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第270条

㈠ 执行过程中为被执行人提供的担保人可否追加为被执行人

执行过程中，并不需要为被执行人提供的担保人追加为被执行人。

民诉法解释第471条：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七条【恢复执行】暂缓执行期限届满，被执行人仍未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无需将担保人追加为被执行人。执行担保财产或保证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暂缓执行期间，被执行人或者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行。

(1)民事诉讼法第270条扩展阅读：

民诉法231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民诉法解释第470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

他人提供执行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并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参照物权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㈡ 民事诉讼法中怎么理解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形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影响；收集证据的主体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一定影响，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收集证据的程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较大影响，但总体上应当从宽；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不应作为判断民事诉讼证据是否合 法的标准。民事诉讼在证据合法性的解读上应当不同于刑事诉讼，总体上应当更加宽松 、灵活。按照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合法性是证据属性的构成要件之一，证据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内涵却有争议。多 数人认为，合法性指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另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是对证据合法性的内容的阐解，在三大诉讼法中是否应有所区别。一直以来 ，对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的解释都是套用刑事诉讼领域对该问题的理解， 没有做出区别。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68条明确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规定似乎对民事证据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诉讼更为宽松的解释。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55条，明确提出了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针对的内容是：(1)证据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这一对证据合法性的解释与以往的学理解释又有不 同之处，它将违法情形是否会对证据的效力产生影响作为判断合法性的标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们，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应当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应当如何将这种差异体现于立法中还有待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 与刑事诉讼有显著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别于刑 事诉讼的解释。但是，证据的“合法性”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学者 将它的内容进行拆解，使其变成一个由若干要件共同构成的证据合法性规范(比如，将合法性分解为证据的形式、取证的主体及取证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一总体的思路是正确的。问题仅在于在民事诉讼领域应如何选择“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释每一个构成要件的内涵。

一、证据的形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依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 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形式。并且按照证据法学的一般理论，证据只有具备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为什么要将法定的形 式作为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之一以及这样规定的意义何在，还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有更多的新类型的证据出现在诉讼中。上述七种证据表 现形式难以概括并预见所有的证据形式。如果按照诉讼法学界的通常观点，证据只有具 备了法定的表现形式才有可能被采纳，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荒谬之处显而易见。并且从 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对于某些新种类的证据，比如，经常在诉讼中出现的电子证据， 法院也并没有因为它不属于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就拒绝采用。对此，也许会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并举例说，测谎结论不就是因为不具有法定证据形式才不能被采纳吗?测谎结论之所以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并非由于它没有在七种证据表现形式之 列(我们可以将它纳入鉴定结论的范围内)，而是由于测谎结论的准确性还不十分令人满 意，另外，测谎这种方式本身与诉讼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比如反对自我归责原则)有抵 触之处，因此，我国诉讼法才没有将测谎结论列为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列。

在证据形式与证据的合法性的关系的问题上，坚持证据必须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也与各国在证据法领域尽量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的趋势不符。并且象我国民事诉讼法这样对证据的形式做出如此细致的划分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 见的。在英国证据法理论中，证据被笼统地分为口头证据、文书证据和实物证据三类。 口头证据也称证言，一般指证人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实对法院所作的陈 述。文书证据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审阅的以文字、符号等信息传递思想内容的事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证据形式，如录音带、影片等也被纳入到文书证据的 范围内。实物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物体、身体特征、证人举止、勘验、自动化记录 等。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通过诉讼程序的运作来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因此对证据的分类 就必然要适应这种调整方式。在法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被分为书证、证言、推定、自认 以及宣誓五种。法律 没有规定物证这种证据形式，这是因为物本身并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物所体现的案件 事实只有通过人的“解释”，比如，鉴定、勘验、诊断、确认等方式才能实现。法律具 体规定了解释物的具体方式和程序却没有把物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形式。对物的“解释 ”的结果视具体情况被归纳到其他证据形式的外延内。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对证据 的分类方法，适当改变对证据形式的划分方式，减少类别，扩大各类证据的外延。比如 可以将证据从形式上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人证包括证人、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 。物证包括在诉讼中能够起到证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证据 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会生活事实，使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证据 种类能够归入到现有的证据类型中。

二、收集证据的主体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的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有不同的体现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证据收集工作是由控诉机关完成的，并且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还涉及到某些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 密切相关的强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规定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才有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来收集证据，其他诉讼主体无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是可能导致证据丧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证据的主要主体，法院只在例外情况下才提供帮助。但是，我国1991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审判者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的区分并不令人满意，这集中体现于没有切实贯彻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审判方式改革， 这一问题已有明显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进行了初步的限定，并且后一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应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把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限定于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利的事实及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 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法院才能不经申请主动 调查收集证据。并且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申请调 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必须经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 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规定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与当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确了，但尚不能认为这些规定已经十分完善。因为法律并没有同时规定如果法院超越职权收集证据，也就是证据的收集主体不合法时将对该证据的采纳产生何种影响，而这正是限制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关键。

但是，并不认为法院超越职权收集的证据应该一律不可采纳。因为如果让当事人承担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不利后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难有说服力。而且如果规定法院越权收集的证据一律无效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危及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对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效力应根据越权行为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证据本属于应由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围之内，不符合法院收集证据的条件的，此类越权收集的证据应认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当事人提出异议并证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该证据自己也会收集并向法院提供此证据。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收集证据的行为 违反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某一证据应视为当事人在行使对证据的处分权 ，法院无权干涉；对于证据客观上虽具备了由法院收集的条件，但法院在没有经当事人 申请的条件下实施了收集证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并不当然无效，除非有申请 权的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该证据。

总之，在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合法性的关系上，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应当成为 判断某一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在证据法领域明确区分当事人与法院 在诉讼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贯彻法院的越权取证行为将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的原则时应充分考虑证据的失效可能对诉讼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灵活处理。

三、收集证据的程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程序对证据的合法性的影响体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明确规定合法的证据应当具备的条件，而是通过非法证据的排除来达到保证取证行 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特指由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证据。由于这类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易给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损 害，因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通过 违法程序收集到的证据，立法发展的趋势却日趋理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非法证 据分为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1)对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于严重 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因此两大法系诸国对此类证据均持否定态度，不允 许采纳为定案根据；(2)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采取灵活的政策，或原则上承认其效力( 法国)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国、德国)；(3)对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获得的其他证 据的可采性问题，逐步趋于放松对这类证据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实行“毒树之果”排 除规则的美国近年来也不断通过判例法修订原来的规则，增加了许多例外规定。

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对当事人用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英国 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最初的原则是：该证据的可采性取决于它与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采纳了原告从邮局盗窃来的信件作为证明被告 有通奸行为的证据，事后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这并没有影响证据的可采性，审理 该案的上诉法院认为：“近年来，法律的政策是采纳几乎所有的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并 实现司法公正的证据。”这一判决对英国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法院处理 相同问题时经常引用的一个判例。但是，不断有人对这一判例所确认的原则提出异议， 最终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态度才略有转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规则，应当根据每个案件的 特定情况决定是否采纳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这些应当考虑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证据的性质、使用该证据的目的、取得该证据的方式、采纳该证据是否会对被取证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该证据的采纳是否会对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有所帮助。”这样，在英国的民事诉讼中， 在决定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可采性时，实际上采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裁决。美国对待普通公民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并不绝对地禁止，除非该证 据的取得方式使证据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法院不予采纳的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机关违反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取得的证据，而公民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显然不属于该修正案规 定的范围，因此是可以采纳的。

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以非法手段从对 方当事人处取得的并且属于对方当事人所有的书证是不可采的。但是，用违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录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证据却是可采的。在大陆法系的另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采取了相当性原则。 德国最高法院虽然在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中曾有过排除秘密获取的录音带的案例，但是为了避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过度使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障碍，德国法院采取了相应 的限制措施。如果采纳违宪获取的证据是保护他人权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护更为紧要的基本价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国法院有权采纳违宪取得的 证据。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实践中也缺少可以依据的案例。学者对此的观点有三种：法规范统一说主张不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是整体法规范的组成部分，因此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在诉讼上也应当为否定之评价。否则 ，一方面就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另一方面却允许在诉讼中使用该违法取得的 证据，将造成国家法律体系的矛盾；法规范分离说认为，证据取得行为的实体违法性与 诉讼程序中利用该证据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实体法的违法性与证据的能力问题上应当 作出区别；近来有学者提出，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应当参照宪法与民事诉讼 法的基本原理，依据个案权衡。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在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上对非法取得 的证据的态度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体，不存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因此，法律应当将规范的 重心置于保障、促进双方当事人积极地行使调查取证权上，而不是保护处于劣势一方当 事人的权利免受对方侵犯。其次，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从调查 取证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主要由当事人收集证据。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法律对当 事人的调查取证权缺少切实的保障，加上我国公民整体的法律素质较低，造成了许多当 事人对法院的取证权仍存有很大的依赖心理，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如果规定得过于严格难免会增加取证的难度，挫伤当事人举证 的积极性。最后，我们还应当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一方面，过于严格的排除规则会减少法官据以做出判决可以依据的信息，不利于 实体真实的实现；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证据意味着对该证据投入的司法资源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显然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明确界定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界限。刑事诉讼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决定 了必须对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职权或违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民事诉讼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法 律对普通民事主体的行为要求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是合法的 。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关于当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尚有不妥之处：一方面，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公 民的权利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民主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如果认为当事人的取证行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项权利都应认定由此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纳，显然是对民事诉讼证据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也似乎与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违法取 证行为又有不同的类型，有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而且 违法行为本身使证据的证明力受到影响，比如用肉体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证据 ，另外一些违法取证行为虽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并没有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比 如用私自录音的方式录取的证人证言或用盗窃的方式取得的证据等。笔者认为，对这两 种不同的“非法证据”应在效力上有所区别，对前一种“非法证据”应当绝对地排除适 用，因为它不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亦难以保障。对后一种类 型的“非法证据”，由于还有可以利用的证据价值，因此应当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采纳。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调查取证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 程序性权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对这一权利作出禁止性规定的 。对当事人取证权的限制性解释只能通过较高级别或同级的法律作出。因此，对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批 复的法律效力有所怀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舍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采取利益衡量的原则。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非法证据”，虽然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但是只要证据的可靠性并 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法律并不绝对地规定这些证据是不可采纳的，法官也不能仅仅因 为该证据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绝采用，法律将这类证据采纳与否的决定权交给法官 ，法官在判断是否采纳某一非法证据时应综合考虑案件的性质、当事人取证的难易程度 、该非法证据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证行为给被取证方造成的损 害等各种因素。

第三，应当区别对待非法取证的行为和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这也是其他国 家民事诉讼制度在对待该问题上共同的立场。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 享有通讯自由权，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还是采纳了电信公司 通过窃听方式取得的证据。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宽容态度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取证行为应当听之任之。 对于后者，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被取证方可以通过另外的诉讼程序要求取证方承担 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也许会有人担心在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采取宽容的态度会纵容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此，对当事人非法取证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对这种非法取证的行为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甘愿冒险用违 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主要原因往往在于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法获得该证据。这就要求我 们在立法上拓宽当事人获得证据的渠道、降低举证难度、切实保证取证权的落实，只有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四、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与证据的合法性

在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通过实体法的规定对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种常见的做法。特别是书证这种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被赋予较高的地位 ，法律明确规定对某些法律关系或事实的证明必须用书证的形式，其他种类的证据不具 有可采性，这一原则就是书证优先性的。法国是实行书证优先原则的典型代表，法国民法典第1341条规定，一切物体的金额或价值超过五十法郎者，即使为自愿的寄存，均须在公证人前作成证书，或双方签名作成私证书。证书作成后，当事人不得 就与证书内容不同或超出证书所记载的事项以证人证明，亦不得就证书作成之时、以前 或以后所声明的事项以证人证明，如物件的金额或价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意大利， 书证优先原则也同样有所体现，比如，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和解协议的证明法律明确要求只能使用书面证据，其他的证据形式不能被法院采纳。除了书证以外，实体法还 可能对某些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证明提出诸如公证、登记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学者认为这些要求构成了证据可采性的一个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规定才能认定 证据具备了证据能力。

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不同意将是否满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为检验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标准。如前所述，在我国实体法对法律关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为 法律关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证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国《合同法》第270条的规 定，建筑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当事人在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中，只能用 书面形式证明合同的内容，如果没有书面合同法院将判决法律关系无效。但是，并不能 由此认为除了书面证据之外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都不具有证据能力，因为如果法院以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为由判决合同无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导致合同无效的 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此时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在证明合同无效 的民事责任时由于证明对象的改变，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

总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与刑 事诉讼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总体而言更为宽松和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目标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当事人和法官拥有了更多的行为空间和选择余地。

㈢ 刑法违法行为由发生地公安机关处理是依据哪条刑法

民事诉讼法，是国家规定的关于办理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程序的法律。为了使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得到正确处理，不仅要有各种民事法律、经济法律等实体法，而且要有一个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的法律。这个法律，便是民事诉讼法。 它是人民法院审判民事、经济案件和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准则。我国目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是1991年4月9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开始施行的。 这部民事诉讼法分4编、29章、270条。广义的民事诉讼法，除此之外，还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民事诉讼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民事诉讼的批复、指示、通知等文件。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司法程序法，它们有些原则是共同的。 比如：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公开审判；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行合议制；辩论原则；回避原则；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各自的诉讼权利等。此外，民事诉讼法还有一些特有原则。 比如：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可以调解；当事人自由处分与国家干预相结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社会支持起诉等。 什么是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规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法律。诉讼，就是俗称的打官司。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事实，查获并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目前，我国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它共分4编164条，具体规定了刑事诉讼的指导思想、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系统地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它是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遵守的“操作规程”。 刑法规定了什么是犯罪以及怎样进行处罚，它是实体法。对于实体法来说，诉讼法又叫程序法。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就是从司法程序方面，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 刑法，是刑事诉讼法存在的前提；刑事诉讼法，是刑法得以正确实施的保证。 两者互相依存，是缺一不可的“姊妹法”。

㈣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是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
在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大量的与民事诉讼法有关的司法解释，其中重要的司法解释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28次会议讨论通过）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7月18日起施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2001年12月21日公布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80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0日公布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民事调解规定》）；
其他比较重要的司法解释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79次会议讨论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02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9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之一（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1998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5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7月11日起施行）
在这些司法解释中，《民诉若干意见》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该司法解释共320条，《民事诉讼法》的所有条文只有270条，从诉讼管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证据直至各种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民事诉讼的主要制度、程序都作了规定。《执行规定》共137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规定为30条，对执行机构、执行管辖、执行的申请和移送、执行前的准备、金钱给付的执行、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对案外人异议的处理、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多个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和参与分配、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执行中止、终结、结案和执行回转、委托执行、协助执行和执行争议的协调执行监督等问题作了规定。
《证据规定》共83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规定为12条，对当事人举证、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质证、证据的审核认定等问题作了规定。《简易程序规定》共34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为5条，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起诉与答辩、审理前准备、开庭审理、宣判与送达等问题作了规定。《民事调解规定》共24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调解的规定为7条，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如何具体进行、调解与和解的关系、调解异议的处理等问题作了规定。
拓展资料：在上述司法解释中，《民诉若干意见》内容最全面、丰富，实际上可以说是《民事诉讼法》的实施细则，它的出台，与我国司法机关的传统做法是一脉相传的。国家颁布一部基本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台一个落实该法律的司法解释，以使得法律中的一些原则或概括性的规定好体制度或程序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毋庸置疑，这些司法解释对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或者加强法律相关条文的可操作性方面在民事诉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在立法上的不足，法律条文的过于概括或粗疏，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司法解释来弥补。同时也说明我们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通过实践进行修改。而现行的这些司法解释，对我们修改《民事诉讼法》应当说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㈤ 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若恢复执行原判决文书可以追加担保人承担责任吗

如果判决书中有担保人的责任，可以追加担保人的责任。和解协议不属于法律文书，不具有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就是说，在一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翻悔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不得将和解协议作为执行根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或者翻悔可按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
法律分析
可以追加起诉保证人。到法院起诉债务人的时候，可以追加保证人，要求债务人无法承担债务时，由保证人赔偿。但是法院会根据案件需要追加其他借款人或者保证人。一般情况下，如果保证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而出借人只起诉保证人，法院需要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的这种情况，其他情况，法院可追加，也可不追加。如果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对于出借人一方，在借款人有其他保证人在以上合同或者字据上签字时，一定要明确其保证人身份，免得到时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在借款合同中往往除了出借人和借款人以外还会存在保证人，保证人为出借人收回借款更加保险，这使得出借人更加放心的借钱给出借人。追加保证人之后更加能处理好。和解协议并不是必须要立即履行，也是可以约定分期履行的。没有约定的，则按协议约定时间一次性履行。有履行条件的，建议尽早一次性履行，以免对方反悔，对自身涉嫌的案件带来不理的影响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条 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㈥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民诉法立法说明或者条文说明或者释义

当然可以,这就是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一种处分.(主张或是放弃都是处分权利的表现形式)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说明

http://www.law-lib.com 1991-4-2 21:23:34

——1991年4月2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汉斌

民事诉讼法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是国家的一个大法，它规定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具体程序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便于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便于人民法院依法正确、及时地审理民事案件，保证民事法律以及与民事有关的法律的正确实施。它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的民事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健全发展，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决议：“原则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并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在修改后公布试行。在试行中总结经验，再作必要的修订，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公布施行。”1982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民事诉讼法试行已经9年了，实践经验证明，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基本原则和诉讼制度是正确的，有关程序的具体规定总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在人民法院依法正确审理民事案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些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纠纷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陆续制定了民法通则等一批重要的民事法律和与民事有关的法律；民事诉讼法（试行）有些条款不够完善；人民法院在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需要对民事诉讼法（试行）做相应的修改补充。
民事诉讼法试行以来，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不断调查研究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情况和问题；总结人民法院民事、经济、海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并征求有关部门、法律专家的意见，对民事诉讼法（试行）进行修改补充，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修改草案总的保持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基本内容，修改补充的主要内容是：为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补充了审理经济案件的一些规定；按照民法通则等实体法，相应地增加了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告状难、争管辖、执行难等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修改草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十八次会议审议，法律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又召开有各级法院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法院有关负责同志、有关法律专家、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同志共90多人参加的修改民事诉讼法（试行）座谈会，对草案逐条讨论研究修改。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将修改草案发给中央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法律专家、法学科研教学单位征求意见，并在最高法院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安排两天时间专门讨论征求意见。根据常委会委员们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草案条文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205条增至271条（编者注：大会审议删去一条，现有条文为270条），经第十八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现在我对草案的主要内容和问题说明如下：
一、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几十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实践经验，草案规定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第一，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三，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是保证当事人民事权利平等的一项很重要的规定，可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四，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民间纠纷和民事案件，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但是调解不能强迫，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五，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依法公开审判是一项很重要的司法制度，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都必须实行公开审判。第六，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这是宪法规定维护各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利在民事诉讼中的体现。第七，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当事人在诉讼中，对案件进行充分的辩论，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法院弄清事实，分清是非，正确审理案件的重要程序。第八，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但是，这种处分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限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第九，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二、管辖
草案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管辖，是根据以下原则规定的：第一，有利于公正审理，保护当人事合法的民事权益；第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第三，便利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和执行。
级别管辖，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影响来划分的。草案规定：原则上，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对重大涉外案件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地域管辖，是根据各种不同民事案件的特点来确定的。草案规定，一般原则是原告就被告，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对某些案件的地域管辖分别作了特别规定。例如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草案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目前，有些地方法院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对合同纠纷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也抢着受理争管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草案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规定，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的人民法院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也就是说，争议双方在同一地区（市）内涉及两个县（区）的，由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在同一省内跨地区（市）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如果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有些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一些应当受理的民事案件，以各种借口推出不管，不予受理。草案明确规定，对符合本法规定起诉条件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必须受理；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的可以上诉，以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三、诉讼当事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
草案规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有：第一，请求司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有权向法院起诉。被告有权提起反诉。第二，委托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第三，提出回避申请。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如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当事人有权提出回避申请。第四，收集、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当事人的权利。第五，进行辩论。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通过辩论认定事实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依据。第六，请求调解。第七，双方自行和解的，可以撤诉。第八，提起上诉。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不服，有权依法上诉。第九，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对方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另一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保障自己的民事权益。
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草案规定，当事人的诉讼义务是：第一，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第二，遵守法庭秩序和诉讼程序。第三，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
近些年来，发生了一些侵害众多人民事权益的案件，如几十人的食物中毒请求赔偿的案件，出售劣质种子、化肥、农药坑害广大农民的案件，以及污染环境使众多人受到损害的案件等。为了便利众多当事人进行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草案规定：第一，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是，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第二，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及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未登记的权利人也适用。
四、关于证据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草案对证据制度做了全面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的特点，总结多年来的审判实践经验，在证据的提供、判断等方面，草案作了如下规定：第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谁主张谁提供证据的原则，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由公诉人负责举证、行政诉讼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不同的一个特点。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民事权利，应当提出证据。第二，人民法院应当核实证据。草案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考虑到有一些证据由当事人提供客观上有困难，例如有些需要科学鉴定或者现场勘验的证据等，因此，草案规定，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样规定，既加重了当事人举证的义务，又明确了人民法院的职责，有利于查清事实。
为了防止证据灭失，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草案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五、关于调解
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民间纠纷，是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的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验。几十年来，我们一向重视调解工作。大量的民间纠纷，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的，这对于解决纠纷，减少诉讼，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草案保持了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明确了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人民法院采取调解的办法处理民事案件，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审判，但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还要重视调解、总结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同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草案对人民法院的调解，作了以下规定：第一，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不得强迫达成调解协议。第二，应当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三，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防止那种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行调解；不搞清事实、分清是非，违法调解；以及久调不决等不适当的做法。
六、关于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草案增加规定：（一）督促程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二）公示催告程序，因票据（汇票、本票、支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票据持有人可以依法申请公示催告，主张票据权利。（三）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1986年我国制定的企业破产法，规定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些年来，有一些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需要破产还债，法院在受理这些企业的破产案件时，缺乏法律依据。考虑到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已有关于破产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一章，实际上只适用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的破产还债程序。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还债程序仍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七、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有的当事人拒不到庭，有的伪造、毁灭证据，有的将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予以转移，有的甚至冲击、大闹法庭，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等等，使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甚至不能进行。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诉讼秩序，制止妨害诉讼的行为，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应当采取强制措施。针对存在的问题，草案规定了以下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一，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还规定，被告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原告拒不到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
第二，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可以分别情形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者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草案同时规定，如果单位有上述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此外，对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草案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拘留、罚款。
八、执行
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草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外国的一些做法，增加了一些强制执行的规定。草案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其他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措施主要有：第一，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存款；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第二，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并依照规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第三，人民法院有权对隐匿财产的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第四，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和收入的，可以随时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第五，被执行人应当加倍支付迟延还债期间的债务利息。
九、对民事诉讼的监督
为了保障审判人员能够正确依法进行审判，草案对民事诉讼的监督作了规定。草案规定：（一）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予以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再审。（三）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符合本法规定的再审条件的，如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对符合再审条件的案件，应当再审。
十、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草案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作了下列规定：第一，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民事诉讼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三，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第四，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㈦ 民事诉讼的执行程序中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律条款有多少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0条规定：“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因此，在执行程序中，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则可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应当限制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直接在执行程序中裁定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

㈧ 执行中的担保人可否追加为被执行人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追加为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或者暂缓执行期间担保人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担保财产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并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

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被执行人有便于执行的现金、银行存款的，应当优先执行该现金、银行存款。

(8)民事诉讼法第270条扩展阅读：

被执行人的哪些财产可以被执行

理论上讲，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均可以被法院强制执行。但是法院执行中，执行申请人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法院也有职责依法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

当事人应当委托律师积极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然后由法院进一步查实后进行执行，尤其是当前法院案件多、执行人员少、各部门对法院的执行不配合等因素困扰执行，因此当事人主动另辟蹊径、查找线索成为案件得以成功执行的关键。

目前，被执行人的下列财产属于法院执行的重点，也是律师调查查找的重点：

(一)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产品、有价证券;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三)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

(四)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