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李年轻

1. 行政法案例问题

不易发咯啦额济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

我是学法律的，我来回答你。

1.行政复议中，被申请人为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除国安机关以外）实行条块管辖，复议机关为同级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此案中被申请人为某县公安局，有管辖权的复议机关是县级公安局的上级公安局或是县政府，当事人可以选择一个。

2.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大部分案件属于复议、诉讼自由选择。除以下几类：
复议前置不终局：①纳税争议 ②侵犯已经取得的自然资源权利 ③限制经营者集中的行为
复议选择但终局 ：①出入境处罚 ②省部级单位对自身行为的复议决定
复议前置且终局 ：省级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自然资源权属复议决定
本案不属于以上三种例外的范围，则属于复议、诉讼自由选择的案件，李某是可以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

3.行政拘留是一种作为行为，诉作为的起诉时限计算可分三类：
全知道（既知道行为内容又知道诉权）：从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做出之日起3月内，有例外则从例外；
知一半（只知道行为内容不知道诉权）：从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3月内，且在（应）知道行为内容2年内
全不知（既不知道行为内容又不知道诉权）：从（应）知道行为内容之日起3月内，且在行为做出之日起5年内（不动产20年内）
本案中李某被行政拘留，应属知道行为内容的范围，如当时行政机关在处罚时告知李某有行使诉讼或复议的权利，则计算起诉时限应按从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做出之日起3月内起诉，如当时行政机关没有告知诉权，则应在从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3月内，且在（应）知道行为内容2年内提起诉讼。

解释清楚了吧。

3. 行政法案例分析

一、对于本题，主要考虑是直接授权还是间接授权，本案中某市林业局依据《中华人民共版和过森林防火条例》授权权某乡人民政府，属于行政单位的委托，并不是直接授权，只有在直接授权下乡人民政府才能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所以本案的行政行为的主体应该是林业局而不是乡人民政府。
二、对于本案应该认定为是某甲与王某之间的民事关系纠纷，王某虽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但是其没有在工作时间行使行政职权，其行为应该认定为个人行为，而工商所虽起到调解协商作用，但是工商所的行为并不能作为其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构成要件，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将工商所作为被告起诉

4. 行政法案例

【案情】
原告：广西国营三门江林场。
法定代表人：陈瑞齐，场长。
原告：柳州市郊区柳东乡牛车坪村公所。
法定代表人：荥运贵，村长。
被告：柳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刘知炳，市长。
三门江林场与牛车坪村争议的山林地位于柳州郊区柳东乡潭冲桥一带的山岭的西半坡，面积约550亩左右，该片山地自土改以来未经任何政府部门确定权属。1953年牛车坪村民在当时的乡长钟朝森和村民组长李已林（原名蒋志芳）的带领下，在该片山岭地点种了松树籽，次年补种了树苗，1955年村民在争议地种有少量的轮歇地。1955年三门江林场（水冲分场）职工在当时的副场长郑喜才、技术员廖振廷带领下，也在该片山岭地种植了马尾松树苗。植树后，双方都对该片山岭地树苗进行护理。1960年柳州市郊区东方红公社（即柳东乡）组织人员对柳东大队营造山林进行了综合普查登记，将该片山岭林木登记在东方红公社柳东大队名下（牛车坪属柳东大队管辖）。1963年牛车坪生产队将该片山岭林木固定给其所属的4、6、7小队进行管理。1954年，广西省农林厅林业局作出了“关于柳州林场场界的指示”，三门江林场分别于1954年、1963年对三门江林场水冲分场作了规划，又分别于1973年，1984年由区林业勘测设计院帮助绘制了林相图。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林木的成熟，双方对潭冲桥一带山林权属发生争议。1977年4月双方代表在自治区和柳州地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以下称柳地处纠办）的主持下，在争议山林地内砍伐九株松树进行年轮鉴定，其中七株树木的年轮符合林场1955年所植树木的年限，据此作了鉴定结论，双方签定了确定争议山林归属协议，柳地处纠办在此协议上作了鉴证，协议附件要求代表签字和单位盖章。牛车坪代表签字后即单方反悔，没有盖章，协议附件没有履行，纠纷仍然存在，双方多次请求政府尽快解决这一纠纷。柳州市人民政府多次召集双方代表及有关单位进行调查、调解，均达不成协议，遂于1991年3月16日作出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决定将谭冲桥地区北面两个山岭划拨给柳东乡牛车坪村委会、面积264亩，作为集体所有之山林；潭冲桥地区南面的山岭划给自治区国营三门江林场，面积259亩，山地林权属国家所有。
三门江林场和牛车坪村均不服柳州市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分别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门江林场诉称：1954年根据广西农林厅林业局的指示，将潭冲桥一带荒山列入造林规划，1955年水冲分场副场长郑喜才、技术员廖振廷带人在该山种植马尾松，并派护林员管理至今。1963年在其主管部门的帮助下，分别制作了规划图、林相图备案。七十年代，木已成林，被牛车坪村民盗伐引起纠纷。1977年4月在广西自治区和柳州地区两级处纠办的主持下，与牛车坪大队于同年4月6日、4月21日签订了两个协议，协议内容已明确：潭冲桥一带山林为国家所有，由我场进行管理。被告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将属我场（代表国家）所有的264亩山林确定给牛车坪所有是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公断。牛车坪村公所诉称：解放前后我村村民都在此争议山岭开荒种植，1953年春乡长钟朝森带领村民点种了松籽，次年补种了树苗。1960年春柳东公社组织人员对牛车坪大队种植管理的山林（含现争议的山林）进行普查登记，上报给有关部门。1963年春，根据中央“六十条”政策，生产大队将有关山林（含现争议山林）“四固定”划分给所属小队所有。1977年后，林场无端提出权属争议，当时所签订的协议违背事实应属无效。被告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根据，请法院依法撤销，以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柳州市政府辩称：三门江林场与牛车坪村公所争议之土地的权属自土改以来从未确认过。自五十年代起两原告先后在该山岭地植树、管理。发生争议后，双方未能提供确实的权属依据。从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出发，为了防止纠纷延续和恶化，我们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5. 求高手帮忙分析 行政法案例！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责任行政原则。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对自己行政活动承担责任。2、行政合法性原则。主要是指行政机关的活动遵守法律。就本案来说：“工商所认为李某曾因伤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刚出狱，因此要重罚，又处以李某1500元的罚款”。 显然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因而。工商所要承担违法责任。

6. 一个行政法案例分析，求高手

你好。第一个问题我不会，不过第二个问题我倒是可以帮你解答一下。
李某回可以获得赔偿，因答为李某一开始向建设局申请建房许可的时候，建设局是准许了他的申请。后面水利局检查的时候又说是违规建筑。李某作为公民，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是信赖的。相信你也应该知道，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规定或决定一旦作出，就不能轻易更改。如确因法律变动，情势变更，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必须改变的，除了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遵循法定程序之外，还应当给予权益受损的人一定补偿。
在这里水利局作出这个决定显然并没有如上所述的客观原因，而且李某也没有过错。所以水利局如果要要拆除李某的房屋，行政机关必须为他的反悔行为“买单”，李某可申请国家补偿。
才疏学浅，本人的理解。望有帮助。

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评析

1、此案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某公司无权提起行政诉讼。
法律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不属于受案范围”“（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此处的仲裁是法定机构以中立身份按照法定程序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行为。“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仲裁，目前主要是劳动争议仲裁。
因此，案中的劳动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的行政行为不属可诉范围。
2、《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四条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分析：（1）李某与公司虽然没签订劳动合同，但有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因此应认定二者之间关系属于劳资关系。
（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本案争点应在，李某是否在上班途中。根据工伤认定办法，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为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案中，用人单位应向劳动保障局举证李某并不是在上班途中。估且不论在劳动保障局制作《工伤结论通知书》时，是否有通知用人单位举证。在后来用人单位向法院起诉，证明不是上班途中的两个理由，
（一）李某发生车祸的时间是早上6点30分，而其上班的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45分，其案发的地点到公司最少需要半个小时，按照公司的《考勤管理规定》即使没有车祸也是迟到的；（二）车上载着其妻子，因此无法判断李某是在上班的途中，很有可能是送其妻子到某处。
这两个理由只是用人单位的猜测，并不充分，并不能因为载着其妻子，和可能迟到，就推定李某并不在上班途中。
而且根据民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和衡平原则，判定应向有利于雇员的一方。
因此，李某应属于工伤。

8.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博导有几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喻文光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容师介绍：王旭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王贵松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李元起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张翔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杨建顺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莫于川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胡锦光
0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老师介绍：韩大元

9.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案例题

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合法性的原则
李某系从事饮食业的个体工商户，出售自制的蛋糕，李某蛋糕未经有关部门进行检验。这一行为被某工商所查获。根据《个体饮食业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对此类违法行为，应予以警告、没收违禁区食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在工商所查获前李某出售蛋糕共获利590元。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工商所没收了李某尚未出售的蛋糕，没收其违法所得590元，并且工商所认为李某曾因伤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刚出狱，因此要重罚，又处以李某1500元的罚款。
[问题]
工商所对李某的违法行为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适当？是否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正确答案]
工商所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合法的，但不合理，违背了行政合理性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对李某的罚款行为上。本案中，根据法定的罚款幅度的规定，工商所对李某处以1500元的罚款属于法定的幅度内，其行为没有超越法律，不与法律相抵触，是合法的。但工商所在法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不恰当，对李某进行1500元的罚款，除以其违法事实情节等为依据外，于一种不正当的考虑而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背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要求，属不合理的行为。
[考点集成]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法之中，是指导行政法的立法和实施的根本原理和基本准则。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设定，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能与法律相抵触。具体内容包括：行政职权基于法律的授予而存在，行政职权依法律行使，行政授权、行政委托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要旨。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决定的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即合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理性。

10. 熊文钊的其人其事

从小喜欢“填表格”
与熊文钊教授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头脑极为敏锐的人。这与他早年的音乐修养有关。他1962年生于湖北黄冈，自幼喜欢音乐，在黄冈中学就读期间上的是文艺班，1974年进入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乐团，演奏萨克斯和黑管，转眼就是七年。朋友们开玩笑这样评价熊文钊，说他是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乐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拿了几年工资工作稳定的熊文钊，决定弃艺从学，参加高考，并且报考法律专业。熊文钊说：“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从小就对政治有一种敏感。”
上小学的时候，熊文钊就喜欢看报纸，并且对有官员出席的会议看得非常仔细。那是在“文革”期间，他特别关注哪个省的“革委会主任”是谁，副主任是谁，省军区司令、政委是谁，并且自己制作了表格，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就在表上填一个，渐渐就把这些官员的名单填满了。时间长了，连驻外使节、外国元首他都分别制作了表格进行填写。
填表的同时，他开始了分析。他发现，五一、国庆等重大庆典和接待外宾的场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现了，那就预示着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预测一次次应验，让他很有成就感，渐渐成为一种爱好。时至今日，他在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预测常常神准，令朋友们总以为他有什么特殊“渠道”，其实呢，他的渠道就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熊文钊如愿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学习。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赶上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步与发展阶段，他与中国的行政法治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给应松年送炉子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建立了“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人是方彦。方彦是延安时期的老报人，对推动中国行政法学贡献很大，近些年来却少有人提及。熊文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网罗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像行政法学界泰斗王名扬，还有当时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应松年，都是方老想尽办法调到学院的。
当时选修课表上有一门名叫“行政法学”的课程，熊文钊很感兴趣，进行选修，这样与方彦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成为方彦的亲密弟子，方彦有什么事儿，都喜欢叫上他，他成为教研室的一个主要劳动力。
记得应松年刚到政法学院的时候，被分在6号楼4楼朝东的一个小房间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风严重，又没有暖气，住在里面不得病才怪。方彦有一天叫上熊文钊，说是要给应老师弄个炉子生火，否则冬天过不下去。熊文钊说，我再去叫个同学。方彦说，叫什么叫，我们两个不就行了。方彦领着他从学院事务科领来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然后两人一起抬到应松年的房子里去。当时方老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把应松年感动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熊文钊说，延安时期老干部的作风，真是感人啊，有这样的榜样，自己不努力学习对得起谁？如果没有方老，中国的行政法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那么蓬勃发展的局面。
“接力”翻译
当时行政法学的这帮老师和学生，对行政法学知识的渴求，真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托北京政法学院举办行政法研究班，邀请中外知名学者讲授行政法理论，这是全国首期行政法学理论培训班，荟萃了一大批后来行政法学界的骨干。熊文钊当时还在读本科，但他硬是争取机会进入研究班去听课，而且节节不落、风雨无阻。
研究班聘请的比利时专家麦耶尔用法语讲授行政法专题，翻译遇到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专业术语，时常“卡壳”，要请教坐在讲台下的王名扬先生。王名扬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行政法学专业)，精通法语。可操着浓重湖南衡阳口音的王名扬先生所做的解释仍然无法让大家听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罗人，听得懂王名扬的湖南话，而他的普通话并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罗话转述王老的湖南衡阳话，大家还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长大的朱维究性子急，有时没等姜明安说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测抢先“翻译”出来，“翻译”得不对，王名扬就急忙摆手说“不地(对)不地(对)”。熊文钊是湖北人，听湖南话有点优势。于是熊文钊就斗胆接过来“翻译”普通话。由于从小就从事艺术工作，熊文钊的普通话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讲得最好的了，经过这样的“接力翻译”才能让大家明白这些专业术语。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麦耶尔教授就睁大眼睛迷茫地看着。
初生牛犊进入 国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钊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王名扬、龚祥瑞、应松年等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继续研习宪法与行政法。时值《民法通则》颁布后不久，全国人大法工委资深顾问陶希晋先生提出，废除了旧中国的旧六法，应当制定新中国的新六法，并明确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则》。陶希晋先生早年长期担任董必武的秘书，资格非常老，在建国初就是政务院副秘书长，在全国人大说话有分量，他对我国行政立法的推动功绩，彪炳史册。
1986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陶老提议由《民法通则》起草组组长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研究组由罗豪才、应松年、张焕光、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等组成，王名扬、方彦等任顾问。熊文钊有幸参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组主持的《行政法通则》的起草工作，并参与撰写了若干份试拟稿。这一年，熊文钊才24岁，就能进入全国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法律文件，历史给予他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以后，通过起草《行政法通则(试拟稿)》，编发《行政立法研究资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动态》，为全国行政法学者提供了国内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资料和动态，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者的求知欲望。
1986年底，第二届行政法年会在山城重庆召开，陶希晋抱病从桂林赶到重庆。他感觉当时国内行政法学界的思想还偏于“保守”，希望有年轻人能出来“放几炮”。他通过秘书约请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钊在内的几位年轻人到他的住所汇报《行政法通则》框架的起草情况。陶老提出，能否让年轻人到会上去讲一讲《行政法通则》的立法框架设想？
在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下，熊文钊这个“初生牛犊”，在会上突破了原定议题，以自由发言的方式介绍了《行政法通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的立法框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许多行政法学界的权威专家都很怀念那次会议，认为那次会议为行政法学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相对人、听证会与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当时年轻的熊文钊思想大胆，敢说敢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颖的说法。
熊文钊是1985级的研究生，现在担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的胡建淼当时是1986级的研究生。熊文钊当时没恋爱，胡建淼来自上海，到北京后也是“单身汉”，两人一见如故，晚上经常在一起整几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闲吹胡侃。两人都觉得，当时行政法学的专业术语太少，大白话太多，应该创造一些术语。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体相对的一方”应该怎么说，熊文钊说：“那就叫相对人吧。”从此，两人的学术论文中开始出现“相对人”这个概念，渐渐被通用。“后来从外国的翻译资料中也发现了‘相对人’的术语，但当时国内是我们提出来的，提出时也没看到外国的翻译资料。”
后来，全国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组在罗豪才、应松年的领导下，先后为《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专家试拟稿，熊文钊都进入了专家咨询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个宾馆召开了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的专家研讨会。研讨会的一个焦点是，要不要把“听证制度”写入《行政处罚法》，如何写。当时“听证制度”在中国完全是个新鲜事物，从没写进过法律条文。写是应该写，但如果写得太多，许多专家担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时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反而延缓了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钊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在中国建立听证制度非常必要，与其写得太多引起争议被搁置，不如就先将听证制度确立下来，待以后再进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就在第42条、第43条写了几行字，送到常委会讨论，果然顺利通过了。从此，“听证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开的行政法学年会上，熊文钊还提出，我们国家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行政法学也应该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国家核心价值赋予的行政职能”，“两个基本点”，一是“授予政府权力”，一是“控制权力滥用”。当时不少专家认为行政法学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权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权力”。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专家接受了熊文钊的观点，并提出“平衡理论”。熊文钊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讲行政权力的平衡问题，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须平衡，才能保证行政的安全、有效，减少行政风险，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副职”观点 屡遭“封杀”
2006、2007年来，熊文钊对“大部门制”的研究成果屡见报端，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他在《望》新闻周刊上提出减少“副职”的问题之后，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杂志记者和编辑来采访或来约稿，熊文钊总要提到行政机关应减少“副职”。他说，根据1982年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应设正职一人，副职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可实际情况是，副职大大超编，例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达到12个，严重超过法定职数。
当时编辑记者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可最后发表出来的文章，这一观点总是被删掉。编辑记者们解释说，老总说这个观点太敏感，红笔“框”下去了。熊文钊很执着，坚称：国家有法律规定，政府要依法行政，这有什么敏感的？
后来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减少领导职数”，熊文钊笑着对那些编辑记者说：“你看，你们当初要是报道了多好！”
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近年来，熊文钊对国家行政机关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门制”改革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2005年，国家经贸委研究撤销审批项目，在各部门研究来研究去，结果谁都不愿意撤销自己部门的审批项目。后来向熊文钊等专家咨询，专家们提出撤销方案，然后在经贸委的办公会上通过，这一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还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门征求立法草案的意见，也是争论来争论去，最后也是按专家意见通过。这其实都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我国的部门利益膨胀，首先表现在“部门立法”上。许多国家法律法规是由相关部门起草，在起草时往往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将部门权力扩张法定化，而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部门保护等方面。
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化、个人化、违法化。郑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败、官商勾结、利益同盟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并非个别。有些为了部门利益公然违法，例如交通部门居然让2004年通过的《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规定搁浅至今。
再次，对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我国每年用于公车、公款吃喝以及公务出国的费用已高达几千亿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
部门利益膨胀是权力的属性使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说过，行使权力的人总是会行使到法律的边界为止。我们总是对于权力保持良好的预期和渴望，以为掌权者一定会奉公执法、一心为民。事实上，我们不能对权力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特别是在制度的设计和规范的建构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门制”改革，是将许多部门“连锅端”，可能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在熊文钊的“大部门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门制”的通盘规划和分步实施的整体方案，国土建设部=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大农业部=农业+粮食+林业；大交通部=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对于现在的调整方案，将公务员当作人力资源要素、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没能整合以及铁道部没有被合并到交通部等问题，熊文钊说，这还是部门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迟早会有整合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