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2018第56条

『壹』 行政诉讼法56条释义是什么

法律分析：行政诉讼法56条释义如下：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执行：1、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3、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4、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 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贰』 政治问题

希望这个事例对你有所帮助！

法律透析“扣车”官司

2004年5月29日，沈先生如往常一样，将他的普利马面包车停在了海口市国贸大道国联大厦门口，但这次却不能象往常一样开走了，因为他的车被一个黄色的大铁夹子牢牢锁住了，外边还有几个大盖帽守株待兔般地等着他的到来。

沈先生非常奇怪，大家都在这儿停车，为什么单单把我的车锁住？每天都在这儿停车，为什么单单今天把车锁住？咪表办的人固名思议是管咪表，怎么管到小区的门口来了？

沈先生决定向咪表办的大盖帽问个明白，可大盖帽们没一个能说得明白，更没一个能说服沈先生，他们为什么锁住他的车。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穿黑T恤的人，他自称代表国家来处理，他说处理也行，不处理也行，如果沈先生不配合，他就罚伍佰。

本就不服的沈先生听代表国家的黑T恤这么一讲更不服了，他干脆狠下一条心：我今天什么事儿也不干了，看你能把我的车锁多久？

咪表办的大盖帽从八点一直锁到十二点，实在拿沈先生没办法，其中的一位不知给谁拨了一个电话，一位交通大盖帽驾着警车迅即驶来。交通大盖帽比咪表办的似乎文明了许多，他二话没说，啪的一下把一张黄色的请沈先生到交警秩序科接受处罚的“黄单子”粘到了沈先生的车挡风玻璃上，然后熟练地拿起照相机把他所做的一切拍了下来，拉上咪表大盖帽一块儿开车走了。

咪表办大盖帽搞不定，拉来交通大盖帽来帮忙。咪表办大盖帽让沈先生到咪表办接受处理，交通大盖帽让沈先生到秩序科接受处理，沈先生真的没想到，一大早还没出门，到成了咪表办、交通大盖帽的香饽饽，争着抢着让他去接受处理？沈先生这下更搞不明白了，他们都这么热情，抢着让我去接受处理，我到底让上哪儿去接受处理呢？

对呀，我没犯法呀！咪表、交通大盖帽怎能随便让我去接受处理？沈先生一怒之下，将城管、交警统统告上法庭，他要求法院撤销第一被告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管局）的《城市咪表管理通知书》并确认其锁车行为为违法行为；同时沈先生请求撤销第二被告海口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队）下达的《交通违章告知单》。

沈先生认为，无论自己停车是否违章，城管局没有管辖权，无权锁车，无权对其进行处理。交警队虽可上路执法，但自己并未违章，其也无权处理。沈先生还认为，对自己一项行为由两个部门同时处理违法，执法人员不着装，不出示证件，不调查，不让其陈述和申辩也违法。

城管局认为，沈先生停放车辆的位置是在国联大厦前的人行道上，且在非停车泊位内，属违法停放车辆。国务院2002批准海口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海口市政府办公室2002年10月23日对城管局《关于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问题批复》，“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实行统一管理，纳入城市管理范畴，由你局负责实施。”海口市政府还于2003年11月27日在《海口晚报》上发布《关于加强停车管理的通告》，称“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道路停车场（位）的，或不按规定在道路上停放车辆的，由城市管理局负责查处，及时清理，消除影响。”故城管局有权依据《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对违章乱停放的车辆锁定车轮。

城管局还称，咪表管理人员在履行职务时，都是着装挂牌执行公务的，不存在还要向原告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的问题。锁车是强制措施，并不是行政处罚。

交警队辩称其没有实施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城管局执法人员处理未果的情况下，要求交警队工作人员前来处理。交警队依据《交通违章告知单》告知沈先生一些违章的事实及接受处理的途径等，但并未对沈先生做出具体的处罚或者强制措施，属于不具备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应驳回沈先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海口市人民政府为加强城市市容和静态交通管理，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于2002年7月29日作出了海府[2002]38号‘关于加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的通告’，将海口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实行咪表管理，凡需在道路上适时停放的车辆必须停放在统一划定的咪表停车位上，凡未按规定停放车辆的，由市城管局和市交警支队按有关规定处理。同年10月23日，海口市政府又以海府办函[2002]67号‘关于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问题的批复’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实行统一管理，纳入城市管理的范畴。2003年11月27日，海口市政府在海口晚报上登载了‘关于加强停车管理的通告’向全社会公示了被告市城管局具有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的职权。海口市政府的以上规定，并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海南省海口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的精神是一致的。原告停放的车辆位置，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道路段，不属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划定的停车泊位，该车的停放同时阻碍了人行道的顺畅通行，应属违章停车。被告市城管局据此对原告违章行为进行管理，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锁车等临时管理措施，并没有超越职权。被告市城管局和被告市交巡警支队分别给原告开具《城市咪表管理通知书》和《交通违章告知书》，仅通知原告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并未对原告作出具体的行政处罚，且实际上原告至今也未通知接受处理，其权利并未受到损失。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先生的诉讼请求。”

沈先生不服，依法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沈先生认为：1、一审判决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和《行政处罚法》第16条及第24条。公安机关是道路交通管理机关，国务院及海南省政府并未批准城管局为集中行政处罚机关，城管局无权上路执法。一个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处罚，两被上诉人均通知上诉人前去接受处理，处理的结果便是罚款，明显违法。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车辆停放位置错误，认定是违章停车错误，同时认定被上诉人城管局锁车未超越职权及上诉人“权利并未受到损失”也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6条第四项，而应适用第54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

交警队二审未予答辩，城管局做了与一审基本相同的答辩。

二审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根据国务院领导批准的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方案的原则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批复同意海南省人民政府可以在海口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行使的具体职权包括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海口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是主管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门，市政府决定全市的停车管理统一由市城管局负责，这是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的一部分，故被上诉人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部分职权符合国务院批准同意在海口市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且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以《关于加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的通告》的形式将其上述职权已向社会公布，故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城管局对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实行管理不属于行政越权行为定性正确。

被上诉人市城管局颁布的《关于加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的通告》明确规定‘在已设置咪表的路段，车辆占道临时停车必须停放在划定的咪表停车位上；在尚未设置咪表的路段，车辆占道临时停车应停放在划定的区域’。根据这一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琼A56853号轿车停在国贸路国联大厦门前的路段，该停车位置不属于市城管局划定的停车泊位，认定事实清楚，并不存在表述不清或矛盾之处。被上诉人市城管局将上诉人停放车辆的车轮锁定是处理违章停车的一种强制措施，该强制措施的实施并不属于违法或行政越权行为。但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后，被上诉人市城管局应当按纠正违章停车的行政处理程序及时处理，或者当场处罚后予以放行，或者及时签发管理通知书通知上诉人事后到办公室接受处理，双方争执时间长达4个小时才予以放行车辆不符合行政处理的效率原则，客观上也会给上诉人其他的合法权益带来间接损害。对此，被上诉人市城管局应当在执法中杜绝行政处理拖延不决的现象再次发生。

被上诉人市交警支队就上诉人停放车辆的同一事实，在被上诉人市城管局已经向上诉人签发了《城市咪表管理通知书》后也向上诉人签发了《交通违章告知单》，亦要求上诉人去接受处理，此现象说明市城管局实施城市综合执法工作虽然属于海口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的一部分，但其执法中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部分职权与被上诉人交警支队的管理职权的衔接尚不顺畅，尚需进一步完善。但鉴于市城管局签发的《城市咪表管理通知书》告知上诉人当场不服处理可到办公室接受处理，而当场处理的结果是解除了车轮锁放行车辆并未作出其他处理，亦没有进行任何处罚。而被上诉人市交警支队签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交通违章告知单》亦属于行政告知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上诉人若有异议可在接受处理时依法申辩，并依法定程序解决行政争议。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交警支队未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前诉请撤销该行政告知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在行政执法部门未作出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罚前，根据两被上诉人履行行政告知行为而出具的法律文书的记载或表述，认定上诉人属于违章停车，该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原审判决基于本案的事实与两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无法支持其实现诉讼目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扣车事小，透过扣车事件反映出来的行政机关如何依法行政的问题，却是关系到你我他的永恒的话题，这也是一起小小的扣车行政官司被广泛关注的原因。就此案所涉法理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两行政机关即城管局、交警队行为的性质

从城管局扣车过程看，所做行政行为包含三个方面：1、管理。2、采取强制措施（锁车）。3、处罚。按城管处理此类事情的先例，本案此种情况将被处以罚款。罚款的程序如本案一样，先发一个违章告知单，通知违章的单位和个人前来接受处罚。

交警队认为，其未对沈先生进行处罚，只是发了个通知而已，仅仅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对这个通知，沈先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被告交警支队的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按公安部《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通知当事人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罚就已经进入了处罚程序。该规定第51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不执行下列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撤销其机动车驾驶证：……（二）不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罚……。”当事人也绝非可去也可不去接受处理，如果当事人超过三个月不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理，公安机关可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因此说，公安机关的通知行为，实质上也是处罚行为的一部分。既然是处罚行为的一部分，就可诉。

再谈交警队的行为是不是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行为它指导的对象是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行为，不是违法行为，这是前提。两行政机关已确认了上诉人行为为“违章”的前提之下，怎么可能还有指导行为一说？难道是“指导”行政行为相对人怎么逃避违章处理吗？

行政指导行为的另一特点是不具有强制性。上述规章清楚无误地规定，如果上诉人三个月内不去接受处理，公安机关有权吊销其驾驶执照，这明明是具有强制力的行为，如果上诉人不去接受处理，上诉人将遭受不利的后果。慑于法律的威力，上诉人不去违心接受处理，而是拿起了法律武器，提起行政诉讼，撤销违法行政行为，从而使自己不必遭受不利的法律后果。

对此，交警队辩称，他们不会对上诉人做出处罚。这种辩解显然更是站不住脚的，对应该做出处罚的行为不作处罚，如同不该作出处罚的行为作出处罚一样，同样都是违法的！上诉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应建立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基础之上，不应建立在其违法行政的基础之上。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认，通知是一种行政行为当无异议。通知是一种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属于行政处罚环节的行政行为也当无异议。按二审法院的观点，通知行为属“行政告知行为”，行政行为相对人能否在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前撤销该“行政告知行为”？这是本案应探讨的问题。

按二审法院的主张，撤销行政告知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笔者认为，行政告知行为、行政处理行为与行政处罚行为能否诉讼，关键看这种行为有没有侵犯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城管局发给沈先生的《城市咪表管理通知书》中告知：“1、未按规定刷卡交纳停车费。……3、在咪表泊车路段，未按规定违章停车。”交警队发给沈先生的《交通违章告知单》告知：“因违章停车……。”两行政机关首先确认沈先生是“违章停车”，沈先生认为自己没有违章，认为两行政机关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两行政机关不能把没有违章的认定为违章的，更不应让沈先生就此前去接受什么处理！

很显然，如果法院授理了沈先生的诉讼，沈先生与两行政机关的行政纠纷在“行政告知”阶段就了结了，就可以不进入下一个程序即行政处罚程序了。显然，人民法院受理“行政告知行为”的诉讼，避免了当事人的诉累，更能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有什么理由非要求行政行为当事人接受一个根本无法认可的行政处罚以后，才允许其提起行政诉讼呢？

当然，如果行政行为相对人愿意这样做，则是其权利。如果硬性要求其这样做，显然就将其权利变成了义务，这是质的不同。

二、城管局的管理权限

城管局有权实施停放车辆管理，从被告市城管局提交法院的依据即：三定方案，海口市政府批复与常务会议纪要以及通告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城管局无权对道路上停放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和处罚，即无权锁车和罚款。理由是，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城管局可以上路执法。根据《道路安全法》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及《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道路交通执法单位是公安机关，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在道路范围之内对违章车辆采取锁车、拖牵等强制措施和处罚。

城管局提交法院的法律依据是《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这个规定恰恰规定的是公安机关的上路执法权，没有规定城管局享有此项权利，不是城管局上路执法的依据。城管局只所以把公安机关的执法依据当做自己的执法依据，是因为其自认为取得了“集中行政执法权”，这又引发了本案另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城管局享有“集中行政执法权”吗？

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享有与其职责相对应的执法权。为了提高效率，节约政府管理资源，除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必须由公安机关行使外，可以将几个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交由一个行政机关去行使，这便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处罚法》第7条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在2002年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请求批准海口市为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国务院法制办于2002年8月函复海南省政府，可以在海口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其中一项便是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但国务院法制办函复中还同时明确：“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部门不得再行已经统一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海南省政府依照国务院法制办函复，也于2002年10月8日通知海口市政府按照函复精神试点。尽管有上述函复和通知，城管局仍不能上路处罚，原因有二：

其一，《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机关，但国务院、海南省政府并未决定城管局是海口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机关。国务院法制办曾于2002年8月16日发布过一个国法函（2002）227号文，但这个文件只是批复同意海南省政府“可以在海口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并未决定城管局有权行使集中行政处罚权，且国务院法制办也无此权。2002年10月8日，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上述复函，海南省政府也曾通知海口市政府可以进行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但也未决定城管局有权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城管局做为一个行政机关，不但本身依法没有“道路”执法权，从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的角度看，它仍然没有取得“道路”执法权，因为没有有权单位做出过这样的决定。

其二，城管局实际上也不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机关。国务院法制办函复中，将市容、环卫、规划、绿化、市政、环保、工商、公安交通等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交由一个机关行使，原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便不再享有相应的处罚权。如果交由一个机关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后，原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还享有处罚权的话，便失去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意义，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那么，海口市是在进行这样的试点吗？海口市城管局是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市城管局根本就没有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市容、环卫、规划、绿化、市政、环保、工商等行政机关仍在行使自己的行政处罚权。从本案中公安、城管两家上路同时执法的现状恰恰可以看出，上路执法权尚未依法“集中”到城管局手中。

本案城管、交警两家单位对沈先生同一行为都做出处理，使一审判决陷入两难：不承认城管局有集中行政处罚权，城管局就无上路执法权，而一旦承认城管局有上路执法权，就必须承认交警队所做处理归予无效。而两审判决即认可了城管局的集中行政处罚权，又不认定交警队的处理无效，不仅自相矛盾，关键是违法，也违背了国务院法制办的批复。

三、海口市人民政府的“授权”与交警队的“分权”

做为行政机关，最基本的要求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要求法律怎么规定，就要怎样执行，只有遵守的义务，没有改变的权利。法律赋予一个行政机关的权限，不能让与、超越和放弃，必须严格行使。城管局在其答辩状中称其有权上路处罚，理由是：“市政府于2002年10月赋予”其城市道路停车管理职责。从刊登在《海口晚报》上的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停车管理通告》中看，的确有“凡不按规定在道路上停放车辆的，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查处”字样。海口市政府通告中的这一内容违背了法律规定，理由是道路交通执法权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是公安机关，海口市人民政府无权改变法律、法规规定。换言之，海口市政府无违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权授权城管局上路执法。

无独有偶，继海口市政府无权授权之后，交警队又与城管局于2004年6月30日进行了慷慨的分权，并也以公告的形式刊登在《海口晚报》上。“分权”公告称：“凡在人行道上和咪表路段的车辆违法停放行为由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负责查处，除上述情形外的车辆违法停放行为仍由海口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负责查处。市城管局对车辆违法停放行为的行政处罚，也同样作为海口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对车辆年检的管理依据”。这种分权同样是违法的，因而是无效的。

行政处罚权由行政机关行使，这是基本原则，但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由下列组织实施：

其一，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其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此种情况，必须符合二个条件：（1）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委托，无规定的不得委托。（2）这种组织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做为行政机关的海口市政府不能改变《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做为行政机关的海口市公安局（包括其交警队）同样也不能，这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因行政诉讼的启动得以进行。本案海口市政府、交警队、城管局将交警队上路执法权“授权”、“分权”给城管局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严重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关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

四、城管局、交警队都超越了其管辖范围

沈先生的车到底停在哪里？这是本案争议的又一焦点，因为这决定两行政机关是否享有管辖权。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而两行政机关对沈先生到底将车停在哪里，根本没有举证。

沈先生虽举证了车辆停放位置的照片，但沈先生认为其并未停在道路上，而是停在了国联大厦门前，根本不归两行政机关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的具体行政行为就要被撤销或确认违法。

从海口市政府及城管局的通告看，城管局对停放车辆的管理仅限在“道路”范围内。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看，公安机关对车辆的违章停放的处罚权，也是以“道路”为限，超出道路则超出了其管辖的范围。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道路主要是指公路和城市道路。原告沈先生将车停在国联大厦门口，不在“道路”范围之内，更不在两行政机关所说的“人行道”上。因此，勿论两行政机关有无行政处罚权，从二者管辖的范围看，都超出了。

城管局给沈先生发出的是《城市咪表管理通知书》，称沈先生“在咪表泊车路段，未按规定违章停车。”“通知”请沈先生持该通知书到“咪表办”接受处理。城管局只在路上设有咪表路段，在其它地方并未设咪表路段。在国联大厦门口锁住原告沈先生小车，明显不在其咪表路段的管辖范围。

行政诉讼的被告对其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且必须在接到《行政诉状》后的10日内提交，逾期视为无证据，依法可撤销其所做行政行为。两行政机关都主张沈先生将车停在了人行道上，但却未向法庭提交停在人行道上的证据，而沈先生对两行政机关的主张又予以否认，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两被行政机关的行为应视为无证据，应予撤销或确认违法。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尚在试点阶段，海口市在大张旗鼓地整治车辆停放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但规范整治行动，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常抓不懈，沈先生说此次行政诉讼的出发点也在于此。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先生这个行政官司不论输赢都打得有意义，有价值，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叁』 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具体出自哪部法律

在我国的立法中，不乏“无效”字眼: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8条规定：“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非法批准占有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
又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并未直接用“无效”，但其所规定的内容实际的承认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抵抗的权利，比如《行政处罚法》第5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
在事后的救济手段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确立了“确认无效”的判决形式，从而为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可能。

『肆』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5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伍』 行政诉讼法的证据排除规则是怎样的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范围证明责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4.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1.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2.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3.“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来源重庆律师网页链接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

『陆』 《行政诉讼法》中行政判决分为6种，其中维持判决与履行判决和确认判决有什么区别谢谢

维持判决是确认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的判决。
履行判决是要求行政机关履专行法定职责的判决，针对的是行属政机关不作为。
确认判决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主要存在于行政行为已经产生效果，撤销或变更已无意义的情形。如行政拘留已经结束的案件。

『柒』 关于行政诉讼增加和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律条款有哪些

原告行政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要求新增诉回讼请求的：
最高人民法答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
第七十条 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2、在诉讼起诉时已明确的几项诉讼请求中，进行撤回某项，保留某项的变更诉讼请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捌』 民事诉讼法56条怎么理解

民事诉讼法56条：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因而起诉参加到已开始的诉讼中来的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具备以下3个条件：

（一）他人之间的诉讼正在进行。如他人之间对民事权益、经济权益有争议没有形成诉讼的，属于诉讼外的争议，诉讼外的争议如果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不是要求参加诉讼。

因为诉讼尚未开始，谈不到参加诉讼的问题，只有在他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经济权益的争议已经形成诉讼，而诉讼程序又在进行中，第三人才能参加诉讼。

（二）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全部或部分享有独立的实体权利。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全部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种是有部分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至于第三人对于原诉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否真正具有全部或者部分的独立请求权，则需在审理终结后才能确定。

(8)行政诉讼法2018第56条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

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第四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

第五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玖』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第四项其它应当驳回诉求的指的是哪些

驳回诉请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起诉时仅起诉被告作出的抽象行为（比版如制定规范权性文件）；
二、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并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
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合理性存在问题或者作出时合法现在不合法）（第五十六条第二、三项）
四、被告的行为系确认、引导、认定、行政强制执行措施行为（非具体行政行为）
五、原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需要强调的是，驳回诉请是针对原告实体内容进行的审查。驳回起诉是针对程序上的内容进行审查，比如需要行政复议前置或者非法院管辖事项。故只要是针对实体内容，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或者行政行为合法，或者针对的是非行政行为，法院都会以驳回诉请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