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经济法的不同之处

A. 根据以下材料，请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存在哪些差异

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法律制度特色的形成，都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可以说，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现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实证法学派法官的判决强调对法律的遵循，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能最大程度的维持公平和正义，而且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必须要加以维护；自然法学派法官的判决强调对自然规律的遵从，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有一个适用于万物的法律——自然法，而自然法才是真正理性的体现；经济法学派的观点则充分体现了一种经济理性。 相应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国家，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统治，一直受以“礼法结合”为特点的法律制度的制约，中国人做出的判断充分体现了伦理道德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
所以，中西法律文化的最大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国法律强调伦理道德，西方法律则讲究理性；其二，中国法律注重集体价值，西方法律讲求个人利益。

B. 经济法是调整所有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在西方国家，经济法出现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运行采取不干预的政策，经济生活完全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到自由资本主义末期和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垄断组织迅速扩大，使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和自发调节失去了应有的效应，自由竞争的环境被破坏殆尽，资本主义私有制固有的根本矛盾和社会矛盾集中激化和爆发出来，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对经济生活不加干预的政策，实行全面干预，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协调起来，开始实行国家于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政策。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就是国家通过法律来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运行，西方国家的经济法由此而产生。
2.在我国，经济法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长而产生和发展的。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性质，要求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对于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中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有一个从全局出发，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总量平衡为基础，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法律制度来调整，这种法律制度就是经济法。我国经济法的蓬勃发展，直接源于改革开放，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法将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3.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中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四个方面的社会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市场经济主体在内部经济管理中产生的经济关系以及涉外经济关系。
（1）国民经济管理关系，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经济组织、公民之间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2）经济协作关系，是指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公民相互之间在经济往来中产生的、由国家调控的经济关系；
（3）市场经济主体在内部经济管理中产生的经济关系，是指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在内部经济管理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4）涉外经济关系，包括涉外经济管理关系和涉外经济协作关系。
经济法主要由经济法的主体制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管理法律制度组成。
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被经济法调整之后即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由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企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负有经济职能的国家机关，是最重要的经济法主体。前者是市场主体，后者则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和管理主体。同时也应注意，行业协会等经济中介机构是重要的经济法主体，并且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而更加重要。这里重点讲述企业法律制度。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功能就是将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都是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作为经济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秩序管理法律制度的任务，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使各个要素市场健康发展。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其他维护各种要素市场的运行和监管的法律，都是市场秩序管理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注意：
经济法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国内法的体系，但他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不是一切经济关系，更不是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财产赠予关系、财产继承关系虽然是经济关系，但是不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经济法律关系、人身关系等不是经济关系，更不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条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C. 为什么中国的会计和外国的存在差异

中外会计存在差异的原因
近年来，不少中外会计学者致力于会计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令会计学术界耳目一新。尤其是各国文化对本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协调不同国家会计准则或会计惯例之间的差异，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虽屡经变革，但其文化传统延续至今，经久不衰。作为在这一独特的、渊源流长的文化传统下孕育出的中国会计准则[1]，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4）曾从四个方面建立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框架，这四个方面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 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距（Power Distance）、规避不确立性（Uncertainty Avoidance）、阳刚/阴柔（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葛雷（Gray， 1988）则在 Hofstede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 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ersus Statutory Control）、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 Versus Flexibility）、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保密/透明（Secrecy Versus Transparency）。据此，我们不妨用霍夫斯蒂德、葛雷的框架，通过比较中、美文化及其会计准则之间差异，进而探究我国文化传统对会计准则的影响。

1.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与美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Indivial Users）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对我国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反顾美国，在其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提出“编制财务报告应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的决策”，把投资者和信贷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为显要的地位，而国家或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提及，应该说，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

2.大权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权距是指权威（或管理当局）的集权程度，在一个权距大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Hierarchy）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理论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个权距小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我国长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我国显然属于典型的权距大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较难集思广益，准则内容往往会流于笼统，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权力拥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这一点实际已被实践所证明。例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财政部会计司来制定的，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甚微。这样势必会暴露许多准则内容考虑不周的问题。例如，我国对长期工程合同仅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两类，而美国会计准则中，除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还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两类，显然，我国实践中存在着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们没有被包括在《长期工程合同》准则中，应该说与我国权距过大不无关系。至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更为笼统、简单，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驾驭、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可见“大权距”的文化特征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再如，在我国，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发生时，即应予以资本化，而在美国，除了应满足“借款费用发生时”这一条件外，还应满足“资产支出正在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条件，借款费用才允许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亦是如此）。两相比较，我国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要比美国来得宽泛，相应地，在相同情况下，我国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一般会比美国多，不可否认，我国准则这样规范与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国准则规范的这种做法没有准则制定者对财税利益目标需要的考虑，因为我国的做法无疑可以减少期间财务费用，以增加企业当期利润和国家税收收入，而这样做，也只能在大权距的文化环境中为了管理当局（即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需要才会较容易地变为现实。

3.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规避不确定性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许多法律和规则来规范和维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而且社会成员也有这种需求以据以减少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情况。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弱，则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认为对于会计制度，最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的社会里，其会计制度往往比规避不确定性意识弱的社会来得详细具体。如我国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业务均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事无巨细，几乎均作规范，即使在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仍然颁布了13个详细的行业会计制度来指导会计行为和会计业务的处理。企业会计人员在碰到新的经济业务时也是首先寻找会计制度看有无相应规范，若无相应规范再向国家财政机关要求规范，然后才作相应处理。可见我国会计文化中具有明显而强烈的规避不确定性的趋向，同时也可见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如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内制定了几乎包含会计业务各领域的3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将来颁布实施时有关经济业务无相应准则可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再比如，我国单独制定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准则，对这两张报表编制的基本要求、项目、结构、附注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并提供了相应的参考范式，从而可直接指导会计人员的编报工作。这是我国有较强的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中的又一体现。而在美国、国际会计准则中均没有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制定相应准则，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其他会计准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中，因为美国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相对较弱。

4.阴柔强于阳刚（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阳刚社会崇尚财富、竞争、成就，如美国；阴柔社会崇尚关系融洽、为人谦恭、关心弱者和生活质量，如中国。中美在这一方面的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到两国的会计准则。如我国的《职工福利》准则主要规范企业向职业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额外福利，而美国的会计准则仅以职工退休金为规范对象，可见两者之差异，而这差异又与两国文化中对阳刚、阴柔各有倚重不无关系。因为中国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为贵”，注重通过温和方式协调职工与企业、职工与社会乃至职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因此，即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仍须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安定民心，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相反，美国社会偏好优胜劣汰，金钱至上，因此，企业除了向职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职工提供其他福利，职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业不再负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相应的会计规范了。

5.职业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会计职业团体，致力于会计职业自身的有序发展，从而为美国会计始终保持较高的职业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会计准则是由其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经济业务可以依赖其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处理，这些均对其会计准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明显偏低，无论是会计职业的自我管制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均捉襟见肘，差距甚远，从而反过来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国会计界的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即官方）来具体管理的，非民间的自律管理；我国的会计准则亦是由财政部来负责制定，而非民间制定，这些均与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较低直接相关。至于因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会计准则内容与美国、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则俯拾皆是，如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计量方法只能采用总价法，美国既允许采用总价法，也允许采用净价法，国际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净价法。我国没有采用净价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净价法计量收入，则需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事先对未来现金折扣、销售折让、销售退回等进行估计，比较复杂，依我国目前的会计职业水平难以达到这一点。再比如我国对承租人融资租赁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中，直接以租赁付款额的原值入帐，没有考虑折现因素，而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则都规定要考虑折现因素，主张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入帐，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亦同出一辙。
6.强调统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崇高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经与人际关系，讲求“仁、礼、忠、孝”、“恭敬不如从命”，均体现我国文化是偏好整体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灵活与主动。反映到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中，就是需求不同企业会计实务的统一和企业不同期间会计方法的一贯，较少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我国会计改革前实行的统一会计制度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翻版；会计改革后，虽然希翼给企业会计人员以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摆脱这一文化影响。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在界定其适用范围时，就规定该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同时又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不得随意变更”等，都明显地留下了“大一统”中华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对而言，美国的会计准则仅适用于股份公司，其他类型企业可参照进行会计处理，但不强制要求。对会计方法选择的一贯性问题也持灵活态度，美国在其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辑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指出：“在会计期间，会计原则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贯应用，如果走得太远，会阻碍会计的发展。对于一种优选的会计方法，作一次变更，总是要牺性一贯性的，但是不作变更，会计就无从发展了”，它认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就应允许实行会计变更。美国文化注意个性发展、注重个体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

7.偏好稳健（Conservatism）

在一国会计文化中，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无疑会影响到会计业务的处理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具有稳健主义特征还是乐观主义特征？从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到今日国人远高于他国的储蓄率，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论，在我国会计准则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理应体现稳健性原则，以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然而从我国各具体会计准则来看，尽管部分规范体现了稳健性原则（如固定资产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研究和开展费用于发生时一律计入期间费用等），但从整体上看，稳健性原则体现不足，甚至有不少会计处理方法有违稳健性原则，明显“乐观”。如我国对同类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不确认损失，收入确认的条件比国际会计准则来得宽泛，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帐准备等。这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在这方面受文化影响不大，反过来，主要是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但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市场发育的日趋成熟，会计原则必将重现我国稳健主义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国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透明、开放、公开的典范，而中华文化则是一个含蓄、神秘、束缚较多的样本。这种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中、美会计信息披露上的悬殊差异，即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而美国要求披露的事项多而且十分详细。比如我国收入准则要求在会计报表注中披露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而美国还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复发生的收入数以及不正常的或偶尔发生的收入数；美国损益表中包括停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等项目，而我国损益表中则没有这些项目；再如美国除要求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研究和开发金额外，还要求披露有关研究和开发协议的信息（包括重复条款、每期发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国对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上述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验证）。以下我们再利用会计文化观来对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则问题略作剖析。

1.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用稳健性原则游移不定的问题

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对稳健性原则应用的态度问题，近年来争论颇多，分歧较大，从纯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讲，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该充分体现稳健性原则，而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不具备普遍应用稳健性原则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宏、微观经济条件），这两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稳健性原则的应用举棋不定，难作决断。具体到每一项经济业务上只能两相权衡，看孰重孰轻，再作结论。而在目前准则的实际制定过程中，往往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会计准则从总体上讲稳健不足的局面。

2.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应用问题

实质重于形式，无论在美国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将其作为重要的会计原则贯穿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将它列为一项会计原则，在各具体会计准则中也很少见到这一原则被贯彻其中。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态度，中外大相径庭，令人费解。我们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所谓实质重于形式，是指我们在处理经济业务时除了要看其法律形式外，更应注重其经济实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而非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很明显，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赋予会计人员较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社会为风险偏好型。而我国崇尚集体主义、集权程度较高（权距大）、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职业化水平低和重统一性、轻灵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应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前提条件较难满足，因而会计人员只能或只求遵循经济业务的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这可能便是我国轻禅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文化动因。

3.关于借鉴国际会计惯例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我国文化与美国等国的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而且这种文化差异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将难以消除。如果我们承认文化传统会对会计人员的价值取向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可否认各国会计准则之间将存在差异。换句话说，我国会计准则可以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但不可能雷同于任何一国的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会计准则中将保留一些由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概念和会计处理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出现的问题与特征作出一种文化解释，并非是结论性的意见。因为在实践中，会计准则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国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会计准则的影响往往甚于文化对会计准则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会计准则的文化解释并不一定代表可行的、必然的选择。

希望可以帮到你

D. 中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有何不同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经济法”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空想主义者摩莱里的着作《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对本国经济给予扶助,甚至不惜通过战争以打击?排挤外国的同业竞争者?这一时期,经济法缺乏产生的现实基础?自18世纪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市场阶段,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亚当·斯密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理性主义国家职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统治成为国家的中心职能?国家虽然也要对一些社会经济进行管理,但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统治[1]?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发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发展没有为国家干预意义上的经济法留下多少余地?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不少国家遭到重创?各国政府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纷纷打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绝对界限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这时期主流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说,代表人物为凯恩斯?他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主张?可见,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要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由于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划分界限,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单纯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决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需要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就是经济法?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干预主义遭到质疑,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被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供给学派不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坚决反对国家过多和全面的干预?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市场直接的自我调节为主,国家间接的宏观调节为辅?(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概况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产生之前,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市场秩序规制立法,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强调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与监督,着手制订各种不同的计划,试图在“无形之手”和“国家之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点[2]?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自由与政府调控权威相得益彰?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一战前),这时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国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的第一部法律——《保护商标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斗争法》?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的经济法有《一般授权法》?《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一方面废除了战时经济统制法,另一方面又沿袭战时经济法的立法原则,先后颁布了《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个概念明确用于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实行社会市场体制?战后初期,根据占领军的指令,实行《反卡特尔法》?1966—1967年德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保障经济持续增长,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该法是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借助经济法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市场,亦即经济法通过两种方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一,维持竞争秩序,发挥市场机能;其二,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及市场运行予以规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4]?日本经济法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初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和壮大?日本的卡特尔在明治中期已产生,最初,日本对卡特尔采取保护与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出口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产组织法》,它们属于规制未加入卡特尔的组织使之从属于卡特尔的强制卡特尔法,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法》和1932年《工业组合法》也是促进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日本统治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整和管理经济,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财阀复活垄断资本,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还颁布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进入20年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的重要立法有《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围绕摆脱危机?振兴经济?通过立法活动不断完善原有的各种经济法,这一时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机防止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石油供应适度化法》?《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业破产互助法》?美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产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了对自由竞争产生极大妨碍的垄断,引起了人们普遍忧虑和不满?美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出面干预,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和反限制竞争的法律?主要经济立法有:1890年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后又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二阶段(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上任后,通过颁布经济立法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期间,美国颁布了70多部经济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土壤保护法》?《新农业法》?《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等[6]?第三阶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6gt;,二战后,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自觉用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经常性和必然性手段?这时期的主要经济立法有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经济复兴法》和1986年《税法》等?

E. 外国经济法相比中国经济法有何特殊的背景与法律需求

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中国经济法不是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自觉地“从治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西方经济法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开始，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这种情况用普通的民商法无法弥补，但是必须限制自由主义，由此，国家开始进行干预。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实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2）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3）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完全不同，体现在：“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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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经济法和商法的区别

1、宗旨、原则均不同

经济法的宗旨是保护社会中的公共利益，并以此为己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保证经济的公平。同时在经济法中对国家的经济干预进行为强调，这里说的干预不是指以行政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经济法会对私人的经济进行相应的限制与调控。

商法的宗旨是促进营利，其基本原则则是商事自治。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中的侧重点是经济公平，商法中的侧重点则是商事自治。在传统的商法主要是用来保护商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商法中出来保证商人的利益之外，还将商事的安全与公平列入其中。

2、法律属性有区别

经济法属于公法，主要用来干预国家经济；商法属于私法，主要用来调节商事交易。经济法的主体有两部分，一部分主体是国家，另外一部分主体是经济组织、个人，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发挥自身的作用，主要运用的方法是经济杠杆，例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等，虽然不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但这些行为都是由国家来实行。

商法的主体是商事企业，主要是用来调控商事交易行为，私法的属性表漏无疑。现代商法中已经添加了商事公平与保护，因此商法中不断增加强制性的规范，再加上行政部门也开始对商事进行监督管理，导致商法越来越公法化。

(6)中西方经济法的不同之处扩展阅读：

经济法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家的经济法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尽管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我们认为是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没有注意法律部门之间的区别，没有民法的概念，更不用说经济法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解释进行解释。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其调整的对象具有特定的范围，它只调整发生在国家经济运行协调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其调整对象可以与其他调整对象分离。法律法规。

商法的概念起源于古罗马商法，而现代商法则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法，1807年法国商法典正式确立，发展到今天。维吾尔法律国家广泛继承。20世纪初以来，我国商业立法主要引进了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改革开放后，它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许多商业立法。

G. 评价外国经济法学说

经济法可分为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两家，中国经济法属于东方经济法。东西方经济法由于兴起的历史背景不同，从而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总的来说，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国经济法不是生成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的经济法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建设的一部分而主动的建立起来的，同时，经济法也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所以，中国经济法不是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自觉地“从治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与中国相比，西方经济法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开始，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这种情况用普通的民商法无法弥补，但是必须限制自由主义，由此，国家开始进行干预。可见，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实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从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看。我国由于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扼杀市场经济的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在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回头看西方，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所以与中国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看。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而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完全不同，体现在：“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H. 中国经济法与西方国家经济法产生有哪些共同和不同

资本主义的经济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客观上要求对经济关系进内行分门别类的进容行调整，资本主义经济法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而产生的，而是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矛盾和利益关系的复杂而产生的。社会主义早期采取的是计划经济，即用行政命令调整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复杂，客观上也要求对法律部门分门别类的调整经济关系。社会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也有相同的一方面，即现代经济法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是国家直接、具体的干预与参与经济生活的产物等等。

I. 西方社会两大法系的区别

西方社会两大法系在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典编纂、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区别：

1、法的渊源不同。

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式的法的渊源只是指制定法，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法院的判例、法理等没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在英美法系国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渊源，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承认法官有创制法的职能，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法的分类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法的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公法主要指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程序法，进入20世纪后又出现了社会法、经济法、劳动法等有公私法两种成分的法。

英美法系国家无公法和私法之分，法的基本分类是是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在普通法院判决基础上形成的全国适用的法律，衡平法是由大法官法院的申诉案件的判例形成的。

3、法典编纂的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一般采用法典形式。

而英美法系国家通常不倾向采用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单行法律、法规。即使后来英美法系国家逐步采用法典形式，主要是判例法的规范化。

4、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审理方式，奉行干涉主义，诉讼中法官居于主导地位;法官审理案件除了案件事实外，首先考虑制定法如何规定，随后按照有关规定来判决案件。

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对抗制，实行当事人主义，法官一般充当消极的、中立的裁定者的角色;法官首先要考虑以前类似案件的判例，从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

J. 西方各国不同时期经济立法的重点有何不同

二战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加强,诸多的涉外经济管制立法,如反托拉斯法、进出口管制法、银行、证券以及外汇管理法等,应运而生。各国在运用这些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时,不但针对发生在本国域内的行为,而且把它们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到本国域外,各国涉外经济管制立法的域外适用,势必导致与其他国家立法和政策相抵触,从而形成涉外经济管制立法的域外适用冲突问题。①该问题的出现及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国际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从而引起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1984年国际商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国内法域外适用委员会”的机构,对这一问题加以专门调查和研究。现在,涉外经济管制立法的域外适用冲突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②
各国涉外经济管制立法属“公法”范畴,按照传统的法律适用理论,“公法”仅具有域内效力,只适用于发生在本国域内的行为,在国际法上就是所谓的“属地管辖原则”。然而,在实践中,如果各国一味固守涉外经济管制立法的“属地管辖原则.
各国的国内立法

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国内立法形式主要有两种：统一制和分流制。

1.统一制

统一制是指东道国主要采取内外一视同仁的做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国内立法既适用于国内经济关系，又适用于涉外经济关系。发达国家大多采取统一制，但普通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各具特点。

（1）普通法系国家

在普通法系国家，传统上调整国内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判例法，近代以来，一些调整国内外经济关系的成文法也逐渐发展起来。

英国：1893年《货物销售法》是西方国家最早的货物买卖法之一。该法是在整理编纂英国法院数百年来判例的基础上制订，于1894、2、20经英国议会通过施行，历经多次修订，现行的是1979年修订本（还有最新的修订）。此外，英国还颁布了《公司法》、《海上保险法》、《汇票法》、《支票法》等。

在美国，调整货物买卖关系主要是《统一商法典》（该法典是在美国1896年《统一票据法》、1906年《统一买卖法》、1933年《统一信托收据法》等七个成文单行法规的基础上，由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共同拟定，1958年由委员会会议通过。）此外，反托拉斯法、反倾销法也是美国重要的涉外经济法。

（2）大陆法系国家

在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一般成为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

法国商法典颁布于1807年，共608条，由于经历了漫长岁月，已由许多新法规加以补充和修正。这些新法规大多独立于商法典。因此，目前的商法典实际上已成为商事法律规范的通则。

德国商法典制订于1897年，1900年1月1日生效。它规定了商人身份、商业行为、海事行为和营利性的私人公司等内容。商法典施行以来，已进行大量修订并形成许多商事特别法规。

2.分流制

所谓分流制，是指东道国采取内外有别的做法，分别制订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国内经济关系和涉外经济关系。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或者基于经济体制的不同，不能在经济领域给予外国人国民待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流制，主要是经济法，而不是民商法领域的分流。

发展中国家专门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通常也辅之以本国的民商法律。

我国的情况：

从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十分重视涉外经济立法工作。为了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颁布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已超过500多个。

在外国投资领域：79年7月1日颁布，7月9日生效的《合资法》（1990年4月4日；2001年3月15日修订）；83年9月20日发布《合资法实施条例》， （ 86年1月15日； 87年12月21日国务院修订； 2001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布修改决定。）88年4月13日通过《合作法》，（2000年10月31日通过修改决定修正）；95年8月7日国务院批准，9月4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合作法实施细则》； 86年4月12日通过《外资企业法》，（2000年10月31日通过修改决定修正）；90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12月12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4月12日国务院发布修改决定修订）--取消了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进一步扩大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自主权）；94年8月11日劳动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条例》；82年《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93年《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条例》。

在对外贸易领域：94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4年4月6日修订《对外贸易法》；97年《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反倾销条例》在2001年11月26日国务院328号令公布，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反补贴条例》于2001年11月26日国务院329号令公布，2002年1月1日起施行，97年条例废止。

在涉外税收领域：91年4 月9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6月30日颁布其《实施细则》。

在涉外运输方面：有1992年《海商法》。

此外，《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通过，10月1日施行；1985年3月21日通过，7月1日施行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等也适用于涉外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中国涉外经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