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合同法诚信的案例

❶ 求合同法案例（含裁判要旨）

经适房买卖合同效力的成功案例及裁判要旨(2011-02-15 22:31:21)转载▼标签： 北京市合同法经济适用住房合同无效规定杂谈
一、案情概要：
2009年3月27日，原、被告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订立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间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位于某区西苑41号楼3单元01号（建筑面积147）住宅房屋（已取得产权）以九十万元价格转卖给原告，付款方式为：订合同时交定金两万元，2009年4月5日首付二十三万，余款通过贷款方式付清。合同约定被告（出卖人）在收到首期购房款的当日将该房屋交付给原告（买受人）。原告按约交付了首期购房款，被告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双方订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了权属转移登记事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被告双方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买卖双方在签订本合同后430日内（房产证发放日期满五年后），卖方（被告）配合买方（原告）申请贷款”。但在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过户及银行贷款时限届满后，被告拒绝提供办理过户及贷款的手续，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补充条款2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并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约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二、诉辩主张：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提出反诉，请求确认经适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是经适房不得上市效易，主张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保障困难家庭住宅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经适房管理办法。
原告对反诉的辩称：反诉原告与答辩人双方通过居间房屋买卖，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反诉原告的三项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并请人民法院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反诉状依“经济适用房未满五年不允许上市交易”为由，要求确认无效，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1、从住房面积和上市起算时间上看，反诉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六十平左右，本案中的房屋面积远远超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限制性条件，不能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做为确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上市交易时间均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北京市2008年4月份以后的相关规定也是按两种条件计算起点，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者所有权证的时间计算，2008年4月8日以前建成的房屋，仍按购房合同订立之日计算五年时间。本案中的房屋属2001年建成，上市交易的时间自购房之日计算，超过五年时间，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如果按反诉原告所述的产权证取得时间，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第十条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应视为本条对合同效力作了附期限或条件附加，照此计算，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是2010年5月27日，已超过五年时间，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双方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
2、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只能依据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合同法规定确认无效合同的法律依据。
3、实践中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相关规定，自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依照面积六十平米的标准和产权证取得之日计算上市交易，本案中的房屋建成时间在2002年，按照老房老办法规定，符合交易条件。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成就；反诉原告的起诉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作出判决；参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法理精神，在起诉前已满足了条件的，可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是对合同效力的补正。
三、法院裁判：
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虽然违反了北京市关于购买经适房的政策，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被告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辩解与反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被告如约交付了房屋，现涉案房屋已经具备上市交易的条件，故原告要求办理过户登记及贷款手续，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要求返还房屋并给付房租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贷款及过户手续；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以原有主张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二审经审理后，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四、律师评案：
一、本案无争议的事实：⑴、房屋建成时间为2001年；⑵、面积147平米；⑶、产权取得日期2005年；⑷、交易时间2009年；⑸、入住时间2009年；⑹、合同明确约定办证过户时间满五年后的2010年5月27日；⑺、付款方式为首付加贷款。
二、被告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例举了“有限产权、土地划拨、无权处分、公共利益、未获通知”等，这样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审程序中上诉方补充提交三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不能成为改变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定审核不符合证据三性；解约告知与上诉请求有矛盾，系一审庭审后才形成，被上诉人已经提起继续履行合同之诉，其解约告知失去法律意义；银行的贷款规程与本案没有关联，仅属于实际贷款业务中的操作程序及银行审核规则层面的问题，概与本案争议的履行贷款义务及办理过户责任（前期义务）无关。
三、双方之间的争议集中在法律适用方面，经济适用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无效，上诉人主张无效，但不能提供无效的法律依据。
国务院若干意见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该意见第（十）规定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控制的是六十平米以下的经适房。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效力层级低，不能成为确认合同无效的基础性规范依据。上诉人在签约时明确约定五年期满后过户，表明其明知“限售期满后”的交易合法。涉案合同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四、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规定的新办法规范的是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适房，新办法限制面积是六十平米，新办法限制交易起点自产权证取得之日起未满五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办法），上市交易五年时间的起算点从购房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涉案房屋建成时间是2001年，上诉人购房时间是2001年10月17日，交易时间为2009年3月27日，依照老办法规定交易的行为远远超过五年限售期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具备法定条件，上诉人关于未满五年限售期不得交易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规定，正确理解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的规定，准确把握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的区分原则，尽可能维持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规定，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关于房地产案件审判工作，针对房地产案件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认定合同效力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问题：严格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尽量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站在维护法律严肃性和社会经济关系有序协调发展的高度，严格把握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和把握法律规定的性质和精神，正确界定当事人民事行为的目的，凡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要坚决维护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通过稳定的合同关系提高市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合同利益的确定性与可信赖性，促进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不要让司法裁判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避险趋利的途径和手段。提出无效主张的一方，真实动机和目的在于房价上涨，合同无效为借口，以破坏诚信原则为代价，损害买受方的合法权益，其不当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整理律师张生贵13240422999

❷ 中国合同法案例的目录

目录:
第一章 要约与承诺
第一节 要约的撤销
案例1：杨乌葛诉厦门杏林西港养殖厂承包合同纠纷案
第二节 承诺的形式
案例2：山东省临朐县进出口公司诉韩国先进海运航空株式会社提单签发. 货物交付纠纷案
第三节 招标与投标
案例3：宣国昌诉湄池镇长澜村民委员会承包合同纠纷案
第四节承诺能否撤销
案例4：张斌诉海南国信通信有限公司订购寻呼机号码纠纷案
第五节 承诺的撤回
案例5：池平诉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屯信服务合同纠纷案
第六节 悬赏广告
案例6：姚东海诉上海大都市总公司悬赏广告纠纷案
案例7：鲁瑞庚诉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
第二章 缔约能力
第一节 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
案例8：徐高生诉葛荣明欠款案
第二节 法人的缔约能力
案例9：赖金圭诉许建平, 邵武市水利水电工程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案例10：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诉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案例11：深圳宝安区友谊服务公司. 合和公司诉博罗县福田镇房地产发展公司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案例12：瑞南公司诉<新会 万事通公司. 香港 万事通公司. 中电海南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例13：善军诉大庆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房屋买卖纠纷案
第三节 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
案例14：濮阳市迅达资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与濮阳市市区中介所借款抵押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15：安徽合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案
第四节 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
案例16：宁波市秦宁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诉天津开发区金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烟台大远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富超发展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运费. 滞期费纠纷案
第三章 附条件的合同
第一节 解除条件
案例17：南阳对外贸易基地开发中心诉南阳市经济实业开发公司解除条件成就提前收回出租房屋案
第二节 生效条件
案例18：高路加诉李瑞庚购房合同纠纷案
第四章 格式合同
案例19：成路诉无锡轻工大学教学合同纠纷案
案例20：朱全华诉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营口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第五章 合同的登记
案例21：于存库诉董成斌. 董成珍房屋买卖
纠纷案
第六章 诚实信用原则
案例22：广州市满堂红置业有限公司诉邓蕙委托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23：李占斌诉卢良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24：钟云英诉钟焕斌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七章 违反法律的合同
案例25：浙江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诉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26：北京世都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案例27：香港壮昌发展有限公司诉祥业公司. 祥企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案例28：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诉广州国信物业发展公司. 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29：启东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诉中国建设银行启东市支行案
第八章 向第三人履行义务的合同,
案例30：中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诉蓬莱外贸集团公司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案
第九章 合同的转让
案例3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诉东方市东联二轻招待所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例32：孙顺明诉梅明稠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案
案例33：南京海运学校诉大连华兴企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常荣航运贸易公司光船租赁租金. 修船费纠纷案
案例34：廖瑞珍诉谭兆麟. 刘良锐房屋确权纠纷案
案例35：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诉徐银力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例36：四川成都天一集团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债务纠纷上诉案
案例37：武汉市伟达物资发展有限公司济源分公司诉吕明杰债权转让纠纷案
案例38：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常州起重机分厂与上海港新华港务公司债务转让及保证合同案
第十章 不可抗力
案例39：永嘉县邮政局诉北京康体保龄球设备中心购销合同纠纷案
案例40：中机通用进出口公司诉天津港第二港埠有限公司港口作业合同纠纷案
案例41：赖某诉红地毯婚庆服务社非典解除合同案
案例42：张某诉王某酒店租赁合同案
案例43：张林诉南美洲狮饮食有限责任公司酒店租赁合同案
第十一章 违反合同的救济
第一节 定金
案例44：闻英. 蒋爱玲诉广州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退还购房定金纠纷案
案例45：上海鑫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青岛鹰伯尔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二节 解除合同
案例46：靖江造船厂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上诉案
第三节 赔偿损失
案例47：青岛方中工贸有限公司与韩国刺绣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48：上海圣隆纺织制品有限公司与上海东越家庭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49：中油管道京磁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耀华稀土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50：金属硅售货合同争议仲裁案
案例51：宏隆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铁路分局何家湾站等铁路货物运输合同逾期货损索赔纠纷再审案
案例52：蔬菜运输合同案 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
第四节 继续履行
案例53：程鹏与泌阳县泌水粮食管理所联营合同纠纷案
案例54：庄爱民与利津县东利油料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
第五节 违约金
案例55：北京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华威大厦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例56：程明海诉深圳市大梅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
案例57：乌鲁木齐太康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诉北京鑫生科技发展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案
案例58：张柏芝诉珠海东洋之花化妆品有限公司演出合同纠纷案
第六节 解除合同
案例59：上海中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霍依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60：开封市三阳水泥厂. 河南省三阳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与开封市新型建筑材料厂承包合同纠纷案
案例61：广州市余泥渣土排放管理处诉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 纠纷上诉案
第七节 第三人导致的违约
案例62：广州新厚德农工商联合公司. 广州市农工商集团建设开发公司与张建设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第八节 减少损失的义务
案例63：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首创网络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
第九节 预期违约
案例64：湖州喜盈盈纺织公司诉北京爱丽根, 望族时装有限公司案
第十二章抗辩权
第一节 先履行抗辩权
案例65：甘肃兰州红丽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诚信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66：广州埔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赵国栋. 郑鹭萍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二节 不安抗辩权
案例67：海南省汽车运输总公司诉海南儋州新志盛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第三节 抗辩权的丧失
案例68：刘丽诉多达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案
第十三章 债权人的代位权
案例69：广东万家乐公司诉粤海汽车厂. 粤海汽车公司. 九江实业公司. 九江发展公司及第三人南海信托公司借款纠纷案
案例70：东莞市虎门通达贸易公司诉香港增捷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宜兴市食用油厂侵权要求赔偿案
第十四章 债权人撤销权
案例71：张奕诉戴瑜要求撤销其无偿转让房屋纠纷案
案例72：中国银行五莲支行诉五莲县蔬菜公司要求撤销其低价转让营业房纠纷案
案例73：上海新建仓储运输公司诉上海环东建材物资经营部债权债务清理小组. 第三人上海宝耀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撤销权案
案例74：农行漳平支行诉漳平农资公司《以房抵债协议 纠纷案
第十五章 合同的解释
案例75：李惠康. 程志达. 薛允璜与中国福利会儿童教育电视制作中心合同纠纷案
案例76：香港亿之杰有限公司与中外合资常熟胜丰铜业有限公司清理小组购销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77：耿美富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丰县支公司保险索赔案
第十六章 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
案例78：垦利县利达安装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诉庄守勤案
第十七章 诉讼时效
案例79：北京市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诉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货款纠纷案
第十八章 合同的附随义务
案例80：王利毅. 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
第十九章 合同的担保
案例81：云南英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云南天元国际商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案
案例82：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和平支行诉高延民担保合同纠纷案
案例83：中国农业银行利津支行与山东石油集团利津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案例84：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营业部诉中国航空工业供销西北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85：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诉广西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等借款合同抵押担保纠纷上诉案
第二十章 缔约过失责任
案例86：中国工商银行舟山市解放路支行诉舟山市普陀商业物资有限公司. 舟山金三角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第二十一章 显失公平
案例87：南京日信油脂化工有限公司与京泰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 青岛腾伟经济发展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例88：桐柏县交通局诉于敏富合同纠纷案
第二十二章 重大误解
案例89：和龙县水产品开发公司诉哈尔滨四海物资经销公司购销旧船合同纠纷案
案例90：张琼芬诉鲁霞案
第二十三章 欺诈
案例91：中国建设银行番禺支行诉刘剑锋. 广州百胜房产有限公司房屋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92：石家庄市商业银行金桥支行诉河北省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❸ 员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可否解除劳动合同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法中的体现——从一个案例入手
司法实践中，与诚信相关的解雇理由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过程中。因此，司法机关在判断解雇是否合法时通常需结合义务人在劳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的诚信义务来审查。本文着重探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劳动者的诚信义务问题。关于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诚信义务，在《劳动合同法》中具体体现为第二十六条及第三十九条第五款。《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主要规定了违背诚信原则导致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第三十九条第五款则进一步明确了符合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违背诚信原则行为的，用人单位可以行使即时解除权。那么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劳动者到底负有怎样的诚信义务，怎样违反诚信的行为才会导致解雇呢？下面笔者想从一个简单的案例1深入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劳动者唐某于2008年1月应聘进入某机械公司苏州办事处从事专业设备销售服务工作，并根据招聘要求提交了毕业于某大学材料工程系的学历证明复印件。公司与其签订了至201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入职后，唐某签署《任职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作为公司员工，特作如下承诺：……本人以往提供给公司的个人材料均是真实有效的，如有做假，愿意无条件被解除合同……” 该公司《员工手册》亦规定：“员工有下列任一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情况的，公司将予以解雇，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2)、以欺骗手段虚报专业资格或其他各项履历……。”唐某在入职后数次填写的员工登记表中履历部分均填写为某大学材料工程系的学历。2009年2月唐某所在办事处负责人调离。因有人举报，公司人事部门在审查该负责人移交的材料时发现唐某学历资料存疑，经与该院校核实，并无唐某学历信息，其提供的学历证书复印件系伪造。公司遂以唐某求职时学历造假存在欺诈行为及虚报履历违反公司规章为由，与唐某解除劳动关系。唐某不服，认为办事处负责人早已知道其学历不真实，其不存在欺诈，且学历要求并非岗位必须，其能力是胜任该工作的。故认为公司与解除劳动关系违法，要求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委员会裁决认为唐某欺诈行为成立，对其要求公司支付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请求未予支持。唐某不服裁决，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对唐某入职时的学历用人单位未尽审查义务，办事处负责人在事先已知唐某学历造假应视为公司已经知道，唐某欺诈之说不成立，故判决支持唐某诉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认为员工聘用系公司人事部门负责，唐某原所在办事处负责人从未向公司汇报过已知唐某学历造假之事，且在事发前不久填写的履历表中唐某仍填写了虚假学历，其欺骗公司的行为存在主观故意。而公司未尽审查义务不是免除唐某欺诈行为后果的理由，故要求判令不支付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二审法院审理后，撤销了原审判决，改判公司无须支付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
这个案件，三次裁判得出了两个不同结果。处理结果的一波三折说明对签订合同过程中不诚信引发的解雇纠纷在司法审查有在很大的分歧，涉及对如实说明义务范围的界定、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对雇主行使解雇权的影响。后文中，笔者就这些问题深入地进行剖析。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立法比较
(一)国外立法对雇员如实告知义务之规定
劳动关系是需要劳动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互相协作，在遇到问题时相互理解、帮助解决才能在既定期限内存续和顺利实现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顺利实现依赖于双方一定程度的了解、信任。在建立劳动关系前尽必要的告知与注意义务，促使合同得以善意地成立，并得以全面履行，从而最终实现双方当事人对合同预期的目的。因此，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确保双方知情权，保障劳动合同切实履行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我国劳动立法实践短，经验不足，比较分析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的内涵和界定悖信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使诚信原则在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中发挥真正的作用，是非常有益的。
对于雇员的告知义务各国亦有相应规定。法国劳动法确立了职业自由原则。职业自由包括营业自由和劳动自由。招聘自由是营业自由的具体体现，而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法国劳动法对招聘自由设置最大的限制就是平等原则，即禁止招聘中的歧视行为。同时出于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企业招聘中收集信息也要遵守两项原则(法律卷第1221-6条)，一是“目的性原则”,即收集的信息资料等不论形式如何，只能用来评价应聘人员此时应聘岗位的工作能力；二是“适当原则”，即这些信息必须和应聘工作岗位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2
同时，还它规定了禁止收集民族、社会出身、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工会入会情况、应聘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妇女是否怀孕等具体个人信息。德国劳动法认为，在雇佣初期，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准备关系就像一个先合同信任关系，在双方之间产生带有劳动法特点的特定义务。雇员必须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在劳动合同中，对未来劳动关系中与劳动给付义务的履行相关联的有实质意义的所有情况进行真实的陈述公开。对与劳动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意义的一些事实，但获知这些事实对雇主存在合法利益的，求职者也应当主动告知。至于宗教信仰、党派属性,雇主原则上不允许提问，除非其应聘的是教会的职位或是在政治党派中担任领导职位。如在招收出纳员岗位时对财务犯罪前科的提问，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正当的实质性理由和必要性，这种提问便认为是合法的3 。而《日本劳动标准法》则规定，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雇主必须把工资、工作时间、其他劳动条件当面向劳动者说明。对于工资事项必须根据命令所规定的方法予以说明。根据前项规定所当面说明的劳动条件如与事实不符，工人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而雇员对个人经历的虚假陈述则属于“归因于雇员的原因”，亦属于解雇合法的合理原因。
(二)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如实告知义务之规定
在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前，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远没有如今那么频繁，员工入职和调动有着繁复的手续和审查过程，企业对员工的学习背景、工作经历、工作能力都比较熟悉，内部劳动用工关系相对稳定，员工相关信息是否需主动告知并不那么重要。同时，由于固定用工制度的存在，员工往往是属于被选择的一方，对于将从事何种工作，有何种职业风险并无发言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服从组织分配”。因此，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知情权是被完全排除的。但随着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方和劳动者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人口流动也愈加频繁，人与人、人与企业之间因地域而产生的自然的熟悉感不复存在。2008年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首次将如实告知义务写入了法律。该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上述条款包括了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各自负有的如实告知义务。用人单位的如实告知义务重在平衡双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对等，而劳动者的如实告知义务则主要出于保障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及合同目的顺利实现的考虑。
三、劳动者如实告知义务之范围界定
从国外立法不难看出，对于雇员在应聘时应尽如实告知义务，各国基本持肯定态度，但对于劳动者告知义务的范围，即哪些情况应当如实告知，规定各有不同。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的告知义务简单表述为“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该表述非常原则。现实生活中对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诚实告知的事项范围产生了不同理解，由此引发的悖诚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及被解雇的法律后果的不同判断。比如学历、婚育状况是否属于告知义务，未如实告知将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在司法实务界就存在不同观点，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类似问题的处理结果亦迥然不同。对此，笔者以为，对于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劳动者告知义务的范围界定，《劳动合同法》的表述虽然原则，但其理解和把握还是有迹可循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诚信原则作为这种调整特殊法律关系时的一项指导原则，应当考虑劳动法的特点。对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的把握，笔者以为采用德国劳动法的观点更为科学。将劳动者如实告知的事项分为与劳动给付义务的履行相关联的有实质意义的所有情况以及对雇主存在合法利益的其他情况。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意义的情况，通常可以包括劳动者个人身份信息资料、能一定程度反映劳动者工作能力、技术熟练程度的工作履历、原单位的推荐信函、特殊岗位必须具备的资格证书或身体健康资料等，如工厂招用电工就需要其持有电工上岗资格证，饭店招用厨师需要应聘者持有个人卫生许可证、一些有毒有害的特殊岗位的招工，需要告知是否存在该岗位禁忌的疾病等。
前述案例中涉及的是应聘时提供虚假学历证书的问题。这类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发生。学历是否是与劳动给付义务的履行相关联的有实质意义的而必须如实告知的事项呢？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学历不能代表能力，文凭不能代表水平”，对学历虚假陈述对劳动合同的履行不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案当事人唐某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而持肯定观点的则认为学历虽然不能完全代替能力，在没有实际聘用的情况下，学历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应聘者的教育背景，是对其是否能胜任岗位需要的判断依据之一，其属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意义的情况。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学历与履历通常是用人单位甄别和选择劳动者，判断合同目的能否达成的重要指标，是双方合意的基础条件之一，无疑属于劳动者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告知事项。用人单位明示要求，劳动者应当主动告知。在劳动用工领域，对劳动者缔约过程中违背诚信的行为多停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而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惩戒的寥寥。而对用人单位行使解雇权合法性的严格审查，也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背景调查，签署承诺书等手段来应对，不仅大大增加了用工成本，亦导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互信、合作的基础荡然无存，对劳动用工秩序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伪造学历的方式获得就业机会，对于笃守诚信的其他应聘者而言也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因此，笔者以为，从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诚信机制建设的角度出发，在司法裁判中对学历、履历是否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意义应做肯定的理解。
四、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对解雇权之影响
司法实务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违背诚信的行为而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的，通常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五款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即签订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合同无效的，用人单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何种有悖诚信的行为将导致合同无效是此类解雇纠纷合法性审查的关键。对此，理论与司法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笔者以为，此类解雇纠纷的合法性审查中对诚信原则的把握应当结合劳动合同的特殊性来综合评判。
合同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结果。合同只有在不与立法目的相抵触时才受法律保护，即合同依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要素时，法律会视情做否定性的评判，即不让合同有效。按照信赖责任的理论，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的效力根源在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某种信赖并据此作出准备或安排，进入所谓的“法律状态”；行为人违反法律行为设定义务并给相对人造成损失或“信赖损失”时，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公平原则或保护交易安全原则承担责任，而法律行为的效力正是指违反自己意思表示造成他人损失时应承担责任的必要性。4 劳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影响了他们的自由选择。劳动者必须在雇主“招聘”的前提下才能有缔约的机会，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层出不穷的劳动替代工具，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局限，这些都使得劳动者对于交换的需求远比雇主急迫，所以雇主才真正享有话语权。 而正是由于在劳动力供求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使得双方在劳动合同磋商过程中的谈判地位也出现了差异。作为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而言，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是其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劳动合同效力的评价对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运用诚信原则对合同效力进行评判时必须考虑到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即从属性。
(一)与劳动合同履行存在实质性意义事项的不诚信行为是法律规制的对象
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良性竞争加以推动，而企业保持其竞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确保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并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而《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设定劳动者如实告知的义务，目的亦是为了确保劳动合同目的的实现。对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不诚信行为进行规制也应出于此目的。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基于应聘者的陈述，对其工作能力、创造能力产生了一定的预期，并在此基础上与对方就岗位、薪酬甚至合同期限进行协商达成合意。双方劳动合同的建立是基于用人单位岗位的需要以及劳动者符合岗位条件的陈述具有一致性。而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工作经历、学历、特殊岗位的职业资格等与劳动合同履行直接相关的事项所作的虚假陈述，会误导用人单位做出错误判断，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基于此种虚假意思表示而产生的合意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此类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性意义的事项，劳动者必须如实陈述，一旦发现劳动者违反诚信做出了虚假陈述，用人单位就有权以违反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婚育状况做不实陈述的性质认定及其对解雇合法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企业在录用女职工时均要求填写婚育状况，其中不乏借如实告知为名，行就业歧视之实。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司法实务界出现过迥然不同的裁判。笔者以为，权利的行使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就构成了滥用权利。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该考虑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设立诚信原则的目的，而不能仅仅强调用人单位的知情权。妇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谋得职业，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并参与社会工作是宪法赋予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招用劳动者的过程中禁止性别歧视，这是各国劳动立法通行的惯例。我国的劳动法亦明确规定，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婚姻、生育状况通常与劳动合同的履行没有必然的关系，属于个人隐私探究。对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婚育状况做不实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的，一旦认定解雇合法，则无疑助长了用人单位规避法律、借诚信为名，行就业歧视之实的行为。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合同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等的状况下，将弱势一方因就业压力被迫对与劳动合同履行无直接关联的事项所作的不实陈述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与劳动立法目的相悖，显然不可取。
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贯彻诚信原则，目的还在于实现劳资双方谈判能力的平衡，保障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和集体谈判权。从《劳动合同法》规定来看，劳动者告知义务的范围，不仅仅涉及与劳动合同履行相关联的实质意义事项，还包括与用人单位存在合法利益的个人信息。如：劳动者的联系地址，系企业在履行相关通知义务时需要知晓的事项，信息错误，可能给企业带来一定损失；劳动者主张的未及时退工损失、未提前通知解除的待通金等；家庭信息、连续工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到企业应给予劳动者享受的法定待遇，包括探亲假、年休假等的享受，信息错误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带来不必要损失，如应休未休年休假的二倍补偿等。此类信息与劳动合同目的的达成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不是与劳动合同履行相关联的实质意义的事项。因上述事项的虚假陈述而认定合同无效，对劳动者亦过于苛刻，与《劳动合同法》立法目的相悖，亦不利于劳动用工秩序的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此类不诚信行为的放任。其虽对合同目的达成无实质影响，但确实影响到企业合法利益的。由此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的，劳动者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二)劳动合同签订中的虚假陈述构成欺诈是雇主行使解雇权的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的，劳动合同无效。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劳动者的如实说明义务与合同法上的欺诈制度紧密相连，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英美法系国家在合同法的阐述中将虚假陈述分为四类，即非恶意虚假陈述、欺诈性虚假陈述、疏忽性虚假陈述以及隐瞒事实。其中，欺诈性的虚假陈述是必将导致合同被最终认定为无效的行为，而构成欺诈性虚假陈述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造成根本性错误；第二，当事人因为相信了欺诈性的虚假陈述而订立合同；第三，受了欺诈性虚假陈述的一方主体有能力恢复原状并接受返还。5 对于欺诈行为的定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则做了明确。所谓欺诈，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据此可知，欺诈的重要认定标准之一是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即当事人存在主观故意；二是相对人基于行为人的行为陷入认识错误，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即虚假陈述的故意与合同的订立有内在的联系。劳动者的如实告知义务系法律为增进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相互了解，以便双方顺利履行劳动合同，减少劳资纠纷而设立的法定义务。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遵守和履行。但只有当其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存在欺诈之时，才可能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回到前面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唐某对自己的学历情况是明知的，持有伪造的学历证书前去应聘亦为故意，目的是为获得具有相应职位要求的岗位。而正因其上述不诚信行为，使用人单位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唐某的上述行为完全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❹ 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有哪些

给对方完成损失的给予赔偿，包括了期待利益的损失

❺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❻ 有关诚信的小故事

黄沙涨价引发纠纷
2001年，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因建造两栋大楼急需黄沙，遂于9月10日与某建筑材料公司（下称材料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建筑公司购买材料公司黄沙30车，每吨价300元，合同订立一个月以后，由材料公司送货，货到付款。没想到合同订立后，黄沙的市场价却从每吨300元涨到350元，材料公司经理见状觉得按原价供货吃亏，不愿如数供货。遂于10月12日给建筑公司去电话，提出因货源紧张要求少供货，建筑公司当然不肯。李某遂次日安排二辆(其中一辆是借用外单位车)“130”型货车装沙(每车装载2吨)，送到建筑公司，并要求以后均以“130”型车为标准计算交货数量。建筑公司提出材料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尽管合同规定交货数量为30车，但应以“东风牌”大卡车作为计算标准，每车装载4吨，共120吨。为此，建筑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认为材料公司已构成故意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材料公司则提出，双方对交货数量的计算标准发生重大误解，因此应当撤销该合同。

“130” 车型能作为计量标准吗？
关于本案中材料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材料公司认为自己并未构成违约，因为合同规定，材料公司应交付30车黄沙，但没有说明以什么车型装载，材料公司以“130”型车为计量标准，也是符合合同规定的，当然建筑公司对此产生了误解，但对这种误解的产生，建筑公司也是有责任的，不能都由材料公司负责。
第二种观点：建筑材料公司认为，材料公司已构成违约，因为尽管合同对计算标准规定不清，但根据当地交易习惯，一般人理解30车黄沙是指用“东风牌”大卡车运载。材料公司之所以要用“130”型车送货，是因为不想按合同供货，而根本上是想减少交货数量。因此材料公司已经构成违约。
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合同对交货数量的计算标准规定得不清楚，但依据本案的客观情况，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材料公司不应当以“130”型货车送货，否则，明显有悖于诚信原则，应当承担责任。
由于合同本身对30车黄沙究竟是用什么型号的车装载约定得不清楚，而两种车辆的载重数量又相差一倍之巨。因此究竟应该以何种标准计算交货数量，“130” 车型能否作为计量标准，自然也就成为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了。

“重大误解”还是诚信缺失？
在这个案件中，围绕“130” 车型能否作为计量标准这个焦点，实际上有两个关键问题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双方是否构成重大误解；二是材料公司是否缺失诚实。
首先，我认为本案不构成重大误解，原因在于：对建筑公司来说，并未真正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他们的“30车就是指以‘东风牌’大卡车装载的30车”的认识，是符合当地交易习惯的；对于材料公司来说，实际上也未真正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作为专门生产黄沙并经常给他人送货的企业，在过去的业务中一般也都是习惯以“东风牌”大卡车为“车”的计算标准的。为什么唯独这次给建筑公司送货时却要特别从外单位借“130”型卡车来使用呢？显然，材料公司并没有发生误解，而只是因为想减少供货，故意使用“130”型车供货。
其次，我认为材料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从本案来看，按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材料公司在合同未明确规定30车黄沙计量标准的情况下，应当按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合理的计量标准。换言之，材料公司应当想到，作为一个诚实的、守信用的商人，在此情况下应当以何种标准来交货。而在本案中，材料公司显然不是按照—个诚实、守信的商人的标准来做的。一方面，材料公司在订约以后，鉴于黄沙价格已经上涨，曾要求建筑公司减少供货数量，当此要求被拒绝以后，为了达到减少交货数量的目的，便又以合同没有规定明确的计算标准为由，以“130”型货车送货。另一方面，材料公司明知按当地的交易习惯，以车为计量单位的“车”的含义通常是指“东风牌”大卡车，自己过往的交易习惯也是以“东风牌”大卡车为“车”的计量单位，只是为了达到少交货，又不致于被建筑公司抓住违约把柄的目的，才以“130”车为计量单位，这种行为显然是与诚信原则相背离的。

准确理解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是伦理道德规范在法律上的表现，也可以说它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在合同法中这一原则适用范围极为广泛，并且为许多学者称为债(合同)法中的最高规则或“帝王规则”。
以这个规则对照本案，其判决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车”的计量标准应该是“东风牌”大卡车。但有意义的并不仅仅在于判决本身，更在于人们对诚实信用原则准确、完整地理解：当事人不仅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且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不明确或不完全的情况下，还应当依据诚实信用所产生的附随义务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说，诚实信用原则除了具有规范当事人行为的机能，还具有指导解释法律或合同条文的“规定欠缺之补正”机能，当合同存有漏洞时，诚信原则所衍生的附随义务就应该发挥作用。
我国《合同法》第61条还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125条规定了诚信原则作为解释合同条款，确定合同条款真实意思的指导规则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肯定了诚信原则作为履行合同的基本原则，并将交易习惯、诚信原则作为解释合同、补充合同漏洞的重要手段。

❼ 我国哪些法律、法规中有“诚实守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当事人在市场活动中应讲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简称诚信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则，诚实信用原则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法律规范。诚实守信原则在以下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 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❽ 《劳动合同法》案例分析

1，本案中，胡某等人的劳动关系是胡某等人与劳务公司之间的关系，与建筑公司只是派遣关系
因此，胡某等人的工资应当由劳务公司支付
2，劳务公司与建筑公司之间存在一个派遣协议，根据协议，建筑公司应当按时支付足额相当于派遣人员工资的金额给劳务公司，建筑公司拖欠这笔钱，是违反双方之间的协议，根据协议，劳务公司有权向建筑公司追讨这笔钱
本案涉及两个关系：即胡某与劳务公司的劳务关系，劳务公司与建筑公司派遣协议，胡某第一步需要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进行协调，协调不成的，可以依法提起劳动仲裁，仲裁对象是劳务公司。而劳务公司支付工资后，可以向建筑公司追讨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