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法
⑴ 我国传统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系由英语中“Social Security”一词翻译而来的，亦可译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各国社会保障的项目广泛繁杂，各有差异，概括起来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等几大体系。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属于公法，又不属于私法，而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很重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因为，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加以确定和公之于众，国家对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给予的帮助只有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强制施行。因此，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都被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建立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第一，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即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
第二，社会救济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公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或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帮助，即建立灾民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济、城乡特殊贫困人员救济等制度。
第三，社会福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不同的社会成员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获得的经济帮助，即建立老年福利、托幼福利、残疾人福利、社区服务、城镇居民福利津贴等项制度和设立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公益设施。
第四，社会互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由不同的社会组织建立其成员之间相互提供帮助，如工会组织建立的工会会员互助金制度。
第五，社会优抚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由国家和社会对军人和其家属提供社会优待和经济帮助，即建立优待军人和军人家属、军人转业和退伍安置、军人伤残抚恤和死亡抚恤等项制度。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
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开创了现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先河。
国家通过立法使社会保障成为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使之具有强制性、普遍性、互济性和社会性。起源于19世纪末叶欧洲工业社会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推行到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带有国际性的一项制度，成为各国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已经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阶段，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保护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优胜劣汰，必然会造成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劳动岗位，从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收入而陷于生存危机；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使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保障网络打破了劳动者自我保障或企业保障的局限，使劳动者在更换劳动岗位和迁徙时没有后顾之忧，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合理配置。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社会保障项目，必然给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服务，而社会保障的服务性工作的增多，也会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市场经济要求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的运行变化情况而增减的。在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进行相应的缩减，社会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必然会因此增大，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相应地增多，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经济复苏。可以说，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蓄水池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过热或过冷的现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社会保障基金经过长期的积累，会形成庞大的资产，成为投资融资的一大财源。如果国家通过立法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比例，指导投资的方向，会促进社会保障基金向国家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投资，从而成为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同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投资收入，也会使社会保障基金本身保值增值。
目前，国际社会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即社会保障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国家的一种负担，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为了在经济中使工作能力、效率和动力保持高水平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缺少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缺少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险，那么，这个国家构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认识，值得我们深思。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产生的一种需要。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保障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通过对没有生活来源者、贫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工薪劳动者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工作岗位后提供救助，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以维护社会稳定。因此，社会保障又被誉为“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减震器”。
⑵ 在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哪些特征
1、“人道亲亲”（亲爱自己的亲属）的人伦关系。“人道亲亲”指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个人的权力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就是所谓“人道亲亲”。
2、家族本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发生关系，各个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仰赖家庭的共同财产生活，家庭的命运也就是个人的命运。因此，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就使得“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没有用武之地。
3、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思想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现为“内圣外王”心态的形成。其作用是以伦理修养来沟通政治关系和家族关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强调从个人修身开始，由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到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最终到天下国家秩序的稳定它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道德为核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
4、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在组织结构方面，“家国同构”，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这种模式，形成了忠孝两全的政治伦理和传统，宣扬孝悌为“忠”之本，忠是孝的极致。当然这种学说也形成了中国古代重道德、轻法律的局面，往往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从而影响了法律的效力。
e、专制主义的充分发展，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一方面使中华民族在心理文化上普遍认同整体利益和集体原则，因而成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的源泉；另方面也培植和强化了国人迷信权利、服从权威的官本位心态。
⑶ 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法制的基础是
宗法来制的基础就是血亲关系，宗自法制本来是古时为了管理大族内部所确立的法度，后来放大成政治制度，它的核心就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突出嫡长子的地位。家族就是父为宗，长兄次之，以此来类推。作为国家就是君为宗，嫡长子为王位第一王位继承人。这些是宗法制的基本。 如果你要放大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能说包括哪些阶层吧，遵照它的核心，任何一个体系都可以遵照这个核心顺序推之，长幼有序，大小有序，它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阶层的。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他呼应了儒家的三纲五常。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基本秩序就是由这个玩意确定的。
⑷ 在传统社会前现代化时期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意思
A道德，B人治，C法治，D信仰
⑸ 中国法律传统的特点是什么
民刑有分复、重刑轻民，以礼制代法和行政监理。
礼法合一，礼法并重因历史时期不同而不一样，强调天赋神权，重刑轻民。
拓展资料：
古代汉语中的 “法”、“律”、“刑”等词语之间彼此有关联。传说，商鞅变法，“改法为律”，最早将“法”“律”二字合而为“法律”一词以指称一种规范体系的人，是春秋时代的管仲。但无论是“刑律”还是“法律”，都没有现代法律具有的丰富内涵。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古代法律
⑹ 在传统东方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是什么关系
伦理是我们自身与外界各方面关系的应有状态和规范。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标版准，通过社会权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维系并发生作用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且由法院适用，并由国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不是法律，但法律却可以说是道德规范。道德与法律都具有时代特征，现今的法律就是对道德的进一步规范，也就是说现在的法律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广义性与狭义性的关系。伦理主要是相对于人们之间关系而言的道德规范，而道德是整个社会中的人都应该懂得的行为规范。法律与伦理的关系如同道德与伦理的关系，法律是对道德与伦理的维护。
⑺ 宗法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生和传统文化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回国文化的影响有三：
一是社答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
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成因
自给自足来的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中自华民族的主要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具有稳定、内向和封闭的特点。宗法家族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基本细胞,并形成一整套以“礼”为形式的宗法家族制度。政治模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宗法伦理观念经过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居于支配地位。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王权和伦理道德这四个方面从总体上制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使其以维护君权和族权为特征、具有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从而独具伦理主义精神。
⑼ 传统社会中“礼”的属性包括什么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体现，同时也是古代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人一切行为的准则。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照孔子的理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庄子》曰：
“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虽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也。”故上古之礼不定常，首重其是否合乎需求。
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奴隶社会的礼已逐渐废除。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礼记》中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礼治的口号。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儒家认为推行礼治即是为政。师服云：“礼以体政”；孔子说：“为国以礼”；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左传》引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女叔齐云：“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荀子云：“国之命在礼”。从这些话里可以充分看出礼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所以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结论是：“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儒家主张礼治，以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即礼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同法家主张法治,以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即法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原是对立的。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儒、法两家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抨击对方的学说，互不相让。秦、汉法律都是法家拟订的。商鞅的秦法渊源于魏李悝的《法经》,萧何定汉律又承秦制，为法家一脉相承的正统,完全代表法家精神，为儒家所不能接受。汉武帝标榜儒术，法家逐渐失势，儒家抬头后，开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汉儒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和以经义决狱两件事上。据《晋书·刑法志》，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断罪所当由用者合26272条，7732200余言。以经义决狱者有儿宽、董仲舒、应劭等人，将儒家经典作为判罪量刑的标准，说明儒家思想在司法上发挥了实际作用，意义重大。自魏以后，儒家参与制订法律，他们更有机会将体现儒家中心思想的礼糅杂在法律条文里，使法律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深远。商鞅定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与“父母在，不有私财”的礼背道而驰，为儒家人物贾谊等所深恶痛绝。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周礼》有八议之说，魏始以八议入律。自魏、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直至隋、唐、宋、明，皆载于律，到了清代才不复引用。《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儒家自来主张亲亲,重视尊卑、长幼、亲疏之别。晋律“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开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北魏定犯罪留养祖父母、父母之条。为了体现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又有以官爵当刑的规定。留养之法为历代所遵行,官当亦为隋、唐、宋所沿用。《周礼》不孝为乡八刑之一。《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北齐列不孝为重罪十条之一，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采用，并置十恶条，自唐迄清皆沿用。北周完全模仿《周礼》，法律全盘礼化。但因《周礼》不合实情，不能适应当时环境，所以隋承袭北齐律,兼采魏、晋刑典,而不采用北周之制。翻阅因袭隋律而修订的唐律，更可完整地看出有关礼的内容。除八议、官当、十恶、不孝、留养、按服制定罪等条外，还有不少条文是来源于礼的。礼，子当孝事父母，于是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成为专条,徒二年;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徒一年，并免所居官。礼，父母之丧三年，于是匿不举哀、释服从吉、冒哀求仕、居丧生子、嫁娶、兄弟别籍异财皆有罪。《大戴礼》有七出、三不去（见封建婚姻制度）之文，于是成为法定的离婚条件，应去应留皆以礼为根据。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于是律许容隐，不要求子孙作证，更不许告祖父母、父母，告者绞。荀子云：“礼者养也”，《礼记》云：“礼节民心”。欲望的满足，物质的享受，都区别贵贱而有所制约，详细规定于礼书中。唐律于是规定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并令改正。以上种种规定，都足以说明礼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唐律一准乎礼。”以礼入法的过程亦即法的儒家化过程。始自魏、晋，历南北朝至隋、唐而集其大成。《宋刑统》沿用唐律，明、清律亦深受唐律影响，除官当外，上述有关礼的规定大体保留在法典中，只是处分有所不同而已。
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变化，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谓“明刑弼教”，实质上即以法律制载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所制载的。诚如东汉廷尉陈宠疏中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云：“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可知，“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于是，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逐渐转化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制度。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礼就产生了，它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用外之物以饰内情，它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礼物，就是行礼所用的宫室、衣服、器皿及其他物质的东西。二、礼仪。就是使用礼物的仪容动作。三、礼意。它是由礼物和礼仪所表达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内容、旨趣或目的。这就要求礼物和礼仪必须适当，在逐渐完善的礼曲实践中证明为无过不及、恰到好处。
“礼”具有社会身份制度方面的意义，最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存在；但是，作为一种较为严格的社会制度，则是周朝初年的事情。周朝初年，周武王伐纣灭殷，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周公便在殷礼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礼乐，将作为社会身份意义的“礼”制度化，系统化。
我们说的封建礼数的“礼”有着作为政治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两个方面的属性，作为等级制度的“礼”，强调的是“名位”。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的具体内容，包括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等。
在“礼”两个方面的属性中，等级制度为“礼”的本质。而伦理道德方面的属性则为等级制度的外在显现。封建礼数实际上是通过向人们灌注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把这些外在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变为人的内在需求，去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梯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封建礼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
自从民国以来，我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变得简单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礼”，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已经脱离了原先为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本质，而是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道德规范。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再受到“礼”的约束，甚至把儒家文化等一味地看成是陈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我们所鄙弃的只是“礼”中的糟粕，对于儒家文化中占据相当分量的高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承并发扬；而在另一个方面，西方的文明也不见得完全像我们所见所闻的那样人性。随着中国的一步步发展，“礼”无与伦比的魅力必将会再度大放异彩，使世界眼中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开放的民族，而中国当然就是一个文明、开放的国度。可以说，中国的形象，将会因为“礼”而更加亮丽，清新。
⑽ 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内容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一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家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恻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于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于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把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2.3.1西周之宗法制度
周朝的”家”，是一个政治单位，并不等同於我们现在对”家”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孟子?梁惠王下》中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明白，当时的”国”是拥有千辆马车的战斗单位，而”家”是具有百辆马车的战斗单位，可见在这时”国”和”家”是相提并论的。不过我们现在从古代的文献来看，”家”虽然是一个政治单位，但是仍然以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为织成核心。一般而言，”家”所涵盖的范围，是由同一祖父的三代组合而成。至於”族”，则由同一高祖父的血亲，以及他们的配偶，上下九代共同合起来的。简言之，”家”是包含在”族”之中。所以相较之下，”家”中的人，比起”族”中的人，血缘关系更为亲密。
”宗”的本义是祭祀祖先的庙，只有属一同一家族的人，才可以到”宗”去祭祀祖先。不过在祭祀祖先时，必须依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决定”大宗”和”小宗”。一般最简单的分别，就是以始祖的嫡长子一脉相传的为”大宗”，其余的庶子便是”小宗”。以当时的制度来看，周天子的传承是”大宗”，其他的诸侯（含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便是小宗；但是在这些诸侯世袭的领地中，继位的嫡长子在领地中便是”大宗”，其他的庶子就是”小宗”。以此类推，扩及到每个阶级之中。以这个精神来看，”家”中的成员，比较接近”大宗”，而”族”中的成员，则比较接近”小宗”。
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后代子孙不可忘了自己的来源出处，用血缘关系把人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这项措施对於当时正在发展的周民族而言，是一项十分有利的制度。我们现在看到先秦留下来的许多文献，都会先谈到如何持”家”，再谈如何治”国”，最后才谈到如何平”天下”。探究其中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说，在当时观念中，先要将”小宗”的力量凝聚起来，再去发巩固并发挥”大宗”的力量，於是才可以得到”天下”。基於这样的认知，特别重视家族中伦理的观念便自然出现了。
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组织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是阶级统治在社会中的一种完善。
关于大、小宗的组织，《礼记大传》有记载：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
别子:或曰庶子，或曰包括本国公子、异姓公子（来自他国者）以及庶民起为卿大夫三种，或曰除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后一说较合理。
继别:谓继承别子位置的后代，就是别子的嫡长子孙。
继祢:祢，指宗法制度下死去并在宗庙中立了神主牌位的父亲。此处当指诸弟，继祢是指继承别子诸弟的后代子孙。
别子为一宗的正支，虽经百世仍得祭其始祖，是为大宗。别子诸弟是一宗的旁支，传至五代之后其与别子关系已超出同一高祖范围，因此就不再祭别子的祖先，而另祭祀本支的祖先，是为小宗。大、小宗虽是相对的，但对于天子来说则是绝对的。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式的统治体系。
分封制
宗法直接导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
嫡长子分封诸弟，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别子为祖”，对于巩固嫡长子的最高统治和天下宗主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后人追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御极六合，四方如星拱卫。因此需要选建道德贤明之人，藩护王室，成为天下中枢的屏障。
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之“宗”，“宀”为房顶，“示”为神主，合指供奉神主之位的庙宇，其原始义为“尊祖庙也”（《说文解字》）。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
宗法制度既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故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商人也有繁复的祭祀仪式，但不像西周人那样具有严格的宗法意义。西周时代，祭祖是大宗的特权，所谓“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又所谓“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大宗的责任在于尊统收族，在于别亲疏，序昭穆。
周朝以前，天子宗庙为五庙：
到了周中期，尽管文、武功业辉煌，但按周人世系的排列，已不复属于考、王考、皇考、显考辈，按制不专列庙。但“有德之王，则为宜宗，其庙不可毁”，故增设文武二庙，将文武以下、显考以上诸神主供奉于内，故成七庙。即《礼记王制》所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严谨的道德维系与礼乐文化
宗法制度既严格区分亲疏之别，因此血缘重孝、崇德、亲民等道德伦理遂得以建立。诸如同姓不婚这一道德内容得以体现。礼乐文化确立。
2.3.2宗法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一是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世系，是指在血缘集团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虽然这在世界文明早期历史上是普遍的，但只有中国最为坚决。
二曰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家族由男性同祖子孙团聚而成，因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一致，形成稳固的、超越历史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生生不息的基本细胞。
“族权”成为与政权、神权、夫权比立而四的强劲的社会维系力量。
族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影响，是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主要标志。族权有严格、固定的组织形式，它既与地方绅权结合，同时又与政权相结合。族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
三曰家、天下同构
此亦所谓“家天下的延续”。
“家国同构”的本质就是家、家族、国家在结构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国是家的放大，“族权”与“政权”的统一。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或者如梁漱溟所曰，中国有家而无国。
在古代西欧，血缘政治基本被地缘政治、等级政治所取代。在中国则不同，地缘、业缘、物缘都以血缘为基础，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国”与“家”彼此沟通，“社会赖以运转的轴心，是宗法原则指导下确立的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人格化体现的伦理—政治系统。”
四曰根据血亲道德关系形成宗法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人梁启超所说：“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06年，秦王赢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余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宗法一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一外王”为目标的伦理一政治型文化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