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社会利益本位

①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现法学界权威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干预、管理和调控的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a.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规范组织的法律，是为了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从组织上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投资法等。
b.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方式，这方面的法律有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金融法、保险法、房地产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等。
c.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日本学者丹宗昭信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产品质量法。
d.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财政法、税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价格法、会计法和审计法等。
基本原则
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实质公平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1、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可以说是国内经济法学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相较之下，同样作为独立部门法的民法、刑法的基本原则都早已在各自的领域形成共识。国内几大经济法理论流派关于经济法原则的论述可谓是五花八门，现列举如下：
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构成（一）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三）社会本位原则；（四）经济民主原则；（五）经济公平原则；（六）经济效益原则；（七）可持续发展原则”
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最核心的内涵便是：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这一经济法基本原则也可以更简要地表述为：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
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博登海默说：“即在孩提时代，自我主张趋于压倒无私行为。……随着个人的成熟，‘个人倾向的侧重和强度都会渐趋渐小，而尊重他人的情感则会不断增长和扩展’这种心理现象可以反映出自然的智慧。” 这种自然的智慧同样在人类社会的成熟过程中得以体现。当资产阶级高举自由之剑斩封建主义于马下之时，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也纵横于民商法之中。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的要求，社会文明的进一步成熟，社会本位代替个人本位也成为必然。经济法是社会为本位代替个人本位过程中新兴部门法的代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本位指导下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从制定到实施所贯穿遵循的基本准则。但是，社会本位却并不是经济法基本原则之本身。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基本理念，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经济法理念的体现与具体化。两者是不同的范畴，不应混淆，关于此一点，本专题的第一节已经强调过，这里不再复述。据此，上面的论述虽各其合理之处，但有的论述得相对不够完整，有的表述得过于宽泛，超越了基本原则的应有之意。
就法理学而言，部门法的价值取向和层级决定了部门法的原则核心与构成，虽然部门法一般都具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正义等基本价值，但在不同部门法中这些价值的地位和内涵是有区别的，这种抽象的分别必须要经由部门法原则加以具体化，才能通过法律实践正确体现出来。
所以一个成熟的部门法体系，不仅要具有特定的理念和价值，更要有反映这些理念和价值的基本原则，以指导其具体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些基本原则并非简单的并行关系，既不是从其他部门法基本原则“移植”而来，也不是法理学所归纳原则教条的“具体化”，而是内部逻辑协调一致的系统。这就要求这些原则不但能够互相印证彼此的关联性和各自的独特性，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将体现该部门法本质的精神理念、基本价值传导到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内部逻辑统一”恰恰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所包含基本原则的分析与研究所欠缺的重要方面。
我们先以比较成熟的部门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发展历程来粗略说明关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近代民法属于私法范畴，以维护个体权利为本位，多任意性规范，以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为其传统理念，其价值核心应当是自由，与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社会经济调控的主导地位相适应，包含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三大基本原则。进入现代社会民法的价值和理念遭到社会本位的冲击，三大基本原则也受到了修正：禁止权利滥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内容粉墨登场，加入到现代民法基本原则之中。但民法并没有因此真正改变最初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内涵，否则就会丧失其独立存在的个性和意义。所以民法最初的三原则为本源，之后形成的三原则为发展，构成了清晰完备、逻辑统一的基本原则体系。因而在具体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当适用各大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正确确定冲突原则的优先级别，以贯彻民法的基本精神理念。
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是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的统一体， 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基础，在于公私法在深层次上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在于法的时代精神对传统法律价值理念的革新。所以，经济法的价值核心是自由和秩序、效益和公平之间的一种和谐状态，其基本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协调。
进一步说，经济法通过对经济关系全方位的调整，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微观层次上保障个人、社会组织与政府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和谐，兼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从宏观层次上对政府、社会、市场进行平衡协调，实现社会资源在整体上的优化配置，达致人、社会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两方面的共同目的是实现以人的最终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持续性发展。因此本书认为经济法主要有三个基本原则：营造平衡和谐经济环境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三大原则并非互不干涉、独立适用，而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又要贯穿于经济法体系的始终，具有较强的涵盖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适用于经济法部门内的某一法域，当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则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谐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更侧重于对市场规制法提出要求，涵盖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出现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从而体现在经济法上的客观需要，更侧重于对宏观调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观规律为指导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力求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适度干预的特点，既是责权利效相统一，也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的公平体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则，是对经济法本质在基本原则上的深层次体现，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与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手段性原则。 2、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我们强调营造平衡和谐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说平衡协调原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对经济关系进行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单纯将平衡协调上升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就显得不够充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经济法的本质内容。
从字面上讲，和谐与协调两词的含义互通，这就是在许多法学著述中“和谐”与“协调”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说“和谐”和“协调”是有很大区别的：和谐是一种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和市场都要顺应客观规律、应用客观规律的表现；而协调更强调的是主体间相互一致的积极行为，是带有主观意志色彩的一种行为模式。就经济环境状态的描述而言，“和谐”一词较“协调”更贴切，例如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首先，“平衡和谐”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治条件下经济环境应有的状态，强调的是不同主体的配合而不是对抗，又在哲学范畴“度”的问题上强调适当，而不能“过火”或“不及”。有学者认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张将其纳入经济法的理念，但我们认为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调”之意，例如人们常说“生态平衡”。
其次，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种中庸理念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能够实现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和谐，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平衡和谐，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最后，经济法律的完善本身并不代表这种良好经济环境已经大功告成，由于社会经济体系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制不断地“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规划性地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来建立和维持这种环境。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层次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和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权益，也阻碍了该行业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更有损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民主形象。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价值规律由对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之微观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调节和配置，顺利完成经济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规制法在其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国家超越整个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国家根据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后产生的不公平倾向，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再次资源分配和调整，宏观调控法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与市场如何协调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还有进一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世纪的阿奎纳认为：“正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们的地位而将不同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分配正义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愈突出愈显要，那么他从共同财产中亦将得到愈多的东西。”这种按人们地位来分配经济资源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该原则为按资本分配原则所取代。从“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资分配较按地位分配无疑是人类社会分配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按资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出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树立的平等观念的一种讽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不仅在道义上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与危害，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意义和途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都直接源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单靠市场这一只无形之手是无法实现将稀缺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所有制最终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制度并存。这样一种复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分配制度也正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将成为未来几年关于如何贯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经济的发展，是效益优先的全面体现。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公平的最终体现。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上升到一种治国方略的高度。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认识论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突破，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仅是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更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也唯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会本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仅以人类社会横向的当代利益和谐为出发点，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出发点。这种发展不强调盲目的快速，而强调连续与稳定下的高速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

② 如何看待破产立法理念的历史演变

破产法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个别强制执行制度，当时的“屠杀分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当作是破产雏形中对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但破产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后，立法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早期的破产法是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着眼来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间随着债务人地位的变化和提高，破产制度慢慢走向精细和完备。归纳起来，破产立法变迁带来的理念变化和制度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破产法的立法本位发生了重大转变 破产法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解决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从产生之初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破产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债务清偿关系有时可能影响到他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业、金融企业、超大型企业的破产，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故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十分重视如何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大型企业的挽救，以避免因破产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作用。因此，面对社会发展形式的变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私法的角度考虑破产问题，难免会导致对国家介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仅仅依赖传统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难以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因此，在我国新的破产立法中，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债务关系进行传统的私法调整的同时，还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的实现。破产法立法本位变迁，对我国当今构建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破产法的制度价值不断变化和创新 破产立法本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破产法的制度价值的变化。在传统弥补传统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价值基础上，现代破产法还具有两个新增价值：第一，给予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传统破产法以保护债权人为要而对破产人实行惩戒主义， 破产程序的目的仅仅是使各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但债务人在破产后不能获得免除债务的优惠。这样使得债务人没有申请破产的积极性和原动力，其结果是即使出现了破产原因，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而使得财产继续减少，最终不利于债权人。现代破产法既体现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债务人的保护，其最大的特点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进行免责，以使其摆脱债务，东山再起。第二，现代破产法还具有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允许的功能。现代交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锁链，各交易主体均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主体的破产，往往会影响其他主体，而引起连环破产。而现代破产法恰恰可以及时有效地切断该链条，进而保护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转。

与此同时，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也日益为当今社会所认识。所谓间接调整作用是指破产法对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调整社会产业与产品结构。必须承认，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和实施的必要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必将产生危及破产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国过去对破产法宣传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现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调整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缺乏认识，宣传不足。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以其他制度取代破产法、乃至完全否认破产法的错误主张。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我国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实际上自身早已“破产”。 在目前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呼声日益高涨的时期，也存在过分渲染破产制度间接调整作用的舆论，立法机关对此应当确立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现代破产法制度价值的变与不变。

现代破产法注重从广义上理解破产概念，有机衔接和解、重组等相关制度 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概念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仅限于指处理经济上破产时债务如何清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由法院主持强制清算其全部财产，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法律制度。但这其实只是最为狭义的理解。而现代学者通常对破产法律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将破产清算以外的各种以避免债务人破产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视为破产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破产清算制度。

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分析可知，国外的金融机构破产也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和解、重组等市场退出方式和破产清算制度有机结合，统一构成广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该法中规定了和解、整顿等制度。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也都将托管、接收等制度与破产清算规定在一起。鉴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和现行制度基础，我们构建新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在立法中有机衔接托管、重组与破产清算之间的关系。

现代破产法充分意识到破产欺诈的危害，强调加重破产法律责任 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确实施的，破产法更是如此。目前，破产案件中的欺诈逃债行为十分严重。一些债务人利用破产程序终结后余债可免于清偿的规定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破坏经济秩序，有些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如不坚决打击破产欺诈行为，破产法的实施将步入误区。 为此，现代破产法都非常注重从法律责任上设计相应对策来解决此类问题。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设置了较现行立法更为完善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另一方面是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规定上加重对破产企业负责人和破产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金融破产领域，由于金融机构破产必然要受到当局严格的金融监管，此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也不能忽视。再者，对破产企业负责人规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有助于督促经营者遵从法律规定，谨慎从事经营，起到一定的惩戒和威慑的作用。另外，在我国还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机构，利用破产欺诈损害国家利益，维护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难保不会发生。因此，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时，必须注意现代破产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产法律责任的规则设计。

③ 破产重整的意义有哪些

破产重整是企业破产法新引入的一项制度，是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希望再生的债务人，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协商，并借助法律强制性地调整他们的利益，对债务人进行生产经营上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期摆脱财务困境，重获经营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破产重整制度作为公司破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己为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采用。它的实施，对于弥补破产和解、破产整顿制度的不足，防范大公司破产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破产重整的优势有哪些？
1、破产重整是法庭内的重组，因此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一旦法院受理了破产重整，所有的其他诉讼程序的执行都将中止，如欠债权人的钱可以暂时不还，甚至担保债权人对担保物的执行也将不被执行；
2、市场化特征更突出，如破产重整提出方主体多元化，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不仅债务人、债权人可提出重整申请，债务人的股东可在一定条件下提出重整申请，再如新破产法引进了企业破产管理人制度，对促进重整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充分保障破产债权人的利益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3、重整措施多样化，债务人可以灵活运用重整程序允许的多种措施达到恢复经营能力、清偿债务、重组再生的目的，如不仅可采取延期偿还或减免债务的方式，还可采取无偿转让股份，核减或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将债权转化为股份，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新股或公司债券，转让营业、资产等方法；

④ 破产重整程序的基本特征

从重整制度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重整制度是债务清偿法与企业复兴法的结合，社会利益与私权保护相调和的产物，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从程序效力而言，重整程序的优先性主要体现在，法院裁定重整后，债务人涉及的破产清算、和解、强制执行及因财产关系所引发的诉讼等程序都应停止。[2]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94条即直接如此规定。遗憾的是，重整程序的优先性在《破产法》中并无明文规定，但是通过对《破产法》结构的研究发现：三大破产程序在破产法中的排列顺序是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重整程序位列三大程序之首，重整理应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得到优先考虑。重整程序的优先性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本位的立法理念在我国《破产法》制定过程中产生的深刻影响。

⑤ 破产法如何体现社会本位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整体性、社会性和规模性等特点的出现，经济组织之间回彼此的依赖性进一步答加强，某一经济组织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会波及到其它经济组织，引起破产倒闭等连锁反应。同时，经济组织的破产又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职工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备等。
破产法在这一背景下除了维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外，社会利益的衡平和协调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价值取向被立法者重视，由此破产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产生。社会本位原则是债务人本位原则在内容上的更新和完善，因为社会本位原则与债务人本位原则的基本立足点都是债务人偿债能力的恢复，都是为了债务人的再生。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本位原则下债务人的再生，直接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而在债务人本位原则下，债务人的再生直接满足的是债权人的偿债要求。在社会本位原则的体制下，社会利益的协调更多的是运用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之配套。社会本位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家极力全面渗透和干预破产过程，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能动地位空前强化，破产职工的善后安置被纳入破产程序的制度结构中，这是破产重整制度的创设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