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分析报告

㈠ 刑事诉讼法

你好：
1、二审期来间，一审法院提源起审判监督程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为什么?
不合法。因为二审受理后，一审判决就不会生效；既然不生效，就不会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对象了。

2、一审法院院长能否独立决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请说明理由。
不能够。理由：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法定的行使审判权的机关和公职人员。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民事诉讼中有权行使审判权的机关和公职人员包括：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委员会，他们共同对本院的审判行审判监督权。

3、二审法院将案卷材料退回一审法院是否正确？请说明理由。
不正确。于此无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该自己审完。

㈡ 检察院案件管理受案出口管理

案件质量是执法办案工作的生命线，案件质量管理是检察机关大力推进案件管理新机制的核心要义。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原称案件质量管理中心，筹建于2008年4月，经过五年的不断探索与完善，创新机制，实现了对动态办案过程和静态案件质量的有效监控、管理，有力提高了案件质量管理水平。
一、针对重点案件设置案管审批制度，做到关键环节事前审核把关。
2011年3月，经过三年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湖滨区检察院正式成立案件质量管理中心，高配检委会专职委员任主任，严格按照《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案件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检察长和院检察委员会的领导下，对本院管辖的重点案件质量进行监督、管理。三年来，该院案管中心共受理职务犯罪案件呈请立案、移送起诉、采取强制措施、提起公诉审批，普通刑事案件呈请变更强制措施、不批准逮捕、监督公安机关撤案、改变定性、不起诉、抗诉审批，刑事赔偿备案，共计143件236人。案管中心对所有报批案件都在《案件质量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间内给予明确答复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经过探索与发展该院在加强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制约，提高执法水平与案件质量的同时，检察干警的执法理念、案管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
（一）创新案件质量管理的主要做法。
一是建章立制，为规范干警依法办案和保证案件质量奠定基础。由案管中心起草，检委会审核通过的《案件质量管理办法》，赋予案管中心对本院管辖的所有案件、具有初查、侦查、审查、处理权的所有部门、参加（参与）办案的所有检察人员及其所有办案活动实行管理与监督的职责。规定案管中心针对我院管辖的重点案件（立案、变更强制措施、不捕不诉、法院改变定性、决定给予国家赔偿、社会普遍关注、上级院交办等案件）、业务部门办案活动的重点环节（如立案、采取强制措施、报捕、移送起诉、不起诉等案件关键节点）、相关人员履行办案职责的过程进行监督规范，通过对各业务部门报送文书和相关材料、备案审查等方式对全院案件质量进行审查监督，并对审查监督结果定期进行通报。该院在制订《案件质量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勇于尝试，相应地设计和制作了《呈请立案审批表》、《呈请移送审查起诉审批表》、《不(予)批准逮捕审批表》、《不起诉案件审批表》等10多种格式文书，保证了案件质量管理工作的可操作性及有序开展。
二是严格履职，确保案件质量的有效管理。案管中心通过查阅卷宗、备案审查等方式对业务部门报送文书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后，对案件质量提出处理意见。即对重点案件的关键节点均需报案管中心审批后，方可进入下一诉讼环节或作出相应处理决定。若案管中心意见与办案部门意见不一致，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针对报请审批的所有案件，案管中心均严格实行专人审查、中心负责人把关，疑难复杂案件集体讨论、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审核机制，严格、缜密审查，并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报审的案件98%均采纳案管中心意见或建议，顺利有效诉讼，案件质量得到一定提高。如2011年审查起诉的王某某故意伤害（轻伤）一案，双方达成和解，拟作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处理，经案管中心审查后，认为该案被害人伤情位于头、颈部且系被告人多次刀砍所致，作案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不同意作撤销处理，经向检察长汇报后，该案依法提起公诉，被告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宣告缓刑两年。2012年该院办理的1件3人职务犯罪案件（系信访案件），案管中心审查提出意见后，经多次补充证据，后由案管中心牵头组织经自侦、案管、公诉会诊讨论，经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判处三被告人三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是该院近六年以来首个私分国有资产实刑判决案。
三是适时调研，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2011年，针对该院受理因传销引发的犯罪案件居高，占受理案件总人数的15.8%，在审查起诉阶段涉案罪名由非法拘禁变更为抢劫的案件数过高，占全部改变定性案件数的61.5%，且法院最终采纳起诉意见，均以抢劫罪判处的突出问题。案管中心多次到公安局、工商局打传办进行调研，结合2009年以来我院办理的传销人员犯罪案件，研究传销人员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危害，分析传销人员犯罪的原因及在打击传销人员犯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及对策，并与办案部门沟通，统一了办理传销案件的法律适用、证据标准，为之后类案的办理提供高质量的参谋和服务，有效地提高了此类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2012年，由案管中心牵头组织反贪、反渎部门针对近五年来办理的所有自侦案件进行专题调研，重点针对未顺利提起公诉的案件，深入查找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形成《湖滨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自侦案件质量分析报告》，原检察长杨森在该报告上做出批示：“此报告很好！好在问题找得准，原因析得透，措施想得实。”，并以《领导参阅》形式上报市院。同时，对当前职务犯罪实刑判决率低的原因进行统计分析。为今后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和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谋和服务。
（二）创新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优势。
优势一，领导重视，部门配合。该院案件质量管理工作由检察长提出，院党组部署，筹建于2008年4月，初步设立案件质量管理中心，经过三年的探索，2011年正式成立并建章立制，高配专职检委会委员任主任，直属检察长领导，是唯一一个受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直接领导的部门。院党组的高度重视，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是该院案件质量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优势。
优势二，目标明确，定位准确。该院于案管中心成立之初便明确其宗旨为“保证和提高案件质量”，目标为建立一套对本院管辖的全部案件、办案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规范、监督、预警、控制、保障的案件管理体系，该套管理体系的最终定位便是为案件质量服务。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及高检院案管机制改革精神相一致，是更好地推进今后案件管理工作的导向优势。
优势三，把握机遇，狠下功夫。综观检察业务运行发展态势，案件管理机制改革逐步全国推广的发展趋势，该院牢牢把握本院案件质量管理工作起步早的优势，抓住机遇，狠下功夫，制定自己的管理办法，独具特色，把案件质量管理工作走在前端，为今后案件管理工作开路辟石、积累经验。
（三）探索开展案件质量管理工作的困扰及对策。
由于《案件质量管理办法》过于倾向案件实体证据、定罪性质的把握，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有关案件管理的规定及高检院、省市院案件管理工作机制侧重点不同，虽然做到了重点案件的事前监督管理，但却形成了办理过程中的管理、监督过程中的办理，即寓管于办的管理模式，且由于人为主观因素占主导地位，容易受到“先入为主、服务大局”的主观影响。针对此问题，紧密结合高检院、省市院案管工作办法整体要求，该院及时转变工作思路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保持案件质量管理特色的同时，将案管工作重心从实体审查向程序监控转移，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过程与结果并齐，齐抓共管，以程序管理建设制约实体审查中存在的缺漏，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二、落实案件统一“进出口”管理机制，从程序管理实现实体公正
正义的程序促使结果的公正。考核检察机关办案质量高低的指标虽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但案件结果的公正却有赖于案件的办理程序。
针对探索开展案件质量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2年底，湖滨区检察院院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为依据，经编委批复正式成立案件管理办公室，制定《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案管办法》），另调配2名专职工作人员充实到案管队伍，从机构名称到人员配备全方位改革，全过程履行“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职责，改变之前仅仅重点案件关键环节审核把关、难以及时全面掌控和监督的状况，切实把好案件集中管理三项关口，实现执法监督管理严密、执法过程公开秀明、执法成效显著，提升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
（一）源头治理，把好案件受理关。2013年1月至今，案管办共受理、登记、分流各类刑事案288件439人，其中侦查监督类案件139件173人，审查起诉类案件149件266人。其中，要求补充完善材料212件360人，占受案总数的73.61%。面对艰巨的受案任务，案管办坚持严把入口关，对受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认真审核把关，重点审核把关新刑诉法修改的部分及移送案卷存在的共性问题，例如：法律文书格式是否规范、法条适用是否正确；未成人法律援助的指定、讯问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盲聋哑人、少数民族翻译问题的解决、鉴定结论的依据、前科材料及相关释放、执行证明等等。同时，兼具实体性质的审查，例如，移送审查起诉的韩某、宁某敲诈勒索案、宋某诈骗案，从罪与非罪的角度做实体审查，并与公诉部门沟通，不予受理。针对审查出的程序、实体问题明析根由，逐条分项列明补充事项，从源头上、从入口处把好案件质量关，使简单案件分流业务部门后一次过关、快速办理，复杂案件减少反复补查率。源头治理，在严格的审查中，一些关系案、人情案无所遁形，得到有效遏制，切实为我院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服务。
同时，为公安机关完善证据、移送卷宗提供一定的便捷，一位公安办案民警反映，“设立案管办这个部门真好，受案人员对案卷的各项材料审查很细，很有耐心地逐一讲明应有的材料，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把关键材料备齐，少走了很多弯路，避免了侦查、批捕、公诉工作重点不同带来的不同标准。”
（二）流程监控，卡好案件程序关。纵观近几

㈢ 求 法学 案例分析和社会调查报告。 案例分析2000字左右。在线等。急用

你还不如去中国知网 下载几篇。

然后东拼西凑。

2000字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帮你写的。

再说你连悬赏分都没有。

㈣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要好好的学，具体如下看看我学习的心得
读书是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后来我发现按照主题来阅读，更高效，更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尤其在写作论文时，我会有选择地阅读，这时眼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一本的书，而是一个个章节，一个个的问题。针对我的论文主题，我会频繁地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从一处资料跳到另一处资料，从而来获得多个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主题不同角度的认识和阐述，

法条与原理

坦率地讲，上学时，除了复习准备司法考试会强化记忆一些法条应付考试外，没有在课堂或者图书馆翻阅法条，更没有刻意记忆法条，现在做律师也不会专门记忆法条，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迅速查找调动出来。上课时，导师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章节顺序授课，其自成一派，从不照本宣科，授课范围是刑事诉讼前沿问题，授课方式是专题式讲授。

作为习法之人，掌握一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要比学习、记忆某个知识更为重要。正如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切空，学习和熟练掌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要比背诵法条和概念更为重要。

刑事诉讼原理是总结刑事诉讼实践而提炼出来的体现刑事诉讼基本规律的理论。刑事诉讼的原理包括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刑事诉讼的若干基本原则、基本要素、构造、程序等，这些原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实务的指导性准则，所以只有熟练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才能够触及刑事诉讼的真谛，有助于理解刑事诉讼规则背后的东西，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培养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人区别于非法律人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法律人拥有一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运用法律的理念、原则、规则、概念进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陈瑞华教授曾精辟指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犹如一束光线，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照耀着我们的心灵，影响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帮助我们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和新理论，也使得我们在看待同一问题时，与一般的非法律人有了更多的不同视角和见解。

如何培养塑造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呢？只要通过严格的法学训练，诸如大量的阅读，听讲座，完成知识的积累，学会研究问题的方法，写作论文过程中，可以使你养成科学的研究习惯和工作习惯，使你拥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素养，以上的训练过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这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便水到渠成塑造成功，逐渐成为法律人的思维工具。

学习法律，一定要经常思考和写作，这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写作是为了更好的思考，思考促使你勤奋地写作。学习刑事诉讼法，还应当密切关注社会发生的热点案件，结合案件涉及刑事诉讼或者证据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书写出来，这个过程可以培养写作、思考刑事程序问题的能力。

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总是有种将书籍赋予你的知识和灵感书写出来的冲动。在读研期间，我有那么一段很规律的时间，上午图书馆看书，下午在宿舍写作，晚上图书馆接着看书、思考、写作，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据我所知，很多人也有写作的冲动，但是在开始书写之前，又发现写不出来，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文笔与想法不同步，这是一个怪圈，这时更要逼着自己写出来，你越是不开始书写，总是拿有限的思维缓存去默想一个问题，就越是没有内容可以写

㈤ 结合刑事案件谈谈律师在审理过程中如何进行辩护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
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
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记得1998年11月，我担任罗荣的辩护人出庭辩护，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均载文说罗荣是“贪污大鳄”——广州市最大的贪污犯。起诉书指控罗荣利用其担任鸿联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便，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无偿移交给其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而国奥公司是三人开办、罗荣独占全部股权的私人公司，罗荣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我作为辩护人则在法庭上举出26份书证说明，罗荣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由省府一办设立、资产和利润属于省府一办所有，进而指出罗荣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移交给国奥公司，属企业法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于是罗荣私吞了，罗荣不构成贪污罪。截止1999年12月，该案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参与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我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我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我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我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 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
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

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1第2款是什么意思

诉抄讼法51条只有一款，其内容为公检法应该依法办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㈦ 唐新波的案件评析

今天上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唐新波律师介绍，“继续侦查”与“补充侦查”属于不同刑事诉讼程序中不同的法律概念，继续侦查是发生在侦查阶段，而补充侦查则发生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唐律师还介绍说，该案在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可依据《刑事诉讼法》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经审查后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侦查的，检方可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 。 今天是2013年新年第一天，也是《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正式实施的日子。今天上午，大兴检察院依据新刑诉法启动首例羁押必要性审查，为一名逮捕在押的交通肇事案嫌疑人李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李某被当场释放回家。
案发后，李某主动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可认定有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李某不具有继续羁押的必要。律师说法 嫌疑人可自提该审查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资深刑事律师唐新波表示，在新修订的刑诉法中，新增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唐律师介绍，“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程序”既可由检察机关主动审查，也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被动审查。唐律师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比率高是普遍现象。此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推出，将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关押，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 中共“十八大”步步近，地方政府新一届走马上任的政法委书记们将要面临一场“维稳”大考。而地方政法委书记自身也出现了新变局。按照惯例，地方政法委书记一般兼职地方公安系统一把手，这种模式多年来一直饱受“干涉司法独立”的诟病。今年地方党委换届，新任的政法委书记中，兼任公安系统一把手的仅有8人，之前的惯例或将被打破。
“这种安排是对公、检、法机关宪法地位的正常回归。”“李庄案”代理人、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新波分析，如果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一把手，那就形成了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事实上领导了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受到了行政权的领导，而不仅仅是干预。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媒体采访时也曾提议，“我建议最高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普查那些‘留有余地’的刑事案件，以防止类似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这样的冤假错案。”他认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就是当地政法委协调决定的，这种沉痛教训应当认真汲取，从制度改革上防止重蹈覆辙。
鉴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同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亦有人提出地方政法委书记可由法院院长兼任，这样既能强化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又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检察长和公安一把手都不适合当政法委书记，他们都是执行法律的中间环节。实在没有办法非得要有一个的话，法院院长担任政法委书记最合适，比其他都要好。”曾经在最高检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商事法律科学中心副主任杨立新解释。
对于政法委书记今后谁来当，刘素华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她认为无论是兼任还是专职这主要是人事任命。需实际情况分析，这和干部本身的能力还有专业背景有关，以及在地方公检法这三个部门的协调都有关系。不过，针对司法系统人士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局面，刘还是表示肯定，这是法律意识的提升和增强，我们不再是简单的要维持社会治安。
唐新波表示，政法委对公检法司的协调，应该更多的体现在对面上工作的协调，政法委的领导更多应该体现在对公检法司的领导、工作人员称职与否，候选人的酝量、考核、工作成效和业绩的考核上，而不是个案的监督和干预上。
不管由哪个部门的人担任，都存在处理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在于哪个部门的人来做而在于做了以后如何处理各个部门的分工职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赵旭东曾挂职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他强调“尊重各部门的独立性很重要”。
唐新波表示，政法委对公检法司的协调，应该更多的体现在对面上工作的协调，政法委的领导更多应该体现在对公检法司的领导、工作人员称职与否，候选人的酝量、考核、工作成效和业绩的考核上，而不是个案的监督和干预上。
不管由哪个部门的人担任，都存在处理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在于哪个部门的人来做而在于做了以后如何处理各个部门的分工职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赵旭东曾挂职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他强调“尊重各部门的独立性很重要” 。 昨天10时50分左右，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发生一起枪击案，一人面部中枪，一人被砖头砸中头部。当日下午，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长沙警事”通告称，初步查明，案件系债务纠纷引起。目前，芙蓉公安分局已将涉案双方当事人控制，并成立专案组彻查此案。
今天上午，法晚记者联系上事件中被枪打伤者的哥哥、湖南某房地产公司老板李静，他称转让房地产项目过程中与生意伙伴发生纠纷，双方原本在湖南高院进行调解，不料对方突然下“黑手”，导致其弟弟面部受伤。后其弟弟方反击，将持枪伤人者用砖头打伤。
律师说法枪手涉嫌故意杀人罪
今天上午，记者就这起枪击事件中所涉及的刑事法律问题，采访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资深刑案律师唐新波。
唐新波认为，该事件中，枪手彭某持枪连续向李戴玉开枪，而且第一枪便击中对方头部，该行为具有明显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行为，而非只是教训一下对方。虽然当场并未对李戴玉造成致死伤害，但该行为已构成刑法上的故意杀人罪。
另外，枪手在大街上公然拦截车辆连续开枪，射击对方头部，影响极为恶劣，应当从重处罚。按照刑法规定，枪手应当至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
中枪者涉嫌防卫过当
针对中枪者李戴玉用板砖将枪手打倒在地后，又接连拍击枪手头部的行为，唐新波认为，李戴玉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受伤后反击，用板砖将枪手打倒在地，该行为是为了保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犯，阻止枪手不法侵害，该行为符合《刑法》的“正当防卫”，依法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论坛背景
1月20日，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及《法人》杂志联合发布了《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媒体公开报道的落马企业家人数连续三年增长。企业家频频落马，成为诸多媒体及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2013年首届法治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由法制晚报社和京都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企业家刑事风险与法律防控”。 张远煌、王四新、刘俊海、李轩等多位知名法学专家，及田文昌、杨照东、朱勇辉、唐新波等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汇聚一堂，就企业家犯罪的原因、社会因素及刑事风险防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新闻背景
5月14日，湖北宜昌一名女士因手扶电梯突然断裂坠亡;5月15日，广东深圳一名女实习护士走出电梯时电梯门突然关闭，被挤压身亡;5月16日，一名61岁老人坠入云南玉溪市中医院住院部大楼电梯里，被救出时已停止呼吸……近段时间，国内连续发生多起电梯夺命的事故。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5月17日发布的《加强电梯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称，这些事故暴露了电梯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维修保养工作不到位等问题。相关数据显示，电梯事故发生，80%以上的原因在维保环节，即后续的检修保养不到位，这与特种设备的检测、维修、更新等操作规程不规范有关。同时，大量老旧电梯带病运行，增加了事故的发生率。而国内一些开发商为降低成本，不考虑人流量、载重对象及大楼的结构与使用功能，一律选用轻型电梯，造成事故频发。在这类事故中，电梯生产商、开发商、物业公司、小区业主等电梯管理者、使用者，到底谁来为“夺命电梯”担责?如何让物业公共维修基金及时、高效地用于电梯维护?这些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法律圆桌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唐新波
唐新波：使用单位担第一责任
电梯能否安全运行与多种因素有关，发生事故与电梯生产、安装等单位可能都有关系，但电梯使用单位应该作为第一责任人。只有确定第一责任人，才能最大限度救济受害人，避免扯皮现象。
使用单位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形：自行管理的，电梯所有权人为使用单位;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使用单位;新安装电梯未移交业主的，项目建设单位为使用单位;共有产权的，所有权人应当通过书面协议明确使用单位;电梯所有权人出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转移含有电梯的场所使用权的，可以约定使用人为使用单位。
对于住宅类电梯，电梯使用单位实际上就是物业单位，因为大部分住宅类电梯都是由业主委员会以合同形式委托物业单位来负责电梯日常管理、维修保养。而日常管理、维护对电梯的安全运行，非常重要。第一责任人可以根据权威部门的事故鉴定依法向最终责任方追偿。 经济观察报记者沈念祖5月29日，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被带走后的第20天，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决定罢免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接近江西省纪委的人士透露，周文斌的案子与南昌大学新校区基建和后勤保障有关。
代理过多个高校受贿案的北京康达律师所律师唐新波表示：“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缺乏警惕性，将这种节日‘红包’、‘礼金’看成是单纯的人情往来，经常是来者不拒。这也就导致过节时期成为一些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高发期’。”“权力期权化”是刘志和受贿案的另一特点，即不在交易当时攫取利益，而是等到多年后甚至退出权力系统以后再巧立名目收取。在刘志和已经不抓基建很多年之后，他曾向一个基建商人借了20万元，投入股市。据知情人士透露，刘志和虽然写了借条，但是明显没有打算还的意向。截至案发，刘志和也没有归还借款。律师唐新波认为：“这种现象，渗透危害性极大，且极为隐蔽。”在高校基建腐败犯罪案件里，倒下去的不只是校长，还有大批与基建相关的人员。他们往往趁学校征地扩建、改建或装修等机会，大肆收受建筑商、包工头和工程承包商贿赂，为其在承接工程、交付款项中大开方便之门。 争论一，私人书信拍卖究竟合不合法？
唐新波（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根据《拍卖法》第六条“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和财产权利”的规定，委托人对拍品要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不过，书信拍卖有两个权利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书信的所有人同意并授权；另一个是书信著作权人同意并授权。就本案而言，委托人无权委托拍卖杨绛先生赠与的书信，因为杨绛先生赠与时附随受赠人义务,留作纪念,不作他用，不得公开，拍卖公司在知道杨绛先生的声明后，亦无权再行拍卖，否则会构成共同侵权，立即停止拍卖是明智之举。当然，不是所有的书信都不能拍卖，如果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取得著作权人和所有权人同意或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所有权人委托，就可以拍卖。
争论二，物权、隐私权由谁先行？
唐新波：我认为，信件拍卖从侵犯的著作权层面维权更好实现权利。信件作者就是著作权人，信件的阅读对象限于收信人，要发表的话，需要征得写信人的同意和授权。因此与其说是物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不如说是所有权与著作权的冲突。所有权的处置当然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包括著作权人，所以信件拍卖，如果写信人的著作权还在保护期内，当然要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和授权，否则就会侵犯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引起一系列法律后果。
争论三，拍卖委托人信息是否该保密？
唐新波：我国拍卖法并未规定委托人信息不能公开，委托人信息保密仅限于委托人自身要求，通过与拍卖人签署保密协议约定。我国拍卖法规定，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自己委托的拍品，拍卖行也不得拍卖自己所有的物品，因此从公平原则来说，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委托人的情况，便于竞买人和买受人监督，当然，也可以通过向工商部门备案，监督。
专家建议，名人书信被拍卖应如何应对？
唐新波：从拍卖行来说，要严格审查委托人是否有所有权和处分权，确认权利来源合法性；其次，要审查书信的著作权保护期是否过期，如果还在保护期内，则应当审查是否有著作权人授权。委托人也应注意，是否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利，以及是否征得著作权人授权或同意。同时，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当加强监管，要求拍卖行按规定报送有关委托手续和权利信息，没有完整所有权处分权和著作权的，要求拍卖行不得拍卖。

㈧ 急求一个 关于酒驾入罪和的案例评析报告 格式是：一、本案中的法律问题的归纳和提炼 二、对上述法律问题的

这是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供参考。
一、被告人黎景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被告人黎景全，男，汉族，1964年4月30日生于广东省佛山市，初中文化，佛山市个体运输司机。1981年12月11日因犯抢劫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2006年9月17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月28日被逮捕。
2006年9月16日18时50分许，被告人黎景全大量饮酒后，驾驶车牌号为粤A1J374的面包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碧华村新路治安亭附近路段时，从后面将骑自行车的被害人李洁霞及其搭乘的儿子陈柏宇撞倒，致陈柏宇轻伤。撞人后，黎景全继续开车前行，撞坏治安亭前的铁闸及旁边的柱子，又掉头由北往南向穗盐路方向快速行驶，车轮被卡在路边花地上。被害人梁锡全（系黎景全的好友）及其他村民上前救助伤者并劝阻黎景全，黎景全加大油门驾车冲出花地，碾过李洁霞后撞倒梁锡全，致李洁霞、梁锡全死亡。黎景全驾车驶出路面外被治安队员及民警抓获。经检验，黎景全案发时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369.9毫克/100毫升。
被告人黎景全在医院被约束至酒醒后，对作案具体过程无记忆，当得知自己撞死二人、撞伤一人时，十分懊悔。虽然其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但仍多次表示要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
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黎景全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7日以（2007）佛刑一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黎景全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黎景全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7日以（2007）粤高法刑一终字第1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黎景全酒后驾车撞倒他人后，仍继续驾驶，冲撞人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黎景全醉酒驾车撞人，致二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黎景全是在严重醉酒状态下犯罪，属间接故意犯罪，与蓄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且其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不判处死刑。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裁定不核准被告人黎景全死刑，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刑一终字第131号刑事裁定，发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期间，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同做了大量民事调解工作。被告人黎景全的亲属倾其所有，筹集15万元赔偿给被害方。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黎景全醉酒驾车撞倒李洁霞所骑自行车后，尚知道驾驶车辆掉头行驶；在车轮被路边花地卡住的情况下，知道将车辆驾驶回路面，说明其案发时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黎景全撞人后，置被撞人员于不顾，也不顾在车前对其进行劝阻和救助伤者的众多村民，仍继续驾车企图离开现场，撞向已倒地的李洁霞和救助群众梁锡全，致二人死亡，说明其主观上对在场人员伤亡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因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黎景全犯罪的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鉴于黎景全系间接故意犯罪，与蓄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故意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于2009年9月8日作出（2007）粤高法刑一终字第13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黎景全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补充回答：
酒驾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虽然定罪，但刑罚很轻，对公务员来说，确实是很严重，因为公务员法规定故意犯罪者是禁止当公务员的。但从另个角度说，公务员应该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