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消费者合同法
❶ 中日商法 比较
日本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最新修改案之特点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为了进一步确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于2001年底进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监事（会）机能，缓和董事责任减轻的要件以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对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机制；修改动态 日本商法（以下简称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最新修改案已于2001年12月12日作为法律第149号正式颁布，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确保公司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监事机能的强化；二是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三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 具体讲，强化监事机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②监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长为四年（商法第273条第1款）；③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条之3之2）；④公司外监事人数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严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⑤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监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新设了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条第7款～23款，第280条）。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30日变为60日（商法第267条第3款）；②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可以和解作了明确规定（商法第268条第4—7款）；③对公司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参加诉讼的申请规定了监事的同意权（商法第268条第8款）。 一、监事机能的强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修改前的商法规定，“监事可以出席董事会，并陈述其意见”（修改前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根据这一规定，一般认为，监事作为负有监查公司业务执行义务和善管注意义务者，自然负有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这一义务明确化，将第260条之3第1款修改为“监事应当出席董事会，并认为有必要时应当陈述意见”。以此进一步明确监事的责任，从而保证公司业务执行的公正有效。 监事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作为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损失，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法第277条、280条、266条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实现了此项职权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规定了监事在股东大会就其选任或解任陈述意见的权利。这一规定也是为了明确和加强监事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但为了防止监事的辞任是由董事强制所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增加新条款明确规定，“辞任监事者，可出席辞任后第一次召集的股东大会，并陈述其辞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条之3之2第1款）。并且为了使辞任监事确保这一机会，商法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向辞任监事通知召集股东大会的意旨①（同条第2款）。当然，其他监事同样可以陈述意见（同条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长了监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监事即独立监事的人数，并对独立监事的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修改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3年，此次修改将监事的任期延长为4年②（商法第273条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两年，1993年商法修改将这一任期 由两年延长为3年，此次修改又从3年延长为4年。这一连贯措施旨在不断加强监事的身份保障，进一步确保监事实施监督的实效性。具体讲，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规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监事中，1人以上应当是就任前五年间未担任过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强化监事相对于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监事监督公司业务执行的机能，将独立监事的人数由原来的1人以上增加为监事总数的半数以上，并且将独立监事的要件由原来的“就任前五年间”修改为单纯的“就任前”，实现了要件的严格化。 最后，此次商法修改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修改前商法只设对会计监察人的选任，赋予监事会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即“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选任会计监察人的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条第2款），“监事会可通过其决议，请求董事将会计监察人的选任作为股东大会的议题，也可通过其决议提出选任会计监察人议案”（同条第3款）。而对监事的选任只规定监事可在股东大会就此陈述意见（商法第275条之3）。 为了防止董事随意进行监事的人事安排，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有必要对监事的选任事项采取同会计监察人选任相同的法律规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准用上述有关会计监察人选任之规定的办法，就监事的选任事项同样赋予监事会同意权和议题等的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④ 二、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 日本现行商法规定，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5款）。这样一来，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况下，实际上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几乎等于不可能。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许多情况下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冒着一定的风险作出大胆的经营判断。可是，按照商法的规定，事后经营者只要有轻微的过失行为，须承担高额的损害赔偿责任。经营者考虑到这种后果，必然不敢大胆经营，这对企业经营是很不利的。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日本商法通过增加条款的办法，从两个方面采取了适当减轻董事等责任的态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只要是善意的，且无重大过失，就以从该董事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该董事四年的报酬额后所剩额度为限度，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或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免除其责任（商法第226条第7～18款）。另一方面，考虑到公司外董事即独立董事①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使公司较容易地确保经营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规定同独立董事缔结以该董事不承担双方提前约定的金额以外的责任为内容的契约（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适当减轻董事责任外，还规定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减轻董事责任。这是因为在由众多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中，仅仅为了免除董事的责任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从费用和召集程序两方面考虑都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东大会来作出决议，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到底能否免除将处于长期的不明确状态之中，这对公司的经营极为不利，甚至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建立通过随时可以召集的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实质上是根据股东的授权（因为章程变更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由经营专家董事构成的合议体组织即董事会，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否妥当合理的角度，对该董事是否应该免除其责任首先作出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为上述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的担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对提出的相关议案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7～11款）。同样，通过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首先必须对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为此需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公司章程变更议案，以及向董事会提交的相关决议议案，在正式提出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独立董事缔结旨在减轻其责任的契约时，对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为此，向股东大会提交公司章程变更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时，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7～11款）。由董事会对董事责任作出免除决议后，除上述事项外，还要公告或通知股东若对免除有异议可在一定期限（不低于一个月）内提出的宗旨。并且，如果拥有全体股东表决权的3% 以上的股东提出异议时，董事会不得通过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规定，独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缔结的契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在最初召集的股东大会上也应当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股东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此项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据日本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商法学的理性思考，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日趋国际化和多样化，经营者的经营判断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因此，为了使受理了股东请求并代表公司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的监事，有足够的时间对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专业化的董事的经营活动作出慎重判断，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原来的30日延长为60日，即明确规定，公司自股东提出请求之日起60日内不提起诉讼时，提出请求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诉讼（商法第267条第3款）。 另外，根据现行商法的规定，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时，股东或公司可以请求参加该诉讼（商法第268条第2款），但作为公司了解诉讼审理的机会，现行商法只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向公司告知诉讼的义务（日本商法第268条第3款）。为了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能够建立公司提起诉讼时的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提起诉讼时的其他股东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诉讼审理情况的知情机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受到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时，应当对此进行公告或通知股东。即将诉讼进行公告或向股东发出通知规定为公司的义务（商法第268条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没有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主要指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作出规定。所以，这种诉讼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且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较有力。而在现实的法院审判中，作为迅速且恰当的纠纷解决手段，也有诉讼和解的情况。但对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释上的异议。此次商法修改大胆地排除了这种解释上的异议，认为从正面认可诉讼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也对降低诉讼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确规定，在严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条件下，诉讼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条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 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 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 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 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国民党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
❷ 中日企业文化对比研究
楼主你好！
一、企业的义务
在中国，企业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具法人资格，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1）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并使之增值，自负盈亏；完成国家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保障国家固定资产的正常维修、改进和更新设备；依法上交利润和交纲税金；遵守有关财务、劳动工资及物价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2）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对消费者和用户负责；搞好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讲求社会效益和环境经济效益。（3）企业对职工应尽的义务：维护生产秩序，搞好劳保工作；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加强政治思想、法制、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支持和奖励职工的科研、发明、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日本，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一般地，企业法中多以扶持、鼓励企业的发展为内容；而在民法等中则有罚则的规定。企业除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纳税义务外，根据不同的情况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近来年围绕公害、环境污梁和物价滥涨以及石油危机等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企业的社会性责任的主张。就法律上的企业责任而言，主要有：（1）企业的民事责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如侵权行为责任或合同责任；商法中的民事责任；公司法中关于经营者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等。（2）企业的行政责任。如商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企业干预时可采取向法律提出请求，法院依据该请求发出解散令。（3）企业的刑事责任。如商法中对经济管理人员的罚则，发起人、董事等的特别渎职罪（商法第486条）、超量发行罪（商法第492条）等等。
二、完善企业管理体制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2条的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国家经济机关通过对厂长的委派来实施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管理。泽良雄指出：“对企业的国家管理，是以国家的权力，全面地限制（或约束）私人企业活动，从而使其服从于国家一定目的所采取的企业约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企业曾实行国有化或对企业设备征用。而以后则以综合性的限制来实施国家的管理，以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战后，日本的企业在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普遍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采取了分权经营原则，即大企业将经营权层层“下放”，赋予基层企业以一定的主动权，以期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具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1）自由控制（2）国家统制（3）官民协调
三、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措施
中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统一的禁止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对不正当竞争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规定，并将逐步完善起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相继颁布实施，还有一系列合同条例及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另外，《商标法》、《专利法》及有关广告、物价、卫生等管理条例都对不正当竞争、垄断性联合、不正当的经营活动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被称之为日本经济宪法的《禁止垄断法》颁布于1947年，它在日本的经济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战后，美国认为以四大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通过控股公司等各种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经济基础，因而采取了解散财阀的措施。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❸ 急求大学生对思修课的意见和建议
大学生思修课心得体会【1】
人生在世，立世之本，是财富，名利，权利，还是······
人，一撇一捺。一撇是品德,一捺是知识,德才兼备，才能顶天立地。一撇是扬，一捺是抑;一撇是阳，一捺是阴;一撇是进，一捺是退做人的艺术，全在一撇一捺中。简单的事情，需要深刻化;复杂的事情，需要简单化。要想做一个简单的人，就要明白一撇一捺的道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传而不习乎?”在思修结课后，我深深地感悟到思修课是一门融汇了法律、个人修养、人生、国家、道德等知识的人文艺术学科，在这里，我邂逅了众多的道德仁义。思修课，是知识的天地，在这里我自由的翱翔，贪婪地吮吸着残留古人笔墨之香的空气;在这里我自由地翔游，吐纳着融合了当今知识之精髓的水。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仅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还要至死不渝地守护着它，捍卫它。否则，制定的法律只能是一纸白书。思修则作为一个载体，一种平台向未来将去往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学生输入基础性的知识。让法律、个人修养、人生、国家、道德等方面知识，和基本的道理深入人心。
在法律大讲台，思修课本犹如大-法官沉默着，却控制着整个课堂。思修老师就像律师为我们讲述商业法、行政法······《民法》包括《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商业法》，建立这些法律的目的是调整商业经济关系，维护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真正落实。为了明确行政管理者的职责，我国成立了《行政法》来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思修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有关法律道德的典型案例，故事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在众说纷纭时，谁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理性的声音去诠释对错。此时此刻，不正是法律施展才华的时候?只有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才足以让人们信服。在课堂上，我们才知道法律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此，法律的身影在我的世界日益清晰。在思修课上，老师不断强调：你们早已不是孩童，你们要为打翻的牛奶负责。至今，这句话还萦绕在我的耳边。我不会忘记，不管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
法律的条条框框，公正无私，让我们对法律的禁区产生了敬畏。法无儿戏，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一直在耳边响起，从未间断过。这对我们大一新生在以后的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鞭策着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思修课上不仅有法律常识，也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思修课让理科生从高中那几乎隔绝社会的教育模式中脱离出来，融入到了小社会之中。思修将政治知识不断地输入到理科生的大脑中，使原本空空荡荡的大脑，装下了一个偌大的政治体制。也正是这种互动让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注国家大事，它弥补了应试教育的某些不足。在法律和国家政体之间饕餮之后，便旅行到了道德之林。在这里漫步可以感受到刚正不阿的性格，兢兢业业工作的态度。
古人云：“做人难”，于是古人十分注重对自我身心的锻造，把做人作为万事之首，强调修身的重要性。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赤诚的爱国之心，简单的言语阐述了平民对国家应有的担当。责任与义务是统一的，每个中华儿女应当永怀爱国之心，并为之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应该理性-爱国，而不是像在中日钓-鱼-岛事件时期盲目的“爱国”，将爱国行为变成暴-力的抢砸。盲目的暴-力不是爱国，爱国是理性地为国家争取权利。在道德之林中爱国之树久经风雨，却万古长青。诸葛亮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待事情一丝不苟。
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中的袁隆平，数十年如一日的忙碌在田野之上，投身在实践中，他们的爱岗敬业感动了中国，鼓舞了中国人。乡村教师、邮件投递员终其一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自始自终热爱着自己的工作。创造一段又一段的感人事迹。如果思想一成不变，那么生活就成了一潭死水。
人生之路漫长，需要我们用一辈子来经历。思修课结束了，但是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需要继续在这条路上修行。
❹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❺ 中日贸易合作，一旦发生问题上法庭，定在在日本以日本法律判决，这种说法合理吗
国际贸易，通常有约定管辖方式（是诉讼还是仲裁），管辖的法院（中国的法院还回是日本国的法院）和适用答的法律（中国的法律还是日本国的法律，还是国际贸易规则等），这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都是合法的，当然如果存在侵犯国家主权的规定，那就无效。你和日本企业做生意，最好当然是约定适用中国的法律进行判决，且要在中国大陆法律管辖，这样对你肯定是有利的。
❻ 我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小公司，说的3个月试用期，却让我们签了2年的合同，我现在试用期还没结束，不想做了，
你不用着急 你的情况完全可以辞职且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你的情况具体分析是这样的：
1、如果你以签订了正式用工合同（两年的那个），之期约定的试用期应该已经结束了。你可以提前一个月提出辞职，你担心的补偿培训费是不必要给的（这条约定法律不支持，属于无效条款）。
2、如果你签订的是试用合同，且规定了3个月期限，你现在提前3天提出辞职，到时候走人就完事了（别忘了拿你的工资）。
因为试用期不能达到2年那么长，所以你签订的应该是正式合同了，你可以参照第一条。
❼ 现代中国企业的特点和分类
立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外，还颁布了一些临时、个别的为促进某一方面企业发展和采取某种措施而制定的“促进法”、“振兴法”、“助成法”、“特别措施法”、“临时措施法”等等。如《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1959年）、《稳定特定不景气行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等，从扶持、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对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立法仅仅是一个方面，执法才是关键。日本的企业法大约有85%是由执行部门起草的，官员草拟法案前先和企业代表及大众商议，商议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会，或是由各个部门召开正式的咨询会议。由企业代表、研究机构专家及公益团体会员组成的各种咨询会议在日本多达数百个。经过多方面的协商，获得通过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较容易执行，因为立法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界与政府间信息和观点交流的过程。中国的企业法在起草时也进行了调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企业法，增强企业活力，仍需进一步努力。
三、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努力，不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进和保护，而且还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导。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两者也不是绝然分开的，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转变而来，政策为法律实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在颁布一系列企业法的同时，国务院还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对搞活企业起到了保证和促进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两权分离，从政策上规定了以经营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以及试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着重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着手。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于1991年9月专门召开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分析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内、外部因素，制定了20条措施，其中有12条措施就是为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的；（1）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2）酌情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扩大其产品自销权；（3）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4）适当增加新产品的开发基金；（5）补充一些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6）适当降低贷款利率；（7）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8）进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双保”工作（即国家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条件，企业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9）继续抓紧清理“三角债”；（10）进一步做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11）治理“三乱”，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这12条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条件，提供服务，除了改善外部条件的12条措施外，国务院还提出了搞活企业从企业内部方面着手的8条措施：（1）坚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2）继续贯彻《企业法》，健全企业内部领导体制；（3）积极推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4）把国营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5）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6）坚持从严治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8）切实加强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
国务院还专门发出通知，将1991年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进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此外，为了减轻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负担，劳动部提出，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根据其需要及时输送合格的劳动者，采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镇劳动力和企业待业人员就业，不再向企业“塞人”。
始于八十年代初的我国股份制企业，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企业间法人持股和内部职工持股的试点企业约占股份制企业总数的95%以上。⒁目前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大体有四种类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这四类股份制企业各有特点，各地主要进行第一和第二类股份制企业的组建和试点，第三类只限于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第四类则只限于上海和深圳两市。在《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有关法规一时不具备出台条件的情况下，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92年陆续颁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规由三个层次共15个文件组成：第一层次，是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等部门联合颁布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1992年5月15日），对股份制企业试行的目的、原则、组织形式、股权设置等作出了规定，确立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指导思想。第二层次，是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1992年5月15日），是关于公司的法规性文件。第三个层次，是关于股份制宏观管理、会计制度、劳动工资管理、税收问题、审计、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登记等12个方面的暂行规定和有关制度。另外，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为企业股份制的试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也为发展第三产业的股份制企业提供了依据。
日本政府把由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保护政策和产业组织的产业政策与有关的经济计划结合，保进企业的振兴。
1949年，以编制特别会计预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废止政府补贴、全面停止复兴金融公库的贷出活动、确定一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为目的的“道奇计划”，以及尽快制定稳定财政、金融、物价和工资、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产量等措施的“经济安定九原则”实施，使战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业诊断制度》（1948年）是政府为指导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运用设备、资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据企业提出的申请，从各种角度就企业的现场设备、生产方法、技术、产品、质量、成本、经营方针、经营内容等加以调查和“诊断”，提出有益于改善技术与经营的劝告，必要时给予指导。由于“诊断”效果显著，接受诊断的企业不断增多。政府除了通过“诊断”来协助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从财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还通过淘汰、合并和“系列化”对企业进行整顿，以确保增强大部分企业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钢铁、煤碳、电力、合成纤维等部门正为其部门合理化而进行设备投资，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1951年）、《钢铁工业和煤碳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1958年）。1955年，政府运用对重要机械和合理化机械实行特别折旧、对重要产品免税、对重要机械的进口免征关税等特别措施，推行产业合理化以求搞活企业。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纤维产业的五年计划，1955年7月制定出对石油化工部门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于中东战争使石油价格提高，使日本工业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区工业发展不平衡，以及日本发展中长期积累而得不到解决的矛盾开始激化、表面化，这给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为此开始转向引导企业发展那些能够抵挡资源冲击、适应性强、技术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在增加对国内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同时，指导企业将公害大、耗能多的企业转向海外，并要求节省能源和资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规定》（通产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气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气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1979年）等的颁布实施，就是为了推行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通过国家强制手断实施的不景气对策措施，引导和协助企业摆脱了困难，从政策上为搞活企业提供了保证，也为日本经济朝加工业、轻工业方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变化可见其产业政策转变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产品为钢铁、化纤和机械；七十年代为汽车；八十年代初、中期为家电；八十年代后期为计算机、新材料等高技术产品。知识密集型产业下策遭到了靠重工业，化工业发家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强烈反对，大量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大量劳动者失业，等等。这一切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是随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这些政策既解决了一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难以解决的新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从根本上根治它经济上的弊病。
四、企业增强活力的经营管理措施
企业立法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搞活企业提供了好的外部环境。企业能否增强活力，关键还在于其内因——企业依据法律和政策所进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国家今后将只对核电、铁路干线、邮电通信、粮食、石油等少数行业企业和产品经营和管理，而对于一般企业则完全由企业自主经营。
中国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就花大力气进行内部整顿，广泛地考察和学习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依据企业法和有关搞活企业的政策，企业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搞好管理：（1）在观念上：摒弃过去完全靠国家计划的“产品经济”观念，树立起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观念；摒弃“大而全”的封闭、分割观念，树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观念。（2）在内部领导体制方面：逐步完善和发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企业新型内部领导体制。（3）在企业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建立起反映资产经营成果的指标体系，完善激励、风险、强化约束等机制，切实搞活经营。（4）在资金方面：开展挖潜革新、开源节流、严抓产品质量等活动。（5）在职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解决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6）在人员管理和工资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业“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
目前，全国已有18.4万个企业单位建立了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理制度，⒂为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学者对日本企业充满活力的原因展开了研究，大多归结为“日本式的经营”。这一结论尽管不够全面，但也说明了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是颇具特色的。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制被称之为日本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宝”。（1）终身雇佣制。这是劳资之间一种不成文的默契。职工一般都下决心在企业干一辈子，无特殊原因决不会中途离此而他就；雇主招工后不会轻易解雇，即使在经济极度困难时也尽量说服雇工共同渡过难关，把解雇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但现在企业中年轻人“跳槽”的现象增多，使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2）年功序列工资制。即职工的工资随年龄的增长和在一个企业里连续工作时间的延长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龄和工龄在学历、能力和贡献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决定职务提升的重要依据。（3）企业内工会制。本企业的正式职工（被解雇、退职和离职者均失去工会会员资格）无论何工种均混编在一起，工会享有充分独立的自主权。“三大法宝”使得企业有稳定的熟练工人，也培育了员工们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工会在“劳资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把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奉为最高原则，从而使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管理制度、工艺流程和新的自动化机器都比较容易在日本企业中实行使用并推广。例如1931年美国人始创的“质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后发展成为不仅包括从产品的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而且囊括计划、开发、总务等各个部门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业的决策、执行机构的统一以及“U型决策方式”（却企业最高领导者提出战略性的大方向，让下级进行讨论，并将方案顺次地收集到上级组织中，最后由最高领导者批准或决定这一方案），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职工在参与“TQC”或“U型决策”活动时最无偿的，完全凭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把质量关和成本关，自觉地献计献策，为生产作出贡献。
“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搞活企业的条件，“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⒃。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⒄日本企业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动和“U型决策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事实上很多企业采取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业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统一，也可借鉴。但日本企业的每年春季为增加工资的劳资之间展开的“春季斗争”，也反映了日本企业与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其特殊的情况，因而内部实行的是厂长、职代会、党委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领导体制，对于存在诸如承包的短期行为、厂长权力得不到根本落实、管理人员素质低等影响增强企业活力的因系，通过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学习别人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社会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个方面、一两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条件，企业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业约束机制的法律措施比较
企业要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竞争、联合，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合同关系。由于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一种经济组织，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它往往从其自身经济利益这一角度出发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而政府则是从整体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预经济时，对企业的行为就要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一般由确定企业的义务、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有机组成。
一、企业的义务
在中国，企业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具法人资格，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1）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并使之增值，自负盈亏；完成国家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保障国家固定资产的正常维修、改进和更新设备；依法上交利润和交纲税金；遵守有关财务、劳动工资及物价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2）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对消费者和用户负责；搞好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讲求社会效益和环境经济效益。（3）企业对职工应尽的义务：维护生产秩序，搞好劳保工作；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加强政治思想、法制、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支持和奖励职工的科研、发明、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企业如果不履行企业法中规定的义务，或者违反其他有关的法律规定，它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支付违约金等。（2）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经济处罚等。（3）直接责任者的刑事法律责任。
在日本，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一般地，企业法中多以扶持、鼓励企业的发展为内容；而在民法等中则有罚则的规定。企业除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纳税义务外，根据不同的情况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近来年围绕公害、环境污梁和物价滥涨以及石油危机等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企业的社会性责任的主张。就法律上的企业责任而言，主要有：（1）企业的民事责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如侵权行为责任或合同责任；商法中的民事责任；公司法中关于经营者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等。（2）企业的行政责任。如商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企业干预时可采取向法律提出请求，法院依据该请求发出解散令。（3）企业的刑事责任。如商法中对经济管理人员的罚则，发起人、董事等的特别渎职罪（商法第486条）、超量发行罪（商法第492条）等等。
二、完善企业管理体制的措施
对企业的管理，既有约束、监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务的一面。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2条的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国家经济机关通过对厂长的委派来实施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从1980年始在少数企业开始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在《厂长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加以规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阶级”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特别是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已从过去的直接插手其经营到依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对企业进行协凋、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分别行使对企业考核、审查、审计，决定或批准企业的资产经营形式和设立、合并、分立、终止、拍卖和批准企业的被兼并和破产申请，决定或批准企业厂长的任免和奖惩等职责。同时，政府还采取一定的措施转变管理职能，为企业提供服务。
国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指导、监督、检查等行政管理外，有关部门也依法对其行使产品质量、商标、物价、计量、税收、劳动、外汇、广告、卫生、环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时各地区的企业协会或组织，或者按行业组织的企业联合会也进行着必要的服务和管理。
长期以来，由于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加上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经营管理混乱，造成了产品的大量积压，连年亏损，使一些企业陷进困境，不但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国家的资产不断地被蚕食。为了打破以前那种“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状态，除企业自行决定外，国家对长期亏损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这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加快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进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也体现了国家对企业实施管理。
金泽良雄指出：“对企业的国家管理，是以国家的权力，全面地限制（或约束）私人企业活动，从而使其服从于国家一定目的所采取的企业约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企业曾实行国有化或对企业设备征用。而以后则以综合性的限制来实施国家的管理，以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战后，日本的企业在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普遍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采取了分权经营原则，即大企业将经营权层层“下放”，赋予基层企业以一定的主动权，以期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具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1）自由控制。政府授权私人企业自己去完成发展目标，同时实行自我管理。（2）国家统制。在国家的监督指导下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国家的目标优于企业的目标，企业服从国家之需要。这种方式主要体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公营企业。（3）官民协调。这种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国家统制相结合的折衷，企业自己掌握着所有权与经营权，而政府仍然对企业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政府在制定有关的企业法或经济政策、计划前，采取多种形式征求企业的意见，在官民协调之中实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另外，如贸易振兴会、经济团体联合会、行业联合会等许多私人或半官方机构也分担一部分政府对企业管理的职能。政府各职能部门如海关、财政等对企业也实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措施
企业对外的经营活动主要体现在竞争、联合及合同关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励企业正当的竞争和联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对企业不正当的竞争和龙断性的联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中国和日本两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对企业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业约束机制，在具体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过去的产品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企业处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中，既要竞争，又要联合，要与其他企业发生各种各样的合同关系。不讲竞争体现不出市场经济的规律，否定联合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合同关系就无法使企业与其他的经济主体发生商品经济关系。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法律之下、带有协作性的竞争。企业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约束是必要的。
中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统一的禁止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对不正当竞争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规定，并将逐步完善起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相继颁布实施，还有一系列合同条例及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另外，《商标法》、《专利法》及有关广告、物价、卫生等管理条例都对不正当竞争、垄断性联合、不正当的经营活动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如果企业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为使债权人得到清偿，使无能力的企业退出竞争市场，中国还建立起了相应的企业破产制度。虽然1986年颁布的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它体现了破产还债、破产淘汰的特点，也是从最后的措施上对企业的经营、竞争作了约束和限制。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他所有制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被称之为日本经济宪法的《禁止垄断法》颁布于1947年，它在日本的经济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战后，美国认为以四大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通过控股公司等各种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经济基础，因而采取了解散财阀的措施。1947年以美国反托拉斯法为蓝本颁布了《禁止垄断法》，并参照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该法。针对四大财阀以外的一些大企业，日本还颁布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对一些大企业实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颁布有《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因为当时日本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依公约之要求，公约的参加国应制定反对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所以该法的范围较窄，仅针对侵犯工业产权行为的限制。1956年为了防止大企业凭借经济实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费、修理费等，故意压价、任意中断承包关系等形式欺负下承包的中小企业，为维护公平竞争而颁布了《下请代金支付延迟等防止法》。1962年为了制止企业以赠送礼品、发彩票、对商品质量或效用作夸大宣传和虚假表示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颁布了《不当赠品与不正当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竞争法体系中，《禁止垄断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的过度集中，排除以联合、协定的方式对生产、销售、价格和技术不正当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对事业活动的不正当约束，从而达到促进公平、自由的竞争，使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编作了原则性规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产法》历经十四次的修改，同时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和议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还有1946年颁布、为了禁止超过政府规定价格的买卖、禁止不正当高价和暴利行为的《物价统制令》，另外还有1959年的《商标法》、《专利法》和《广告法》等等。
对于竞争秩序的维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有关法规之外，有关行业的企业协会也组织全行业或该地区行业参加，依据有关法律制定出本行业的公正竞争规约，报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可后即成为参加企业共同遵守的准则。这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对政府管理企业的一种补充，也是企业贯彻执行竞争法规、遵守正当竞争秩序的体现。
五、中日企业立法比较研究得出的启示
中日社会制度、国情及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两国的企业立法各有所长和不足，相互间不能单纯地移植和全盘照搬。但我们可以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对我们有用的好做法，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和提高立法水平。综观中日企业立法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分离，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现，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适应时代要求、较为完善的企业立法，以巩固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