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结构

A. 什么是刑法结构

我国目前的刑法大体上只相当于国外刑法中的重罪内容，而国外刑法中的轻罪和违警罪大体对应于我国的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另外，与国外刑法相比，我国刑法还欠缺对保安处分的系统规定。为使我国刑法成为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刑法典，我认为应对我国刑法结构作比较大的调整，即实现从小刑法到大刑法的转变，使刑法、劳动教

刑法结构的概念与研究视角

通行的刑法教程或论著，将刑法定义为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指出了刑法的成分之后即径直分列犯罪和刑罚两大部分予以论述，而没有涉及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组合关系。储槐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从“成分不等于结构”出发，指出成分相同而成分之间比重（结构）不同会造成事物的不同性质，如同样有死刑、监禁刑和罚金刑等几种刑罚方法（成分）存在，但彼此所占比例不同，会形成重刑结构与轻刑结构的重大差别。[1]

那么，何谓刑法结构呢？储先生曾将刑法结构界定为“定罪面与刑罚量的组合形式”。[2]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刑法结构其实就是刑法系统内诸要素的组合形式，即罪与刑的组合，也就是不同数量的搭配。罪的数量即为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数量则是刑罚量的轻重。犯罪圈大小体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刑罚量轻重体现为法定刑的苛厉程度。[3]

从罪与刑相应严与厉的关系上，储先生将罪刑配置分为四种组合，即四种刑法结构：一是不严不厉，二是又严又厉，三是严而不厉，四是厉而不严。他认为，又严又厉的刑法结构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典型的不严不厉似乎也不存在，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大体上属于严而不厉的结构类型，而我国当前的刑法结构基本上算是厉而不严。“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表现为“刑罚轻缓”和“法网严密”，“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则表现为“刑罚苛厉”和“法网不严”，后者是刑法机制不畅的内生性原因，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4]

储先生关于刑法结构的“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的提法，是他在刑法学界的标志性产品之一，确实带给人不少启发。但我认为，储先生对刑法结构的概念界定和分类还有以下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是他将刑法系统内的诸要素等同于罪与刑两个要素，使刑法结构过于简化，事实上，尽管罪与刑是刑法结构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但刑法结构决不只是二者的相互关系和组合形式，它还应当包括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协调，以及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违法行为矫治法（劳动教养法）等的协调，乃至刑法内部各条文之间的协调，这些都是结构的应有之意；二是他将刑法结构分为四类，而实际上他又否认另两类的存在，结果只剩下“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两类，但问题是，何谓“严”？何谓“厉”？这本身是相对的，难道那些经济发达国家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刑法结构就都属“严而不厉”型的吗？它们彼此之间的刑法结构差异又作何解释呢？三是他将刑法结构主要视为一个宏观的东西，即是“严而不厉”还是“厉而不严”，但这似有不够，还应当从微观上对刑法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如所谓的我国的“厉而不严”结构，会不会存在刑罚总的来说偏“厉”、但个别地方却存在偏轻（特别是罪与罪之间的刑罚不协调）呢？又会不会存在法网总的来说“不严”、但个别罪的定罪面又偏严（不该设置为犯罪的设置成了犯罪）呢？对我国刑法结构的微观考察将会发现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另外，对刑法结构的研究也不必限于储先生提出的这一个视角，事实上，它可以有多个视角，如德国学者耶赛克对刑法结构的剖析如下：1、处罚之先决条件（主要指总则之“犯罪论”部分）；2、刑罚和处分；3、具体的构成要件（主要指分则内容）；4、国际刑法（如德国2002年颁布的《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法律》）；5、附属刑法（如《麻醉品法》）。[5]我曾经在几年前的一次刑法学科建设笔谈中提出过“立体刑法学”的构想，即刑法学研究要瞻前望后（前瞻犯罪学，后望行刑学）、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诉讼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上下兼顾（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下对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内外结合（对内加强法的适用解释，对外给解释设立必要的边界），[6]其实这也可以作为研究刑法结构的一种思路，即以刑法典为轴心，辐射至：1、“瞻前”，包括实然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和应然上的《犯罪预防法》、《证人保护法》、《被害人保护法》等；“望后”，包括实然上的《监狱法》和应然上的《刑罚执行法》。2、“左看”，包括刑事诉讼法牵涉到的刑法内容；“右盼”，包括各部门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3、“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在一些国家，罪刑法定、废除死刑等重要的刑法问题都被上升到宪法层面，[7] 我国虽然没有如此做，但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理解需要借助于宪法精神；对于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其中涉及国际罪行的，我国刑法总则已规定“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因而也需要有此视野；至于“下对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则如下文所要说明，这本身就是国外刑法中的内容。4、“内外结合”，在此适宜解读为“内”为刑法典，“外”为刑法典以外的所有刑法规范，如单行刑法（特别刑法）乃至刑法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等“准刑法”。

如果我们把上述储槐植先生的研究视角视为实质的刑法结构，那么耶赛克教授和笔者的这类研究视角就可称为形式的刑法结构。当然，实质的刑法结构和形式的刑法结构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法与刑法典的关系，表面看是刑法结构的外在形式，但其实也牵涉到“定罪面”和“刑罚量”的界定。不过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某一种法定犯（行政犯）的罪刑相同，但是规定在刑法典里还是规定在刑法典以外的附属刑法中，这纯粹是一个形式的选择问题。以下论述旨在阐明，刑法结构的形式建设对于理顺刑法机制、优化刑法效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B. 刑事诉讼法倒三角结构

一、通行理论认为的三角结构

控、辩双方处于三角形底边的两端，表示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内场对控、容辩双方的纷争予以裁判。

二、有人提出的，倒三角结构理论

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被告人处于被控诉和被审判的位置。

这个倒三角理论认为：倒三角结构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任何国家的公诉中必有的，因而它也最高真实地反映了公诉的本质。因为公诉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权力(权利)也不是对等的。在公诉的整体结构中，审判机关也不处于‘中立’地位，不是与控、辩双方等距离。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同为国家司法机关，它们分工不同，但任务是共同的。在刑事诉讼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而审判机关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是审判与被审判的关系。

C. 刑事诉讼的结构简介

我国刑事诉讼形成了以法院判决为中心，检察机关干预公安机关侦查，提请法院审判，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很少联系的直线型结构。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权力强大，影响控制着刑事诉讼后面的每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各方面活动都会受到公安机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他们对抗公安机关的手段、措施却相对较少。公安机关拥有的权力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行政权，按照权力制约理论，行政权应当受到司法权的有效监控，以司法权制约警察权，是人们对警察天然侵犯性进行深刻认识的结果〔8〕。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的权力广泛，但过于分散和脆弱，对公安机关缺乏相关的实质性管理手段，法院更是无法对公安机关进行司法控制。这种刑事诉讼构造表面上看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实质上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职权式诉讼模式，目的是加强审前程序，确保侦查活动的顺利实施。

我国缺乏侦、检追诉、司法审查、执行独立的诉讼结构，现行立法中的许多制度设计也违背控辩平等和“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法官”的司法原则，由检察机关指导公安机关侦查，对逮捕行为实行司法审查、执行独立符合诉讼任务，加大了监督力度，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责，为控辩平等、法官中立创造了条件。这样完成的三主体(检察、法院、司法)配侦查(控诉)、审判、执行、预防五职能的刑事诉讼制约结构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求控诉(侦查)与辩护(无罪推定、不被强迫自证明有罪、律师帮助)平等，保障法院独立的公正审判；另一方面要求建立检察（公安）、法院、司法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多元型结构。总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借鉴现代西方国家好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实现保障人权和惩罚教育犯罪的目的，进一步向科学性、民主化方面迈进。

D.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之特点

【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三角结构的特点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有的刑事诉讼结构做了重大的变革。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结构淡化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色彩，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成分，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了三角结构的特点。
我国刑事诉讼三角结构的特征是：
首先，审判中立。第一，不告不理。法院作为争议事实的裁决者决不能主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自诉案件原告起诉后，方可依法予以审理。第二，审判的非偏向性。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有义务与控、辨双方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当前尤其不能偏向检察机关。
其次，控、辨平等。它包含一下两层含义。其一，控、辨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双方都是诉讼主体，而非一方是诉讼主体，一方是诉讼客体，或双方都是诉讼客体。这一点在自诉案件中自不待言，即使在公诉案件中，也不能应为控方是国家机关的检察院，辨方只是普通的公民而有所区别，须知双方在社会中虽具不同身份，但在刑事诉讼中，在法庭的审理中都只是所审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其二，控辩双方权利相同或对应。既然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其诉讼权利自然应相同或对应。相同是指双方完全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力。如：庭审双方都有权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都有权申请相关人员回避等。相对应指一方行使与他方相对应的权利。如：辩护方的辩护权对应与控诉方的控诉权，一方的反对权对应与另一方的请求权等。
再次，控辩积极对抗。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追诉者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很明显，控辩双方对此的看法和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对立势必体现为诉讼行为方式上的对抗。由于控诉方是刑事诉讼的发动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者，整个诉讼过程基本上呈现出控方的进攻性诉讼活动和被告方的防御性诉讼活动相互交织的情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修改处之一就是审判方式上的变化，即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使得双方积极对抗，以推动刑事诉讼活动向前发展。因为，“控辩双方的相对辩论，是法官发现客观真相，正确运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这种变化能够充分推动控辩双方的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发挥，增强庭审的辩论性和透明度，以便法庭审理更趋科学，审理结果更能为当事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