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自然法
① 试述近代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及其确立的政治原则是什么
带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及其确立的政治原则，是因为社会契约论是讲述法制的一些问题，探讨了法制的由来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② 什么是“自然法” 他有什么意义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制定法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噶学派引进了一种新的看法，并设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19世纪，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责难，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纯理论性作为法国革命的口号带来了许多过分的结果，认为自然法已经死亡，并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在20世纪，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以上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条目倾向分别阐释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简单地将那些理论拼凑糅合。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
③ 自然法是什么
自然法是一种主张一定的权利因为人类本性中的美德而固然存在，由自然赋予（传统上由上帝或超然的来源），并且这些权利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得到普遍理解的哲学。因为是由自然所决定的，自然法则被认为是客观和普遍的，它独立于人类的理解，以及特定国家，政治秩序，立法机构或整个社会的制定法而存在。 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噶学派引进了一种新的看法，并设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19世纪，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责难，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纯理论性作为法国革命的口号带来了许多过分的结果，认为自然法已经死亡，并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在20世纪，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以上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⑴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⑵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⑶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条目倾向分别阐释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简单地将那些理论拼凑糅合。“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
影响
自然法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公正至上。自然法是整个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各种具体法规的指导原则，它高于一切人定法和人为权利。这种人类自然平等的思想是对罗马法律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标志着罗马法学的高度成熟
④ 1 8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的产物是什么
19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派别。又译社会学法学派。西方法学家一般认为该派具有下列的一个或两个特征：①以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法，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②认为法或法学不应像19世纪那样仅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法国A.孔德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常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社会学法学的早期代表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认为社会和国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弱汰；法的任务只在于维护个人自由；每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样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从事的任何活动。奥地利社会学家L.贡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法是社会中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法的原则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国社会学家G.塔尔德和美国社会学家L.F.沃德等人则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中的心理学法学派创始人。19世纪末新功利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R.von耶林和新黑格尔法学首创人J.柯勒，也被认为是早期社会法学派的首创人。20世纪社会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地利法学家E.埃利希、德国社会学家M.韦贝尔、法学家H.坎托罗维奇和美国法学家R.庞德等。与早期社会学法学家的主要区别是：他们不仅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特别强调法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们不是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调和；他们不是仅从人种学、生物学或心理学一个角度，而是综合各门学科解释法律现象。庞德曾将社会法学派和其他法学派（主要是分析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的区别归纳为以下几点：该派着重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内容；它将法当作一种社会制度，认为可以通过人的才智和努力，予以改善，并以发现这种改善手段为己任；它强调法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而不是法的制裁；它认为法律规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指针，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模型。在20世纪的西方法学中，还有不少派别虽与庞德等人的社会法学派观点有所不同，而在许多基本观点上又极为类似，因此可列为社会法学派的支派，如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见狄骥）、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派、欧洲大陆各国的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北欧各国的斯堪的纳维亚法学派以及心理学法学派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学派在理论上并无显著改变，但在方法论上日益与自然科学或综合学科结合而成为一种应用法学。
⑤ 试古典自然法理论中关于社会契约论的主要理论观点
主要理论观点
⑥ 霍布斯 洛克 卢梭三个人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观点上的不同认识
霍布斯，洛克，卢梭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有何区别
社会契约说是17世纪和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社会契约说是对国家神权说的直接否定。它的两个基本功用是：解释国家的起源；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关于霍布斯，洛克，卢梭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因该理解为：这是以“自然状态”作为事实前提，社会契约论的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各个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是非本质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逻辑线索在霍布斯那里已经奠定了，洛克和卢梭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霍布斯的继承者，尽管他们结合时代的需要对社会契约论作了较大的改进。
关于三者之间的区别，由于篇幅问题，我就简单的概括一下：
霍布斯：代表作《利维坦》；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由于自然资源匮乏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战争状态。在此前提下，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就可以很好理解了，即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的描述过于糟糕以及霍布斯对于秩序的渴望有关，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人放弃管理自己的权利，赋予某一拥有强大力量者（即利维坦），并承认他的一切行为。由此可见，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还没有脱离神学影响，而且具有专制的特点。
但是不可否认，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已经提供了西方主权文明的基本逻辑线索，即“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主权文明”。后面的社会契约论的经典作家如洛克和卢梭都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逻辑线索，对社会契约论提出了更加细致、世俗化和适应时代需要的修正。
洛克：代表作《政府论》；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状态，人们自觉的依据自然法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自然状态的标志是没有共同的裁判者。洛克将作为理性规则的自然法引入了自然状态之中，并且赋予每一个遵守自然法的人以自执行的权力，一定意义上洛克的自然状态已经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尽管还远不够完备。洛克的“社会契约”则是因为自然状态时时的受着战争状态的威胁，所谓的自由与平等存在但缺乏保障和极不稳定，因此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的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属于有限政府原则，这一原则将作为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宪政的重要原则基础。同时，由于社会契约中人们自由的保留，人民在逻辑上便保留了对政府的抵抗权或革命权，如果政府违背社会契约所附加的基本义务的话。
卢梭：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卢梭对于人类“自然状态”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即《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看来，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人在丛林里健康、自由而平等的生活着。但是随着文明不知不觉发生以后，自然状态的美好日益遭到破坏。卢梭同时承认美好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可能通过从文明社会的简单后退实现，而必须重新设计社会社会制度。卢梭在这里是美化了“自然状态”，从批判现实的策略来讲，这种美化可能反映了一种“述古”与浪漫的情怀，借古讽今，以求改变现实。因此，在这里卢梭与霍布斯和洛克都产生了距离，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关注的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改造，这一改造的规范起点就是社会契约，而改造的对象也许可能就是霍布斯或洛克版本的社会契约所要达到的文明社会。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反映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中。卢梭在这部书中首先论证了强力不构成权利的基础，只有同意才构成权利的基础。“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卢梭在这里对于强力的看法与霍布斯是接近的，因为霍布斯同样论证了个体力量不可能作为强力构成稳定的秩序，只是霍布斯更多的是在事实的意义上言说，而卢梭则更进了一步，在合法性或道德的意义上否定强力可以构成权利。卢梭在书中提出了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是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 卢梭是要在个体自由的世俗基础之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使得个体的自由不妨碍这种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建构，同时已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又不至于危害个体自由，个体的自有与共同体层面的整体的自由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们高度集合成了一个意志，即“公意”——这是共同体本质意义上的最高意志，而不同于代议制民主程序产生的统计意义上的“众意”。
为求此目的，卢梭反对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中间组织，主张直接民主和政治参与。因此，在社会契约的具体内容上，卢梭便坚持“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 我们看到尽管卢梭的逻辑是坚持在个人自由的世俗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却充满了神圣性。如果说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过程充满一种“恐吓气氛下”（这可以理解为是霍布斯所故意制造的）的功利选择以及洛克的社会契约过程是人们相对从容的工具理性过程，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则是一次道德的转化，即被文明所扭曲的人性在缔结社会契约的一瞬间，由于个体所拥有的全部都已让渡给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并且个人也立即的成为整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一个人都仿佛立即分享了他们集体表演的“道德转化”的结果。这是一个极其精致的逻辑想象，也因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成为三个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中最富美感的一个，卢梭所提出的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的实践 便充分展示了卢梭理论的巨大冲击力，尽管这种巨大的冲击力常常是破坏性的。
卢梭版本的社会契约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无论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得到政治实现，因为直接民主受到特定的时空的限制，只能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比如希腊城邦）实现。代议制民主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被证明可以较好的解决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建构问题，同时又能够较好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对于代议制政府，密尔 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展开，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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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何异同
1、社会契约论各家的比较 自然状态：
霍布斯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按着自己的本性生活着。他对人性比较悲观，认为而人的本性
是趋利避害、无休止地追求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这样，人与人之间必然会产生争执，最后导致战争，所以自然状态就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与人就象狼一样”。在这里，没有善良与邪恶、是非曲直，唯有欺诈和力量，一切陷入混乱之中。
2、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自危的战争状态，这有违于人类自我保全的原则，所以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条款，即“自然法则”。
但是只要自然状态继续存在，人的理性无法有效制约激情，“自然法则”就不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因此，需要一种外在力量的约束，以确保和平及实施自然法。于是人们就缔结一项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其全部权利转让给一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把众人的意志变成一个人的意志。
也就是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担当起他们的人格，集合在一个人格里的人群就是国家，承担着这个人格的人，叫做元首，拥有主权。
约翰洛克认为，虽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都拥有完整的自然权利，但自然状态也有缺陷。
一是人们所享受的自然权利没有稳定的保障，常常面临着受他人侵犯的危险。二是一旦自然权利被侵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案件中成为适用自然法的法官。人都是有超越理性的激情，这种自己当自己法官的做法显然有违自然公正原则。
因此，为了终止自然状态中存在的混乱与无序，人们应该建立一项政治国家的契约，但人们在签订契约后仍然保留着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自然权利，让渡给政治国家的不过是实施自然法的权利(司法权)，即保护人们自然权利的权利。
卢梭 认为，人类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人类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各种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则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这由于个人独立生活非常艰难，生存
斗争的需要使先前离群索居的个人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而生活在一起，以便人们能够以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缔结社会契约时，
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全部权利完全转让给集体，又可以从集体那里获得自己所让渡出的同等权利，还可以以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这样一个订立契约的过程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
3、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霍布斯认为：在缔结契约时，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一个人格——国家，而主权者即国家元首就不是订立契约的一方，因此他不受契约也不受法律的制约，是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人。主权者至高无上，对臣民执有生杀大权，而人民则只能对主权者表示绝对的服从，不能有任何抵抗。 洛克
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让渡的只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至于生命、自由、私有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不但没有转让，而应受到国家的保护；
执政者也是签约的一方，因而必须忠实地履行契约，保障人们的自然权利，按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如果执政者违背了社会契约，侵犯或者不能保障人们的自然权利，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时，人们就可以反抗他，推翻他的统治。
卢梭试图通过社会契约来努力调节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寻找个人与国家之间完美的结合点。他虽然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他更关注个人与整体的同一性，更提倡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对整体的服从。卢梭这一颇具两面性的解答，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想空间。
也正因为他的理论在吸纳自由主义因子的同时又兼具集体主义的倾向，卢梭时而被尊奉为民主自由的先锋人物而备受推祟，时而被作为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而成为众矢之的。
3、试比较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洛克、卢梭是十七、八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家，他们都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以社会契约论来论证国家的起源，进而探讨国家的本质。
总之，他们都从人性论出发，以社会契约来说明国家的起源，以对抗中世纪神学和“君权神授”论，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他们笔下的人是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抽象的人，这是他们的缺陷。
在他们笔下，处于国家产生之前自然状态下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性，有的性善，有的性恶。他们都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转让的权利，但人民转让权利的多少以及转让给什么人也不相同，由此带来他们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方面的观点也就不一样。
(7)社会契约论自然法扩展阅读：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思想
1、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处于自然状态。每个人对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会导致战争；
2、为了保护自己 ，个人把自然权利转让出来组成政府；
3、这个“主权”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4、如果主权者侵犯了个人经济权利，个人可以拒绝服从，不过革命是不允许的。
总体上，霍布斯是推崇国家权力，这适应了当时国家统一的要求。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英国的哲学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
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
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视为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著作也大为影响了伏尔泰和卢梭，以及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美国开国元勋。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
洛克的精神哲学理论通常被视为是现代主义中“本体”以及自我理论的奠基者，也影响了后来大卫·休谟、让·雅各·卢梭、与伊曼努尔·康德等人的著作。
洛克是第一个以连续的“意识”来定义自我概念的哲学家，他也提出了心灵是一块“白板”的假设。与笛卡尔或基督教哲学不同的是，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是不带有任何记忆和思想的。
在卢梭看来，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权力的转让。在转让什么、转让给谁等关键问题上，卢梭的回答与他的前辈都不同：霍布斯要求把除生命权以外的全部权力都转让给代理人，洛克要求只把财产代理权转让给代理人，卢梭却认为，社会契约的要旨是一切人把一切权力转让给一切人。
由于，这种转让的条件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因而每个人并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一个人，反而从所有订约者那里获得了与自己转让给他们的同样多的权力，所以每个人在订约后仍然只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
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有绝对权力的“利维坦”，也不是洛克所说的只有有限权力的政府，而是集强制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力于一身的“公意”。所谓公意，指全体订约人的公共人格，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它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⑧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思想是什么结合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和观点，谈谈政府守法的理解。
自然法学说是西方一切法哲学流派的滥觞，是价值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谓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
自然法思想渊源于古希腊， 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渊源于西塞罗，并具有斯多葛哲学的传统，17世纪的欧洲时代属于“形而上学”时代，自然法的思想经过启蒙运动的“祛魅”而日益世俗化，18世纪中后期，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逐渐兴起，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遭遇到激烈批判。惨痛的“二战”经历，为自然法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其中以德沃金、罗尔斯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在各种论战中逐渐建构了新的自然法理论，个人的权利和法律的正义性重新得到人类较为广泛的承认。“认真对待权利”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和法律的价值重心。
自然法学发展史是一部人类权利观念的发展史。自然法学的权利观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各有其特点：古代与中世纪自然法学的权利观是以正义为基础的，近代自然法学的权利观是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自然法学的权利观是以平等为内涵的。在这里，我们以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权利学说为基线，简要解析洛克、卢梭、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权利理论。
⑨ 社会契约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自然法学派的（）。 A、 卢梭 B、 洛克 C、
社会契约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自然法学派的
卢梭选A
⑩ 社会契约论对西方法治的意义
给你摘抄一段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蒋先福的论文《现代法治国家的逻辑构想——社会契约论新论》，里面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一般认为，近代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就在于它借用了时代熟悉的语言，充分表达了人们要求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愿望。例如，罗素在论及西方近代社会变革时指出：
“……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有一种强人服从的权利，若不说那是神意，似乎只好说是契约授予的权利了。因此，政治是由契约设立的这个学说，几乎在所有反对王权神授说的人当中都得人心。”在罗素看来，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动的精神力量，似乎就在于它适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罗素的这个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尽管社会契约论并非人类思想理论宝库中唯一正确的国家法律学说，甚至社会契约论本身也因其自身的理论缺陷，在后来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它作为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国家法律学说，之所以能够获得历史的认可，并非仅仅由于它适应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经济基础发展变革的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旧的上层建筑一旦变成阻碍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那么，经济基础就必然提出打破原有的上层建筑结构，代之以新的上层建筑结构的要求。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依笔者之见，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就在于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发展进步的总规律和总趋势，其中映现了社会契约论者融革命性和建设性于一炉的天才创造。
首先，就其革命性的一面来看，近代社会契约论者之所以假借“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满足其逻辑运演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在于为人民主权思想寻找理论根据。因为人民主权的思想不能成立，破旧、立新就失去了意义。而“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不仅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而且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社会契约论者抓住人民主权这个关键问题，并从理论上证明其自然性和神圣性，其革命的意义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体系包容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现实生活中尚未实现和尚待实现的，它也就能够起到一种吸引人、鼓动人的社会历史作用。因此，黄克剑在论及社会契约论的逻辑价值和历史价值及其相互关系时指出：“‘社会契约’是自然法理论的中心环节，这一中心环节需要‘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的逻辑预设。从科学的观点看，为理论提供第一个命题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的说法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但从历史的观念看，非科学的逻辑预设却获得了最可珍视的时代价值。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的预设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嵌入历史的，因此，重要的不再是演绎某种价值系统的初始逻辑是否真实，而在于由这种初始逻辑所衍生出的道理是否被人们历史地认可。”事实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与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对社会契约论所阐发的“道理”的接受和认可性胜过了对其理论逻辑的关注。尽管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阵营内部派别林立，明争暗斗，但却在卢梭的思想中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卢梭的思想成为革命信念的象征，这是颇为有趣的历史事实。至于社会契约论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杰斐逊、潘恩等人，其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思想被充分吸收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
其次，就其建设性的一面看，近代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构政治法律制度的“蓝本”，就在于它适应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历史趋势。社会契约论者运用契约论的原理，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一整套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的法治方案，第一次把公共权力的设立及其运作纳入受人民主权规制的法治轨道上来。这是他们奉献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理论财富。因为在近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社会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二元社会格局；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或突出了如何设计和规范政治权力，以保障其运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社会契约论者恰恰根据契约论的原理，把公共权力置于人民主权的委托和监控之下，同时又从技术上把公共权力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使之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制约，这就较好地解决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分配问题，抓住并解决了社会生活法治化所面临的这一关键问题。可以说，社会契约论实质上就是有关权力分配和控制的理论，它作为人类探讨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智慧结晶，是值得我们珍惜和重
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契约论作为自然法思想在近代的理论产物，它仍然是对国家和权力的合理性的主观论证，其基础和前提是唯心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方面对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的，批判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所取代，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契约论及其所主张的“自然状态”说是“十八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
正因为社会契约论者按照理性主义的“臆想”原则，主观地演绎出一套所谓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秩序来，其结果必然导致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相矛盾。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所以，社会契约论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唯心主义缺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问题。而对其唯心主义形式的克服和对其权力制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完善和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