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历史

1. 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典是什么

《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是我国现内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容。 唐玄宗时官修，旧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纂，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会典，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后世设六部即本于此。

2. 中外行政法历史发展的比较

本人认为，为了更好地比较中外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应该首先了解各自的发展历史，这是前提所在，然后再分别对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在中国产生于民国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质，行政审判权不属于普通法院，而属于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行政诉讼法》，1945年4月16日又颁布了《行政法院组织法》，这两个法律规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专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它规定行政诉讼有三个步骤，当事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愿和再诉愿，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二、新中国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行政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行政法的初创阶段（1949－1956年）。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初创阶段，没有制定系统的行政法体系，甚至对行政法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与破坏阶段（1957－1977年）。这一时期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坏殆尽。
3、行政法的恢复阶段（1978－1988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82宪法开始，行政法进入了恢复阶段。许多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相继制定，初步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行政案件，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的。
4、行政法的发展阶段（1989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具有重大意义，确立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给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切实的保障，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朝着“法治国”的目标艰难而稳步地前进着。
三、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现在人们使用行政法这一概念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产生较早，体系完善、理论发达。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有两个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两种法律规则，即公法和私法。法国行政法和德国行政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各国的历史不同，在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上也存在差异。
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时，适用同一体系的法律规则。
1、英国行政法
在英国没有明确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所以早期的英国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作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是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产物。
2、美国行政法
美国行政法受英国行政法的影响产生较晚，美国行政法的产生是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相联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被认为是美国行政法的开始。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行政法迅速发展，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国行政法上划时代的法律，该法以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历史发展比较
外国行政法主要分为两大法系行政法，即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1、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
虽然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中国行政法相对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法国、德国的而言，起步较晚。从产生开始，中国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德国行政法的影响。
2、中国行政法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中国行政法研究则起步较早，重视程度也较高。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产生于民国初期，而英美法系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其
学者们才开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并逐步建立了理论体系。在英国，作为一门科学，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外行政法日趋融合。两大法系互采之长，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围向广义演进，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实体法，既包括内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过去上诉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审理，现在，上诉法院专设了行政庭，审理行政案件。大陆法系行政法已经突破公法的范围，在一些行政领域适用私法，在法德等国，行政私法已成为流行词，公私法的界限日渐模糊。
参考文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编行政法学》，谭宗泽，重庆出版社，2001年。

3. 行政行为的历史渊源

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最终确立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该法亦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已废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虽遭到学界诸多诟病，但从中引申出的法律特征却与行政处分概念基本一致，即强调具体行政行为的“针对具体个案”、“对外发生效力”、“单方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等要素。行政法学理论也视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
由此可见，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在行政法学、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功能与行政处分概念相似。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未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但通过对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奖惩、任免行为的排除，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作了扩大解释，从而使其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努力旨在扩大中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尚未达致“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的效果（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均未纳入受案范围），但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德国法为师的一贯立场。
1．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立法、决定、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为。如具体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执行等。
2．行政行为以受法律规范拘束的程度为标准，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羁束行政行为是指法律规范对其范围、条件、标准、形式、程序等做了详细、具体、明确的行政行为。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指法律规范仅对行为目的、行为范围等做一些原则性规定，而具体的条件、标准、幅度、方式等留给行政机关自行选择、决定的行政行为。
3．行政行为以有无法定形式要求为标准，分为要式行政行为与非要式行政行为。要式行政行为指法律规定必须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进行的行政行为。非要式行政行为是指法律未规定一定具体方式，而允许行政机关自行选择的行政行为。
4．行政行为以其启动是否需要行政相对人先行申请为标准，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与应请求行政行为。
5．行政行为以有无限制条件为标准，分为附款行政行为与无附款行政行为。
6．行政行为以其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不同影响为标准，分为授益行政行为与不利行政行为。
7．行政行为以是否改变现有法律状态为标准，分为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
8．行政行为以是否需要其他行为作为补充为标准，分为独立行政行为和需补充行政行为。
9．行政行为以其相对人的身份为标准，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

4. 行政责任的历史

行政责任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提出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而逐步产生的。行政责任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至今只有 100多年的历史。西方国家行政责任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资本主义以前行政无责任、资本主义行政有限责任、资本主义行政完全责任三个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在经济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都是不平等的。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在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在政治上集所有国家权力于一身。统治者处于支配地位，被统治者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而不是国家主人的地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依据传统的“君权神授”、“朕即国家”、“国王不能为非”等原则，在关于行政责任的问题上便出现了一整套免责的理论，如“主权无拘束论”、“绝对权力论”、“主权命令论”、“人民利益论”等，借此为统治者不承担行政责任辩护。这样，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是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的。 由于封建社会中行政官吏的权力和行为只不过是国王的权力和行为的延伸，因此在国家政治关系上，国王既然永远不可能为非，不承担任何行政责任，那么行政官吏自然也就不承担任何行政责任，不能被控告。这样，在封建社会中，国王及其官吏对于自己的行政行为的后果是不承担任何行政责任的。
不过，封建社会的行政官吏对于自己的行政行为的后果不承担行政责任只是针对百姓而言，对于国王，行政官吏还是要承担责任的。事实上，封建社会的行政官吏受到责难、惩戒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行政官吏不仅要对国王承担行政责任，而且还对国王形成包括人身依附关系在内的绝对服从关系，当行政官吏违背国王的旨意时，就将受到制裁。
此外，封建社会的行政官吏虽不承担行政责任，却要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在人类社会政治和行政的发展历史上，政府及其官员要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可以说是自古有之。这是因为，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如果不能符合人民及社会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标准和规范，就会失去其统治的正当性的基础。因此，即使在君主专制时代，政府及其官员的道德责任也是存在的。在中国古代，老百姓期盼的所谓的“清官”，其实就是社会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责任期望。不过，要在现实中实现政府及其官员的道德责任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道德责任本身是一种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内在的约束机制，而不是外在的强制机制。因此，政府及其官员的道德责任并不能代替行政责任。
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与思想上的发展尚不成熟，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虽然资产阶级国家已不再承认“王权至上 ”、“国王不能为非”等主张，却又提出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把封建社会对国王的盲目崇拜变了对抽象国家的盲目崇拜。结果在行政责任问题上仍然坚持国家无过失或国家不可能违法等主张。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以及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这为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行政责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行政责任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逐步发展起来。 行政责任最早发端于英国政府对议会所负的政治责任。早在16世纪，英国议会中就出现了弹劾程序：一个大臣如果滥用权力或行为不端，将受到众议院的控告以及贵族院的审判。英国用议会控告和审判的形式来对那些依据普通法不够判罪但又需要给予制裁的大臣进行惩处。以后随着议会权力的扩大，大臣们逐渐认识到在政治上同议会多数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在1742年，内阁首相渥尔波因得不到议会多数信任而辞职，从而开创了政府向议会承担政治责任的先例。以后的政治实践使得政府在重大政策问题上以及重要国际条约的签订上都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政府承担政治责任。这样，政府承担政治责任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在重大国策问题上都必须得到议会批准的固定的政治制度。
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政府政治责任主要是通过责任政治制度，或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来实现的。议会对政府监督或者说保证政府政治责任实现的主要手段有：
（1）询问和质询。议员可以书面或口头向政府总理（首相）、政府部长提出问题，要求答复。质询与询问不同，质询所涉及的问题一般较询问重要或深入，涉及较广泛的公共利益问题；质询往往导致一般辩论；质询通常会带来政治后果，如不信任案或信任表决。
（2）国政调查。国会对政府一些重大问题，如立法权的行使、选举、违法行为、侵犯公民权等，行使调查权，并以此来监督政府的行为。
（3）倒阁权。议会如果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方针，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即所谓的倒阁案。议会若通过不信任案，那么政府就必须总辞职。
（4）弹劾。议会对政府的高级官员犯罪或严重失职进行控告或制裁。除此之外，议会还通过行政立法的审查，政府预算的审查来行使对政府的政治监督。
与政府对议会负有政治责任制度相联系的，是以民主主义责任政治原则为指导的、发端于英国的阁员责任制。根据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原则，国王不能为非，不承担实际的责任，因此要有专人，即政府官员对国王的行为负法律上的责任。
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官员执行公务的行为如果侵害了公民的权益，要由官员个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官员个人责任，而国家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受害人依据民事侵权法或普通法的规则，向有过错的政府官员求偿。造成政府官员个人行政责任先于政府行政责任的原因，主要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虽然国家政治制度已发生根本转变，但“国家主权豁免理论”的影响仍然存在。所谓“国家主权豁免理论”是指建立在“绝对主权”观念基础上的国家免责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国家是主权者，主权的特征是对一切人无条件地发布命令，没有国家通过法律所表示的同意，不能要求国家负担赔偿责任，否则取消了国家主权。” 因此当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违法时，人们认为理应由官员个人，而不是国家来承担行为后果所引发的责任。
应该说，政府官员个人承担行政责任较之封建社会行政官吏不承担任何行政责任的状况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不过由政府官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中看，都是不公正的。从理论上说，政府官员个人的责任应当以政府的责任为前提，因为政府官员是在为公共利益而执行公务，并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动，社会因政府官员的行为而受益。因此，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当政府官员执行公务发生了侵权行为时，理应首先由国家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单纯的官员个人责任不仅实际上坚持了“国家至上”的传统观念，开脱了国家应负的责任，造成了国民与国家、公民个人权利与政府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而且给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后果。显然，由政府官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无疑会严重伤害政府官员从事公务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政府官员履行职责越不积极主动，他本人就越安全，他犯错误的机会就越小；而他履行职责越积极主动，他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如此产生的后果是慑于这种责任的威胁，政府官员就不敢按公共利益的要求果断地履行职责。结果是导致政府官员不作为或少作为，而且也阻碍了社会优秀人才向政府部门的流动。从现实来看，由于政府公务活动过失所引起的损害往往比较严重，而政府官员个人大都经济能力有限，赔偿能力有限，这使得政府官员个人在承担行政责任时，往往难以真正落实，结果是受害人的权益并未得到充分保障，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公平。
19世纪中叶以后，“主权无责论”的观念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非议，“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应负有限责任”的学说，国家无责任原则发生了动摇，一些国家开始有条件地肯定了政府的行政责任。
1873年，法国发生了勃朗哥事件。法国一个国营烟草公司的工人开着翻斗车在作业时将勃朗哥的女儿撞伤了。勃朗哥向法院起诉，认为国营公司工人的过失应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此案由权限争议法庭作出判决，明确承认了国家的赔偿责任。勃朗哥案件的判决是有条件地承认国家承担有限责任的典型案例。勃朗哥案件的判决，确立了行政法意义上关于国家行政责任的三条重要原则：
（1）国家官员因过错造成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国家应对官员的过错承担责任；
（2）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不同，对行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殊规则来处理
（3）行政责任案件应当由行政法院管辖。
勃朗哥案件的判决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承认了国家应对其官员的过错承担责任，从而开创了国家行政责任的先例。因此，这次判决被认为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行政责任的正式形成。勃朗哥案件后，德国于1896年在民法典中确立了国家非权力行为在民法上的赔偿责任，又于1910年以国家责任法确立了对官吏行使统治权行为所产生的赔偿责任，1919年的《魏玛宪法》则在世界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该法第131条规定：“官吏就其所受委任之职务行使公共权力，而违反对第三人之职务上的义务时，原则上由该官吏所属的国家或公共团体负其责任，但对于官吏有求偿权，上述损害赔偿，得以非常司法手续求之”。这些变化表明，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法律制度已经初步确立，这为全面确立和确保行政责任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垄断阶段。这时西方国家普遍强化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机器，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和广泛干预社会生活。随着国家职能的迅速扩张，政府及其官员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日益增多，人民对政府侵权及其缺乏相应的救济手段逐渐感到不满。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及其侵权现象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各界对政府及其官员行政行为的关注。至此，建立较为完备的行政责任体系的历史条件趋于成熟。 自勃朗哥案件以后，西方国家的行政责任制度在突破了理论和法律障碍的基础上有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各国的行政责任普遍由宪法加以原则规定，行政责任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加强了；出现了规定国家行政责任和政府官吏行政责任的统一法典或单行法规，行政责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法律保障；行政责任制度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的领域的政治法律制度学说。
从历史上看，政府行政责任制度的全面确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人权运动发展迅速，民主意识普遍增强。这使得公民极大地增强了对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国家绝对主权观念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其次，政府职能不断扩大，政府行政机关侵权行为也日益增多。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迫切需要有法律上的手段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扩张和行政权力的滥用，而政府承担行政责任正是达到此目的有效手段之一。再次，民法中无过失责任理论的发展以及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使得政府行政责任制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法理上得到了确认，从法律上得到了确立，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政府的行政责任制度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最终的确立。
西方国家行政责任制度的全面确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责任在西方各国普遍得到宪法和法律的肯定，政府责任和官员责任并存。各国公务责任法相继问世，并以行政裁决和司法判决为基础实行国家赔偿。
第二，国家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即国家无过错责任开始广泛适用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美国于1946年颁布了《联邦侵权赔偿法》；古老的英国也废弃了“国王不能为非”的信条，于1947年制定了《王权诉讼法》，确立了国家对其代理人的侵权行为应与私法上所规定的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样负法律责任的原则；日本1946年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侵权赔偿原则，1947正式颁布了《国家赔偿法》；瑞士于1958年颁布了《联邦与雇员赔偿责任法》。
第三，行政责任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政治法律体系，并与整体国家责任相联系，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西方各国终于基本上否定了国家豁免说，普遍建立了国家行政责任制度，政府侵权赔偿责任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确立。人们对于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认为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并非是超然于社会之上，享有特权的某种神物，而是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为公民服务的法人。政府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法律关系上权利义务的主体之一，当政府机关的行为侵害人民权利时，应像其它法人组织一样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5. 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及刑法是那一年颁布的

行政诉讼法是1989年4月4日通过，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作用是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刑法是1979年7月1日通过，1997年3月14日修订，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其作用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至于行政法，目前并无法典，从理论上将行政法很难法典化，因其涉及范围极广，内容纷繁复杂，须因时，地，事，情势而频繁变迁。除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等局部性法典外，行政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甚至规章中，且这些形式数量众多，无法一一阐述。
关于劳动教养，除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几种行为可以劳动教养，还有几个法规，这个网上有http://www.jincao.com/fa/law06.htm
你补充的问题和之前的问题可是很有关联呢，这是不是你想真正问的呢，呵呵。劳动教养虽然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但它和刑法有着诸多牵涉。劳动教养的性质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行政刑法”，即一种为实现刑事目的的行政行为。劳动教养可以关个两年，实质效果与判有期徒刑无异。而劳动教养不用通过司法程序，不用法院判，公安自己就可决定，也不用遵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司法证明要求，因此往往被公安机关当成是移送审查起诉的有效“代替手段”，即送检察院交给法院审判可能证据不足，不会定罪，就自己定个劳动教养，一样叫人坐牢。所以很多公安认为认为劳教是有效打击违法行为量有力的工具，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实在不忍放弃。至于合法不合法，人权不人权，他们才不管呢！大量的有关法规的存在严重地扩大了劳教的适用范围，并赋予公安机关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这个制度受到专家和国外人权组织的激烈批评，诸如“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不一而足，数不胜数。喊要改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只要在网上随便一搜，保证有一大堆。不用我细讲了。

6. 行政诉讼法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在常委会第11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一、中国封建时代，人们心目中没有民可以告官的观念

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代表统治阶级依靠封建法律统治和压迫老百姓。当时的法律，是民、刑、行政不分；实体、程序不分的。由于长期以来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意识形态，人们心目中没有民可以告官的观念。不存在提起“民可以告官”的诉讼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未形成规范的行政诉讼制度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打破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建立起了民可以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因此，人们普遍地把这部法律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中国行政诉讼法，除《行政诉讼法》中比较集中地规定的一些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外，还包括其他分散规定在其他许多法律、法规中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

三、行政诉讼法，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以后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国家已制定了行政程序方面的单行法律，如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日本的《行政案件诉讼法》、德国的《联邦行政诉讼法》等。有的国家还设有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把程序法同实体法逐步分开来形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已成为当代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国家的行政法，同刑法、民法不同，大多数国家的许多行政法律文件中，都既规定了实体法规范，又同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法规范。而在刑法领域和民法领域中，实体法同程序法已基本分开，形成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7. 在立法,司法,行政法中,哪项权力的历史最为久远

(一)行政抄与行政法现代汉语词典袭中对行政的解释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作。”行政大体上可以做“管理、执行”解释。博登海默认为:“行政乃是为实现某个私人目的或公共目的而在具体情形中对权力的行使。”作为一种管理活动，行政有“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之分，其中公共行政又可以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行政的历史极为久远，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同时产生，只要有组织的存在就必然会有行政管理活动，有关公共事务的管理均可归为行政活动。
(二)中国古代行政法流变有关行政管理的法规，中国古代即已产生。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立法、司法、行政不分，处罚手段以刑罚为主，法典编纂上也因循“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结构，因此行政法与其他法规混同。

8.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什么

《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
唐玄宗时官修，旧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纂，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会典，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后世设六部即本于此。共三十卷﹐近三十万字。开元十年(722)唐玄宗李隆基召起居舍人陆坚修《六典》﹐并亲自制定理﹑教﹑礼﹑政﹑刑﹑事六条为编写纲目﹐由丽正书院(後更名集贤院)总其事。在中书令张说﹑萧嵩﹑张九龄等人的先後主持下﹐徐坚﹑韦述﹑刘郑兰﹑卢善经等十馀人参与修撰。开元二十六年撰成并注释後﹐於次年由宰相李林甫奏呈皇帝。所以﹐书题为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
《唐六典》始撰时﹐准备仿照周礼六官安排体例﹐但实际上是以唐代诸司及各级官佐为纲目。首卷为三师﹑三公﹑尚书都省﹔以下依次分卷叙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然後叙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等五省﹐以及御史台﹑九寺﹑五监﹑十二卫和东宫官属﹔末卷为地方职官﹐分叙三府﹑都督﹑都护﹑州县等行政组织。
《唐六典》的正文记叙唐朝中央﹑地方各级官府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定员与品级)及其职权范围。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注文﹐或记职官沿革﹐或作细则说明﹐或附录有关诏敕文书。正文所叙诸官司的职掌﹐多直接取自当时颁行的令﹑式﹐均属第一手资料。注文所叙职官的沿革﹐多取自先代典籍。由于这些令式和典籍至今多有亡佚﹐所以《唐六典》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一向为学者所重视。《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的作者都采用《唐六典》的材料﹐其职官部分基本上是依据《唐六典》撰成的。
《唐六典》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本﹐已佚。今存最古刊本为南宋绍兴四年(1134)温州刊刻残本﹐仅存卷一至卷三第一页﹐卷三﹑卷七至卷十五﹑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共计十五卷(内有缺页)﹐分藏於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中华书局影印本。明代有正德十年(1515)和嘉靖二十三年(1544)两种刻本。清代有嘉庆五年(1800)扫叶山房本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雅书局本。《唐六典》在国外流传甚早﹐约在9世纪末成书的《日本见在书目》﹐即著录有《唐六典》一书。日本现存古刻本有享保九年(1724)近卫家熙刻本和天保七年(1836)官刻本﹐以近卫本较好。1973年﹐日本广池学园事业部影印《大唐六典》﹐系以近卫本为底本﹐吸收了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的校勘成果﹐成为日刊《唐六典》的最佳版本。
唐六典详目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六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
一台：御史台。
九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大府寺。
五监：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将作监、百工监、就谷监、库谷监、太阴监、伊阳监、都水监。
十二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诸卫折冲都尉府。
东宫官属：太子三师、太子三少、太子詹事府、太子家令寺、太子率更寺、太子仆寺、太子左右卫率府、左右率府亲府勋府翊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太子左右内率府。
地方职官：亲王府、亲事府、帐内府、亲王国、公主邑司、三府都护州县官吏。

9.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的发源国是哪个国家

一、 一般说来，行政诉权出现于欧洲中世纪时期,概括地说，行政诉讼分别起源版于法国和权英国，并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正因为此，行政诉讼制度也才有英美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和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之分。
二、 法国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的发源地，也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的代表。法国的行政法院系统最早起源于拿破仑时期。 但行政诉讼在法国的确立却比行政法院的出现要早得多，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时期.
三、在英国，行政诉讼最初可追溯到普通法的形成时期。 英国的行政争议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均由普通法院管辖，没有像法国那样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的行政法院系统,

10. 行政合理原则的发展历程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词中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
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在中国，以行政合理原则是否为立法确立，以及立法确立程度不同为标准对该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地位的变动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行政合理原则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中又可细化为两个阶段。建国前，行政合理原则未进入立法者考量的范围，即使在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具体规范中都找不到能够体现行政合理原则的基本理念或具体要素。在专政的中国，行政权力之大可谓除皇权对其有约束力和威慑力外几乎不受司法权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中，就行政合法原则都很难贯彻就更不用说行政合理原则了。建国初期后，行政合理原则虽然未明文规定在法律中，但是在构建民主社会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行政法规、法规中也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法律平等”、“为人民服务”的一般政治宗旨也当成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规定了行政原则
1982年《宪法》第89条13款：“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十四）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工作，有权改变或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4条：“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能应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可见将该原则已经作为行政立法监督、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的行为依据。但尚未成为行政诉讼领域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