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合同法的案例

㈠ 北京市借名买房案例

案件介绍：
柯达和倪康佳是亲戚，倪康佳在2002年获得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购房指标，为此，柯达找到倪康佳希望他能把购房指标借给他，由他出资购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的涉诉房屋。倪康佳当即同意了柯达的借房要求，于是双方约定由柯达支付首付款，以倪康佳的名义购买该房屋，且剩余房款以倪康佳名义办理按揭贷款。双方协商一致后，倪康佳于2002年2月18日与北京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预售合同》，约定由倪康佳购买该涉诉房屋，房屋总价款为44万元，柯达支付了首付款10万元，剩余款项倪康佳于3月5日办理了按揭贷款，贷款期限为20年。房屋交付之后，柯达进行了装修。在装修之后，实际入住了该诉争房屋。
2005年，柯达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了房屋尾款5万元。2005年12月20日，房屋所有权证下发，所有权人登记为倪康佳，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住房。
2005年到2014年间，房价开李亏侍始上涨，柯达多次找到倪康佳要求过户，但倪康佳均以各种理由推脱。2014年8月，柯达忍无可忍，将倪康佳告上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处倪康佳将该涉诉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东城区人民法院经空顷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的借名买房合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违反了国家政策、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判决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驳回了柯达的诉讼请求。据悉，人民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
2015年9月18日，柯达将倪康佳告上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返还购房款、房屋贷款等相关款项，并赔偿因房屋升值导致的损失。

审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一、被告倪康佳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柯达购房款及其他各项款项共计45元。
二、被告倪康佳于判决后十五日内赔偿柯达房屋增值损失180元
三、驳回原告柯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借名买房纠纷专业律师靳双权解析：
本案是一件典型的因借名买房合同被判处无效之后返还房款并赔偿房屋增值损失的案件。
靳双权律师认为，本案法院裁判要点在于：法院于2014年判处双方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并有损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
本案中，柯达于2014年将倪康佳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倪康佳将涉诉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而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后判决双方之间的借名买房合同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告于2014年提出要求被告返还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哪吵据，应当支持。
而本案原告已经依约履行了支付首付款的义务，而被告并未履行其过户的义务，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告未按约定履行过户义务已经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和其他相关民事法律所贯穿始末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从本案过错程度上判断，被告存在主要错误。因此法院裁定被告应当赔偿房屋增值损失的判决于法有据，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亦维护了守约方即本案原告的合法权益。
对此，靳双权律师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㈡ “花钱找工作”签的协议有效吗

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广义合同指所有法律部门中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狭义合同指一切民事合同。下面由我为你就案例详细介绍“花钱找工作”的合同协议的相关 法律知识 。

一、案情介绍

孙先生与钱女士有独生女孙小姐。孙小姐大学 毕业 时，想找大型国企、银行、证券、 保险 金融行业的工作，且要有正式编制。孙先生夫妇没啥能力，只好花钱找关系。

他们找到朋友冯某，冯某系一家酒店的经理，在朋友圈里神通广大。夫妇二人表示，只要冯某能为其女儿找到合意的工作，他们愿意出大价钱。冯某找到自己朋友钟某，钟某又找到在某银行工作的朋友杨某，该银行正在招聘员工，杨某答应为孙小姐安排工作。

冯某告诉孙先生夫妇时，他们高兴不已。双方于2013年3月3日签订协议，内容为：孙小姐成为某银行正式在编员工，由冯某处理此事，成功后将给予冯某28万元报酬。如果办不成，所付钱款全额退还，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800元。先付2万，办不成赔4万。此后，孙先生又分两次给付10万元和3万元。拿到钱后，冯某留下4万元，余下都给了钟某。

几经周折，孙小姐最终进入某银行工作，但没有正式编制。后钟某出具 保证书 ，答应半年内可以转为银行在编正式员工，否则退还钱款并加赔2万元。由于银行要求较高，半年后，孙小姐依然没有进编。随后双方发生争议，孙先生夫妇向冯某提出还钱，双方交涉未果，孙先生将冯某告上法院。

二、法院审理

孙先生诉称，冯某以能介绍到某银行工作为由收取2万元，并与自己签订协议，约定办不成赔4万元。

冯某辩称，孙先生妻子多次委托自己帮其女找工作，鉴于双方是朋友关系，遂转委托案外人钟某，钟某承诺可以通过托人情找关系办到，故接受了委托。签订协议时所收2万元当日就转交给钟某，13万元大部分转交给钟某。本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督促钟某帮助找工作，孙先生的妻子也一直与钟某联系，已安排孙先生女儿到某银行工作，虽然没能实现在编约定，但已在能力范围之内完成大部分委托事宜，孙先生之妻也表示同意。孙先生所托之事本身就违法，且其认可本人进行转委托，收取的运作费和报酬大部分转交给钟某，本人不同意返还和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依照法律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孙先生之妻与冯某已相识4年，孙先生之妻对冯某应有一定程度了解。冯某经营餐饮店，与某银行并无直接关系，协议中约定的“冯某处理此事”，通常理解就是托人情、找关系，且事成后孙先生夫妇要给付冯某高额的费用，可见孙先生夫妇明知冯某是要通过托人情、找关系等不正当手段为他们女儿找工作，这种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他们达成的委托协议，以及在协议基础上形成的保证书无效;双方约定的办不成赔4万元、另加赔2万元的违约责任条款，属于上述协议的一部分，也无效。

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冯某在收取孙先生给付的款项后最终未完成请托事项，由此造成请托人经济损失，对此冯某存在过错，而孙先生明知请托事项不合法或不合规，仍委托冯某办理，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但冯某的过错大于孙某，法院认定孙先生的损失2万元由双方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冯某承担70%的过错责任，孙某承担30%的过错责任。2014年10月，法院最终判决冯某赔偿孙先生1.4万元;孙先生要求冯某赔偿耽误女儿工作造成的经济损失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双方均未上诉。

此后，钱女士亦按 委托合同 纠纷之诉，再次将冯某告上法院，要求冯某返还收取的13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最近，在前一案件判决认定基础上，法院以同样理由作出判决，冯某承担13万元损失中70%的责任，赔偿9.1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

三、法律依据

1、《民法通则》

第7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2、《合同法》

第52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58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㈢ 股权激励“惹的祸”——腾讯前员工被判史上最高的违约金

公司在设计股权激励方案时，都会设置退出条款，腾讯也不例外，将此条款写入了与员工签订的竞业协议中。退出条款的关键是如何认定股权激励收益，这也是腾讯与徐姓前员工争议的焦点。此案例中，一审二审的判决对股权激励收益的认定产生了巨大差额：从一审的372万飙升至二审的1940万，这其中的变迁可以作为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方案设计时的参考。

事件还原

徐某某为腾讯游戏前高级研发人员，在腾讯上海公司任职时，成立公司并研发出多款与腾讯旗下相似的游戏产品。而徐某某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别与腾讯上海公司签订了《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承诺在职期间以及离职后2年内不得自营或参与经营与腾讯上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 作为对价，腾讯控股向徐某某授予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如果徐某某违反协议，则需向腾讯上海公司支付经授权获得的所有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的收益。

2014年5月，腾讯上海公司在得知徐某某在外设立公司，违反竞业限制后，与徐某某解除劳动合同。在2016年10月，腾讯上海公司在发现徐某某在公司任职期间，作为大股东出资设立的公司在开发一款与王者荣耀类似的网络游戏，发现徐某某的公司经营范围与腾讯上海公司及关联公司经营范围高度重合，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腾讯上海公司在2017年5月27日就徐某某违反竞业协议申请劳动仲裁，但仲裁委员会以腾讯上海公司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

于是腾讯上海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徐某某向腾讯上海公司支付违约金372万，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中，上海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徐某某赔偿1940万。

争议焦点

从股权激励纠纷的角度看，本案有如下四方面争议点：

1、双方签订的《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

2、如有效，徐某某的行为是否违反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

3、如果违约，应当承担怎样的违约责任？

4、如何认定协议中约定的“实际收益”？

争议一：竞业协议合法有效

首先我们来看双方约定的竞业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在本案中，徐某某认为协议是上海腾讯公司提供的模板文件，规定的竞业限制范围包括九类业务领域、多达50家竞争对手，几乎涵盖互联网行业所有经营领域，无限扩大竞业限制的范围，剥夺了其正当择业及就业的权利。

在《合同法》第5 2 条中界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在《合同法》5 3 条中规定了合同可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我们可以看出，合同法对合同有效性持保护态度，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只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通常不会被判定为无效。即使有无效条款，通常也不影响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性。 而本案中的竞业协议并未出现无效或可变更撤销的情形，所以真实有效。关于协议是否有效的具体分析也可参考上一篇文章《阿里巴巴教你如何打股权激励官司》 。

争议二：徐某某的行为违反竞业协议

由于在《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中约定，徐某某在职期间以及离职后2年内不得自营或参与经营与腾讯上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徐某某2014年5月离职，但在2014年就出资设立了与腾讯上海公司直接竞争的网络游戏公司，所以很明显违反了竞业协议。

徐某某以腾讯上海公司曾与其开设的公司洽谈合作事宜为由，主张腾讯上海公司已免除其竞业限制义务， 法院未予采纳 。

争议三：徐某某应返还所有股权激励收益

在2008年徐某某入职上海腾讯公司时签署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徐某某月薪中有人民币200元作为竞业限制补偿金，并约定了10万元的违约金。但在2009年8月和2012年10月，由于徐某某在工作中可以接触到游戏开发的核心环节，腾讯上海公司与其重新签订了《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明确约定腾讯控股会对徐某某实施股权激励作为对其遵循竞业条款的对价。并且，在徐某某任职期间，腾讯控股也确实多次对其进行股权激励。

徐某某宣称其离职后未收到任何竞业限制补偿金，但事实上在2009年和2012年签订的《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已经重新约定了竞业限制的权利、义务内容，替代了劳动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因此，根据《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中的约定，对于已授予还未行使的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徐某某无权再行使，而已行使的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 ， 一审和二审都认定腾讯上海公司有权向徐某某追索因行使股权激励权益而产生的收益 。

争议四：股权激励实际收益的界定

这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点，也是难点，一审二审的界定也不相同。

我们先来看竞业协议中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对于已授予还未行使的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乙方无权再行使;对于已行使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则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所有任职期间行使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所生之收益。 若行使股票期权所生之收益数额难以确定的，以甲方对乙方的违约行为初次采取法律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发送律师函、法律函、诉讼、劳动仲裁)当日的股票市值与授权基础价格之差价计算;限制性股票以采取法律行动当日股票市值计算。除非乙方可举证证明上述实际收益 。 ”

腾讯内部制定了《员工行使限制性股票（RSU）程序手册》，规定了RSU收益的计算方式，RSU收益=(登记日收市价+解禁日收市价)/2*行使股数 ，并且在发放股票是会依据RSU收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即扣减部分股票数。

在一审判决中 ，法院认为员工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收益应当以解禁日的收市价来衡量，在股票过户至徐某某名下后，股票为徐某某个人资产，买进卖出均属徐某某个人投资行为，与股权激励无关。并认为由于个人所得税属于徐某某个人应负税款，抵税的股票份数应计入徐某某所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份数总额内，最终判决徐某某支付违约金372万。

而在二审判决中 ， 上海市一中院对股权激励实际收益的认定完全不同。 上海市一中院认为腾讯内部的R SU 收益只是计税收益，不能等同于徐某某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实际收益。为使徐某某遵循竞业协议，在授予徐某某限制性股票时未要求其支付任何费用，徐某某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实际收益应通过其实际抛售股票时的收益计算 。

在二审中，腾讯上海公司要求徐某某提供其在相关证券机构所持有的账户中自2017年7月起的交易记录。但徐某某认为其个人账户的交易记录，属于敏感信息，应当受到保护，有权不予提供。在法院向徐某某释明查阅原因后，徐某某依然坚持拒绝提供。法院认为这种情况属于股权激励收益数额难以确定的情况，应当按照协议中约定的，股价应按照腾讯上海公司首次对徐某某采取法律行动，即2017年5月26日（申请仲裁的5月27日为非股市交易日）的收市价计算。并且认定抵扣个人所得税的股票份数不算徐某某的个人收益，只计算实际过户至其账户名下的股数。 最终股权激励实际收益： 278 （收市价，单位：港元）×0 .88171 （汇率）×1 5832 （过户总股数）×5（拆股，1拆5）=1 940.33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