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新婚姻法的宣传

1. 为什么姨太太们在新中国废除一夫多妻制后，却不主动离婚

我国是一个传承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悠久，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陈规陋习，蓄妾成风就是其中之一。

古代的婚姻制度礼、法并举，基本源于《周礼》《仪礼》以及《礼记》。

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律令中的“户婚律”的根本原则就是维护夫权制，由此构成了“礼无二嫡，法禁二妻”的婚姻关系。

而“三妻四妾”的说法实际上是源于封建法制有很大的随意性，“一夫一妻多妾”礼制下，历代皇亲权贵中仍然事实上存在多妻现象，更别提从上到下都对蓄妾现象见怪不怪了。

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部法典是乾隆五年颁布的《钦定大清律例》，禁“妻妾失序”，同时允许男子纳妾。

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约束力不足。民国男子将纳妾美其名曰“娶姨太太”，各路军阀权贵依旧妻妾成群。

即使在当代社会，我国成年男女的经济能力，也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更何况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普遍足不出户的妇女，离婚后的生存情况不容乐观。

因此需要《婚姻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体现扶助弱势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样才能帮助她们打消离婚后生活无着的顾虑，摆脱不得不“将就”不幸婚姻过下去的窘迫境地。

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新中国首部《婚姻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由于颁行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曲折而动荡，全社会的关注点难以聚焦。

就连上世纪60年代的《民法典》第二次起草工作都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思潮下停滞于讨论阶段，难以为继，所谓的“姨太太们”去留这类家庭私事纠纷更是不值一提了。

当法律的尊严屡遭践踏，甚至干脆被行政命令取代时，旧社会留下来的“姨太太们”，难免也会遭到违心的不公正待遇。

2. 中国是从何确定一夫一妻制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发展

《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中其中一条:夏商法律在确立婚姻关系上，明确的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商代允许男性王族在确立一夫一妻外，大量纳妾。这说明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源头起，我国就倡导着一夫一妻制。

那么，在朝代更换、沧海桑田中，最初的一夫一妻制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呢，与建国后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又有什么不同呢？

新中国婚姻法宣传

又如，1952年12月，广东省妇联副主席古大存在《宣传婚姻法的一点意见》中写道：婚姻法施行前的重婚、纳妾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否离婚，要看女方（妻、妾）要求来决定，我们不能强迫其离大或是离小。

如果妇女一方要求离婚时应立即批准，并照顾其离婚权利。如果女方没有这样的要求，就仍应让他们保持原来共同生活关系。总而言之，所有在解放之前就已经成亲的妻妾，只要女方自己愿意留在丈夫身边，就不会被强制性离开。

对于建国之后这些法律的颁布，我们也看到了法律制度的人性化一面:首先，一改以往男性主权社会，把选择权交到了女性手上，男女平等；其次，这样的结果该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妾”这一群体，大多没多少文化与见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丈夫生活，离开了丈夫，如何生活也将成为一大难题。现代女性讲究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历史带给女性的沉重教训。

3. 中国50年代至今不同时期结婚典礼有哪些变化

1951年，北京市第十四区农民袁荣和本区杨淑英在新婚姻法的保障下举行了正式结婚典礼。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白兔潭村农民全裕盛（中）和孙桂华（右）向区政府登记结婚，司法干部把结婚证书递给他们。1953年，北京西单区贯彻婚姻法委员会召开街道宣传婚姻法群众大会。这是和睦家庭中的许德贵老大爷对大家讲他过去打骂子女的情形。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骑兵通讯班班长董世贵和河北省劳动模范高桂珍在朝鲜前线某地举行结婚典礼。1957年，辽宁沈阳风动工具厂的工人鞠复海（新郎）和俞凤仙（新娘）在婚礼仪式上接受朋友们的祝贺。1959年，北京一对青年工人的婚礼。他们收到的彩礼全是日用品。1975年，浙江省桐乡县坝桥大队农民社员俞阿良送他的儿子俞新元到女方张建华家结婚安家。1979年，共青团武汉市委为59对青年男女举行集体结婚典礼，并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1981年，在首都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新娘吴树润在新郎李长乐陪同下，换乘三次公共汽车由女家到男家举行婚礼。1990年，那个年代，用自行车接新娘曾经一度成为流行的结婚方式。2005年，北京的一对新人，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2017年一场婚礼现场，中国60年间结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说哪个时代更好，只要有纯纯的幸福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