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行政法

Ⅰ 行政法上的行政命令，政府管制的概念是什么特征又是什么

所谓“行政命令”指行政机关的一切决定和措施；但行政法上的“行政命令”，则专专指行政主体依法要求属行政相对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意思表示，是行政行为中一种极为普遍的行为方式。
行政命令的特征有：1、行政命令的主体是行政主体。行政命令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但它由行政主体作出，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作出的命令。2、行政命令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通常表现为通过指令行政向对方履行一定的作为义务或不作为的义务来实现行政证目的，而非由其自己进行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3、行政命令是一种设定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非赋予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行为 。4、行政命令的实质是为行政相对方设定行为规则，但这种规则属于具体规则，表现为在特定时间内对特性人或特定事所作的特定规范。5、行政命令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作为保障。6、行政命令是一种依职权的行政行为。

Ⅱ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情节严重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对吗

1、如果网络提供者不依法履行管理义务，会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

2、《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仍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

（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致使刑事犯罪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

（四）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3、《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Ⅲ 行政监管机关颁布的指引的效力是什么如银监会颁布的《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 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内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容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

Ⅳ 行政主管部门对污水厂进行监管的法律依据国家级、地方级（最好是湖南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Ⅳ 中国对慈善组织监管的行政法规和制度有哪些

一、我国税法现阶段对慈善业方面的政策

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30％的部分，可以免除。

二、现阶段我国慈善公益捐赠的情况

据介绍，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为了保障这些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仅靠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共襄善举’，就是说善举是要大家共同来做的。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所以慈善组织应运而生。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艰难起步、缓慢发展的阶段，到90年代中期才有明显的改观。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正在恢复中发展壮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经发展到28.9万个，基金会1016个。这些民间组织中，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华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总会有731家，从事救死扶伤等人道主义救助的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社会捐助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建立了3.2万个社会捐助接收站，初步形成了社会捐助服务网络。

根据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我国捐赠的公民与美国相比少了7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和美国在慈善事业上的差距，并不仅仅在企业捐赠上。而这需要提高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让慈善组织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三、国内企业富翁不积极参与慈善捐赠的原因

前段时间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这份调查让公众把“缺乏责任感”的帽子戴到了中国企业的头上。这令很多企业感到“太委屈”。

多数企业认为国内税法中的按照企业只有3％捐赠免税的政策，会造成企业捐款越多，纳税就越多的情形，所以他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不主张他们捐赠。目前的税收政策对企业而言，不仅不能带来多少税收减免，还要对限额以外的捐赠支付相应的税费，影响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捐款越多，纳的税越多，这对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是不堪重负的。企业不是不想做好事，而是有时候做了好事没有好结果。而对今天的民间慈善组织来说，它们面临着和民营企业成长中所遭遇的问题几乎相同：在民间缺乏公信度而难以得到资金支持；在征税政策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注册，被迫挂靠“集体”或者“国家”。

对于国内企业不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问题，社会上也有很多探讨。比如，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不高，民营企业尚在发育之中，可用于慈善的资金本来就比较少；中国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税前减免制度不完善，现行的税收政策并不鼓励企业家捐款，捐献的款项越多，额外支付的税也就越多，从而抑制了富豪的捐献热情；目前的慈善组织基本上还是政府部门的延伸，而浓厚的政府色彩，多少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压力捐赠”等等。从小的方面来看，有的富豪发家致富本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怕捐献会引起社会对自己财富来源的关注，招来麻烦；更多的则是国人慈善意识淡薄，富人有钱宁愿一掷千金购买名车别墅，也不愿拿出一块钱去救济那些生活无着落的穷人。

此外还应当看到，中国慈善事业现状还与富人担心捐赠可能导致“露富”，并可能招致外界的负面评价，甚至给自己带来某种威胁或危险有关。近年来社会上对中国富裕阶层及其财富有许多议论，其中有两个十分热门的关键词，一个是“原罪”，另一个是“仇富”。所谓“原罪”，是指一些民营企业家要么“第一桶金”来路晦暗不明，要么通过一些灰色手段参与运作国家资源，在短期内积累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

而在“仇富”者看来，绝大部分富人的财富都取之无道、来之不义。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隐喻下，一个富人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就可能容易被人理解为，他挣钱有不可告人的捷径，他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所以即便捐得再多，他也丝毫不足为惜。另一种更极端的理解，就会认为富人捐献慈善业只是一个幌子，真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洗钱”。无论“原罪”概念是否成立，“仇富”心理是否适当，其对富裕阶层投入慈善业都构成了现实的制约。

四、中美慈善业的差距以及美国慈善业对中国的启示

国内的媒体和学者们喜欢引用下面一组数据:13岁以上人口中的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来看，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慈善大国。

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在起步阶段。200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人均捐款只有0.92元人民币，共计10多亿，大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万分之一。和美国相比，2003年美国人均捐款828.7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9％。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虽然国情不同，但中国捐款份额之少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慈善绝不是富翁的权利。我国捐赠的公民与美国相比少了7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和美国在慈善事业上的差距，并不仅仅在企业捐赠上。而这需要提高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让慈善组织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介绍，中国现有的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而美国从事与慈善、社会公益事业相关工作人数就占总就业人口的10％。相对来说，美国慈善业集资就要容易得多，美国1986年颁布的税收法典就规定了公益性机构可以免征所得税。

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达，还离不开制度的建设。美国慈善部门以其活力、多样性、经济实力和成长速度而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影响慈善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国有一个对慈善部门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法制、体制与机制的三位一体，是美国慈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制度环境保障。

首先，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所以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会遇到重重阻碍。而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捐出多少钱就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多少。进行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另外，国家还对基金会的运作有大量的免税减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高回报。大部分慈善组织它们不仅是免税的，即不需要支付税款，而且这类机构得到的捐款对捐赠者来说，还享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这些税收待遇具体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和捐赠减税。

其次，激励与约束并举又保证了慈善组织的规范运作。慈善组织一旦成立，就要不断地募集捐款，管理者还要保证募集到的款项能够保值、增值，所以资金的使用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许多慈善组织除了进行慈善募捐活动和筹款宣传，并把钱用于慈善事业之外，还会从事两类营利性的投资以保证所募捐款的保值增值。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的立法和监督。第二个层次是民间专业评估机构的监督。第三个层次是媒体以及关心慈善事业的民众的监督。第四个层次是慈善组织的内部监管。

与市场经济的演进相适应，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并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一切对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994年，我国第一家综合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随后，各地慈善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民间组织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此同时，围绕慈善事业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建设也逐步展开。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但从总体来看，特别是相对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来说，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集中体现在：慈善组织和机构的规模、活动能力等存在着先天不足；慈善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社会支持、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等相对来说还不够健全；慈善事业在获取资源、扶贫济困、人道关怀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加快管理体制改革，激活中国慈善组织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制和税收环境，逐步形成中国“本土化”的慈善救助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道路，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专家建议，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弘扬我国文化传统，培育现代慈善理念。

（二）是优化激励机制，加速积累慈善资源。根据国外的经验，税收制度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杠杆。从政府角度来说，为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和基金组织创造有利发展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创造一个将对慈善捐赠的适当激励渗透其中的运行良好的社会管理系统和税收系统；对于慈善组织来说，则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创新，有效利用、开发和配置民间慈善资源，做大慈善事业这块“蛋糕”。

（三）是建立和健全将自律、互律与他律融于一体的社会约束机制。完善法制和道德环境，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我国需尽快建立慈善组织资质评估和信用资格认证制度，加大社会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慈善行为，并在慈善活动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地约定俗成。要加强诚信等方面的道德建设，完善慈善组织内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培育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度，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进而增强慈善事业对公众的吸引力。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献给予比较优厚的免税待遇，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同时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引导富人在“财产约半数被征税”与“捐赠慈善事业留下美名”之间倾向于选择后者。中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这实际上是“捐款越多，纳税越多”，是对企业捐赠的变相“打击”。 至于申请退税过程之繁琐，生动而无奈的案例比比皆是。同时，中国慈善业的运作透明度不足，管理水平和公信力亟待提高，也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积极性。

Ⅵ 谁发许可谁监管在哪部法条里

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进行了明确规定，是我国关于行政许可制度的一种规范，对行政许可项目的许可权、管理权、监督权、处罚权进行统合规范的法律。

Ⅶ 食品药品监管行政法律法规有哪些

食品药品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有如下（共2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2015-04-24)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0号） (2014-03-07)

《戒毒条例》（国务院令第597号） (2011-06-2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主席令第16号） (2011-03-09)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7号） (2011-03-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57号） (2009-07-2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主席令第9号） (2009-02-28)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36号） (2008-10-09)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5号） (2008-05-25)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503号） (2007-07-2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99号）） (2007-05-29)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2号） (2005-08-03)

《反兴奋剂条例》（国务院令第398号） (2004-0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60号） (2002-08-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主席令第45号） (2001-02-28)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6号） (2000-0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主席令第71号） (1993-02-22)

《药品行政保护条例》 (1992-12-12)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106号） (1992-10-14)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5号） (1989-01-13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3号） (1988-12-27)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1987-10-30)

Ⅷ 魏则西事件涉及行政法内容分析

法律责任分析
1、关于责任范围和因果关系
本案患者最终在细胞免疫治疗过程或结束后死亡，法律上的损失包括生命丧失及在治疗过程中花费的医疗费及交通费等相关经济损失，因此法律责任讨论的内容包括谁应当对患者的死亡及相关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文只讨论民事上的赔偿责任，不讨论行政处罚责任。
关于患者的生命丧失，正如前文所述，本案符合“死马当活马医”，也就是患者在就医时已经处于现代医学的无医可救状态，所以考察相关行为人是否应当对患者的生命丧失承担法律责任，核心在于考察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细胞免疫疗法是否增加了患者在特定时间死亡的概率或减少了患者的生存机会。根据现有医学知识，患方恐怕无法证明细胞免疫治疗增加了患者的死亡概率或减少了患者的生存机会，故证明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的机会相当渺茫，获得死亡赔偿金的概率渺茫。
但是对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花费的超过20万元的包括医疗费在内的经济损失，则另当别论了。因为显而易见，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患者实施的细胞免疫疗法既违反伦理规范，也违反法律、规章规定，更涉嫌欺诈，存在过失也符合违约，故经济损失应当赔偿。至于是否还应当给予惩罚性赔偿，就我个人意见，法律应当支持。鉴于医疗领域在多数省份尚难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建议国家应当统一立法，支持对医疗欺诈实施惩罚性赔偿。不予惩罚性赔偿，不足以遏制医疗乱象，不足以保护患者利益。
2、关于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讨论三个问题，1、承包武警医院肿瘤治疗中心的莆田系某公司是否能够成为被告，并承担实体法上的责任？2、网络公司能够成为被告，并承担实体法上的责任？3、行政机关的监管责任
第一个问题，承包单位能否成为被告，并承担实体法上的责任？
对公立医院的科室承包，卫生部自2004年起多次发文，严禁公立医院将科室单独承包给个人或单位，但对于军队和武警医院，我没有看到公开的、完整的禁止性文件，但是即便有此类文件，其法律效力的层次也是极低的。因为涉及到一项民事行为的有效性，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法院也很难凭借部门的一纸通知而判定一项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再说，我认为，科室承包是否违法，不影响本案相关责任人的追究。从根本上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医疗机构只是医生、医生集团的执业平台，医生、医生集团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合同关系，医疗机构的义务在于判断与其合作的医生、医疗机构以及开展的诊疗项目是否具备相应法律资质。因此，根据民法“法无禁止则自由”的原则，从法律上姑且承认莆田系医疗公司承包军队或武警医院的行为是合法的。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承包公司能否成为被告？我认为应当区分两种情形。
1）如果武警医院对外明示该科室已被承包，且医疗费的收入及支出系独立核算，则该承包单位实际上对外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应当直接成为民事被告，独立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不过此种这种情形，我至今没有遇到过。
2）如果武警医院对外并未明示该科室已被承包，且该科室的运营收入系医院统一核算，然后与承包公司按比例分享利益、承担风险，因患者在诉前无法知道该科室已被承包的事实，只能以武警医院为被告。如果诉讼过程中，医院亦不披露科室被承包的事实，则实体法的上责任也只能由医院承担，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后，再根据承担合同向承包公司追偿。假如诉讼过程中医院披露承包事实，则可追加承包公司为共同被告，然而根据庭审查明的过失大小与关系，在实体法上或承担连带责任或承担按份责任。
第二个问题，网络公司能否成为被告，并承担实体法上的责任？
网络公司能够成为被告，关键看它的行为是否符合《广告法》第38条的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竞价排名属于广告吗？
关于这个问题，网络法律顾问、律师、法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已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争论10数年却没有结论。讨论这个问题，离不开《广告法》第二条对“广告”的定义：
“本法所称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或形式直接或间接介绍自己所经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
竞价排名有两个过程，第一步在网络系统内部通过关键词进行竞价，这一步对外不公开，不涉及介绍商品或服务；第二步是将竞价获得的带有关键词的文字或图片内容在网络首页上进行排名。如果说竞价过程不涉及不是广告，那么排名的结果显然是在网络这一公众平台向用户展示自己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且这个排名不是搜索引擎的自然算法排名，而是经收费后的按出价高低的、有目的的排名。这个排名结果不是广告么？说不是广告，显然理由不充分。
网络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发布么？
这涉及对显示在网络首页的竞价内容的判断了，通常这部分内容不到20字，用户在注意到这个搜索界面的20余字后再进入相关网站。网络作为搜索引擎，无法对显示在广告主网站上的所有广告内容进行审核，比如莆田系医疗公司在武警医院网站上展示的所有关于细胞免疫疗法的广告内容，网络显然无法知晓，也无法明知或应知。但是对于显示在搜索界面的20字介绍，网络是否明知或应知呢？
我认为，网络作为专业引擎公司，对医疗网站的搜索展示采用了竞价排名的收费模式，且这个收费是网络的主要收入来源，理应对搜索结果的20字余字左右的内容尽到审核义务。这个审核义务主要来自广告法第38条的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既然广告发布者对明知、应知广告虚假而发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法律前提是广告发布者对广告是否虚假承担审核义务。此处虚假，包括应当提供广告的证明文件而未提供，应当提供真实文件而提供了虚假文件等。
从本文第一部分“死马当活马医的医学伦理”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莆田系医疗公司在关于细胞免疫治疗滑膜肉瘤的广告中已经涉嫌虚假。另外广告法第14条亦规定药品或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保证，说明治愈率或有效率等，现在我无法知道的患者搜索到网络首页20余字介绍中是否包括了上述虚假内容，如果包括，则网络涉嫌《广告法》第38条的规定的“明知或就应知广告虚假而发布”，应当与医院或承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对广告法第16条的审核义务主要在卫生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而不在网络公司。
最后，我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药品、医疗器械，疾病的诊疗方法等医疗广告，国家应当立法禁止竞价排名。因为药品、医疗器械、诊疗方法等涉及生命健康，需要广泛的临床研究，需要专业团体的判断，需要国家卫生部门的审核，不应当经由竞价排名这种商业模式予以介绍或推广。
第三个问题，行政机关的监管责任。
关于第三类医疗技术的监管。自2015年6月29日卫计委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起，除列入负面清单的禁止类医疗技术外，国家对第三类医疗技术主要采事后监管制度。按照这一监管制度，卫计委的职责包括主要包括两项，一是临床研究阶段的监管；二是临床应用后即上市后的监管。监管方法包括主动监管和举报后的监管。举报后的及时监管应当是主要监管方法。由于是事后监管，其处罚和赔偿应当严于事前监管，包括巨额的民事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的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只有严厉的赔偿和处罚措施，行为人才惮于法律，事后监管才能落到实处。否则对通常可带来巨额利润的第三类医疗技术，事后监管带来的必定是更加猖獗的滥用。然而，目前卫计生制定了事后监管，国家法律层面却未建立相应的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
可是纵观“滑膜肉瘤”细胞免疫疗法的全部事实经过，卫计委的监管几乎完全是空白的。导致失监管的原因之一是，部队医院不在卫计委的监管范围。由于失监管，本应由国家卫计委组织实施的细胞免疫疗法临床研究，竟然被不法医疗公司和医疗机构直接拿来作临床应用。而在众多医生的不停举报下，卫计委竟然无动于衷，无能为力。
关于广告发布的监管。根据《广告法》第46条和第48条的规定，医疗广告的监管包括两个环节， 一是发布前由卫生行政机关进行广告审查，审查内容即《广告法》第15-17条的规定，如第16条：“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二）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三）与其他药品、医疗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或者其他医疗机构比较；
（四）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二是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对医疗广告发布后的监管，法律依据是广告法是第49条。可是本案对于竞价排名是否属于广告，国家有关机关都未有结论，也就谈不上任何监管了。

Ⅸ 审计，税务，商业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会计法第第三十三条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 注意是人民银行，不是商业银行

Ⅹ 基金监管手段主要有:①法律手段②经济手段③行政手段 在基金监管中，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宏观调控主要有三种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