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劳动法

❶ 今天上市的iPhone并不是“中国红”，但那又怎样

苹果中国零售店 苹果代工车间中疲惫的女工(新浪科技配图) 导语：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稿人克里斯蒂娜·拉尔森(Christina Larson)日前发表《红艳、美味、腐朽-苹果如何征服中国市场》(Red， Delicious， and Rotten)指出，苹果在中国入乡随俗打起“奢侈牌”，以此“征服”中国用户，实现了在中国市场的指数级增长。但漠视社会责任和冷酷无情的一面也使得苹 果倍受指责。 以下为文章概要： 营收增长六倍 北京的一位朋友最近向我讲了一件趣事：一次，中国电信的一名技术人员来帮她调试苹果笔记本电脑网络连接。虽然这位技术人员见多识广，但他对眼前 这个银色外壳的电子设备倍感困惑。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电脑，离自己身体远远的，就好像在检查可疑包裹。几分钟过后，他开始工作，但当他无法找到熟悉的下拉菜 单进行连接时，他愈发的沮丧。 这一幕发生在三年前。今天，中国的技术人员不可能再像当时那样手足无措了。自苹果2008年7月19日在北京开了第一家零售店以来，这家公司在 中国取得了飞速发展，赚得盆满钵满。如今，在北京或上海市中心的星巴克等高档咖啡厅，iPhone、iPad和MacBook等苹果设备与非苹果设备的比 例往往超过了一比一。 苹果如今在中国拥有四家旗舰店，两家在北京，两家在上海，该公司还计划一年内再在上海开设一家零售店，在香港开设第一家零售店。中国大城市还拥有数以百计的苹果授权零售商，未经授权的零售商就更多了(例如两周前美国博客披露的位于昆明的山寨版苹果零售店)。 这些零售店客流量非常大，常常人满为患：正如苹果COO蒂莫西·库克(Timothy Cook)在最近举行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所说，“平均计算，我们在中国的四家零售店也是我们在全世界客流量最多、营收最高的零售店。” 每家苹果零售店每日最多吸引4万名顾客，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苹果在中国的零售店面积一般都超过在美国的零售店。从2010年至2011年，苹果来自大中华区的营收飙升了六倍，2011财年第一财季营收总额就达到88亿美元。 纯意识形态乐园 苹果是如何实现这种急速增长的呢?正如在美国一样，苹果在中国的巨大成功缘于一个事实，即它不单纯是一家设备制造商，更是一个造梦者。但苹果不 得不对这种梦想略作调整，以适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美国，苹果早于1984年就在著名的“超级碗”广告中为推出第一台Macintosh电脑造势。 这则广告暗示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中的情节：无精打采的一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投放的领导人画面看，接着传来这位领导人的声音：“今天，我们庆祝‘信 息净化指令’(Information Purification Directives)的第一个光辉的周年庆典。我们已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纯意识形态乐园，保卫我们不受任何反动势力的侵害。我们是同一个人，拥有同 一种意志，同一个决心。”随后，一位身穿红色短裤的金发女郎手持一把大锤快速跑过中央过道，然后猛力掷出，击碎了一切和谐的幻想。 苹果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塑造为正义的化身、挑战权威的叛逆者，对手则是IBM和微软这样的行业巨头，他们被苹果看作是主宰世界的“恶魔”。苹果在 1997年推出了名为“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广告活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与其他提倡打破旧习的知名人士纷纷在广告中亮相，从而诠释苹果作为“离经叛道者”的形象。 随着苹果逐渐发展壮大，变得日趋成熟，该公司开始刻意转变自己的形象，但依旧保留着反叛的痕迹。即使是在今天，苹果不再以失败者的面目示人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其形象依旧保持着一点自命不凡的色彩。 重返中国市场 大约十年前，苹果曾在中国发起过瘦身版“不同凡想”运动，不过却以失败告终。正如市场推广公司沃尔夫亚洲集团(Wolf Group Asia)CEO、博客“硅谷胡同”(Silicon Hutong)博主戴维·沃尔夫(David Wolf)所说，苹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于那些买得起这些产品的人，他们的志向显然不是成为叛逆者。” 但在大约三年前，苹果开始重振旗鼓，重新专注于中国市场。该公司在北京分公司招募人员，并在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开设了中国第一家零售店，同 时重新审视自己的营销战略;正如库克所说，“我们想要弄懂这个市场，弄懂这个市场的操作秘诀。”结果，苹果如今在中国不再突出其反叛形象，而是强调奢侈 ——沃尔夫称之为“专属感”。 苹果零售店毗邻阿玛尼、范思哲等高档时装店和宝马专卖店。莉莉是一位穿着入时、30岁左右的女士，在北京三里屯的苹果零售店，她告诉我，苹果产 品被看作是“顶级白领”的选择。说着，她抬头看了看五颜六色的iPhone手机套。莉莉是一家跨国食品分销商的销售经理。她说：“我喜欢炫耀我的苹果产 品。” 苹果产品的更新换代有助于用户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例如iPhone与iPad。iPhone与iPad的成本远远低于笔记本电脑。现 在，16GB版iPhone 4售价人民币5000元(约合775美元)。当然，这在中国仍然算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作为对比，功能最基本的联想或诺基亚手机在中国的售价还不到100美 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4260美元，iPhone都不是普通老百姓随便能买得起的，更别提iPad或MacBook了。 但与所有奢侈品一样，高价和相对稀缺以及由此产生的专属感，正是苹果产品的魅力所在。苹果产品在中国正式上市以前，总会有少量产品通过黑市走私 入境。去年夏天，在中国内地开始发售iPad前几个月，我在北京国贸看到一名年轻女子身穿超短裙和红色吊带上衣，戴着假睫毛，后面跟着一个摄影组。随后， 她拿着当时尚未开售的iPad，倚靠在星巴克咖啡厅的旋转楼梯摆各种姿势。她是在炫耀这部平板电脑，此时，我的脑海中不禁闪现名车广告。 苹果的另一面 然而，苹果在中国也暴露了它的另一面，贾靖川(音译)就是典型例证。贾靖川今年27岁，来自山东菏泽农村。他没有自己的iPhone，但有数百 部甚至数千部 iPhone经过他的双手。2007年5月，贾靖川搬到江苏省的苏州市，一座人口达六百万的城市，他在当地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家工厂隶属于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生产iPhone零部件。贾靖川起初激动不已。他在菏泽老家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说：“一开始知道 我们将为苹果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意味着我们会接到大量订单，我会赚更多的钱(他的工资是每月200美元左右)，能给家里寄回更多钱。” 但两年后，贾靖川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兴奋。随着iPhone触摸屏的订单越来越多，工厂老板开始要求工人使用一种更有效的新型屏幕清洁剂。但这种 新配方的清洁剂含有正己烷，一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伤的毒素。因头晕难受，加上全身剧痛，贾靖川无法再坚持工作，从2009年8月开始，他住进了医院，而 且一住就是10个月。贾靖川的136个工友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胜华科技最初承担了贾靖川的住院费用(该公司称因此一共支付了150万美元赔偿金)，但贾靖川说在自己出院后，该公司向他和其他员工施加压力，强迫他们辞职并签了一份免责声明。根据这份声明，胜华科技将不再负担未来的医疗费用。但胜华科技则对这一指控予以否认。 截至2011年7月，贾靖川仍然没有工作，但医疗费越来越多，他担心自己从此一病不起，难以找到工作。2011年6月7日，贾靖川一家人自掏腰 包，凑钱让他去北京医院看专家门诊。专家的诊断结果让贾靖川欲哭无泪：神经损伤造成的症状——体虚、晕眩、小腿时常发麻、对冷热变化极度敏感——彻底消除 的可能性很小。贾靖川告诉我：“作为家里的独子，我上了大学，原以为会取得不错的成绩，也会让父母以我为荣。女儿现在一岁半了，我希望她能衣食无忧。但现 在因为健康问题，我什么也做不了。” 被批冷酷无情 苹果发言人拒绝对此直接发表意见，但建议我去看一看《2011年度苹果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我们要求胜华科技停止使用正己烷，提供证据证明 他们已将这种化合物从生产线上完全消除。同时，苹果已确认所有受影响的工人都已得到成功治疗，我们会继续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直至他们完全康复。” 胜华科技在苏州市的工厂的确停止使用正己烷，不过贾靖川的经历令人对苹果“继续关注患病工人康复情况”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贾靖川说，他现在每月 要支付400到500人民币(约合60到80美元)的医药费：“现在我非常的失望。苹果对我们冷酷无情，不负责任，我们曾经可是其产品的一线员工啊。” 近年来，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卷入了一连串与违反劳动法与环境法有关的事件，从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的员工自杀，到环保组织抗议这些供应商工厂排放污染 物超标。虽然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因中国厂商出问题的跨国公司，但中国劳工权益组织和环境保护者说，苹果之所以成为“眼中钉”，是因为该公司对投诉反应迟 缓，以及对供应链上涉及哪些工厂保密。 马军(音译)是“绿色选择倡议”(Green Choice Alliance)的负责人之一，这是一个由中国36家非营利组织组建的联盟，旨在追踪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造成的污染情况。今年一月，绿色选择倡议发布了 一份聚焦全球IT企业状况的报告。报告显示，苹果在回应污染调查及工人安全的态度方面，在29家公司中排名倒数第一。 对监督存抵触情绪 去年冬天，马军找到贾靖川，帮他给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写了一封信，反映工作环境和医疗赔偿问题。但这封信如石沉大海，于是他们又给乔布斯写了第二封信，但同样没有回音。马军说，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处 理中国民间团体的投诉问题上都会经历一种演变：“从不回应、有些抵触到起码倾听，再到主动回应。” 西门子和沃达丰即是主动回应的两个典型例子，这两家公司现在会在续签合同以前，通过非营利组织的数据库帮助筛选潜在供应商。苹果仍停留在抵触阶 段，对于别人要求其透露供应商是否有工人中毒，或引发极端污染事件的供应商的具体地点，该公司都不愿作出回应。马军告诉我：“苹果辩称，不披露供应链信息 是他们的长期政策。难道就没人能进行监督了?难道就没人能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上海的供应链顾问理查德·布鲁贝克(Richard Brubaker)一直在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对苹果也没什么好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像苹果这样，坐拥几十亿的现金，却继续与那些未能遵守苹果行为准 则的供应商合作。”至于贾靖川，他现在暂住于菏泽农村父母家。他说：“我从未感受到美国公司一直以来鼓吹的所谓‘保护人权’和‘尊重’。我只感受到他们的 虚伪。”(圣栎)

❷ 既然有压大小资的心态 近期大小稳赢都连续开公式

发生一般交通事故，公司对直接责任人按上年收入的5%扣发薪酬。是不合法的。
依据法律规定，除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是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
下面是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
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五条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❸ 跨国公司在我国造成环境污染的具体案例

在《晏子春秋》中有一句被后世广为诵传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很多在华的跨国大公司，显然也发生了这种变异。
在很多国人眼里，来到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大多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自觉自律，有着积极的社会责任感。但不幸的是，有些跨国公司披着光鲜的外衣进入中国后，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异，频频患上一些富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毛病，比如行贿、比如逃税漏税、比如污染环境、比如违反劳动法、比如产品质量出现问题……

这些跨国公司在国外为什么口味纯正、有着良好的口碑，为什么到了中国后却徒具其表、味道大异？我们不妨找来相关“患者”的病例，对它们好好进行一番剖析，看看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异？

通过行贿进行权力寻租

通过行贿进行权力寻租，这是某些跨国公司患上的一种典型的“中国病”。

岁末年初，德国西门子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丑闻和动荡之中。2007年5月20日，公司突然任命彼得·罗旭德为公司下一任CEO，而现任CEO克劳斯·柯菲德将匆匆卸任。而此前的4月20日，前一任CEO冯必乐不得不宣布辞去监事会主席一职。

这一切，源自于西门子公司一系列的跨国行贿。早在2006年11月15日，德国警方就搜查了西门子公司在德国的近30间办公室，并以涉嫌挪用和在其他国家行贿的罪名，拘捕了数名西门子员工。德国检方确认的涉案金额达2亿欧元，而西门子内部审计的结果则称，可疑资金高达4.2亿欧元。如此大规模的调查行动，如此高额的违法涉案资金，让西门子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惊人的一起公司贿赂调查案。

在一系列可疑行贿名单中，共有9个和中国业务有关的公司及个人被提及，涉嫌受贿金额从几万欧元到几百万欧元不等。检方在调查中发现一个规律：通过签署咨询合同，向第三者支付咨询费的方式进行间接行贿。在西门子电信部门前高管的问讯笔录中，他特别提到中一个和中国业务有关的人，名叫Max Rennert，总共接收了来自西门子474万欧元的咨询费。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此人在几年前曾帮助西门子、德国电信等获得了中国一个移动通信项目合同。

而宝洁公司近来也陷入行贿丑闻之中。2007年5月11日有媒体报道，宝洁公司在1994年到1997年之间，曾陆续向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进行捐赠，其中800万元仍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账户上，其余200万元多用于口腔保健推广工作。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让人吃惊的，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是一个在全国几乎没有影响的社会组织，注重实效的宝洁公司，为什么会对它如此慷慨？而且在捐赠后竟然不抓住这个机会做任何宣传？

据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基金会与全国牙防组的人员交叉率高达50%以上，全国牙防组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张博学同时又兼任牙防基金会秘书长，而牙防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卞金有教授，也身兼全国牙防组副组长。而在宝洁的相关产品上，赫然盖着牙防组的“权威认证”。这就是秘密所在！

滑稽的是，所谓的中国牙防组，最终被发现连法人资格都不具备，根本没权利进行认证。宝洁公司被媒体和公众质疑，此举有变相的行贿和利用假认证忽悠消费者的嫌疑。

对环境保护睁只眼闭只眼

不重视环境保护、造成环境污染，是跨国公司染上的又一项“中国病”。

2006年6月，有33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并肩走上了一份榜单。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一份任何与荣誉有关的榜单，还是一份全国各级环保局综合2004年至2006年的涉及环保违规企业的耻辱榜。

登上这份耻辱榜的跨国公司有：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废水超标排放）、长春百事可乐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废水）、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3M上海研磨产品制造有限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生产使用）、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

除了以上几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外，其它涉及环保违规的跨国公司还有：日资上海花王有限公司，因“任意排放超标废水”被列入上海“2005年第二批该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在这份名单上的还有“世界十大卫生陶瓷公司之首”的美国标准公司的在华合资企业，及美国百胜餐饮集团下属的上海必胜客等；在福建，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被列为福建省挂牌督办企业；在浙江，英国漂莱特集团在华下属的公司被列为浙江2005年省级重点污染企业之一；在湖南，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据NGO“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上述名单只涉及有水污染的企业，其它诸如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括，所以只是在华跨国企业违规记录的一部分而已。

到了2007年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全球最大轮胎企业——米其林公司在华投资的上海米其林回力股份有限公司又位列其间。

被点名的米其林轮胎项目涉及四项问题：未按环评要求完成对三台链条炉进行脱硫除尘改造；轮胎厂无组织排放恶臭超标；未落实锅炉在线监测装置以及厂界噪声超标严重。

公然漠视《劳动法》

尽管中国的《劳动法》中，对职工的权益有着种种明确的规定，但有些跨国公司对此公然漠视，已经是另外一种严重的“中国病”。

2007年3月29日，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针对在广东曝光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国际知名洋快餐店用工涉嫌违反《劳动法》的一条条例证，正式对这两个洋快餐巨头发出询问通知书。

自从媒体曝光后，洋快餐店的涉嫌违反《劳动法》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广东首个非全日制职工小时工资标准明文规定：广州作为一类地区，非全日制职工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7.5元人民币。但据了解，肯德基兼职工合同上的工资为4.7元人民币/小时，必胜客为5.8元人民币/小时，麦当劳最低，只有4元人民币/小时——兼职工的时薪甚至连买一杯该店的中杯可乐都不够，远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不仅工资低廉，兼职工超时工作的现象在这些快餐店也屡见不鲜。按照相关规定，兼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若超出该条件，用人单位就必须按全日制用工形式与职工确定劳动关系，并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在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中存在大量超时工作的兼职工，有的甚至日均工作十余小时，与全日制工人别无两样。

另外，大部分兼职的大学生与肯德基、麦当劳餐厅签订“劳务协议”后，却无法准时拿到，甚至根本无法拿到“劳务合同”。即便是已签订的合同，餐厅也规定单方面可以进行修改，完全是“霸王条款”。

继广州发生麦当劳、肯德基支付给小时工的工资低于最低标准事件后，又相继曝出太原、福州等10余个城市的麦当劳、肯德基同样存在违规用工问题。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在中国开设的餐厅共达3000余家，聘用的中国劳工达20万人，其中大多是非全日制工人（钟点工）。业内人士估计，该三家快餐企业所聘用的劳工中，大约有80％约160000人是非全日制工。粗略计算，如果非全日制工每人每小时少发2元钱，按每人每天工作5小时，每月工作21天计算，一年下来，这三家餐厅企业每年至少少发中国劳工约4亿元之巨，这比三家企业全年向中国交的税还多。

《南方周末》也曾发布过一份“2005年世界500强在华最佳投资企业排行榜”。这份榜单表明：在利用人力资源方面，部分跨国公司很不光彩。在跨国公司集中的中国南方某些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的工资水平基本上保持不变。跨国公司赚取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是这些资本巨头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却没有做到让中国工人共同享受一定的发展成果。

更让我们感到不平的是，在这些资本巨头所赚取的利润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的。如在外资、合资企业遍布的珠三角地区，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根，由此竟然使当地医院的手外科异常繁荣与发达。在一双双被机器压扁、切断、血肉模糊的手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缺乏保护的劳动条件和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漠视。

屡次陷入“质量门”事件

在产品质量问题上屡犯错误，也是有些跨国公司常见的“中国病”之一。

跨国公司被中国消费者投诉的案例变得越来越多，在近几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轮高潮的“始作俑者”，是“苏丹红一号”。但“苏丹红”的风头很快就被“SK-Ⅱ”、“雀巢风波”、“博士伦护理液事件”、柯达“质量门”事件等抢走。

曾几何时，SK-II系列化妆品中有一款被标榜为“神仙水”的精华乳液风靡整个亚洲。SK-II自2004年以后一直保持者中国大陆高端化妆品市场销售排序前三名的领导品牌地位。2006年9月份成了转折点，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宣布，在SK-I中查出禁用物质铬和钕。消息一出，宝洁公司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专柜和专卖店立即遭遇“退货潮”，SK-II品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2006年12月4日，343名消费者投诉柯达LS443型数码相机存在质量问题，中消协随后召开“听证会”，该会议最终引发柯达与中消协及消费者之间的严重对立。此后，由维权消费者组成的神秘QQ群现身，表示拒不接受柯达提出的“付费升级”方案。

2007年1月，全球咖啡店连锁店巨头星巴克卷入“反式脂肪门”事件。反脂肪一般存在烹调油中，常用于制作饼干、面包、蛋糕和薯条等食品。经常食用反脂肪含量高的食品，易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007年初，一个自称为“揭批LG联盟”的组织称，LG电子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秘密的、大规模的小作坊式翻修，并重新返回正常销售渠道。该组织声称，这些在小作坊拼装出来的LG产品包括等离子电视、液晶显示器、空调、微波炉等等，涵括了LG在华销售的大部分产品。有消息甚至称，各地工商等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情已经导致了LG在华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而知名的跨国零售巨头家乐福，也屡屡在陷入“质量门”事件之中：据2006年1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国家质检总局15日公布瓶装(小瓶)饮用水产品质量抽查结果，家乐福自有品牌曝出不合格产品，由北京领先饮食品工业公司生产的“家乐福”牌天然泉水，因为菌落总数不合格上了黑榜；据2006年5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家乐福曲阳店分3次购进超过保质期限的美国进口猪颈骨肉，共计3781.66公斤。截至监管部门进行查处时，已有1670多公斤过期肉被售出，销售金额超过1万元；据2006年4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海家乐福超市销售的廉价女包和“LV”女包极其相似，为此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将家乐福超市经营者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告进法院，索赔50万元；据2005年9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工商局通报了流通领域通信产品、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等质量监测结果，家乐福马连道店发现了不合格家电；2006年5月《华夏时报》报道，在一家家乐福店盛咸鱼干的玻璃陶里，竟然发现了上百条大小不一的活蛆……

如何防止“中国病”的泛滥

在跨国公司所患的这些“中国病”被媒体或相关部门曝光时，大部分跨国公司并不是虚心接受与改进，往往是采取了傲慢的态度。许多消费者不解，外国公司对中国消费者为何会采用“二等公民”的怠慢作法？为何当中国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名牌产品支付了昂贵的价格和预期的信任后，得到的却是不那么国际化的歧视对待？为什么我们要引进的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尊重法规、尊重市场反应、对消费者负责的现代经营理念，到了中国就变了味了呢？究其根本，既有这些企业的自妄和见利忘义，也有国人的轻信和盲从，更有相关主管部门的忽视甚至纵容。

无利不起早。任何资本和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本性难移。前一段时间，在企业界，以跨国公司为首，刮起了一股企业讲求社会责任的浪潮。很多公众对这些企业的自律行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但也有清醒之士指出：不能指望以盈利为最大目的企业自学遵守过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口头上唱得这么好听，其实从一定程度上麻醉了大家，从而让自己脱离了政府、媒体等各方面的监督。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淡薄和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知名品牌的扭曲营销观和危机处理方式。近两年来跨国公司的丑闻和质量问题时有出现，但在短暂受冲击过后，它们基本都能找回市场。在一些跨国公司看来，中国的企业、消费者并不成熟，独立性还不足以与其进行平等谈判、对话和要价。

大公司行为的“劣化”，从另一面说明了我国在守法环境上确实大有漏洞可钻。因此，在中国，要使外国企业遵守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遵守的规范，除了依靠企业自身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自觉外，还应该通过改革形成对企业守规的“硬约束”，“迫使”企业走入规范。

每当一个洋品牌被查出质量问题后，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启动危机公关。而他们找到工商部门，口气最硬、讲得最多的话便是“你们这样搞会影响地方投资环境”。有的则具体介绍对中国做出了多少贡献，有的甚至用为政府部门或为社会提供某些便利、赞助等条件，试图换取监管部门的沉默。

跨国公司在产品出事后的“政府情结”，折射出的是我们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府情结”。一些地方和部门长期以来对洋品牌格外关照和优惠，无形中形成了对洋品牌的隐性保护机制。

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应坚持原则，无论是公布结果还是最终执行惩罚，应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不要为小私而伤大众，更不要让寻租者找到空子钻，这种时候往往是检验政府办事能力的关键时刻；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一再失语和迁就，事态只会进一步恶化，而如果进行及时地干预和处理，对公司、消费者和政府形象都会更加有利。

另外，在中国还缺乏相关的法规与制度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有些国际大牌公司在全球召回有缺陷产品时，惟独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外，理由是中国没有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业内人士认为，我们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标准立法，对什么情况应召回和赔偿，缺乏具体规定。

当然，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也至关重要。事实表明，许多问题就是在媒体曝光后，才推动有问题的一方加大解决问题的力度。媒体信息的透明、公众的看法和态度，不仅会对大公司形成压力，也会对相关部门秉公办事产生一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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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跨国公司频患“中国病”
编辑晨晨发表评论于2007-10-18 14:53:00
中国制造是给外国人打工，你觉的一个打工者有权利为产品的质量等问题提出异议吗？我们只能照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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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跨国公司频患“中国病”
八月骄阳发表评论于2007-10-18 11:34:00
中国制造屡次陷入“质量门”是在给我们提醒，想要告别质量门唯有做强做大品牌这样才能把信誉做出来、

❹ 长治煤炭报沁源县马军峪煤矿十二月工资说发至今没发煤也买光了怎么也不发我们等的过年上学呢

《劳动法》规定，工资按月发放。当月发放上月的工资是可以的，但版是跨月就违法；如果权公司拖欠工资，劳动者可以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由劳动监察大队责令用人单位限期发放工资，逾期不支付的，还要加付赔偿金。
《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❺ 请举一跨国公司案例说明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晏子春秋》中有一句被后世广为诵传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很多在华的跨国大公司，显然也发生了这种变异。
在很多国人眼里，来到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大多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自觉自律，有着积极的社会责任感。但不幸的是，有些跨国公司披着光鲜的外衣进入中国后，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异，频频患上一些富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毛病，比如行贿、比如逃税漏税、比如污染环境、比如违反劳动法、比如产品质量出现问题……

这些跨国公司在国外为什么口味纯正、有着良好的口碑，为什么到了中国后却徒具其表、味道大异？我们不妨找来相关“患者”的病例，对它们好好进行一番剖析，看看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异？

通过行贿进行权力寻租

通过行贿进行权力寻租，这是某些跨国公司患上的一种典型的“中国病”。

岁末年初，德国西门子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丑闻和动荡之中。2007年5月20日，公司突然任命彼得·罗旭德为公司下一任CEO，而现任CEO克劳斯·柯菲德将匆匆卸任。而此前的4月20日，前一任CEO冯必乐不得不宣布辞去监事会主席一职。

这一切，源自于西门子公司一系列的跨国行贿。早在2006年11月15日，德国警方就搜查了西门子公司在德国的近30间办公室，并以涉嫌挪用和在其他国家行贿的罪名，拘捕了数名西门子员工。德国检方确认的涉案金额达2亿欧元，而西门子内部审计的结果则称，可疑资金高达4.2亿欧元。如此大规模的调查行动，如此高额的违法涉案资金，让西门子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惊人的一起公司贿赂调查案。

在一系列可疑行贿名单中，共有9个和中国业务有关的公司及个人被提及，涉嫌受贿金额从几万欧元到几百万欧元不等。检方在调查中发现一个规律：通过签署咨询合同，向第三者支付咨询费的方式进行间接行贿。在西门子电信部门前高管的问讯笔录中，他特别提到中一个和中国业务有关的人，名叫Max Rennert，总共接收了来自西门子474万欧元的咨询费。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此人在几年前曾帮助西门子、德国电信等获得了中国一个移动通信项目合同。

而宝洁公司近来也陷入行贿丑闻之中。2007年5月11日有媒体报道，宝洁公司在1994年到1997年之间，曾陆续向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进行捐赠，其中800万元仍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账户上，其余200万元多用于口腔保健推广工作。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让人吃惊的，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是一个在全国几乎没有影响的社会组织，注重实效的宝洁公司，为什么会对它如此慷慨？而且在捐赠后竟然不抓住这个机会做任何宣传？

据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基金会与全国牙防组的人员交叉率高达50%以上，全国牙防组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张博学同时又兼任牙防基金会秘书长，而牙防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卞金有教授，也身兼全国牙防组副组长。而在宝洁的相关产品上，赫然盖着牙防组的“权威认证”。这就是秘密所在！

滑稽的是，所谓的中国牙防组，最终被发现连法人资格都不具备，根本没权利进行认证。宝洁公司被媒体和公众质疑，此举有变相的行贿和利用假认证忽悠消费者的嫌疑。

对环境保护睁只眼闭只眼

不重视环境保护、造成环境污染，是跨国公司染上的又一项“中国病”。

2006年6月，有33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并肩走上了一份榜单。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一份任何与荣誉有关的榜单，还是一份全国各级环保局综合2004年至2006年的涉及环保违规企业的耻辱榜。

登上这份耻辱榜的跨国公司有：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废水超标排放）、长春百事可乐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废水）、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3M上海研磨产品制造有限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生产使用）、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

除了以上几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外，其它涉及环保违规的跨国公司还有：日资上海花王有限公司，因“任意排放超标废水”被列入上海“2005年第二批该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在这份名单上的还有“世界十大卫生陶瓷公司之首”的美国标准公司的在华合资企业，及美国百胜餐饮集团下属的上海必胜客等；在福建，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被列为福建省挂牌督办企业；在浙江，英国漂莱特集团在华下属的公司被列为浙江2005年省级重点污染企业之一；在湖南，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据NGO“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上述名单只涉及有水污染的企业，其它诸如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括，所以只是在华跨国企业违规记录的一部分而已。

到了2007年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全球最大轮胎企业——米其林公司在华投资的上海米其林回力股份有限公司又位列其间。

被点名的米其林轮胎项目涉及四项问题：未按环评要求完成对三台链条炉进行脱硫除尘改造；轮胎厂无组织排放恶臭超标；未落实锅炉在线监测装置以及厂界噪声超标严重。

公然漠视《劳动法》

尽管中国的《劳动法》中，对职工的权益有着种种明确的规定，但有些跨国公司对此公然漠视，已经是另外一种严重的“中国病”。

2007年3月29日，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针对在广东曝光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国际知名洋快餐店用工涉嫌违反《劳动法》的一条条例证，正式对这两个洋快餐巨头发出询问通知书。

自从媒体曝光后，洋快餐店的涉嫌违反《劳动法》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广东首个非全日制职工小时工资标准明文规定：广州作为一类地区，非全日制职工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7.5元人民币。但据了解，肯德基兼职工合同上的工资为4.7元人民币/小时，必胜客为5.8元人民币/小时，麦当劳最低，只有4元人民币/小时——兼职工的时薪甚至连买一杯该店的中杯可乐都不够，远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不仅工资低廉，兼职工超时工作的现象在这些快餐店也屡见不鲜。按照相关规定，兼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若超出该条件，用人单位就必须按全日制用工形式与职工确定劳动关系，并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在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中存在大量超时工作的兼职工，有的甚至日均工作十余小时，与全日制工人别无两样。

另外，大部分兼职的大学生与肯德基、麦当劳餐厅签订“劳务协议”后，却无法准时拿到，甚至根本无法拿到“劳务合同”。即便是已签订的合同，餐厅也规定单方面可以进行修改，完全是“霸王条款”。

继广州发生麦当劳、肯德基支付给小时工的工资低于最低标准事件后，又相继曝出太原、福州等10余个城市的麦当劳、肯德基同样存在违规用工问题。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在中国开设的餐厅共达3000余家，聘用的中国劳工达20万人，其中大多是非全日制工人（钟点工）。业内人士估计，该三家快餐企业所聘用的劳工中，大约有80％约160000人是非全日制工。粗略计算，如果非全日制工每人每小时少发2元钱，按每人每天工作5小时，每月工作21天计算，一年下来，这三家餐厅企业每年至少少发中国劳工约4亿元之巨，这比三家企业全年向中国交的税还多。

《南方周末》也曾发布过一份“2005年世界500强在华最佳投资企业排行榜”。这份榜单表明：在利用人力资源方面，部分跨国公司很不光彩。在跨国公司集中的中国南方某些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的工资水平基本上保持不变。跨国公司赚取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是这些资本巨头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却没有做到让中国工人共同享受一定的发展成果。

更让我们感到不平的是，在这些资本巨头所赚取的利润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的。如在外资、合资企业遍布的珠三角地区，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根，由此竟然使当地医院的手外科异常繁荣与发达。在一双双被机器压扁、切断、血肉模糊的手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缺乏保护的劳动条件和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漠视。

屡次陷入“质量门”事件

在产品质量问题上屡犯错误，也是有些跨国公司常见的“中国病”之一。

跨国公司被中国消费者投诉的案例变得越来越多，在近几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轮高潮的“始作俑者”，是“苏丹红一号”。但“苏丹红”的风头很快就被“SK-Ⅱ”、“雀巢风波”、“博士伦护理液事件”、柯达“质量门”事件等抢走。

曾几何时，SK-II系列化妆品中有一款被标榜为“神仙水”的精华乳液风靡整个亚洲。SK-II自2004年以后一直保持者中国大陆高端化妆品市场销售排序前三名的领导品牌地位。2006年9月份成了转折点，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宣布，在SK-I中查出禁用物质铬和钕。消息一出，宝洁公司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专柜和专卖店立即遭遇“退货潮”，SK-II品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2006年12月4日，343名消费者投诉柯达LS443型数码相机存在质量问题，中消协随后召开“听证会”，该会议最终引发柯达与中消协及消费者之间的严重对立。此后，由维权消费者组成的神秘QQ群现身，表示拒不接受柯达提出的“付费升级”方案。

2007年1月，全球咖啡店连锁店巨头星巴克卷入“反式脂肪门”事件。反脂肪一般存在烹调油中，常用于制作饼干、面包、蛋糕和薯条等食品。经常食用反脂肪含量高的食品，易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007年初，一个自称为“揭批LG联盟”的组织称，LG电子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秘密的、大规模的小作坊式翻修，并重新返回正常销售渠道。该组织声称，这些在小作坊拼装出来的LG产品包括等离子电视、液晶显示器、空调、微波炉等等，涵括了LG在华销售的大部分产品。有消息甚至称，各地工商等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情已经导致了LG在华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而知名的跨国零售巨头家乐福，也屡屡在陷入“质量门”事件之中：据2006年1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国家质检总局15日公布瓶装(小瓶)饮用水产品质量抽查结果，家乐福自有品牌曝出不合格产品，由北京领先饮食品工业公司生产的“家乐福”牌天然泉水，因为菌落总数不合格上了黑榜；据2006年5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家乐福曲阳店分3次购进超过保质期限的美国进口猪颈骨肉，共计3781.66公斤。截至监管部门进行查处时，已有1670多公斤过期肉被售出，销售金额超过1万元；据2006年4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海家乐福超市销售的廉价女包和“LV”女包极其相似，为此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将家乐福超市经营者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告进法院，索赔50万元；据2005年9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工商局通报了流通领域通信产品、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等质量监测结果，家乐福马连道店发现了不合格家电；2006年5月《华夏时报》报道，在一家家乐福店盛咸鱼干的玻璃陶里，竟然发现了上百条大小不一的活蛆……

如何防止“中国病”的泛滥

在跨国公司所患的这些“中国病”被媒体或相关部门曝光时，大部分跨国公司并不是虚心接受与改进，往往是采取了傲慢的态度。许多消费者不解，外国公司对中国消费者为何会采用“二等公民”的怠慢作法？为何当中国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名牌产品支付了昂贵的价格和预期的信任后，得到的却是不那么国际化的歧视对待？为什么我们要引进的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尊重法规、尊重市场反应、对消费者负责的现代经营理念，到了中国就变了味了呢？究其根本，既有这些企业的自妄和见利忘义，也有国人的轻信和盲从，更有相关主管部门的忽视甚至纵容。

无利不起早。任何资本和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本性难移。前一段时间，在企业界，以跨国公司为首，刮起了一股企业讲求社会责任的浪潮。很多公众对这些企业的自律行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但也有清醒之士指出：不能指望以盈利为最大目的企业自学遵守过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口头上唱得这么好听，其实从一定程度上麻醉了大家，从而让自己脱离了政府、媒体等各方面的监督。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淡薄和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知名品牌的扭曲营销观和危机处理方式。近两年来跨国公司的丑闻和质量问题时有出现，但在短暂受冲击过后，它们基本都能找回市场。在一些跨国公司看来，中国的企业、消费者并不成熟，独立性还不足以与其进行平等谈判、对话和要价。

大公司行为的“劣化”，从另一面说明了我国在守法环境上确实大有漏洞可钻。因此，在中国，要使外国企业遵守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遵守的规范，除了依靠企业自身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自觉外，还应该通过改革形成对企业守规的“硬约束”，“迫使”企业走入规范。

每当一个洋品牌被查出质量问题后，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启动危机公关。而他们找到工商部门，口气最硬、讲得最多的话便是“你们这样搞会影响地方投资环境”。有的则具体介绍对中国做出了多少贡献，有的甚至用为政府部门或为社会提供某些便利、赞助等条件，试图换取监管部门的沉默。

跨国公司在产品出事后的“政府情结”，折射出的是我们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府情结”。一些地方和部门长期以来对洋品牌格外关照和优惠，无形中形成了对洋品牌的隐性保护机制。

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应坚持原则，无论是公布结果还是最终执行惩罚，应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不要为小私而伤大众，更不要让寻租者找到空子钻，这种时候往往是检验政府办事能力的关键时刻；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一再失语和迁就，事态只会进一步恶化，而如果进行及时地干预和处理，对公司、消费者和政府形象都会更加有利。

另外，在中国还缺乏相关的法规与制度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有些国际大牌公司在全球召回有缺陷产品时，惟独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外，理由是中国没有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业内人士认为，我们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标准立法，对什么情况应召回和赔偿，缺乏具体规定。

当然，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也至关重要。事实表明，许多问题就是在媒体曝光后，才推动有问题的一方加大解决问题的力度。媒体信息的透明、公众的看法和态度，不仅会对大公司形成压力，也会对相关部门秉公办事产生一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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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跨国公司频患“中国病”
编辑晨晨发表评论于2007-10-18 14:53:00
中国制造是给外国人打工，你觉的一个打工者有权利为产品的质量等问题提出异议吗？我们只能照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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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跨国公司频患“中国病”
八月骄阳发表评论于2007-10-18 11:34:00
中国制造屡次陷入“质量门”是在给我们提醒，想要告别质量门唯有做强做大品牌这样才能把信誉做出来、
haixingzu

❻ 五家渠劳动局举报您好，我叫马军10月13号来五家渠慧尔农业上班，说是上8小时，4个小时算加班其实每

我们两个人工资共一万多钱到现在还没给我们等了二十多天了你门看我们怎么办

❼ 劳动局和人事局合并后叫什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