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事诉讼法582
① 德日的民事诉讼模式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我国学者关于诉讼模式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本质属性说。这种观点认为模式能够反映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化样式，是指某一系统的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它是对某类事物或行为特征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诉讼地位及法律关系说，并将模式与形式、结构、构造视为具有相同的含义。认为模式是对一定事物的内部各个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笔者以为，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也即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模式。诉讼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1）主体要素，即当事人与法院。（2）诉讼权限的配置。民事诉讼模式实质上表达的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不同的配置关系构成不同的诉讼模式。
二、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理论价值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的民事诉讼制度本质的外在反映，运用民事诉讼模式来分析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民事诉讼的本质内容。具体来讲，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论价值：
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是基本的关系，诉讼始终围绕着这一关系而展开。所以，以当事人与法院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民事诉讼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诉讼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基点，而这一权限配置决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属性，使我们能够认清不同国家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特征。此外，通过不同国家民事诉讼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点与差异点，分析利弊，以不断完善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可以促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程序不仅仅是作出某决定或得出某一结论所经历的过程或手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主体对形成决定或结论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们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主体的这种程序中的地位、关系，不但是程序权限划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角色定位明确了各个主体对形成最终结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各自在其权限范围内对程序结果分担责任。由于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内容，所以，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能够促进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并形成合理的归责机制，以达到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结构。
第三、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民事诉讼其他具体制度研究的深化。由于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内容带有根本性，对民事诉讼体制的构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民事诉讼模式应当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范围，它对其他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好理论中，例如诉讼标的理论、证据理论等，都涉及到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对深化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价值。
三、民事诉讼两大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
（一）民事诉讼中两大模式的含义
从宏观的角度看，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民事诉讼模式的分类，基本上认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二分法，但对那些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属于当事人主义，哪些国家的属于职权主义，则存在分歧，张卫平还进一步将当事人主义划分为英美型当事人主义与大陆型当事人主义。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大陆型诉讼模式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而确定的。
1、当事人主义
所谓当事人主义，英语的表述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该原则要求当事人（1）提起诉讼；（2）确定争点；（3）提出证据给法院等。在当事人主义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所以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也在当事人，而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
1、职权主义的含义
职权主义（德语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该原则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当事人主义相对，职权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欧美各国的民事诉讼普遍贯彻实施的就是职权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后一度改行当事人主义。在19世纪的产业革命浪潮中，以至整个20世纪，各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又加强了职权主义的色彩。
（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成因
1、当事人主义的成因
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确立当事人主义的当属1806制定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等都确立了当事人主义。 作为开山鼻祖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当时的诉讼理念认为，民事诉讼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纠纷，故运作诉讼和诉讼程序进行的主导权应该由当事人拥有，法院及法官在诉讼中只是严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实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判断。这种被称为自由主义诉讼观的思想，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制定后，与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说以及经济自由放任思想汇合，在排除国家对市民社会干预的运动过程中形成了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主义优越的浪潮。此外,还有学者论述道：当事人主义的成因还有更深的层次,这就是私权自治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从私法自治原则的角度来说，私法自治与法国民诉法典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诉讼观是相互关联的。由于民事纠纷起因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执,便要求贯彻调整私法的原则,国家的干预必然回破坏当事人之间建立在私法基础上的平等关系，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而从市场经济的关系来说，由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为只是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并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职权主义的成因
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后来，一些原先采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如法国等也转而采取职权主义。德国1976年民事诉讼简化法也有此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国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国沃尔夫勋爵组成的司法改革小组拟订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对英美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超然地位进行了反省，强调了法官对程序的干预。
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期，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诉讼程序，由于当事人肆意操作诉讼程序，造成了审判迟延、程序复杂以及费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后果；二是作为当事人主义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随着19世纪末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和大规模化的纠纷解决，以至不能再任由当事人主宰诉讼程序来完成，为了迅速且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各国才开始强化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职权。不过，尽管在18-20世纪，各国民事诉讼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向职权主义的过度，但并不意味着各国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都会导致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在各自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差异。
四、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
以上只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民事诉讼模式所作的划分，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某种诉讼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两种模式总是交错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的构造原则，并伴随着绝对化的倾向。与此相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与诉讼民主与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方兴未艾，除了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国也不失时机地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分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各自作用，实现诉讼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强化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法官不但在诉讼程序的推进方面拥有一定的权限，甚至在某些实体问题上法院也享有决定性的权限。这在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这一点体现得较为充分：法官积极地介入审判程序，促进诉讼的进程，包括设定证据开示的最后期限、确定审判日期以及促成当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转向案件的管理。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虽然同属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是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却存在差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原本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就享有较大的权力（职权进行主义），特别是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主导庭审程序、主动询问证人，同时法律海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所以在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在保证法官的程序管理权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诉讼构造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带来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法官的职权作用，虽然能够克服以上不足，但又会产生法官中立性问题。所以，两大发系在保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基本构造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着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权限分配，因而出现既重视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障，又强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力，从而形成了当事人与法官相协同的新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特别是在当事人主义固有的当事人主导的理念基础上，导入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思想，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西方各国民事诉讼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其诉讼模式的基本内容，而仅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其诉讼模式的本质内容。
② 外国法制史的法国法、德国法和日本法的历史沿革
（1）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法国封建制时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持续近1000年的法兰西王国时期的 全部法律。其起始时间的标志，是公元843年 法兰克查理曼王国的分裂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封建制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公元9世纪至13以习惯法为主时期、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习惯法成文文化时期和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王室立法成为主要法律渊源时期，它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建立。近代法国法律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五部重要法典，再加上宪法，构成了法国“六法”体系。由于法国革命具有彻底性，有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所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法律指导比较系统和完备，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比较系统和完备，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其他资本主要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现代法国法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连续遭到三次经济危机的袭击，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复杂。为了应付紧急形势，缩小了议会权力，加强了行政权利，政府的委托立法议案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同时，为缓和人民群众强烈的民主运动，于1919年4月和1927年7月，进行了两次选举制度的改革，对原来的法典进行某些修改与补充。判例作用有所提高。法国的法律制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继续进行变革。 （1）封建法制的形成与发展。德国原为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公元919年，东法兰克王国推举萨克森公爵为国王，开创了德意志王朝。封建时代的德意志长期处于封建割据之中，后来普鲁士邦逐渐强盛，并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法国，为统一德意志各邦扫清了障碍。在整个封建时代，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渊源的多元化是德国法最基本的特点。习惯法、地方法、教会法、罗马法以及帝国法令长期并存。封建时代最著名的习惯法汇编是《萨克森法典》，大约编纂于1220年，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事、刑事问题和诉讼规则，以及调整封建关系的采邑法。封建时代后期出现了一部以帝国名义颁布的刑法典——《加洛林纳法典》（1532年颁布）。该法方面的内容，被多数邦国长期授用，在德国封建法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
（2）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近代德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871年，普鲁士以“铁与血”的政策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德国以原普鲁士邦国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宪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法院组织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成为大陆法系的又一个典型。由于德国统一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德国革命带有不彻底性，封建专制主义没有受到根本批判，近代德国法律体系也带有很强的封建君主专制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德国具有“潘德克顿学派”的理论基础，德国法相对于19世纪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而言，结构更加严谨，逻辑更加严密，概念更加准确。
（3）魏玛共和国时期法律的发展。1919年，战败的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由于政体的变化和社会化思潮的影响，德国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在沿用原有法律的同时，颁布了大量的“社会化”法律，如调整社会经济的法律和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为经济立法和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为立法和劳工立法的先导。
（4）法西斯专政时期德国法的蜕变。1933年，纳粹党头目西特勒出任总理，开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西特勒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将国家政治生活全面纳入战时轨道。在宪政方面，颁布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德国改造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维护西特勒个人独裁和纳粹一党专政。在民事法律方面，颁布了《卡特尔变更法》、《强制卡特尔法》等法令加强对垄断组织的扶持，强化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并且颁布了《世袭农地法》、《德意志血统及名誉保护法》等单位法律，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巩固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刑事法律方面，原先法律中的民主原则被彻底抛弃，代之以种族主义原则。
（5）二战后德国法的变化。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于英、美、法、三国和苏联对德国的分别军事占领，德国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实现统一。战后西德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了魏玛共和国的法制，并根据1949年波恩基本法确立的和平民主原则，对原有的法律进行了修改，使其中的封建因素大为减轻。两德统一后，基本上实行原西德的法律制度，但是也根据情况对新问题进行了若干修改。 （1）封建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奴隶制时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现为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创建了以唐朝法律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从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法律制度，其形式内容及法律观念均受到中国封建法律以及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
（2）近代日本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改革纲领，着手进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随之，围绕着经济和司法等方面的立法改革也广泛开展起来，为建立西方化的资产阶级法制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法开始走上全面西方化的道路，以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法律为模式相继编纂了一系列法典，使日本资产阶级法律体系最终得以确立。
（3）现代日本法的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多年间，日本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以1932年军事独裁体制的确立为标志，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经过不断改革，法制建设趋于完备化；后一阶段则与军事独裁统治统治相适应，法制走向法西斯化。二战后，日本法律制度较多接受美国法的影响，法律风格有所变化，并建立了以国会为中心的责任内阁制，赋予公民较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
日本法以善于吸取外来发达的法律制度见长，体现了东西法律文化的融合。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承袭中国唐代和明代法制的传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成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以德国法为样板建立了六法体系，但也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因素。二战以后，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许多精华，在当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别具一格。
③ 什么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讲义或课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新增加了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版。
该法第五十六条权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④ 法国民诉法典什么时候颁布的
1806 《法国民事诉讼法典》
1976 现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
⑤ 第三方撤销之诉，最快几天能立案
首先，提出了
我们的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进入第三方武力的问题损害了消费者的权利利益提出上诉的裁判制度不健全的补救缺点存在。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恶意串通当事人，一些政党故意隐瞒重大事实，超出了权利要求的范围有些裁判文书调解的内容，更多的性能与损害局外人的利益。 2007“民法通则”第178条只是赋予当事人申请第三方重审不提供救济渠道的权利。当第三方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时，裁判需要在2007年生效，“民法通则”第204条的设计是第三方反对意见的执行情况，向执行法院，第一次初步反对第三方审核由执行法院，反对机构设立规则暂停标的物的执行落实。第三人不服该决定，申诉人只要求由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以按照职权启动程序，即通过公权力进行干预，以解决问题的第三方权益后生效侵犯的裁判。 [我]因此，由于外界第三方的诉讼权利损害的虚假情况的救济问题，主要通过申请再审解决。但也更严格的条件申请再审，开始是很困难的。早在2011年8月2日，日本民法室LAC上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内政部颁发”提出了三种方式解决，一种是第三人应当设立上诉制度，以第三人在原方的被告人，使法院的生效判决，要求对他们的判决的内容。二是再审程序应，以便第三方再审申请原判决的权利。三是建立第三方不应被和的再审上诉程序，而另一个投诉解决由第三人，可以在上诉之前否认了上诉。
要通过诉讼等手段防止恶意人士，对在外人看来，新的“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同时保留了“第三方执行异议上诉”的合法权益，“来自法国和台湾学习，中国的第三人诉讼制度“[二]，第56条，第三人增加规定，”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部分调解或全部的错误的内容，损害公民权利，他可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的日期正在六个月内侵犯，使该判决，裁定，人民调解法庭诉讼。人民法庭上，建立了债权，应当改变或者原判决，调解;索赔是不成立的，驳回了索赔，“熊跃民教授认为，这一规定”与再审相比，在诉讼中的第三人提起程序更方便，更利于第三方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III]
二，民法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评论
（一）第三方投诉程序
第三人的上诉过程起源于法国，法国的表述是“第三方反对”，中国学者将其转化为“第三人提出取消异议的决定”[IV]。“法国新民事诉讼法”，为“第三人异议”为“极上诉途径“和”再审“并列第582条的规定规定：”第三人提出取消该异议是指攻击第三人不为己判决的兴趣，要求该决定或要求修订的决定第三人异议，反对拟议的第三人，是指争他们的攻击点已被判处挑战法律，并使其事实上重做裁判。 “第583条规定，”在让市民提出反对给第三人的任何权益“第587条规定，”第三人在质疑的上诉请求的判决提出，要提出攻击法院的判决;反对由第三方提出的，裁判是由同一警长“同时，”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页592规定：”由第三人取得，仿佛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法院裁判的决定提出反对的判断，提出了同样的呼吁。 “在它的程序，第三人提出异议，以取消实质条件的决定”应该有益处，“-----”获准第三人造成损害这一规定的判定“，使大部分的判断可以进行救济以这种方式由第三方取消判决的反对意见。在接受原来的法院判决，审理。结果在审判普通程序的司法管辖区作为第三人提出取消异议的决定被驳回，原判确认;此类第三方异议赞成判决得到判决的取消将被取消或减刑对于由第三方提出的任何判决的反对，拒绝接受该应用程序可以请求救济[V]民事诉讼法守则的条文，解释取消第三方异议，虽然是上诉的途径非常的决定，但它是一个普通的审判程序，还有适当的补救措施。
台湾，中国在保留[第三人异议诉]前提“强制执行法”，修订2003年“民事诉讼法”原生态“第三者决定提起申诉的程序，”第507-1条规定认为“无私第三人在法律上归属于非结果是诉讼的主体，但不参加，没有取得所造成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判决谁是共同被告双方在决定最后的足够影响判决提起申诉，要求其不利判决的一部分。“还规定，”第三方投诉，投诉原审法院判决的专属管辖权。“中国台湾”民法通则“这个系统的建立”后该系列的程序保障为保障第三方程序所赋予的权利，并通知该第三者的事先程序保障（第254第四的第67条），构建一个统一的决心程序性保障措施和纠正争，法国（或裁判）稳定性的具体要求和有效性。 “[VI]必要的细节，以扩大诉讼的功能来解决争端，”实体法维持秩序与和谐“的基础上”，确保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和”改进司法系统的运作效率与经济“中，有时决定的有效性必须扩大和第三方比其他诉讼当事人，但在另一方面，站在鉴于宪法诉讼自由和产权保障的权利，从而使第三的地位人在一个特定类型的绑定结果私法的判断，它必须给予某种形式的系统，丰富强大的扩展的有效性决定的合法性的基础
⑥ 一案不在立的法律法律依据
关键词:一事不再理、法律适用、诉权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概述
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上实行严格的"一案不二讼"制度，对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诉权消耗理论"，所谓诉权消耗，是指一个诉权或一个请求权的行使，都有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在起作用，诉权行使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来自于诉讼系属的消耗，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拥有一次诉讼系属，任何诉权一旦经过一个完整的讼争（诉讼或仲裁）过程而行使完毕，不论结果如何，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就消耗殆尽，因此一个请求权的第二次诉讼会因其诉讼系属的缺失而无法成立。同时，为了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罗马法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判决作出后，除发生执行的效力外，还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当事人双方对已经正判决的案件不得再行起诉。诉讼系属是德日民事诉讼法中的概念，通俗地说，是指诉讼存在于法院的一种事实状态。实际是指案件被提起后，正处于法院审理过程中这样一种事实状态，它反应了诉讼从提起到最后裁判的一个过程。
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事不再理原则发展成了两个规则："既决案件"规则和"禁止重诉"规则。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00 条规定："如同一争议系属于两个同级法院，如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后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放弃管辖权，由另一法院管辖本案；当事人无此请求的，后受理的法院得依职权为之"，第480 条规定："在其主文中对本诉讼之全部或一部作出裁判的判决，或者对程序上抗辩不受理或其它任何附带事件作出裁判的判决，一经宣告，即相对于所裁判的争议具有既判力。"可见，法国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的规定是从诉讼系属和既判力角度构建的，当案件未审结时，其它法院不得受理该案，审结后，案件禁止再次审理。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也就既决案件规则与禁止重诉规则作了法律上的规定。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42 条明确规定："对于正在法院系属中的案件，当事人不得重复提起诉讼"。在日本，禁止重复起诉有两种情况，一是狭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指当在内容上完全等同于前诉的后诉被提起后，后诉应该被视为不适法之诉，进而遭到法院的驳回；二是广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指当两个诉讼的主要争点具有共同性时，后诉法院将会适用"禁止另行起诉并进行强制合并"的规定。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
1、适用主体
目前在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包括原告与被告双方已是共识。
此外，笔者认为，还应适用于支持起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如果在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即禁止上述机关、社会团体等再根据“支持起诉”原则向法院起诉。特殊情形下，还应包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最后，还应适用于已经提起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的当事人。
2、适用客体
相对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也可以称为适用客体。与此相对应，“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对象—即适用客体方面也就存在明显不同。笔者认为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即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事实上，这还不能解决一“诉”与他“诉”的区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何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重复起诉，根据字义理解，所谓重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因此，重复起诉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实（事情）向法院起诉。法院予以受理即构成一事再理。
⑦ 诉讼和解制度的和解程序
诉讼和解作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进行的法律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相应规范。诉讼和解程序的设置，既是对当事人之间和解行为的规制，也是对当事人行使和解权的保障。中国认为，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和解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设置程序：
⒈规定诉讼和解的期间
在英、美、德的诉讼法上，诉讼和解的期间为“诉讼开始以后，法院判决做出前的任何时候”。而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在诉讼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双当事人都可以自动的或在法官建议下进行和解。”④显然，法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和解的期间没有做出限制。因此，中国民事诉讼法将诉讼和解的期间规定为:“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至第一审判决或者第二审判决作出之前，当事人之间可以和解。”
⒉规范诉讼和解的方式
综观世界各国的诉讼和解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法院主导下的诉讼和解，其特点是和解虽在法院或法官的主导下进行，但是，法院和法官对和解协议的内容、和解的方式、和解的条件不作干预，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因此，这种诉讼和解方式与中国的调解是不同的。二是法庭外的和解，也就是说，和解不需要法院或法官的参与，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其代表性国家是德国，也称之为裁判外的和解。这两种和解的方式都有其优点和权限所在。就中国而言，应当采第二种。中国在诉讼制度上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职权主义模式，实践中法官往往不重视当事人的和解，如果采取法院主导下的和解模式，很容易产生法官随意干涉和解的内容和条件的现象，导致权利的滥用。
⒊建立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救济机制
如前所述，对诉讼和解双重法律性质的选择，决定了和解的成立以其内容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为前提，又因为诉讼和解一旦成立即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因此，法院对和解协议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达成和解协议的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当事人的意思的表示是否真实;和解的事项是否属于当事人能够依处分权自由解决的事项；和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应当认定和解协议有效，和解成立；反之，和解不成立，诉讼应当继续进行。
此外，对于有瑕疵和解协议，可以采取提起再审之诉和继续审判的救济方式。提起再审之诉，是指诉讼和解达成而终结诉讼后，当事人认为和解协议有重大瑕疵的，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确认和解协议无效火撤销和解协议之诉，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继续审判是指诉讼和解达成而终结诉讼后，当事人认为和解协议有重大瑕疵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主张和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并要求制定期日继续进行诉讼。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明确规定对瑕疵和解协议的救济方式是继续审判，日本的立法中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哦判例中有继续审判的，也有独和解协议另行起诉的方式。中国学者有主张当事人对瑕疵和解协议课题其再审之诉，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综上所述，虽然和解制度在中国尚未成为一项正式的民事诉讼制度，但它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诉讼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它成为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建立健全诉讼和解制度，对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诉讼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中国人们必须给与足够的重视。
⑧ 法国 国家制度
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
华东政法学院 朱淑丽
国家的赔偿责任包含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一，国家是否对其行政活动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格者，国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其三，国家赔偿责任适用什么法律原则？以下围绕这三方面介绍布朗戈案与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
一、布朗戈案所确立的原则
1873年2月8日，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判决了一起案件，因该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这个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过国有烟草公司门前的大街时，被该公司的一辆运货车撞伤。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却产生了难题：法国有两种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应向哪种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由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运货车所属的烟草公司属国有企业，如果要求它赔偿损失，那么无疑便是国家承担了赔偿责任，而在此之前，国家奉行不负赔偿责任原则。因为国家是主权者，主权的特征是对一切人无条件地发布命令，没有国家通过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国家负担赔偿责任，否则即是取消国家主权。而且公民由于国家的行政活动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损害，是享受利益的代价，不能追问国家的责任。
然而，权限争议法庭否定了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论，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肯定了这样的原则：国家由于其行政活动方面的过错而给公民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赔偿之责。法国由此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并非布朗戈案审判法官的偶然创造，而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行政职能不断扩张的一个必然性的法律结果。当国家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时候，如果不承认国家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必定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威胁，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这一制度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二、赔偿责任的主体：个人还是国家？
以布朗戈案为标志，法国明确承认了国家对其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例如日本的明治宪法确认的是国家无责任原则，但在后来制定的《国家赔偿法》中便明确地规定了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然而，接踵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国家所为的行政行为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即公务员来进行的，作为抽象人格的国家并不能为具体的行为，那么承担损害赔偿的究竟应该是国家，还是公务员？
通常对赔偿主体的认定有三种：一是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之责，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没有承认国家的赔偿责任，而且由于个人财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落空。但它有助于强化公务员个人的责任心。第二种认定是由国家负赔偿责任。因为公务员所为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应由国家负赔偿之责。这一赔偿原则保证了受害人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却可能助长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粗心和鲁莽。法国在布朗戈案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所实施的基本上是这种制度。第三种解决办法则是由国家与公务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方式多发生于个人过错与职务过错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职务过错为由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主体，同时又以公务员个人过错为由向普通法院起诉公务员个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该受害人已经行使其中一项起诉权而拒不受理另一项起诉。在并合过错下，行政主体与公务员个人负并合赔偿责任。受害人通常倾向于向行政法院起诉，由行政机关负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样可以使其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对受害人赔偿损失后，再根据公务员的过错程度，要求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金额的相应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损失由公务员赔偿，行政法院也判决他有权要求行政机构承担其应赔偿的部分。目前，法国和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即采用这种赔偿方式。
三、适用何种法律规则
在涉及国家由于其过错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案的处理中，应当适用什么法律规则呢？能否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呢？法国的一般见解认为，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存在很多差异：首先，国家与个人之间法律地位并不平等，行政责任则是对这种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种补救，而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其次，由于前项差异又导致行政赔偿责任有别于私人间赔偿责任的多方面特征，比如其救济并非即时出现，不适用恢复原状或实物赔偿等；最后，名义上承担赔偿责任的并非行为者个人，而是行政主体，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
基于这样的差异，布朗戈案的判决确认：“国家由于其雇用人员的公务行为对个人造成损害的责任不能根据民法典所规定的有关个人间关系的原则确定……这种责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绝对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即出于公务的需要以及协调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规范。”因此，国家的赔偿责任不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而适用国家赔偿的特别规则。布朗戈案所确立的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法国行政赔偿制度的主导原则。
国家赔偿法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法制充分发展的产物，国家赔偿制度的有无和赔偿标准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社会，或“君权神授”，或“国王不能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权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国家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在这种绝对主权的思想下，国家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对其行为亦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故无论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抑或人们的思想观念而言，均不具备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权等口号，方才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传统的消极维持社会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对社会经济生活伸出了干预之手。国家职能迅速扩张，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国家侵权现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权运动的高涨，人民对缺乏救济手段的现实逐渐不满，国家主权豁免理论日渐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各国也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开始检讨自己的人权和法治观念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观念才开始动摇并逐渐被摈弃，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至此，在历经了从否定到相对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长且艰辛的发展过程后，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如今，国家赔偿制度已成为各国贯彻法治原则、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发展
法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之一，法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世界各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国家赔偿制度而言，法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这一制度的国家，该制度不仅在法国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信奉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否定人民主权，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1786年《人权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则代替了“国王至上”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公共负担平等以及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为国家赔偿奠定了宪法基础。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对因实施公共建筑工程所致损害，应当予以赔偿。但法国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志则是1873年权限争议法庭对“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决③。在判决中，权限争议法庭确认了国家赔偿的三项基本原则：国家应当对其公务员的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布朗戈一案使国家赔偿责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后，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开始脱离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布朗戈案虽使法国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但直到19世纪末其适用范围仍相当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拉弗里耶尔所著的《行政审判和诉讼救济》中仍声称：“立法权的特征是五条件的发布命令，国家的行政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不负赔偿责任。”④20世纪初至40年代，法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才有了较大发展，国家几乎对全部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起始于行政职能领域，之后拓展于立法和司法职能领域。法国立法赔偿首先出现在20世纪初的法国行政合同中，合同当事人如因国家法律而受到特别损害的，只要法律没有排除赔偿的规定，国家就当负赔偿责任。而其正式确立则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对“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决中⑤。该判决正式承认国家对合同以外的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只要法律没有排除性规定，国家均负赔偿责任。不过由于立法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多发生于经济立法过程中，故国家的赔偿责任仅以经济立法致人损害为限。另需注意的一点是，法国行政法院并不能审理议会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须适用议会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赔偿，则不能判决国家负赔偿责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国的法令又规定，国家必须对议会中的行政管理所产生的一切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样，法国的立法赔偿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⑦
在司法赔偿方面，1895年法国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冤狱赔偿”条文，规定被告经高等法院判决无罪确定后，对原审做出的有罪判决所发生的损害，可请求国家赔偿，从而初步推翻了国家对司法行为不负责任的做法。此后法国相关法律在1933年进一步规定，国家对司法官有关保释令的行为，有重大诈骗或过失行为时，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05条也规定，司法官因诈骗、渎职、拒绝裁判或其他职务上的重大过失，而做出错误判决时，受害人可请求国家赔偿。1956年11月，法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决中，首次承认对国家的司法警察活动负赔偿责任。1970年其刑事诉讼法又将司法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刑事追诉的全过程，国家对于临时拘禁但无罪的人，对预审结果决定不起诉或起诉后无罪释放的人，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1972年法国制定了《建立执行法官和关于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法》，其第11条规定：“国家必须赔偿由于司法公务活动的缺陷而产生的损害，发生此种责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过错或拒绝司法的情形。”时至今日，法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司法赔偿制度。⑧
就法国国家赔偿的具体内容而言，在国家赔偿的早期阶段，行政法院只对能以金钱计算的物质损害判决行政主体赔偿，而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例如对近亲属的死亡，只赔偿医疗费、殡葬费、抚养费等，并不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⑨。之后，法国行政主体对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等一切损害均承担赔偿责任。
在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方面，法国确立了公务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公务过错”，指公务活动欠缺正常的标准，它与个人过错相脱离，即其虽源于公务人员，但并不归责于公务人员，换言之，公务过错不象传统民法过错或刑法过错以个人为归宿，而是将目光投向行政机关主体，以行政机关公务活动是否达到公务活动水准为客观标准来衡量公务过错的存在与否。在特殊情况下，只要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无论其是否有过错，国家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公务过错适用于除无过错之外的全部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主要是指国家所承担的危险责任⑩，例如1919年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国家因对弹药库爆炸而造成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19世纪末期始，一来由于公共事业的急速发展和行政活动范围的扩大，二来由于社会公平观念的发达，国家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甚至向来以公务过错为必要的事项，也开始由国家承担无过失责任。{11}截止20世纪末，国家危险责任主要适用于以下领域：基于职业的危险责任：基于社会的危险责任：使用危险物的行为之责任；使用行政的危险活动的责任；使用社会安全的要求致产生个人财产收益上的危险责任等。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
法国国家赔偿就其具体赔偿内容来讲，不仅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亦涵盖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在赔偿内容方面只赔偿直接物质损失，精神损害、间接损失或预期利益损失并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我国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大体有三：一是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决定了赔偿的无法量化性，二是社会大众关于精神损害心理定位的非价值性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非可取性，三为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赔偿的非现实性。{20}不可否认，与物质损害相比，评定精神损害确实因其无形性的特征而致难以完全量化计算，但并不能据此否认精神损害后果实际存在的现实。如仅因此而对赔偿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无奈之下的妥协，实质是对人权价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对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的迁就、默认甚至放纵。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尊严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如果依然坚持对精神损害拒绝赔偿，必将使潜在的价值冲突加剧。反对的第二个理由认为在我国文化中名誉重于金钱，精神权利受损，应给予非财产性救济措施，如果通过金钱赔偿，本身就是将人等同于商品，是对人格的侮辱。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非财产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时，如若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赔偿，本身就是对人的价值、人格的不尊重。何况许多后果的消除、精神创伤的弥和有时也确实需要恢复性治疗。社会对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热烈关注和倾向性评价也从一侧面反映了社会大众对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的法律呼唤和法律质疑。就第三个反对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国家财力相对有限并不足成为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认国家财力确实难以承受精神损害赔偿之重，即使在现有财力显著增强情况下客观上也很难容许超越国情的赔偿数额和赔偿幅度，但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早已非制定《国家赔偿法》之时可比，故以国力有限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行性，理由显然不足。所以我国理当借鉴法国做法，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这不仅是对精神权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
⑨ 债权人撤销之诉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提出了
我们的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进入第三方武力的问题损害了消费者的权利利益提出上诉的裁判制度不健全的补救缺点存在。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恶意串通当事人，一些政党故意隐瞒重大事实，超出了权利要求的范围有些裁判文书调解的内容，更多的性能与损害局外人的利益。 2007“民法通则”第178条只是赋予当事人申请第三方重审不提供救济渠道的权利。当第三方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时，裁判需要在2007年生效，“民法通则”第204条的设计是第三方反对意见的执行情况，向执行法院，第一次初步反对第三方审核由执行法院，反对机构设立规则暂停标的物的执行落实。第三人不服该决定，申诉人只要求由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以按照职权启动程序，即通过公权力进行干预，以解决问题的第三方权益后生效侵犯的裁判。 [我]因此，由于外界第三方的诉讼权利损害的虚假情况的救济问题，主要通过申请再审解决。但也更严格的条件申请再审，开始是很困难的。早在2011年8月2日，日本民法室LAC上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内政部颁发”提出了三种方式解决，一种是第三人应当设立上诉制度，以第三人在原方的被告人，使法院的生效判决，要求对他们的判决的内容。二是再审程序应，以便第三方再审申请原判决的权利。三是建立第三方不应被和的再审上诉程序，而另一个投诉解决由第三人，可以在上诉之前否认了上诉。
要通过诉讼等手段防止恶意人士，对在外人看来，新的“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同时保留了“第三方执行异议上诉”的合法权益，“来自法国和台湾学习，中国的第三人诉讼制度“[二]，第56条，第三人增加规定，”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部分调解或全部的错误的内容，损害公民权利，他可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的日期正在六个月内侵犯，使该判决，裁定，人民调解法庭诉讼。人民法庭上，建立了债权，应当改变或者原判决，调解;索赔是不成立的，驳回了索赔，“熊跃民教授认为，这一规定”与再审相比，在诉讼中的第三人提起程序更方便，更利于第三方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III]
二，民法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评论
（一）第三方投诉程序
第三人的上诉过程起源于法国，法国的表述是“第三方反对”，中国学者将其转化为“第三人提出取消异议的决定”[IV]。“法国新民事诉讼法”，为“第三人异议”为“极上诉途径“和”再审“并列第582条的规定规定：”第三人提出取消该异议是指攻击第三人不为己判决的兴趣，要求该决定或要求修订的决定第三人异议，反对拟议的第三人，是指争他们的攻击点已被判处挑战法律，并使其事实上重做裁判。 “第583条规定，”在让市民提出反对给第三人的任何权益“第587条规定，”第三人在质疑的上诉请求的判决提出，要提出攻击法院的判决;反对由第三方提出的，裁判是由同一警长“同时，”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页592规定：”由第三人取得，仿佛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法院裁判的决定提出反对的判断，提出了同样的呼吁。 “在它的程序，第三人提出异议，以取消实质条件的决定”应该有益处，“-----”获准第三人造成损害这一规定的判定“，使大部分的判断可以进行救济以这种方式由第三方取消判决的反对意见。在接受原来的法院判决，审理。结果在审判普通程序的司法管辖区作为第三人提出取消异议的决定被驳回，原判确认;此类第三方异议赞成判决得到判决的取消将被取消或减刑对于由第三方提出的任何判决的反对，拒绝接受该应用程序可以请求救济[V]民事诉讼法守则的条文，解释取消第三方异议，虽然是上诉的途径非常的决定，但它是一个普通的审判程序，还有适当的补救措施。
台湾，中国在保留[第三人异议诉]前提“强制执行法”，修订2003年“民事诉讼法”原生态“第三者决定提起申诉的程序，”第507-1条规定认为“无私第三人在法律上归属于非结果是诉讼的主体，但不参加，没有取得所造成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判决谁是共同被告双方在决定最后的足够影响判决提起申诉，要求其不利判决的一部分。“还规定，”第三方投诉，投诉原审法院判决的专属管辖权。“中国台湾”民法通则“这个系统的建立”后该系列的程序保障为保障第三方程序所赋予的权利，并通知该第三者的事先程序保障（第254第四的第67条），构建一个统一的决心程序性保障措施和纠正争，法国（或裁判）稳定性的具体要求和有效性。 “[VI]必要的细节，以扩大诉讼的功能来解决争端，”实体法维持秩序与和谐“的基础上”，确保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和”改进司法系统的运作效率与经济“中，有时决定的有效性必须扩大和第三方比其他诉讼当事人，但在另一方面，站在鉴于宪法诉讼自由和产权保障的权利，从而使第三的地位人在一个特定类型的绑定结果私法的判断，它必须给予某种形式的系统，丰富强大的扩展的有效性决定的合法性的基础上，设计程序保障的，因此，首先，赋予法院依职权的诉讼部门的事实被告知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结果，第三方可根据俾使的诉讼保留的内容和决策类型的赌注“是否”和“在其中的方式”参与诉讼，但前提是第三者“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前”;在另一方面，法院不得基于一个恒定的能量，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股权，并告知现实正在实施程序保障的要求，所以对于第三方之前，参加诉讼的机会没有给出判决，允许其在事后竞争是什么效力的判决，只要它“之后的程序保障”，设置了“第三人之诉”该系统。 [七]然而，第三方的吸引力和功能性的立法宗旨的详细视图，该部应确保的目的和正确的客观判断，其目的应该是一样再审的目的。
在现有吊销第三方投诉的框架内，第三人在法国和中国台湾提出反对取消的判决，该判决是第三人来攻击自己的利益，或者要求废标判决改判。但目的是通过既判力裁判的法国法律打破，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方的台湾成立过程的权利。在[八]无论是在诉讼要求，提上诉，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和审判过程中，等方面是不一样的判决。
（二）第三人再审再审
方有特殊要求满足，其目的是判决和重审案件依法作出了终审判决错误。
“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404条规定：“让路给他执行的最终判决或权益受到侵害第三人的判决，或因欺诈或串通，以自己的利益诉讼的损害继承人和债权人已就判决确定再审。“第三意大利再审的规定是非常简单的，但与第三方上诉制度，等等，这是由判决确定的同一主题的侵犯第三方的方式提供救济。
日本的“旧民事诉讼法”第483具有欺诈判决受害者的规定，第三人可以得到缓解与准再审诉讼赔偿诉讼。该第三人应确定原方共同被告的判决。该系统可以对第三人给立竿见影，而且可以防止冲突的裁判。在1926年修订的规定删除，并于1996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这对于是否需要额外审理再审审查中提出。但学者认为，遗漏诈骗受害者属于立法再审制度的错误，并在现有法律的解释承认这个政权。 [九]可见，日本第三人原判的投诉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诉讼制度，但分类再审，无论申请再审第三的选项法定主体。日本学者也认为，多个外部第三方的情况下，可以类推适用再审的主体的规定，提起再审。但民事诉讼法对第三人再审的标的物没有特殊规定，因此可作为其申请再审基于事实第三方的主题日本的新代码，是模糊的，它基本上取决于的要求相关的实体法。同样，第三方的基础上，生效判决提起再审下是模糊的，因此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47条[独立人士参加]规定，诉讼的结果主张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作为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作为共同被告。日本学者通说认为，基于广义解释，当涉及第三方，预留判决判决的效力有固定的第三方的利益可能带来再审。 [X]此外，欺诈第三方的执政党，第三方也提到这一点，理由再审。 [XI]同时，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在欺诈案的判决，“日本商法”三下“股东代表诉讼欺诈再审”和“行政诉讼案件在日本”第34条第268条的“第三人再审“，也是”第三方可能再审“补救一套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后。 [XII]
由上可知，第三人在日本和意大利再审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第三人的想法有救济和立法意图，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将是第三人的救济后 - 原案纠正侵犯其判断---为一体的元素再审制度的，因此将解除延伸到进入裁判的力量主要再审有第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看到来自第三方联合呼吁两个诉讼官司的比较第三再审：一，第三人再审功能旨在否定原终审判决的有效性，而上诉的原则只有在第三人，要求判决不利原来的第三人最后一部分，但原终审判决的错误还没有得到处理和解决。可以看出，该第三方再审的作用远远大于第三者投诉更彻底地更大。其次，由于第三人的结构，只在有合法再审申诉，认为原诉讼的主体必须继续听取法律关系的再审。所以，说到第三人再审原告在理论必须建立在诉讼各方有法律关系的资格是有限的原始标的物;而第三个重大诉讼撤回只有在终审判决不利于第三人部分，据此，原告的范围在更广泛的上诉再审申请第三方投诉第三人的主要范围。综合上述两点，第三人提起再审的主体区域和更加具体和严格的再审，但提交的更多的休闲第三方投诉的主要范围，势必效率值？构成既判力和民间的威胁。因此，第三人与再审中投诉的功能和意义的独立第三方。 [XIII]
通过的情况下的补救措施域外研究以外的第三方显示，在编制而言的方式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相对上诉制度将尽可能多的方式上诉的，并设置并排再审。这相当于上诉的普通途径，而不是第三方提供救济的情况下，在普通的方式提起上诉，并需要通过法律明确授权。相较之下，台湾，中国，法国，更加注重对民事诉讼法第三人该裁决的权利 - 授权不被判决的约束，但他们损害的权利的有效性其最终判决的利益被害人的事实救灾后，应给予法律。另一种是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和意大利没有一个独立第三方诉制度的旧民事诉讼法，但它会被归类在建立再审，或者在特别法中，具体的规则来指定允许再审的相关规定。关于防范欺诈的危害岁的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可以提供及时的救济和预防冲突的裁判。 [十四]
我们认为，第三方上诉制度因生效兑判断，它不是按照一般程序，但只有在符合再审听证程序，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争议解决办法是与司法效率的原则。在2005年底，最高法院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决定申请再审，正义（草案）的利益”，提请各国相关立法的尝试和地区，结合国情，建议，规定：。 “第三方民事，行政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其权益再审，比照申请的当事人的规定，再审处理的理由”在2007年6月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的过程法院认为，以立法的单独条款重审后，给第三人有权申请再审的权利。 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适用司法解释”第三人第5条原判决的，实行调解，以确定任何索赔的标的，提起了新的诉讼并不能解决争议，可以向原审判决，对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调解申请再审。
台湾“司法”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吴明轩委员建议修订，第三方的补救措施采取补救措施再审，增加了一个第三人再审再审程序。 〔XV〕陈容宗教授也认为它是一种思维相当正确的方向。 [XVI] Yaorui广老人在第三方诉讼讲道的评价：“判决后，这支部队的学生，以确定这种决心的力量，除了再审，不得推翻，那么法律和维护稳定，显示考虑法院。威尔逊也因此，虽然再审，但原审判决理由，投诉应当予以驳回。“德国”民事诉讼法“再审分为两种形式，申诉即和恢复的投诉。第579 [申诉]的判决违反程序规定，提起再审，称为投诉，而不是在投诉外的再审能够确定推翻原判决确定力。在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在通常的诉讼程序，以推翻该决定，以确定该系统的有效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3，提出在适用投诉的第三人应注意的问题
（一）原告资格问题
新的“民法通则”第56条道路提供第三者“，因为我不能归因于标的物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一些错误的内容或所有调解，伤害他们的公民权利，他可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的日期正在六个月内侵犯，使该判决，裁定，人民调解法庭诉讼，“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第三方作为原告的资格：（1 ）的人不得参与行动的最后第三个原因不能归因于受试者本人; （2）第三人，是指只对第三人的“民法通则”第56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独立权利（诉讼的原告题材当事人有权要求一个独立的权利），并没有独立的权第三人（案件的结果，他在一个合法权益）两种。这样的规定，原则和抽象的仍然是有用的概念来解释猜疑的概念。应当指出在其应用：
首先，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人比原来当事人其它。如果你属于第三方应参加党的诉讼中，当事人其实不是第三人。缺少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根据新的“民法通则”第200条第8款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对于普通共同诉讼，因为抱怨是可分的，这也是常见的共同诉讼人不存在问题起诉第三人。
二，有一个第三人的独立权，参与诉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称参加中国新的“民法通则”第5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的主体双方之间的诉讼，第三人认为独立请求权，起诉权“，是一位自称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判断基于相对性原理第三方独立的权利可以是一侧或前执政党两侧提出了新的投诉，而不必使用这个系统，原判决，并因此，第三次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第三人谁退出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第二是诉讼的结果会造成损害他们的权利，即防止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参与。台湾学者认为，骗取被害人的诉讼索赔欺诈受害者用诉讼的方法，故意侵犯有关各方的权利，该方法应受害人在被占的损害予以救济。 [十七]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参与这些规定的诉讼程序。我们认为，虚假诉讼今天撤回其第三次诉讼条款的盛行，它会被添加，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参与，让第三方介入诉讼，以更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利益。
三，第三人，上诉法院的基础上参与对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影响无独立请求权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来确定，有责任在随后的单独的一个案件有一个预坚定感，即第三方的无独立请求权，以协助其人而已，不能声称其原来的裁判参与法庭诉讼，不正当的，因此，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参与本案的诉求，比如它的辅助被告提起了他们的党原告丧失资格的第三方提起诉讼。根据“因为我不能归因于标的物”没有参加本案的诉讼程序，也不会产生参与的效果。对于其他当事人的基础上，相对既判力原则“可能是其他诉讼起诉不当的裁判”[十八]。由上可知，对于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未参加诉讼”，因为没有任何影响的参与。这是第三方的无独立请求权没有使用这个系统是有效的，他们不原判决。此外，如果谁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法庭，由于双方的人可能会提出上诉或申请再审，而无需使用第三方的决定提起申诉必要的。
（二）问题
新的“民法通则”第56条第3款，第三人的范围，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某些内容或全部调解错误破坏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
我们知道，在原则上，仅受既判力的法院诉讼的限制当事人有约束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将受到既判力第三人以外的其他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限制。作为继承人各方持有人的请求的标的物，在全体股东的诉讼，代表和所有诉讼和起诉是代表没有参与破产案件，以便分配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破产是谁。上面的人的诉讼非常广泛的接触判断的影响，是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的机会，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的事实，发表在“人民法院报”或“最高人民公报“中，”损害他的民权“不是一个特定的第三方通知，以避免”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未参加诉讼“，并提交第三诉讼撤回。
我们认为，由于第三方投诉是基于第三人的审判，其中有独立的权利提出的身份，因此，其范围应有权请求权独立第三方，与类似的范围。这是合理的定义仅限于：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拥有权。
法院
增加的第56条，第三人新的“民法通则”的规定（三）司法管辖权“，使该判决，裁定，人民调解法庭提起诉讼。”第三人诉讼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拒绝接受调解，非常规的补救措施制定程序，应作出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法院调解书的管辖权。这样的规定，首先考虑到的，人民法院作出原生效判决，更好地了解调解的优点，有利于法院;而到了审判法庭本身的纠错充分发挥;其次，避免了下级法院或变更上级法院的决定正式生效，调解情况。我们认为，由于第三人与原案属于上诉法院改判变得更加困难。建议第三人可以向上级法院采取提高裁判的效果。因为我不能占标的物进行起诉
（4）第三次诉讼问题
增加的第56条，第三人“的新的”民法通则“规定的条件并没有参与诉讼，但有证据表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的，或者这本书错的全部内容，伤害他们的公民权利，他可能知道或应该知道其民事权利之日起六个月内受到侵犯，做出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调解起诉条件，并据此：（1）没有的，因为非归因于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条件是能够参加诉讼，以便让第三方在诉讼过程中，及时解决纠纷，诉讼，避免在不稳定的状态长期原生效判决。在这方面，第三人作为原告提供的责任不应参加的第一个证据是不是自找的。如果右侧的要求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法院应通知投诉发生，恕不另行通知的事实;对于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恕不另行通知职权，或者通过有正当理由更改，恕不另行告上法庭。 （2）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一些错误的或全部内容进行调解。为了防止滥用第三方的权利，有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影响应该申请设点相对严格的条件，第三方诉讼，有证据显示，第三人效果判断的要求，执政，一些调解错误或全部内容。 （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公民权利的调解，原判决的第三人，请求调解的情况下，如以书本上的作为财产处置该物业的权利。日期（4）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不超过六个月。第三撤回诉讼作为一种非常救济制度，其主裁判为进入错误的力的目的，以避免诉讼制度的存在是稳定的，安全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贸易关系法律对构成长期潜在的威胁，敦促第三方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该第三方提出申诉，该六个月期间与规定的申请期间所作的必要的限制在规定期限的再审是一样的。
所以起诉条件，如申请再审的条件。相较于申请再审，一提起第三人在台湾，中国，法国和投诉不像第三方诉讼，程序是不容易的，并不一定有利于第三方通过适当的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该判定
增加了“人民法院，要求建立了56条新的”民法通则“规定的影响，应改变或者原判决，调解;不索赔成立，并驳回诉讼请求。“因此，制定或的第三方程序是决定他的人的判决，裁定，调解及的有效性的目的一直在呼吁的性质应属形式，其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行动。从判决的效果，如果诉讼提起第三人，原判决，调解不受影响。然而，为了防止恶意的第三方提出诉讼，您可以参考新的“民法通则”第11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驳回他们的要求，“但应处以罚款，在当时情况下被拘留” ;
⑩ 法国民法典的思想内容
根据上面所说，对法国民法典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它的思想内容。以下分为4点说明：
（一）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法律的几个基本原则，奠定了近代法律的基石。
法国民法典前面有一部分，标题为《前编?法律的公布、生效以及一般适用》，有6个条文。这6条规定的实际上不只是民法的问题，而是一切法律的几个基本原则。而且这个《前编》（Titre Preliminaire)没有与以下各编统一编号。据说，这6条在当时制定时不是只作为民法的前6条，而是作为当时计划中的包括几个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的一个总法典的《前编》的。[4]这6条只列于民法典之首（其他几个法典大多经过了很大的变动），使人以为这只是民法典的前编了。
这6条的内容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除第3条是国际私法性质的规定外），也是对封建法的改变。
1．法律统一原则。第1条规定：经国王（共和国总统）公布的法律，在法国全境内施行。这个条文包含两点：（1)法律须经公布。公布是法律对外生效和施行的要件。（2)法律公布后，在全国施行。全国的法律是统一的，这与封建法律的地域性和分散性是正相反对的。
公布的作用在于使人民知悉法律，至少是可得知悉。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公开性。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深有体会的。在中国，不久前还有所谓内部规定，那就是不公布的规定，也就是不让人民知悉的规定。
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法律，这一点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社会，情况不是这样。这就难怪凡是研究法国民法典的人，莫不首先把统一全国私法作为这部法典的伟大成就。例如澳大利亚法学家瑞安说：伏尔泰曾说，在法国旅行需要经常更换法律，就像经常更换马匹一样。他的俏皮话与事实相差并不远。法国直到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之后，才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5]。又说拿破仑法典的目标是要统一法国的私法，从这方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6]。这就是这个第1条的意义。
2．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第2条规定，法律只对将来生效，没有溯及的效力。封建社会的法律，由帝王制定，可以任意追究过去的事情，可以侵犯或剥夺人民的既得权利，可以肆意改变人民的已有的法律关系．近代法律以不溯既往为原则（当然有例外），不仅民法如此，刑法也如此。这一原则的首要作用在于维护人民的既得权利与原有的法律地位，使人民在行为时只须注意并遵守当时有效的法律，不须顾虑行为后法律的变动（因为行为后法律的变动，只能影响以后的行为，对法律施行前的行为或事没有影响），从而有安全感。
3．立法与司法分离的原则。第5条规定，裁判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确立行为的一般规则，是立法的范围。司法官只能对其审理的个别案件，进行个别的裁判，不得将其裁判作为一般的规则而当然适用于其他案件。这也就是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离，亦即三权分立的原则。
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地区存在着分散的、彼此不一致的习惯法，于是法院就有对这些习惯进行解释，从而使之取得法律效力的权力。各地区的法院常常公布一些具有立法性质的判决，使司法判决成为一般规则[7]。法国民法典的第5条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定的。
司法权的作用既然是裁判个别案件，法官就不能拒绝裁判。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时，得依拒绝裁判罪而追诉之。如果法官可以因法律之故而对人民间的纠纷不予裁判，必将使人民的纠纷无从得到解决，而陷社会于混乱与不安。
本条是原则规定。详细的处理办法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之中。
4．公私权（公私法）相互独立的原则。第7条（不属于前编)原来的文字是，(民事）权利的行使，与市民资格相互独立，后者依宪法取得并保有之。1889年改成的条文 [8]，即：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依宪法和选举法取得并保有的政治上的权利的行使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条规定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相互独立，二者不互相依赖，不互相影响，民事权利以民法（私法）为依据，政治权利（公民的资格、选举权）以宪法与选举法（公法）为依据。被剥夺公权（政治权利）的人仍可享有并行使其民事权利。
划分公私法，这是近代法律的原则。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主张，私权是天赋的人权，与政治权利不同，行使私权并不以享有公权为条件（前提）。
(二）一切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法国大革命解放了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被奴役的一切人，把所有法国人置于同等（平等）的地位，这一点表现在民法上就是承认所有的法国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这就是第8条的内容。这一点的意义，今天已经不必多说了。从此以后，这一条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法的最根本的原则。当然，在各国民法典里，尽管所用的文字和词语有所不同，例如德国民法典第l条，苏俄民法典第9条等等，但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种原则。
对法国民法典苛求的人可以说，法国民法典的这一条只说到法国人，与德国民法典第1条只说人相比似乎差了一点。但应该注意到，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是人类最高的生活共同体，用法国人这个字眼是完全正当的。何况就是1964年（一个半世纪以后）的苏俄民法典也还是说苏俄公民呢
法典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第13条规定：外国人经政府许可设立住所于法国者，在其继续居住期间，享有一切民事权利。前者与第8条合起来奠定了近代民法自然人能力制度的基础。第13条奠定了近代民法与国际公法中外国人地位的制度的基础。
法典还就两项特别能力作了明文规定，第1123条规定：凡未被法律宣告为无能力之人均得订立契约。第1594条规定：一切法律并未禁止其为买卖行为之人，均得买受或出卖。订立契约和买卖物品。在封建社会是有严格限制的。法国民法典特别规定这两条，也是解放人的表现。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国在解放后，在农村土地改革后，要特别申明农村借贷自由和买卖自由，就可以理解，法国民法典的这些规定，对刚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人们是多么重要了。
(三）法国民法典奠定了近代民法中财产法的基础。
近代民法中财产法的基础，即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在法国民法典得到完成。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的财产权利，在法国民法典中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这一点，德国民法典也不如法国民法典做得好。
关于这一方面，只要举出几个原则性的条文就够了，用不着详加阐述。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中国制定某些法律时，对于类似于第545条的规定，还要反复讨论。这时，不禁令人感到，200年前通过这样的条文，要有多大的勇气。
法典第967条规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继承人的方式、或以遗赠的方式、或以其他适于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遗嘱处分其遗产。
其次关于契约自由。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契约自由也扩及于夫妻之间。第1387条规定：夫妻间的财产关系，仅在无特别约定时，始适用法律的规定；夫与妻只须不违背善良风俗，并依后述各条规定的限制，得随意订立契约。
法国民法典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包含有几层含意。第一，废除古代的形式主义。第二，不许国家干预个人的意思自由。第三，讲求个人的真实意思。法国民法典的意思主义（典型的规定是第1583条，买卖的合意成立后，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交付，合同即告成立，标的物所有权即移转），是近代民法法律行为理论的核心。
总之，人们可以指出法国民法典在身份法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但很少能在财产法方面指出什么大的问题。法国民法典在这方面，一方面继承了罗马法的一些优良的制度和规定，一方面贯彻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一些思想主张。为了说明这一点，还可以举出以下几条规定。第一，法国民法典把关于国有财产的规定纳入民法典（第538-542条），具有特殊意义。在这种规定下，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立于同等地位，受到同等对待。第二，法国民法典对契约的解释作了详细规定（共9条）。第三，在买卖中，法国民法典只保留了买回而废除了先买制度。对于买回，法国民法典对买回的期限规定不得超过5年，法院也不能将之延长（第1660条、第1661条）。与此不同，德国民法典规定了买回与先买两种，而且把土地的买回期定为30年（第503条）。两相比较，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在当时更具有进步的意义。第四，法国民法典第1674条关于买卖有失公平时不动产出卖人可取消买卖的规定及其整个办法（第1675条以下），为以后的各国民法典开启了先例。把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与其他国家民法典的类似规定比较研究后，不能不承认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仍有其独到之处。因为第一，限于不动产，第二，规定了严格的评估鉴定办法。
法国民法典财产法中的某些规定，因其为当然之理，以后各国民法典多不作规定。但正因如此，这种规定就成为对中国民法学生十分重要的知识。例如第2092条规定：负担债务的人，以其现在所有及将来取得的一切动产及不动产，负履行其债务的责任。第2093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为其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因此其财产的价金应依债权人债权额分配之，但债权人中如基于合法原因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存在时，不在此限。”这种规定，特别是前一条的规定；由于在别的国家民法典中已经没有，因此，今天在对中国民法学生说明什么是债务人的无限责任时，仍要引用它。因为必须明白了无限责任后，才能明了有限责任。
(四）法国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的成就
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法国民法典的成就远较财产法方面逊色。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 [9]。所以会如此，当然有复杂的原因，对此，本文不去详论。
但是与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法比起来，法国民法典并不是没有成就，它仍旧对旧制度(封建制度）作了极大的变革。首先是婚姻法的世俗化。中世纪末期，国王和教会争夺对婚姻家庭的司法管辖权的斗争，到法国民法典终于确定。民族国家对婚姻家庭取得了绝对的管辖权，教会完全失去了它在这方面的权力。法典第165条规定：婚姻仪式，于当事人一方的住所，在身份吏前公开举行之。以国家的身份吏代替宗教的教士和神父，从此，婚姻世俗化的过程完成了[10]。法国民法典早于德国民法典100年，却不像德国民法典那样，仍然在法典中承认教会的地位[11]。这一点表明，法国民法典在婚姻世俗化这一点，比德国民法典还要先进。
法典也否定了在结婚方面的家父的绝对权力。法典规定了复杂的结婚同意制度，以缓和对家父权的冲击，但在经过了多次以“尊敬证书”请求同意后，法典于第152条、第153条规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再需要家父的同意而结婚，这样最终地击败了家父的同意权这个封建力量的强大堡垒。
法典第326条规定，民事法院对于有关身份的诉讼，有专属管辖权。这一条规定的意义，有的学者只解释说，它排除了刑事法院对身份问题的裁判[12] 。但是不能否认，这一规定也同样排除了教会对身份问题的干预，因而也具有世俗化的意义。
法典保留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保留了不自由的离婚制度。这些都一直要到许多年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随西方国家的普遍的家庭法的改革而得到纠正。
在继承法方面，法国民法典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首先，法典只承认财产继承，只承认继承是一种取得财产的方法，因而将之规定在第三编之首。法典完全不承认身份继承，也不承认特殊的贵族财产继承制度，实行不分男女的均分继承制度，否定了封建制度下的男性继承与长子继承。第732条规定：“法律之规定财产的继承，不考虑财产的性质与来源。”原来在封建时代，遗产区分为贵族财产、传来财产与取得财产。对贵族财产实行独占继承制度（长子继承，以后长子不独占继承，但享有较大份额），对传来财产实行两系分别继承制度（父系和母系分别继承），对取得财产实行两系均分继承。民法典废除了这种划分，只在第733条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分系继承。第745条规定：子女与其他直系卑亲属，不问性别与长幼，亦不问其是否出生于同一的婚姻，得继承其父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等血亲的遗产。如继承人均为被继承人的一亲等直系卑血亲，且以自己的名义继承时，应依人数平均继承；如继承人全部或一部代位继承时，应依房数继承。这些规定，建立了近代法上的法定继承制度，开以后各国民法里的法定继承制度之先河。
(五）法国民法典树立了近代法中的个人责任原则
在封建法中，由于封建领主制与家长制的关系，民事责任与民事行为是分开的。有时，行为人不是责任人，而非行为人却要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刑事方面的株连制度在民事方面也有所表现。法国民法典既然承认每个成年人都有平等的能力和自主的意思，当然也就承认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以下各条又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各种情形。法典关于侵权行为的5条构成以后大陆法国家民法整个侵权法的基础。
上面列举的5个方面，当然不能说完全是法国民法典的创造，不是由法国民法典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它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积累的成果。但是法国民法典把这一些成果完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下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法典的保护之下发展成长起来。人类文明也被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法国民法典的伟大的思想意义和光辉业绩。
三、法国民法典的编制、体例与语言
像法国民法典这样古老的法典，它的编制和体例自然带有时代的特点，不应该用后代的眼光去评论。所以指摘法国民法典结构不合理，说；任何科学的安排方法都不会在一编之中把继承和赠与、契约和侵权行为、婚姻财产、抵押和时效等这些毫不相干的内容都放在'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之下[13] 。甚至说法典的第三编完全是异类题材的大杂烩[14] 。这都是不适当的。法国民法典承继了《法学阶梯》的编法而稍加调整，分为人法、物法和债法，今天看来，无可厚非。
相反地，法国民法典的教科书式的体例有独到之处。例如第二编第一章《财产分类》，第三编第三章第一节关于契约的《通则》，就可以当作财产和契约的教科书来读而得到应有的知识。
法国民法典的语言一直受后人的称赞。或说它浅显易懂、生动明朗，有人甚至说法典是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15] 。
据说，拿破仑希望这部法典能为全体法国人民读懂，法国人民能人手一册。这一点差不多做到了。而这应归功于法典的浅近的和优美的文字。
法国民法典在这方面与德国民法典完全相反。这是两种文化的产物，很难比较其优劣。但是这毕竟是后世制定法典的人所应注意的。
四结论
法国民法典是影响及于全世界的一部大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就产生在它的旁边，却相形见绌，不为后世所重。至今我们仍不能不研究它，仍从它那里得到启示。
法国民法典所表现的启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对于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寻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民，都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极大的益处。
真难怪法国人民对这部法典充满着爱好和感情，几次想要改造它而又舍不得它，还是保留它的原貌。世界人民也把它作为一部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中国商务印书馆将之与《法学阶梯》一并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完全是应该的。
在中国，研究法国民法典，深刻领会其革命的精神与思想史上的价值，用以促进中国自己的民法典的制定，是这一代法学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