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

① 公权力的定义是什么、以及主体是哪些、

公权力的定义分为广义及狭义两种：

1、广义公权力系指，行政机关以片面决定造成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变动，此一公权力的外观，有可能系法律行为之决定，如许可、执照等，亦可能为事实行为之公权力措施，如强制驱离等；不管属于法律行为或事实行为，基本上，广义公权力行政系一单方之决定而造成人民权利义务的变动。

2、狭义公权力指国家行政权力，公权力是公共管理权力。即使按照后者，因为国家权力是最重要的公共管理权力，从而它也是最重要的公权力。可以认为公权力的基本涵义就是国家权力。

公权力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也可能是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的团体或者个人。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制度、安全、秩序、社会基础设施等)，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的权力。

拓展资料：

社会公权力乃公共权力之分支,与国家公权力相对应;其发端于社会内部治理,是社会自治权的表征。

政社分开与促进社会组织建设是国家对公共治理提出的新命题,在国家与社会二元界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新时代,社会公权力已然以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凸显于政治舞台。

该权力的运行与组织建构等均与国家公权力有着迥然不同的规则抑或规律;在自治与规制的良性和谐之间,在权力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之中,社会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一道演绎着多元民主与共建共治的新篇章。

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公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公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

② 如何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1、中国必须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关系网络越织越密，世界各国日益联结成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整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良好的内外环境，必须立足我国文化传统与发展实际，以全球的视野、高超的智慧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发挥中国智慧构建良好大国关系，为推进伟大事业筑牢基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大国关系的互动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影响各国发展。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良好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

2、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系列重要论述，首先必须把握合作共赢这一核心理念。只有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加强国际互动与协调合作，才能在增进共同利益中实现各国更好的发展。

这种关系是对话而不对抗的新型关系，要求在求同存异中扩大全球利益。在国际体系正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新时期，各国空前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依存程度，使冲突与对抗性关系的成本代价难以估量，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与求同存异、合作对话，越来越成为普遍共识与优先选择。

顺应这一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走对话而不对抗的国际交往新路，在处理中美、中欧、中日等系列国际关系中，超越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存在的差异，坚持以平等对话解决争端、以相互协商化解分歧，不仅增进了共同利益，而且有效地维护了国际和平大局，扩大了全球利益。

(2)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扩展阅读

在推动世界未来发展中贡献大国智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中国实施务实外交，无论是开出加强政策沟通、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四剂药方”助力全球经济治理。

提出强化政治投入、强化国家责任、强化国际合作、强化核安全文化“四项措施”打造国际核安全体系，还是倡导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四点原则”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全方位地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合理的选择方案。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持续发展，需要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着眼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在继续贡献中国智慧、全面提供中国方案的实践中，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③ 合作治理的内容简介

《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分析和总结了西方国家的相关发展及其实践与理论问题；提出公共服务民营化决策的理论框架；全面分析对服务合作提供的管理，包括合同管理、市场与社会赋权、社会平衡和合法化；进而总结合作治理的复合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从实证角度对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和对比，通过经验研究提出更为丰富的观察和理论。合作治理是当前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前沿。通过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与秩序的实践，正在深刻地改变现代国家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治理理念、过程与形态。作为国内第一本对合作治理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④ 为什么说合作治理是公共管理的理想形式

因为合作治理是指在治理目的具有多元价值因素考虑中，多种治理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团体等在平等、主动、自愿的原则下以某一方为侧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方式。

从根本上排除了政府中心主义的取向，代之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在治理过程中的平等和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

(4)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扩展阅读：

合作治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打破了公共政策政治目标的单一性，使政策走出单纯对政治机构负责的单线的线性关系形态；在合作治理的条件下，行政权力的外向功能会大大地削弱，治理主体不会再依靠权力去直接作用于治理对象。

行政权力服务于抽象的公共利益的状况也会改变，进而会紧密地与行政权力持有者的道德意识相关联。这就是合作治理的基本特征。合作治理必然会首先表现在公共政策目标受多元价值因素影响，从而以复杂的目标体系的形式出现。

合作治理与参与治理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参与治理属于民主建构的范畴，它决定了治理过程是由某一方主导的，其他各方则被定位在参与其中的地位上，而合作治理则要求治理主体“基于特定的互惠性目标”，并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因而是一种真正的共同治理。

关于治理主体的状况永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特别是离开了治理主体间的关系而去构想所谓民主的建构，显然是不可取的，关于治理主体的建构问题应当从属于治理主体合作的需要。

⑤ 推荐关于法学的书

《青瓷》 又叫《拍卖师》，作者古流，写的还好；我也是法学专业的，闲的无聊看的，大学图书馆很多这类书，主要是经常去泡图书馆！

⑥ 如何理解公共管理的合作治理体系

公共管理的含义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管理的性质和范围。依时间的先后，人们对公共管理的理解主要有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皮瑞（Perry）和克莱姆（Kraemer）的观点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的途径，它是传统公共行政的规范取向以及一般管理之工具取向的结合体。公共管理的重点是将公共行政作为一种职业，并将公共管理者视为职业的实践者，而非政客或政治家。
（二）卡尔森（Garson）和欧尔曼（Overman）的观点
他们认为，公共管理是对行政的一般方面的学科间整合的研究，它将人力、财政、物资、信息和政治资源的管理与管理学的计划、组织、控制职能相融合。
卡尔森和欧尔曼还说明了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六点不同：
（1）它包括一般管理的计划、组织、控制职能，以替代讨论社会价值以及官僚与民主的冲突；
（2）对经济和效率标准认同的工具取向以替代公平、回应或政治特色；
（3）以对中层管理者的使用关注，以取代政治或政策精英的观点；
（4）倾向于视管理为类同管理，或者至少使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管理差异极小化，而不是夸大它们的差异；
（5）像关注组织内部运作那样的理性态度，关注组织的外部环境，而不是过分关注法律、制度和政治过程；
（6）与科学管理传统的强有力的思辨联系，而不是与政治学或社会学紧密关联。
（三）奥托（Otto）、海蒂（Hyde）和沙夫里茨（Shafritz）的观点
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或公共事务的一部分，综合了公共行政的方案设计与组织重建、政策与管理规划、通过预算制度进行资源分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各种方法和艺术。公共管理将公共行政视为一门职业，将公共管理者视为职业的实践者。公共管理关注那些能够将理念、政策转化为行动规则的管理工具、技术、知识和技巧。
（四）波兹曼（Bozeman）与史陶斯曼（Straussman）的观点
公共管理就是对政治权威的管理。如果不考虑组织的性质，大部分管理工作和任务是具有共通性的。但公共管理的主要领域是在政治系统下，一旦政治权威进入管理戏局，管理的游戏规则就会改变。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远比内部行政具有更广的含义；公共行政一词几乎与政府官僚组织相关联，而公共管理一词更具有弹性。
（五）休斯（Hughes）的观点
他认为，与管理相比，行政的范围更狭小、功能更有限，因此，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变化意味着理论和功能的变化；公共行政是服务公众的活动，公务员执行从其他方面产出的政策，公共行政关注程序，将政策转化为行动和机关管理；管理包括着行政，但同时意味着以最大化的效率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对结果的责任；公共行政的焦点在于过程、程序以及顺序性，而公共管理包括得更多；公共管理者不仅仅遵循知识，而且关注达成结果以及为达成结果而承担的责任。
（六）公共管理的含义和性质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这样去界定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广大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点在于将公共行政视为一门职业，将公共管理者视为这一职业的实践者。公共管理的性质在于：
（1）承认政府部门治理的正当性；
（2）强调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
（3）强调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互动以及在处理社会及经济问题中的责任共负；
（4）强调多元价值；
（5）强调政府绩效的重要性；
（6）既重视法律、制度，更关注管理战略、管理方法；
（7）以公共的福祉和公共利益为目标；
（8）将公共行政视为一种职业，而把公共管理者视为职业的实践者。

⑦ 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是哪个会议

全面部署中国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专家表示，会议通过的《决定》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全会周二在北京通过的这份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就任一周年之际，就全面深入推进中国改革交出的答卷，被外媒称作执政党为人民“端上的牛肉”。会议通过的决定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点以及系统部署等多方面内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决定实质上是一个总体设计，对2020年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和改革的六大任务。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的历史转型时期，对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部署。”
值得关注的是，公报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专家表示，这一表述是新提法，鲜明地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迟福林说，“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在过去的文件中没有看到和听说过的，这就更加坚定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也更加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教授燕继荣认为，之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太强，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本次全会文件透露出的新动向表明中国政府将调整自身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他说，“总的原则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进程，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政府慢慢地要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这是基本思想。”
此外，本次会议公报还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燕继荣教授表示，原来政府更多强调管理，现在更强调治理这个新概念，是在中央文件里正式强调治理的核心价值。“原来强调加强管理的能力，是讲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往往一说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就是加强政府的监管、管控，但现在强调是加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按照学术界的讨论，治理的概念实际上包含共管、共治的含义。就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来管理社会，是共管共治的概念，实际上是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共管共治。”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有所涉及。公报说，中国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查权。燕继荣教授说表示，“现在等于重新确认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提到要保障基本人权，依法行政、依法施政，这些都很重要。这些总的目的是强调法治的权威性，它来自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威，也来自司法机构独立判案的这种权威性。
除了上述内容，全会通过的决定还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中国改革的重点内容。

⑧ 什么是合作治理模式

是指民间社会的力量和社会的公共权力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模式。


比如在汶川地震中，民间力量的捐款第一次超出政府的拨款。

比如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社会参与的力量，自愿者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力量。

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无限度的扩张，政府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在现代社会一定要，动员社会的力量。

(8)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扩展阅读

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

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

与统治、管制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不一定非得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从本质上看，治理行政与管制行政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管制行政的权威主要来自政府，而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为政府所垄断。治理行政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另一方面，权力运行的向度发生变化。管制行政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

⑨ 多个主体共同治理的理论有什么

政社合作有许多不同的模式，我们简要介绍四种重要模式：
一是法团主义模式(corporatism)。法团主义旨在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寻求在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和常规性互动体系[2]。简单地说，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有序、稳定、制度化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与协商代替竞争与排斥，解决社会冲突和失序。随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统一的直接登记体制在四大类社会组织中放开，国家承认“自下而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允许社会组织间通过自下而上的竞争性淘汰获得与政府合作的机会，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数量众多，社会组织间功能分化弱化，社会组织接受国家承认和管理。需要指出的是，法团主义模式下的政社合作绝不是一种行政上的等级控制关系，社会组织绝不是政府的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合作关系。
二是合作治理模式。近20年来，一种名为“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的新治理理论得到发展。该理论旨在将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个公共舆论空间(common forums)，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界限变得模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consensus-oriented)形成决策。[3]安塞尔(Ansell)、戈士(Gash)等学者认为合作治理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针对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问题，合作由政府等公共机构发起，治理主体包括利益相关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利益无关者(nonstate actors)，这些主体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是公共机构的顾问，协商的公共舆论空间组织化运作并要求共同参与，协商目的在于达成共识，采取共同决策。[4]
三是第三方治理模式。第三方治理(third-party governance)[5]强调公共与非营利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责任、公共资金和公共权威，通过开放一部分公共领域让非营利组织参与进来，使公共服务提供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减少成本。其实质是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基于共同目标而联合行动，与此同时，通过协调/整合补充资源实现各自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对效率、成本、责任和公平的需求，必须与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相协调统一。
四是契约关系模式。契约关系(contracting relationship)模式[6]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产物，被认为是替代传统官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最佳选择;它是指政府通过委托或购买等契约方式将公共服务外包给其他政府、私人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其目的在于减少政府成本、提高效率。根据政策环境的不同，可以采取竞争(competition)、谈判(negotiation)和合作(corporation)三种不同的契约形式[7]，契约关系模式蕴含了合作参与、民主行政、公平效率等价值内涵。

⑩ 简述合作治理给政府能力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参与全国性、全球性事务的机会增加,促使政府间职能的纵向配置发生多方位的变 动,一方面许多传统的地方政府职能已经名义上实现了“国家化”；另一方面,一些原本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开始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管辖。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某一特定领域工作中形成了合作关系,使得政府间纵向关系模式发生质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纵向关系从简单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向伙伴型关系演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构建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共管理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问题被认为是提高和改革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能够促使政府治理更具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同时不断推进行政民主化。 本文针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协调发展过程必须克服的种种问题,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的概念和构建的理论基础入手,详细分析了我国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的必要性,通过比较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合作关系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即单一制国家也可以建立中央与地方伙伴制关系、合作关系的形式需要多样化、合作关系的运行要有健全的机制和完善的法律 保障,力图在充分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促进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集分平衡、强化合作关系的理 论研究和合作意识、丰富合作关系的内容与形式、健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机制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作关系的法律法规,探索出一条建设和建构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