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❶ 如何理解法的阶级性和法的社会性的关系

过去,人们认为法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这似乎是一个勿庸置疑的观点。自从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法学界对法的阶级性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❷ 国家阶级性的表现有哪些

法律有没有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的法律有没有阶级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的法律有没有阶级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公开地揭示法律的阶级性是否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地、科学地回答的。本文所研究的几个问题，就试图回答上述的提问。因为涉足法律知识领域时间不长，又才疏学浅，自觉回答这些大课题很吃力。但感兴趣又不能放弃，只好明知难为而为之了。
一、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法从本质上而言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我至今认为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还没有过时。

我所说的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是指有阶级的社会产生以来，不论是在哪个国度，其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法律的阶级性存在于有阶级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实事求是地审视当代的世界，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也不论是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还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以及追溯历史上的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皇权统治者阶级所制定的法律，无不是统治阶级意志与利益的反映与体现，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阶级和国家尚且存在的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法律。因此说，法的阶级属性，具有其普遍性的特性。

法和国家一样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分裂，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就是说，在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中，只要社会矛盾可以调和，就不会产生法律这一“强制调和的工具”。只要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当代和未来的社会还存在阶级，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法律就不会消亡，就仍然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消灭了阶级”，因而其法律就不具有阶级性，从而否认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的观点是难于站住脚的，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否具有阶级性这个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迫于时代所限未有论述，因而向来颇有争议。列宁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曾说：“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这表明列宁把他所争取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仍看作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极为鲜明地指出：“‘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几乎是新中国法律阶级性的一个宣言，再清楚不过地宣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是有鲜明地阶级属性的。

有人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而人民的意志不能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因而也就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仍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进而否定法律阶级性属性的普遍性，这其实是法律阶级属性的形而上学论。

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的是旧的剥削阶级，与旧的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国内还存在着除公有制外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还存在着除按劳分配外的多种分配形式；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它们不甘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这些都决定了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的阶级基础，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条件与可能。

而只要这些条件和可能存在，我们就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我们的法律也必然仍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只不过掌握法律这一工具的统治阶级已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而被统治阶级则是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相悖的非劳动阶级和各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分子。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必须把这些在一定条件下还存在的阶级矛盾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已不具有阶级性的观点不仅不正确，而且会使人们对新产生的剥削阶级和资产主义复辟丧失警惕性，实践证明，这不仅十分荒唐，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说法的阶级性具有其普遍性，不单是指自有阶级存在并组成国家以来的所有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及其规范化，而且还包括在尚未消灭阶级的将来的所有中、高级社会形态。只要阶级还未消亡，国家依然存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和任何发达国家发展中的社会形态的法律，都无法消除阶级属性的烙印于痕迹，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但是，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是寓于在法律阶级性的特殊性之中的。也就是说各个社会形态和各个国家因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性质不同，因此其法律的阶级属性也是不同的。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在这几个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作为剥削者阶级也是有区别的，因此体现他们意志的法律一定也是不同的。但不管在形式上怎样不同，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与体现永远也不会变化。

法的阶级属性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其统治阶级本身的发展进步与堕落反动的演变过程中。比如，处在革命、上升期间的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有可能就比较民主、开明一些；而处于反动、没落阶段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就有可能十分专制、暴虐，这在古今中外都十分常见，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法或法律的阶级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学观。

二、对否定法律阶级属性的新思潮的理性分析

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剧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低潮，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学、法律阶级性的基本观点被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冲淡。作为法的本质属性的阶级性逐渐被某些法学家有意无意的否定了。他们的论据各异，但总的来说有三点：一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属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存时期的资本主义已有很大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早已摆脱了初级阶段的阶级局限性，而具有了全民性和社会性的特点；二是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消灭，在一个不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谈法的阶级性是荒谬的。三是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这个时期过多地强调法的阶级性，强调阶级斗争，不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浪潮，不利于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

关于一，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十分先进，但是还没有先进到消灭阶级的阶段与程度。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先进到消灭阶级的阶段与程度，他们就无法摆脱社会规律的樊篱。这些国家不是还是称为国家吗，不是还有军队吗，不是还有警察、法庭吗，不是还有法律吗，一句话，不是还有国家机器吗？花那么多钱保存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还不是保护与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吗？！

这些国家的法律摆脱了阶级局限了吗？为什么还有种族歧视，为什么还推行对外侵略？什么‘全民性’和‘社会性’只不过是起法律的阶级性的遮羞布而已。这还得请他们的精英们来解释也许更清楚。

尽管不是法学家，但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却通过对美国权势集团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及大量的个案分析，揭开了隐藏在法治背后的美国最有权势的大资本家进行阶级统治的秘密。他在他那本举世闻名的代表作《谁掌管美国》中论述：“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权势集团，他们仅占美国人口的百万分之二，却拥有全国半数的工业资产，五分之四的银行资产，一半以上的交通运输业与公共事业和三分之二的保险业资产。由于这个集团的存在，美国国家的政治权力形成了双层结构，即掌握最高权力的权势集团和政府、国会、联邦法院等‘直接决策者’，而直接决策者的行动仅仅是制定国家政策这个远为复杂的程序的最后阶段。”

为了进一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托马斯·戴伊提出了“寡头论模式”。这一模式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作为大资产阶级核心的权势集团，怎样以他们掌握的巨额财富为载体，将他们的意志和要求传达给直接决策者政府、议会和法院，而掌握表层政治权力的直接决策者又是怎样将逐步集中起来的权势集团的利益要求，有序而周全的变成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托马斯·戴伊的“寡头论模式”的立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最初用于国家政策的调查、研究、规划及制定的经费来自于大企业和私人财富。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戴伊指出：首先，来自私人财富的资金会以捐款、赠款和合同等形式分配给各个著名的基金会、著名大学。而同时企业的董事、高级经理和大股东也都担任基金会和著名大学的理事会成员，以便监督、指导资金的使用。基金会是联系财源与政策规划、咨询组织的主要纽带。基金会决定广泛的政策目标——国内的重大方针、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发展计划、制度改革，对外的战略及外交方针、政策等等。基金会在确定政策目标后，选择适当的政策规划、政策咨询组织给予资助和政策研究课题，进行“播种”，使其将政策目标经过科学的研究、论证，形成具体的政策方案。政策规划咨询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十分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它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精英，由各方面的一流专家、学者负责将来自权势集团的利益要求、政策意向，进行科学论证评估，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方案，使这些政策能够真正反映权势集团的根本利益。在政策方案完成之后，这些政策咨询、规划组织再通过新闻界和政府的各种委员会，把这些方案传递给直接决策者。政策制定的最后阶段，是政府、议会等对于来自政策规划、咨询政策的有关政策方案进行筛选、修正，最终确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政策。

托马斯·戴伊的研究，也许是对鼓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所谓“全民化”、“社会化”的最好的回答。看似公正合理的资产阶级法律仍没能摆脱其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一本质属性。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仍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

关于二和三，最好的证明就是实践了，因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人怀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产生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不法民族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但前面已经论述过，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并没有消灭产生新阶级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新阶级大都不具有剥削阶级的条件与内涵。但是，独党执政的干部却可以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手段完成转变为“新资产阶级”的原始经济积累，逐步发展成为“权贵资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警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也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的政治经济依据。两位领袖的警示最起码地可以证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也是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十多年间，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承认了新阶层的产生、膨胀的现状。比如弱势群体，即新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国家级、世界级富豪，即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还有富豪官僚，即权贵资产阶级，等等。既然存在着阶级，那么，就得谈法的阶级性，就会存在法律的阶级性，不谈，或者不允许谈那才是荒谬的，有害的。

对于我国出现的新的资产阶级，可能大家不会持否定态度。尽管我们的媒体一般回避这个问题，以先富阶层、先富群体代之。但每个人都不敢忽视它的存在。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上，也证实了这个阶层的存在：20%的富人占有了居民存款的80%，1%的富人占有了社会财富的80%……。我国大陆的顶级富豪，已经跨入世界富豪的行列，仅仅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市场经济肯定产生不了这样的富豪，能产生这样富豪速度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我们再来看看《南方周末》的调查：接受调查的33名富豪“多达75％的内地富豪在体制内服务过，有的还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其中中员16名，占总调研对象的48.5％”。这75%曾在“体制内”的富豪和国家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富豪产生的过程中，有几人是通过“勤劳致富”形成的？有学者调查后说：中国的富豪几乎都是问题富豪。一言道破：中国的富豪不过是权力富豪，中国的先富阶层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或者叫权贵阶级。

权贵资产阶级和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对抗国家，打击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权贵资产阶级不仅是全社会的掠夺者，还常常对抗国家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商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国五条、国六条再到国十六条，对房地产商不起丝毫作用，各地房价每月按两位数的速度疯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中央的政策是失败的，应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低估了对手的力量：房地产商不再是一个个单个的商人，而是有巨大控制力的权贵资产阶级。几乎所有的官僚资本都涉及房地产行业，它们已经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拥有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了可以和中央叫板的资本。

权贵资本的掠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贫穷和被剥夺感，他们为富不仁导致社会上出现广泛的“仇富”情结，致使社会出现严重的阶级对立，从根本上撼动了我国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局。权贵资本家的仗势欺人、以钱压法屡见不鲜，欺凌弱小激化产生的社会矛盾比比皆是，湖南的狗主人打农工事件、贵阳红旗车撞人引发市中心上千群众堵路围观事件，无不是典型，至于无时不在的群体上方，更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权贵资产阶级不受限制的扩张，必然带来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力的大幅度提高。从一开始，权贵阶级就是政治权力的孪生兄弟，在两种经济制度下，绝大多数权贵资本家一开始就扮演两种角色，在计划经济下是官员，在市场经济下就是权贵，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充分时，他们的权贵本质嘴脸体现就越充分。在权力人格化、对国有资产充分占有之后，这个阶段以权贵对社会财产的支配权，“隐性占有权合法转化为所有权，权力资本化为基本特征”，公有制经济转化为寡头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权贵资产阶级顺理成章的成为国家的主人。

通过以上分析，权贵资产阶级在我国的存在和繁衍已是不争的事实。腐败是权贵资产阶级产生的前提，没有腐败就没有权贵，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我党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敌、是全中国人民的死敌，而且是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致命伤，腐败犹如癌症，权贵阶级犹如爱滋，腐败不除、权贵不铲，我党和社会主义就只能走向衰落。

三、法律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法律的阶级性是说法是以国家政权意志形式出现的，而国家政权由执政阶级掌握，因此法首先和主要体现执政阶级意志。从来的执政阶级，都注意使本阶级的某些意志通过国家政权上升为法，用以建立、维护和发展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维护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治和其他各项制度。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执政阶级是统治阶级，法所体现的意志首先和主要是统治阶级意志。

而所谓法律的社会性则主要是由维系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以及保障人民人身安全方面的规范和法律化的各种技术性规范这两类法律规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的。这两类法律规范并不以阶级分野和矛盾的存在为前提，而是管理社会生产、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系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所必须得，其存在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共始终，他们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和意志。

在充分分析了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对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辩证关系进行科学阐述，从中揭示二者统一于法的本质属性这一主旨，并在论证的过程中认识法的阶级性和法的社会性的最终归属，即法的社会性是法的阶级性的必然归宿，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1、从法律的阶级性的本质属性来说，法律的阶级性是法律的社会性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法律的社会性是由法律的阶级性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与体现，那么，不能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或者违反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即使再有利于“全社会成员”，那也就不会产生。这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立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2、法律所反映和体现的“意志阶级”，即统治阶级，在社会的“关系总和”中，虽然是一个“特殊的成员”，即“统治阶级成员”但总归也属于构成“社会性”的一个成员。一旦反映和体现这一特殊成员意志的法律制定发布之后，这一特殊成员也就与其他成员一样，受“反映和体现其意志”的法律的约束，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种现象就是被有的蹩脚的法律精英们称之为的法律的“全民性”和“社会性”。

3、不仅法律（立法）的本质属性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适应法律（执法）也毫不例外地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从理论上来说，这体现了法律在立法与执法权过程中阶级性的普遍性的规律。而在实践中的反映与体现更是十分鲜明。最近媒体关于“以钱换刑”的讨论，以及这一现象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事实存在，就是无法否认的铁证。因此，即使将法律的社会性与立法、执法的公平、公正联系一万次，只要这个社会成员的阶级地位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也就是说还存在着阶级、阶层，那么立法与执法的不公平就永远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

❸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经济法的本质所包含的涵义（ ） A、法的社会性 B、法的强制性 C、法的阶级性 D、不同于

第一题：第四个选项是什么啊？ABC都包含哎。
第二题：D

❹ 怎么理解法学的特征是阶级性和科学性

社会主义法同一切剥削阶级法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法体现了回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 解析：答任何类型的法都有阶级性，法本身就有规范性的特点，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体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从题意看，要求讲出二者的根本区别。阶级性是法的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法同样具有阶级性，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与剥削阶级类型的法相比，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性的内容和及其与人民性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❺ 请问法律有阶级性吗道德有阶级性吗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阶级性。

1、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2、在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大量的道德是阶级的道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阶级社会不过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制约影响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然包括道德。各阶级由于在生产中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阶级利益必然不同。

这种不同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不同的人们的生活实践的差别和对立，从而形成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道德观念。各个阶级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一方面需要把道德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为本阶级所特有的道德体系。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对立的阶级有相互对立的道德，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道德原则，所以阶级社会中一切道德理论体系都是有阶级性的。

(5)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扩展阅读：

法是被提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1、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说明法的阶级性。法不是超阶级的，它总是一定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2、法只能属于统治阶级的。法只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即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3、法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不是统治阶级中个人意志的体现，也不应是统治阶级个别或部分（阶级、阶层）意志的体现。

4、法是统治阶级的基本意志的体现。不是全部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要靠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去体现、去贯彻。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它只规定和调整有关统治阶级基本利益的和社会基本制度和主要的社会关系。

5、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的决定，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所代表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❻ 简述法的阶级性与社会生活条件制约性的关系

嗯，简述法的阶级性与社会生活条件制约性的关系，嗯，这是历史法学问题。

❼ 法的阶级性与社会生活条件制约性的关系

法的阶级性
与特定的社会性质有关
受到其制约

❽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经济法的本质所包含的涵义（ ） A、法的社会性 B、法的强制性 C、法的阶级性

第一题选C ，第二题选D

❾ 法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否正确

法与阶级和国家有着必然的联系；法的国家性、阶级性、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等的本质属性是内在统一、不可支解的；法的基本特征是法的本质的外化；法的作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影响社会生活的体现、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体现、是社会生产方式自身回力的体现。
剥削阶级的法律观往往混淆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前几年有些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影响的人也把法的某些现象(如国家强制性、行为规范性、权威性等)冒充为法的本质，抹煞了法的本质，制造了种种混乱。“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是一对范畴，分别从法的内部依据和法的外部表现两个方面把握法律现象。“法的现象”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法律现象”。法律现象是法的本质和现象、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的统一体，法的现象则仅指法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外露的，多变的，通过经验的、感性的认识就能了解到的，而法的本质则深藏于法的现象背后，是法存在的基础和变化的决定性力量，是深刻的、稳定的，不可能通过感官直接把握，需要通过思维抽象才能把握。剥削阶级法学家或者看不到这一点，习惯于就法论法；或者是到虚无飘渺的“宇宙精神”、“自然命令”或者从抽象的人性中寻找法的本质，所以，他们从未真正发现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法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依据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关于法的本质的原理有三个连贯统一、不可支解的基本思想。第一，法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⑶“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⑷任何一种意志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成为法。第二，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从而也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所以，国家意志不过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⑸法不过是“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⑹这就是说，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平等体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法。第三，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由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把法的本质首先归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开始触及到法的本质。但如果认识停留于此，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要真正认识法的本质，认识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还必须深入到那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马克思深刻的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条件。”⑺物质生活条件指人类生存相关的地理环境、人口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性的内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生产力代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关系代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伟大功绩，是发现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生产方式因素的决定意义。生产方式之所以是根本因素，是因为一方面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自然界的一部分转化成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使生物的人上升为社会成员，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生产过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本的社会关系，其他一切关系包括法律关系在内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也唯有通过生产方式才能作用于法。当然，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这是从最终意义上说的，除了物质生活条件外，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科技等因素也对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法律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受同样的或相似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制度之间会有很多差别，也就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法会具有中国特色。
以上说明法的阶级性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而且是内在地、有机地联系着的。在关于法的本质的讨论中，有的人有意无意地否认或歪曲法的阶级性，在理论上引起了种种混乱。其主要作法是：(一)把法的阶级性理论说成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好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主张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上面引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的本质的一系列论述已足以证明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二)把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与法的阶级性对立起来，用前者排斥后者。其实，阶级性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是统一的。因为第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都是由一定的阶级即统治阶级来代表的。第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通过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的意识和意志这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才能体现在法律中。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正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分析中得出的。(三)把法的社会性与阶级对立起来，使它们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其实，阶级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在法律领域，根本不存在无社会性的阶级性，也不存在无阶级性的社会性。首先，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谓统治阶级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而国家政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⑻其次，“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⑼再次，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丰富的，而不能简单地把统治阶级意志归结于阶级斗争意志，更不能把阶级斗争等同于镇压(杀、关、管)。只有那些把法的阶级性歪曲为镇压性的人，才会认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不相容的。(四)宣扬一部分法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部分法反映全社会即各个阶级的意志；或者一部分法有阶级性，另一部分法无阶级性。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意志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所决定的，但其形成和调节也必然受到被统治阶级的制约。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时，不能不考虑到被统治阶级的承受能力、阶级力量对比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正如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工厂法时所指出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⑽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被奉为法律之后，在其实施过程中还会遇到来自被统治阶级的阻力。这种阻力会作为一种反馈信息，促使统治阶级调节其立法政策和法律。过去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此视而不见或讳莫如深，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应当清楚地看到，在任何情况下，被统治阶级的意志都不能作为独立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法律里面。被统治阶级的要求只有在不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被吸收到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之中，才能反映到法律中。所以，归根到底，法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其基本的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这正和国家本身一样，恰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即反动统治阶级为保障其基本的阶级利益(财产与政权)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在其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的或它试图争取的同盟者的某些利益，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因此，不能因国民党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而应把它看作是基本上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这段深刻的论述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战斗光辉，仍然是我们识别法的阶级性，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法律观的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