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pdf

Ⅰ 英美法系各国关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解析：

（1）平等原则。 （2）合同自愿原则。 （3）公平原则。 （4）诚实信用原则。

法律依据：

《 民法典 》第四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四百六十五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Ⅱ 求一篇合同法和招投标方面的论文

《合同法》与招投标

问过好多招标代理机构的年轻人，整个招标投标程序操作至全过程结束的目的是什么？大都一脸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钱。这种答案不能不说是行业中的悲哀了，其实答案只有三个字：签合同。

招标投标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为签订合同做准备直至合同签订完成的过程。招标代理则是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为招标人寻找一个完成招标项目的合同当事人，即选一个有能力又经济的合作伙伴。

既然是签订合同的过程，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过程，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要约成立（即到达受约人处），发出的一方即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承诺成立，发出承诺的一方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招标投标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完成“要约-承诺”的全过程，用于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看似简单，其实具体落实到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个阶段，对比起来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规定的“招标投标”与《合同法》中规定“要约-承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下。

一、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是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约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约邀请，属于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要约邀请”引诱的不只是一个要约人，而是不少于三个，所以应当广而告之。要约邀请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你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照我“要约邀请”中的提示，即通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了解项目情况，了解向招标人发出要约的有关事项。

二、编制和发售招标文件

编制、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项目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并初步规定（这里是规定，不是协商）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要约人了解更详细的项目情况。

招标文件算“要约”、 “要约邀请” 还是“承诺”，现在还有些争议。一般大家习惯把它算做“要约邀请”，即我编制招标文件邀请你来向我发出要约，你要是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投标，即不递交投标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约邀请”条件。可招标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在里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标文件里的，是承诺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而要约邀请不属法律行为，招标文件的解释顺序一般又在投标文件前，也就是说此处的本应“承诺”的内容跑到“要约邀请”里面去了，还有要约的内容也搀杂其中，所以单讲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还有些问题。大部分行内人士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内容的具体化，是要约邀请的继续，是要约邀请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招标文件有别于合同法的“要约邀请”，它包含了部分“承诺”的成分和本应要约人发出的要约信息。它应该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的提前承诺，虽然不受《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招标投标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开标前十五天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改动。这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问题，有些盘根错节。

《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依据《招标投标法》的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出要约的要约人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准备通过竞争来获取承诺的多个当事人，招标文件是向多个投标人发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双方的哪一方，因为合同的另一方还没有确定，即要约人还没有确定。

招标文件自发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至，这一段时间招标文件还可以认定为“要约邀请”，因为还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开标前十五日后，招标文件对招标人产生了的约束力，此时只认定是事实行为而没有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就有些太随便了，不能因为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在法律上认定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行为，就可以在承诺前回避或逃避责任，对于做为参加投标的要约人和当事人的投标人来讲，就谈不上公平了。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标人对这个十五天的规定极端的不重视，经常随意修改招标文件的内容，其实与只认定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有很大关系关系。

招标文件有好多内容是招标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能单单将招标文件认定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它是由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做出的部分“要约邀请”加部分的“提前承诺”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递交投标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标是要约到达的时间即要约生效时间。其实，对于投标人来讲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才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要约人的所有法律责任在这一时间成立，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包括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应在这一时刻之前），即要约成立。

《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要约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招标过程中生效时间即为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合同法》规定了撤消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也就是说投标截止后就不可以撤回投标，当然也就不可以补充和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开标时)发出要约的投标人，已经接受了要约邀请，作出了要约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成立。投标人受其约束，不可随意改变法律条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为投标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不得随意改变，如改变将按违约处理，承担响应责任。

四、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

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的过程，是从众多发出要约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约的过程。对各要约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比直至确定中标人，即要约—承诺。整个过程在《合同法》中没有时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这里可理解为双方的事先约定。《招标投标法》也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时间限制，只是规定了发出《中标通知书》后签订合同的时间，但《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约人和承诺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受投标有效期的约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种办法和规定中相应制定了部分时间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间的规定各有差异，不好掌握，是个有待统一解决的问题。

五、发出《中标通知书》

发出中标通知书，即招标人做出了承诺，它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发出通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实不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是一个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机构认真负责些，业主又比较明白，那么合同会严谨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编制肤浅粗糙，那么合同的签订便十分麻烦和困难。此时已经承诺确定了中标人，再谈合同细节内容，互不相让，这时候再回头看招标文件的性质时，还能看做只是“要约邀请”吗？对双方来说，它还含有一部分“要约”和“承诺”在里面。

还有一个经常被业主和代理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忽视的问题，即《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处的“招标人”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招标代理机构，还有可能是他们双方，看是如何委托的了。在招标活动实际操作中，招标代理机构往往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项工作就由代理机构代劳了。那么，代理机构有权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吗？我个人认为，如果招标人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并对中标结果予以认可，还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看招标代理机构不去自以为是的代理此事也罢。

谁来做出“承诺”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法律地位主体能否成立的重要条件，所以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中标通知书，总归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些篡权的味道。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人的第一承诺，是确定合同主体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可不能儿戏。如果中标人收到的中标通知书是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的，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招标人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到时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没有法律依据了，官司难打。虽然此类事情极少发生，但合同主体还是清楚点比较好，这也是招标人的权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投标人，中标通知书所加盖的红章是招标代理机构的，我会放心吗？我又不是与你们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合同，你哪有权利向我的要约做出承诺，承诺人是项目业主，讲的通俗些，是支付给我工钱的人，我哪里会承认你。

现在是买方市场，投标企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赶快签了合同，我投标人再也不用与代理机构打交道了。签订合同后，承诺的主体确定下来，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

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发现，以《合同法》解释招标投标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好确定，就是招标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为“要约邀请”，还是“承诺”？我想不好加以定义。那么如果算做“要约邀请”，只是招标人一方的意愿，是否能理解为双方的前期沟通，那么是否需双方协商法律责任？而不是招标人自己说了算。倒是理解为“提前承诺”或含部分“要约”比较合适，招标人已经将自己签订合同后的法律责任和部分承诺事先写在里头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计价方法等，并且规定了一段时限的法律约定，就不能只认作是“要约邀请”了。看来，两部法的融会贯通还是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法已经到了该重新修订的时候了。

二○○六年十月

Ⅲ 中国合同法和英美合同法对比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一个有效的要约包括：1、内容具体明确；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3、要约应具备合同的主要条款。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四百六十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Ⅳ 英美合同法案例英美侵权法案例英文怎么说

Anglo-American Contact Law Case
Anglo-American Tort Law Case

Anglo-American
adj. 英美的

Ⅳ 英美合同法里，案例最后的结果有一个NB是什么意思呢是 not ability的意思吗求高人解答~

NB=nota bene 注意

查字典得出的，感觉“注意”蛮合适的。

Ⅵ 有谁知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合同法的区别

太专业了，建议自己买相关书籍学习。
或者攻读法学博士！

Ⅶ 超市价签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今天看了英美合同法的几个关于要约与要约邀请的案例，与大陆法系之规定作了下比较，觉得挺有意思，随便讲讲。
关于超市之陈列标价物到底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争议颇大。以前我一直认为是要约，这是根据中国大陆法律关于要约的定义得出的。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我们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的确符合该法条的这两点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首先，超市所列标价物下方都放置有价签，此物欲售几元几角写得明明白白，所以标的之价款确定；其次，标的本身即放置于货架上之顾客欲购之货物自然也是明白确定的，其性能、质量、规格、型号尽皆一目了然。所以要约的第一个要件符合。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超市既然将此物明价标出，并置于货架，其欲以此价出售此物之意思也不言而喻，若顾客以此价购买此物，则超市当然不得拒绝，即一经顾客承诺，超市即受该意思表示之拘束。所以，要约的第二个要件亦符合。
既然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符合我国《合同法》所定要约之所有要件，则该行为在我国自该属于要约。

可是反观美国之各州判例，则大多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判为要约邀请（invitation of offer），而非要约（offer），其道理何在？何优何劣？
在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v. Boots Cash Chemists Ltd.一案中，英国药剂师公会控告Boots超级市场，违反英国药品管制法之规定，将受管制之药品未在有药剂师监督下，出售给一般大众而提出控诉。此案的具体事实是：该超市将本该由药剂师监督出售之某类受管制药品置于货架上，顾客自行将该药品自货架上取下，到收银处付款，收银处有药剂师站岗，发现不符规定者，则命令收银员拒绝收款出售此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超市陈列该药物之行为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因为，若为要约，则顾客之取货行为为承诺，合同成立，而合同成立时，药剂师并为在场监督，超市违法；若为要约邀请，则顾客之取货行为为要约，收银员收款行为为承诺，则当时有药剂师在场监督，在本案中，只有顾客之承诺行为，超市未收下货款，即没有承诺，超市合法。最终，法院判决该超市陈列标价药物于货架之行为为要约邀请，超市胜诉。
纯粹从法理的角度判断，该超市的行为应该是要约，而非要约邀请，而法院自所以判为要约邀请的原因是：如果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视为要约，则意味着，当顾客将货物取下置于购物篮的一刹那，承诺发出，合同成立。则此时，篮中之货物已是顾客之所有物，其享有所有权，则若顾客未付款而携带该物出超市，超市工作人员将无权阻拦，因为合同已订，货物之所有权已经属于顾客，顾客不付款，只是对超市欠账，明拿不是抢劫，暗带亦不算盗窃。超市与顾客之间并不熟识，如果任凭顾客将未付款之货物带出超市，超市又该如何追偿欠款？
此外，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定为要约，还会产生另一个法律推理的困境。如果超市之此行为为要约，则顾客取货置于购物篮之行为为承诺，合同成立。如果该顾客转了一会，看到其他同类货物更合自己的要求，那么其将篮中之物取出，放回货架之行为则属于对已成立合同之撤销，必须经过合同另一方即超市的同意。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实际生活中，只要顾客在付款前将货物放回货架，都视为未购买该物。如果要将该情况勉强在法理上说通，只能认为超市与顾客间关于合同之成立附有条件，该条件即付款。但付款一般应理解为对于生效合同之履行，将其视为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所附条件颇为不当。
基于以上种种之考量，英美法系之判例大多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认定为要约邀请。如此一来，顾客之取货行为仅为要约，而收银员之收款行为方为承诺，那么刚才罗列的几种法理与现实冲突之尴尬情况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为什么虽然从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同样可以得出前面罗列的尴尬结论，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发生呢？没有哪个顾客未付款而敢堂而皇之地将货物带出超市，更没有顾客私携货物出超市被保安抓住时敢以以上理由作为抗辩。为什么？
我觉得原因有二：
其一，国人老实而且善良，不善钻营。不说民事领域，就算是刑事领域，如果你做的事有违道义，天怒人怨，即便法律没有规定，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把你做了就做了，半句怨言没有，也没有谁觉得不妥。而英美国家的人由于法治多年，十分狡猾，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未禁止之事皆可为，对于法律漏洞或矛盾之处异常关注以图谋利。如果今天法官将超市陈列货物之行为判为要约，难保明天不会被法律狡徒所利用，出现前面所述的尴尬局面。
其二，最重要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国人中象俺这样具有高度抽象理论思维能力而同时又具有丰厚合同法知识的人。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