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和物权法的位阶
⑴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
坚持法德同宣同讲，深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宣传教育主题实践活动。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篇一
一、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及研究现状
1.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现状。虽然现阶段各高校普遍加强了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比如高校广泛开设了大学生《创业基础》课及相关课程。但是，高校创业教育教学活动对于大学生创业者关注更多的是创业意识激发、创业能力和创业品质的培育，很少向学生讲授与创业相关的法律常识和专业法律程序，就算有所涉及也只是浅尝辄止。由此，导致大学生创业者普遍缺失基本的创业法治素养，更有部分创业者挺而走险，迈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此外，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创业者缺乏基本的法律维权意识，导致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运用现行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大大挫伤了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从国家层面来看，现阶段关于大学生创业问题的规范多集中在政策规定层面，令出多门、杂乱、层次低且实操性有限，缺失立法位阶高、系统化的有关大学生创业的法律法规，不利于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和养成，同时也间接地削弱了大学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形成和创业能力的塑造。
2.“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研究状况。目前，我国对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系统、专项研究较少。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后发现，以“创业者”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有2558篇，以“大学生创业者”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只有41篇，占所有创业教育论文的1.6%，检索到的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仅有6篇;而以“大学生创业者”和“法治素养”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为0篇。由此不难看出，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现实发展需要。我国在现阶段对大学生创业者的研究偏重于对创业者的创业策略分析，对创业者思想道德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和身心素质等基本创业素质的研究，对创业者管理能力的研究和创业者部分个体特征的探索等。比如，李幼平(2011年)指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主要个体因素为自身能力、性格及学识……大学生创业特征直接对创业绩效发生作用。”[1]李海东(2013年)指出，“大学生创业者素质不仅是书本知识、间接经验和熟练的专门技能，更重要的是指有关的社会知识、经验以及处理社会关系、问题的技能和技巧……大学生创业者应当克服自己的弱点，将其转变为优势。”[2]此外，部分课题组也对大学生创业相关问题开展了专项研究，但研究层面大多停留在创业机制、创业路径和创业者个体创业素质的探索上，对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现状及培育问题较少涉及，课题研究的片面性可见一斑。故此，系统研究“创客”时代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必要性
1.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是“法治中国梦”的应有之意。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我国未来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和基本方向，勾画出了法治中国的美好蓝图。高校大学生肩负着实现“法治中国梦”的伟大历史使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中流砥柱;大学生创业者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其法治素养的高低必将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进程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是推动“法治中国梦”实现的重要环节之一。
2.利于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高等学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基本功能。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各领域倡导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培育主要阵地的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目前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高校主动探索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现状及培育路径，以改革创新精神大刀阔斧地推进创业教育，有利于高校主动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3.利于推动应用型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实践平台短缺，指导帮扶不到位，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亟待健全。”[3]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高校办学思路应“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4]当前，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唯有积极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课程体系改革紧密衔接融合，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努力探索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科学路径并付诸实践，才能有效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超前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改革目标。
4.利于提高大学生创业绩效、实现以创业促就业。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针对如何解除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党和政府开出的一剂良方是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局面。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生创业的现实情况异常严酷，大学生创业意愿高、践行少、成功率低。在此背景下，系统研究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问题，凝练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培育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科学路径、培育大学生创业者法治思维，从而避免出现因不懂法、不守法或过失违法犯罪最终导致创业失败，对于有效提高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和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的基本路径
1.将创业法治素养培育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全新育人体系。第一，统筹全局、将创业法治素养培育纳入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从高校层面出发，对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并非某个院系一家之事，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培育应当有全局性的顶层设计。高校应将创业法治素养培育纳入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中、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将专业教育与创业法治教育有机结合。在具体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时，应注重淡化专业界限，加强专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强化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以此实现促进教师和学生协同创新创业，这也是人才培养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结的需要。此外，创业法治教育还应具有针对性，与创业相关的部分核心法律课程应考虑作为必修课程开设;对与创业相关的次要法律课程可考虑作为任选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开设;对有实际创业需求的学生，可考虑设置专题选修课或开设双学位课程。在高校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可考虑在现有的通识课程中，适当进行课程改革，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创业法治意识的教育，比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适度通过课程改革加强对大学生创业法治意识的教育，在就业指导课程中强调大学生劳动法律知识教育等，从而保证教育的连续性、覆盖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整个时间段。
第二，深入开展课程改革、合力打造全新就业创业育人体系。对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并非某一教学单位或某一职能部门单独作战就能完成的，应形成在学校统一协调下的教学单位与团委、学生处、教务处等职能部门协同配合、携手推进的育人体系。首先从课程体系设计层面来看，大学生创业者法治素养的培育应关注创业法律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基本实践运用能力的培育。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可依据企业创办、经营、管理的时间轴线将创业者需要具备的基本法律知识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市场主体相关的法律，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破产法等;二是与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相关的法律，如民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担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法、物权法、财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知识;三是与市场主体管理行为相关的法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等;四是与市场主体维权相关的法律，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调解法等。其次在具体教育教学实施层面来看，应打造以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为目标的课程设计方案，应彻底改变过去“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全面推行案例式教学、项目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逐步扩大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利，形成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内外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良好氛围，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提高。
2.将创业法治素养纳入创业竞赛评价体系。目前，在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大学生创业竞赛活动，有“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际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牛津国际青年创业大赛(YBD)、哈佛大学“中国大智慧”(HSEC)、AWS全球创业大赛等赛事。统观以上赛事，国内竞赛多由政府主导，重点关注的是育人目标，旨在营造创业氛围、倡导创业文化，竞赛性和展示性明显多于创业实操性。而国外赛事则多由学会、企业、高校主办，政府参与极少，重点关注项目的后续转化和项目的经济效益。如何兼顾创业竞赛的教育性和实操性，提高创业竞赛的专业性和仿真性，实现由教育导向至实战导向的转型是当前我国创业竞赛及创业教育体系急需解决的问题。为避免创业者因缺失基本的法治素养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或遭受他人非法侵害，应在改良创业竞赛评价体系时，将基本的创业法治素养凝练成具体的考核内容，科学合理地纳入创业竞赛评价体系。比如，可通过构建创业法律实训测试系统，来测试竞赛参与者处理创业相关法律事务的能力，主要包括模拟企业创办登记文件的填写、模拟经营性法律文书的签定、模拟法务事件的处理流程等等。
3.构建“国家、高校、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创业法治培育机制。尽管大学生创业者在主观上具备法治思维、法律意识对提高创业绩效影响深远，但若只有主观意识而无具体实践行动，法治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为使大学生创业者法治实践和谐健康运行，应积极构建“国家、高校、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创业法治培育机制。在此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国家主要负责优化创业法治环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有针对性地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良好的法治实践环境，包括可考虑有针对性地制定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专项法律援助等;高校应承担起大学生创业法治意识培养、创业法治常识教育普及和创业法治文化宣传的责任;行业协会则应积极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相关行业法治实践的培训、咨询和指导服务。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篇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大学生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法律素养如何直接影响法治中国建设的成效。当前，高校法制课堂教学效果还不够理想，需要采取多种举措进行优化，以更有效地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
加大资源投入。一些高校对法制课堂教学不够重视，资源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法制课堂教学质量和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应加强法制课堂教师队伍建设。目前，高校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在同一门课程中讲授，任课教师的专业学科背景绝大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完全胜任法制教学任务。应在加强对现有法制课堂教师法律专业培训的同时，引进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教师，并吸纳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检察官、法官等担任兼职教师。另一方面应加大法制课堂教学经费投入。除了加大法制课堂日常教学所需经费投入，还应加大传统“小课堂”之外系列校园法制教育活动经费投入，如学生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校园文化建设、法制教育网站建设与维护等。
丰富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条僵化、现实针对性差、缺少实践环节，是高校法制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优化法制课堂教学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在丰富教学内容上必须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使高校法制课堂教学内容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相适应。首先，应树立从法律知识传授、法律意识塑造和法律能力培养三个方面设计每一堂课教学内容的理念。其次，应从现实生活中挑选典型案例作为教学素材嵌入法制课堂，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再次，应关注我国立法与司法动态，及时选择一些合适的材料补充进课堂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根据相关调查分析，教学方法是影响高校法制课堂教学效果的第一大因素。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理论讲授式教学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法制课堂教学要求。高校法制课教师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提升学生法律素养为导向的教学理念，根据学校和学生实际情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问题式、案例式、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比如，可以通过设置问题引发学生思考，通过生活中的现象(案例)激发学生学习法律条文和法律理论的积极性，通过讨论、探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应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效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与此相适应，可以将法制课大班教学改成小班教学，并适当增加法制课的课时。
完善评价方式。“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是当前高校法制课堂教学采用的主要评价方式。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这种教学评价方式对法制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测和提升作用十分有限，导致一些学生根据期末考试“过关”需要来学习法律，功利色彩浓重，体会不到学习法律的乐趣，偏离了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这一教学目标。应引入现代教学评价方式，充分发挥其对法制课堂教学活动引导、调节、反馈和改进的作用。具体来说，应以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为目标综合设计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评价方法，特别是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的考核，提高学生参加法律实践的评价比重，以引导学生不仅重视掌握法律知识，而且重视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
大学生提高法治素养的途径篇三
法律修养也称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近年来，大学生法律修养在整体上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许多大学生对法律认识不足，马加爵案、刘海洋案、药家鑫案、李刚案等频发的大学生犯罪彰显出当代部分大学生法律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薄，漠视法律的尊严。据有关统计近几年青少年犯罪占到了社会刑事犯罪的70%到80%，其中大学生犯罪占到其中的17%。另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犯罪的人数占高校总人数的1.26%，在校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因此，新时期提高大学生的法律修养，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1 大学生要养成法律思维方式
社会主义法律思维能否深入人心是依法治国的方略的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我们的高校法制教育不仅肩负着给学生宣传并普及法律知识的任务，还志在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水平。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水平的方法有很多，诸如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法律实践等，大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养成法律思维习惯。
1.1 大学生要学习掌握法律知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在大学校园和大学生身上的一些违法犯罪案件，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据调查，南方某城市校园犯罪的大学生中，有31%的人员来自重点院校，其中甚至还有博士生、硕士生。这不禁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应仅注重学生的成绩，还需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法制教育对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价值观、道德修养、思维方式及精神状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因此，现今的大学生应当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理解社会主义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1.2 大学生必须掌握一定的法律方法，积极投身于法律实践
什么是法律方法呢?简单说法律方法就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去思考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一种方法。大学生要培养法律思维方式，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践来形成的，可以说，法律方法离不开法律实践，因此，大学生要积极投身于社会法律实践，在实践中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运用法律方法，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树立法律信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组织学生参加法律实践：
(1)让学生直观地了解法律的运用过程。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从法的角度剖析热点的成因以及尝试思考如何用法律武器来解决热点中的问题，让学生感受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巨大作用。
(2)学校在制定各种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时，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积极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学校制度建设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引导学生参加法律实践。
(3)积极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开展社会实践，坚持校内与校外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校外活动场所和各类法制教育基地的作用。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于校园，而应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走向社会去了解法律的社会影响力。
2 增强大学生的法律信仰
党的十七大强调，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继续深化民主法制建设，以适应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由于民主的法治思维方式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于人们的头脑当中，因此只有不断进行教育，才能改变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必要条件，就是在大学生中树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信仰。借用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可以说，所有尊重法治的人们都应当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理性推崇，也寄托着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大学生法律信仰，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法及法律现象反应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理想信念。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觉醒和提高。他们认同正义、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化法律观念，但大多数仍停留在感性认知水平上，只有使大学生在情感上认同法律，对法律产生崇敬、依恋和尊重的情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树立起法律信仰。而正确树立和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前提是形成法律的情感，以社会、国家、学校在改善法治环境、加强法制教育为途径，逐步建立起整个国家的法律信仰的良好氛围当代，当代大学生肩负着祖国伟大复兴的重任，应当通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3 变革高校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
当今各个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都缺乏系统性和长远规划，没有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法律知识作为一门课程来对待，也没有将其作为一种大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纳入学校素质教育的整体规划中。
大学生掌握法律知识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前提。而当前高校教育的实践忽视了法制教育，甚至将其同法律知识教学相互混淆，法律知识的教学又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连贯性。现行高校的《法律基础》课已经成了各部门法的大杂烩，内容庞杂，教材越编越厚，由于教学课时少，内容多，很多高校教师授课要么蜻蜓点水，要么疲于应付，师生之间又缺乏必要的交流，讨论课、典型案例、社会现象分析等也因课时限制而不能很好地开展。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法律知识不少，但只是停留在笔记里，划在书本上，缺乏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真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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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common law 的主要特点
习惯法
习惯法
网络名片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习惯法的作用大大减弱了，除了在非洲一些国家习惯法仍然在实际上起着比较大的作用外，在其他主要法律体系，习惯法已经不是主要渊源。但是，习惯法仍然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目录
简介
差别
存在形式社会学
比较法
现行立法
条件
特点行业性和地域性
非明示性
稳定性
规则规则
不与法律冲突
简介
差别
存在形式 社会学
比较法
现行立法
条件
特点 行业性和地域性
非明示性
稳定性
规则 规则
不与法律冲突
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习惯法作为一类社会规范，不仅中国有，而且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它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确立的、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既非纯粹的道德规范，也不是完全的法律规范，而是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准法规范。 习惯法
编辑本段差别
英美法系亦称普通法系或海洋法系，「普通法」是译自英文「Common Law」，即「普遍通用」之意，与欧陆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范围包括英国（除苏格兰）、美国(除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除魁北克省）、澳洲、广大的英语国家和地区及很多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也包括在内。 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多采不成文法，尤其是判例法，强调“遵循先例”原则；审判中采取当事人主义和陪审团制度，对于司法程序比较重视；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发展往往依赖司法实务人员（尤其是高等法院法官）的推动，即法官实质上通过做出判决起到了立法的效果。普通法系的立法精神在于：除非某一项目的法例因为客观环境的需要或为了解决争议而需要以成文法制定，否则，只需要根据当地过去对於该项目的习惯而评定谁是谁非。比如说目前在美国为止其国内虽然制定了多部法典，但是多不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具有官方效力，往往是民间学术组织自行订立，提供各州参考，只有各州立法机关通过法案决定这些模范法典在本州适用后，这些法典才具有法律效力。 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在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国王为了统治的便利，在司法审判中大量适用各地的习惯法，加上源自法官要改变适用普通法而引起的不公平情况，另生成一套衡平法制度。衡平法的适用与普通法是两套司法系统。经过法官(和以前的教士)长期的互相交流，形成了英国独特的“普通法”，“普通法系”即由此得名。这种法律体系是英国社会内部自生自发的产物、是经验主义的结果，因此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在注重逻辑概念体系的大陆法系人士看来显得纷繁芜杂、不成体系，从而难以为其它国家模仿或移植。最初是通过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的殖民扩张传播的，故而当今英美法系的版图与18、19世纪英美殖民地的版图大致吻合。 英国与美国是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但两国间的法律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概括言之，英国法注重法律的形式而美国法则更关注法律的实质。 除了英美法系国家之外，英美法在当今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和海商运输等方面。
编辑本段存在形式
社会学
从法社会学视角考察，法律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有组织的有序体，也可以是无组织的松散体”。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在无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那些长久的习惯常常被当作法和法律来遵守。”尤里安认为，“没有理由不把根深蒂固的习惯作为法律来遵守（人们称它是由习俗形成的法）。事实上，我们遵守它们仅仅是因为人民决定接受它们。那些在无成文法的情况下人民所接受的东西，也有理由为所有人所遵守。”而从法人类学、法史的视角考察，习惯法是法律的最早渊源形式，它先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国家以前之社会及初期之国家，习惯几占法律之全部”。 “远古时代的法律无一例外都是习惯法，部落法时代的法均为习惯法。早期的成文法也只是习惯法的汇编，罗马的十二表法、两河流域的乌尔纳姆法典和汉漠拉比法典概莫能外。古希腊的法律、古罗马王政共和时期习惯均为主要法源”。“随着制定法日益发展，习惯法的地位开始下降，但也存在反复。罗马帝政时期，制定法极为发达，习惯法地位很低。但在罗马灭亡、北方野蛮民族入侵以后的中世纪，习惯法又成了主要的法律。”然而，自18世纪至19世纪之初，中央集权各国为谋法律的统一，大规模编纂法典，在理性主义思潮支配下，力图将民法法规悉罗入而无遗。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皆有否认习惯法效力之倾向。至19世纪历史法学说渐盛，排除成文法万能之思想，1896年之德国民法关于此点未设规定，1907年瑞士民法第1条始明定习惯法对于成文法有补充的效力。
比较法
从比较法角度考察，直到今天，普通法国家司法所奉行的遵循先例原则，即遵循的是惯例(习惯)。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也总是随着商业习惯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相反。在民法领域，“现代各国民法均承认习惯为法源之一”，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中，还对习惯法的法源地位明文予以确认。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条即规定，“凡依本法文字或释义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无法从本法得出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习惯法裁判；如无习惯法时，依据自己如作为立法者应提出的规则裁判”。《意大利民法典》第一条“法源说明”中亦明确地将惯例列为法源。在商法领域，习惯法的法律渊源地位更为突出，一些国家商法上甚至明确规定，没有习惯时，方适用法律(制定法)。而在国际法领域，不成文的国际法一般规则作为国际习惯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立法对习惯法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长期以来，习惯作为法源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但亦并未禁绝。例如，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3条的规定：“我国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现行宪法第4条第4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上述规定为确立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奠定了宪政基础。在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习惯法受到了尊重。例如，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婚姻法在列举禁止结婚诸情形的同时，规定“对其他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从习惯”。 1951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关于赘婿要求继承岳父母财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当地有习惯，而不违反政策精神者，则可酌情处理。”1953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不同民族男女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问题的复函》认为，不同民族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应根据群众一般习惯决定”。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相当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到习惯法方面的内容。例如，《人民警察法》第20条要求警察“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监狱法》第52条规定“对少数民族罪犯的特殊生活习惯，应当予以照顾”。《戒严法》第29条规定戒严执勤人员“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目前我国尚未诞生统一的民法典，民事立法处于分散、不完备的状态，因此，习惯法补充民法法源的地位不可或缺，习惯法作为法源实际上已被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例如，《民法通则》第15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特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婚姻法》第5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继承法》第3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继承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物权法》第85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第116条第2款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而《合同法》中共有9处提到适用交易习惯，或根据交易习惯确立，或存在交易习惯的则排除合同法一般条款的适用而优先适用交易习惯等内容。总之，当前在我国，习惯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有关少数民族的婚姻、继承等方面以及某些涉外方面的规定所遵从的国际惯例。
编辑本段条件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保持自己的风俗
1.外部要素：须有继续不息，反复奉行之习惯存在。此项习惯，为全国人民所遵守者，则形成普遍； 2.内部要素：须为人人确信其有法之效力； 3.须系法规所未规定之事项，与制定法不矛盾； 4.须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5.须经国家（法院）明示或默示承认。例如，奥地利民法第10条规定，“习惯，须法典定为可以适用时，始可适用”；日本法例第2条规定，“习惯，仅限于为法令之规定所认，及关于法令无规定之事项，为有效”。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的判例，常为习惯法之良好渊源。
编辑本段特点
行业性和地域性
民事习惯经常是分散、不统一的，每一个地区的民事习惯不尽相同，同一个地区的民事习惯也不尽一样，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正是民事习惯地域性的形象反映。因此，某一民事习惯往往只能适应特定地区或地域社会生活的调整需要，从一般意义来说，它不能普遍适应更广范围内的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面对跨地区、跨行业的纠纷时，习惯法的狭隘性很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的情况。
非明示性
习惯法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通常是不成文的，外界不易了解。
稳定性
习惯法是由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反复实践，自发渐进形成的，作为历史的积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有的习惯法的影响是如此的弥久，甚至可以延续上千年。事实上，正如古罗马法学家赫尔莫杰尼安所认为的那样，“那些由长期习惯确认了的并且被长年遵守的东西，同写成文字的法一样，被作为公民间的默认协议”。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正是由于某一行为积年累月，世代相传，行之久远，化于内心，积淀成为民间习惯，具有稳定性，才具有了法的效力。习惯法是由习惯发展而来的一种法的渊源，其功能主要在于弥补成文法漏洞。众所周知，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者无法通过立法穷尽所有事项，成文法国家即使有了完备的民法典，也不可能做到对民事生活的一切关系都有明确规定。更何况社会生活总是不断发展变化，将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关系、新的问题，无法从现行法中找到相应的规定，这就为习惯法留下了生存空间，民事习惯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弥补了国家制定法调控机制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 习惯法主要依靠民众的普遍认可，依靠情感、良好的心理认同，价值利益取向的共同性和社会舆论来实施和维持，与国家法相比，不具有“强制性”，体现的是一种“同意权力”。因此，习惯法的实行成本明显的小于国家法。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由于民事纠纷的可调和性、复杂多样性等特点，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出发，民事审判在追求公正、效率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地遵从当事人自愿原则，充分利用当地的习惯法公正地裁断案件，这应当被列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习惯法作为法源，其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非处罚性的法律领域。在刑法领域，“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排除了习惯法适用的空间。习惯法最主要的适用领域是在民商法领域，此外，在行政法中亦偶尔有运用。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水利法》第1条规定：“水利行政之处理及水利事业之兴办，依本法之规定。但地方习惯与本法不相抵触者，得从习惯。”但在行政处罚方面，台湾不承认习惯法的法源地位。
编辑本段规则
习惯法何以取得法律效力，学术界主要有国家认可说和社会公认说两种观点。中国、前苏联和大陆法系的国家持“国家认可说”为多，英国、美国的学者则多持社会公认说。规范法学派持国家认可说，社会法学派主社会力量说。但无论采国家认可说还是社会公认说，习惯法都具有上述的行业性、地域性、非明示性的特点，这决定了习惯法适用的困难。但是，“尽管习惯法具有神秘色彩使人不易觉察，但对于习惯法的出现、传播和得到承认的方 式有所揭示并不是不可能的。”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涉及到习惯法的运用，但由于我国立法尚未确立习惯法适用的规则，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习惯法方面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因此，确立习惯法适用的规则显得极为必要。法院适用习惯法通常应遵守以下规则。 习惯法
规则
1．法律对适用习惯法有明文规定的，从其规定。例如，在国际贸易场合，按照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及《海商法》的规定，国际惯例、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适用顺序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国内立法、国际惯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法律中的上述规定，与国际贸易法中的规定并不一致。例如，1964年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凡本法与国际惯例有抵触时，优先适用惯例”。 2．法律对适用习惯法无明文规定的，“当一般法与地区性、职业性等习惯发生冲突时，显然是前者占优势”即一般情况下制定法应优先于习惯法适用。法制统一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位阶，避免法律适用的紊乱，保障法律的尊严。为保证法制的统一，瑞士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规定了制定法优先适用的原则。制定法优先意味着如果法律已设明文规定，即无适用习惯法的余地，只有法律无明文规定才可适用习惯法，“习惯仅有补充法律的效力，故习惯成立的时间，无论在法律制定之前或其后，凡与成文法相抵触时，均不能认为有法的效力。”因此，按照其要求，在我国任何地方执法部门不得以照顾民族关系等为借口，以习惯法代替刑法，不得对民族地区存在的溺杀女婴和拐卖妇女等刑事犯罪行为网开一面。 3．习惯法通常属于不成文法范畴，但也有通过成文法予以规定的情况。例如，历史上的《萨克森法典》或格阿提阿尼教会法汇编最初常常是对遗传下来的习惯法规范的“私人”记录。现代国家的法律中偶尔也会出现通过成文法认可习惯法的情况，如果成文立法中有习惯法的规定，则优先于不成文的习惯法予以适用。 4．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决定习惯法的适用。杜摩兰在《巴黎习惯法评述》中，主张在契约关系中应该适用当事人自主选择的那一习惯法。南非《习惯法适用法》（草案）中规定，“在决定是否适用习惯法时，法院可以给予当事人之间明示或默示的适用习惯法的协议以效力，除非法院确信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关于决定习惯法适用方面的协议时，“法院可以适用与当事人或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习惯法”，“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当事人之间任何交易的性质、形式和目的；诉讼原因发生地；当事人各自的生活方式；为决定对于土地的利益的目的，该土地的所在地等等”。 5．习惯法查明是习惯法适用的前提，习惯法查明一般应遵守以下规则。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首先，习惯法查明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例如，我国台湾地区1924年上字第1432号判决，“习惯法则之成立，以习惯事实为基础，故主张习惯法则，以为攻击防御方法者，自应依主张事实之通例，就此项多年惯行，为地方之人均认其有拘束其行为之效力之事实，负举证责任。如不能举出确切可信之凭证，以为证明，自不能认为有此习惯之存在。”为查明习惯法规则的存在或内容，法院可以参考以下材料:案例、教材以及其他权威性材料；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接受专家意见等。一般而言，如果无相反的证据，推定在有权限的机关和团体的正式汇编中公布的惯例为已经存在的惯例。对此，《意大利民法典》第9条予以了明文规定。
不与法律冲突
其次，习惯法不得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冲突，同时，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认为，“那 民族婚姻习惯法讲演实录
些不是由理性引进的，而是先因错误后因习惯而形成的做法，不再适用于其他类似案件”。《日本民法典》九十二条规定，“有与法令中无关公共秩序的规定相异的习惯，如果可以认定法律行为当事人有依该习惯的意思时，则从其习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条则直接规定了，“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台湾地区曾有不动产所有人变卖不动产时其亲属有优先购买权的习惯，法院认定这种风俗不利于财产的流转和社会资源配置利益的最优化原则，故其有背于公序良俗原则，此种习惯不能约束有关当事人，即该习惯无效。 再次，必须区别习惯法与偶尔的习惯。所谓习惯，是指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一种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模式，即“多数人对同一事项，经过长时间，反复而为同一行为”，“习惯是一种事实上的惯例。其通行于全国者，谓之一般习惯。通行于一地方者，谓之地方习惯。至一般人所信行者，谓之普通习惯。适用于特种身份或职业及地位者，谓之特别习惯”。“与习惯法应严予区别的，系事实上的习惯，此仅属一种惯行，尚欠缺法的确信。易言之，即一般人尚未具有此种惯行必须遵从，倘不遵从其共同生活势将不能维持的确信。此种事实上习惯不具法源性，无补充法律的效力。” 最后，新习惯法优于旧习惯法。习惯法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习惯法在内容、形式、实施方式等方面都会进行着缓慢的变化，所谓的“一代有一代之约例”,“有立新之约”，正是形象地反映了习惯法的这种变化。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理，应当优先适用新的习惯法。
⑶ 国家的物权法与地方的行政法规谁是上位法
所谓上位法，是指效力位阶相对较高的法律。在法律效力等级问题上，中央立法构成上位法，地方立法构成下位法。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高于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
物权法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地方行政法规相比，效力等级更高，属于上位法。地方行政法规规定与物权法规定相冲突的，应当以物权法规定为准。
⑷ 我国的法律制度
1、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是规定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参加审理行政回案件中进行的各答种诉讼活动所应遵循程序制度的总和。
2、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法院与诉讼参与者人的各种民事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合义制度、回避制度和公开审判制度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
3、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制度的总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诉讼管辖、诉讼参与人、诉讼强制措施、诉讼程序等。
4、仲裁法律制度：是调整在仲裁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制度的总称。是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其在争议发生前或者发生后所达成的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中立的第三者居中评断是非并作出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
5、调解法律制度：是指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第三者的主持下，互相协商、互谅互让，依法自愿达成协议，使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⑸ 《民法通则》究竟是属于法律还是行政法规
《民法通则》属于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中国对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法律规定，是民法体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条。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被誉为中国的“权利宣言”。它承继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变法图强以复兴中华民族的理想，开启了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为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提供了基本前提与依据。
近二十年来，社会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法通则》又暴露出了许多新的缺陷，并且越来越突出，可以这样说，《民法通则》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从《民法通则》中的种种缺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民法通则》已非常迫切，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修改《民法通则》，制定民法典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法”，比无法的危害会更大。
立法机关对《民法通则》起草的进程计划明确，争取1986年春季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为此要求在民法草案四稿和法工委提出的八个问题意见的基础上，由起草小组成员分工尽快写出条文，由起草小组集体讨论后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后，再修改。在起草过程中，民主与集中交叉反复，集思广益，《民法通则》最终反映和集中了多方面的意见。
为了制定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全社会尤其是立法、司法、法律理论界的专家们都应共同努力，应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德、日民法典、民法理论的研究，同时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情况进行研究、论证，将《民法通则》的种种缺陷予以修改，删除掉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符内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补充、完善国外科学的、先进的民事法律制度，共同为制定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先进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法典。
《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民事司法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根据，为司法解释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法通则》颁布后，经济体制改革有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共200条。法官和学者简称其为“二百条”。
产生的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1985年6月法工委召开的座谈会的名称是民法总则座谈会，在座谈和起草过程中，有了改变名称的建议，提出了民法通则、民法总纲、民法纲要三个名称，各有不同的理由，其共同点是内容要超出民法总则的范围，解决实践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当时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法律已经有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缺少的主要是民法总则、物权和关于侵权责任的立法，物权法的起草难以提到立法议程，于是就决定起草以总则内容为主，兼顾分则内容的民法通则。从《民法通则》的内容可以看出，突出了民法总则方面的规定，对民法分则的问题都涉及到了，但详略有很大不同。对物权和债权的主要问题作了简要的规定；将人身权单独规定一节，突出了对人身权的保护；民事责任一章突出的是侵权责任。另外，监护问题当时还没有法律，规定得就详细些；对知识产权作了提示性规定。《民法通则》还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如此突出借贷关系，是因为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当时有法官建议简要规定借贷问题，即使规定一条，也便于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作司法解释，使裁决借贷案件有法可依，《民法通则》第90条关于借贷的规定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规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重在巩固改革成果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否民事主体，至今还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则》起草时也有不同意见。从民法原理上难说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民事主体，立法机关主要是从政策上考虑问题。当时农村承包经营已在全国实行，个体工商业有很大发展，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应当用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民法通则》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经营者与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和责任关系，这样规定就为解决有关纠纷提供了了法律根据。讨论的结果是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规定为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四节。
二、规定个人合伙重在体现当时的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形式繁多的经济组织，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从民事主体角度看，归结起来不外是独资、合伙和法人三大类，但是在《民法通则》中如何规定并不简单。在立法上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合伙的法律地位。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合伙为民事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合伙是合同关系。立法机关的主导意向是规定个人合伙重在体现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民事主体的理论问题，以后由学者继续研究。最后确定将个人合伙规定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五节。
问题之二，是否规定合伙的财产归合伙共有，这在民法上本来是个常规性问题，但是对此《民法通则》没有直接作规定，而是规定为：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32条）。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们将共有误解为公有，影响人们投资经营合伙的积极性。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实际效果和共有没有根本区别。
问题之三，如何区别个人合伙与雇工大户？当时已经出现了个体工商户雇工一二百人的情况，当时对此称为雇工大户。《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劳动。规定合伙人共同劳动，就排除了雇工大户。当时对雇工大户在政策上还看不清楚，就没有作规定。
三、规定法人联营重在划清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
《民法通则》第三章法人，其中第四节有三个条文（第51－53条）规定联营问题。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三种联营的基本形式，一是紧密型联营，实际上是共同出资，建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半紧密型联营，实际上是共同出资，建立合伙性质的企业，三是松散式联营，实际上是建立长期的合同关系，学者对此分别称为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型联营，《民法通则》第51－53条规定的就是这三种联营形式。用传统民法观点看，这三条规定的性质分别是法人、合伙与合同，按照常规不应当规定在一起。对《民法通则》这样规定我的理解是：第一，规定联营反映了改革的现实，使联营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发生纠纷时有法可依。第二，将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分别规定，就排除了个人和法人之间的合伙，这是因为对个人和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合伙，关系到重大决策，需要慎重，暂不作规定。第三，在讨论《民法通则》草案时，有主张“大经济法”的学者认为联营是经济法问题，《民法通则》不应当规定联营。立法机关坚持在《民法通则》中规定联营，实际上是肯定了联营是民事法律关系，不是经济法律关系，这样就在法律上进一步划清了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
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我国一贯的立法指导思想，在1985年12月召开的民法通则草案座谈会期间，彭真委员长和彭冲副委员长都讲了这个问题，指出：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根据；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要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2、既要总结中国的经验，又要借鉴外国的立法。
3、经济关系由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分别调整，不能由某一个法律部门统一调整。
4、内容要简明，文字表达要在准确中求通俗。
5、立法要完备，但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制定《民法通则》不是不要民法典，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制定民法典。
重点内容的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民法调整对象的确定
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律部门划分的一个问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如何确定，对这个问题前苏联学者经过长期争论，最后在1961年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中明文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我国在改革开放不久就讨论民法的调整对象，接着发生了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有不同观点和方案，主要分歧表现在被称为“大经济法”和“大民法”两种对立的主张，主张大经济法的理论上影响最大的是纵横统一说，该说认为经济管理关系（纵向经济关系）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横向经济关系）应当由经济法统一调整。主张大民法的理论上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关系说，该说认为商品所有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应当由民法统一调整。《民法通则》起草时，肯定商品关系由民法调整无异议，不同的意见是，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否仅限于商品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基本参考《苏俄民法典》 ，财产关系以平等划线，人身关系限于用民法方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据此形成了《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的：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条规定和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的表述和内涵都不同，该纲要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前言的表述均为：“苏维埃民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因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这些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苏俄民法典》第2条用4款规定民法典调整的关系，其中第三、四两款规定，行政、税收、预算方面的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劳动关系、土地关系都不由民法调整。与《苏俄民法典》不同，《民法通则》包括了婚姻家庭关系、监护关系、土地关系、知识产权关系，但是对已经有单行法的，主要是提示性或者原则性的规定。
法人原则上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的规定和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规定不同。一是《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而且规定的条件比较严格。规定法人应当“依法成立”，这个规定直接涉及私人经济组织能否取得法人资格，是个政策性问题，这样规定便于实践中根据情况灵活掌握。二是无限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对此外国法有不同的态度，起草过程中有不同的意见。《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这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是，法人原则上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企业法人部分明文规定企业法人的条件之一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41条），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第48条），这样规定是留有灵活掌握的余地。
《民法通则》用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两个概念
民法通则中是否沿用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意见：一是用法律行为，二是用民事法律行为，三是用民事行为。主张用民事法律行为的理由是，法理学上已经使用了法律行为概念，扩大了法律行为的内涵，用民事法律行为是为了与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相区别。另外，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是为人们树立一个行为标准，这个标准体现在《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主张用民事行为的意思是用民事行为代替法律行为概念，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内涵相同。用民事行为的理由有二：一是为了明确行为的民事性质，与行政行为相区别。二是为了避免传统民法理论上将法律行为归于合法行为，同时又将无效的法律行为归于法律行为的缺陷。后来在《民法通则》中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两个概念。
“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的提出
《民法通则》是否使用物权包括用益物权概念，起草时进行了讨论，学理上没有原则性分歧，对在《民法通则》中是否用物权概念作了斟酌，达成了共识。鉴于当时人们对物权概念比较生疏，担心因为物权概念问题影响《民法通则》通过，于是就有学者提出《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定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是个立法技术问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概念，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国情吧。
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确立
《民法通则》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这条规定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反映，改变了过去使用的经营管理权概念，去掉管理二字与否具有质的差别。国有企业的经营权问题是民法问题，还是经济法问题，是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的问题之一。有的主张大经济法的学者认为，经营权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不是民事权利。还有学者说：国有企业姓“国”不姓“民”，经营权应当放在经济法中。主张大民法的学者认为经营权产生的根据和经营权本身不是同一个含义，经营权是民事权利，具有物权性质。有一次讨论《民法通则》修改稿时，有位学者强调说，我参加这次讨论会，就是为了坚持《民法通则》要有“经营权”这个概念来的。最后，立法机关采纳了民法学者的意见，落实在《民法通则》第82条。
专节规定人身权
《民法通则》第5章为民事权利，其中第4节为人身权。起草时有学者提出，应当突出人身权，应当写具体些，理由是我们国家过去对人身权保护不够，发生过不少随意侵犯人身权的情况，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第4节有8个条文，应当说在当时条件下写的比较细致。在第6章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节，对侵害人身权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
过去民法学界长期否定并批判西方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起草中对是否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讨论，主流观点是肯定的，但是在条文中没有直接用“精神损害赔”概念。《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里规定的赔偿损失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
八专章规定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否独立成章，有不同意见。反对独立成章的主要理由是，理论上不成体系，与整个民法不协调。赞成独立成章的主要理由，一是民事责任独立成章提高了民事责任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人们也容易理解；二是责任与义务的性质不同，将责任独立出来理论上没有问题。在1985年12月的《民法通则》座谈会上，有的法官说法院很欢迎这一章，能解决实践中无法可依的问题。
这一章规定的违反合同的责任，不限于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总括性，有的条文更能体现商品经济的要求，在讨论民事责任时分歧较大的问题是，违约责任是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种意见认为，违约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除了不可抗力以外，违约的都要承担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违约责任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了三款，后来学者对这一条的理解不同，有的学者认为从综合分析三款的内容看，违约责任是过错责任，有的学者认为是严格责任。
诉讼时效概念的沿用与内容的变革
《民法通则》借鉴了《苏俄民法典》的诉讼时效概念，没有借鉴《德国民法典》的消灭时效概念。参考《苏俄民法典》，没有规定取得时效。《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内容与《苏俄民法典》不同，《苏俄民法典》规定，国家组织关于返还被集体农庄、其他合作社组织、社会团体或者公民非法占有的国家财产的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第90条第1款第2项）。《民法通则》没有作类似规定。对这个问题，起草中没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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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民事行为制度作为大陆民法的重要制度之一，蕴涵维护意思自治和限制意思自治的双重内容。其中，无效民事行为制度旨在维护意思自治而限制意思自治，因此需要运用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来缓和存在诸多无效民事行为的现实矛盾。通过结合各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和判例，建议我国构建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的一般性制度和具体规则，并对物权法与债权法两个领域进行针对性分析，尝试证成我国引入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的可能性。
论文关键词 民事行为 无效 转化 物权法 债权法
1986年《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了7种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况。1999年《合同法》第52条将合同无效的情况限缩成5种。1999年《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将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律位阶限定于法律和行政法规。2009年《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进一步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限定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虽然立法上企图对无效民事行为的判断标准进行精确，但目前为止，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识别仍旧是模糊的，从而导致司法实践的诸多困难。一方面，效力性规范多用“应当”“必须”等术语表示，但是用此表示的规范却并非都是效力性规范。此外，管理性规范中涉及公共利益的一些规定，也可能在实践中直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已在我国司法中被运用。如《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的解释》第11条规定：“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人订立的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无效”。但根据本解释第13条规定，如果有关部门在起诉前，将该块土地划拨与受让方，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无效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立法者的意图在于“第13条正是运用了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将无效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化为补偿性质的合同。”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6条也将无效的合作建房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但是，上述专门性规定的普适性毕竟有限，要解决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的混乱现状，笔者认为我国亟需构建正式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
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可以适用于民法各个领域，我国应在未来的民法典总论中规定一般条款，以统领整个民法领域，为一切可能的转化创造制度条件。通过对各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学说中的成功转化经验和我国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案例的总结，在各分则中规定特别条款。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制度，笔者接下来对物权法和债权法两个领域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物权法上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
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法许多条款都具有强制性，一旦违反，民事行为无效，这为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的运用提供了很大空间。
(一)无效的不动产抵押转化为保证不动产抵押必须登记才能生效，未登记，不动产抵押设立无效。无效的抵押可以转化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的保证。虽然此时债权人失去了对特定财产的优先受偿权，但获得了担保人以其全部财产保障原抵押财产价值范围内债权平等实现的机会。而保证人保证的范围也在原抵押财产价值范围内，未增加其义务。但是此时的保证人应该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因为债务人本来就需用自己全部的财产保证债权人债权实现，转化无益。转化后的保证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一般保证，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而连带保证，保证人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就须履行保证责任。在抵押中，只要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立即实现抵押权，可见连带保证与抵押权实现相似，故应将无效的抵押转化为连带保证。
(二)违反物权法定的物权行为转化为债权行为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设立了法律上未规定的物权，民事行为无效，但此时无效的物权民事行为可以转化为债权行为。如《德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用益权不得转让。用益权可以由他人行使。据此，用益权之让与无效后德国判例将其转化为使用权之委任。再如，当事人在动产租赁合同中约定承租人对此动产享有物权上的优先购买权。由于我国物权法上没有动产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此约定无效。但此种约定可以转化为债权法上的优先购买权。
(三)无效的质押转化为抵押质押权的设立必须由质押人向质权人交付标的物，但在现行的民商事活动中却会出现许多未交付标的物的情形，此时质押权设定无效，但我国承认动产抵押，为民事行为的转化提供了契机。无效的质押可以转化为动产抵押，因为质押和抵押都是用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债权实现。
德国判例将土地所有权让与无效，转化为地役权之设定。这一判例在我国无适用空间，我国土地所有权只能归集体和国家所有，私人之间对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前文已经论述，此种民事行为已导致第三人利益受损，所以不得转化。此外德国还有判例认定无效的质权转化为留置权。质押权的设定需采用书面形式，缺乏法定形式，质押权无效。无效民事行为的转化需考虑当事人意思。特别是解释转化，就是由事人意思直接推动。而留置权是法定权利，权利的行使由法律推动，如果符合留置的条件，即使相对方反对，认为其本无留置意愿，也不会阻止留置权行使，所以无效的质押不能转化为留置。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将分层所有权设定无效转化为共有。我国大陆与分层所有权制度相同的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澳门地区此种转化规范在大陆是否适用?这一制度在大陆仅有的存在空间就是针对“筒子楼”。但随着我国大陆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不断繁荣，“筒子楼”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此转化制度在大陆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债权法上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
债权法崇尚意思自治，但合同行为仍然要受到强制性规范的限制，因此需要一定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空间。
(一)无效的债务承担转化为第三人代为清偿债务承担需要债权人同意，未经债权人同意，债务承担无效，但无论债务承担还是第三人代为清偿都是第三人帮助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这两种民事行为追求的经济利益一致。债务承担需要债权人同意是为了防止有资力的债务人脱身此债务，换上无资力的第三人承担债务，以保护债权人利益。转化为第三人代为清偿，消除了民事行为对债权人利益侵害的瑕疵，非但债务人未脱身于债务，还为债权人实现债权增加了保障砝码，对于债权人而言，何乐而不为，所以此转化可以允许。
(二)无效的本约转化为预约预约是指约定将来订立本约的契约。我国法律中虽然未对预约明确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已承认其效力。若本约因缺乏法定形式或未交付标的物无效，本约可转化为类似的民事行为，但无类似的民事行为可以转化为预约。预约是否应采用与本约相同的形式，各国各地区立法规定不一，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51条规定预约必须符合本约的形式要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404条规定预约不需要符合本约的形式要求。前文已就形式对民事行为效力的影响进行论述，若形式是为保护当事人利益，则本不该将形式作为强制性规定，若形式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则此时的合同仅是预约，无论预约效力是强制磋商还是强制缔约，是否能订立本约尚不知晓，更不能说此预约已对外部产生不利益。预约的效果只是朝着本约的方向进行，但与本约相差仍然很大。所以预约不需要具备形式，本约可以转化为预约。
(三)租赁期在六个月以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德国判例将无效的保证合同转化为债务之承担。梅迪库斯也有限地赞同“无效的保证，只有在具备债务承担的实体要件，承担人具有自身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时，才应认为存在债务承担行为。”笔者认为此种转化加重了当事人负担，不能转化。债务承担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免责的债务承担使债务人完全脱身于债务，承担人独立支撑债务的履行;即使并存的债务承担，承担人与债务人也是连带关系，即债权到期，债务人和承担人履行债务无先后顺序。而保证责任的承担是以债权人首先向债务人要求履行为前提，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责任，所以将无效的保证转化为债务之承担加重了保证人责任，不能转化。
三、结语
凭借本文的短短篇幅，可能还是无法对构建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进行全面详细的阐释，但笔者认为，该制度的最终目的旨在保障意思自治的同时，维护市场活动的交易安全以及维护无过错方的利益保障，无疑是未来我国民法制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应早日制定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的一般性制度与具体规则，以完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
⑺ 什么叫同位阶的法律规范
同位阶的法律规范是指有同等地位的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内比如：均为全国人大制定容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这些法律由于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先法与后法的关系，多数都存在优先适用问题。如果均为一般法，后法优于先法，如果一个是一般法，一个是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而不是后法优于先法。
因此，说“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不正确的，如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就不存在谁优先于谁的问题、谁取代谁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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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选择D，同位阶的法律规范肯定有先后顺序，这时新法优于旧法，同位阶的法律一般也存在特别法和一般法的规定，因此，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因此，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肯定是不对的。比如：民法通则中规定欺诈等民事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合同法则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这时，两个法律均为全国人大制定并实施的，均为同位阶的法律。
合同法属于后法和特别法，当然优先于民法通则，如果这时说两者存在同等法律效力，那么，我们如何适用法律？法官可以一会儿说无效，一会儿说是可撤销或有效吗？超过一年未行使撤销权，可撤销合同是有效的哦！
⑻ 关于公司的规定有冲突时是先用民法通则还是公司法
关于公司的规定有冲突时是先用公司法。法的适用基本原则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具有相同位阶效力的法律之间），如《民法通则》与《公司法》都有关于企业法人的规定，但有关公司法人的法律问题，应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在其没有时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定。强行法优于任意法（针对同一事项存在效力等级相同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时适用此原则）。法律文本优于法律解释。《物权法》与《合同法》是同一位阶的法律，排除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与法律文本优于法律解释，可根据具体情形参照上述原则选择适用。
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多少编1260条
民法典是我国第一次对法律用法典称谓，意义重大，位阶较高。与它不相称或相抵触的刑事法、行政法、商法、社会法在具体运用时应该以民法典的规定为准，其他部门法应急速修改，以与民法典配套成龙，体现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共七编，一共一千二百六十条。七编的内容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
本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⑽ 立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立法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衡量立法质量的最根本标准。你知道立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吗?下面，我来为你介绍我国立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立法的基本原则
《一)立法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国，归根结底是依照宪法治国。维护法治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宪法的权威。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是立法必须始终遵循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宪法对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完整、准确的规定，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宪法的灵魂，是立国之本，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不论是制定法律，还是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必须始终坚持和维护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损害宪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宪法的各项规定，也都是立法必须严格遵循的，任何立法都不能同宪法相抵触。
(二)立法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维护法制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维护法制统一，首先要从立法做起。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否得以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等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不得在立法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下位阶的法不得同上位阶的法相抵触，同位阶的法之间也要互相衔接和一致。为此，我国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如果出现与宪法和上位阶的法相抵触或同位阶的法之间不一致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三)立法应当体现人民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立法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参与立法工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二是国家机关在立法活动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包括将草案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和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各种形式，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以使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范社会关系
立法必须从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实际出发，符合实际需要。坚持立法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是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将是一项长期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在立法中，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将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外国的经验只能起参考借鉴作用，决不能照抄照搬。
坚持立法从实际出发，要落实到科学、合理地规范社会关系。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做到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法律、法规、规章的质量和效能。
(五)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依法治权，做到各国家机关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也不例外，应当在法定的范围内进行。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依法进行立去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法应当遵循法定的权限;二是立法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宪法、立法法和有关法律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各自权限和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一切立法都必须严格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作出规定，遵循法定程序，不得越权和违背法定程序。立法法明确规定，凡超越权限、违背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关国家机关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国家立法的目的法律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目的。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应有之义。
以人为本、立法为民是我国的立法理念，我国的立法工作始终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从人民的发展要求中获得动力。同时，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而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绝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更是真实的立法实践。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了我国每一部具体法律中和每一部具体法律的立法过程中。
首先，立法机关始终坚持把维护和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和根本，正确把握权力与权利、权力与监督、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在立法赋予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有的权力的同时，强化对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强化对公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强化包括民主监督在内的各项监督制约。
其次，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已成为立法工作的根本原则，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了强大的民意基础。经历8次审议的物权法，刷新了我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案审议次数的最高纪录，成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车船税法等一部部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立法，让人记住的不只是法律本身，更是各方精彩纷呈的激辩过程，人民积极、有效地参与让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程序不断完善、意义不断深化。
最后，日益健全完备的民生立法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民生立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依据。近年来，我国的民生立法已驶入快车道，从解决“上学贵”的义务教育法，到消解“就业难”的就业促进法;从规范劳动关系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到推进社会福利的社会保险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从保护全体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法，到维护特殊人群权益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立法机关正在抓紧制定的社会救助法、住房保障法、社会福利法等等，这些民生立法彰显了我国立法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精神实质。
《立法法》对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一、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努力实现立法决策与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决策相结合。
要通过立法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对立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重视立法工作，努力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二、立法应当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人民意志。
当前在立法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一些轻重失衡的倾向，概括起来讲就是重治民轻治官，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失衡，老百姓的权利与义务失衡，人民群众对我们某些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制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律、法规，应该也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决定的。
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立法工作，促进立法质量的不断提高。
四、要加强立法监督工作。
加强和完善立法监督，是我国法制建设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立法数量将越来越多，法规重复，纷繁庞杂、矛盾、不协调的情况也愈加严重。光讲立法，不重视监督，法律内部矛盾会使立法的效用大大降低。全国人大会、国务院以及省级人大会应高度重视立法监督工作，把它放到与立法同等重要的地位看待。
五、把立法工作和法律贯彻实施的监督工作结合起来。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立法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基本上改变了过去无法可依的局面，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甚至徇私枉法、执法违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李鹏委员长在去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参加浙江代表团的讨论时第一次提出，要把监督工作放在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去年全国人大会的工作要点也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去年全国人大会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对产品质量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和义务教育法开展了执法检查，计划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具体。检查工作中坚持真抓实干，讲求实效，不断探索新的措施。如把执法检查和对法律的修改调研工作结合起来，建立跟踪反馈制度，使立法及时、灵敏地反映现实生活，规范现实社会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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