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行政法读书报告

㈠ 法国行政法律的独特性

仔细读课本
都在书上

如果你找不到 请查王名扬《法国行政法》
或其他法大书籍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 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 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 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 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 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 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 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 的实施。(注：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以下。)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 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 ，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 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 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 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 。(注：参见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

㈡ 请谈谈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一部规范我们各级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因此，行政许可法的制订和实施还没有现成的、成熟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借鉴，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不断的探索和完善，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客观情况。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从属于行政法部门的《行政许可法》在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则的指导，以更好的体现出制订该法的价值取向，弥补法律制订中的疏漏，协调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传统中国行政法理论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归纳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近些年以来，行政公开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原则也越来越被国内行政法学界所认同。我国以单行法的形式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规范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更好的保护起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而作为行政法原则之一的信赖保护原则，其出发点就在于限制政府行为的随意性，督促政府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保护公民基于对政府的信赖所产生的利益。因而，我们不难看出，信赖保护原则对于行政许可法的制订和实施有着固然的指导性价值，将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政府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方面，将会有助于更完善的保护起公民的利益，并有助于诚信政府的构建。可喜的是，在我国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中已经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了信赖保护原则，尽管在有些方面体现的还不是特别充分、完善。本文写在《行政许可法》即将实施之时，更多的是希望信赖保护原则及其理念能被学界和政府部门所认同和理解，并能使信赖保护原则被贯穿并运用于政府的行政许可之中，从而更好的保护起公民的信赖利益，树立诚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学理论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最早出现在德国197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提供一次性或连续性金钱给付，或者以此为条件的行政行为违法的，不得撤销，但以受益人信任该行政行为存在，并且该信任在权衡撤销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值得保护为限。如果受益人已经使用给付，或者财产处理不能恢复原状，或者恢复原状会造成受益人无法预料的损失的，原则上应当保护信赖。”韩国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条对信赖保护原则有了新的发展：“1、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2、法令之解释或行政机关之惯例为国民普遍地接受后，除对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当利益有明显危害之虑外，不得以新的解释或者惯例溯及而为不利之处理。”我国台湾地区于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并发展了信赖保护原则，于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 [1] 以上可见，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其外延呈现出越来越大宽泛的趋势。一般认为，狭义的信赖保护原则只限于运用在授益性行政行为中，即若行政机关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为，除非不撤消将明显损害到公共利益，则只能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广义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扩展到了保护由一切行政行为引起的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信赖保护原则显然应该成为行政许可行法的基础性的真理和原理，并成为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指导性原则。

为了更好的理解信赖保护原则，我们需要知道在哪些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寻求保护。一般来说，使用信赖保护原则需具备以下三个要件：首先，信赖对象为行政行为，至少具有公权力行为的外貌，至于它是合法还是非法不成问题，除非它因重大明显之瑕疵而无效；其次，相对人因信赖该行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赖的意思表示；再次，对行政行为的信赖是正当的、有生活经验上的根据的。根据各国的行政法理论，一般来说下列行为是不能寻求信赖利益保护的：1.行政行为因为相对人采用欺诈、胁迫、贿买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作出；2.相对人对重要事项为不正确或者不完全的说明；3.相对人明知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应知其违法但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违法；4.行政行为显然错误；5.行政机关预先保留变更权。 [2]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和不足

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起步较晚，至今仍未给予信赖保护原则以足够的重视。我国目前还很少开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立法中也没有信赖保护原则的明确规定，实践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行政主体进行行政活动的要求，这与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值得庆幸的是，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并将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开始关注起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经把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其中。该法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该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可以撤消和注销的几种情况及限制条件，并确立了行政机关由于撤消行政许可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

当然，在这部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体现和运用。首先，行政许可法在总则中只把公正、公平、公开以及便民作为行政许可设定和实施的的原则，并没有明确的提出信赖保护的原则。显然，行政许可法中的这些原则只注重了在行政许可设立和授予过程中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对公民利益的保护，然而，这些原则是很难运用于行政许可授出后的实施阶段的，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许可实施阶段行为的随意性，使得行政许可的丧失稳定性，从而造成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害。如果能把信赖保护原则运用于其中，则这些原则基本可以贯穿行政许可行为的整个过程之中，从而对行政许可行为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其次，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对于行政机关自身的违法、越权等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许可笼统的规定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对人是否善意、有过错，这样的规定明显有违于信赖保护原则。依据信赖保护原则，只要被许可人是基于合理的信赖并善意的取得该利益，那么行政机关自身的错误或者是违法行为的后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对人来承担。因此，关于许可法中的这一条款，本人认为还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许可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唯一情形——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样的规定不仅过于单一，而且由于对公共利益没有统一、明确的解释，很容易造成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的滥用。但是，如果能够合理利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几种排除保护情形，在行政许可法中赋予行政机关预先保留变更或撤销行政许可的权利，通过听政、协商等方式与相对人约定具体、明确的变更、撤消情形，这样做不仅可以事先给予相对方以合理的预期并减少其信赖利益受损的可能，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保留使行政机关在许可实施过程中有了一种对被许可人更为有效的监督手段。此外，行政许可法也没有完全确立起信赖利益保护的途径。就理论上来讲，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主要有两种保护方式，即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所谓存续保护，即因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论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稳定行政相对人所信赖的法律状态。所谓财产保护，即在必要时则打破原有法律状态，而对行政相对人因信赖行政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予以财产上的保护。我国目前的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还是主要采用不完全的财产保护，对于存续保护还没有明确的、有效的救济途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一直强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国家而言，在行政许可中能将私人合法权益置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虑，能开始注意到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这表明我国行政法治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许可法中只靠几条简单的法律规定并不能使我们对信赖保护原则拥有足够的理性认识，无法自觉而又全面地运用信赖保护原则。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法学中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我们在行政立法中，没有信赖保护原则这样一个核心思想的贯穿，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将会是松散的不成体系的；同时，信赖保护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理念，我们在行政活动过程中，需要信赖保护这样的理念的贯穿，从而使每一个公民，包括行政机关人员，自觉全面地运用信赖保护原则来行政、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中的主要运用：

（一） 运用信赖保护原则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进行事前的控制：

信赖保护原则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事后的权利救济，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不受损害；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也给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提出了要求——不得随意作出、不能任意变更，否则就有可能承担起由损害公民信赖利益而产生的责任。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中的运用可以增强行政机关的责任感，通过明确的责任承担机制来反响约束和监督行政许可行为，使得行政机关在设立行政许可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由此起到事先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许可的随意性的效果。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时必须审慎，不仅仅要考虑到作出的行政许可是否合法、合理，笔者认为，还必须要考虑以下这些方面。第一，行政机关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和协调，行政许可在设立时就要防止不同部门之间的行政许可相互交叉、矛盾、冲突，以避免因为今后不断的调整而可能给相对方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害；第二，由于行政许可是基于对普遍行为禁止为基础的，所以行政机关在设立行政许可时还要考虑是否在将来一定时期内有必要进行这种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为了短期目标的，就尽量避免使用行政许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许可的稳定性和信赖度；第三，应该将只能一次性授出、无法收回的行政许可（如对自然资源开采的许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许可（如对特许经营权的授予）作出区别对待。对于前者行政许可的授予必须特别慎重，采用诸如潜在的被许可人竞争性的方式和综合评判的方式予以授权（如招投标方式）；而对于后者则应对行政许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确的规定，在给相对人合理预见的基础上，利用信赖保护原则本身排除损害赔偿的例外情形——预先保留变更许可变更权，来妥善解决行政许可中对将来情况难以预计的难题，当然这种方式要求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互动，单方面的允许行政机关保留许可变更权必然会造成权力的滥用，因而可以采取诸如听政、协商等方式来解决。

（二）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不得损害相对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是基于对普遍行为禁止的基础上的。行政许可当然的对许可实施以后的未经许可的行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赖保护原则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许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许可施行前已经存在的合法行为，不得随意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该行为与利益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共利益，否则应该优先对该行为作出许可的追认。虽然政府的行政行为必然要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而不断调整，然而政府的行为如果割断历史，没有连续性，不注意对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护，则社会生活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就谈不上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实际上，这也是法治国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又一体现。在法国，信赖保护主要是通过限制立法机关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规范、保护既得权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3] 因此，在我们行政许可法即将开始实施的阶段，特别要注意行政许可在对于普遍行为进行限制之时，对于过去已经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护，有条件给予许可的，就应该优先对其承认并给予其许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许其存在的，就应该予以适当的补偿。这种“禁止不利变更”的做法也应该是对信赖保护原则的一种扩展。

（三） 行政许可的撤销必须受到限制

“行政机关与人民事务往返之间，往往使人民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持续性产生信赖。当无明显的事由足以证明此信赖与公共利益相违背时，应对其予以适当保护。信赖保护原则固然在许多公法领域都有适用的余地，但于行政行为的撤销最具直接关系”。 [4] 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讲，行政机关如果作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应当依其职权并经正当程序予以撤销。但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是否撤销违法的行政处分，应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与人民信赖该行政处分的信赖利益，而非一意维护合法性”。具体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负担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可随时依法撤销。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撤销不利具体行政行为通常不发生相对人既得利益或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5] 然而行政许可在一般来说都是授益性行政行为，撤消该行为通常会损害到相对人信赖利益，因此行政许可的撤消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要被许可人是善意的、无重大过失的，那么由于行政机关自身的原因，如违法、超越职权、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许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将会严重损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这样也应该给予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四） 行政许可的废止应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是针对违法行政行为而言的。而行政行为的废止则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原行政行为不再适应新的情况，有权机关决定终止该行为往后的效力。一般情况下，对合法的不利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废止。对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为，除非法律上有特别规定，原则上不得废止。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在下列情况下行政许可不得废止：1.如果行政机关在废止该行政许可后又有义务作出内容相同的行政许可的（例如由于城市道路拥挤，提高发放车辆牌照标准，对已申请到牌照，符合原来发放标准的许可就不应该废止）；2.行政机关曾对第三人承诺不废止该行政行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则、行政先例或行政行为的特征等要求，不得废止的。但当出现了下列情形时，可以部分或全部废止：1.行政许可在作出时就附有废止保留条款；2.行政许可附有履行义务，而相对人未及时履行该义务或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该义务；3.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规或事实基础发生了变化，如不废止该行政行为，则将会给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该危害大于相对人将会受到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在上述三种情形中，前二种是可归责于相对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对人明知或应知行政机关将来要在一定条件下废止该行政许可，因而不产生信赖保护的问题。第二种情形是因相对人的过错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成要件。但是第三种情形实属情势变更所致，故行政机关在废止行政许可时，应充分考虑信赖保护原则，对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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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丽琴：《试论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选自《法学杂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评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则的运用》，摘自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页。

[4]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法学》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现代行政法学发展的新趋势》，载《行政法专集》（一），台北市公训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页。

（邵俊: 同济大学法律系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㈢ 简述法国行政法的特点

法国抄行政法——主要袭特点
1、行政活动受独立的法律部门调整
政府适用公法是原则，适用私法是例外2、行政活动受独立的行政法院管辖
审判体制：双轨制（行政案件由行政法院受理，普通案件由普通法院受理）
3、行政法的重要原则由判例产生
英美法系：遵守先例(stare decisis)原则
法国行政法：由行政法院判例产生行政法的重要原则，有的原则转化为成文法，有的仍处于判例状态4、行政法没有编程完整的法典
由于行政内容的广泛、复杂、多变而无法成型

㈣ 法国行政法有什么特点

法国抄行政法有这些特点：
1、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用于处理行政诉讼。不像德国等国由普通法院受理。
2、法国行政法主要由判例构成。
3、行政诉讼一般适用行政法或公法的一般原理。
网上有一篇专门分析法国行政法的论文，里面很详细。

㈤ 王名扬的人物事迹

衡州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16年王名扬出生于衡阳道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和父辈们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境贫寒。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一边放牛、打猪草起早贪黑帮助家里干农活，一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初中毕业时以衡阳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阳师范大学）。毕业后王名扬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开始了与法学结伴一生的风雨路程。
抗战爆发，王名扬和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穿上军装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成为晋南抗战前线上宣传抗日救亡的一名积极分子。1938年，王名扬离开晋南，随武汉大学迁徙到大后方四川乐山 。
1940年，大学毕业的王名扬考入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师从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三年后获得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 。
1946年，王名扬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生，但是由于当时法国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因此在国内滞留了两年后才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 法国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国”，法国国家参议院）的成立是现代意义上行政法产生的标志。按照“自然权利”、“三权分离”等法治和宪政基本原则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形成的行政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保留审判权阶段、委托审判权阶段和一般管辖权阶段。行政法院的独立在法国已成为一般国民的共识，行政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原定的三年留学期限届满后法国政府又同意王名扬延长留学期限 。
1953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王名扬面对着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以及国际上久负盛名的行政法权威，以流利的法语宣读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可王名扬并未故步自封，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三年的俄语和日语。
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这段经历也被王名扬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为荣的事情。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担任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 。
1958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响应，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带着厚重的书籍只身回到了祖国。
留法十年，改变了王名扬的整个人生走向，既是学术上腾飞的起点，也是坎坷磨难的源头。 王名扬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展宏图的舞台，而是“洗脑”、转行、流放等做梦也想不到的磨难。回国不久，王名扬就被组织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洗脑”经历。
“脑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王名扬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学院课程表上基本上没有法学课程，教法律的教师要么靠边站，要么改行。1963年，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贸大学），成为法语课上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同时还担任班主任。
文革开始后，由于和法国友人通信，王名扬就被定性为“里通外国”，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写就的书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扬被隔离审查，送入“牛棚”面壁思过。1969年，王名扬被流放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从东北赶过来看他，止不住泪如雨下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开始起步，行政诉讼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行政法学研究也开始正规。
年近古稀的王名扬参加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 ，并承担了“行政行为”章节的撰写，对我国行政法研究的启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后，中国政法大学邀请王名扬回来任教，被婉言回绝，只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专业首位硕士生导师，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重新“出山”后的第一项学术成果是应《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编辑部之约，编写了国际私法以及行政法词条的内容。
1987年，王名扬的第一部行政法学专著《英国行政法》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外国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建国后第一届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尚无任何教材，王名扬就用该书向研究生授课，将一种崭新的行政法学体系以其精湛的技艺介绍入中国，该书的“行政法原则”被学术界广泛引用。书中首次介绍到的“国内行政裁判所制度”，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所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书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济的独立原则”、国外行政法关于“自然公正原则”、“赔偿制度”等的介绍，对于我国行政法体系的构建和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
《英国行政法》出版两年后，65万字的《法国行政法》问世。王名扬对行政行为理论的全面介绍在现在仍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基石；该书介绍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响了一代行政法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部书中对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绍，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范本和国家赔偿法立法时的唯一参考资料。事实证明，《法国行政法》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宝箱” 。
1995年出版长达百万字的《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较行政法》，王名扬的学术著作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扬在中国行政法学界的泰斗地位。中国行政法学事实上存在一个“王名扬时代”，没有哪位中国行政法学者的著作，能够达到王名扬“外国行政法三部曲”这样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对我国研究、借鉴外国行政法制经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和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

㈥ 1873年法国布郎格（阁或者戈）案件对我国行政制度的启示

你上图书馆找一下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案例以及分析的。
《外国行政法新论》
作 者： 姬亚平
I S B N： 7562024634
页 数： 248
开 本： 16开
封面形式： 简装本
出 版 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3-8-1
定 价： 18元

这本书提到这个案例的年份是1783年。
我还找到了CHRISTINE CHAIGNE在西南政法大学作演讲的记录，他也提到了这个案例，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我非常感谢学校的接待和欢迎，非常感动！我很高兴很多学生，这样压力小些。我非常喜欢学生，学生喜欢提问题，我在法国也碰到很多来自重庆的学生，交谈很多，他们都很能干。今天讲的是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中的作用和法国行政法的自治问题。

特征：1、法国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2、主要是判例法体系

1权力的分立来自于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为防止旧制度的贵族院对行政的干预。1970年有一项法律至今有效：永远的司法与行政分离，规定司法法官不能干扰行政，只是防止司法法官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这样就分出两种法官：一种是司法法官，一种是行政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成立，并在拿破仑时代得到发展。由于最高行政法院的成立带来两种法院体系，他们各自行使职权。1873年的布朗格判例，国家不能援引私法，因为私法是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那时，拿破仑法典在行政领域不再适用，该判例决定只有行政法院能够裁定行政事务，这是行政司法的诞生。所以说法国行政法是独立的。

2、法国行政法主要是判例法。

行政法的建造花了两个世纪，所以非常难以理解，比较灵活，可以适应各种情况，可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解决新问题。这就带来这么一个问题：法官的裁定是否能够成为法律呢？两者是否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呢？

我们已谈过法官是法律的创造者。在法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认可，因为我们有权力分立原则。在拿破仑法典第五条说过“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三权是严格区分的。我们不希望法官有立法权，但行政法官例外，最初并没有成文法，因此，由法官提出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法国行政法官要解决行政和公民间关系，保证行政的进行。当行政法官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他不能创造法律。最早关于行政人和被行政人之间并没有限制的法律。

法国行政法官创造法律有两个条件：

① 创造法律只能在案件中，而不能象议会那样有广泛的立法权。

② 要遵重法律传统和私法中的原则。

他们要了解许多判例、案例，并了解公务、公产等，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法国行政法的渊源—不完全是行政法官的判例，还包括其它机构，如宪法委员会制定的原则也是渊源。

例如 1984年判定在学校里教师的独立性。

这些原则最早由法官提出，又由法律确认。比如说：进入公职的自由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迁徙自由、工商自由，这些都是法国行政法的原则。

现在主要是判例法，但成文法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因为欧洲法的影响。法国行政法的规则是由行政法院来作出。行政法官不能违反议会立法，行政法是在立法之下的，当这个行政法院创造法律时，都要提出创造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委员会常对其进行纠正。行政法官对作出的决定必须作出书面的解释。现在由许多成文的法律文件限制法官权力。一些法官更主要是在技术规范方面作出规定。法官在裁决时更多是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由于我们坚持分权原则，所以法官创造法律有些尴尬，法官更多的应该是适用法律。

另外，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所以更多地适用成文法。

要补充的是法学理论的作用：

因为用理论这个词很难概括其意思的，我们一般译为“理论学说”，源自拉丁文，指教育。这个观点是被允许的人表示出来的观点。既是他说的，也是他写的，也是他个人的，就是学说。有些法学教授也就造法了。当然也包括行政法官、法律实施者。学说是他们在实践和解释法律。这是我们在谈到判例时，还应注意学说对法国行政法的作用。

例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决定很短，但评论却很长，可以是由几个教授作出，并可能不同，然后一并公布出来。这些评论对法官的决定做出解释、阐述，也许这些评论已超出法官所想到的东西。法官一个判决作出后，还要参照评论，评论很重要。有时是围绕判例有些超出了，在杂志上发表，对立法都有影响。法国行政法从起初来说主要是判例法，学说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 提问

杨明成教授：过去的法国行政法是一个独特的部门，由独立的行政法官来行使。最近发生了很大变化，现有变成一个普通法的趋势，请作更多介绍？

CHAIGNE:不能说行政法变成普通法了，这是一家一言。现在通说还是说是独特的部门，公法的精神与私法精神完全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推论也不一样。在法国，说真正的法是私法，真正的法学家是私法学家，私法来自于罗马法，很优秀。但我认为研究公法的也是法学家。

刘艺：欧盟中只有一个私法法院，对法国造成什么影响?

CHAIGNE：涉及到25个成员国，不怎么涉及到行政法，没有采纳法国的模式，法国的法律与大革命关系太密切了。欧盟只有一个私法法院，法国要无条件接受欧盟条约、判决、判例，对法官来说没什么问题。在今天是不是还有必要划分公私法呢？关于涉及到行政的合同，在讲课时和私法合同两个，这就是影响之所在。

刘艺：那是否是法国的独特性逐渐走向普通法的趋势呢？

CHAIGNE：个人认为短时间不太可能，这个是观念的问题，比如我就不太懂私法。

刘艺：关于法律学说，当前德国等国家都强调起作用，在法国的判例，由政府专员的解释，也有学说的解释，对立法与法官判案有多大的影响？怎样形成一个确定的方式？

CHAIGNE：法学院学生以后将成为法律工作者，在学校学习时，就要学法律、案例，特别是有评论的案例。学生们通过看这些，就清楚了学说的解释。在引用判例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教授的学说。形成了学说和法官间的对话，将会影响法官和立法者。只不过还是有独特的行政法官来行使而已。

刘艺：您的解释是一种观念，但我希望的是具体机制，学说没有机制性的作用，只是对人心的作用。我已经得到了答案：在民主的观念指导下，思维模式的不同。

夏馆长：法国与英美在判例法的区别？

CHAIGNE：教义是次要的渊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两个法系是完全不同的。2006年了。是不是还有必要区分这两大法系？区别这两个法系的话，英美法系自12世纪以来已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的特点，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成文法，都是判例。在12世纪时，英美法是一种公法，在那时法官只能判跟国家利益有关的案件，只能根据判例，在法国可以推翻先例，但也要参照。

杨：行政法院的管辖？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主义对法律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行政法院，受案范围怎么确定？

CHAIGNE：行政法自治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区分的标准：由行政当局做出的决定，行政当局的决定都是受案范围。公共行政只能追求公法上的利益，依据也只能是公法，而不是私法上的问题。

（四） 学生提问时间

1、 在行政之初时，行政判例体系确定以前，判例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

CHAIGNE：当然也有判例等级的规范，因为有许多行政法院，但只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行政上诉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层级越高，判例就越重要。一般把判例都称为法。

王：为什么形成了判例的体系，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CHAIGNE：主要是立法原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司法法官没有能力审理行政案件，司法法官源于罗马法而来。

周蓉：既然法国可以推翻判例，判例没有约束力？

CHAIGNE：学生到行政法院的事情是个个案，如果很重要的话，也可以上升到法律的约束力。

张问娟：在判决成为判例过程中，如何衡量其标准？

CHAIGNE：一般来说判决只涉及到当事人，这也是法国法区别于英美法的地方。除非是最高行政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可能成为判例。以前的判决成为渊源，现在越来越少，成文法变多。

彭小玲：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民如何确立起导致公私法分立精神的确立？法国大革命中有怎样的因素导致了公私法分立的精神？

CHAIGNE：法国大革命后产生的三权分立，之前议会的权力过大。历史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司法法官是罗马法的传统，在那个时候不存在行政法，最早源于设置了特殊的法官，创造了新的法律。

同学：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保证公益，是否是先就偏向了行政机关？那又如何做出公正的判决？

CHAIGNE：行政法官在有公益私益时站在中间，他要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是不是维护了公共利益，是不是遵循了法律，出发点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㈦ 学习行政法的意义

一、行政法治的内涵
我国依法行政的概念产生于80年代末，形成于九十年代。但从近几年依法行政的实践看，依法行政在不少沿海发达地区流于形式，更不用说西部，依法行政最重要法治精神、法律理性，程序正义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等，在不少地区和部门还未受到重视，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在西部开发中，充分关注依法行政的法治内涵的实现。
第一，法律至上原则。在依法行政中，法律至上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法律是依法行政的最高规范。如美国依法行政的具体表述是“法律最高原则”，在德国则称为“法治政府”。在这原则下，依法行政的行政依据是法律，没有法律授权就不能行政。任何行政行为都是法律授权的行为。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服从法律，否则无效。2.依法行政规则。政府的依法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法律没有规定时，行政机关无权像公民那样自由地活动。例如，没有处罚法，行政主体就没有处罚权力。这在各法治国家都是一项普遍的规则。3.合法性规则。行政行为的范围和内容必须由法律设定。法律对行政的授权不仅应具有质的特点，而且应当有量的规定。依法行政不仅不能超越质的规定，而且不能逾越量的范围。有法律依据可以做出行政行为，但有权作出行政行为并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4.保证实施原则，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机关的职责是执行和实施法律，对于行政机关来说，不仅有消极的义务遵守法律，而且有积极的义务采取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不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护秩序，就是违反法律。
第二，正当程序原则。程序是实体的保障。没有正当程序的规范，行政法治要求的法律至上就难以实现。因此，行政法治对法律至上的要求必然要通过正当程序来实现。行政程序应当由法律来设定，其效力与其它法律相同。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定程序。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行政行为才具有效力。非依正当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视为非法。依法行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依程序行政。法律的至上性必须通过合理的程序来实现，没有正当的程序，法律的至上性根据难以实现。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实体法的延伸。在法治条件下，基本权利原则属于实体上的原则，基本权利原则被正当地实施，这就是正当法律程序。正当程序原则在法治国家极受重视，而且在实践中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正如美国法官弗兰德利所说：“我们看到过去五年中程序上的正当程序的扩大，比在美国宪法批准以来的整个时期都来得大。”
第三，公平救济原则。依法行政意味着行政相对人能够及时有效地通过法律渠道纠正行政侵权行为，也就是必须存在公平有效的行政救济。公平救济不仅有范围要求，而且有结果要求。以范围而言，行政救济不应当存在死角。比如，目前我国西部行政诉讼中不受理职称评审方面的纠纷就很不合理，也是教授贬值得不到遏制的原因之一。其根源一是因为相关的法规欠缺，二是因为法官不是专家，但在实践中并不是无法解决。事实上，各校都颁布有相当细的规定。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参照适用，而后者可以由法院请相关专家评审，最后由法院判决。为此建议我国在西部大开发中，行政诉讼法对此进行修改。法院应当能够受理职称评审案件。以结果而言，国家赔偿是最主要的公平救济的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国家赔偿是被否定的。1873年，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在布朗戈案作的判决中，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时，明确承认了国家赔偿责任。此后，国家赔偿被正式确立。我国1954年宪法就提出了国家赔偿，1995年正式实施。但从实施的现状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有的公司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拘禁长达几年，但出来后的赔偿往往是象征性的 。这与依法行政的人民利益原则不相一致。
二、行政控权：依法治国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深化
我国依法行政的提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说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 ，那么，在西部大开发中体现依法治国实质要求的依法行政，必然以行政控权作为其本质内容，这是我国依法行政的本质特点。
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控权系指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控制理论，即强调行政法是程序法。但是，从实践看，行政控权不仅局限于程序。在这方面，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共权力论、公务论等恰好是一个补充。也就是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虽然形式不同，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是因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政法理念的理论基础具有共同性，即都建立在人民主权和权力制衡理论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人民主权，必须对权力的行使实行监督的制约。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系统地论述过分权和制衡的思想。孟德斯鸠指出：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自由，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而对权力制约的最好方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 此后，人民主权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就成为资产阶级宪法和法治的一般原则，无论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其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都源于此。
此外，从法治的实质内容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有共同性，即如何防止国家权力不被滥用？从现代国家看，国家权力最普遍的形式是行政权。因此，法治国防大学家防止国家权力不被滥用的首要考虑就是能够对行政权实施有效控制。当然，行政行为还涉及到行政效率、社会公共福利的目标等，但与行政控权相比，它们无疑是具有从属性。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行政效率最终都取决于行政控权的效能。我们不否认，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些腐败行为可能会提高效率，如某些贿赂可以加快办事速度，但这是以整个行政效能的降低为代价的。从整体上提高一个国家的行政效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行政控权的力度和广度，而不是容忍甚至鼓励腐败。二战以后，当代法治国家普遍以行政立法作为主导，一大批制约和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相继出台，甚至连行政官员的道德行为也纳入了法治的轨道，有效地防止了行政权的滥用，规范了行政行为。
从法治国家的历程看，虽然所运用的观念不同，但依法行政本质上都是通过控权实现的。依法行政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行政控权的作用不可替代。1215年英国大宪章，作为资产阶级宪政的开端，其实质正是控权。此后，行政控权的思想和实践在西方法治国家不断发展，并日益完备。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是如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著名宪法学这有狄骥就说过：“法学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国家也须受法律的限制。” 这种控权的思想，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颁布的人权宣言就有了明确的表达：“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同样是大陆法系的德国，行政控权被表述为行政监督，正如德国斯佩耶尔大学法学教授赖纳•皮查斯所说：“法律在国家的统治中占有中心地位。它限制国家的统治，确定国家的职能并将它控制于法律监督之下。这点尤其适用于行政行为，它同样受制于法律。 ”英美法系国家更是如此。美国作为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行政控权其实是权力制衡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为了保障社会公共权利，即使是总统行为也受到了严格制约。
除了上述法治作用以外，行政控权在我国西部法治建设中还有其独特的意义。行政控权是我国西部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尽管我国近年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但是腐败现象仍在蔓延。从制度上说，就在于我国反腐败的控权机制还没有健全。我们在1997年就开始提依法治权的法治思想，但如何治权和治官，实践中还有较大的距离。实践证明，腐败滋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本质的表现形式是权力的滥用，而克服腐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行政控权。
行政控权的优越性是现代法治本质特点。在理论上，行政控权不过是权力制约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推广。正像治权是法治的本质一样，行政法如不具备良好的行政控权功能，行政法的其它功能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完全不能实现。比如，行政法的服务功能，强调行政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这当然是对的。但法制意义上的服务不应只是一种道德要求，也应是一种法定责任。也就是说，当行政主体违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的时候，他将受到追究或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服务功能只有在行政控权的条件下，才有全面实施的可能。行政法的控权功能体现了现代法治的本质精神，是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现代民主宪政和法治国家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的自由发展。十五大以后，我国理论界进一步明确，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依法治官或依法治权。在这方面，行政法的控权功能是任何法律所无法比拟的。
诚然，行政控权在法治发达国家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不同。正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行政控权在有些法治国家已成为历史。在西部大开发，行政控权是一种十分迫切的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一个跟斗翻越它的历史发展的各个必要阶段。 ”
三、实现西部大开发，走向行政法治的具体步骤
（一）完善西部法律体系是依法行政的基础
实现依法行政首先要求建立完整，严密、和谐、优质的法律体系，从而把西部政治、经济、文化纳入法制的轨道。一是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少数民族聚居较多地区出发，中央应授权西部省、市人大享有更大的立法权，地方立法也应该具有前瞻性和法律科学性。二是加强立法的开放性和民主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已加入WTO，我国西部立法必须与WTO法律框架接轨，既要根据地方实际制定行政执法的规范，又要在引进外资或进行商务活动中按国际公约、国际惯例行使行政权。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我国行政立法要大胆借鉴外国有益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成果，维护西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廉洁公正执法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关键
如果说，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前提的话，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是行政执法的关键。十五大文件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和评议考核制。 ”从而把依法行政与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行政执法在国家各种权力中是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最直接运用权力与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有着最密切关系，因此最容易发生侵权问题。以前，行政机关责任意识淡薄。在西部开发中，行政权力必须服从于法律的预设，法律的行政权力处地支配和控制地位，行政机关应积极，主动发挥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并适当运用自由裁置权，在西部开发中，树立行政机关的新形象至关重要。英国学者说，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在以自己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
（三）提高公务人员素质，提高西部公民法律意识，是实现西部大开发一项系统工程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制度创新过程，正是建设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的过程。公务员是依法行政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形象，执法的好坏将影响到整个西部开发的成功与否。守法、护法又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只有全民法律意识增加了，行政执法才有广泛的基础。孟德斯鸠说过“要接受最好的法律，人民的思想准备是必要的 ”。当前，西部大开发中，培养公民学法、守法、护法精神和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十分重要。虽然西部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民文化素质不高，普法教育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广大西部公务人员来说，学习法律知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是树立法律权威观念和权力服从法律观念。畏法者最快活，尊法者最顺心，只有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获得最大自由。
总而言之，行政机关在西部大开发中，应积极能动地发挥其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并适度运用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效率。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坚持法治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民救济原则。在西部大开发中建立依法行政的法律体系，强化依法行政观念，为实现依法治国起引导、桥梁作用。

㈧ 关于行政法的论文！非常紧急！拜托大家帮忙！

行政法论文--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 摘要：本文在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两分的框架下，讨论了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首先，文章对行政法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的必要性作了阐述；接着提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最后讨论了行政法对社会公共行政进行调整时应注意到的两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社会公共行政；行政法；公共行政 行政分为私行政和公行政，公共行政即指与私行政相对的公行政。公共行政这一术语开始时仅表示国家行政，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已得到大大扩展。现在，公共行政已普遍被承认包括国家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两方面的内容。政府公共行政是指政府根据法律规定所实施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公共行政则是指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随着行政权社会化趋势的加强，社会公共行政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作了程度不一的探讨。对于行政法学界而言，社会公共行政这一领域具有巨大的冲击性，将会使原有的行政法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可以设问，行政法是否应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如何进行调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由此将需要对原有的行政主体、行政组织、公务员等一系列问题作新的理解和解释。以行政主体这一概念为例，如按以上思路，它就应该包括社会公共行政的主体。 本文主要通过讨论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尝试对行政法为何应调整社会公共行政等问题作出回答。 一 行政法为何应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呢？这个问题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这是社会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需求决定的。 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履行公共职能，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但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在公务涉及的范围上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政府公共行政是以所有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而社会公共行政只是涉及到一定领域、一定行业的公共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社会公共行政主体不考虑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顾及本领域、本行业的公共利益。这时候就需要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对社会公共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管理，而这就需要行政法的法律支持。 社会组织进行公共行政需要具有公共权力。而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来源如果不依靠有关行政法律、法规授予，仅仅依靠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性权力（如行政组织成员对行政组织公共权力的认可），其权威性不能确立，其合法性也成问题。 在社会公共行政过程中，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公共管理行为有可能会侵犯相对人的重大权益。虽然社会公共行政的强制程度比政府公共行政弱，但仍然可能有涉及到相对人重大权益的处理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对相对人的救济是必须考虑到的。这仍然会涉及到行政法上的救济问题。当然，这里不是主张法律救济可以替代所有的救济方式，但法律救济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当相对人的重大权益受到损害时，我们没有理由堵上司法救济这扇大门。 第二，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自身发展的需要。 社会公共行政这一新领域给行政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将会改变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现代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与行政法诞生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美法系最早给行政法下定义的是英国法学家奥斯丁，他认为行政法是规定主权行使之限度与方式：君主或主权者直接行使其主权，或其所属之高级行政官吏之行使主权者授予或委托之部分主权。1英美法系行政法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从控制行政权力与行政程序两个方面概括行政法的定义，如著名行政法学家K·C·戴维斯教授就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程序的法律，包括法院对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在内，2也包括行政机关所制定的程序法规在内。然而，这只是狭义的行政法定义，英美法系很多著名行政法学家提出了代表新趋势的广义行政法概念。如P·L·斯特劳斯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初期当公共行政发展的时候，学术界发展了行政法概念，它包含几乎全部和公共行政有关的事项。3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概念几经变迁，也朝着广义的方向发展。如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调整公共行政组织与权限、协调市民与行政权的法。通过行政法学者们的学术探讨，法国的行政法概念从权力行为转变为公共服务，行政的功能从权力行为亦变为一种服务的社会作用。4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行政法概念的发展，都适应了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组织将行使越来越广泛的公共权力，如果作为调整公共行政法律规范总和的行政法固步自封，无视社会公共行政的存在，将会大大削弱行政法的调整功能，也不利于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作用。 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任何法律要获得良好的贯彻实施效果，其合法性是重要因素。不管是我国法律一级的规范性文件，还是各级政府制订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一个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的问题。而社会公共行政就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途径。一般而言，社会公共行政所涉及到的通常是公众日常生活中所最常遇到的公共事务，公众比较关心这类公共事务的管理，也较热衷于参予到其中去。这就使社会公共行政容易反映民意，其管理活动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将社会公共行政中公众反映的问题反馈到行政法的制订上去，使行政法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此外，我们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将社会公共行政主体制订的一些暂时还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以行政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些都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另外，将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原因还在于，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分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很难绝对地确定两者之间的界线。“虽然传统的行政法只调整政府公共行政，但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分工已经不是单纯的和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发展、行政目标的要求、宪法和立法机关的决定，或者是出于工资和预算等行政技术和物质、人事方面的考虑，更有利于行政任务的完成。”5 我国已有学者认为，现代行政法应当将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的必要性在于：1.社会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2.这种社会的公共行政与政府机关的行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是管理主体的不同而已。3.既然社会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公民权益，就必须要一定的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才能确保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才能保障公民权益不受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侵犯。6 可见，社会公共行政应纳入现代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新时代对行政法的要求，是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 在探讨社会公共行政范围时，本文非着重于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界定，而是将社会公共行政置于公共行政这一前提下讨论何为公共行政，即注重它与私法上行为的区分。一般认为，履行公共职能的行为即为公共行政，但公共职能又怎样界定呢？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又涉及到公法与私法的界分问题。因为我们区分公共行政就是为了让其适用与私法不同的公法规范。 凯恩教授认为：“一种职能是否公共职能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可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回答。他主张区分公法和私法要以这样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我们为什么要在公法和私法之间划出界线。划定界线的理由影响划定界线的方式，而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标准，用以解答什么是公法规则与原则适用的适当空间这一规范性问题。所有这些标准非常复杂；在诉讼场合将它们适用于特定案件，要求法院进行艰难的、有时是颇有争议的价值判断。”7凯恩教授给出了说明理由的一个路径，即结合具体情境阐明为什么要界分公法与私法，而后从界分的理由出发来确定界线之所在。在理论和实践的可能前景范围内，我们也许还会得到别的路径，但基于充分理由之上的个别化处理是不变的适当方式。8 从美国的相关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共职能界定的变化。私人公园的经营以前并不被认为具有公共职能，但在EvansV.Newton一案中，一家私营公园只供白人使用，被黑人诉诸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公园虽由私人经营，但其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职能，应当适用宪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法院进一步指出，公园如同消防队、警察局等传统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应属于公共领域。9可见，公共职能是不断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公共行政的界定与公共职能的界定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一样，其范围不是绝对确定的，而是与私法行为处于一种互动状态中。我们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适用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界定。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共行政主要包括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志愿组织行政、社会中介行政四大类。10那么，是否所有的这些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呢？并不是所有公共职能都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只有当这一项职能对于相对人在宪法和法律上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需要国家的公权力进行一定调整以保证该职能的实施的时候才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范围。11像一些社会组织自愿提供的公共服务，缺乏行政权力的行使要素和特征，没有必要将其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在确定行政法应调整哪些社会公共行政时，下面因素是应该被考虑到的： 第一，公众的重大权益是否有可能被侵犯。当社会公共行政涉及到公众的重大权益时，我们需要法律的介入以规范其行使并提供有关的救济方式。社会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管理，会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或规范，但自我管理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重大权益时，法律保留的原则是应坚持的。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不同，在私法领域中契约自由原则占主导地位。而在公法领域，契约自由原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一个公共社区不得基于全体公众同意而不经法律许可私自设立一个可以基于一定事实实施人身强制的机构。 第二，社会公共行政履行的公共职能重要程度，即看该项公共职能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如何。如果该项公共职能关系到可能严重影响公众的领域，行政法应对其进行调整。公众需求强烈的公共职能，如不以行政法进行调整，单纯以社会组织自身愿望进行，就有可能出现公共职能履行缺位或不良履行等情况。如一个城市的公共汽车营运，在交由社会组织管理后，如果行政法完全退出该领域，倘若社会组织私自决定停止公共汽车营运，势必给这个城市的市民交通带来重大影响。因而行政法不应完全退出该领域，应由有关行政机关监督社会组织的公共职能履行。 第三，社会公共行政管理手段的强制性程度。如果社会公共行政对相对人的强制性较强，理应将其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参考文献」 1.李放：《比较法教程[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2.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95年版，第39、40页。 4.张正钊、韩大元：《比较行政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5.于安：《德国行政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6.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7.PeterCane，转引自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8.12.13.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419页。 9.395U.S296（1966）。 10.赵立波：《浅说公共行政》[N]，《光明日报》2001-5-4。 11.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卷[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41142、页。 冯伟温泽彬

希望采纳

㈨ 30分求小论文：《结合工作实际，谈谈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论 行 政 公 开 原 则

一
当今世界各国的行政法没有把行政法基本原则以法
律条文集中加以规定的，而是靠学者们从行政法律规范、
行政法治的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由于人们的认识不
一致，各国形成了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同的看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大法系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
呈现出其历史发展的区别，同时在现代行政法治的发
展过程又呈现出互相借鉴的新趋势。
在法国，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
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的发展，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
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被当作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在
德国，随着法治国思想的发轫及其从形式意义的法治
国思想向现代实质意义的法治国思想的演进，形成了
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两国的行政
法基本原则代表了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在英国，基于普通法传统中的法治原理和“自然正
义原则”，发展出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
则和自然公正原则三项行政法基本原则；在美国，基于
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规定，直接形成了行政法上的
正当程序原则，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行政公开原则
与前述原则一起作为美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p48-50)美
国1966年修改《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
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
政府法》，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从而确定了行政公
开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二
WTO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大法系在法律理念
上相互靠近的国际表现。而执行其相关规定的主要任务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各国的国内行政法，从而对
国内行政法提出了新的要求。WTO协议将加快协调各国
行政法理念的变革，形成一套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
型政府的行为规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行政
公开的理念，要求政府行为公开化、透明化，以便公众监
督，以消除腐败。行政公开成为政府的基本要求。行政公
开原则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是当今各国行政法发展的
又一重要方向。正如边沁所说“没有公开性，其他一切都
无能为力，与公开性相比，其他都是小巫见大巫”。[2](p443)
行政公开原则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法律意义。行政公开
原则被确立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就是应了这一变化趋
势，是现代行政法原则谱系发生的重要变动。
然而，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无论在学理还是在
立法上都未能形成共识。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法上的
基本原则的地位未能得到确立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
面。我国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在行政
公开原则问题上形成了两类观点：⑴形式化的行政公开
观念；⑵实质的行政公开观念。前者认为行政公开原则
只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不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并提出了反对行政公开原则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
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法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
原则在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包含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
原则、民主与效率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制约原则、
行政责任原则，为了防止行政法基本原则过多、分散，不
宜把行政公开原则视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二是行政公开
的本质是通过一种公开的程序实施对行政权的制约，具
有程序法的意义，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
与行政法基本原则是上下位阶的关系。[3]对此笔者不能
苟同。首先，从行政法原则谱系和结构看，行政法基本
原则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强制性、包容性。基本原则的
相对稳定，并非不发生变动，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允许基
本原则发生一定的演变。尽管这种变化基于法律弹性
的需要，但主要是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环境的变
化。任何法律应“为社会生活之常，固不可轻言改变，苟
社会生活情况有变，亦不能期其不变。”[4]行政法原则谱
系及其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那么，第一个理由中的包含
关系或者叫结构就不会永不变易，以此论断行政公开原
则不能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最多也只是静态的语义学
结论，不能最终说明行政公开原则的地位。第二个理由
说行政公开原则似乎仅仅具备程序法律意义，但好像与
行政公开产生的历史不相符合。行政公开是与公众信息
权一起产生的，而且在行政公开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
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组织时代）行政公开不仅成为行
政程序法的原则，更是行政实体法的原则，从而涵盖整
个行政法的立法与实践的全过程。行政公开在20世纪
60-70年代起成为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行政公开原则在美国得以逐步确立为独立的行政法基
本原则。在特别强调正当程序的美国，正是由于正当程序观念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行政公开原则才得以演变
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美国行政法认为“行政公开是指个
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
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5](p953)
从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
法基本原则既是对行政法的要求，也是对行政行为的
要求。与其说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概括总结的缺陷，不
如说其视角或者方法的缺陷。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
史发展来看，东西方在方法上的一个可供借鉴的共同
点，那就是从生动的行政法治实践中去加以归纳和总
结。行政公开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前
述我国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论述对于行政公开
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导致对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基
本原则的问题上未能正确地认识其地位。即有关我国
行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看法未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三
法律原则植根于社会生活中，只能被发现，而不能
被创造。我们在说明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
之前，我们应当从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去
寻找答案。
行政公开反映出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的基本诉
求。行政公开体现着现代行政发展过程中的对政府的
基本要求，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治更是加剧行政公开
的发展。开放型的政府必然把行政公开当作对自己的
一个重要的基本要求。如日本政府把“建立对国民开放
的和值得信赖的行政”作为自己的目标。行政公开是现
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带根本性“权威出发点”。所以“，当
代各国行政法几乎都强调行政公开”（应松年语）。[6](p197)
世界各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表明，行政公开原则已经或
正在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鉴于行政公开原则
的重要性和行政公开的现代行政法治的潮流，我国也
有不少学者把行政公开原则总结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
原则之一。但也有学者明确反对行政公开原则成为行
政法基本原则，并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更适宜于出现在
行政程序法这一层面”，不宜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我
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应当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
不仅仅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四
关于行政公开原则的概念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下列
看法：⑴行政公开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
时，应当通过一定的制度让有利害关系的相对人了解
有关情况的制度。公开原则是行政公开在行政程序中
的体现，是公民参政议政权的表现和延伸。[7]⑵行政公
开是指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
和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公众知悉。[8](p172-173)⑶行政公开
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除涉及到国家机密、个人
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与行政
职权有关的事项。[9]⑷行政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中，除依法保密的事项外，应将行
政事务通过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布，或者向利害关系人公
开说明背景、条件、原因和理由，听取其意见并予以答
复。这些观点尽管有的出现在行政程序法原则的论述
中，但都没有否认行政公开原则还具有实体法原则的意
蕴。它们共同的不足是忽视了行政法律关系中重要的相
对人主体地位，没有反映我国现代行政法治发展中出现
的行政法权利（力）结构趋向平衡的发展趋势（罗豪才）。
行政公开作为行政现象最早是从政府情报公开发
端。具体始于瑞典1776年制定《出版自由法》规定的关
于官方文件的公开性。后来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实践
使得公开的内容突破了新闻报道的范围，发展为行政
领域带普遍性的行政行为的公开。由于经济全球化、法
律全球化等国际化趋势，行政公开发展为对于政府的
普遍性要求，并进而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
行政公开原则的内容：从各国有关部门行政公开
原则的法律规定来看，大致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公开
原则意味着行政机关拥有的某些公民的个人资料，都
应该无条件地向本人公开，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第
二，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
方面的信息，回答有关咨询，以便于公民参加经济和社
会活动，为此，政府必须创造各种条件。第三，凡是政府
颁布的一切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正
式公布，未经公布的文件无效。第四，凡是要求公民承
担的义务，包括公民在提出各种申请时应具备的条件、
名次都必须全部具体列举公布、通知。第五，凡是涉及
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定，必须公布或通知；涉及
个人隐私的，应事先告知本人，等等。[10](p197-19（8)应松年）
这些权威性论述，告诉我们行政公开原则在逐步走向
实质法治的现代社会里已经不仅仅体现在行政程序法
里面，更应成为对行政实体法的基本要求。行政公开最
初是适应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要求的，而知情权却是包
含着丰富的实体性要求的。如果行政公开原则仅仅是
程序性要求的话，那么知情权的法治化则仅仅是半法
治的。现代参与型行政要求行政公开应当是具有实体
法意义的公开，否则，参与是无法完整实现的。按照我
国通行的关于基本原则的判定标准，行政公开原则就
具备了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贯穿性和指导性。社会发
展对行政运行产生了普遍的行政公开的要求，这一要
求是行政法原则谱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动力，行政公开
原则成长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就成为历史之必然。

㈩ 行政法的中西方比较

本人认为，为了更好地比较中外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应该首先了解各自的发展历史，这是前提所在，然后再分别对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在中国产生于民国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质，行政审判权不属于普通法院，而属于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行政诉讼法》，1945年4月16日又颁布了《行政法院组织法》，这两个法律规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专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它规定行政诉讼有三个步骤，当事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愿和再诉愿，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二、新中国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行政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行政法的初创阶段（1949－1956年）。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初创阶段，没有制定系统的行政法体系，甚至对行政法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与破坏阶段（1957－1977年）。这一时期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坏殆尽。
3、行政法的恢复阶段（1978－1988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82宪法开始，行政法进入了恢复阶段。许多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相继制定，初步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行政案件，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的。
4、行政法的发展阶段（1989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具有重大意义，确立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给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切实的保障，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朝着“法治国”的目标艰难而稳步地前进着。
三、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现在人们使用行政法这一概念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产生较早，体系完善、理论发达。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有两个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两种法律规则，即公法和私法。法国行政法和德国行政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各国的历史不同，在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上也存在差异。
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时，适用同一体系的法律规则。
1、英国行政法
在英国没有明确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所以早期的英国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作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是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产物。
2、美国行政法
美国行政法受英国行政法的影响产生较晚，美国行政法的产生是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相联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被认为是美国行政法的开始。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行政法迅速发展，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国行政法上划时代的法律，该法以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历史发展比较
外国行政法主要分为两大法系行政法，即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1、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
虽然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中国行政法相对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法国、德国的而言，起步较晚。从产生开始，中国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德国行政法的影响。
2、中国行政法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中国行政法研究则起步较早，重视程度也较高。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产生于民国初期，而英美法系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其
学者们才开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并逐步建立了理论体系。在英国，作为一门科学，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外行政法日趋融合。两大法系互采之长，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围向广义演进，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实体法，既包括内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过去上诉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审理，现在，上诉法院专设了行政庭，审理行政案件。大陆法系行政法已经突破公法的范围，在一些行政领域适用私法，在法德等国，行政私法已成为流行词，公私法的界限日渐模糊。
参考文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编行政法学》，谭宗泽，重庆出版社，2001年。
参考资料：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6-10-23/15073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