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劳动法

① 劳动关系热点问题

考核来内容：（可另附页）就劳动关自系领域的社会热点问题，撰写论文一篇。
考核程序与方法:（可另附页）1.上述选题只是提供大的范围，具体题目需要自拟，但一定要具体、细化。2.论文要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必须包括题目、摘要（3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参考文献等；一律采用脚注形式，且不少于8个；论文封面从教务系统下载。3.字体一律用宋体，题目用二号，摘要、关键词用五号，正文部分用小四；1.5倍行距。4.脚注和参考文献的格式要统一、规范，可参考学校关于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的要求。5.字数不少于2000字。
评分标准：（可另附页）优：选题合乎要求，有观点、有较强逻辑性，格式合乎要求；良：选题合乎要求，能围绕选题展开论述、有逻辑性，格式合乎要求；中：选题合乎要求，能围绕选题展开论述、有一定逻辑性，格式合乎要求；及格：选题基本合乎要求，能基本围绕选题展开论述、有一定逻辑性，格式基本合乎要求。
我是赵祖平，上面一篇我已经备份了，谁抄谁零分！

② 瑞士劳动法的特点

瑞士劳动法类似美国劳动法，雇佣/解聘灵活度高，解雇通知期限和赔偿最多3个月。

③ 你好，麻烦帮我发些法律本科的毕业论文相关材料，最好是关于劳动法、合同法等方面的，谢谢

探析《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
摘 要：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基本制度上均有重大改革和创新，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争议处理的要求，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意义重大。 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法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本文着重基于法理与比较法视角，在分析劳动争议的概念和本质、西方各 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本质；处理模式；特征；完善

2007年12月2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获得通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劳 动争议处理方面的“权威大法”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基本制度上均出现了重大改革和创新，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亮点”。例如，明显突出了调解功能，扩大了仲裁的 受理范围，延长了仲裁时效，缩短了仲裁审理期限，确立了先行裁决与先予执行制度，增加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对于劳务派遣情形下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专门予以 明确，劳动争议仲裁不再收取费用等等，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争议处理的要求，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意义重大。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法仍存 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本文基于法理与比较法视角，在分析劳动争议的概念和本质、西方各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进行了初步探讨，期盼对我国将要进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配套立法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一、劳动争议的概念和本质

（一）劳动争议概念界定
开展一项研究，首先应当弄清研究的对象，这就涉及对劳动争议概念界定。尽管“在每一研究的初期阶段，概念恰恰最难界定。”〔1〕在我国，最早对劳动争议 概念进行界定的学者是史尚宽先生，且该界定对后世影响最广泛：“劳动争议，广义的谓以劳动关系为中心所发生的一切争议。于此意义，因劳动契约关系，雇用人 与受雇人间所生之争议，或关于劳动者之保护或保险，雇用人与国家间所起之纷争，雇用人团体及受雇人团体本身之内部关系所生之纠纷，以及雇用人或雇用人团体 与受雇人团体间因团体的交涉所生之纠纷，皆为劳动争议。然本章所称劳动争议，乃指狭义之劳动争议而言。即仅以各个之雇用人与受雇人间所生之争议及雇用人或 雇用人团体与受雇人团体间所生之争议为限。如因争议之当事人而为区别，前者可成为个人争议，后者称为团体争议。”〔2〕黄越钦教授认为，“‘劳资争议’四 个字乃一法律上具有特定意义之专有名词，并不是一切冲突、械斗、纠纷均可称之为争议行为。”因为：“依据‘宪法’生存权之理念，劳工得行使团结权，以进行 团体交涉，进而行使争议权，以达成其改善劳动条件之目的。为达此目的，劳工之争议权最后将落实在与雇方签订团体协约，故争议权行使之目的在缔结团体协 约。（凡不是以缔结或修订团体协约之行为，均不是劳资争议，笔者注）”所以，“可惜不论在立法上或在实务上甚至在学术上均有庸俗化的倾向，不但不能正确体 认此一专有名词之法律上的意义，甚且任意加以切割或以其他名词加以混淆。”〔3〕318王全兴教授认为，劳动关系有单个劳动关系与团体(集体)劳动关系之 区分。与单个劳动关系对应的劳动争议为狭义劳动争议，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关于劳动权利义务的争议。与团体(集体)劳动关系和单个劳动关系对应的劳动争 议为广义劳动争议，其中包括狭义劳动争议和团体(集体)劳动争议。〔4〕
基于上述分析，劳动争议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所生之争议及用人 单位或用人单位团体与工会之间围绕权利、义务以及相关利益所生的争议。其与史尚宽先生的狭义劳动争议、王全兴教授的广义劳动争议是一致的。因为王全兴教授 的广义劳动争议实际上就是史尚宽先生的狭义劳动争议。这一含义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劳动争议的主体是特定的，即一方是劳动者及工会，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及用人单位团体。（2）劳动争议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劳动权利和义务本身就具有广泛性，既有法定权利，也有约定权利，既有财产性质权利，也有人身性质权利。 包括就业、工时、工资、劳动安全与保护、劳动保险与福利、职业培训、民主管理、奖励惩罚等若干方面。同时，在集体合同争议中还会围绕相关利益生争 议。（3）劳动争议是劳动领域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例如，劳动关系解除争议，从其实质讲，都是为了一定的利益而产生的争议。（4）劳动争议是主体权利或利 益主张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劳动争议的处理也就成为解决这种权利或利益冲突的法定程序。（5）劳动争议由于以劳动关系为基础，而劳动关系又具有极强的社会 性特征。因此，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公正会对劳资关系的稳定产生重要作用。
（二）劳动争议的本质
劳动争议的现象呈现出多重个别 性和不完整性。从世界范围看，总结劳动争议现象的个别性，可抽象出的共性是：权利或利益的要求是彰显的，形式上表现为争执和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劳动争议呈现出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时代特征：一是劳动争议案件数持续大幅增长；二是非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数量急剧上升；三是集体劳动争议大幅增加。以 上劳动争议所呈现出的个别性特点，一方面说明了劳动权利义务配置的复杂性，不同的争执涉及各个不同层次、不同属性的权利请求权；另一方面也使得解决劳动争 议的各种程序法更应具有操作性，更应符合程序正义。
冲突只是社会主体利益不协调的外部表现。虽然冲突表示“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争 夺、竞争、争执和紧张状态。”〔5〕但西方的冲突理论也认为，冲突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实际上，权利救济本身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对冲突现象的价值评判，抑制 冲突的负面效应，减少冲突的发生或防止冲突的恶化，从而引导社会变革。因此，以法律解决或限制冲突的基础在于确认权利，而以法律解决或限制冲突的前提则在 于权利本质属性。对劳动争议性质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劳动关系本质的分析基础之上。
劳动关系是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所结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是一个矛盾体：追求生存机会与追求利润的不同价值取向。劳动关系矛盾体要求法律对其的调整，既要实现人格的自由和平等，又要反映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二者和谐的统一。
从历史分析方法着手，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具有极强的社会关联性。从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线索考量，雇佣劳动时代，是劳动关系的 革命时代，自由主义者将劳动关系全面债权化，实现了劳动关系“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利益的差别性和人格的独立性，使劳动关系的矛盾性也日益凸显。但是抽 象的平等性却掩盖了这种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在人权平等的幌子下，忽略了劳动关系冲突的积聚过程。而且，伴随着工业的膨胀，劳动关系社会化加剧，自发和 自觉的双重力量使劳动者群体力量逐步产生。进入20世纪后，随着社会权利理念的确立，工会法及其团结权等制度赋予劳动关系更丰富的内容。以注重对劳动关系 的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有机调整的劳动法，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被立法者所重视。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劳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与其的联系是如此紧密，而法律思想和法律理念的转变：公法——私法——社会法的运行和融合轨迹，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劳动关系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二、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及其特征

(一)劳动争议处理模式
以上分析了劳动关系内部结构的不同利益取向以及外向性表现——权利冲突，并指出劳资争执是劳动关系运行的必然结果。劳动关系的社会化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的 密切性，使得调整这种关系的实体法——劳动法颇具独特性：集中体现劳动权本位思想，使私法中的自然人格在劳动法中得以扩张，而成为法律关怀下的真实人 格。〔6〕
西方各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之形成与发展，与各国所采劳动法制模式有紧密关联。台湾著名劳动法学家黄越钦先生将这些模式划分为四 种，即斗争模式、多元放任模式、协调自治模式和统合模式。〔3〕73斗争模式目前已无采用国家；多元放任模式主要指美国，与欧洲解决劳资问题大异其趣；协 议自治模式又分为劳资抗衡式和制衡式两种，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统合模式比较复杂，形成了社会统合模式、经营者统合模式和国家统合模式，分别以瑞典、日本 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这些模式的差别主要在于劳资争议及劳动条件改善所依托的力量：协议自治模式强化工会在其中的作用，而统合模式则强调国家、团体在其 中的作用。
(二)西方各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的特征
1.普遍将劳动争议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个别劳动争议和集体合同争议，并采取不同的程序法救济。
按照争议标的不同，将劳动争议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权利争议，是指劳资双方依据法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规定，当事人主张权利存在与否或有无受到 侵害或有无履行债务等发生的争议。按照“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劳动争议当可以公力救济——诉讼解决。利益争议，一般指因为确定或变更劳动条件而发生的争 议。这类争议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衡量性和可诉性。利益争议在各国均以专门设计的调解、仲裁解决，在必要的时候，如日本、美国等采取公力强行介入的“紧急调 整程序”。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之划分，成为程序立法乃至于管辖划分的重要依据。
按照争议主体的不同，将劳动争议划分为个别劳动争议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个别争议发生于劳动者个人与雇主之间，争议的内容一般是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劳动权利和义务。这种争议涉及的是具体的劳动者直接的和切身的权益。其争议主体是个别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和雇主。
集体合同劳动争议，是指工会与用人单位或其团体之间因为签订、履行集体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集体合同劳动争议的一方是工会代表，另一方是用人单位或其团体。
划分个别劳动争议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的意义在于，二者在争议处理中采用不同的程序。 2.三方机制原则是劳动争议程序法中的主要原则。三方机制原则在劳 动争议程序法的体现，主要在不同的程序中予以构建。美国仲裁机构，虽分为特设仲裁机构和常设仲裁机构，均由三方人员构成；德国的权利争议案件由劳动法院受 理，初审法院由1名职业法官和2名来自雇员和雇主的名誉法官组成，二审法官组成与初审相同，但二审中要求雇主方面必须有雇主协会的代表、雇员方面必须有工 会代表出庭应诉，当事人不能出庭。三审法官除与一、二审相同外，职业法官和名誉法官的比例都有所提高。利益争议之调解仲裁机构，一般由邦劳工部长担任主席 或任命，其他委员则由雇主团体与受雇劳动者团体组成。
3.健全的工会法律制度及集体谈判法律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颁布有工会法 或工会法律制度。在西方一些国家，工会成为本国劳动法制模式中重要的因素。如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劳资抗衡模式，推崇工会理想主义，强调劳资关系自治；以 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劳资制衡模式，推崇“产业民主化”，除经营参议会制度外，尚强化工会的维权作用；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统合模式，其最大特征是工会在全 国劳动者中的领导地位，全国总工会与全国雇主联盟之协调构成个别劳动关系的基础，反对国家干预；以经营者统合模式为代表的日本，虽没有像瑞典那样有强大的 工会力量，但仍强调在企业层级的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协商机制。与以上工会的法律地位相对应，各国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集体判决法律机制。而且这种法律机制，绝 不仅仅是签订集体合同或团体协约，而是建立在结社权、缔约权、行动权等“团结三权”基础上的劳资协商的有机体系。
4.法定的和平义务。劳资 争议之表象——冲突，决然不能只理解为械斗，激烈的外部对抗。各国劳动法或劳动程序法对当事人均得以法定的和平义务。如对罢工权的行使，一般规定必须由工 会来行使，而且必须是谈到破裂时当可行动。根据资料统计，瑞士有57%的团体协约中订有绝对和平义务。〔3〕76而当劳资双方以协商程序订立集体合同或团 体协约后，则应全面履约，不得违背协约内容而加以争议，否则违反和谐义务。

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不足及完善的初步探讨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其以前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存在的诸如仲裁前置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仲裁机构与行政职能不分、程序周期过长及效率低、“三方 原则”存在虚拟性等问题和弊端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解决，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言的许多值得肯定的“亮点”。 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法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有：劳动争议以个人劳动争议为程序法构建重点，没有将集体争议列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 仍坚持实行强制仲裁制度（只是在个别情况下部分案件实行一裁终局），而且争议仲裁范围又只限权利争议；立法技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进 一步研究和解决，以利于将要进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配套立法工作。基于法理与比较法视角，《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完善应围绕上述问题与不足从以 下几方面问题着手：
(一)完善集体争议处理机制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的劳动争议针对的是个别劳动争议与集体劳动争议。由 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的集体劳动争议是指10人以上具有共同诉求的劳动争议，其本质仍属个别劳动争议，所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际上没有涉及集 体合同劳动争议，这实为一大遗憾。实质上，从集体合同劳动关系的产生原因看，它以个别劳动关系为前提，并对个别劳动关系进行内部机制约束，其主体、内容、 客体、运行的方式及范围，对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所产生的影响力，都与个别劳动关系有着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合同劳动关系的运行结果，影响着一国的经 济基础，进而会间接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集体合同劳动争议也不仅仅只是集体合同履行纠纷，既包括集体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纠纷，也包括罢工权的行使以 及确认不当劳动行为纠纷等。在我国，由于没有罢工权立法和系统的不当劳动行为立法，实质上这两种争议已完全脱离权利救济法的运行机制。而集体合同的缔约纠 纷与履行纠纷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实际上没有涉及，这就使得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极不规范。
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与对集体合同劳动关系的功能认识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无论是劳资抗衡模式抑或劳资制衡模式以及社会统合模式，均强调了劳资之间的自治功能。而这些模式之代表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也与我国当前情形相类似，即主要依赖个别劳动关系法和劳动基准法来调整劳资关系。但由于劳动基准法的低标准性和刚性特征，使得劳资之间的对立难以和 谐。二战后，西方各国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寻求自治途径，并逐步强化了工会法律制度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目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劳动关 系的调整基本上使用了三层法律结构：以个别劳动关系法为主线(中层结构)，以劳动基准法为基础(下层结构)，以集体合同劳动关系法为重点(上层结构)。
完善我国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基础是健全工会制度和强化劳动者的团体权。无论是企业内部的职工民主管理，还是集体协商，抑或集体合同劳动争议，都 应以健全的工会制度和协调、谈判机制作保证。由于我国实行一元工会制度，自上而下的工会结构体系在国有企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私营企业的数量和规 模的扩大，在其中建立工会组织成为当前一个重要任务。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对立情绪较为严重，解决集体争议的情绪化手段普遍。而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 业中，工会的代表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代表性弱化或丧失代表性，实际上等于丧失了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存在的基础。就劳动者的团结权而言，应以法律规 范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并就协商和集体合同争议建立单独的解决机制，强化“三方机制”，注重调解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仲裁。在当前法律还未赋予劳动者罢工权 的条件下，拟应在原解决因签订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基础上扩大调解范围。在相关法律中，将雇主与劳动者的协商谈判课以义务。在集体劳动争议中，宜将 利益争议和权利争议分开，利益争议主要以调解机制解决，而权利争议则应以仲裁机制解决。
(二)进一步改革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及程序
我国以前劳动争议实行强制仲裁制度，这实际上过度强调了仲裁程序作用，其立法之出发点概以为仲裁机关具行政依托性所致，由此又使得劳动仲裁行政化倾向加 重。《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部分案件实行一裁终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强制仲裁制度，但这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实际上强制仲裁制度并未根本动摇，而且争 议仲裁范围又只限权利争议。西方多数国家推崇诉权平等的宪法原则和权利，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原则，构建了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诉求的不同解决机制，有着严 谨的学理基础和制度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因“诉讼爆炸”〔3〕320之现实影响，一些国家试图以调解程序分解法院之压力，但并未改变司法程序的 主要救济功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各国的实践表明，劳动争议仲裁并非是争议解决的关隘和必经之路，实行强制仲裁的范围大多被严格控制在影响公共利益和社 会秩序的范围内的劳动争议。”〔7〕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完善，宜应以个别权利争议与集体争议划分为标准，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个别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和集体争议处理程序。个别劳动争议(权利争议)以司法解决为主途径，集体争议以“三方机制”主导下的仲裁程序为主途径，两个途径均可配之以调解程序解决， 充分体现程序的公正价值。
(三)立法技术要高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律制度中的许多规定是立法技术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 为：（1）用绝对确定性规则的形式表达了相对确定性规则的内容,用相对确定性规则的形式表达了绝对确定性规则的内容。例如，《劳动法》第80条的规定： “在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10条并未明确解决这一问题。既然劳动争议调解机构的设置是“可以”，那么，如 果一个企业里不设置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该如何调解？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确规定。（2）目前存在的多头制定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现 象，尤其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办事机构发布关于时效、管辖与主管、当事人制度、保全制度与先予执行制度等一系列事关仲裁制度、仲裁体制以及诉讼制度、诉 讼体制这样一种状况。（3）由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没有涉及劳动争议诉讼制度、诉讼体制问题，那么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先行确定劳动 争议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等重大问题的合法性？根据《立法法》的第8条“仲裁和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劳动争议处理诉讼制度、诉讼体制也应当由全 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来制定，以求法制权威统一。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 史尚宽.劳动法原论〔M〕.台北：正大印书馆,1978:241.
〔3〕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 王全兴.劳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73.
〔5〕 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11.
〔6〕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王闯,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4.
〔7〕 郑尚元.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的现代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36.

④ 中国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吗

中国不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世界上哪个国家工作时间最长，年假最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统计，韩国是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墨西哥人是世界上假期最少的国家。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韩国国民大会今年3月通过一项法律，旨在减少韩国国民的工作时间。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通过一项法律，把韩国人每周工作时间从最高的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

韩国新法将于今年7月开始实施，它将首先从大公司开始，之后才贯彻到小公司。

资料图：日本年轻人。

虽然日本职员平均每年工作1713小时并不是最高的。但是日本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每周最高工作小时以及加班的限制。

在2015-16年财政年度，日本政府登记在案的过劳死就有1456人。

劳工权益组织称，实际数字可能远比这个要高出许多倍，因为许多过劳死案例并没有上报。

此外，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数据，亚洲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大陆。亚洲许多国家(32%)对每周最高工作小时没有法律限制；即使有限制的国家(29%)，门槛也比较高(60小时或更高)。

只有4%的国家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实行48小时工作制或更少。

在美洲和加勒比海，34%的国家没有统一的每周工作小时时限。其中，美国更加糟糕。

与此同时，在中东国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很常见。

但是在欧洲，除了比利时和土耳其之外，所有国家都规定每周法定工作小时不能超过48小时。

在非洲国家中，三分之一的雇员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在坦桑尼亚，更是超过了60个小时。

2016年，瑞士银行瑞银集团还分析了全球71个城市雇员的平均工作小时。结果显示，中国香港位居榜首，香港人平均每人每周工作50.1小时。

其次是孟买(43.7)， 墨西哥城(43.5)， 新德里 (42.6) 和曼谷(42.1)。

墨西哥人除了工作小时长以外，还是世界上假期最少的国家。他们每年法定带薪假期不到10天。

此外，印度更是没有每周法定工作小时的限制。印度工作人员也没有最低保障的年假。

但是，巴西的年假至少在20到23天左右。

⑤ 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的区别

两者区别如下：

一、法系本质形式不同

大陆法系是指欧洲大陆上源于罗马法、以1804 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各国法律，所以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法系或民法法系。1896 年，德国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德国民法典》，该法典以后为一些国家所仿效，故大陆法系又称为罗马一德意志法系。

海洋法系亦称“普通法系”、“英国法系”、“判例法系”、“英美法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指英国从11世纪起主要以源于日耳曼习惯法的普通法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以及仿效英国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

二、法系包含范围不同

属于大陆法系的除法国、德国两国外，还有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亚、非、拉部分法语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而法国法是大陆法系的代表， 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海洋法系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是西方国家中与大陆法系并列的历史悠久和影响较大的法系，注重法典的延续性，以传统、判例和习惯为判案依据。

(5)瑞士的劳动法扩展阅读：

大陆法系的基本特点：

1、在法律的历史渊源上，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陆法系不仅继承了罗马法成文法典的传统，而且采纳了罗马法的体系、概念和术语。如《法国民法典》以《法学阶梯》为蓝本，《德国民法典》以《学说汇纂》为模式。

2、在法律形式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对重要的部门法制定了法典，并辅之以单行法规，构成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体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吹的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义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法典化的原因之一，

3、在法官的作用上，大陆法系要求法官遵从法律明文办理案件，没有立法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分工明确，强调制定法的权威，制定法的效力优先于其他法律渊源，而且将全部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法律体系完整，概念明确。

⑥ 求《瑞士民法典》全文 或者下载地址 或者在那本书里能找到

目前我找到瑞士民法典部分英文版http://www.admin.ch/ch/e/rs/2/210.en.pdf

和瑞士民法典(德文)：http://wenku..com/view/36081a60783e0912a2162a20.html

你找到相关信专息也请发属给我。

⑦ 《劳动合同法》对竞业限制有哪些具体规定

《劳动合同法》对竞业限制有以下具体规定：

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四条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7)瑞士的劳动法扩展阅读：

竞业限制进行的必要限制：

1.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知悉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人员。实际上限于知悉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和核心技术的人员，不可能面对每个劳动者，企业每人给一份经济补偿金也无力承受。

瑞士债法第340条中规定：“竞业禁止以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获有顾客来源或制造、营业机密，而此等知识的运用对原用人单位可能造成重大损害为限”。我国竞业禁止条款被限制在只能和知悉本单位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对本单位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劳动者订立与之相似。

2.竞业限制的范围要界定清楚。由于竞业限制限制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竞业限制一旦生效，劳动者要么改行要么赋闲在家，因此不能任意扩大竞业限制的范围。

鉴于商业秘密的范围可大可小，如果任由用人单位来认定，难免有被扩大之虞。原则上，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应当以能够与用人单位形成实际竞争关系的地域为限。

3.约定竞业限制必须是保护合法权益所必需。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竞业限制本身是对自由竞争的一种限制。因此，竞业限制的实施必须以正当利益的存在为前提。

必须是保护合法权益所必需。首先是存在竞争关系，最重要的是不能夸大商业秘密的范围，劳动者承担义务的范围被无限制的扩张，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受竞业限制约束的劳动者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与本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业务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⑧ 瑞士民法典的内容

内容丰富
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内容之丰富，远超过了法国德国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编2000余条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规定的事项外，还包含有德国一些单行法所规定的事项，例如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据法》、《区分所有权法》、《不动产登记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还包含有关于劳动法的内容（集体劳动合同）、关于户籍法的内容（身份登记）、关于合作社的规定、关于债券的规定等。如此丰富的内容，为其他国家的一个法典内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实体法规定外，在许多地方规定了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瑞士民法典没有集中规定时效，而将时效分散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各种登记制度也分别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这样的规定方法在适用时较为方便。
瑞士民法典关于法人的规定比较宽松。以政治、宗教、学术、艺术、慈善、社交为目的的及其他非经济性的社团，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时，即取得法人资格（第60条第1款）。
瑞士债务法的内容极为丰富，例如劳动契约中，分别规定了个人劳动契约、集体劳动契约．标准劳动契约、学徒契约、推销员劳动契约、家务劳动契约。
最具特色的是有价证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国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单行法里规定的各种有价证券，真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有价证券法”，在其他国家还少有其例。特别是在这部分的开头，给有价证券规定了定义，即“有价证券是与权利相结合的一种证券，离开证券即不能主张该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这个定义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现在已成为大陆法国家法律中有价证券的典型定义。
总之，瑞士民法典的条文数少于德国民法典，而其内容，即所规定的范围、事项远远超过了其他民商分立国家的民商法典。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条文简单
瑞士民法典条文数较少而内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条文写得比较简单，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瑞士民法典的“条文规定得有意识地不完备”，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前面4编。他们比较了瑞士民法典前4编与德国民法典在同一事项上所用的条文数，例如关于收养，瑞士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有18条和32条；关于夫妻财产制，有74条和145条；继承法有192条和464条。他们得的结论是：“瑞士民法典总共（包括债务法的前两部分，相当德国民法典的债编）约用1600条规定了德国民法典用2385条所规定的事项，而后者的条文一般地还要长些。”[5]
瑞士民法典的这一特点与德国民法典恰巧成为两个正相反对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而后者有力求包罗万象，力求完备无遗。这两种典型的后面存在着两种立法思想，存在着两种国情。德国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学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问题予以解决，不给法官以裁量权。瑞士民法典是“大众化的法典”，要让那些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非法学家的法官读得懂、会运用。德国民法典要用全帝国（德意志帝国）的法律去统一、去扼制地方的旧法和习惯，达到“定于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则要尽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旧法和习惯，只要求“基本一致”。这里表现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尊严（这种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展到极点）与一个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地方传统的联邦的不同气势。
“补充”、“充实”
法典既然简单，就必然要赋予法官以“补充”、“充实”的权力。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个特点。
这一点表现在法典的第1条。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条文，包括3款：“⑴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⑵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应依据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裁判之。⑶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
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
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法律不够用时，法官应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变万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样只限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那些种类。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规定得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办。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同时又把规定“法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第5条），但是法官究应怎样办，法国民法典未予解决。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条曾经规定：“法律无规定之事项，准用关于类似事项之规定。无类似事项之规定时，适用由法规精神所得之原则。”但以后德国民法典对此仍不作规定。可见这个问题在那个时代不是很好解决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规定法官可以“作为立法者”而制定规则并据以裁判。这确是一个异平寻常的规定。这个规定不仅在它以前和它当时是没有的，就在它以后也没有，真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说，瑞士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没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终究不得不承认，这一条仍然是“令人惊异而赞赏的”，因为它“在清晰了然的位置，并以鲜明出色的语言形式表述了这种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这一条规定的价值仅仅归结于其位置和语言，这种评论显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表示对本国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选的，他们和议会的议员一样直接来自人民，让他们“作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这样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责备了。
慎重
其实，瑞士民法典还是很慎重的。这一条里的第3款就是对法官在“作为立法者”时应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应该“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而不能任性胡为。
在瑞士民法典以后，很少有采用这一条的。这说明别的国家不具备瑞士所具有的条件，并不是这一条有什么不妥，因为从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来，这一条规定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流弊。
诚实与信用地位
瑞士民法典较之德国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运用了一般条款。这就是它把诚实与信用原则提高到整个民法的最高原则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它用来供法官补充和充实法律具体规定的一种手段。但意义不仅在此。诚实与信用原则在德国民法典里的适用局限于债法的范围。瑞士民法典突破了这一局限，在第2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这种规定不仅不再限于债法范围中适用，而且也不仅规范义务人的行为，并要规范权利人的行为。这样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则。40年后（1947年），日本把这一规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条中。
瑞士民法的这一规定，以后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展现出它的理论意义和在实践中的价值。论者认为这是对19世纪个人主义民法的纠正，民法走向社会本位的标志。事实上，德国虽没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规定，但它的判例和学说也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传统立法与制度
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传统立法与制度．
瑞士也是个联邦，不过各州有分权的传统，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异也不易统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将许多问题交给州法去处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传统。瑞士民法典在许多条文中，特别在有关物权和监护继承方面，把许多权力交给州、甚至交给更下级的地方。例如在继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许各州自行规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条），在所有权的范围方面，先许按照“地方通常习惯”或“地方通常见解”决定何为物的组成部分或者何为从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标准（第642、644条）。在相邻权（相邻关系）方面，更是多处准许州法自行作出规定（第702、703、705、709条）。
从瑞士民法典对地方法制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一个地方传统习惯甚至连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国家里，“统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协调的。

⑨ 休息权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劳动者休息权的由来及发展 劳动者休息权的产生及其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从产业工人的自发要求到写入宪法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劳动者休息权，诞生于职业劳动社会化、契约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在19世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由竞争时期，产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在雇佣关系下为获取报酬出卖劳动力，同时也给全社会带来了自由竞争引起的社会问题，即工作时间尽可能延长，[5]大量廉价雇佣童工、女工，工伤事故频发，工人职业病习以为常。[6]由此激发了劳动工人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他们要求增加报酬、改善劳动条件和限制工时，也引发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批判与抗议，迫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劳动立法，规范如何保障劳动者有起码的休息时间。最早出台和完善工作时间政策与法规的是英国。1784年，第一部明确将每日工作时间限定在10小时的工厂规章在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诞生。180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规定纺织工厂18岁以下的学徒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并禁止学徒在晚10时至凌晨5时之间从事夜工。[7]1815年著名的“10小时”运动在英国各地声势浩大地展开。1818年，英国上议院组织了专门针对童工劳动条件的调查，并于1819年颁布了棉纺织厂法令，规定9岁以下儿童不得被雇用，9至16岁儿童每日最多只能工作12小时。1833年这一规定扩展到所有纺织行业，并进一步抬高了标准：13岁以下儿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9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18岁以下未成年者不得从事夜班工作。1843年，英国出台了每日10小时工作制法令。英国这一制度的出台，对其他工业国家在工作时间方面的规定，乃至对世界范围内劳工权益的保障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普鲁士于1839年颁布了含有限制童工劳动时间的《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瑞士1848年制定了一项法律，禁止九种工厂使用12岁以下的童工。法国在1841年推行了对童工的年龄和工作种类、强度、时间的限制，在1848年对巴黎地区的工人实行每日10小时工作制、外省11小时工作制。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于1836年通过了童工法，1843年和1879年又规定进一步限制女工和童工工作时间，加利福尼亚州则于1848年颁布了相应的法律。[8]
从1919年德国颁布《魏玛宪法》开始，劳动者休息权成为宪法权利。《魏玛宪法》最早将劳动者休息权写入宪法，使劳动者休息权成为宪法所规定和保障的权利类型。该法第139条规定：“星期日及由国家所认可之休息日为工作休息日及精神休养日，以法律保护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权意识和权利观念进一步增强，增加国家经济总量、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保障人权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或劳动法中确认公民的休息权。曾经有两位荷兰学者对1976年前142部各国宪法的研究表明，在宪法中规定了劳动权的国家78个，占55％，没有规定劳动权的国家64个，占45％；规定了公正的和优惠的报酬或平等工资权的国家46个，占32.4％，没有规定的国家96个，占67.6％；规定休息和休假权利的国家46个，占32.4％，没有规定的国家96个，占67.6％。[9]除此之外，亦有国家虽然在宪法的正文之中未曾明确规定劳动者休息权，但却在实际的法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实施着某种程度的保障。如美国《宪法》的修正条款没有对劳动权加以保障，但“自由选择职业权，在美国宪法中属于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权的一部分”，[10]在1935年《全国产业复兴法》中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长劳动时间，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和推选代表与资方集体商订雇佣合同的权利。
在各国劳动者休息权法定化的同时，国际社会基于和平、正义、人道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重要文本，都写明了劳动者休息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把人们对劳动者休息权的共识和意义从道德层面提升至国际法的层位，规定人人有权工作，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其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要保证“休息、闲暇的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从此，劳动者休息权由国内法调整步入国际法的调整，从国内保护发展为国际保护。在《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休息权纳入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后，反过来又推动更多的国家实践人权宣言的精神，制定宪法保障公民的劳动者休息权。
国际劳工组织也针对不同时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一些供各国立法参照的劳动标准。从1919年第一届国际劳工大会到2012年第一零一届国际劳工大会，该组织总共通过了约400项公约和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各个方面，内容包括就业机会均等、废除强迫劳动、最低工资保障、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方面，如1921年《工业企业中实行每周休息公约》规定工业企业每周休息一日，均应于每七日的期间内享有连续至少24小时的休息时间；1957年《每周休息公约》规定应保证每周至少休24连续小时，对某些历外情况，应尽可能地给予补休；1970年《给薪休假公约(修订)》规定每年工作的带薪休假至少是三个工作周；等。
欧盟作为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其《欧洲社会宪章》的第一部分规定人人有机会在其自由选择的职业中谋生，所有工作者均有权享有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第二部分具体规定了工作权等普遍权利，其中第2条规定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包括：“1.提供合理的每日及每周工作小时，在生产率增长和其他相关因素允许的情况下，工作周将随之递减；2.提供公共假日报酬；3.提供每年不低于两周的付薪休假；4.为从事危险或有害健康职业的劳动者提供附加的付薪休假或缩短工作小时；5.保证每周的休息时间，如果可能，这一时间应与该国或该地区传统或习惯上承认的休息日相吻合”。第7条规定了儿童与年轻人受保护的权利，如“不得被雇来上夜班”、“有权享受每年不少于三周的付薪休假”等；第8条规定了就业妇女享受保护的权利，如“妇女在分娩前后一共至少休息12周”、“正在哺乳的母亲将有权享受足够的休息时间”等。在《欧洲社会宪章》的框架下，通过订立有约束力的法令来规范欧盟范围内工人的工作时间政策，形成统一的劳工工作时间标准。欧盟委员会还于2000年12月通过了《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其第31条规定“公平合理之劳动条件：1.劳工享有尊重其健康、安全与尊严之劳动条件的权利。2.劳工享有最高工时限制、每日与每周休息时间与支薪年休期间之权利”。之后，《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载入2004年通过的《欧盟宪法条约》，标志着欧盟基本人权保障体系的宪法化。
近年来，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推出内容包括劳动者休息保护的国际标准，如SA8000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主要设定了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工权利的9项基本准则，在工时中规定“公司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经常要求员工一周工作超过48小时，并且每7天至少应有一天休假；每周加班时间不超过12小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及短期业务需要时不得要求加班；且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SAS000标准的制定和认证机构是民间组织，而非政府立法机关，该标准并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由于该标准是依据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制定出的，具有很强的道德感召力，客观上推动着劳动者休息权的国际保护。
我国宪法把劳动者休息权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第三章专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关基本权利的条款共15条，主要内容有劳动权和休息权等。在规定基本权利的同时，宪法确定了实现权利的途径和条件，如第87条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1978年《宪法》第49条规定，国家规定劳动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一权利。1995年开始实施的《劳动法》，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劳动者休息权的内容，“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在《刑法》中规定了强迫职工劳动罪、非法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女性劳动者在月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工作时间的限制和休息休假的要求。还明确了休息权的一些具体规定，如国务院发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为劳动者休息权保护提供了基本的量化标准。
劳动者休息权从无到有，从靠各国国内立法发展到国内立法和国际法的双重保护，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二、劳动者休息权的属性
劳动者休息权作为一项制度化的法定权利，使休息权能够更好地得到一国政府行政权力的保障，然而，劳动者休息权本身是每个人按其本性应该具有的天然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
人权是指每个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具体说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只要“把人当人看待”，就要承认人权，如果否认某个人或某些人享有人权，就意味着他或他们排除在人类成员之外了。[11]人权的客体是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和利益。一般而言，权利具有三种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12]依凭这一逻辑，休息权的权利形态也可以做出这种界分，即应有休息权、法定休息权与实有休息权。应有休息权是伦理意义的、自然法意义的休息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休息权的人权属性为理解其涵义提供基石和标尺。一方面，应有休息权不是约定权利，而是基于人的尊严、人的本质所应享有的道德权利；另一方面，应有休息权也不完全等同法定休息权，而是法定休息权的根据和源泉。法定休息权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休息权的总和，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表达。实有休息权是社会成员已经享有和实现的休息权，是社会成员已经实现的法益。在这两种形态的休息权中，理想的关系是二者达到一致。但这只是逻辑推演，现实生活中二者很难完全一致，往往是应有休息权大于法定休息权，法定休息权大于实有休息权。严格意义的权利即法定权利，人权意义的权利即应有权利，就是人权。可见，休息权首先是人权，进而才是法定权利。
劳动者休息权的人权属性突出地表现为它是人人所享有的，体现主体维持尊严、谋求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权利。第一，劳动者休息权的必要性。休息权是一项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的手段性权利，集中体现每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生存是人类的第一公理，人类一切权利的享有都以获得生存为前提。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如一些国家以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为出发点而设计的每天8小时、每个星期5天工作，特殊工作岗位的最低休息时间数，夜班、倒班作业工作的最低时间间隔标准，在职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享有的特别休息时间，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使劳动者的劳动力得以恢复、生命和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劳动者不仅能够健康地生存，而且能够有保障地生活，这是休息权的生存理念。第二，劳动者休息权的自主性。休息权使得劳动者在参加劳动的同时，具有自己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可以从事工作以外的其他生活，包括享受学习、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等，做到自立不依附于人，与他人具有同等人格与尊严。马克思说过，“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13]随着社会发展，休息权不断显示其功能和重要性。只有更加多的自由时间，才能享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是劳动者人权保护的崇高宗旨。第三，劳动者休息权的单一性。劳动者休息权是与生俱来的基本的权利，是社会成员个体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不能被抛弃或被转让。由于时间是单向的、不可存储的，一旦过去就再也无法追回。表面上看，休息日工作可以获得补休，但是超时劳动对劳动者的损害已经造成，很难获得完全的补救。由此法律必须对工作时间标准作出强制性规定，避免过劳损害的发生。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争取和实现人权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人权的发展史表现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争取确认人的自由、尊严、价值等基本权利的历史，反压迫、反剥削和反歧视是人权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劳动者休息权作为一种标示社会成员人格独立、蕴含人之本性的人权类型，从劳动者休息权诞生之时起，劳动者休息权的发展与保护就成为人权事业发展与人权法律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在18世纪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主张尊重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经济强权，并从中引申出尊重工人利益的思想，认为休息是人的本性、劳动者应该得到休息，具有进步的意义。18世纪中叶以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如破坏机器、集体罢工。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初步提出了保护工人利益的学说，其代表人物有莫尔、康柏内拉等。莫尔认为劳动者的劳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但劳动者却丝毫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怀，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他提出了“人人都参加劳动”、“6小时以外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有选择技艺作为专门职业的自由”等有关劳动者休息权的思想。康柏内拉认为社会中不应该存在过度劳动和游手好闲的对立，男子应该从事较为繁重的劳动，女子应该从事较为轻便的劳动，老人可以对各项工作提出有益的意见，身体有缺陷的人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安排，使人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14]后来，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欧文等人提出的各种学说中，包括了劳动者休息权的思想。在摩莱里看来，劳动是人的权利，参加工作是人人具有的同等权利，爱好休息是人的活动的本原，“对于有理性的创造物来说，爱休息和喜欢宁静是朝着一定的幸福之点前进的趋向，”[15]在《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提出，“各行业的首长定出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并规定应做的工作”、“每五天有一个公休日，全年为此分成七十三等分。在闰年，把多出的这一天作为休息日”、“公共的娱乐节日总是由公休日开始，连这一天在内可以延续六天”。[16]欧文在他拟定的《人权宪章》中提出，“为了替世界上每一个人创造最大量的财富，应在全国范围内使一切不能用其他方法找到生产工作或有益职业的人得到工作”，“采取全国性的措施，使穷人和失业者立即得到有益的工作，同时要改造他们的情感和习惯，保证他们生活舒适和幸福”。[17]进而，有人提出劳动者需要社会福利，即需要“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其中既包含物质的因素，也包含精神和心理的因素”。[18]
其次，在19世纪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中，反压迫、反剥削和反歧视，争取维持生存的自由时间和确认人的基本尊严，迫使政府承认劳动者有休息权。人权史是一部斗争史，劳动者享有休息权，是随着工人运动发展而逐步得到各国法律规定的。在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运动斗争中，人们要求重视生命、捍卫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劳动者休息权成了必须争取的基础性权利。19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自由竞争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先进机器的应用，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出现了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使劳动力过剩，工人失业。工人的富余，又使资本家压榨工人、延长工作时间有恃无恐。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发源地，最早暴露出工作时间方面的社会问题，遭受工作时间引发的社会冲突，也最早运用立法方式限制工作时间，如《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一些旨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工人组织相继成立，例如1824年英国议会开始承认工人有结社权，1871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工会法。1864年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劳工协会(史称第一国际)，1919年根据凡尔赛公约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英国都是最初的倡导者和积极的参与者、拥护者。19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工业革命中，相应的对工作时间在内的劳工权益也为进入工业化国家所关注。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二月革命，迫使法国政府在1848年2月颁布《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对全体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做出了限制性规定。在美国，150多万工人通过在1883年到1887年4年时间的4434起罢工争取到了8小时的工作日制。[19]1919年的国际劳工组织第一届国际劳工大会，发布了“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确立了国际性劳动标准并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及。
第三，进入20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制定宪法，把劳动者休息权写入宪法予以确认和保护。休息权的历史性发展，表现为休息权成为宪法规定的权利。人类制宪史说明，宪法自产生时起，就是以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为目的，几乎没有哪一部宪法不确认和不保障人权，人权的保障和实现必须要借助于宪法。20世纪初，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已严重威胁到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秩序，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市场经济。其中，在运用法律方式调整劳资关系中，不仅将劳动的权利写进宪法，还在宪法中规定了劳动者休息权，以期社会的稳定。德国在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中明确规定，星期日及由国家所认可之休息日为工作休息日及精神休养日，以法律保护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来规定公民有劳动及休息的权利，首创劳动者休息权为宪法权利的先河，具有重大的意义。自此之后，劳动者休息权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成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及人权相继被一些国家载人宪法，并通过劳动立法加以具体化。[20]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既是对已有人权的确认，也是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宪法所确立的人权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和法律价值日益提升的结晶，是人的主体意识反复强化并不断超越的必然结果。
第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尊重人权的思想和观念也得到不断的发展，人权从一国国内法律体系走向国际法律领域更加普遍化。在各国把劳动者休息权纳入宪法加以确定的同时，国际社会也重视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宣言、公约等国际约法中被确认为人权保障的内容。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3、24、25条中明确规定了在劳动领域的基本人权标准，如工作权、自由择业权、休息休假权、生活保障权等。这标志着人权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也标志着休息权的概念有了世界范围的共识。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再次重申了上述规定。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通过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规定，禁止使用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规定：“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系列文件，构成了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领域中的为各国所接受的人权体系，主要包括以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劳工标准及其实施程序为主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和决策程序的准则。
劳动者休息权正是基于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理性诉求，人在社会中享有的维持自己生命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的一项权利，一项基本人权。

⑩ 瑞士面积那么小，为什么经济那么强

瑞士地处欧洲中部的“心脏地带”，毗邻欧盟三大市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中立国地位使其在历史上免受战乱之扰，现实中又使跨国公司在欧洲其他国家市场经营时，较少受消费者对总部所在地国家的偏见影响。瑞士虽然不属于欧盟国家，却与欧盟国家签有超过120个双边协议，使其可以充分享受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早在1972年，瑞士即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后，瑞士采用了欧盟的大部分内部市场规则，作为回报，欧盟给予瑞士公司优惠政策，使其得以轻易进入5亿人口规模的庞大欧盟市场。瑞士还是申根区成员国。在本国人口较为有限、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者数量不足这一大背景下，人才自由流动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瑞士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跨国公司前来设立总部，广为外界所知的是因为其“避税天堂”地位。瑞士联邦政府分别于1997年和2007年出台了两次企业税制大型改革法案，旨在改善税务体制，让瑞士对企业更具吸引力。在以降低税率为核心的1997年税制改革后，瑞士公司的总纳税额约占净收益的25%。在欧洲富裕国家中，只有爱尔兰的公司税比其更低一点。据普华永道评估，如果跨国公司在瑞士设立一个业务控制中心，税率会低至6%至10%。2006年1月份，美国食品巨头卡夫公司宣布将其分散在伦敦和维也纳的欧洲总部迁到瑞士苏黎世时，英国的企业税率高达28%，而卡夫在苏黎世的纳税起点仅为15%。

当然，单纯依靠税收优惠这个武器并非久长之计。随着美国和欧洲对“避税天堂”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瑞士最终于2014年承诺调整税法，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新型国际标准看齐，在2019年前废除那些被认为是“具有危害性的”税收操作，并对跨国企业的业务与利润实行信息交换。根据瑞士联邦政府的最新计划，瑞士今后在尽可能继续维持低税率的同时，将把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重心进一步向研发和创新领域转移。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瑞士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研发和创新能力。根据2011年最新修订的《研究与创新促进法》，瑞士联邦政府的创新责任由“单纯促进科学和创新”扩展到“将科学和创新政策与科学和创新过程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进程”。瑞士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一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不论研发投入总量还是人均研发费用都在发达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从2013年至2016年，瑞士联邦政府对教育、科研和创新的投入预算约为260亿瑞士法郎，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政府投入其实仅占研发支出总额的30%，其余70%的大头都来自私营部门。

健全的金融设施成优势

宽松的劳工法带来宽松的人力环境，也是瑞士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众多优势之一。在瑞士，合同法、债权法及集体劳动协议共同调节着雇佣双方的关系。瑞士劳动法的条款少于欧盟法律体系，因此自行安排的自由空间更大，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余地也更大。虽然瑞士属于高工资成本国家，但其每周40.5个小时的工作时限要明显长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罢工几乎不存在。

此外，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瑞士还拥有完备且具活力的金融体系、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和流动性极强的金融市场、广泛的金融服务、可靠的法律以及严密的监管体系等。低通胀率、低利率以及坚挺的瑞士法郎，都是瑞士经济和金融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也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正如瑞士前驻华大使顾博礼所说：“瑞士已经由工业区域总部所在地，渐渐转变成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区域总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