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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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何时通过

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2001年11月22日通过、联邦委员会12月5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正式文本译出后, 又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2002年第58、59、98号联

Ⅲ 俄罗斯联邦宪法的解读

鉴于很多人还没有读过俄罗斯联邦宪法，而该宪法目前只有我本人进行了中文翻译，宪法非常长，我今天把其中一些重要条款给大家看一下。宪法全文见www.poccuu.org
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其阅读宪法的感受也就一定不同。下边所写的也只是我本人阅读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一点体会。也可以说是我阅读宪法的一些心得而已。我认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是部好宪法，也许就是因为我读到了下边的这些条款。我将逐一指给大家看，也会简要说明我认为这些条款好的原因。
1、通常各国宪法第一条都要规定国家的性质。俄罗斯联邦宪法也不例外，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治国家。简单的一句话，简单的几个词语，但是每个词语都寓意深刻，共和、民主、联邦、法治八个字把一个俄罗斯联邦国家性质概括的淋漓尽致！结合宪法第四条主权国家的规定；第七条福利国家的规定；第十四条世俗国家的规定，我们可以概括出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性质的定义：即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治世俗福利的主权国家。
2、宪法第十三条：国家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作为国家的强制的意识形态。这个条款是作为宪法根本制度规定的。所谓宪法根本制度就是规定国家的性质和根本制度那些宪法规定。这种规定是不能根据普通程序进行修改的。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改变第一章宪法根本制度，必须成立新的制宪会议，制定新的宪法，并进行全民公决。可见俄罗斯联邦第一章规定的重要性。第一章共十六个条款。本条款是其中之一。足见俄罗斯联邦宪法起草者对这个条款的重视。正是由于这个条款的存在，俄罗斯联邦宪法通篇，包括宪法序言，都找不到任何规定什么思想、主义的字样，更找不到任何人的名字，无论这些名字多么伟大和重要。因为将任何主义、思想规定到宪法中去，都直接违反本条规定。试想，如果宪法中把一种主义、思想规定到宪法中去，就等于将其规定为国家的强制性意识形态，那这个国家还会存在言论和思想自由吗？这个国家还可能存在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吗？在我一次和一个俄罗斯法学博士交谈的时候，询问他对宪法这个条款规定的看法。他说，不管怎么样，现在在俄罗斯联邦任何学校中，已经取消了该死的政治课。
3、宪法第十三条还规定：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以后的宪法条文中再未提及多党制问题。难道就一个条款就确立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制度？我感觉到无比的震惊。但是仔细想一想也没什么奇怪的。在俄罗斯人看来，宪法没必要对多党制进行详尽的规定，因为多党制本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自然存在。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几个意趣相投的人聚到一起也许就要讨论政治问题。而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成立政党，如果他们想提出什么候选人，比如想推举个议员或者总统，那么他们成立的政党就必须要进行登记。登记手续也不复杂，就是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局领一些表格什么的，填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司法部无理不给他们登记。他们可以到法院起诉。独立的法院一定会受理，并作出公正的裁决。他们也可以召集一些新闻记者来进行公开报道，甚至他们可以去莫斯科红场去游行示威，这也是他们的宪法权利。甚至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总统，总统有专门的处理公民来信事务处。
4、宪法第十五条：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公布才能生效和适用。在俄罗斯联邦居然把这个条款规定到根本宪法制度中来，与其说是这个条款本身重要，不如说是俄罗斯立法者对前苏联时期某种严重问题的关注。确实是这样，前苏联时期，有多少规定是以内部文件的名义传达的，而不知道根据这些内部文件抓了多少人？甚至是处死了多少人？宪法的起草人也许正是注意到了这个严重的历史问题，才特意在根本宪法制度中作出如此规定。
5、宪法第十五条第四款：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和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是俄罗斯联邦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规定的规则与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规则有不同之处的话，则以国际条约中的规则为准。这就是著名的国际法优先原则。在根本宪法制度中规定这样条款的宪法并不多见。根据这样的规定：联合国人权宪章和一系列联合国公约就成为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内法，并且优先与国内法。事实上俄罗斯联邦宪法关于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规定不仅囊括了联合国人权宪章的所有内容，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个界限。俄罗斯加入了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禁止在和平时期将实施死刑作为刑事惩罚的手段。这还不够，俄罗斯联邦承认欧洲人权法院对俄罗斯联邦的效力。就是说俄罗斯联邦公民可以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罗斯联邦侵犯人权，而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在俄罗斯联邦是绝对承认的。我认为这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俄罗斯人的聪明之处，有了这个规定，就等于在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中工作的法学家在为俄罗斯联邦立法，世界上最新的法学成果都将被俄罗斯联邦采用。
6、第二十条首次提到了陪审团。该条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由陪审团组成的法庭进行审理。这一规定确立了俄罗斯联邦一个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陪审团制度。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再一次提及陪审团审理案件，并且扩大了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范围，不仅仅是死刑案件，其他可能被判重罪的刑事案件，只要刑事被告人提出要求陪审团审理，法院就必须给其安排陪审团，包括共同被告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个被告提出要陪审团审理，那整个案件就采用陪审团审理。在《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于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详细规定，可以说俄罗斯联邦陪审团制度与美国的陪审团基本相同。12个人的大陪审团，每次从20名候选人中确定14人参加审理，2名是后备陪审团。12名陪审员最后投票表决。确定被告人无罪的话，当庭法官必须宣判无罪并立即释放。
7、宪法第二十二条：对任何人的逮捕和羁押只能由法院决定，在法院决定前的临时拘押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定。这个条款直接涉及到法院与检察院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地位、职权等相互关系问题，直接涉及到司法独立的大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公民重要权利的保障问题。因为在旧俄罗斯，拘捕的权力主要由检察院和侦查机关行使。新宪法规定拘捕必须由法院决定。这显然是个重大的制度性的变化。查阅了其他条款以后，我们发现只要是限制公民宪法权利的许多措施都必须由法院来决定。比如：，对公民通信限制和监听（宪法第二十三条）；对公民住宅进入与搜查（第二十五条）；对公民财产的限制包括对强制征为国有（第三十五条）；等等，结合其他条款规定，我们发现在俄罗斯联邦确实发生了一种制度性的变化。就是，司法权只有法院行使，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联邦司法权就是审判权。检察院不再是司法机关，不行使司法权，侦查机关也同样不行使司法权。我认为这个制度性变化意义深远。在我看来这个变化在俄罗斯联邦整个制度变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俄罗斯联邦实现司法独立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刑事被告人辩护权和一系列诉讼权利的前提。降低了检察官的地位，等于提升了律师的地位，只有这样，站在法庭面前的检察官和律师才是平等的双方，才有可能使得刑事被告人获得真正的辩护。
8、宪法第二十七条：关于迁徙自由和出国回国自由的规定。千万别小看了这个条款。迁徙自由主要是指任何俄罗斯公民在俄罗斯范围内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移动。什么叫限制。比如：你去莫斯科工作和学习，不需要在莫斯科办理任何登记手续，不用办理任何例如暂住证什么的手续，又比如你开车去莫斯科也不用办理车辆的进入莫斯科的登记手续。这个就是自由迁徙的基本含义。而自由离开俄罗斯和自由回到俄罗斯的含义更为深远。我刚才提到了俄罗斯公民可以到欧洲人权法庭起诉俄罗斯联邦，但是如果你不能自由离开俄罗斯联邦，那你如何实现你的起诉啊？！前苏联时期俄罗斯联邦有大批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这些人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不能也不敢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的悲剧随着该条款的生效，一去不复返了。按照普京的说法：俄罗斯公民出国只要带着护照和卢布就可以了。因为卢布是国际自由兑换货币。并且俄罗斯联邦承认双重国籍。在研究俄罗斯联邦转型时期经济的时候有一个很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当时我一直奇怪国家为什么不采取限制措施。现在明白了，在俄罗斯联邦是不能对人员和资金的流动进行任何限制的。普京说：我们要创造最好的环境来吸引人才和资金，而不是靠人为的限制。可喜的是俄罗斯联邦资金外流的速度不断减少，目前是资金大量回流到俄罗斯联邦，大量人才也在不断流向俄罗斯。
9、第二十九条：保障大众传媒自由，禁止新闻检查。新闻监督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俄罗斯联邦取消了新闻检查，颁布了《大众传媒法》。大众传媒基本上是私人经营。发行1000份一下的刊物连备案都不用。更不用说对新闻内容进行检查了。而俄罗斯联邦的传媒不仅仅是监督作用，很多传媒就是多党制度的必备条件，试想，如果政党不能独立拥有自己的大众传媒，那政党几乎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10、第三十条规定：结社和组建工会的权利。这个规定受到《俄罗斯联邦社会团体法》，《工会法》，以及民法典的保障。民法典中有关民事主体的规定，完全承认公民的结社自由和社会团体在民事上的地位以及因此产生的权利义务。
11、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是集会游行示威纠察的权利。这个权利也得到了《俄罗斯联邦集会游行示威纠察法》的具体落实与保障。在俄罗斯联邦每天都会看到游行的队伍，或大或小，司空见惯。这是正常社会基本的状态，所谓不平则鸣，我认为集会游行示威纠察就是社会减压器。情绪释放的结果是避免更大的动乱。
12、第三十七条：承认有利用联邦法律所规定的解决劳动争议的方式解决个人和集体劳动争议的权利，其中包括罢工的权利。俄罗斯联邦宪法直接承认罢工的权利。怪不得在叶利钦时代不断听到俄罗斯传来罢工的消息。
13、第四十一条：公职人员隐瞒对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的事实和情况，将依据联邦法律追究责任。这个条款很容易叫人联想到北京的非典时期的笑话。在北京已经大规模爆发非典的时候，前任卫生部部长的讲话还再讲北京没发现非典疑似病历。只是我不知道这个部长是否承当了法律责任。
14、接着往下看。每个人有通过司法保障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和公职人员的决定及行为(或无作为)，可以向法院起诉。（第四十六条）；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其案件由法律规定负责管辖该案件的法院和法官审理的权利。（第四十七条）。这样的规定再次确立了审判权的重要地位。任何决定和行为都是司法审查的对象。无论这个决定是个什么东西。它可能是个法律，可能是个具体的决定，公民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法院必须无条件受理，审理，并作出裁决。，我认为到法院去起诉，就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种补救措施。如果社会不能保障这个措施的独立与畅通，那么这个社会将得到的是暴力，暴动和动乱。
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文经典之处还有很多，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上边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

Ⅳ 简述社会确认时“确认不当”情况

如果警方并无能够逆转判决的新证据，那么，再度确认念斌为犯罪嫌疑人确属不当，但这一不当行为也同相关程序的不完善有一定关系。因此，我们应当以这一典型案例的发生为契机，通过必要的研究论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相关程序制度。

其一，完善立案及确定犯罪嫌疑人程序。在公安机关办理的多数刑事案件中，立案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是相对分离的任务。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就立案程序的规定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只有关于立案程序的规定，而没有专门的关于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规定。与之相应，公安部2012年12月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章第2节关于立案程序的规定中，也没有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规范。实践中，这种情况造成公安机关就事立案的程序相对规范，但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决定却随意性较大。一方面，办案实践中，比较容易出现随意扩大嫌疑人，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如在经济犯罪的案件侦办中，将涉案公司的相关业务人员全部作为嫌疑人，并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时限届满后，又将其中大部分人或绝大部分人解除强制措施，不再作犯罪嫌疑人侦办。可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另一方面，对被确定为嫌疑人的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不够。确定其为犯罪嫌疑人时，不须向其本人宣布，也未设置救济程序;撤销时，缺乏严格而明确的法律手续，对公民“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权利保障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立案程序，源于前苏俄刑事诉讼法中的 “提起刑事案件”(或译 “提起刑事诉讼”)程序。[xii]但与之相比，我们仅借鉴了该程序中确认刑事案件成立的内容，而未借鉴其确认嫌疑人 (被告人)的程序。这是借鉴性立法中的不足。以俄罗斯现行法为例，2001年通过并经而后多次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七编规定了“提起刑事案件”，其内容与我国立案程序的内容基本一致;而在该法第八编 “审前调查”程序中，又以一章 (第23章)规定了 “确定刑事被告人，提出指控”的程序。[xiii]需要注意，这一程序并非提起公诉程序，而是在侦查活动中，发现 “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有根据指控一个人实施犯罪，侦查员应做出决定将该人作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追究”(第171条第1项)。该决定应当载明被告人的身份、描述其涉嫌犯罪的事实并指出触犯的刑法条款。如在一起案件中确定几名刑事被告人，“应对每个人单独做出决定”。在做出这一决定后，侦查员应当于3日内向被告人宣布。如有辩护人，辩护人应当在场。宣布时，应当说明指控的实质以及被告人的权利。该决定副本应发给刑事被告人及辩护人，同时应送交检察长。侦查员应即行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意见并做出笔录。法律对侦查员变更、补充指控以及终止部分刑事追究程序也做了规定。在确定被告人并向其提出指控后，侦查活动继续进行，直至侦查终结。终结侦查后，侦查员应保障被告人及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权利。如具备事实条件和法律条件，侦查员应制作起诉书并将刑事案件材料送交检察长，由其审查、批准起诉并向法院提起公诉。

念斌被重新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案例，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在确定犯罪嫌疑人方面的某些缺陷：规范较欠缺，程序不严谨，以致实践中随意性较大。同时，嫌疑人的知情权、申辩权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在落实四中全会决定，全面加强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法律和执法文件的修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xiv]应借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确定犯罪嫌疑人作为立案程序中的一个具体程序。如嫌疑人已明确，应在立案时同时认定犯罪嫌疑人;如立案时嫌疑人不明确，应在具备证据条件时再确认犯罪嫌疑人，该决定同样需经审查和审批，再附于立案材料。嫌疑人的确定权应与立案决定权一致。[xv]确定犯罪嫌疑人后，在不妨碍侦查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告知嫌疑人该项决定和所指控的罪名，告知其作为犯罪嫌疑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享有的申辩权等权利(操作中可在第一次讯问时告知)。同时，法律和执法文件对确定嫌疑人的证据条件以及无罪判决后以同一事实再次确定为嫌疑人的证据要求，应当做出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无罪判决后，以同一事实再次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向其宣布并说明根据，[xvi]同时，设置救济程序。而在犯罪嫌疑消除后，应当做出撤销其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的决定，并及时向其宣布。

其二，完善既判力法则。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即生效裁判的约束力。在学理上，既判力可分为普通既判力，即判决的执行效力，以及特殊既判力，即禁止后诉效力——对同一事实不得再次起诉和审判，体现为“一事不再理”和(刑事诉讼中)“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特殊既判力的核心是关于争议事实的判定效力 (“争点效”)，意即：“当一项决定性之事实争点，在合法有效之终局判决中经判断后，则相同当事人间，就该事实争点，不得在将来之任何诉讼中，再事争执。”

念斌被再次确定罪嫌不当，另一客观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没有确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因此，办案机关不顾及刑事追究权的限度以及公民本应享有的 “禁止程序危险”的权利，继续对其进行刑事追究。

无罪判决生效后，不得以同一事实再次追诉和审判，即“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普遍确认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国家机关无限度地运用刑事追诉权，对涉案公民正常生活与合法权利形成无休止的干扰与妨碍，从而保障公民基本的法律安全;二是确保判决的终局性及法律程序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在法院判决确定后，若仍得就同一案件再为起诉审判，人民会丧失对司法程序的信心，会觉得诉讼无任何实益。所以禁止双重危险，也等于在确保判决的终局性，提升司法程序的合法性，使国家机关及人民不再就已审判之事项为任何争执。”

鉴于“禁止双重危险”在保障人权与维护法治方面的意义，在国际上，已呈现出将该原则宪法化的倾向。[xvii]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力促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认该项原则。但遗憾的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仍未对其予以确认。应当说，立法方面的主要担心是，其不利于打击犯罪，易使个别罪犯借追诉权约束的法律条款逃避打击。这一顾虑可以理解，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为程序正当性维系以及公民权利保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为避免代价过大，我们可以借鉴某些国家的经验，设置例外制度，防止重大案犯逃避打击。如英国为加强打击犯罪的措施，于2003年刑事审判法中，就谋杀、非预谋杀人、强奸、贩毒和武装抢劫等29种犯罪适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做出例外规定，以发现 “新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证据”为由，在受到严格法律条件限制的前提下，可以启动重新审判。这种例外制度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民权利保障与打击严重犯罪的需要，同样适合于我国国情。因此，在确认例外情况并对这种例外做严格规制的情况下，确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有利于完善我国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健全刑事程序法制，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交往中居于主动。可以设想，如果我国法律承认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并对例外情况做出明确的法律条件限制，应当可以避免类似念斌案的情况的发生。

其三，完善司法监督和司法救济制度。公民被不当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其合法权利受到妨碍后，应当有救济渠道。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以检察监督为外部救济方式，因此，当事人可以申请检察机关实施立案监督，已如前述。然而，目前的检察监督并不完善。除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同为担当控诉职能的机关，其法律地位不中立，因此救济的有效性可能不足这种根本性制度缺陷以外，在现制度框架内探讨，还存在监督规范不完善，以致难以有效实施法律监督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如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其说明理由。不立案理由如不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接到通知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这是法律授权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在立案活动中的“当立不立”问题的明确规定。但是立案错误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即“不当立而立”。对此，法律并无明确的监督规定。这种立法上监督权行使的 “片面性”，体现出一种 “重打击、轻保护”的立法取向。

为弥补上述问题，就“刑事立案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14章第1节明确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这两种情况都应当实施监督，在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立案的理由后，“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者撤销案件。”(第 558条)然而，由于对公安机关立案不当的监督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这种监督可能效力不足，成为一种“软监督” ——公安机关没有服从的义务。这在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已有明显反映。该规定第179条根据刑事诉讼法111条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时，公安机关应当在7日内作书面说明;在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书后，应当在十五日以内立案。但随后的第180条就检察机关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则规定为：“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提出纠正意见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并将有关情况回复人民检察院。”回复方式与时限均无明确规定，也不认为检察院的纠正意见具有必须执行的效力。

再进一步分析，根据高检《刑事诉讼规则》并参照检察监督实务，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仅限于上述两种情况。但是，对于念斌案所涉及的“立案本身并无不当，只是立案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确定不当”的问题，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法律监督，《刑事诉讼规则》并未做出规定。没有规范支持，实务中也难以实施监督。因此，文前笔者称念斌可申请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是因为这是目前法律框架内最为接近的外部救济路径。但由于相关监督规范阙如，这种监督的有效性不无疑问。

这一案例对完善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程序有重要启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通过分析念斌案及类似案件的问题，以落实中央决定、完善法律监督制度为契机，应当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制度。在完善立案监督程序，尤其是强化对不当立案进行监督的效力的基础上，对公安机关在立案过程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决定，应当参照已建立的立案监督程序规范，制定专门的法律监督规范，从而建立起对此项决定所影响的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较为有效的渠道。

Ⅳ 俄罗斯的法律体系

俄罗斯法律制度总的特点

如果按目前通行的划分法系的方法把世界各国的法律归为两大法系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则俄罗斯的法律应归入大陆法系之中。

俄罗斯的法律之所以属于大陆法系，是因为它具有大陆法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强调议会立法（实质上是专家立法，只是加盖了议会的橡皮图章），在司法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都是由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法律、法令，而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国家中，法官可以在司法中自己创造新的法律。第二，强调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如制订统一的民法典、商法典等。第三，司法中极少遵从先例，即在审理一个新案时未必要按照别的法院以往对类似案件的裁定作出相似的判决。

宪法制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势在必行。现行宪法是原苏联时期原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颁布实施的，其主要内容在前面的《俄罗斯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已经阐述过。

现在俄罗斯有两部宪法草案，一部是联邦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这部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强调联邦条约是宪法的组成部分，主张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两院制议会，强调立法、执行、司法机构间的分权与制约平衡，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应该与执行机构权力分开。

另一部宪法草案是叶利钦总统另组班子草拟的“总统宪法草案”。这部宪法有三大突出特点：第一，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在俄罗斯实行总统制国体；第三，取消人民代表大会，重建议会。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总统是国家元首，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俄罗斯联邦最高公职人员，在国外代表俄罗斯联邦；除政府总理的人选需经联邦大会批准外，其余内阁成员由总统直接任命。在同联邦委员会磋商后，根据政府总理提名任命或解除联邦部长和各部门领导人的职务；向联邦委员会提出宪法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法官的候选人；武装力量高级指挥员也由总统任命；总统有权提前解散议会。草案规定的联邦议会是联邦大会，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组成，它是联邦最高代表机关，由它通过联邦法律，并实施宪法规定的监督职能。两院制的联邦大会（议会）同时选举产生，任期4年。在未选举之前，目前的联邦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全权延长到新议会和新政府产生为止。

这两部宪法草案中大约有60％的内容是相同的，如都强调联邦条约是宪法的组成部分，都主张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两院制议会等，但它们在实质性的内容上有巨大区别。宪法委员会草案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平行地位，而总统宪法草案则强调总统制共和国国体，强调总统的权力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俄罗斯联邦议会和俄总统目前正就究竟以哪一部草案作为未来国家宪法的立法原则和基础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不难预料，其最终结果是两部宪草合二为一，取“长”补“短”，并以此作为立宪的原则和基础。

Ⅵ 特殊侦查手段

特殊侦查手段具有秘密性、技术性、同步性、直观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外国特殊侦查手段的立法模式有诉讼法典模式、综合法律模式和专门法律模式。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的立法和司法运用滞后。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应从五个方面着手，即实现特殊侦查手段法制化，限定特殊侦查手段使用的主体，承认依法定程序通过特殊侦查手段所获得证据的合法性，确定特殊侦查手段的审查监督内容及规则，特殊侦查手段的资料管理和侵权救济。
当前，职务犯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索职务犯罪侦查规律，有效惩治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合法化成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的概念及特征
（一）特殊侦查手段的概念
在公开文本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使用了“特殊侦查手段”这一用语，但并没有对概念加以表述。①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特殊侦查手段的概念， 因此司法实践中对特殊侦查手段的理解见仁见智。在现代汉语中，“手段”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方法，[1] 结合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具体规定精神，笔者认为，侦查主体把方法运用于侦查活动就成为侦查手段，因此对特殊侦查手段的概念，可以作这样的表述：特殊侦查手段， 是指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因犯罪侦查的需要，采取隐瞒身份、目的的方法，对特定案件和侦查对象采取的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具有秘密性的专门侦查活动。
根据司法实践，笔者认为，特殊侦查手段主要包括四类：一是技术类秘密侦查手段，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等， 这是实践中适用较普遍的一类，俗称“技侦”；二是特工类秘密侦查手段，如使用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三是诱惑类秘密侦查手段，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四是传统侦查行为加密类侦查，如秘密搜查、秘密提取、秘密辨认、秘密拍照或录音录像、邮件检查等。
（二）特殊侦查手段的特征
特殊侦查手段主要有以下特征：
1．秘密性。犯罪侦查按侦查活动的透明度划分，可分为公开侦查和秘密侦查。公开侦查，是指在当事人知晓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侦查。秘密侦查，是指在当事人不知晓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侦查。特殊侦查首先是一种秘密侦查，必须隐蔽身份、隐蔽意图，即秘密进行，因此，秘密性是特殊侦查手段的最显著特征。
2.技术性。相当多的特殊侦查手段实施，要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和成果即现代科技设备：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自然需要科技设备； 电子监控更需要科技设备；邮件检查、外线侦查行动性较强，也需要技术手段和装备做保障，如邮件检查中的密写检验，外线侦查中的电视监控、秘密拍照等，都需要科技设备。因此，技术性也是特殊侦查手段的重要特征。
3．同步性和直观性。常规侦查手段是在犯罪行为已实施完毕、侦查机关通过言词证据或实物证据对既往事实进行回忆或“回放”，所以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事后的，带有显著的滞后性，失真的可能性大。而特殊侦查是在当事人不知晓的情况下，通过科技设备直接摄录、固定犯罪过程（包括策划、实施、潜逃、分赃和串供等各个环节），或通过秘密侦查人员直接介入犯罪过程，所以，特殊侦查对案件事实的揭露和证实是同步的、直观的、动态的，真实性强。同步性和直观性正是特殊侦查手段在发现和制服犯罪中的巨大威力所在。
4．强制性。侦查手段分强制性侦查手段和任意性侦查手段。强制性侦查手段是指不由当事人自愿配合， 其实施会对当事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侦查方法，如逮捕、搜查等。任意性侦查手段是指由当事人自愿配合， 其实施不会对当事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侦查方法，如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特殊侦查手段的实施当事人不知情， 更谈不上“自愿配合”，且必然对当事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隐私权造成侵害，具有明显的强制性。[2]
二、特殊侦查手段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现状
司法实践表明， 特殊侦查手段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效能是其他侦查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有着常规侦查措施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特殊侦查手段是发现和扩大案件线索的重要方法， 获取关键证据的捷径；另一方面，特殊侦查手段还是揭穿反侦查对抗的利器，但遗憾的是，特殊侦查手段作为一种侦查犯罪的必要措施， 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在犯罪侦查中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是分别依照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的规定。②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管辖权， 但立法者没有充分考虑这类犯罪案件所具有的隐蔽性、复杂性、智能化和高对抗性的特点，以及检察机关对特殊侦查手段的迫切需求， 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中均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拥有行使包括技术侦查在内的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因此，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检察机关查办的很多重特大案件，都是通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技侦手段， 获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涉嫌犯罪的信息、资料后，才顺利突破。但这些做法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公安机关本身的技术侦查任务已经非常繁重， 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要求往往被摆到从属地位；二是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有其特殊性，与普通的刑事犯罪相比，对技术侦查的要求必然更高，由于只能“借用”，很难达到检察机关的要求；三是委托性质的技术侦查审批手续复杂、繁琐、周期长，影响工作进程，甚至会贻误侦查时机，还不利于案件保密；四是通过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的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只是资料或信息，不具备证据效力，只有通过转换后才能作为证据运用或法庭示证，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侦查功效的发挥； 五是由于没有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可自行掌握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批准程序，甚至有意将技术侦查神秘化，监督机制缺损，司法的透明度、公信度不高，容易导致技术侦查手段的不当扩张甚至滥用，从而侵犯人权。
我国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立法和司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特殊侦查活动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自然不能在法律中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其次，权力本位的法律观也是特殊侦查手段立法空缺的原因之一。过分宣称法律是维护国家权力的工具， 因此在制定法律时往往以维护国家权力的需要为出发点， 忽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表现在特殊侦查手段的问题上，往往认为适用内部的规定当然比公开的法律规定更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但是，如果从保护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或者从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出发，由国家立法机关对特殊侦查手段作出明确规定就是必然的选择了。再次，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也对特殊侦查手段立法空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司法活动中习惯于强调实体公正， 在特殊侦查手段问题上也就注重强调目的的正当性， 而对于程序和手段的正当性则重视不够。由此可见， 在特殊侦查手段立法的问题上，转变观念或改变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三、特殊侦查手段的立法模式及内容考察
由于特殊侦查手段尤其是秘密监听和秘密录音等方法具有较强的“侵权”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运用越来越容易，所以，各国立法一般都将其作为重点规范对象。从立法形式上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诉讼法典模式
诉讼法典模式， 即指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对特殊侦查手段作出规定。这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例如，德国于1998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00 条A 项(监听和录音)规定:“如果有根据怀疑某人作为主犯、共犯犯有下述之一罪行，或者实施了具有可罚性的犯罪未遂或者犯罪预备， 并且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搜查被指控人居所，可以采取监听和录音”。其列举的犯罪包括叛国罪、危害国防罪、危害公共秩序罪、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罪、贩卖人口罪、谋杀罪、结伙盗窃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毒品犯罪、与武器有关的犯罪等。第100 条B 项则对监听的申请、决定和实施作了具体的规定:监听和录音的决定一般只能由法官作出， 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由检察官决定，但是，检察官的决定必须在3日内获得法官的确认，否则便失去效力。法官的监听令要以书面形式作出，而且要写明监听对象的姓名、住址，以及监听的范围和期限(一般不超过3 个月)等事项。该法还规定，当监听所获得的材料不再有使用需要时，应在检察官监督下立即销毁。[3]
由于德国法律对于监听等特殊侦查手段所适用的案件范围比较宽泛， 几乎允许警察对一切涉嫌刑事犯罪人员进行监听， 因此该法律规定在德国也有很大争议。2004 年3 月3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 该监听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与尊重个人隐私权相抵触，已经部分地违背了宪法。因此，该法院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对该法律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法律严格监听的前提条件， 只允许对重大犯罪案件的嫌疑人进行有选择的监听。
俄罗斯在特殊侦查立法上也采用了诉讼法典模式。2001 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86 条对监听作了规定:“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电话和其他谈话可能含有对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内容， 则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案件中允许监听和录音， 监听和录音根据法院依照本法典第1 条作出的决定进行。”该法还对监听和录音的申请、期限和使用等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4]
(二)综合法律模式
综合法律模式， 即在以打击和控制犯罪为基本内容的综合性法律中对监听等特殊侦查方法进行规定的立法模式。美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美国的法律传统是以判例法为基础的， 但是在其现代法律体系中，制定法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了卡兹案和伯格案等影响很大的涉及秘密侦查手段的案件之后， 美国国会于1968 年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该法第3 条就对秘密监听和录音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首先，该法规定秘密监听和录音的案件范围包括间谍罪、叛国罪、谋杀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贿赂罪、金融诈骗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犯罪案件。其次，该法要求侦查人员在使用秘密监听和录音等手段之前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法官申请，说明使用监听的必要性，而且在申请之前还要先获得检察官的同意; 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监听，但是必须在48 小时内向法院提交申请，如果申请被否定，则必须立即停止， 而且法院不会采纳侦查机关在无证监听阶段获取的任何情报作为证据。再次，该法规定法院签发的监听令上要写明监听对象的姓名和身份、监听的地点、监听谈话的类型，以及监听的期限(一般不超过30 天，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延长)。最后，该法规定秘密监听的记录以及有关文件必须要妥善保管， 非经签发令状之法官的许可，不得销毁，而且保管期限一般为10 年以上。[5]
在英国，根据有关的判例法，警察在犯罪侦查中遇到通过常规侦查手段难以获取证据或线索的情况时，可以使用化装侦查、布设耳目、秘密窃听、电话监听等特殊侦查手段。在2001 年颁布的《侦查权力规则》中，法律对这些秘密侦查方法的使用，又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三)专门法律模式
专门法律模式， 即通过专门立法对特殊侦查方法的使用进行规定。例如，日本于1999 年颁布的《犯罪侦查通信监听法》就属于这种模式。该法规定，为了保护安宁、健康的社会生活，警察可以针对杀人犯罪、毒品犯罪和倒卖枪支犯罪等案件的嫌疑人实施监听。侦查人员在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申请监听令。该法对法官的审批条件和监听的实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6]
四、我国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的设计
针对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立法缺陷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外国立法例，笔者以为，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中的特殊侦查手段进行立法完善。
（一）实现特殊侦查手段法制化
结合实际，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用专门章节对特殊侦查手段作出具体规定的模式比较可行。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在于：首先，我国的多年立法经验和惯例都是将刑事诉讼程序统一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 采取诉讼法典模式符合我国立法惯例。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 年修改迄今已10 多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正已提上议事日程，将特殊侦查手段法定化正是一次良好的契机。将特殊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法中以专门章节规定， 也有利于各侦查机关统一认识，便于实践操作，加强对特殊侦查手段的法律规制。在立法过程中，要在立法的具体内容上对特殊侦查手段适用的范围、要件、权限、期限、许可（或令状）的请求和签发、实施、记录及其证据属性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 还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特殊侦查监督的主体以及监督的程序，从而保证侦查部门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合法性，寻求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的统一，以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真实、公民宪法权利保障与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稳定的合理平衡。
（二）限定特殊侦查手段使用的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
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都是特殊侦查权的主体，在必要时都有权运用特殊侦查手段发现和侦查犯罪。
在特殊侦查的主体问题上，尤其要授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权， 这是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高智商、隐秘性犯罪的客观要求，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并与国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在特殊侦查的适用范围上，应严格限制。一般而言，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是确定特殊侦查手段适用范围的基本标准，即特殊侦查手段只能适用于性质严重的普通刑事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同时，某些案件尽管在社会危害性上并不属于特别严重情形，但是，由于这类案件的特殊性质，也可以规定对其使用特殊侦查手段，这类案件如利用通讯技术进行的犯罪、在公开场合进行的犯罪、难以取证的犯罪等。
在特殊侦查的适用条件上，特殊侦查手段的适用应有三个标准：措施必要、合理怀疑和关联性。并非所有性质严重案件的侦查活动就一定需要使用特殊侦查手段。是否使用特殊侦查手段，还应当考虑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倘若经由常规侦查措施便可以实现侦查目的，那么特殊侦查手段就应当不予动用，这是必要原则在特殊侦查手段适用问题上的落实和要求。特殊侦查手段必要标准的基本含义是指：只有在使用常规侦查措施无法达到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有效控制犯罪的目的的情况下方可选用特殊侦查手段。合理怀疑标准的含义是指：必须有一定的证据能够证明相对确定的侦查相对人已经有犯罪行为。也就是说， 特殊侦查手段指向的对象只能是高度嫌疑人、被指控人以及有证据证明与被指控人存在密切关联的其他人员， 严禁对无关联的人员采用特殊侦查手段。关联性标准的含义，是指特殊侦查手段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和实施的侦查范围应严格限制在与侦查目的有关的内容上，收集的证据材料范围应仅限于与指控内容有关联。如，在实施监听时，不可避免地会窃听到一些与侦查无关的谈话，这时侦查人员或侦查技术人员应尽量努力地做到：把对侦查无关的谈话窃听控制在最低限度。当然，执行关联性原则不能机械和死板，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侦查技术人员往往不能确定谈话的内容是否与侦查有关，或者此时的谈话与侦查无关，但不知道何时会突然谈起与侦查有关的内容。如果我们仍机械地执行关联性原则， 不顾具体案件情况，将会错过与侦查有关的内容。[7]
（三）承认依法定程序通过特殊侦查手段所获证据的合法性
特殊侦查手段作为现代社会打击犯罪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有效的实体限制和程序控制之下，通过特殊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应当允许作为证据使用，没有必要再经历复杂的转化过程，一方面，这有助于侦查机关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纠正侦查活动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定势；另一方面，这也是提高侦查效率，节约侦查资源的要求。而且，由于特殊侦查是通过科技设备直接摄录犯罪过程， 或通过秘密侦查人员直接介入犯罪过程， 所以特殊侦查手段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同步的、直观的、动态的，相当于“目击证人”，属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真实性大，称得上是所有证据种类中证明力最强的一种。在我国香港地区， 法律把跟踪和卧底取得的证据规定为合法的证据，而且认为其证明力比其他证据还要高。[8]可以说， 承认依法定程序通过特殊侦查手段所获证据的合法性，将极大地提高我国侦查机关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能力。
（四）确定特殊侦查手段的审查监督内容及规则
建议对特殊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由检察机关内部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具体实施。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对特殊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权，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现行司法体制的具体情况。首先，检察机关是宪法授权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侦查监督本身就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定位及职责决定了对特殊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名正言顺。其次，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同属司法职权，检察官与法官在宪法层面上同属国家司法官员，唯一相区别的是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分别在不同的阶段代表国家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这种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在正式介入指控（起诉）犯罪前对侦查阶段的行为完全可以做到中立地进行审查监督。再次，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审查标准是法律评价尺度而非其他，严格地执行法律就是中立的评判。检察机关与被指控人之间不是相对的当事人关系， 在法律上并无利害冲突；同时，检察机关也并不以指控犯罪为终极目标，而是以法律是否得到公正统一正确的实施为价值追求。对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内部侦捕分离的制约机制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对自身侦查行为的审查问题。检察机关重建30 年以来， 侦查活动监督一直是检察机关的一项日常的重要业务，已积累了大量经验，将特殊侦查手段纳入其审查监督范围， 从体制上讲也更便利、更可行。如果引入预审法官司法审查制度，则要突破和重构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 改革成本将是巨大的。当然，为弥补检察机关对特殊侦查手段的审查监督中的疏漏和不足，还应当确立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官对通过特殊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把好最后一道关。[9]
监督机关在收到侦查机关的特殊侦查手段申请后，应当依法审查以下内容：是否属于法定案件适用范围，是否具备法定适用条件，特殊侦查手段的介入是否必要，适用对象是否确定，是否具有关联性，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批准。只有经司法监督机关依法定审查程序作出决定后， 侦查机关方可采取特殊侦查手段。
然而，对特殊侦查手段进行审查监督，不可避免地会使侦查机关的效率降低， 在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冲突中应当寻找平衡点， 使得对特殊侦查手段的审查监督既维护公正，减少对公民权利侵害，同时又不会阻碍侦查破案工作的进行。所以，笔者以为：在紧急情况下，比如不采取相应的特殊侦查手段，就会严重贻误侦查时机或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脱， 关键证据灭失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可以先行采取特殊侦查手段，但是应当在事后及时提请监督机关予以确认。监督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应予以确认，如果审查认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予以撤销，所获得的信息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并依法予以销毁。
（五）特殊侦查手段的资料管理和侵权救济
对特殊侦查手段进行监管和救济的前提是必须全程、如实地记录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过程。特殊侦查手段应当记入笔录，等待检察官、法官与相对人的检验、质疑，即使是为了保密之需，特殊侦查手段至少需要单独订卷，单独送给法官、检察官事后审查。特殊侦查手段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 当需要使用特殊侦查手段所取得的证据时， 应将特殊侦查的进行情况告知相对人。如果所取得的材料与追诉程序无关时，应当销毁。同时可以要求作为特殊侦查的实施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相应工作机构报告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情况， 使得国家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能够对特殊侦查手段进行总体上的控制。

注释：
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 条第1 款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1995 年2 月28 日施行）第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1993 年2 月22 日施行） 第十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Ⅶ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同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俄实行法国式的半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俄罗斯联邦实行的是联邦民主制。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为基础，根据资产阶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原则行使职能。总统是国家元首，任期4年。2008年修宪改为6年，由人民直选产生。总统拥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有权任命包括了总理在内的高级官员，但必须经议会批准。总统同时也是武装部队的首领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并可以不经议会通过直接颁布法令。总统不可以连任超过2届。

俄议会正式名称为俄罗斯联邦会议。根据俄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联邦会议采用两院制，上议院称联邦委员会，下议院称国家杜马。
联邦委员会（上议院）由俄罗斯联邦诸联邦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一名来自国家代表权力机关，一名来自国家执行权力机关，主要的职能是批准联邦法律、联邦主体边界变更、总统关于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境外驻军、总统选举及弹劾，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等。
国家杜马（下议院）的职权是同意总统对总理的任命；决定对总统的信任问题；任免审计院主席及半数检查员；实行大赦；提出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指控；通过联邦法律。
俄罗斯联邦政府是国家权力最高执行机关。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联邦部长组成。宪法还规定，各联邦主体（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和自治区）的权利、地位平等。俄罗斯联各邦主体的地位只有在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联邦主体根据联邦宪法进行相互协商后才能改变。
司法机关主要有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仲裁法院及联邦总检察院。不允许设立特别法庭。

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的法律、决定，联邦总统的命令，其他联邦机构的文件，各共和国的宪法，联邦主体的法律、章程和其他法规，联邦内部条约和国际条约是否符合联邦宪法，以及社会团体的成立和活动是否符合宪法的案件作出裁决。联邦宪法法院还对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以及联邦各主体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纠纷作出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是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案件的最高司法机关。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对法院的活动实行司法监督，并对审判实践问题作出解释。联邦最高仲裁法院是对经济纠纷和仲裁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进行裁决的最高司法机关。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对仲裁法院的活动实行司法监督，并对审判实践问题作出解释。
联邦总检察院对犯罪案件侦查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支持在法院的公诉，为维护国家利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出异议。检察院系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联邦委员会根据总统提名任命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仲裁法院法官以及联邦总检察长。
俄实行多党制，主要有以下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亚博卢联盟、右翼力量联盟等。

Ⅷ 俄罗斯政治制度

罗斯是总统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国家。1990年6月12日被认为是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当代史的开始。在这一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票数通过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过了一年后举行了俄罗斯第一任总统的选举。在1994年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通过日被定为国家节日，并于1998年正式改为现在的俄罗斯日。
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语言是俄语。俄罗斯联邦的各民族有权利保留自己民族的语言。俄罗斯国家元首是总统，总统由公民按照平等、直接的原则，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任期为4年。总统同时也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和政府是国家执行权力机关。

政府主席（总理）经过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协商后由总统任命。

俄罗斯联邦会议是国家的立法权力机关。它由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和下议院国家杜马组成。俄罗斯宪法、民法、行政管理条例和刑法是俄罗斯司法机构的执法依据。俄罗斯的司法机构包括俄联邦宪法法院、俄联邦最高法院、俄联邦最高仲裁法院和各级地方司法机关，（联邦主体、州、地区和市级的司法机构）和仲裁法庭系统。俄联邦宪法法院根据总统提名由联邦委员会任命的19名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包括：

——裁决是否符合联邦法和宪法法规

——没有正式生效的国际条约

——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发生的纠纷

——联邦主体和地区权力机关之间关于权限上的纠纷

——联邦主体最高权力机关之间的纠纷。除此之外，宪法法院有权力解释俄联邦宪法和检验法律条款是否符合宪法。

俄联邦最高法院是裁决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在法庭（包括民事和军事法庭）管辖权下的案件的最高司法机关。对所有法院的活动实行司法监督，并对所有下级法庭作出的判决的合法性和论据充足与否进行检验。其司法管辖范围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专门的法庭裁决特殊的法律纠纷案件，例如军人之间或者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纠纷。俄联邦最高仲裁法庭是对经济纠纷裁决的最高司法机关。俄联邦最高仲裁法庭审理法人之间（企业、组织和机构）的财产及其涉及到的非财产纠纷案件。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法庭审判可以有陪审团的参加（1993年7月16日关于对《俄罗斯联邦的公诉制度》的补充与修订、《俄联邦刑事诉讼法》和《行政处罚管理条例》）在加入欧洲理事会（1996年）之后，俄罗斯也在欧洲法院的司法管辖下。所以目前欧洲法院对俄罗斯联邦及俄罗斯公民来讲是最高的司法机构。

俄联邦总检察院的职责是监督俄罗斯法律的执行、人权保障、进行刑事追究和协调执法机关工作。俄联邦的检察院系统是下级机关服从上一级及俄联邦总检察院的集中统一体制。（俄联邦宪法第129条、1992年1月17日颁布的《俄联邦检察院法》的1995年修改本）俄罗斯检察院系统包括俄联邦总检察院、俄联邦各主体检察院和各个城市和区级的检察院。俄联邦总检察长根据总统提名由联邦委员会任免。而副总检察长由联邦委员会任命。俄联邦各主体的检察长是与各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协商后由俄联邦总检察长任免的。各个城市和市区等地方的检察长直接由俄联邦总检察长任命。检察长任期为5年。
俄罗斯的政治党派

在俄罗斯联邦实行多党制。该体制始于1993年。正是在这个时期，依据俄罗斯新宪法半数以上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是按照党派名单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今天俄罗斯多党制在不断地发展。在2001年6月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通过了《政党法》。该法律生效后，只有各党派和有政党参与的选举团体才有权力推荐候选人参加各级选举。而对于单席位选区的选举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政党法》同时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的规定：
1． 政治党派必须在总统，议会、州长和其他选举中推举自己的候选人。长时间忽视选举对政党的利益没有好处。这样会对该政党成员带来各种不愉快事件，包括取消注册资格。

2． 联邦党派必须拥有不少于1万名成员和在至少一半以上联邦主体内建有人员不少于100名的党派分部。

3． 每年各党派必须提交给司法部年度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文件可以公开发表。所有这些措施使联邦级政党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强，更具透明性。

目前从众多的政治党派和运动组织脱颖而出的只有几个党派：

——俄罗斯统一党，领导人是鲍里斯·格雷兹洛夫。该党在俄罗斯国家杜马拥有大多数席位。政治家评价该党是中派政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是根纳季·久加诺夫。该党是俄罗斯现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反对派。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的意识形态是反西方和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亲近国际专制制度国家，主张恢复俄罗斯军事实力和提升俄罗斯在国际事件中的影响力，并认为为此甚至可以采取武力手段。但总体上支持总统的政治方针。

——祖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是德米特里·罗戈津和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该联盟是人民爱国力量的联合。

右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们虽然在近期的选举中没有进入议会，但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到一定作用，他们是：

——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是奥列格·别尔米亚科夫。批评总统在某些方面的行为，但支持克里姆林宫与西方伙伴关系的路线以及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支持俄罗斯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

——亚博卢民主党（苹果党），领导人是格利戈里·亚夫林斯基。该政党把自己称为是“建设性的反对派”，并批评现阶段的政府路线。最爱谈的话题是“经济政策”问题。该党特别强调维护人权。

——生活党，领导人是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其创建人评价该党为“干实事的党派”，并断言该党派有能力使俄罗斯人过上公正和有尊严的生活。该政党在纲领里提倡建立一个“市场和非市场经济成分平衡”的经济体制。

Ⅸ 告诉乃论的各国规定

告诉乃论案件的提起，各国规定不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告诉乃论的案件，被害人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但要先行调解，调解无效，才能提起。检察官为了公益也可提起公诉。日本规定，告诉乃论的犯罪，一旦经被害人告发后，即成为公诉案件，由检事厅官员向裁判所提起公诉。《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告诉乃论罪中的轻微伤害、侮辱、诽谤罪，被害人可直接向法院自诉；较重的强奸罪、侵犯著作权、发明权的犯罪，被害人告发后，经过侦查，由检察长向法院提起公诉。

Ⅹ 俄罗斯真的存在十二怒汉中的那中陪审制度吗

有的，下面是简介
俄罗斯司法制度在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引入了英美式的陪审团制度。二战之后，许多国家在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方式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参审制或者说是建立混合法庭，专业法官与陪审员一道决定所有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而仿效英美陪审团做法的国家较为少见。对此，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混合法庭既能将社会常识引入法庭又能发挥专业法官的优势，比典型的英美陪审团更为合理。我国和俄罗斯在司法制度上有某些联系和相似之处，了解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历史演变过程、当前运作状况及其特点，也许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不无裨益。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演变
19世纪下半叶是俄国司法大改革时期，陪审团审判开始在俄国出现。1864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司法改革的主要文件，历史上称之为“司法法令”。一个迅速、公正、仁慈的司法系统向所有俄国民众平等开放，司法权得以相对独立，这激发了民众对法律尊重的热情，从而使司法权得到加强。当时英美的陪审团不仅审理刑事案件，也审理民事案件，俄国的陪审团只审理刑事案件。英美的陪审团只决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量刑由法官来决定。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的陪审团在裁决时有三种选择：有罪、无罪和有罪不予处罚。这是俄国的发明，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在伸张正义时不考虑道德的价值是不对的。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废除了陪审团审判，引进了德国式的混合法庭，该种混合法庭由1名由职业法官与2名人民陪审员组成。1993年末到1994年初，俄罗斯再次启用陪审团审判。1992年9月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要求国家法律指导委员会和司法部制定计划大量引进和制定新的司法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标准化法案。1993年7月16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变更俄罗斯联邦法庭审判程序法》、《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俄罗斯联邦刑法》和《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新的法规与1864年制定的司法条例相似，但与旧的法规同时运行。这意味着被告人在与律师商议以后可以选择由3名专业法官来审理，也可以选择由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
美国对于俄罗斯司法改革曾经给予过相当大的支持。时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蒂·皮克尔先生一直对俄罗斯司法改革予以关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国务院还设立了一个专门项目用来支持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发展署负责实施。1993年4月温哥华首脑会议以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表示，美国欢迎叶利钦率先在俄罗斯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美国国会还给俄罗斯司法改革提供了部分资金和技术设备，如电脑、录音录像设备、电视等。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现状
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新宪法》确认了陪审团制度。在俄罗斯较高级别的地区法院，陪审团只审理刑事案件，大多是带有加重情节的谋杀以及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对于儿童实施强奸的刑事案件。涉及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叛国罪、绑架人质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案件则必须由3名专业法官进行审理。量刑的判决由主审法官在陪审团裁决的基础上作出。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庭仅对判决是否是依据法律作出和量刑是否公正进行审理。在刑事审判中，没有陪审团的法官审判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据俄罗斯司法部和美国驻俄大使馆统计，1993年，陪审团仅对两起案件进行了审理；1994年增加到173起案件，共计241名被告人；1995年上半年审理了127起案件共218名被告人。2011年、2012年和2013年间，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每年大约在600件到700件之间，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0.05%，换言之在1万件案件中有5件由陪审团审理。法官审理的案件宣告无罪的比率不到1%； 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宣告无罪的比率大约是20%。
正如一位西方的学者所言，“陪审团是一项昂贵的游戏”。俄罗斯自从施行陪审制度之后，加上给法官加薪的因素，法院系统的经费开支增加了近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减少陪审团审理案件的数量，俄罗斯又从2002年开始实施了辩诉交易制度，即法院开展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简而言之，这项最早起源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2002年采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是1万件，2007年增加到38万件。辩诉交易制度在大约一半案件中减少了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的时间，同时也将被告人判处监禁的刑期平均缩短了三分之一，这让法院和检察官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处理其他的案件。
自从2008年以来，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数有所下降。部分法律专家认为这是司法机关为了避免让更多的人被宣告无罪和辩诉交易制度实施的结果。
陪审团审判在克服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全俄罗斯公众意见中心在2006年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所表明的，在2004至2005年间担任过陪审员的公民中，约有80%的人认为司法制度得到了改进。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特点
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团比较，就目前在俄罗斯运行的现状而言，俄罗斯陪审团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陪审员的挑选程序不透明。
俄罗斯的陪审员由地方行政长官从年满25周岁、没有被判处刑罚的公民中抽签产生。陪审员的挑选是一个不透明的过程，这使得有些陪审员与国家安全部门有联系。另一方面，法学家们又认为贿赂和恐吓仍然是俄罗斯司法体制面临的重要问题，没有人可以保证陪审员们不会受到此类影响而宣告罪犯无罪。而英美陪审员挑选的过程是透明的，一般是从登记的选民和有驾驶执照的公民中随机挑选。庭审开始前，控辩双方都可以剔除他们认为不合格的陪审员，有些是不用说明理由的。
2.陪审团评议案件有时间限制。
陪审员在核查证据、听取检控方和被告人的陈述以及法官的总结之后，要填写一份调查表，用来回答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是否成立，犯罪是否确实发生，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等问题。陪审员有时还会被询问被告人是否应受到从轻处理或者特殊的从轻处置，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法官应当对被告人作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判决。根据俄罗斯法律，陪审团仅有3个小时的评议时间，但陪审团的评议内容并不像有罪还是无罪那么简单。法官给陪审团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很长。对列举出的事实，陪审员应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相比之下，英美陪审团的评议时间没有限制，遇到复杂的案件，有的长达数月之久。
3.陪审团只审理刑事案件，而且案件范围受到限制。
在俄罗斯地区法院，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涉及的罪名很少，大多是带有加重情节的谋杀以及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对于儿童实施强奸的案件。而英美所有的罪行都可以通过陪审团审判。美国和加拿大的陪审团既审理刑事案件也审理民事案件。英国的陪审团除审理刑事案件外，只对相当少的一部分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如诽谤、恶意控告、民事欺诈和错误监禁等侵权案件。美国陪审团审理的刑事案件大约占三分之二，民事案件占三分之一。由于美国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大多数是老百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案件，一般民众往往会过高估计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数。其实，目前每年在美国各个州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大约15万件，联邦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约5000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解决了绝大部分刑事案件，平均比率高达95%以上，民事案件的庭前和解率有时高达98%，因此美国使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只是案件总数中的“冰山一角”。而俄罗斯除了通过辩诉交易制度，还通过设置案件范围来限制陪审团审理案件的数量。
4.陪审团审理程序中仍然保留了前苏联法庭的常规特征。
作为苏联法庭的常规特征，被告人在法庭上像动物一样被关押在笼子里。笼子几乎占了法庭四分之一，铁条从地板直通到天花板，笼子的下半截是金属网。被告人被关押在笼子里接受审判，只允许隔着栅栏与律师轻声交谈。只有在向外公开庭审过程的时候，笼子才会被取消。一些法律人士认为，这种做法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像动物一样被关押，这让你首先会联想到，如果他坐在笼子里，他一定是有罪的。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与陪审团制度在观念上存在着内在冲突。
5.对被告人定罪或宣告无罪只需要12名陪审员多数人达成一致意见。
俄罗斯的陪审团对被告人定罪或宣告无罪只需12名陪审员多数意见即可。这与英美陪审团制度明显不同。遵从英国的传统，美国的陪审团通常由12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团的裁决通常也要求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美国联邦法院。目前，有几个州也允许12名陪审员中有1人、2人或3人有不同意见。有部分的州通过立法或控辩双方协商可将陪审团的人数减少到5人或6人。2013年7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告射杀非洲裔青少年马丁的协警齐默尔曼无罪的陪审团就是由6名女性陪审员组成。
6.对陪审团宣告无罪的案件，法院可以多次重新审理。
尽管1993年俄罗斯宪法第五十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起犯罪而再次被判刑。”但俄罗斯最高法院可以推翻陪审团的无罪判决。对陪审团宣告无罪的案件，法院可以多次重新审理。然而在英美国家，禁止双重危险是非常严格的一项原则，即一个人不能因为同一行为或同一罪名受到两次或者多次审判或处罚。一旦被告人被陪审团宣告无罪，那么对原被作出无罪裁判的被告人不可以重新进行审判。辛普森和齐默尔曼被陪审团宣告无罪后，美国各地相继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但陪审团的裁决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声音。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奥巴马都发表申明，我们应当尊重陪审团和法院的裁决。美国人奉行，法院能够保证公平的审判，但不能保证每一次审判都是完美的。
7.陪审团在评议前可听取被害人亲属的意见。
在俄罗斯，被害人的亲属被允许参与审判，他们在检控方席上有一个座位，且有权询问证人、被告人和向陪审团发言，但法律对被害人亲属的提问有一些限制。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英美，被害人的亲属除非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外，陪审团无需听取他们的意见。
结语：1991年，叶利钦总统上台后决心要重振俄罗斯的司法制度。叶利钦之后的两任总统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对司法情有独钟。他们认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应当拥有与之匹配的司法制度。在司法制度建设和保障机制方面他们也的确做了很大努力，例如在叶利钦时代颁布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政体基础上，他们后来引进了英美式的陪审团、辩诉交易制度和起源于英国的治安法官制度，给法官们大幅度增加工资，上网公布法院的裁判文书，实行庭审过程公开等等。从世界银行和欧盟公布的数据来看，俄罗斯法院的司法效率与以往相比的确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由于腐败、法官素质不高等因素，目前民众对法官的满意率在俄罗斯仍然不高，2010年民调的满意率只有25%。俄罗斯的实践证明，司法要获得民众的信赖，不能只寄希望于单纯引进在国外行之有效的一些具体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将其本土化尤为重要，法官的素质、良知和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亦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