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行政法律制度

⑴ 自夏至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律典有哪些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秦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修订，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律颁行各地。
《汉律九章》，汉高祖统一中国后颁行的法典。
《魏律》是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部主要法典。
《晋律》是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北魏律》，于太和十九年(495年)，由律学博士常景等撰成。
《北齐律》，是北齐代替东魏后，武成帝命高 等人编撰而成，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

⑵ 创立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制度有哪些

一)司法机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基本沿用汉制。中央最高审判机关仍为廷尉。北周称秋官大 司寇，北齐时将廷尉之名改为大理寺，扩大了机构的编制。曹魏时，根据卫觊的建议，在中 央司法机构中设律博士，职责是教授法律，培养司法官吏，体现了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视。 地方上，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合一。
(二)诉讼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诉讼制度亦基本沿用汉制，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三)审判制度
为了加强皇帝的司法权，皇帝频繁直接参与司法审判。最高审判权牢牢掌握于皇帝手中。为 了体现恤刑及加强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确立了 “ 死刑复奏制 ” 。即死刑须经皇帝批准， 才能付诸执行。

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国两晋南北朝立法的主要成就表现为： （1）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 （2）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 （3）刑罚制度日趋规范； （4）法律概念日趋准确； （5）礼律日趋融合。

⑷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的主要变化有哪些

三国两晋南北朝各国都是豪门士族垄断政权的封建国家，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以维护贵族官僚大地主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为鲜明特征，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形式，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一、法典体例的改变

（一）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

《唐律疏议·名例律》叙述这一变化的历史，曹魏律首次把汉具律改为刑名，放在律首。晋律中又把魏刑名中分为刑名、法例律二篇，宋齐梁相因不改，至北齐又把刑名、法例并为名例律，仍然置于律首。规定了刑罚种类以及适用于整个法典各篇的总原则，“所以定罪制也”，起着“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较举上下纲领”的作用，太体相当于近代刑法的总则。置名例律于律首，不仅确立了封建刑法原则的重要地位，而且增强了我国古代法典的科学性。

（二）法典确定十二篇，结构与规模基本稳定

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法典结构与规模基本稳定。

这一成果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卫禁一篇，秦汉及魏时均无，晋律创制定名为官卫，至北齐附以关禁，合为卫禁，加强了对皇室和封建国家的安全保护。职制篇也起自于晋，至北齐未改，主要是有关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进一步注重以法治吏，借以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此外北齐定系讯律为斗讼律，禁斗殴、理争论。曹魏律分汉贼盗律为诈伪律，处理诈骗、伪造罪。

封建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封建法网也更加趋于严密。至北齐律，最后形成以名例律为首，统率其他十一篇：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亡、毁损、原牧、杂律。这种体例结构被隋唐律基本承袭。

（三）法律形式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科，通常作为附属法，起着补充和变通刑律的作用。三国时，魏初有甲子科，蜀有蜀科，吴定科条，科曾作为主要的法律形式。

北魏时开始以格代科，将律无正条者编为《另条权格》，与律并行。东魏时制定《麟趾格》，将格上升为独立的法典。当时的格是刑事法规的形式，与隋唐以后把格作为行政法规的形式有所不同。

比，是援引类似的法律条文及以往的判例定罪量刑的制度。北齐时，同样把比作为司法审判的重要根据。

式的名称，起自汉代的品式章程，为体制之楷模。西魏时修定的《大统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式的汇编。

⑸ 请谈谈自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的趋势,从中你能得出一些启示吗

夏代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商代“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周代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西汉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三国两晋六朝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

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

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⑺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立法概况是什么

南朝在封建法制建设上甚少建树，而北朝各国都比较注意封建法律的修订，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影响最大。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封建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学习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封建法治的经验，以改变其“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的落后状况，这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因。北魏律几经修改，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形成最后的规模。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广、断狱。先后参加魏律编撰工作的汉律学家多达数十人，其中许多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北魏律的制定除吸收魏晋律的长处外最突出的就是进一步“纳扎人法”，把更多的儒家规范纳入法典之中，使得北魏律在儒家化过程中更进了一步。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武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完成了《北齐律》的制定，这是一部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封建法典，北齐律共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其实际主持者是擅长律学的渤海封氏，并有数十名儒生的参议，经过长达十五年的精心研讨，才制成北齐律。这项规模宏大的立法活动，不仅全面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经验，而且富于创新精神，撰律者“校正古今，所增损十有八九”。北齐律的篇且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原牧、杂律。

北齐律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后世封建法典的体例与规模。一方面，北齐律把晋律，北魏律中的刑名、法例二篇合为名用律一篇，仍置于律首，作为“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较举上下纲领”的统率全律的总则，正式确立了名例律作为封建法典总则与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后至明清各朝法典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北齐律的十二篇，虽经后世各朝稍加损益，但基本上保留了名例律统率十一篇分则的结构。

北齐律还首创“重罪十条”，隋、唐律在此基础上正式形成“十恶”制度，成为中国封建法典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另外，北齐律中奠定了封建制刑罚体系的基础，即杖、鞭、徒、流、死，在此基础上隋唐律正式形成了答、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北齐律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作了突出贡献，它吸收了前朝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经验，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显著特点，是隋唐两代成熟完善的封建法律的直接蓝本。

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制度具体是什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司法机关的名称和建制基本承袭汉制，同时，为了适应这一时期新形势的需要，又在汉朝的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

魏明帝时，在延尉之下增设律博士一职，专门负责教授法律知识，以提高司法官吏的专业素质和审判水平。西晋承袭了这一做法，并增设了其他职官。至北齐，廷尉正式改名称为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大理寺的建立增强了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能，也为后世王朝健全这一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时期进一步提高尚书台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与“二千石曹”执掌司法审判同时掌囚帐，这为隋唐时期刑部尚书执掌审判复核提供了前提。 这时虽无专门的司法行政机构，但在尚书台之下已分设各专门部门，其中就有专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同时兼理刑狱的机构，长官多称为尚书。至南朝梁和北齐，尚书台正式改为尚书省，以尚书分统下属的“六曹”，如北齐的殿中尚书专掌“诸曹囚账，断罪，赦建金鸡等事”，都官尚书专掌“诏书律令勾检之事”(《隋书·百官志》)，已初具后代刑部的性质和规模。

⑼ 魏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主要表现在法律儒家化进一步加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法律内容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礼法结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在汉代中期以后的法律儒家化的基础上更广泛、更直接地把儒家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礼、法更大程度上实现融合。

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