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合同法的案例

1. 劳动合同法疑难案例解析目录

以下是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疑难案例解析:

1. 陈骏诉中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一案，涉及医疗期未满时劳动合同的终止问题，陈骏因公司行为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2. 劳动者同时与两家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引发的争议，考验了法律对"脚踩两只船"现象的界定和处理。

3. 劳动者通过欺诈手段签订的聘用合同，因其无效性，成为劳动争议处理中的焦点问题。

4. 伪造学历订立的劳动合同，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如何处理，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和裁决案例。

5. 任某与嘉里大通公司的经济补偿金纠纷，劳动合同解除后的权益保障问题在本案中得以体现。

6. 王蕾、龙凤未提前通知解除事实劳动关系与金冠大洒店的案例，展现了劳动合同解除的通知程序的重要性。

7. 违纪被除名的职工任远全诉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反映了企业对员工纪律处分与法律关系的处理。

8. 直销人员成冰东与北京科城工贸有限公司的聘任合同纠纷，展示了直销人员在劳动合同中的权益保障。

9. 职业运动员与俱乐部的工作合同纠纷，劳动法如何界定此类特殊行业中的劳动关系，案例提供了参考。

10. 李维闽与君信公司因试用期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争议，涉及到试用期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

11. 朱建诉北京懋华技术有限公司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纠纷，昭示了拖欠工资的法律后果。

12. 邹冠与北京某医药有限公司医疗期解除劳动合同案，展示了企业在员工病假期间的权益处理。

13. 北京嘉豪实业公司诉刘嘉的违约金纠纷，劳动合同中违约责任的界定成为关键。

14. 丁磊与沈阳飞彩机械厂的经济补偿金纠纷，劳动合同解除后的赔偿问题在这里得以讨论。

15. 经伟贸易公司与荣馨的劳动合同终止限制争议，反映了企业对劳动合同终止的合法程序要求。

16. 令狐堂等人因经济性裁员引发的劳动纠纷，案例揭示了裁员过程中合法性的考量。

17. 平古煤业有限公司与刘洪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纠纷，法律如何平衡长期劳动合同与解除的冲突。

18. 上海新宇钢材厂与张兴的辞职纠纷，劳动合同解除中的通知义务再次被强调。

19. 沈阳天祥轮胎制造厂李强的解除劳动合纠纷，展示了劳动合同解除的复杂性。

20. 王兰与沈阳重型机械总公司的劳动纠纷案例，提供了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律依据。

21. 杨娟与河南南阳纺织厂的劳动合同解除案例，展示了不同行业和地域的纠纷处理模式。

2. 合同法案例

根据合同法第71条规定，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内权人利益的除外容。在本案中，由于乙公司冷库已满，提前接收蜜桔会导致蜜桔腐烂，损害乙公司利益，因此有权拒绝果农甲的提前履行。根据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本案中，显然蜜桔腐烂是在甲向乙交付之前。同时，乙公司作为买受人在拒绝接受时的保管义务在此时并不能成立，因此，果农甲的损失由甲承担。

3. 案例分析：合同的订立 陈海燕诉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案 案情介绍

原、被告签订的预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房屋售价、方位等，双方就诉争房屋本已存在预约关系的前提下，被告于2001年8月16日将合同条款已齐备的预售合同文本给原告签字盖章的行为，具有明确的订立合同的意思，内容具体确定，已不同于被告所称的系协商合同条款的要约邀请，而是符合要约的条件，构成要约，原告在该合同文本上签字盖章，是对被告发出的要约的承诺，原告签好后交给被告，承诺已到达要约人，承诺生效，故双方预售合同已成立。被告不盖章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依照《合同法》第13、14、15、21、25、26、37条的规定，判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预售房屋合同依法成立。
被告对一审审理结果不服，依法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上诉人未在预售合同上盖章，但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其填写完备的预售合同文本，被上诉人签订了预售合同，并依照预售合同的约定交付了第一笔房款，上诉人接受了合同及房款，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房款发票，预售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故原审法院据此确认预售合同已成立并无不当。上诉人利用其在售房过程中的优势地位，以书面合同未盖章为由，随意推翻双方达成合意且已实际履行的预售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础知识］
本案涉及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问题，即被告8月16日向原告提供预售合同文本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要约又称发盘、出盘、发价、出价或报价等，是指一方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当事人接受的意思表示。要约是合同订立的启动点，是当事人实质进行合同订立过程的开始。要约邀请又称要约引诱，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其目的不是订立合同，而是邀请对方当事人向其为要约的意思表示。
本案还涉及合同成立的问题，即被告未在预售合同文本上签字盖章是否影响合同的成立。合同成立是合同订立的一个结果，标志着合同的产生和存在，是指当事人就合同内容协商达成一致，缔结了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5条的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法律争点］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房屋预售合同是否成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对被告向原告提供预售合同文本行为性质的认定，即其属于要约抑或要约邀请的问题。
（一）要约的法律构成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其他国家的合同理论和立法，要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要约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要约的目的是要与对方签订合同，所以要约中必须含有进行交易订立合同的意图。要约的这一要件强调，要约并不是“开始与对方协商”的意思表示，其所表示的意图是，要约一经被接受，合同即告成立。
第二，要约中含有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从要约的欲设效果看，只要受要约人同意要约，合同即告成立。为了使成立后的合同能够履行，要约人必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完整的设计。也就是说，为达此目的，要约的内容必须包括合同的最基本要素。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以下条款：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我国《合同法》贯彻合同自由的理念，没有规定合同的基本条款。当要约中规定了基本条款时，受要约人接受，合同即告成立。但当要约中没有规定法律要求的基本条款时，受要约人对这种要约进行答复时，合同能否成立。从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看，遗漏某一条款或某一条款订立得不清楚，不一定妨碍合同的成立，只有在被遗漏的条款是合同的核心条款时而法院又不能以法律规定的方法确定这一条款时，要约才能归于无效。我国《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第63条等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履行。
第三，要约中必须表明要约人放弃最后决定权的旨意。要约人一经向受要约人表示了订立合同的意图，他就应当将是否成立合同的最后决定权留给对方而不是自己，即应表明要约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即受约束的旨意。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一经到达受要约人，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不得擅自撤回或者变更其要约。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合同即告成立。但现实生活中，如果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了保留条件时，是否还能称其为要约？所谓要约中的保留条件是指提出订立合同建议的人，对其建议所采取的一种限制。有时这种限制可表现为对订立合同的最后决定权的保留，有时也可以表现为对合同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决定权的保留。从要约的本意和使命看，当要约中规定了保留条件时，就不能成为要约，因为它使受要约人处于不确定状态，即使受要约人承诺，合同也不能成立，这与严格意义上的要约概念违背。
第四，要约必须由要约人向其希望与之订立合同的人发出。希望与其订立合同的人可以是特定的相对人，也可以是不特定的相对人。特定的相对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对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一般是指向社会公众发出。我国《合同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从第14条及第15条的规定看，并未排除非特定人。从法理上看，要约在于给与受要约人承诺的权利，也就是说，提出建议的人一经选择好了缔结合同的伙伴，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合同的内容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将相对人特定视为要约成立的要件。如果相对人不能特定，则意味着发出提议的人，并未选择真正的相对人，该提议不过是为了唤起他人发出要约。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的规模化，也为向公众发出的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成为要约提供了客观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将向公众发出的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视为要约，对受要约人是有利的，从这个角度讲，可以允许要约人在自愿承担行为后果的条件下，向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任何一个与缔结合同有关的意思表示均为要约，有时意思表示人只是唤起相对人订立合同的意识，即由相对人向自己发出要约，这就是所谓的要约邀请。故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尽管要约邀请貌似要约，但因行为人不具有以自己主动提出订立合同的目的，故应与要约相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阿蒂亚所言：“我们经常试图对划归‘要约’一类的情况和划归‘要约邀请’一类的情况之间的区别加以说明，但很难提出一般的规则。”(［英］阿蒂亚：《合同法概论》，4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区分要约与要约邀请主要是根据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愿、订约提议的内容、是否包括了合同的主要条款以及交易习惯等来确定。根据这几项标准，可以认定，被告给原告预售合同文本，在性质上属于要约，而非要约邀请。具体理由如下：
一是京城公司具有主动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非希望原告向其发出要约。本案中，预售合同文本由京城公司提供，京城公司将预售合同文本交由原告陈海燕让其签字盖章，充分表明了其主动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是京城公司提供的预售合同文本条款齐备，包含了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因而不同于要约邀请。本案中，商品房预售合同属于买卖合同，被告提供的该预售合同条款齐备，包括补充条款和附件等，其中不仅约定了标的物和数量（京城公司开发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家浜路京城大厦B单元××室房屋），还约定了总价款及付款方式和期限（2001年8月18日支付房款117650元，余款320000元按揭、公积金组合贷款），因此其内容具体确定，符合要约成立的条件。
三是根据交易习惯，通常房地产商只允许买受人就其拟定的合同文本接受或是拒绝，其所拟定的合同文本是格式合同，不允许购买者修改或增加条款，因而其并非邀请买受人向其提供要约，而是由其向买受人提供要约。
综上所述，被告向原告提供预售合同文本行为符合要约构成要件，属于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要约。
值得注意的是，原、被告5月13日签订的购房预定协议书是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学理称为预约，其效力仅在于预约债权人得请求对方履行订立本约（房屋预售合同）的义务。在本案中其成立生效与否并不影响当事人双方重新就本约（房屋预售合同）达成协议。
（二）合同的成立
本案中，被告将预售合同文本交给原告，根据《合同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该要约为生效的要约，原告在该合同文本上签字盖章，是对被告发出的要约的承诺，原告签好后交给被告，承诺已到达要约人，承诺生效。根据《合同法》第25条的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预售合同并非于原告签字盖章交给被告时成立，这是因为：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0条的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因而本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应为要式合同。我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可见，要式合同的成立时间不同于非要式合同，后者于承诺到达要约人时成立。故一审法院认为承诺生效时双方预售合同已成立，被告不盖章并不影响合同成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案原告8月20日将首期房款交付被告，被告接受并出具了房款发票时，合同成立。因为，根据《合同法》第37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此，8月20日后，京城公司就应履行合同义务，其主张合同未成立于法无据。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分以及要式合同的成立问题。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公司8月16日向原告陈海燕提供预售商品房合同这一行为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而非要约邀请。原告在预售合同文本上签字盖章并交给被告，是对被告要约的承诺并且该承诺生效，但双方的预售合同并未因此而成立，因为被告没有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式合同的成立条件。该预售合同的真正成立时间为8月20日原告履行交付首期房款的主要义务，被告接受并出具房款发票之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预售合同成立是正确的，但依据是错误的，二审法院的审判理由较为合理。

4. 合同法案例分析

买卖合同、共有关系
个体户张某、王某二人于1999年10月1日从汽车交易中心购得一辆“东风”牌二手卡车，，共同从事长途货物的运输业务。二人各出资人民币3万元。同年12月，张某驾驶这辆汽车外出联系业务时，遇到李某，李某表示愿意出资人民币8万元购买此车，张某随即氢车卖给了李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事后，张某把卖车一事告知王某、王某要求分得一半款项。
李某买到此车后，于同年年底又将这辆卡车以人民币9万元卖给赵某。二人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赵某某租车给李某使用，租期为1年，租金人民币1万元，二人签定协议后，到有关部门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
赵某把车租赁给李某使用期间，由于运输缺乏货源，于是李某准备自己备货，因缺乏资金遂向银行贷款人民币5万元，李某把那辆卡车作为抵押物，设定了抵押，双方签订了抵押协议，但没有进行抵押登记。
次年11月赵某把该车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钱某。12月赵某以租期届满为由，要求李某归还卡车，李某得知赵某把车卖给钱某，遂不愿归还卡车，主张以人民币9万元买回此车，赵某不允，遂生纠纷。
现问：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什么财产关系？
（2）张某、李某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3）李某、赵某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该约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4）李某与银行的抵押合同能否生效？为什么？
（5）李某主张买回卡车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为什么？
（6）截止纠纷发生时，该卡车所有权归谁享有？为什么？
答案：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按份共有关系。
（2）有效。因为张某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该合同初为效务待定合同，后经王某默认而得补正，转为有效合同。
（3）有效。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4）不能生效。一是因为李某无权以他人所有之物设立抵押，二是因为未办理抵押登记。
（5）不能。因为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应以同等价格为条件。（6）归赵某所有。因为赵某尚未将卡车交付给钱某，卡车所有权并未转移。
解题思路
本题虽然人物众多，但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比较简明，案情发展脉络呈流线型，考生只要依情节按图索骥，依次回答每个问题即可。
法理详解：
（1）、（2）张某、王某按份投资购买卡车，共同从事运输业务，依法成立按份共有关系。按份共有又称分别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分别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共有关系。《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
既为共有关系，共有财产全属于全体共有人所有，因此，共有财产的处分，必须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一个或者几个共有人未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对共有财产进行法律上的处分的，对其他其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如果其他共有人事后追认该行为，则该处分行为有效。《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不效。”本案中王某事后得知后，要求分得一半款项的行为表明，王某是追认了张某的无权处分行为。
（3）、（6）《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超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另有约定的除外。”第（3）问所列情形即属于本条所指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情形，即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标的物移转时间，而不受“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的束缚。而第（6）问则应适用“标的手所有权自标的手交付时起转移”的约束，依本案案情交待，纠纷发生之时，标的物尚在承租人李某手中，因而赵某并未将卡车交付给钱某，故钱某并未取得所有权，此时卡车所有权仍归赵某所有。
（4）依《担保法》第41条及第42条第（四）项规定，以汽车设立抵押的，应当办理抵的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另外，抵押人应对抵押物依法具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不得非法在他人之物上设立抵押。（5）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是以在同等条件下为前提的。本案中钱某出价10万元，李某出价9万元，显然不构成“同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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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案情

2003年7月初，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二公司）工作人员王非经马久东、吕穗锋介绍认识了义马市张建华、马建珉、李继华，双方开始协商义马2×155MW热电厂投标招标事宜。7月14日，王非、马久东代表中建三局二公司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了居间协议。双方约定的主要内容是：若该工程中标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支付马建珉、李继华建设工程合同总额2%的劳务费用；首次支付20万元，余款按工程转款比例支付；违约方赔偿对方10万元损失。

8月14日，义马市招投标办公室、义马市热电厂共同向中建三局二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义马2×155MW热电厂主控楼、主厂房、升压站工程。8月31日，义马热电厂与中建三局二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原审另查明，王非任中建三局二公司义马热电厂项目部经理。马建珉、李继华依据居间合同收到劳务费204000元。

后因中建三局二公司没有支付约定的余款，马建珉、李继华提起诉讼,要求支付余款74万余元及违约金10万元。

义马人民法院判决：一、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马建珉、李继华居间费372375元，违约金6万元，合计432375元。二、驳回马建珉、李继华对王非、马久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15291元，由被告中建三局二公司承担。

宣判后，中建三局二公司不服，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以下事实错误：一是中建三局二公司从未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过合同。二是居间合同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协议。三是原判决认定的中介费用计算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决，判决中建三局二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审被告王非代理人庭审中述称：签订协议是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居间协议违法，为无效协议。

判决理由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王非、马久东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的协议，约定主要内容是促使义马热电厂与中建三局二公司中标和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特征，该协议为居间合同。

本案审理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王非签订居间协议是否是职务行为，二是居间协议的效力，三是居间费用的计算依据。

关于王非签订居间协议是否是职务行为。居间协议上虽未写明中建三局二公司名称，但居间协议约定的居间义务是义马热电厂工程项目投标和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等。在王非、马久东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居间协议后，中建三局二公司就又与马久东签订了关于义马热电厂工程项目投标和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居间协议。义马热电厂工程项目中标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后，王非已经成为该工程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投标和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并不是王非的个人事务而是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事务，居间协议也是为了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事务。由此可以看出，王非该系列行为均是职务行为，王非也认为自己该系列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王非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上诉人中建三局二公司认为王非与马建珉、李继华签订协议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本案事实不符，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居间协议的效力。《合同法》确立了居间合同法律制度，我国法律没有禁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居间。招标公告虽然为公开事项，但并非公开的事项就众所周知。因此，公开招标的事项也存在向他人报告投标和订立合同机会的情形，投标人也可以将自己在投标活动中所办理的投标事项委托他人代理或者协助进行。招投标活动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但并非招投标活动有居间行为就违反了招投标活动的原则，只是招投标活动中的居间事项与其他合同的居间事项有所差别。投标人中建三局二公司提供投标所需的各种资料和投标书，让马建珉、李继华参与其投标事务并支付一定劳务费的约定，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因此该行为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建筑法》和《招投标法》相关法律规定的均是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不得以不正当手段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发包方与承包方以及居间人之间有违反《建筑法》和《招投标法》相应规定的行为。中建三局二公司作为投标人和承包人，没有证明自己已付居间费用用于行贿和回扣等，也不能证明未付居间劳务费是为了违反有关规定，也没有提供当事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中建三局二公司认为，该协议违反了《招投标法》、《建筑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居间报酬。《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由此规定可知，居间报酬的请求权以促成合同成立为条件，不以所促成的合同是否履行为条件，委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因居间服务而成立的，居间人就可以行使居间报酬请求权。关于居间报酬标准，我国法律对此还没有相应规定，因此确定居间人的居间报酬应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可太高。一审判决虽然依照公平原则对居间合同约定的报酬额予以适当调整，但根据本案居间报酬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标的的收益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高的实际情况，对居间费用还应当再适当酌减。中建三局二公司认为应当按照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情况计算居间报酬，合同未履行部分不应计算居间报酬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居间协议书约定，合同签订后首付20万元，余款按照工程转款比例支付。该比例既可以理解为仍然按照工程款2%的比例计算支付劳务费至付清时为止，又可以理解为首付20万元后所余劳务费与工程总造价之比按照转款比例支付。如何计算应付居间劳务费这一约定不明，马建珉、李继华也没有提供施工过程中转款数额和应当按照转款所付的居间劳务费，一审确定的工程款额是施工合同终止时的完工工程价款，因此原判决认定中建三局二公司未按照转款比例支付构成违约的证据与理由不足，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酌定中建三局二公司支付居间报酬的标准和违约的责任认定欠妥，故予以纠正。

判决结果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义马市人民法院（2004）义民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和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二、变更义马市人民法院（2004）义民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马建珉、李继华居间费2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其他诉讼费用5291元，合计15291元，由上诉人中建三局二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该案例案号为[2005]三民三终字第41号）

6. 简单的合同法案例分析

本案属于合同签订中需谨慎防范的“成约定金”合同。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复杂纠纷。合同中双方约定总价款为40.75万元，海化公司需先付养蛇场总值30%作为定金。依据法律规定，定金超过总价款20%部分无效，超过部分无效。养蛇场收到定金后10天内须交货，运费自理。若定金未交付，则合同不成立。此约定为典型的“成约定金”，其生效与否取决于定金的交付。如定金未交付，合同不成立，养蛇场无权主张违约责任。

若给付定金一方未支付，但合同已经履行或主要部分已履行，不影响合同成立或生效。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指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而非次要义务或附随义务。养蛇场已完成备货并准备交付，主要合同义务已执行，这不构成合同不成立或不生效的理由。然而，定金约定无效，主合同有效，养蛇场有权主张违约责任，但继续履行可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不予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的，超过部分无效。同时，如合同已履行或主要部分已履行，即便定金未交付，也不影响合同成立或生效。综上所述，应认定双方定金合同无效，主合同有效，养蛇场有权主张违约责任，但鉴于继续履行可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予支持。

7. 合同法案例分析

通过扣押员工帐户文件从救援

毕业生违反合同，为了自救，许多公司也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来强迫员工。如果不办理户口手续和文件传输。那么企业自救合法的吗？
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采取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公司不保留通过这往往显示出企业自身的无奈和无能的人从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文化，并检获的文件。
法律和法规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一种违反法律的。权利
没有出售任何业务的账户，账户管理是不是雇主，户主，只有在雇主的托管账户，用人单位集体户口。
另外，任何雇主不能够不威胁到个人的文件，要求赔偿。我们的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1992年规定：企业职工调动，辞职，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辞退，工作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将文件传输到新的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组织人事）部门，在劳教所，监狱的工作人员，原单位在将来还准备聘请其原所在单位保管的档案。可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解除劳动合同，文件传输应该无条件地由雇主，雇主的法律义务。雇员在法律意义上传输文件的支持。在北京的法理判断雇主的文件传输，和一些法令，以支付工人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损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起判例，该法令被承认的研究生先生直接传输文件。

解决方案
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看看在本节开始。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要加强毕业的学生聘请管理。我们给予该公司的建议如下：
签订的就业协议，为了能够控制风险，可以部分就业前的劳动合同协议商定，如服务，违约金的权利和义务的劳动关系继续存在，可以指定在就业协议备注条款的。学生报告的企业，劳动合同的签订，再次明确表示同意这些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服务需要调整，劳动合同，就业协议的一致一段时间的要求，以防止两个合同终止时，争议过程中造成的不一致。
可以约定的正式报告之前，该学院的学生到企业实习一段时间后的官方报告，不再试用期在劳动合同中规定，同时也违反就业协议的国家赔偿责任。这仍然可以实现的目的是观察学生，也避免了在任何时候终止合同的试用期。
学生到企业实习，在劳动合同中可以缩短两个月的试用期，给予违反合同和协议，以终止劳动合同的负债，企业不再承担其户籍的责任。同时，试用期的临近，然后其家庭迁移过程。这可以达到目的的访问学生，他们可以约束学生。也就是说，如果在试用期内，学生终止合同，那么企业可以没有户籍迁移。户籍迁移程序运行，一直是试用期，如果学生是终止合同的违约赔偿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建立导师制度，帮助大学生渡过最糟糕的试用期。毕业生举行的“成绩单”的报告之日起，企业应建立导师制度，毕业生，教师分配工作，帮助他们适应工作环境，了解职位的要求，时刻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从而降低了毕业生试用期间的周转率。
第五，提供更好的福利，培训机会和发展空间，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吸引大学学生离开。
第六，也可以考虑根据人才市场的方法处理新兵招募即将到来的在校大学生，双方保持简单的劳动关系由学生通过人才市场或其他渠道，其处理户籍的社会责任。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LEPS科技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8. 关于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例及详细分析

案例：现年60岁的蒋伦芳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二人收养一子（黄勇，现年31岁，已成家另过）以养儿防老。1990年7月，蒋伦芳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原泸州市市中区顺城街67号房屋所有权。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迁，由拆迁单位将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还房安置给了蒋伦芳。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永彬与蒋伦芳将蒋伦芳继承所得的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蓉。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将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黄永彬因病去世。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留下的遗嘱。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审判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赠与原告张学英，并经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公证，该遗嘱形式上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以下违法之处：1、抚恤金不是个人财产，它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死者单位对死者直系亲戚的抚慰金，不属遗赠财产的范围；2、遗赠人黄永彬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是黄永彬与蒋伦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遗嘱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遗嘱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未经共有人蒋伦芳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3、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一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蒋伦芳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陈蓉，该8万元售房款还应扣除房屋交易时蒋伦芳承担的税费，实际售房款不足8万元。此外，在2001年春节，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便对其遗嘱进行了公证显属不当，违背了《四川省公证条例》第22条：“公证机构对不真实、合法的行为、事实和文书，应作出拒绝公证的决定”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的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讲，本案被告蒋伦芳在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际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社会风气。

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据此，纳溪区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于2001年11月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分析

本案属遗赠纠纷。遗赠是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其他财物。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立遗嘱时虽具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遗赠人黄永彬对售房款的处理违背客观事实。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黄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该8万元售房款还缴纳了有关税费，黄永彬与蒋伦芳共同将该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子黄勇，实际上已经没有8万元。遗赠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仍以不存在的8万元的一半进行遗赠，显然违背了客观事实。其次，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剥夺了蒋伦芳一发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他们的婚姻关系受法律的保护。“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表现，但黄永彬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上诉人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其妻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立书面遗嘱，因其内容和目的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遗嘱。其遗赠行为自然无效。

我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公证机关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对所要证明的法律行为、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遗嘱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律行为公证的条件就必须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17条也规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订立的将其死后遗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遗嘱虽然经过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因该遗赠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民事行为。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所作出的（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依法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采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中，《继承法》、《婚姻法》为一般法律；《公证暂行条例》系国务院制定，为行政法规；《四川省公证条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为地方性法规；《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为部门规章。《民法通则》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规定，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故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结合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遗赠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还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并非一切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违反已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体现的，维持现行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行为，则属于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

本案中，黄永彬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违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黄永彬基于其与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