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

『壹』 民事诉讼法中怎么理解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形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影响；收集证据的主体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一定影响，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收集证据的程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较大影响，但总体上应当从宽；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不应作为判断民事诉讼证据是否合 法的标准。民事诉讼在证据合法性的解读上应当不同于刑事诉讼，总体上应当更加宽松 、灵活。按照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合法性是证据属性的构成要件之一，证据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内涵却有争议。多 数人认为，合法性指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另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是对证据合法性的内容的阐解，在三大诉讼法中是否应有所区别。一直以来 ，对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的解释都是套用刑事诉讼领域对该问题的理解， 没有做出区别。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68条明确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规定似乎对民事证据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诉讼更为宽松的解释。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55条，明确提出了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针对的内容是：(1)证据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这一对证据合法性的解释与以往的学理解释又有不 同之处，它将违法情形是否会对证据的效力产生影响作为判断合法性的标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们，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应当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应当如何将这种差异体现于立法中还有待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 与刑事诉讼有显著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别于刑 事诉讼的解释。但是，证据的“合法性”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学者 将它的内容进行拆解，使其变成一个由若干要件共同构成的证据合法性规范(比如，将合法性分解为证据的形式、取证的主体及取证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一总体的思路是正确的。问题仅在于在民事诉讼领域应如何选择“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释每一个构成要件的内涵。

一、证据的形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依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 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形式。并且按照证据法学的一般理论，证据只有具备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为什么要将法定的形 式作为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之一以及这样规定的意义何在，还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有更多的新类型的证据出现在诉讼中。上述七种证据表 现形式难以概括并预见所有的证据形式。如果按照诉讼法学界的通常观点，证据只有具 备了法定的表现形式才有可能被采纳，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荒谬之处显而易见。并且从 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对于某些新种类的证据，比如，经常在诉讼中出现的电子证据， 法院也并没有因为它不属于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就拒绝采用。对此，也许会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并举例说，测谎结论不就是因为不具有法定证据形式才不能被采纳吗?测谎结论之所以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并非由于它没有在七种证据表现形式之 列(我们可以将它纳入鉴定结论的范围内)，而是由于测谎结论的准确性还不十分令人满 意，另外，测谎这种方式本身与诉讼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比如反对自我归责原则)有抵 触之处，因此，我国诉讼法才没有将测谎结论列为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列。

在证据形式与证据的合法性的关系的问题上，坚持证据必须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也与各国在证据法领域尽量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的趋势不符。并且象我国民事诉讼法这样对证据的形式做出如此细致的划分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 见的。在英国证据法理论中，证据被笼统地分为口头证据、文书证据和实物证据三类。 口头证据也称证言，一般指证人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实对法院所作的陈 述。文书证据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审阅的以文字、符号等信息传递思想内容的事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证据形式，如录音带、影片等也被纳入到文书证据的 范围内。实物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物体、身体特征、证人举止、勘验、自动化记录 等。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通过诉讼程序的运作来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因此对证据的分类 就必然要适应这种调整方式。在法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被分为书证、证言、推定、自认 以及宣誓五种。法律 没有规定物证这种证据形式，这是因为物本身并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物所体现的案件 事实只有通过人的“解释”，比如，鉴定、勘验、诊断、确认等方式才能实现。法律具 体规定了解释物的具体方式和程序却没有把物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形式。对物的“解释 ”的结果视具体情况被归纳到其他证据形式的外延内。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对证据 的分类方法，适当改变对证据形式的划分方式，减少类别，扩大各类证据的外延。比如 可以将证据从形式上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人证包括证人、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 。物证包括在诉讼中能够起到证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证据 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会生活事实，使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证据 种类能够归入到现有的证据类型中。

二、收集证据的主体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的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有不同的体现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证据收集工作是由控诉机关完成的，并且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还涉及到某些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 密切相关的强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规定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才有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来收集证据，其他诉讼主体无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是可能导致证据丧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证据的主要主体，法院只在例外情况下才提供帮助。但是，我国1991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审判者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的区分并不令人满意，这集中体现于没有切实贯彻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审判方式改革， 这一问题已有明显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进行了初步的限定，并且后一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应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把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限定于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利的事实及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 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法院才能不经申请主动 调查收集证据。并且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申请调 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必须经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 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规定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与当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确了，但尚不能认为这些规定已经十分完善。因为法律并没有同时规定如果法院超越职权收集证据，也就是证据的收集主体不合法时将对该证据的采纳产生何种影响，而这正是限制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关键。

但是，并不认为法院超越职权收集的证据应该一律不可采纳。因为如果让当事人承担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不利后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难有说服力。而且如果规定法院越权收集的证据一律无效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危及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对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效力应根据越权行为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证据本属于应由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围之内，不符合法院收集证据的条件的，此类越权收集的证据应认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当事人提出异议并证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该证据自己也会收集并向法院提供此证据。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收集证据的行为 违反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某一证据应视为当事人在行使对证据的处分权 ，法院无权干涉；对于证据客观上虽具备了由法院收集的条件，但法院在没有经当事人 申请的条件下实施了收集证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并不当然无效，除非有申请 权的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该证据。

总之，在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合法性的关系上，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应当成为 判断某一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在证据法领域明确区分当事人与法院 在诉讼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贯彻法院的越权取证行为将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的原则时应充分考虑证据的失效可能对诉讼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灵活处理。

三、收集证据的程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程序对证据的合法性的影响体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明确规定合法的证据应当具备的条件，而是通过非法证据的排除来达到保证取证行 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特指由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证据。由于这类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易给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损 害，因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通过 违法程序收集到的证据，立法发展的趋势却日趋理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非法证 据分为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1)对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于严重 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因此两大法系诸国对此类证据均持否定态度，不允 许采纳为定案根据；(2)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采取灵活的政策，或原则上承认其效力( 法国)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国、德国)；(3)对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获得的其他证 据的可采性问题，逐步趋于放松对这类证据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实行“毒树之果”排 除规则的美国近年来也不断通过判例法修订原来的规则，增加了许多例外规定。

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对当事人用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英国 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最初的原则是：该证据的可采性取决于它与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采纳了原告从邮局盗窃来的信件作为证明被告 有通奸行为的证据，事后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这并没有影响证据的可采性，审理 该案的上诉法院认为：“近年来，法律的政策是采纳几乎所有的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并 实现司法公正的证据。”这一判决对英国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法院处理 相同问题时经常引用的一个判例。但是，不断有人对这一判例所确认的原则提出异议， 最终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态度才略有转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规则，应当根据每个案件的 特定情况决定是否采纳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这些应当考虑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证据的性质、使用该证据的目的、取得该证据的方式、采纳该证据是否会对被取证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该证据的采纳是否会对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有所帮助。”这样，在英国的民事诉讼中， 在决定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可采性时，实际上采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裁决。美国对待普通公民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并不绝对地禁止，除非该证 据的取得方式使证据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法院不予采纳的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机关违反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取得的证据，而公民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显然不属于该修正案规 定的范围，因此是可以采纳的。

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以非法手段从对 方当事人处取得的并且属于对方当事人所有的书证是不可采的。但是，用违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录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证据却是可采的。在大陆法系的另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采取了相当性原则。 德国最高法院虽然在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中曾有过排除秘密获取的录音带的案例，但是为了避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过度使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障碍，德国法院采取了相应 的限制措施。如果采纳违宪获取的证据是保护他人权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护更为紧要的基本价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国法院有权采纳违宪取得的 证据。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实践中也缺少可以依据的案例。学者对此的观点有三种：法规范统一说主张不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是整体法规范的组成部分，因此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在诉讼上也应当为否定之评价。否则 ，一方面就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另一方面却允许在诉讼中使用该违法取得的 证据，将造成国家法律体系的矛盾；法规范分离说认为，证据取得行为的实体违法性与 诉讼程序中利用该证据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实体法的违法性与证据的能力问题上应当 作出区别；近来有学者提出，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应当参照宪法与民事诉讼 法的基本原理，依据个案权衡。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在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上对非法取得 的证据的态度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体，不存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因此，法律应当将规范的 重心置于保障、促进双方当事人积极地行使调查取证权上，而不是保护处于劣势一方当 事人的权利免受对方侵犯。其次，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从调查 取证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主要由当事人收集证据。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法律对当 事人的调查取证权缺少切实的保障，加上我国公民整体的法律素质较低，造成了许多当 事人对法院的取证权仍存有很大的依赖心理，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如果规定得过于严格难免会增加取证的难度，挫伤当事人举证 的积极性。最后，我们还应当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一方面，过于严格的排除规则会减少法官据以做出判决可以依据的信息，不利于 实体真实的实现；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证据意味着对该证据投入的司法资源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显然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明确界定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界限。刑事诉讼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决定 了必须对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职权或违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民事诉讼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法 律对普通民事主体的行为要求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是合法的 。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关于当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尚有不妥之处：一方面，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公 民的权利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民主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如果认为当事人的取证行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项权利都应认定由此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纳，显然是对民事诉讼证据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也似乎与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违法取 证行为又有不同的类型，有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而且 违法行为本身使证据的证明力受到影响，比如用肉体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证据 ，另外一些违法取证行为虽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并没有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比 如用私自录音的方式录取的证人证言或用盗窃的方式取得的证据等。笔者认为，对这两 种不同的“非法证据”应在效力上有所区别，对前一种“非法证据”应当绝对地排除适 用，因为它不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亦难以保障。对后一种类 型的“非法证据”，由于还有可以利用的证据价值，因此应当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采纳。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调查取证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 程序性权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对这一权利作出禁止性规定的 。对当事人取证权的限制性解释只能通过较高级别或同级的法律作出。因此，对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批 复的法律效力有所怀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舍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采取利益衡量的原则。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非法证据”，虽然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但是只要证据的可靠性并 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法律并不绝对地规定这些证据是不可采纳的，法官也不能仅仅因 为该证据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绝采用，法律将这类证据采纳与否的决定权交给法官 ，法官在判断是否采纳某一非法证据时应综合考虑案件的性质、当事人取证的难易程度 、该非法证据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证行为给被取证方造成的损 害等各种因素。

第三，应当区别对待非法取证的行为和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这也是其他国 家民事诉讼制度在对待该问题上共同的立场。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 享有通讯自由权，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还是采纳了电信公司 通过窃听方式取得的证据。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宽容态度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取证行为应当听之任之。 对于后者，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被取证方可以通过另外的诉讼程序要求取证方承担 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也许会有人担心在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采取宽容的态度会纵容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此，对当事人非法取证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对这种非法取证的行为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甘愿冒险用违 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主要原因往往在于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法获得该证据。这就要求我 们在立法上拓宽当事人获得证据的渠道、降低举证难度、切实保证取证权的落实，只有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四、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与证据的合法性

在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通过实体法的规定对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种常见的做法。特别是书证这种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被赋予较高的地位 ，法律明确规定对某些法律关系或事实的证明必须用书证的形式，其他种类的证据不具 有可采性，这一原则就是书证优先性的。法国是实行书证优先原则的典型代表，法国民法典第1341条规定，一切物体的金额或价值超过五十法郎者，即使为自愿的寄存，均须在公证人前作成证书，或双方签名作成私证书。证书作成后，当事人不得 就与证书内容不同或超出证书所记载的事项以证人证明，亦不得就证书作成之时、以前 或以后所声明的事项以证人证明，如物件的金额或价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意大利， 书证优先原则也同样有所体现，比如，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和解协议的证明法律明确要求只能使用书面证据，其他的证据形式不能被法院采纳。除了书证以外，实体法还 可能对某些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证明提出诸如公证、登记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学者认为这些要求构成了证据可采性的一个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规定才能认定 证据具备了证据能力。

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不同意将是否满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为检验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标准。如前所述，在我国实体法对法律关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为 法律关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证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国《合同法》第270条的规 定，建筑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当事人在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中，只能用 书面形式证明合同的内容，如果没有书面合同法院将判决法律关系无效。但是，并不能 由此认为除了书面证据之外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都不具有证据能力，因为如果法院以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为由判决合同无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导致合同无效的 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此时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在证明合同无效 的民事责任时由于证明对象的改变，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

总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与刑 事诉讼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总体而言更为宽松和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目标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当事人和法官拥有了更多的行为空间和选择余地。

『贰』 如何解决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9日正式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9号，以下简称《规定》），2011年1月1日起实施。《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涉台民商事案件审判实践的需要，依法作出的一项重要司法解释。

近年来，随着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的实现，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涉台婚姻、继承、经贸投资等民商事纠纷越来越多，案件涉及的法律和审判规范也越来越复杂。明确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规范，对于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切实保障两岸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有效维护两岸民商事交往的正常秩序，十分必要和重要。

《规定》共3条，主要解决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同时对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法律地位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规定》第一条是该司法解释的核心内容，明确规定了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该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应当适用的实体法。这里所讲的实体法既包括两岸的法律，也包括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该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台湾地区法律为案件所应适用的实体法，并予以适用。同时，《规定》第三条规定，适用该有关法律不得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条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指的是参照适用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也即冲突规范，包括民法通则第八章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规定的内容。人民法院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是从司法角度妥善处理法律适用难题、切实维护两岸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务实做法。

《规定》第二条对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法律地位作了强调。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外国人在诉讼中也享有同中国公民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台湾同胞作为中国特殊地域的居民，在诉讼中当然具有与大陆当事人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一贯坚持平等保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一贯重视依法保护海峡两岸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台民事案件的几个问题》的司法解释，对审理涉台婚姻、夫妻共同财产、抚养和赡养、收养、继承、房产、债务案件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1998年，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保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尤其是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随后，为回应台湾法律界人士和民众的诉求与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又将认可台湾地区民事判决的范围予以扩大，对于台湾地区有关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和支付令也予以认可。为适应新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变化，发挥认可台湾地区民事判决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更大作用，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实施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台湾地区民事判决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同时更加详细地规定了认可的具体程序，使台湾地区民事判决在大陆的执行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为解决涉台民商事案件审判中存在的诉讼文书送达难问题，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了《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两岸法院及时、公正审理互涉民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司法解释的制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维护两岸同胞实体权益、平等保护两岸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发展正常有序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务实而重要的举措。

这次公布和实施《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继制定实施上述重要司法解释后的又一重大司法举措，体现了人民法院服务对台工作大局，切实为两岸人民谋福祉的精神。今后，人民法院在涉台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将严格依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准确适用法律，确保涉台案件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坚持公正、高效、严格司法，妥善处理好相关案件，促进两岸关系不断发展。

『叁』 台湾人在大陆欠款，官司打赢了，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1，欠款的官司胜诉后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到财产，之后还能再次申请强制执行吗？还是必须重新回起诉一次？答(答：不用重新起诉！提供财产线索，申请恢复执行即可。)
2，因为没有执行到任何财产。但被告输了这个官司，对他以后的人生有没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有影响。在法院的网站，会有他涉及诉讼，有未执行完毕的记录！）

『肆』 台湾法院的判决书在大陆如何执行

法律分析：不可以在大陆直接适用。首先我国大陆地区是不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和台湾地区的法律在很多地方是有区别的。不能直接适用。台湾的判决要在大陆执行，首先要在丙公司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去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承认台湾法院判决的裁定，然后由该中院去执行这个裁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一百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伍』 民事诉讼法中二审程序有那些判决

你好，根据《民诉法》规定：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回照下列情形答，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陆』 被告是台湾籍,在大陆法院怎样起诉

向法院立案庭起诉，提供证据并提供他的台胞证复印件或是其他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就可以了。

『柒』 台湾的民事诉讼法是移植了日本的，还是德国的

1906年奏进的这部《刑事民事诉讼法》，是清末“改变旧律、修订新法入手第一着”该草案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共分四编，800条。这部草案虽然由于清朝的覆亡而未及正式颁行，但却为民国政府有条件的加以援用，并为以后历届政府编纂更加完善的民事诉讼法典奠定了基础。

因此，旧中国（台湾）民事诉讼法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

http://www.yout.cn/Lunwen/Lvsee_6314773/

参考资料：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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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参考资料：《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http://www.5dww.net/read-htm-tid-62264-fpage-5.html

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捌』 民事诉讼中，法庭前调解的特点有哪些

【为您推荐】桐庐县律师 番禺区律师 浉河区律师 平度律师 南浔律师 邯郸县律师 建德市律师 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因为民事纠纷等活动发生诉讼关系，民事诉讼法庭前调解跟诉讼的程序有所区别也有所联系，法庭前的调解必须是在合法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那么民事诉讼法庭前调解的特点和作用有哪些呢?下面就让的小编为您解答。 一、民事诉讼法庭前调解的特点 民事诉讼诉前调解(以下简称诉前调解)，是指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的调解。诉前调解程序独立于诉讼程序，同时又与诉讼程序紧密相连，在性质上它属于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ADR)，并且属于法院附设的ADR或曰司法ADR的范畴。诉前调解不同于诉讼外的调解，也不同于诉讼中的调解，它有以下特点： 1、诉前调解是法院主持下的调解。 虽然诉前调解是在诉讼程序开始前的调解，但它不同于法院外的调解或曰诉讼外的调解，法院外的调解是没有法院参与的，它们是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等法院外的组织和人员主持下的调解，包括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仲裁调解等调解形式。而诉前调解是在法院主持下的调解，调解的主持人是法院，法院可以自己调解，也可以同其他调解人员一起调解，还可以委托调解。例如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规定，诉前调解由地方法院的简易庭法官办理，调解通常由法官选任的调解委员1~3人先行调解，等调解到相当程度而有望调解成功时或有其他必要的情形时，再报请法官到场;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合意由法官进行调解或法官认为适当时，由法官进行调解。日本的民事调停法则规定，诉前调解通常由调解委员会调解，但法院认为适当时，由法官单独进行调解，调解委员会由3人组成，由法官担任调解主任，调解主任由地方法院在法官中指定，其他两名是调解委员，从民间并经事先选任的调解委员名单中指定。 2、诉前调解事项具有特殊性。 诉前调解有强制性的诉前调解和任意性的诉前调解之分。强制性的诉前调解是指某些事项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必须进行调解，对于强制性的诉前调解事项而言，诉前调解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任意性的诉前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在诉前由法院进行调解，除了强制调解的事项以外，其他所有的事项都实行任意调解，对于任意性的诉前调解而言，诉前调解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强制性的诉前调解事项是较为特殊的，而且是较为有限的。一般来说，根据纠纷事项的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居住的环境、非讼色彩、争议金额等因素来决定诉前强制调解的范围。如在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强制性的诉前调解事项只有11类：①不动产所有人或地上权人或其他利用不动产的人相互间因相邻关系而发生的争执;②因定不动产的界限或设置界标发生的争执;③不动产共有人间因共有物的管理、处分或分割发生的争执;④建筑物区分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间因建筑物或其共同部分的管理发生的争执;⑤因增加或减免不动产的租金或地租发生的争执;⑥因定地上权的期间、范围、地租发生的争执;⑦因道路交通事故或医疗纠纷发生的争执;⑧雇用人与受雇人间因雇佣契约发生的争执;⑨合伙人间或隐名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间因合伙发生的争执;⑩配偶、直系亲属、四亲等内的旁系血亲、三亲等内的旁系姻亲、家长或家属相互间因财产权发生的争执;其他因财产权发生争执，其标的的金额或价值额在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此项所定数额，台湾地区“司法院”可以因情势需要，通过命令减至新台币5万元或增至15万元)。 3、诉前调解是独立于诉讼程序的，有自己独特的程序。 诉前调解程序是在诉讼开始之前进行的程序，是一种非诉讼程序，它有一套独特的原则、原理和程序运行机制。诉前调解程序因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调解通常在法院进行，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其他适当的处所进行，即使在法院进行，也不必在正规的法庭进行调解，而应当在调解室或其他有关场所进行;调解不公开进行;调解未必像诉讼那样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调解程序中法院职权较大，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调解协议经过当事人合意而成立。 4、诉前调解协议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调解成立以后，诉前调解程序结束，调解书或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可以依据调解书或调解协议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诉前调解的这一效力是同我国现行的诉讼中调解的效力是一样的，它不同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调解协议是不能作为执行根据的。在现代社会，诉前调解程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民事诉讼法庭前调解的作用 1、诉前调解符合解决某些特殊类型的纠纷事件需要。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有一些纠纷的性质、当事人之间关系特殊，它们特别需要或者特别适宜通过调解解决。台湾民事诉讼法学者邱联恭教授指出，特别需要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事件包括：当事人间因事件的性质、居住环境或一定的亲等关系，特别需要维持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系争的标的金额或价额太小或所需的调查证据、认定事实特别烦琐困难，进行诉讼程序显然违反费用相当性原理;事件具有浓厚的非讼色彩，为解决纷争所需的判断主要在于斟酌决定两造日后所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论断当事人过去之是非2、诉前调解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诉前调解制度的设立，使得当事人双方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就非强制调解的事件申请法院调解，这就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了一个选择适用成本较低的、比较灵活的诉前调解程序解决纠纷的机会。再次，诉前调解可以起到疏减讼源、减轻法官负担的作用。通过诉前调解，一些纠纷在诉前得以解决，而不必进入诉讼程序，这可以减少诉讼案件的数量，减轻法官的负担，同时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3、诉前调解有助于推进司法民主化进程。在诉前调解程序中，具有丰富社会生活经验、特殊专业知识的调解人员被邀请参与调解程序，扩大了人民参与司法的机会，有助于实现司法民主化功能。 民事诉讼法庭前调解主要的特点就是特殊性跟强制性，但是强制性的诉前调解事项是有限制的。法庭前调解可以维护彼此的和谐关系，尤其是事故当事人是有一定关系的。并且通过法庭前调解，可以适当的减轻法官的负担，减少替丁的诉讼案件的数量，同时降低了民事诉讼的司法成本。 延伸阅读： 民事诉讼费收费标准 民事诉讼有哪些案件是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在民事诉讼财产保全程序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