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与合同法54条冲突
法律分析：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将随之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4条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合同法》无相关规定；悬赏广告属于以其他方式订立的合同，而非单方允诺行为，也非要约行为。这得益于民法典对于合同的订立方式新增了一种“其他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71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第499条 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完成该行为的人可以请求其支付。《合同法》第13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第四百七十一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第四百九十九条 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完成该行为的人可以请求其支付。
② 民法典合同编把原合同法第122条删掉了吗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为：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回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答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此条规定放在了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八章 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六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文字表述有细微的差别。
③ 最高法出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是什么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
为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好民法典，充分发挥总则编在民法典中统领全局的作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总则编司法解释），由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全体会议通过，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总则编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实施民法典，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的重要规范性文件。这部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相关案件、统一裁判标准、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实现高质量司法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总则编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始自2020年6月开展的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工作中对《民法通则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等司法解释条文的逐一梳理。起草过程中，先后召开20余次调研论证会，系统征求了全国各高院、有关中央单位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意见，3次书面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得到了有力指导和帮助。
总则编司法解释的起草，严格遵循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的要求，始终坚持广泛听取意见，确保条文内容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经得起检验。一是紧扣立法本意。充分尊重、全部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二是突出强基导向、实践导向。7次法院系统研讨会有5次是在中、基层人民法院召开，听取200余名一线审判业务专家意见。三是注重吸收学术成果。4次专家论证会涵盖老中青三代民法学者代表，累计200余人次参与论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有关专家参加起草论证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起草总则编司法解释，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确保民法典与旧法的有序衔接。民法典施行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废止，最高人民法院相应废止了《民法通则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等司法解释。但这些司法解释中仍有不少条文与民法典一致，在审判实践中仍有重要指导价值，有必要予以保留并梳理整合，以免出现法律衔接适用空档，影响民法典实施。二是系统梳理人民法院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积累的经验智慧。民法典采取编纂式立法技术，大多数条文是对原有法律的承继。人民法院在适用这些法律规定处理民事纠纷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有必要将此一并纳入，以更好地实现统一裁判尺度的目的。比如，关于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作了细化规定，历经十余年的审判实践检验，有必要吸收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中。基于同样考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一些规定精神也被吸收到这部司法解释中。三是回应《民法总则》施行后亟待明确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总则编的绝大多数规定源自《民法总则》，已实施了四年多。其间，人民法院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也发现了一些亟待统一规范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特别是，民法典总则编凝练了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集中体现了民法典严谨逻辑体系中“总”的特点和规律，这就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体系化思维，准确把握民法典总则编与各分编、民法典与其他民商事法律、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之间的适用逻辑关系。上述三个方面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统一民事案件裁判尺度，更好地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民法典权威。
总则编司法解释共39条，分为一般规定、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附则9个部分。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理念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细化习惯的适用规则、监护制度、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制度规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彰显民法典强调公平正义、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特别是细化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见义勇为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在“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问题上亮明态度，坚决防止“和稀泥”，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
二是内容上突出强调权利保护。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自然人的权利保护置于中心位置，从保护未成年人、胎儿利益，规范权利的行使，平衡失踪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司法立场。
三是形式上体现小而精的起草思路。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审判执行需求为出发点、以准确理解和适用民法典为原则，不追求大而全的体系，不追求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聚焦总则编适用中审判实践亟待解决、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基础，且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问题明确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2月24日
法释〔2022〕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民事案件，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牋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就同一民事关系，其他民事法律的规定属于对民法典相应规定的细化的，应当适用该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典规定适用其他法律的，适用该法律的规定。
民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遵循民法典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
第二条牋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
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应当就习惯及其具体内容提供相应证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查明。
适用习惯，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三条牋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
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等有关规定处理。
二、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条牋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五条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
三、监护
第六条牋人民法院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年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认定有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资质、信用、财产状况等因素确定。
第七条牋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遗嘱生效时被指定的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未成年人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父母中的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另一方在遗嘱生效时有监护能力，有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第八条牋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协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该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依据民法典第三十条的规定，约定由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或者由顺序在后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九条牋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具体参考以下因素：
（一）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
（二）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
（三）是否有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
（四）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第十条牋有关当事人不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指定，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认为指定不当，依法判决撤销指定并另行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后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变更监护关系处理。
第十一条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他人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订立书面协议事先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后，协议的任何一方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无正当理由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牋监护人、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就监护人是否有民法典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应当终止监护关系的情形发生争议，申请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与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作出裁判。
第十三条牋监护人因患病、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将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当事人主张受托人因此成为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十四条牋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案件时，下列人员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
（三）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但是不申请宣告失踪不影响其权利行使、义务履行的除外。
第十五条牋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请求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原告。
债权人提起诉讼，请求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被告。经审理认为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财产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
第十六条牋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死亡案件时，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被申请人的其他近亲属，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均已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二）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
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民事主体不能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但是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七条牋自然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间适用民法典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明之日起计算。
五、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八条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但是实施的行为本身表明已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采用其他形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九条牋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
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存在重大误解，并请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根据交易习惯等认定行为人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
第二十条牋行为人以其意思表示存在第三人转达错误为由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适用本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牋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第二十二条牋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权益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
第二十三条牋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牋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生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当事人约定为解除条件的，应当认定未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失效，依照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
六、代理
第二十五条牋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擅自行使代理权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牋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紧急情况。
第二十七条牋无权代理行为未被追认，相对人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赔偿损失的，由行为人就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的，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相对人的相应诉讼请求；行为人能够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牋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
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相对人应当就无权代理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应当就相对人不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九条
④ 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合同法全文
第171条 无权代理
【条文】
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法条释义】
一、无权代理的构成
无权代理的构成以代理为前提，这要求无权代理人（行为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代理法律行为。无权代理与有权代理的区别仅仅在于行为人有无代理权，其他构成要件两者完全相同。同时，这也是无权代理和无权处分的最大区别，无权处分的前提是无处分权的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分，而无权代理的前提是无代理权的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代理法律行为。
无权代理的构成还包括行为人无代理权。行为人无代理权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形：第一，行为人自始无代理权，包括被代理人没有做出代理授权行为，代理授权行为本身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被代理人和行为人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或被撤销等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导致代理授权行为无效等情形。第二，行为人享有代理权但超越代理权，即行为人有代理权但超越了代理权限。第三，行为人代理权终止后继续做出代理行为，即行为人之前享有代理权，但代理权依据本法第173条终止且不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之后行为人依然做出代理行为。
二、被代理人的追认权
（一）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而言的效力瑕疵
本法第5条确立了自愿或意思自治原则，据此，在委托代理中，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中包含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为对自己产生效力的效果意思，根据此种意思，基于委托代理权做出的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这扩大了被代理人意思自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代理人无代理权，这意味着被代理人并无承担代理行为后果的意思表示，因此，代理行为的后果并不能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故原则上而言，应由被代理人予以决定是否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被代理人据此享有追认权，本条第1款即确定了这个一般规则。
但该规则在如下情形中应予以目的性限缩：第一，无权代理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此种情形中，该代理行为原则上对于被代理人确定不发生效力，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且不享有追认权，因为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没有影响，如果该单方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被代理人的追认，且相对人无撤销权予以保护，可能会导致相对人过分的被动不确定。但即使在单方法律行为的情形中，仍然可能例外地由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包括：相对人未对无权代理人所提出的代理权提出异议；相对人同意无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无权代理行为系受领意思表示的消极代理。原因是，在前两种情形相对人自甘冒险，故其无需被特别保护；在最后一种情形中，意思表示由相对人做出，在意思表示到达前相对人有权依据本法第141条予以撤回，因此其无需其他特别保护。
第二，如果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即无因管理行为是由管理人以被管理人名义做出的法律行为，则作为无因管理的法律后果，被管理人（被代理人）应具有追认义务，作为管理人的无权代理人可请求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
（二）追认的意思表示
被代理人有权通过追认承担无权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追认也是一种意思表示，故适用本法关于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定。
追认也需要被代理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果被代理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则上需要由被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予以追认。依据本法第145条第1款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例外地自己享有追认权，但此时不应当看他是否能够理解追认权的行使本身，而应当看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他来说属纯获利益或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健康相适应的行为，否则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追认行为作为单方法律行为应为无效。
追认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追认既可以向无权代理人作出，也可以向相对人作出，但是，在相对人进行催告后，如果被代理人的追认意思表示仍可向代理人作出，这可能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故此时追认应认为只能向相对人作出。同时，根据本法第137条的规定，对话意思表示自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非对话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且该意思表示可以根据本法第141条予以撤回。
追认意思表示，依据本法第140条的规定，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合同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这即为默示的追认意思表示，默示的意思表示还可以从被代理人请求相对人履行义务、被代理人提供担保等行为中推断出来。依据本法第140条第2款，被代理人单纯的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追认意思表示。在代理行为被做出且相对人行使催告权后，被代理人单纯的沉默按照本条第2款规定，应视为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同时，代理行为作出后，《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所规定的被代理人知道他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课予被代理人必须表示明确拒绝追认的义务，并不合理，在此种情形中不应再予以适用。
追认意思表示也会出现效力瑕疵。如果追认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做出，或者基于相对人欺诈做出，或者基于相对人或无权代理人胁迫做出，被代理人自然享有撤销权。如果被代理人基于无权代理人欺诈而为追认时，为保护相对人利益，应适用本法第149条第三人欺诈的规定，认为只有在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权代理人欺诈行为的，被代理人才享有撤销权。
被代理人可否追认代理行为的部分，可考虑区分下列情况分别处理：其一、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可以分割的，则被代理人可以追认其中的一项或数项，除非不同部分相互连接产生了价格等方面对被代理人的优惠；其二、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则原则上不可部分追认，除非相对人同意；其三、无论被代理人是追认全部或部分代理行为，都必须是概括的追认，而不能只追认其中的有利内容，拒绝其中的不利内容。
（三）追认期限
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但其是否予以追认和何时追认，对相对人而言并不清楚，此种状态的长期存在不利于相对人，使得相对人可能丧失良好的商业机会，且被代理人能够以相对人的成本为代价进行投机。因此，本法对被代理人的追认予以期限限制。
在相对人催告时，本条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相对人催告时是否有权确定一个并非一个月的其他追认期限，对此观点不一。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有约定或法律存在特别规定，自然约定或特别规定优先，并无理由排除双方的意思自治；如果相对人催告时自行确定追认期限，则法定的一个月期限应为最短期限，避免损害被代理人利益。
同时，本条并未规定相对人没有催告情形中的追认期限。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有约定，自然约定优先；如果不存在明确约定，也不存在特别规定，未经催告时的追认期限应当自被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权代理行为之日起的合理期限，交由法官结合交易习惯、交易性质、标的数额等因素予以确定。
（四）追认效果
本条第1款后段规定“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这意味着被代理人予以追认的，代理行为就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但追认是对特定无权代理行为的事后同意，而不能将其视为授予了将来的代理权。追认具有溯及效力，溯及至代理行为实施时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合同法解释二》第11条后段的规定即如此。但该溯及力不能侵犯到第三人利益，例如，乙无权代理甲将甲的电脑卖给丙，之后不知情的甲与丁签订了另一个买卖合同，但因为前一个合同价格更优，甲对此予以追认，此时追认具有溯及力即侵犯了丁的利益。
被代理人追认无权代理后，若被代理人行为超出基础关系之限制，被代理人有权依据其与无权代理人的内部关系或侵权关系请求无权代理人赔偿。
三、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
为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同时为体现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保护相对人利益，本条同时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一）催告权
相对人无论善意抑或恶意，都享有催告被代理人追认的权利，旨在尽快结束不确定的状态。在解释上可认为如果被代理人已经向相对人表示追认或拒绝追认，或者虽然被代理人向无权代理人表示追认或拒绝追认且相对人知情的，则由于行为效力已经非常明确，旨在结束不明确状态的催告权就不能再行使。相对人的催告属于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通知，其效果是自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算被代理人的追认期限。
本法并未规定催告的其他效果。如果被代理人根本未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或者被代理人向无权代理人做出追认或拒绝追认但相对人不知情的，从利益衡量的合理性角度予以考虑，如前所述，在相对人进行催告后，被代理人的追认应只能向相对人作出；同时，在催告后，可认为被代理人在催告前已经对无权代理人做出的追认或拒绝追认意思表示失效，被代理人可重新对相对人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
（二）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善意相对人不能决定无权代理行为是否能够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但能够在被代理人追认前撤销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而使得无权代理行为对自己不能发生效力，这就是善意相对人所享有的撤销权。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相对人曾作出意思表示。如果无权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相对人不曾作出意思表示，自然就不享有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
第二，无权代理行为被追认前。同样，如果撤销的意思表示还没有到达被代理人而被代理人的追认意思表示就到达相对人的情况下，撤销权也不得行使。
第三，相对人为善意。问题是如何理解此处的善意相对人，有观点认为，只有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的相对人才不享有撤销权，但是，从本条第2款所采取的“善意相对人”文义中并不能得出如此结论，并且本条第4款规定了“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与第3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对应，此时本条中的善意相对人应做相同的理解。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本条第4款所规定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如下文所述，所谓的善意相对人是指相对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
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应当以通知方式作出，这意味着撤销权的意思表示应是明示的；撤销权可向被代理人为之，也可向无权代理人为之；同时，与追认要求一致，撤销权的客体应及于无权代理行为的全部，不得只撤销不利的部分，但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可分割的，则可以就其中的一部分行使撤销权，除非不同部分相互连接产生了价格等方面对相对人的优惠。
四、无权代理人的责任
在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相对人可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无权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根据本条第3、4款应区分相对人善意抑或恶意予以分别处理。
（一）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
这涉及到与本法第172条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协调，表见代理和狭义无权代理的构成要件中都包括相对人善意，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中相对人善意的确定，其实就是和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进行比较，分析其是否应当相同以及如何不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既然表见代理是比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更充分和更强大的保护方式，相对人要主张表见代理的难度应该更高，相对人也应承担更高的调查义务，付出更多的调查成本。这一价值判断结论除了反映于表见代理构成中还需要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之外，也应反映于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上。据此，可以认为，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的善意以没有抽象轻过失为标准；无权代理人的赔偿责任中，相对人的善意只要没有重大过失即可。
这从本条和第172条所使用的不同语词中可以看出来，本条第4款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应的，善意相对人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而172条所规定的善意相对人是“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两相比较，第172条所要求的善意程度显然更高。据此，本条中善意相对人应被解释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如果相对人具有抽象轻过失，虽然不能构成本法第172条的表见代理，但应能构成本条中的善意相对人。相应的，本条第4款中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应解释为“相对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
（二）善意相对人的请求权
1、选择权
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善意相对人信赖的是无权代理人有权代理，在不能依据本法第172条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此种信赖，虽然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但应由无权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如同代理行为对无权代理人发生了效力。因此，善意相对人有权选择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如果善意相对人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则在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之间形成法定的债之关系，无权代理人自然应负有其有权代理时被代理人所应负有的履行债务义务，但其也具有相应的权利，例如享有对相对人的瑕疵担保责任请求权和合同所产生的抗辩权等。
如果善意相对人选择请求无权代理人赔偿，那么赔偿范围究竟是信赖利益抑或履行利益？如果承认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相对应的，其就当然有权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利益的赔偿，代理行为中所约定的违约金、定金等约定条款也应同样予以适用，如同代理行为对无权代理人发生了效力。
但是，对善意相对人信赖的保护不能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者行为人有权代理人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履行利益的赔偿应等于而不能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行为人有权代理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意味着如果代理人可以证明被代理人根本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无财产能力时，则代理人也不需要承担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的责任。
2、无权代理人不知其无权代理且无过错时
即使相对人为善意，但无权代理人也可能不知其无权代理且无过错。此种情形较为少见，但并非没有，例如被代理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授权，如果授权行为最终无效导致代理人无代理权，但代理人未因过失地将被代理人误认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此时，让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债务责任或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在利益判断上较为失衡，但如果无权代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则对相对人有失公允，毕竟善意相对人较之作出无权代理行为的无权代理人而言更值得保护。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此时本条第3款的前半句应进行目的性限缩，相对人不可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但该款后句仍予以适用，即相对人仍有权请求赔偿，但此时仅为信赖利益而非履行利益的赔偿，且无论如何不得超过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行为人有权代理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是一种法定的风险合理分担规则。
（三）相对人恶意
如果相对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其为恶意相对人，在价值判断上，较之善意相对人，此时对恶意相对人的保护程度应当较弱，故此时应由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无权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具有对被代理人的追偿权，则依据他们的内部基础关系或侵权关系予以解决。
有观点认为，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无权代理时，不可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原因在于相对人自甘冒险，无需保护。但是，在无权代理人对无权代理的发生有过错的前提下，无权代理的发生毕竟是因为无权代理人的原因，如果由相对人承担全部信赖损失，未免在利益衡量上有失公允。因此，此种情形下，仍应依据本条规定，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如恶意相对人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则应适用过错相抵；如果无权代理人对其无权代理不知且无过错，则自然无需向相对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民法通则》第66条第4款规定“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该款规定偏离了规范重心，未解决代被代理人是否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和相对人是否对无权代理人享有请求权的问题。因此，本条的适用范围仅能是，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且被代理人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被代理人有权在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存在共同侵权时依据共同侵权请求他们承担连带的侵权赔偿责任，但此时已经无需在代理中作出特别规定，适用侵权规则即可。
（四）相对人对无权代理人无请求权的其他情形
如果无权代理人做出代理行为时受欺诈或胁迫，被代理人不予追认，此时无权代理人应有权撤销代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无权代理人是有权代理，相对人也不可请求被代理人承担有效代理行为的后果，故此时相对人不享有本法第3款所规定的对无权代理人的请求权。
在承认无权代理人可以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前提下，如果其未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则基于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优先于交易安全的价值判断，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对人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2条请求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承担责任。
如果善意相对人行使本法第2款所规定的撤销权，有观点认为，此时被代理人无法行使追认权，因此相对人无权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但此时似乎对相对人保护不周，因为撤销权本来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目的仅在于消除不确定关系状态，但却因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反而对善意相对人不利。此时，善意相对人要在两难中予以选择，要么不行使撤销权请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要么只能行使催告权但仍要忍受一定期间的不确定这种不利益，这在利益判断上存在问题。因此，即使善意第三人行使了撤销权，善意第三人仍可依据本条第3款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
⑤ 民法典实行了，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还有效吗
《民法典》是实行之后，里面包含的相关法律，都会被废止。比如说《婚姻法》、《合同法》、《民法通则》、《收养法》等，这些全部包含在《民法典》之内，从新法实行的那一刻开始，这些法律全部不管用了。
当然，这里也要考虑到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合同上签订的“依据XXX法律”。这个东西本身是有效的，因为合同看的是本身条件，而不是依据的法律条款。哪怕最后写上“依据《婚姻法》”，只要合同本身内容不违规，那么它就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因为法律在升级之后，相关的内容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司法解释是否有效。一般情况下，法律的废止不代表着司法解释的废止。只要不和《民法典》冲突，原来的解释仍然具有法律价值。
另外，法律中还有一些规律，需要我们牢记：新法优先于旧法、特殊法优先于普通法、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情况而定，包含特殊情况的，就不能再以普通的角度去解释。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包含合同法吗
民法典包括民法总则、物权、债权等，当然也包括合同部分。
⑦ 民法总则的树状结构
2017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该法将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这为我国民法典编纂走出了重要一步。民法属于私法，关乎每个人，故有人形象得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未来的民法典，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将包括民法总则、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就民法总则而言，其规定的是民法各编共通的基本规则，学者称之为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模式。现将《民法总则》各章分述如下。
一关于基本规定第一章基本规定共12个条文，其中第5条至第9条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第10条规定了法源。民法基本原则不能作为法官判案的法律依据。有的基本原则属于倡导式原则，比如第9条的绿色原则，法官不能根据该条规定来确定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一章中，最具意义的有两个条文。一是第8条用国际上通用的“公序良俗”一词代替了《民法通则》第7条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在第10条规定习惯可以作为法源，但遗憾的是，在无法律或习惯可供适用时，并没有规定法官可以基于公平正义理念，依据法理作出判决。
二关于民事主体《民法总则》共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三种民事主体。对于自然人，相较于《民法通则》，有以下几个主要变化。一是自然人的称法取代了《民法通则》的公民一词，因公民是系指一国之民，而自然人不分国籍，民法适用的对象为我国法域内的所有居民而不论国籍，故自然人一词更精确。二是在第16条明确，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胎儿可以分得遗产，这在《继承法》第28条已经作出规定，但本条规定则不限于继承，还包括接受赠与、向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等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均视为有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胎儿在未出生前，就可以向有关义务人主张权利，包括在娘胎里就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不需要等待出生后再提起诉讼。三是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十周岁下调至八周岁，这个条款并不是媒体误读的保护打酱油的权利，恰恰相反，下调年龄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利。四是在监护一节，规定对于监护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这条规定改变了《民法通则》必须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先行指定的前置程序之弊端，因为在实践中，这此组织往往不愿意指定监护人，这导致指定监护制度形同虚设。五是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特别是规定了成年监护中的意定监护制度，当然，《民法总则》即使未规定成年监护制度，成年人预先安排自己老年时变痴呆等无生活自理能力时的监护人，根据私法自治原则，也没有必要认定无效。六是更加详细的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相关情形和程序。对于法人，相较于《民法通则》，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其中营利法人包括公司等企业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不向出资者、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利润的法人。其中的社会服务机构，可能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比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在特别法人中，《民法总则》一方面在第96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另一方面又在第101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两者什么关系需待厘清。二是明确了法人（不再局限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种民事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在民法理论中，侵权责任包括侵害权利、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人受损、违反保护性法律致人受损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其中清算义务属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违反清算义务致人受损，属于违反保护性法律致人受损，构成侵权行为。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需要明确的是，法人的分支机构规定在“法人”一章的第74条，没有规定在“非法人组织”一章，这说明立法者并没有将法人的分支机构作为非法人组织，这与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人组织的概念是不同的。
三关于民事权利民法总则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权利与法律行为。在民法总则的立法例中，并不会详尽列举民事权利的类型。但我国的《民法总则》独树一帜，共用20个条文列举了民事权利的类型，包括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必须要指出的是，在民法总则里详细列举权利清单，仅仅起到宣示性作用，难以单独作为裁判规则。尽管如此，在民事权利一章中，也有进步的一面，比如第117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这是我国用法律的形式，首次明确规定征收需要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即使《物权法》也没有使用“公平、合理”这两个词。另外，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这条规定是对权利行使之限制的规定，具有裁判规则的特质，法官可以拿来适用。最后要指出的是，由于立法机关拟不再规定债法总则，故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这两种债规定在民法总则之中，但由于只有两个条文，不足敷用，可以想见，今后会通过司法解释或判例的形式予以补充，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制度。
四关于法律行为作者不愿意使用民事法律行为一词，盖因法律行为一词本就是德国民法的产物，不存在行政法律行为、刑事法律行为，所以也没有必要创设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但立法机关考虑到法理学者的感情，予以妥协，加了多余的“民事”两字。法律行为是权利得失变更的重要法律事实，譬如物权、债权常因法律行为而创设或消灭；又如，婚姻关系始于结婚这个法律行为，终于离婚这个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包括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前者如合同，后者如结婚、收养。民法总则既然是民法各编通用规则的提取，即所谓的提取公因式，那么法律行为一章的相关规定都应该可以适用于身份行为。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民法总则里的法律行为主要适用于财产行为。与《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有如下修改。一是第139条规定意思表示可以通过公告方式作出，这对于无法寻找相对人有利。比如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在相对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报纸公告的方式作出，无须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但是，第139条规定，“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这是不符合法理的，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告发布后两个月后生效。二是关于无效法律行为的种类上，共有如下几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4条）、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第146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53条第一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53条第二款）、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54条）。对比合同法第52条，你会发现，少了三种情形。一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作者认为，合同法第52条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已经被《民法总则》第153条第二款的违背公序良俗无效所替代。对于另外两种情形，由于《民法总则》居于一般法的地位，而《合同法》是特别法，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法律行为，仍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定无效。三是关于可撤销法律行为，与《民法通则》相比，增加了第三人实施欺诈、胁迫的情形，另外对于撤销权消灭的情形亦作了类型化规定。
五关于代理对于代理制度，与《民法通则》相比，变化不大，仍然将代理限定在直接代理，不承认间接代理。主要变化是将职务行为作为代理之一种。《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两条即所谓的职务行为。作者认为，职务行为，本质上属于代理行为，故理应作为代理行为之一种，但《民法通则》将之不当得规定在法人一章。《民法总则》拨乱反正，在代理一章的第170条规定，“1、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2、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自此，职务行为回归代理制度。
六关于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的民事责任一章，是一个大杂烩，糅合了多种情形。作者尝试分析之：（1）第176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这条是众所周知的法理，无特别规定之必要。（2）第177条、第178条分别规定了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这里的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属于债的范畴，本应规定在债法总则里，但由于立法机关不再另行规定债权总则，故将这两个条文放置于“民事责任”一章，体例的缺陷在这两个条文中表露无遗。（3）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是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的排他性权能的体现；返还财产是物权请求权之行使；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是债法责任。（4）第181条和第182条规定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制度，这两条即学理上的自卫行为，在“台湾民法”，与禁止权利滥用（即大陆《民法总则》第132条）同属于权利之行使的范畴，作者认为可以参照“台湾民法”，规定在“民事权利”之第132条以下，因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属于保护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免遭危害而设，属于权利行使之界线。第183条以及第184条的“好人法”，类型上亦可分别归类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5）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传言这条是全国人大代表会议表决前临时加上去的，这个规定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一是死者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这不仅仅是英雄烈士，普通人也应受保护，无特别规定之必要，且即使规定，也应当规定在“民事权利”一章的人身权下。二是该条规定的原告是谁语焉不详，是否是英雄烈士的近亲属？还是有关国家机关，比如检察院？如果是后者，规定在民法之中并不合适，如果是前者，则根据侵权责任法即可，也无在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必要。（6）第18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此条文语意不明。（7）第187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刑民交叉是中国式法律问题，不知这一条的规定能否让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七关于诉讼时效与《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将诉讼时效期间统一规定为三年，不再规定特殊短期诉讼时效（如前者规定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另外，根据第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的客体为民事权利，但自第190条开始，采用了请求权一词，因此，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当属无疑。而请求权，有基于物权者，有基于人格权者，有基于债权者。何者适用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只有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根据《民法总则》第196条的规定，除机动车、船舶等需要登记的动产外，其他动产的返还请求权，虽然属于物权请求权，但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⑧ 九民纪要和民法典冲突的地方
法律分析：民法典体系内外的既有旧法与民法总则呈现出“诸法并存、新法旧法交错”的格局，这使得民法总则在适用上存在着大量尚未厘清的问题，特别是新一般法与旧特别法之间规则不明，严重影响了适法统一和司法公信。鉴此，九民纪要明确应当按照立法法、民法总则之规定，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妥善解决民法总则与相关法律特别是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的衔接问题，并对个别具体制度规则的法律适用作了统一规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十四条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第十五条 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第十六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十七条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第十八条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条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⑨ 民法总则第147条和合同法第54条的区别
您好，民法总则相比，合同法规定的更为具体，针对的是合同。但是民法总则不仅仅版是针对合同而言权的，对于民事法律行为都可适用。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