bargain”,强调双方利益或者好处的交换,两种允诺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张“或者我选择履行,或者我选择赔偿”,任何一种方法是均应被视为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显然,交易秩序中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可见,此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根据Holmes的著名论断,原则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是当事人的自由;强制实际履行只是一项例外性责任形式。总之,合同法需要考虑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经济学派的“有效违约”理论即是典型:如果违约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则应允许一方选择以支付违约赔偿而解除合同。这明显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履约还是违约在这里被纯粹解读为一种利润最大化的算计,并无道义诚信等方面的考虑。

这正是许多大陆法学者明确反对将合同简约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大陆法更倾向于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算达到圆满状态。例如,受到法国法的影响,智利法律规定“如一方未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选择强制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损害赔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诸如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约定违约金条款、合同解除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拒绝承认情势变更理论等———都反映出对于合同效力的重视:法律为债权人同时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法律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种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于终止。在许多大陆法学者看来,强调对己方先前做出的诺言的信守、对于对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这显然涉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中世纪教会法和宗教教义的影响,和他的交互性特征,信守承诺的骑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义观念……由此,强调进入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善意、忠诚、合作和相互扶助等),这只有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释(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25].法国当代影响甚大的“合同连带主义(solidarisme contractuel)”思潮,是沿袭了杜尔凯姆、撒莱、德莫格和约瑟朗等人的法社会学思考路径,反对纯粹从商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个环节包括争端解决环节的成本。在成文法体系中,合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交易关系的抽象,这些规则在内容上可以成为一般性的交易条件。由此,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完备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对经济当事者而言无需就合同的所有环节和所有事项,均制定繁简无遗的庞杂条款———这与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从微观角度看,这极大地节省了经济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从宏观角度看,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还具有预防和避免争端的功能。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的总运作成本(公民、企业、公立机构为律师、法院、司法专家等所负担的所有费用)约为650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率在瑞士为0.8%,在法国为0.6%,而在西班牙仅为0.4%.此外,在美国,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的律师数量据称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这一数字在法国是1700.在美国,每年每10人中就会有一人牵涉到讼争;这一数字在法国是300[8](P106)。根据一些比较法学者的分析,这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当事者无法服从于成文法典,而是受制于法官创造的规则,这使得当事方对于律师具有更大的依赖;而由于当事人预先无法完全知晓规则,由于普通法的诉讼构造和法律文化,当事人也会具有更大的冲动去诉诸法院。

结论

颇有意思的是,根据位于普通法区域的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全世界,超过150多个国家占全球60%的人口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以制定众多法典为其标志。虽然数字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成文法体系就一定优于普通法系,但是,这起码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在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大陆法传统,理解法典化是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最合理选择,从而坚定地继续已颇有建树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必将为中国法体系的“质地”增添“现代性”。

②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否分高低位阶,即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有分高低吗

有的。

其中,诚实信用原则是帝王条款。

自《民法通则》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以来,“帝王条款”之说日益盛行,因梁慧星、徐国栋两先生鼎力拥戴,信者从者如云,几无不服诚信原则的帝王之尊。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伦理道德准则在民法上的反映。我国《民法通则》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难看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法上有适用于全部民法领域的效力。诚实信用原则常被奉为"帝王条款",有"君临法域"的效力。作为一般条款,该原则一方面对当事人的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确立了当事人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要求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遵循基本的交易道德,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以及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该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当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诚信原则意味着承认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近代以来,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延伸,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上,又普遍承认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原则要求一切民事权利的行使,不能超过其正当界限,一旦超过,即构成滥用。 这个正当界限,就是诚实信用原则。

经济法论述题:从合同法角度说明婚姻关系。急用!!!越详细越好,要是回答的好还会继续给分的。

对婚姻的本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各国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契约说、婚姻伦理说、信托关系说、制度说、身份关系说。而我国的学者大多持身份关系说,认为婚姻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关系,婚姻双方在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附随于人身上的权利义务的。创设这种关系的婚姻行为是一种身份法上的行为,行为人须有结婚的合意,但是婚姻成立的条件和程序,婚姻的效力,婚姻解除的原因等,都是法定的,而不是当事人意定的。因此,不应当将婚姻行为视为契约,将婚姻关系视为契约关系。身份关系说是目前中国婚姻法学界的通说。对于婚姻的本质作者以合同的观点看待婚姻的本质(即婚姻的本质就是特殊的合同)。作者从以下七个方面分析婚姻的本质是特殊的合同。
一、从合同的概念看婚姻的含义
我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特征有三:合同是多方(主要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合同本身是当事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能够产生预期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合同是一种法律事实。②合同的目的是产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也即民事主体因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③合同的基础是当事人平等和自愿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合同。婚姻都是法律事实中的行为,它的目的指为当时社会制
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及其他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平等自愿。
婚姻作为自然人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其主体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结合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离婚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终止。所以从概念上看,两者具有相极其相似之处。
二、从合同的基本原则看婚姻家庭的基本原则
合同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法律地位平等或称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法律约束力原则。婚姻的基本原则有: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夫妻互相忠实、家庭成员敬老爱幼、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计划生育。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当事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该条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首先是指当事人之间在合同关系中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合同平等意味着机会平等、当事人在适用合同规则上的平等。

合同的自愿原则相对应的是婚姻自由原则。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题上所享有的充分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婚姻法》第2.3.5条分别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婚姻自由的内容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当事人是否结婚,与谁结婚,是其本人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离婚自由,是指夫妻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婚姻的成立和维系都应以爱情为基础,当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时,解除这痛苦的婚姻关系,无论对双方或对社会都是幸事。双方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也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指本着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主要体现为:
①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标准确定合同的权利义务,不能使合同的权利义务显失公平。
②当事人发生纠纷时,法院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对当事人确定的权利义务进行价值判断,以决定其法律效力
③当事人变更、解除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应体现公平精神,不能有不公平行为。合同的平等原则与公平原则相对应的是婚姻的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原则。
男女平等是指男女应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担同等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地位平等的体现。我国《宪法》第4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平等体现在婚姻关系方面权利义务平等,在家庭关系上地位平等,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一夫一妻,是指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是社会主义婚姻关系的必然要求,符合婚姻的本质、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一夫一妻也体现了合同的公平原则,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都是不公平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则不平等。

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解释合同的重要依据。它要求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对民事活动有重要指导作用。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应的是婚姻中夫妻互相忠实、家庭成员敬老爱幼原则。夫妻在共同生活中互相忠实,互相尊重是夫妻关系的基本准则。夫妻之间应忠于感情,应该诚实、坦诚相待以及互敬互爱,相互以礼相待,不得侮辱对方,并应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及其独立权利,家庭成员间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合法原则与法律约束力原则。

《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上述规定体现了法律约束力原则。它要求:
①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前提是依法成立;
②法律约束力原则首先表现为合同具有履行力;
③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
④违反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与上述原则相对应的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计划生育原则。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合同法上关于合法原则、法律约束力原则是一致的。

三、从合同的成立看婚姻的成立。

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对合同的必要条款达成合意。婚姻的成立,又称结婚,是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确立的夫妻关系的一种法律行为。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和婚姻的成立要件也是相似的。

(一)主体上的要求:当事人为双方或者多方。所谓当事人,指参加合同关系承担订立合同所产生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或者法律责任的人。合同通常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即使为第三人利益所签订的合同,合同的订立人实际上仍然是双方当事人,第三人只能是享受合同的利益。综观各国婚姻,合法有效的婚姻大多具有备三个特征:
①结婚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异性男女。
②结婚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成立。
③结婚行为的结果是确立夫妻关系。

(二)内容上要求:具备了必要条款。必要条款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标的、数量等,缺少这些内容就无法成为合同。而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有:双方意思表示的一致性、法定婚龄、禁止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的亲属的规定,同样婚姻不具备这些要件,则婚姻不能成立或是无效。内容上的要求两者也存在相似之处。

(三)形式上的要求。合同的成立,要通过要约和承诺方式达成合意,这种合意又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示出来,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形式要求,有书面的、口头的也有其他形式。有的特殊合同还要求履行必要的登记等手续。而婚姻的成立形式要件,如双方意思的一致性,即双方达成合意,同时具备法律规定的结婚程序与方式如登记制、仪式制、登记与仪式或结合制。形式上的要求两者也大同小异。

四、从合同的效力看婚姻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可分成有效、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法关于效力待定和可撤销合同的规定是新增加的内容。从婚姻法上来看,原婚姻法从效力角度只有效婚姻,而缺少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修订后的婚姻法增加了婚姻效力的一些规定,主要就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很显然,婚姻法上的变化或修订是参考了合同法的内容,从理论上已经把婚姻视作特殊的合同来看待。
有效合同的要件为
①合同当人必须是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②意思表示真实;
③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而有效婚姻的要件主要有
①必须达到法定婚龄,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岁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这与合同的当事人必须是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相对应的;
②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这同样体现了婚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③禁止有配偶者结婚,禁止一定范围的血亲结婚和禁止有一定疾病的患者结婚,这与合同法规定的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其本质都是一致的。
无效婚姻制度与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的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的无效合同指存在无效事由(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虽已成立但自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合同。无效婚姻的是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不具有婚姻的效力。我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①重婚的;
②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③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④未到法定婚龄的。”
这些规定,实质上是法律对无效婚姻的强制性规定(也包含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无效的内容),这与无效合同的本质规定也是完全一致的。
可撤销的合同指因意思表示瑕疵而经撤销权人请求,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裁判使其效力自始消灭的合同。可撤销的婚姻,指男女双方或一方缺乏结婚的合意,因受他方的胁迫而结合的违法婚姻。《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在此,可撤销的婚姻也是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即缺乏结婚的合意,故有权要求撤销该违法婚姻。两者的请求撤销的期限都是1年,法律规定撤销权的目的都在于充分保护受害人和尊重受害人意愿而非强制宣布其无效。

五、从合同的终止看婚姻的终止
合同的终止是指因一定事由的产生或出现而使合同权利义务归于消灭。婚姻的终止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因发生一定的法律事实而消灭。其后果直接表现为夫妻间的权利义务解除,即权利义务归于消灭:夫妻身份终止,同居义务终止,扶养义务终止,夫妻间继承权消灭。

从性质上看,合同终止的事由分为两类:一是根据当事人意思所产生的事由,如合同的合意解除;债务的相互抵销;债务的免除;债务的提存。二是法律规定的事由,如法定的解除,债务的混同。同样,婚姻终止的事由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离婚而终止,离婚指婚姻关系当事人在生存期间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离婚,也是依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意思所产生的事由;二是因配偶一方死亡而终止。近现代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认为,配偶一方死亡,婚姻关系中的主体一方不复存在,自然引起婚姻关系的终止。在此,同样与合同终止第二类中的法律规定的事由有相似之处。
合同终止后的诚信义务。《合同法》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为使合同关系善始善终,确保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终止后的附随义务。我国《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这同样体现了离婚当事人在终止婚姻关系后的附随义务。

六、从合同的违约责任看离婚的过错赔偿

合同的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所应承担的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民事责任。所谓离婚过错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失予以物质赔偿的法律制度。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56条也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早在世纪即登上人类的立法舞台,是因为该制度体现了惩罚、保护与补偿的功效。我国新婚姻法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①重婚的,
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③实施家庭暴力的,
④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婚姻合同所包涵的婚姻权利与婚姻义务主要由婚姻法所设定的。合同强调权利,婚姻意味着权利;而婚姻权利是靠婚姻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的,婚姻意味着义务,或者说,婚姻意味着责任。配偶双方必须履行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等义务。当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如虐待、遗弃、通奸等,必然会导致对方的财产或精神损害,而这种损害又不能通过离婚得到平息和补救,所以只有通过赔偿的方式才能使无过错方得到财产补偿和精神慰藉。显然,这是婚姻的合同本质的有力体现。换句话说,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其实是一种合同责任,是合同一方不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婚姻义务而致使对方合同权利婚姻权利受损失的法律后果。可见,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凸现了婚姻的本质,揭开了婚姻本质的面纱。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合同,而合同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合同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离婚不仅使夫妻双方的婚姻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即解除了婚姻合同,而且也必将使无过错一方处于弱势状态。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是婚姻领域里的。弱者在解除婚姻合同之后,往往陷入离婚所引发的心理伤感或精神顾虑,甚至基本的物质生活也不能保证。为了避免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许多婚姻弱者宁愿勉强维持脆弱不堪的婚姻合同,也不会轻易选择离婚。由此,婚姻自由的空间显得捉襟见肘,婚姻自由原则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背离了婚姻的本质,违反了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相反,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使无过错一方得到相应的救济、补偿和安慰。这样就消除了当事人为解除婚姻合同带来的许多顾虑,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婚姻的自由空间。修改前的婚姻法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婚姻自由,尤其是离婚自由。新婚姻法把这项制度明确规定下来,不仅是对婚姻本质的整体认可,更透视出了婚姻合同中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内涵。
也就是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进一步保障了婚姻的自由,拓展了婚姻自由的空间。

七、婚姻是特殊的合同作为婚姻的特殊合同与合同具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①合同的标的为财物或财产,而婚姻主要体现为身份关系。我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法在此也是把婚姻这种合同作为一种特殊合同对待的。
②婚姻的自由度比合同的自由度要小,它受到的限制和约束多,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但它往往受到伦理道德、子女的制约与限制,而合同的自由包括缔约自由、解除合同以及及终止合同的自由要比婚姻的自由宽泛得多。合同还存在主体和内容的变更以及合同的转让(一方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全部或者部分地转让给第三人)。合同还存在效力待定的合同。这些都是婚姻所不具备的。另外,婚姻成立的条件和程序,婚姻的效力,婚姻解除的原因等,许多的情况都是法定的,这些也是婚姻作为合同的一种特殊之处。但它无论如何特殊也都不影响婚姻作为合同的本质即婚姻是一男一女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自愿终身结合、互为伴侣、彼此提供性的满足和经济上的帮助以及生男育女的合同本质。长期以来,婚姻的本质在我国受到禁锢,承认婚姻是一种合同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交易。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近来,随着民众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可喜的是,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这次婚姻法修正案中就有许多制度折射出了婚姻的合同本质。

够详细了吧。北大陈兴良教授的论文。

④ 在当代中国的国情下,合同法中的契约精神怎么理解

律师解答: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契约精神,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公法上的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
契约精神本体上存在四个重要内容: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契约自由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西方人权理念中就一直存在经济自由中的契约自由精神。
契约自由精神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选择缔约者的自由、决定缔约的内容与方式的自由。契约自由主要表现在私法领域。契约平等精神是指缔结契约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缔约双方平等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互为对待给付,无人有超出契约的特权。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受损害方将得到利于自己的救济。正因为契约完美的体现了平等精神,才会被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作为理论武器而创造了社会契约理论,通过每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代为使用,双方达成合意,建立社会契约,各自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精神,也是契约从习惯上升为精神的伦理基础,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和“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在契约未上升为契约精神之前,人们订立契约源自彼此的不信任,契约的订立采取的是强制主义,当契约上升为契约精神以后,人们订立契约源于彼此的信任,当契约信守精神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契约的价值才真正得到实现。在缔约者内心之中存在契约守信精神,缔约双方基于守信,在订约时不欺诈、不隐瞒真实情况、不恶意缔约、履行契约时完全履行,同时尽必要的善良管理人、照顾、保管等附随义务。
契约救济精神是一种救济的精神,在商品交易中人们通过契约来实现对自己的损失的救济。当缔约方因缔约方的行为遭受损害时,提起违约之诉,从而使自己的利益的到最终的保护,上升至公法领域公民与国家订立契约,即宪法。当公民的私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依然可以通过与国家订立的契约而得到救济。

⑤ 什么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

《民法通则》第四条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对国家而言,维持公共秩序与公平。以此建立一个诚信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带来的收益将是无限的诚信这一范畴是由“诚”和“信”两个概念组成的。

诚,指真诚、诚实;信,指信任、信用和守信。“诚”与“信”合起来作为一个科学的道德范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5)合同法的内在伦理价值扩展阅读:

“诚”与“信”作为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在起初是分开使用的。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中也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信的基本含义是指遵守承诺,言行一致,真实可信。

最先将“诚”与“信”连在一起使用的是在《逸周书》中:“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友和,君臣之间观其忠愚,乡党之间观其信诚。”

这里的“信诚”实际上表达的是“诚信”的意思。就是说,从一般意义上,诚信是指诚实不欺,讲求信用,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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