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侵权法的社会化

Ⅰ 我国的法律体系分几个类别

我国的法律体系
1.从一般意义上讲，法律体系具有统一性、版稳定性、程序性与开放性的特权点。
2.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七个门类、三个层次。
（1）七个门类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法。
（2）三个层次是指，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

Ⅱ 民国时期民商法中的社会本位原则，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说明下和国家本位，个人本位有什么区别，

国民政府民事立法社会本位指导原则

社会本位观念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对传统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现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对无限财产制限制的主张；对契约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张；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思想的确立，等等。

1.限制个人财产权的指导原则

保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不仅是社会对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务，只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人们对财产权保护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时期那样的绝对化，而是认为财产所有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应当具有社会性。基于这样的思想，十九世纪晚期各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设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权利的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的滥用。在美国，如果说十九世纪是最大限度地放任获取和使用财产，那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它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了。一个法理学家在这一情况时说：“过去，财产价值高，人的价值低，现在，财产的价值低了，而人的价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法院倾向于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倾向于对财产权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会的方式使用财产。在这段时期，尊重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祉，被强调为所有权行使的指导原则。

中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说明中有较为明确的体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权，乃物权的一种”，“但所有权固该尊重，而为社会一般公益起见，法律上也应同时予以相当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护各个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于为社会的安全，而不是纯粹为个人的安全。所以个人的利益，必定置诸社会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权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围之内，便是所有权亦须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说明中立法者就物权所应受到的限制以土地为例进一步说明道：对于土地所有权，“如果漫无限制，也会损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无碍于其所有权的行使时，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对于因为公益事业而为之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损害，立法者解释说：“土地所有人对于他人直接间接之动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业大兴以后，事实上便无法完全维持此种私权了。如煤气、蒸气、臭氧、烟气、灰屑、喧嚣、振动等等。”又如装置电线占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权，铺设地下水管占了土地私有权的地下权，建立公共设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杂草、树枝，寻找并请求索还遗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绝、干涉和阻碍。不仅如此，立法者还主张对所有权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都要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立法者看来，对土地所有权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两层意义：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为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第二，积极地通过限制和干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物权法的制定，“是根据党义，以社会利益为生，采取各国法理之长。”

2.防止契约自由滥用的指导原则

契约理念的变化是这一时期民法发展变化的最显著的表现。有人撰文描述这种现象时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契约在西方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对社会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着眼点方面的私人商业活动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经济主体对普通的商业活动及其私有权利仍不受拘束，缔结契约时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学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书中强调，契约法庞大复杂，并未死亡，不能对契约中的某些缺点加以攻击，就认为契约法已经完结。“20世纪以来，法学界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过分强调契约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这一变化被描述为“从契约到身份”。契约自由原则，是自由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必然产物和本质特征，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这一时期里民商法对契约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现为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它带来的结果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方面，无限制的契约自由给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带来一些损害，(法学家们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导致了类似于《德国民法典》中第138条、第242条、第126—129条等条款的出现)，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到失业威胁的工人来说，“契约自由”无异于一种为摆脱饥饿而出卖权利、自由的委婉辞令。由于经济主体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悬殊，所谓的完全“自由”的契约在经济生活中已经给人们的权利带来诸多的损害，伴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缔约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众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契约自由虽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已经不是从前的状况，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对契约的某些条款加以明确的限制规定，舍弃契约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作为判决的依据，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契约的自由从形式到内容加以限制。在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则也同样规定：“契约自由，不得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化。”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汉民在立法院讲述《民法债篇的精神》，作为立法者对民法债篇的解释。其解释“系完全依据总理三民主义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护”，，胡汉民解释说，“盖以”“债权”二字，意为专指保护债权人”，胡汉民认为“债务人常处于经济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专为保护债权人，斯为霸道”，因此《民法债篇》不采用一般所惯用的“债权篇”，而用“债篇”为名。在立法说明中胡汉民列举了雇佣、租赁、赠与、著作权合同等几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对于私人契约行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例如租赁一事，“在许多国的都市都无不拼命保护所有权人，把所有权看得神圣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经济上的弱者，如此却逼到他弱而又弱。现在我们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规定，买卖契约不能破坏租赁契约，这已是所以保护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赁物如遇损害，如被火烧，必须承租人有重大过失时，才对于出租人负赔偿之责；倘不管他有无过失，租赁物一有损害，即须赔偿，那就不王道了。”对于土地的租赁契约，立法者基于国民党“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所采取的也是这样的主张：“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减少全无时，可以请求减少或免除租金”，并且明确主张“这种租金减免请求权，不得预先抛弃”，从而避免耕地承租人无知地抛弃此种权利。3.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指导原则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思想较典型地体现出其社会本位的特点。立法者在《民法债篇的精神》中说明道：“如因故意过失而予人以损害时，照理应由加害人负赔偿之责，但有时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被害人也有相当的过失，那就不能专归责加害人了。”“又如债权者对于债务者的行为，认为有妨害其债权时，得请求对于此种行为加以制止，此为保护债权者一方面的，但有时债务者虽有过失，致发生对方的损害，而其事件于债务者本身并无利益，那就不能专责债务者怎样赔偿了。”基于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如遇到类似的案例应采取这样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害者、债务人赔偿或处分，而并不一味以压迫债务者为能事。“普通债务者负了债，照理是应依契约按价偿还的，但有时债务者没有依照契约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失却，事实上以不是故意的过失，那么，法官也可斟酌其经济情况，于不甚损害债权人利益之相当范围，令其分期偿还。”而对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立法者说明道，这种人“在许多的法律中”，对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他是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好象一个精神错乱者，在他无意识的行为中，致他人受了损害，他可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损失倘若很大，甚至承当不起，难于恢复原状时，加害者固然毫不负责，此外更无负责之人，事理岂不太不公平?被害者岂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张规定：这种损害，虽然法定代理人对于行为人已尽了监督之责，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请求，斟酌两方经济情形，判定赔偿。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美，国家要求和鼓励个人进行风险投资以建立新企业、开发新领地，因此，以个人为焦点的社会经济伦理观受到挑战，人们试图修正过错责任原则而以无过失责任原则取代之。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不断向新领域开拓，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给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副产品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绝对责任原则在客观上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侵权行为法中责任原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变化，过失责任原则作为近代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得以确立，是私法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德国，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立法是从普鲁士时期1838年的《铁路法》最初确立的。在英国，1868年上议院通过的赖兰兹诉弗莱彻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上议院在其后的判决中又把严格责任原则扩大到新的领域。在美国，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有几个州采用了英国赖兰兹诉弗莱彻案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原则。1909年，纽约州制定的《劳工赔偿法》规定了雇主对发生于雇佣过程中的损害事故负严格责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国民党中央会议提交的债编立法原则说明书中，对侵权行为的无过失责任也有类似的立法思想。以雇佣契约为例，受雇人因执行职务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佣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的责任。但雇人已尽监督之责的，可不负赔偿责任。在某种情况下，单由受雇人负赔偿之责，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时，法院得因其申请，斟酌雇佣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雇佣人为全部或一部之赔偿。对于这样的思想，胡汉民曾举例加以说明详细：“例如某人用一个汽车夫，平时开车本来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闹出祸来，损害了人的生命，在雇佣人方面，原可不负什么责任，但是受雇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怜时，法官为主持公道计，可以斟酌双方经济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当赔偿”。

Ⅲ 什么是民法社会化

( 一 ) 民法的概念民法一词，现在为世界上各国共同使用。那么什么是民法呢？据考证，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罗马法以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具有权力属性，而将法律划分为：政治国家的法和市民社会的法。前者具有权力属性，属公法；后者不具有权力属性，属私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逐渐用“民法”一词来表述以往所说的“市民法”。英语的表述为： Civil law 。在我国的古代法制中，一直沿用“诸法合一”的体制，直至清朝末年，图强变法，才开始草拟“民律”。 20 年代末，民国政府制定了民法典，正式沿用了民法这一名称。现阶段，我国通用的民法概念是：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民法是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具体的调整对象，在下一个问题中解释）。（二）民法的调整对象法律调整的对象为社会关系。每一具体的法律部门都以一定范畴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调整对象。民法的调整对象，无论私有制为主导的社会还是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都概括为民事社会关系。民事社会关系包括民事财产关系和民事人身关系。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1 、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平等主体是指参与民事关系而处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包括公民和法人。他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独立的民事主体，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根据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之间所发生的财产关系，即纵向的财产关系，它不属于民法调整之列，主要由行政法、经济法来调整；另一类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关系，属于民法调整。2 、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不可分离而又不具有直接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份权关系：人格权关系是指因民事主体本身所固有的权利而产生的关系，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名称权等。身份权关系是指基于权利主体一定的身份而产生的关系，如因血缘、婚姻等身份而产生的扶养权、赡养权、监护权；因作者、发明者的身份而产生的署名权、发表权等。人身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人身权利，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内容，但与财产关系紧密相关，往往是财产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因此，我国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同时，也调整着一定的人身关系。二、民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原则是指普遍适用于该法律调整范畴的基准性法律规范。这种原则性法律规范既是能引导出相应法律规范的依据，又是法律推理、法律推定所依赖的前提。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集中体现法律的特征和法律属性本质的，居于主导其他原则和法律制度地位的原则性法律规范。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我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民法中的集中体现，是民事立法、司法工作以及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有：( 一 ) 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的原则。平等原则是民法的核心原则。国家对民事领域的干预，也不得违背这一原则。平等原则要求：1 、任何当事人都只能以平等主体的资格参与民事活动不得因职业、身份、年龄、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或所有制性质和经济实力的差异而处于特权地位。2 、当事人平等地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3 、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平等地位受法律保护即在适用法律上不得因民事主体的不同有任何特殊。( 二 ) 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所谓自愿，是指平等当事人在确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时，要以各自的真实意思明确表示自己的意愿，互不强制。所谓公平，是指民事主体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要对等，所进行的民事活动是互利的，不允许一方损害另一方或第三者的利益。所谓等价有偿，是指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不允许一方无偿占有、调拨或剥夺他人的财产，或进行不等价交换而侵犯他人的利益。所谓诚实信用，是指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真诚相待，恪守信用，不允许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用不正当的手段牟取利益。( 三 ) 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民事权益的原则。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一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民法的本质要求。它对于调动公民和法人参与民事活动的积极性，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 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原则。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这里所说的法律，包括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单行法规以及部门法。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民事关系不可能及时地在民事法律法规中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需要依靠国家政策来配合法律发挥作用。因此，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政策。( 五 ) 维护社会公益的原则。维护社会公益的原则，即当事人参加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利益，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就是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尊重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不得损害社会利益，就是要求民事活动不允许违反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就是要求在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不允许有恃强凌弱、坑蒙拐骗、搞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扰乱和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Ⅳ 法律社会化的基本含义

法律社会化的解读存在着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心理学三种角度和整体、个体版两种立场，权而更为可取的应该是综合性、跨学科的角度与立场。就其基本意蕴而言，法律社会化是整体社会化进程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围绕法律而展开的经由教化与自化机制、策略而实现的法律共性与个性的成长过程。出于维护概念的独立性、严整性，不能将法律社会化混同于法律的社会化、法治社会化、普法教育等一系列与其形似神离的术语或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