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o年婚姻法实施后妻妾问题

A. 1949年后实行一夫一妻，那姨太太怎么处理

妾，此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从辛（刑具），从女，本义是指有罪的女人，即女奴。《内则》也有记载：“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就是说三书六礼正经娶回来的就是正妻，私奔而来的就是妾，因此古时候的妾的地位很卑微，不仅仅是法律上不承认她们的地位，就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男人更是能轻易地将她们当做礼物送出去结交别人。

但其实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见香港很多富商的几房夫人争夺遗产利益的新闻出现在媒体报纸上，比如说去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超模奚梦瑶给何鸿燊四太太的儿子何猷君生了个儿子，网友纷纷调侃说她的地位稳了。

是因为何鸿燊有四房太太，他的每房太太都在暗地里争夺财产，不只是何鸿燊，香港澳门还有很多富商都有姨太太，因为香港澳门被英国和葡萄牙分割出去建国之后没有马上收回来，两地还保留了很多旧社会的习俗，妻妾制度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正式废除，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看见姨太太们争夺房产的闹剧。

B. 建国后实行一夫一妻制，妾室该如何处理安置方式让现代人羡慕吗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普遍比较低下，往往被视作男性的附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流行千年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咐余，凡是有些钱财的男性都会迎娶几个小妾，以此彰显自己的地位。“辛亥革命”后，这种陋习并没有及时得到纠正，虽然政府大力宣扬一夫一妻制，但把持政权的基本都是独裁军阀及前清旧吏，这些人深受传统思想影响，推行一夫一妻制衡码滚不过是顺应时代潮流，喊喊口号和做做样子罢了。

1950年出台的《婚姻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姨太太并非一夜之间就被正妻扫地出门，然后孤老而死。在《婚姻法》中虽然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过政府也做出额外规定，即在解放前已形成的一夫多妻（妾）生活的，若其妻妾在《婚姻法》颁布后没有提出离婚要求，其婚姻关系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不得再新娶。也就是说，如果小妾和姨太太没有模升主动提出与男方离婚，这种一夫多妾关系仍可以继续维持，政府不会强制切断。

C. 为什么姨太太们在新中国废除一夫多妻制后，却不主动离婚

我国是一个传承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悠久，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陈规陋习，蓄妾成风就是其中之一。

古代的婚姻制度礼、法并举，基本源于《周礼》《仪礼》以及《礼记》。

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律令中的“户婚律”的根本原则就是维护夫权制，由此构成了“礼无二嫡，法禁二妻”的婚姻关系。

而“三妻四妾”的说法实际上是源于封建法制有很大的随意性，“一夫一妻多妾”礼制下，历代皇亲权贵中仍然事实上存在多妻现象，更别提从上到下都对蓄妾现象见怪不怪了。

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部法典是乾隆五年颁布的《钦定大清律例》，禁“妻妾失序”，同时允许男子纳妾。

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约束力不足。民国男子将纳妾美其名曰“娶姨太太”，各路军阀权贵依旧妻妾成群。

即使在当代社会，我国成年男女的经济能力，也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更何况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普遍足不出户的妇女，离婚后的生存情况不容乐观。

因此需要《婚姻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体现扶助弱势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样才能帮助她们打消离婚后生活无着的顾虑，摆脱不得不“将就”不幸婚姻过下去的窘迫境地。

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新中国首部《婚姻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由于颁行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曲折而动荡，全社会的关注点难以聚焦。

就连上世纪60年代的《民法典》第二次起草工作都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思潮下停滞于讨论阶段，难以为继，所谓的“姨太太们”去留这类家庭私事纠纷更是不值一提了。

当法律的尊严屡遭践踏，甚至干脆被行政命令取代时，旧社会留下来的“姨太太们”，难免也会遭到违心的不公正待遇。

D. 中国是从何确定一夫一妻制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发展

《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中其中一条:夏商法律在确立婚姻关系上，明确的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商代允许男性王族在确立一夫一妻外，大量纳妾。这说明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源头起，我国就倡导着一夫一妻制。

那么，在朝代更换、沧海桑田中，最初的一夫一妻制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呢，与建国后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又有什么不同呢？

新中国婚姻法宣传

又如，1952年12月，广东省妇联副主席古大存在《宣传婚姻法的一点意见》中写道：婚姻法施行前的重婚、纳妾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否离婚，要看女方（妻、妾）要求来决定，我们不能强迫其离大或是离小。

如果妇女一方要求离婚时应立即批准，并照顾其离婚权利。如果女方没有这样的要求，就仍应让他们保持原来共同生活关系。总而言之，所有在解放之前就已经成亲的妻妾，只要女方自己愿意留在丈夫身边，就不会被强制性离开。

对于建国之后这些法律的颁布，我们也看到了法律制度的人性化一面:首先，一改以往男性主权社会，把选择权交到了女性手上，男女平等；其次，这样的结果该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妾”这一群体，大多没多少文化与见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丈夫生活，离开了丈夫，如何生活也将成为一大难题。现代女性讲究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历史带给女性的沉重教训。

E. 中国新女性争取婚姻自由出现在什么时候

冲击封建婚制的第一波

冲击封建婚制的第一波，当属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婚姻革命”。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以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

“婚姻革命”之所以成为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线就是争取个性解放、自我觉醒与肯定个体价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改造中国社会与改造家庭制度相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以个人本位易家庭本位”才能使中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民主与物质上的繁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压抑个体的封建家族主义，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目标。

男女青年同受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压迫，但女性因为夫权更多一层压迫更为痛苦，因此，妇女们在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权的行动中，表现得更大胆热烈，甚至不惜以最惨烈的方式抗争。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街上一顶迎亲的花轿内不断有鲜血汩汩流出，20岁的新娘赵贞五为反抗父母强把她许配给40岁的古董商，在花桥内用剃刀自杀。贞五之死激起广大青年男女对父母包办婚姻的痛恨，在报纸上发表的檄文就有20多篇，青年毛泽东在几天之内，连续在《湘江评论》、《大公报》发了9篇文章，愤怒谴责封建婚姻制度惨无人道。批判封建“吃人礼教”，冲决一切封建罗网，成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取“婚姻自由”的过程被视为社会解放的过程，“婚姻革命”又与妇女解放紧紧相连。当时不论男女，凡关心社会进步、拥护社会改革的人，无不关心妇女问题，无不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在“解放妇女要从哪里做起？”的讨论中，改造家庭与争取平等教育、经济独立、思想解放和人格尊重一起，成为妇女解放的重点。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曾指出：妇女不解放，中国文明就是“半身不遂”的。因为新思想的传播、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婚姻自由的要求， “恋爱神圣”和“妇女解放”的口号响遍全国。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借以暴露旧式家庭的罪恶。作品描述一个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女性娜拉因觉醒而离家。“玩偶之家”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几次被搬上舞台公演，在中国掀起一阵“娜拉旋风”。剧中女主角娜拉所言：“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我第一要紧的，是努力做一个‘人’”，成为那个时代新女性最脍炙人口的宣言，娜拉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家庭束缚、争取自由权利的榜样。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叛逆女性谢冰莹的自传体《女兵日记》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多次逃婚的故事。《女兵日记》畅销，出走也成为女性逃离封建家庭，争取婚姻自由的一种方式。革命家萧楚女曾经写文章概括女性离家出走的原因，不外乎以逃婚争取婚姻自主、以恋爱自由思想反对专制婚姻。

在解放浪潮下，妇女被“发现”，妇女也发现了自己。此间的妇女团体，积极争取包括婚姻自主权在内的平等社会权利，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争取婚姻自由的第二次狂澜

婚姻自由的第二波，当属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和此后宣传实施掀起的狂澜。

尽管早在1930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篇》已正式确立了“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的婚姻自由权；把古代宗法分亲属的旧观念改为血亲和姻亲两种亲属关系，使夫妻地位在法律上基本平等；禁止早婚、重婚纳妾等封建陋习也写进条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民法·亲属篇》在姓名权、居住权、财产权、继承权、家庭管理权和教养子女权等方面仍然维护夫权，明显存在对妇女的歧视。比如“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妻子将自己原有财产交丈夫统一管理，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归丈夫所有、丈夫财产由直系血亲继承、妻子不能代位继承、家设家长，子女从父姓、父亲为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等。

而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则高扬反封的旗帜，高扬男女平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摧毁封建主义缠绕在妇女身上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而新婚姻制度当然应该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保护几千年来受尽剥削压迫的妇女”。

《婚姻法》的公布，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规定了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利。

《婚姻法》的颁布，宣告了基于男女平等的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因此得到妇女们的衷心拥护，在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解除包办婚姻以及解放童养媳、寡妇改嫁方面，妇女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和勇气。在青年们对封建婚姻制度发起挑战之时，也遭到封建势力的顽抗，反映那一个时期新旧势力交锋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是以喜剧结尾的。《婚姻法》一出，所有阻碍自由恋爱的旧势力、旧思想都偃旗息鼓。但是作为它原型的一对男女青年，他们的恋爱却遭到家长和村干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致死，女青年自缢身亡。同时上世纪50年代初还发生了一系列迫害改嫁寡妇的惨案。

1950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解决婚姻制度问题》的社论：“全中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必须了解和支持妇女的反封建婚姻压迫的斗争”，它指出：现实妇女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已经不是“反抗地主对妇女压迫的斗争，而是劳动人民内部反对封建制度所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的斗争”。社论强调，“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绝对不应拥护封建的婚姻制度，绝对不应该‘镇压’妇女的解放斗争”并指出，正确解决婚姻制度问题的关键一靠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保障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二靠对农村干部与党员进行反对封建婚姻制的思想教育。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在《婚姻法》颁布之后，政府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扫除婚姻自由障碍的行动，如打击封建宗族势力、坚决支持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行动、解放童养媳、取缔娼妓制度、促使妻妾家庭自行解散等等。

50年代，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个妇女翻身解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