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卢曼

❶ 介绍几位讲社会学的专家。

这位童鞋真是可恶，社会学虽然在国内发展还不足百年，但是在国外却是至少有两百年历史的一门学科，前后出现过的社会学家没有成千上万，却也不是可以列举说明的。而且社会学如今分支流派数不胜数，也不知道这位童鞋到底想了解哪方面的，那我作为一个学了四年社会学并且还要继续学下去的社会学门丁只好泛泛而谈了，但就社会学理论而言，可以根据时代划分为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当代社会学。
古典社会学我只想提到四个人，1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创始人，“社会学之父”，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书中阐发了他的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2斯宾塞，也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创始人，著有《第一原理》《社会学原理》，主要思想包括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3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他的社会学被称为“社会学主义”，著作《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纲领）《自杀论》（是实证研究的典范）《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进大学讲堂，是实证主义的真正奠基人。4韦伯，他的社会学被称为“理解的社会学”，著作有《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社会行动合理性、合法统治与科层制都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后两者与卡尔马克思合称为经典三大家。
现代社会学就更多了，古典社会学思想主要在欧洲，现代社会学中心在美国。如帕森斯的抽象功能主义和莫顿经验功能主义，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和科塞的冲突论，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和布劳的结构交换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和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等等，细说的话实在说不过来。
当代社会学包括亚历山大和卢曼，他们代表着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福柯——后现代主义，
当然，中国也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之无愧，代表作《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其多元一体化格局理论极具中国特色，可以说将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可以说除了他，中国再也找不到既有研究又有理论的社会学家了。
以上哪位大师你想着重了解可以网络一下或者HI我！

❷ 卢曼的主要影响

尼克拉斯·卢曼是当代最重要的学术领袖之一和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地扩展到社会学领域之外。他为社会学、系统科学和诸多其他学科开创了惊世的见解与崭新的视角。他是当代极少数几个确实改变了范式的社会学家之一：从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到功能-结构的(functional-structural)和问题-功能主义(problem-functionalist)的理论，从行动社会到沟通和语义学（semantics）社会，从社会“机器”到自我再生(autopoiesis)。其中一些变化也许看上去仅只是在玩文字游戏，然而这种术语的转换却已经改变了世界。
他接受了马图拉纳和瓦芮拉关于生命组织的理论，结合自己在法律科学方面所接受的精确、复杂的推理训练，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移植进社会学，不久便成为他自己的纪念碑式理论建构的基石。他毕生的众多工作体现于将其抽象的而又复杂的理论参考框架切实地运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从行政管理的内在运行到全球的生态问题，从政治、经济到艺术、爱情和宗教。以建立一种普遍社会理论(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为目标，他在努力应用、检验和进一步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没有疏漏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他所运用的是自己通过卷帙浩繁的阅读积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网络全书般的知识。 尽管卢曼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德国北部平原而不是在海岸边度过的，但是，在吕讷堡、汉诺威、明斯特和比勒菲尔德，地平线(horizon)另一端的大海送来的风，吹拂着蔚蓝而略带灰色的天空。终于，视界(horizons)变成为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似乎它们也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一次又一次，他迎接新的重重挑战。

❸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的目录

再版前言
导论
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年）
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1893年）
韦伯：《经济与社会》（1921-1922年）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1908年）
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1887年）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年）
舒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1932年）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年）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968年）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年）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
帕森斯：《社会系统》（1951年）
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1956年）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49年）
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年）
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年）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年）
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1966年）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1961年）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1964年）
布劳：《不平等与异质性》（1977年）
布鲁默：《形象互动论：观点与方法》（1969年）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年）
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研究》（1967年）
伯格和卢克曼：《社会实体的建构》（1967年）
哈贝马斯：《认识与人类旨趣》（1968年）
阿多尔诺：《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论之争·导言》（1969年）
顾尔德纳：《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1970年）
柯林斯：《冲突社会学：走向一种解释的科学》（1975年）
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1983年）
卢曼：《社会分化》（1982年）
阿切尔：《文化与主体性：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位置》（1988年）
吉登斯：《社会的建构》（1984年）
吉登斯：《现代性之后果》（1990年）
哈贝马斯：《沟通行动论》（1981年）
哈贝马斯：《事实与规范之间》（1996年）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1990年）
布迪厄：《实践的逻辑》（1980年）
布迪厄和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年）
埃利亚斯：《论文明的进程》（1939年）
福柯：《疯癫和文明》（1965年）
福柯：《规训和惩罚》（1975年）
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
图兰尼：《返回行动：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理论》（1984年）
拉什和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1987年）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年）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1997年）
卡斯特：《千年的终结》（1998年）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1987年）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年）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2000年）
后记

❹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与社会

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

❺ .帕森斯的主要社会学思想是什么围绕对他的这些思想的批判，形成那些社会学理论流派

及供参考

帕森斯的社会学思想

帕森斯作为美国二战后社会学界可执牛耳的人物,虽然现在不断地有人批判帕森斯,说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是怎么怎么样,但不可否认他的一套理论体系让我们看到一门学科的产生,虽然前面有涂尔干等人的奠基性工作,但是想达到经济学那样的帝国主义还是不可能,其主要思想可见<社会行动的结构>,AGIL的理论范式,还有关于现代性的模式变量
结构功能主义的简单介绍就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帕森斯认为自己建立的一般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综合了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正确观, 从一般行动理论的立场上看，状态背景和规范取向是影响行动的两个同等重要点的独立因素：在行动过程中，人们在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时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这种自由受到两方面制约，社会文化中的价值规范因素对这种选择进行指导和调节，状态背景则为行动提供机会或障碍。价值规范对行动的调整是帕森斯一般行动理论的核心观点,也是贯穿于他后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的主线,这里我们看到帕森斯事实上是文化取向的,他强调整合,一开始由于帕森斯从事社会学写作时,正值美国与世界经济危机阶段,因而深受罗斯福新政影响,他极力维持社会秩序,古尔德纳认为帕森斯德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隔离的大学体系下的产品,这种体系下,大学教授对外界并不敏感或了解,而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知识分子,更接近外界实际的社会现状与问题,宋林飞认为帕森斯并不是不了解社会经济危机的现实,而是力图使现存的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回避现实问题.
《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首先从复杂的经验现实中抽象某些要素，使之范畴化，继而去揭示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这种联系在概念中体现出来，最后是整体论，把种类繁多的现象连接在一起。
帕森斯努力识别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以及分析各种基本结构是如何满足这些功能要求，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如何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以维持社会的运转，因此它遭受的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于其理论模式强调结构而不是过程，强调整体的一致却导致缺乏变迁趋向，当然帕森斯也强调过科技以及技术进步等等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变化等等，但是其主要精力依然在于维持这样一种巨型的庞大理论。

思想的批判

拉尔夫·达伦多夫1929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47～1952年在汉学堡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语言学，1952～1954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1957～1969年，先后在萨尔、汉堡、蒂宾根和康斯坦茨大学教授社会学。曾任德国社会学会主席、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社会冲突理论探讨》、《阶级后的冲突》、《新自由等》。

一、达伦多夫的社会观

达伦多夫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但他积极参与了美国社会学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在50年代末期，达伦多夫不断猛烈抨击功能主义者的均衡论、整合论的乌托邦观点，认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过于统一、整合与静止的社会观。他将马克思的见解纳入自己的冲突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辩证冲突论的理论模式。达伦多夫的社会观基于下列假设，它们与功能主义依据的假设截然对立：（1）任何社会无处不经历着变迁，社会变化无处不在。（2）任何社会无时不经历着社会冲突。（3）社会中的每一种要素都对它的变迁有贡献。（4）任何社会都基于某一些社会成员对它的另一些成员的强制之上。这不难看出，达伦多夫的社会观具有辩证的性质。他不仅认为社会有统一的一面，也认为社会有变化的一面，而且尤为重视社会成员的对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他批评功能主义歪曲了社会现实，因他把社会的均衡的一面当作唯一的和全面的社会图景。达伦多夫指出，“社会有两幅真是的面孔：一副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幅是变化、冲突与强制。”他认为现今的社会学主要关心前者，因此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后者的研究，制定一种社会冲突的理论，它对于解释社会变迁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理论是达伦多夫一般社会理论的基石之一，也是他分析所谓“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

达伦多夫从自己的社会观出发，认为功能主义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他指出，功能主义的观点不是从日常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中发展出来的，而是由社会学家主观想象出来的，它对社会学研究非旦没用，甚至会有不良的影响。因而达伦多夫主张从功能主义相反的方面去研究社会和建立社会学理论。但是，达伦多夫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彻底否定，而只是强调它的片面性和冒充一般性理论的狂妄性。同时，达伦多夫也阐明了自己的冲突论同样是一种具体的理论、片面的理论，而不是一般性的理论。只不过功能主义影响广泛，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冲突论。

二、 以权威关系为基础的冲突理论

（一）社会冲突的根源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是特定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其他的。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就是阶级结构。但是这种阶级结构不是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的，而是根据统治与服从之间的权威关系来划分的。他认为，到了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阶级划分也有了新的基础，这就是权力的占有与否。

达伦多夫对“权力”和“权威”的解释基本上沿用了韦伯的定义，即权力是不顾反对而把某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权威是期待他人屈从的合法化的权力。他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围绕“权力”和“权威”而形成了两个阶级：一方是占有很多权力和权威的阶级，另一方是被迫服从权力和权威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存在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组织中。所以，社会组织不是一个产生于共同愿望的系统，而是一个强制协作的联合体，是具有一定权威结构的群体。在强制协作联合体中，作为资源的权力和权威，其分配不可能是平等的，于是就形成了支配与服从两种角色地位，因而也就形成了支配与服从两个阶级的不同成员。在某一种强制协作联合体中，统治角色与服从角色有清晰的界限和分化层次，但整个社会存在多种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结合形式。不管怎样，不同程度的压迫、强制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有系统的社会对立和冲突是由此而生的。

（二）社会冲突的形成

达伦多夫指出，群体利益有“潜在”和“显在”之分。“潜在的利益”是由人们所承担的角色决定的客观的利益，但是它处于人的意识状态。“显在的利益”则是指为人们所意识到的，并被人们作为目标来追求的利益。当统治阶级群体和被统治阶级群体的利益尚处于对立性潜在利益状态时，这两个群体不过是“准群体”，即没有阶级意识的集合体，而不是组织起来的团体。当群体以显在利益为基础时，群体中的人们变产生了共同的阶级意识，觉知了共同的利益，并组织起来追求这些利益。这时，准群体也了就变成了显群体。“显群体”是组织起来的，具有明确利益要求和奋斗目标的群体。在显群体中，曾经是潜在的利益要求变成了明确的阐述出来的斗争纲领或意识形态，于是，冲突公开化了。执掌权利者的利益与被剥夺了权力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前者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准群体到明显利益群体的过渡，类似于马克思的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过渡。达伦多夫认为这一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利益群体冲突的不可避免的，企图去压制或者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可是，准群体又是如何转变为现群体的呢？达伦多夫认为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具备基本的技术保证，包括领导者、物质设置、纲领和意识形态；2、政治上必须有一定的政治自由，法律上必须容许结社联盟；3、准群体内部之间有沟通的可能程序和正式程序。

（三）社会冲突的程度

达伦多夫从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两个方面研究了社会冲突的程度。强度是指冲突各方面的能量消耗以及卷入冲突的程度，人们是否完全投入到一定的冲突中，冲突是大还是小等等。烈度则是指斗争双方用以追求他们利益的手段，烈度的范围是很大的，从和平谈判到公开的暴力行为等。

1、 影响冲突强度的因素

① 社会的重叠程度：即人们在多种强制联合体中具有相同的角色地位。社团的重叠程度越高，冲突的强度就越大。达伦多夫指出，在工业结构中，被统治阶级群体的成员，如果在其他权威关系中也处于服从地位，最后会导致社会分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使社会冲突的强度增大。

② 社会流动性的程度。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和团体中，垂直流动的情况是和重要的。如果社会和团体不为人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任何机会，统治与被统治群体的成员构成是刚性状态，冲突的激烈程度就会增加。如果情形相反，阶级冲突就不可能广泛和重要。

③ 权威关系与其他报酬分配的相关程度。如果统治阶级成员凭借手中的权力谋各种利益，就会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在报酬和获取报酬的途径上扩大了差距和不平等。这样，就会加强两大阶级结构的形象和矛盾，增加冲突强度。

2、 影响冲突烈度的因素

① 社会经济的剥夺情况。冲突的烈度取决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剥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绝对的剥夺是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们同时也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最底层的现象。相随剥夺是指被统治地位的人们，其生活水平高于最低生活水平，但同高于她们的人们相比时，富裕程度和社会经济保障又较低的现象。达伦多夫认为，如果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剥夺是相对的，暴力冲突就不可能发生，尽管冲突的强度可能会很高。相反，如果是绝对的，则阶级冲突就很可能采用暴力的形式。

② 冲突的调节，即冲突的控制方式，它是影响冲突的恶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冲突的调节与冲突性利益群体形成的政治条件有关。有时，占统治地位的人往往阻止冲突性利益群体，然而，这种做法只能使冲突隐藏到表层之下，一旦爆发，就常常采用暴力形式。如果统治者能明确的承认冲突利益的存在，并为被统治的人们提供表达和协商的机会和途径，暴力冲突就会减少。调节冲突需要具备三项条件：一是冲突双方均承认对方有合法的但又相互对立的利益；二是利益群体有自己的组织，有处理争端的公共机构；三是冲突双方都同意遵守一些正式的冲突规则。

（四）社会冲突的结果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权威结构的变迁。他概括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变迁：1、所有统治人员的更换，即程度最大的革命变迁；2、部分统治人员的更换，即中间程度的改革变迁；3、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结合到统治阶级的政策中，即最低层次的改良变迁。达伦多夫还以度量的角度考查了社会变迁，他提出了度量社会变迁的两个尺度：根本性和突发性。根本性是考查社会变迁的程度，突发性是考查社会变迁的速度。

三、达伦多夫的观点在学业上的不足

1、权威关系当然是极重要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达伦多夫注意区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多半是倚仗强制力，权威则是合法化的权力，即已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力，这里同样可看出，韦伯合法性思想的影响。但权威关系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财产、地位、声望、生活方式等也是社会阶级结构的重要因素，就这一点而言，韦伯的阶级学说要比达伦多夫更为周全。

2、权威关系也非唯一的与首要的冲突根源。种姓之间与宗族之间的冲突很少源自于权威关系。纵观人类历史，许许多多的冲突产生于意识形态，价值模式及信仰体系。

3、达伦多夫所说的社会变迁似乎限于权威结构，这一点也不足为信。历史的例外可以举出不少。有时变化是深刻的社会变化，但权威结构却无根本变化，如日本的明确维新，彼得大帝的改革等。

社会学理论流派

新功能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兴起的一股力图综合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重新建构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传统的流派或理论发展趋势。“新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社会学理论家J.亚历山大于1985年在其编辑的论文集《新功能主义》中首次使用的。

理论渊源
特点批判继承
开放
为形成统一理论
理论渊源
特点 批判继承
开放
为形成统一理论
展开 编辑本段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中期，以帕森斯为主要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是美国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流派。自6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剧烈变动，促使社会学理论家重新思索社会学方向,各种新理论纷纷兴起,向帕森斯的“巨型理论”发起冲击。其中以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民俗学方法论为主要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猛烈抨击帕森斯理论中侧重对社会结构分析的方面，他们强调对个体行动和行为的分析，要求恢复个体的创造性和自由。以冲突理论为主要代表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则指责帕森斯过于重视秩序、和谐和稳定，忽视冲突、强制和变迁，他们要求社会学更加注意社会变迁中的暴力、革命、权力等物质结构。这些理论在70年代逐渐取代了帕森斯理论而占居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这些理论之间又形成以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和民俗学方法论为一方，以冲突理论为另一方的“微观／宏观大分裂”，就社会行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本身暴露出上述诸理论自身的致命弱点──偏执一端而缺乏综合性。从70年代后期起，帕森斯理论中强烈的综合意识又重新引起社会学界的兴趣，各种理论内部开始出现试图进行新的综合的种种尝试。新功能主义正是力图以批判地继承帕森斯理论遗产，开辟一条新的综合之路而产生的。
编辑本段特点
与其他流派相比，新功能主义具有以下 3个特点：
批判继承
对帕森斯理论传统持批判继承态度，既强调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承续关系，又强调从内部批判帕森斯理论的必要性。其中，亚历山大批判了帕森斯理论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主张在“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重建多维度的理论框架。新功能主义者还重新解释了帕森斯理论，以此矫正反功能主义的偏颇。
开放
对70年代的各种反帕森斯理论流派持开放态度，力图在功能主义理论传统基础上整合上述理论。针对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民俗学方法论等理论的微观分析，新功能主义力图通过重建帕森斯的行动理论来综合其理论洞见，并探索微观个体行动和宏观社会结构及制度的连结环节。对宏观社会学领域的冲突理论，新功能主义主张在保持帕森斯“规范秩序”的前提下，强调对权力、战争、强制、冲突等问题的分析，并把社会变迁分析纳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论中。“新功能主义”还打破帕森斯曾为社会学划定的只研究社会系统问题的界限，对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文化社会学”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力图在功能主义框架内解决文化与社会及人格系统的关系问题。
为形成统一理论
新功能主义尚未具备统一的理论形态。被归在新功能主义名下的社会学家，老一辈的有R.N.贝拉、A.英克尔斯、N.J.斯梅尔塞等人，新一代的有亚历山大、S.N.艾森施塔特、N.卢曼、W.施卢赫特等。他们除了具有共同的理论传统外，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新功能主义只能说是以超越战后社会学发展之第一阶段和建立新的综合理论为目标的尝试。 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提出后，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注意和不同反应。不少人对新功能主义持反对和怀疑态度。对此，亚历山大的回答是：“它是新瓶装旧酒，还是确有新酿，将由历史来判定。”

❻ 卢曼的生平介绍

尼克拉斯· 卢曼于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国的吕讷堡，成为一个啤酒厂主的儿子。他的母亲带有瑞士血统，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家庭使得他们远离开政治。1944年，年仅17岁的尼克拉斯·卢曼不得已从军服役，一九四五年被盟军所俘，这段战虏的经历使他决心后来（1946-1949）在弗赖堡致力于法律的研究。
然而，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并没有捷迳可走。战后德国的物资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学习并返回到吕讷堡。最初在吕讷堡行政法院（1954），然后在汉诺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从事着公共行政法律事务方面的实际工作，然而，却并没有放弃个人学术上的兴趣。在那时，虽然他的观点已经直接针对着法律和哲学的理论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这一时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并于不久之后就拥有了一个诞生了三个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益清晰地显示：他在学校所学课程以及他的兴趣不适合于一种常规性的行政职业，并且他不愿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个党派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尽管他喜爱他的工作，但这种工作日渐变成例行。由于意识到他职业发展中的困难，尼克拉斯·卢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机会到哈佛大学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师从塔尔科特·帕森斯，并为将来的一个出版物收集资料。
当他返回德国后不久，使其可以继续从事学术工作而又不放弃作为州政府官员身份的另一个机会向尼克拉斯·卢曼敞开。他设法转到斯派尔（Speyer）公共行政学院的一个研究所（1962-1965）。在那里，他享有工作上的极大独立性并能顺从他自己的学术兴趣。在斯派尔，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1964）。卢曼作为社会学家的生涯开始于1966年，当时他已经39岁。在那时期，赫尔蒙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参与一所新的“改革大学”的创建，其校址最终选在比勒菲尔德。他确定卢曼于1965年到多特蒙德与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卢曼通过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学的教职，在那里卢曼追随赫尔蒙特·谢尔斯基和迪特尔·克莱森(Dieter Claessens)。在明斯特，尼克拉斯·卢曼发表了题为“社会学启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职演说，提出了一项深受启蒙时代启迪同时满怀远大社会学抱负的社会学研究计划。1968年起，尼克拉斯·卢曼在新建的比勒菲尔德改革大学成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并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8年11月6日，尼古拉斯·卢曼与世长辞。

❼ 欧洲法社会学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经典理论贡献

欧根·艾利希，奥地利人，自由法学派重要人物，法社会学史上一座高峰；马克斯回·韦伯，德国人，法学答家、社会学家，一战后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谈判，提出过统治类型、科层制等理论主张；尼可拉斯·卢曼，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会学家。具体理论贡献三言两语难尽，LZ自行网搜可也。

❽ 德国哲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作品

《社会的科学》
《社会的经济》
《社会的艺术》
《社会的法律》
《社会的政治》
《社会的宗教》
《社会的教育系统》
《社会的道德》以及《大众传媒的真相》

❾ 欧洲法社会学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经典的理论贡献

欧根·艾利来希，奥地利人，自由法学源派重要人物，法社会学史上一座高峰；马克斯·韦伯，德国人，法学家、社会学家，一战后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谈判，提出过统治类型、科层制等理论主张；尼可拉斯·卢曼，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会学家。具体理论贡献三言两语难尽，LZ自行网搜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