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变化

❶ 2022年刑诉变化大吗

根据查询《刑事诉讼法》，2022年刑诉没有变化。刑诉的最后一次修改是2018年，主要包含了对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法律援助、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规定做出了修改。

❷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侦查的专门调查方面有哪些主要变化与发展如何评价

摘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新法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改革。无论如何，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是继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来，涉及条文、修改幅度最大的。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架构中，关于辩护与代理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共有10条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了其中5条，增加了5条，其余5条未作任何变动，原封不动存活了下来。

❸ 刑事诉讼法变更强制措施都有哪些改变

法律分析：更强制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❹ 刑诉法将修改成什么样子

刑诉法修改之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建议，各级监察委的监察人员，若存在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对此类犯罪的侦查权建议由检察院行使。

草案规定，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检察院侦查权做出调整是此次草案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今年3月通过的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监察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陈光中称，监察法通过后，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已从检察院转移到监察委，为解决监察法与刑诉法相矛盾的问题，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此次刑诉法修改做出调整。而保留检察院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相当于“将这一部分侦查权又还给检察院。”

“草案中司法工作人员所指的范围也引起关注。《刑法》第94条将司法工作人员的概念界定为‘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负有侦查职责的人员包括公安、检察机关中依法行使侦查权的人员。”陈光中说。

他认为，各级监察委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也有可能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意味着监察委的工作人员有此类犯罪行为的由监察委自行调查。

对此，他建议，草案应将监察工作人员犯罪的侦查权也划入检察院，这样调查才更客观、中立，也符合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

缺席审判还应保障被告人诉权

草案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

草案还规定了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并规定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陈光中表示，建立缺席审判制度是加大反腐败和境外追逃力度，以及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目前，中国在境外追逃追赃中遇到一些阻力，比如如何证明其是潜逃至境外的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不同国家进行国际合作时，不同国家要求的证据材料、司法文书不同。有的国家认可法院判决才是正式的司法文书，对于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认可。此前，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缺席审判程序，这给引渡、遣返境外在逃人员带来一定难度。

他对《财经》记者说，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配合该公约的实施，发挥其在国际合作中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的作用，他曾提出建议设立缺席审判制度，但有关部门认为这会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只是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及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中共十八大后，追逃力度逐渐加大，“缺席审判制度显得越来越有必要”。陈光中认为，缺席审判程序必须慎重行使，并不是每个外逃至境外的嫌疑人、被告人都一定要适用缺席审判。还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并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财产权。

因此，对缺席审判的案件还应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比如规定委托辩护和提供法律援助，审判应经开庭，近亲属有权参与庭审，赋予被告人的近亲属上诉权等十分必要。

认罪认罚从宽应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草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有关决定，授权两高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二年。

陈光中称，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试点中的成功经验，并转化为法律，才能予以复制和推广。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如何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试点中的做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有些案件可能并非是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自愿如实供述，并不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有辩护律师参与，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非常重要。二是认罪认罚可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达到什么程度。目前，有关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都须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学者参考美国辩诉交易的做法，认为证明标准可以从宽，这值得推敲。”

陈光中建议，该类案件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的风险。

该罚的还是要罚，该做的还是要做。

❺ 修改后刑诉法关于法律援助有哪些变化

法律分析：新增了值班律师制度。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❻ 新刑诉法修订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在哪些方面扩大了

新刑诉法从九方面规范强化法律监督:
一、辩护权的强化与检察职能的延伸
修正后的刑诉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间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在第一次讯问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侦查期间会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应经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应事先通知看守所。会见时不被监听。
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辩护人认为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直接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与此同时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涉嫌律师伪证，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是律师的还要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此次修改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在侦查、起诉期间都涉及检察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投诉处理权
新刑诉法第115条首次建立了对各种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其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为申诉或控告的处理机关，以及其他条文规定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这都是对侦查监督程序的进一步赋权与完善。此外还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职责。
三、细化逮捕条件、完善批捕审查程序、建立羁押定期审查机制
新刑诉法第79条细化且降低了逮捕条件，除明确“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具体情形外，增加规定了应当逮捕的情形。同时为进一步体现对剥夺公民自由权的审慎，参照近年来检察机关的自身实践探索经验，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即规定了“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形，包括对逮捕条件有疑问、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且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的环节。
此外新刑诉法第93条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虽然何为“定期”、如何审查等具体规定并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但这一新制度已经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审查中的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决定释放或变更，只能建议逮捕措施的提请机关或决定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这样体现了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分离，利于办案部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
四、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
侦查章修改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完善各项侦查手段、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二是增强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性，严防刑讯逼供。
从前一方面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授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但无执行权)，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看，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的相关修改也给自侦案件的办理带来新的挑战:拘留或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讯问必须在看守所内进行等，这些规定都对自侦部门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证据制度中的职权变化
新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从而明确了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机关关系亦极为密切。在侦查、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依法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的依据。另外赋予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非法证据的庭审调查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的手段应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
第62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四种案件的证人保护，在该条条文之后还有“等”字，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所要予以重点探讨的是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哪些案件、什么情形需要证人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
六、公诉制度的修改
公诉程序主要有两点修改，一是把没有犯罪事实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二是提起公诉须将案件材料、证据材料移送法院。
七、审判程序的调整对公诉职能的行使提出新挑战
新刑诉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同时为保持合理的诉讼结构，要求检察官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应当一律到庭支持公诉;在一审程序中还增加规定了“与量刑有关的程序”，即“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公诉部门应当总结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关经验，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二审程序明确了“应当开庭”的范围，特别是对于被告人一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也应开庭审理，这一变动将增加上级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工作量;对于死刑复核，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强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死刑复核程序提出的新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探索有效表达监督意见、强化监督效果的路径，以更好地履行新法所赋予的职责。此外，新刑事诉讼法还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的参与，规定对于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八、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新刑诉法主要强调了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就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而言，以往只有在有关机关作出决定之后，才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抄送检察机关，这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方式。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了监督的力度，要求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批准或者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就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由事后监督扩展到了事中监督。与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相同，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事中监督，执行机关提起减刑、假释的，应当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九、特别程序中增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内容
新增特别程序一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体例上的重大调整，四项特别程序均与检察权的行使息息相关，比如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与监督等都是新增的赋权规定。检察机关需要厘清自己在这些特别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职权和职能，特别是没收程序与强制医疗程序过去实践中没有经验基础，立法中写的又比较宽泛，需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解释、探索实施经验

❼ 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规范公安机关的诉讼活动,改进和加强公安刑侦工作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同时也是一终严峻的考验。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公安机关看似挑战，更是一个促进执法规范化的重大契机，必将倒逼公安机关造就一支更加文明、规范的执法队伍，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刑诉法修正案共111条，除二十几条涉及人民法院审判制度等规定与公安执法属于间接联系外，其余条款几乎都和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直接相关。从总体上看，修正案不会影响公安机关的执法力度，反而会促使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更加规范。
特殊侦查措施的入法，强化了惩罚犯罪的侦查力度。增加了证据种类，使得侦查机关查明犯罪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这些规定都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更加有力、规范。
新刑诉法确实给公安机关办案带来一定压力，但不会带来办案模式的根本变化。此次修法，对公安机关而言是授权与规范并重。几乎每一个条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即使看起来是限制权力的规定，也是为了规范，是要求更是保护。
新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同步录音录像对办案民警既是要求，更是一种“保护”。被告人在法庭上以遭到刑讯逼供为由提出抗辩已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往往无法提供没有对其刑讯的有力证据。而有了同步录音录像，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但如何规范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到询问前这一“时间空当”内的侦查行为，仍然有待解决。另外，公安机关硬件能否满足这一制度要求？录音录像如何在法庭上使用等问题也有待明确。由于同步录音录像时间长，信息存储量大，笔者主张“没有必要全部在法庭上播放”。如果被告人提出遭到刑讯逼供，需要同时指明大概时间和地点，法庭只需播放这一时间段录像即可。
由于新刑诉法更加强调证据合法性审查，要求办案人员更加强化证据意识。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各方面的证据，更要注重合法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不得自证其罪”这一宣示性规定得到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已经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有体现，但实践中至今尚无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一重大规定在实践中的效果还有待检验。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作出修改，尤其是律师作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这对公安执法工作也带来了直接影响。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作的修改，使得律师的作用愈发重要，新刑诉法中关于律师与办案人员直接接触的规定比比皆是。律师与案件承办人会见已经无法阻挡。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是否应该设定专门部门来接待律师，以满足刑诉法的要求？公安机关更要强化支持律师依法执业的意识。

❽ 新的刑法诉讼法的修改内容有哪些

【总则部分】
一、原则性修改
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受刑事追究的人没有证实自己犯罪的义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法律效果：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2.强迫其认罪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3.自愿认罪的口供才具有证据能力。
两大变革：
1.改变传统的侦查模式：从“口供→其他证据”模式向“其他证据→口供”模式的转变。
2.改变庭审方式：从“讯问被告人而展开庭审”的方式向“证人出庭、出示物证书证而展开庭审”方式转变。
部分案件管辖下沉：
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
2.“外国人犯罪的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必要时可以提级管辖。
二、刑事辩护、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修改
1.缩小会见权的限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强调“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2.明确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身份：“辩护律师”或者“辩护人”。
3.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也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4.明确法律援助义务：国家义务、集体义务。公、检、法三机关都有“通知”义务，法律援助机构承担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义务。
5.律师执业中的犯罪：在原来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原案侦查机关以外的机关立案侦查。
三、强制措施的修改
（一）逮捕措施的修改
1.修改精神：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尽量少捕、不捕”的方针。
2.逮捕分类：（1）一般逮捕。列举“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强调其在一般逮捕条件中的决定性作用。（2）特别逮捕。即：“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3.逮捕程序：（1）明确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删除“有碍侦查”而不通知的情形。（2）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的审查（建议释放或直接变更）。
（二）拘传和拘留措施的修改
1.拘传期限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2.禁止规定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
3.检察拘留
延长期限：一般为14日，特殊情况——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
4.拘留通知
除无法通知或涉嫌“三类案件”而有碍侦查的，可以不通知家属。
（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修改
1.适用条件
区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条件；增加“正在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情形。
2.取保候审
增加“被取保候审人的信息变动的报告制度”；增加被取保候审人的遵守规定——“不得从事特定活动，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不得与特定人员会见或通信”；增加保证金数额的确立和返还的规定。
3.执行程序
无论是被取保候审还是被监视居住，可以责令嫌疑人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等身份证明文件交给执行机关保存。“三类案件”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内执行监视居住。
【证据部分】
一、证据概念和形式
1.证据概念
旧概念（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现行刑诉法采取了“事实说”。
新概念：“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再修改的刑诉法采取“材料说”。
2.证据形式
增加“搜查、侦查实验笔录”，将其与“勘验、检查笔录”并列；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电子数据资”，即“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并列。共八类证据形式。
3.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过司法机关核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客观条件的保证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二、证人作证制度
1.证人作证原则
个别作证原则：证人证言的收集、证人出庭作证只有个别进行，才具有证据能力的原则。禁止“联合签名”、座谈会。
庭审质证原则：未经当庭质证、辩论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原则。（现行法第47条，再修改予以重申。）
2.证人出庭制度
出庭主体：普通证人、专家证人、侦查人员。
出庭例外：严重疾病；境外事务；证言豁免（亲情关系、国家机密、职业信赖、自证其罪）。
出庭保障：物质保障——“证人因出庭作证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当补偿”。安全保障——“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3.证人出庭作证的询问技巧和规则
（1）询问技巧
正例：确立询问范围（证明对象）→层层剥离→点击重心。
反例：“你将你知道的情况讲一下。”据此回答的内容不具有可信性。
（2）询问规则
Ⅰ.相关性规则：询问内容与定罪、量刑问题相关。
Ⅱ.禁止主询问方诱导发问规则：主询问方不得诱导发问(leadingquestion)，反询问方（交叉询问方）可以进行诱导发问。“诱导”：暗示，或者问话就是答案。
Ⅲ.反询问受主询问范围限制的规则：主询问方对其证人确立询问范围之后，反询问方的询问不得超出主询问的范围。
三、证据规则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违反法定程序、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的规则。
适用范围：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以及暴力取证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言词证据。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性：公检法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排除程序：庭前排除程序（自行排除程序）；庭审排除程序（启动——告知权利、书面申请；调查——被告方陈述、公诉人举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相对方质证、相互辩论；处理——延期审理，驳回申请，确认违法。
2.意见规则：排除陈述者就案件事实所发表的推测性、评论性、判断性陈述的证据资格的证据规则。
排除理由：有碍发现实质真实；妨碍司法裁判。
适用范围：主体范围→普通证人、被害人、被告人；对象范围→推测性陈述、评论性陈述、判断性陈述。不适用于专家证人的结论性意见。
3.补强规则：广义上是指对于证据证明力较弱或者可信性受到质疑的证据材料，必须提供其他证据的补充强化之后，该证据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证据规则；狭义上是指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不得对被告人定罪和判处刑罚的证据规则。
广义适用：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者的证言，弱智者的证言，单一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与其年龄和智力不相当的未成年人的证言。
狭义适用：共犯口供相互印证一致，而没有其他证据。
四、刑事证明
1.证明责任：运用证据证实指控罪名、刑罚主张成立的义务。法律义务与法律后果相统一。
承担规则：首次明确规定“运用证据证实指控罪名、刑罚主张成立的义务由控诉方负担”。
责任例外：证明责任倒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证明标准：运用证据证实犯罪所应当达到的程度。
立法精神：保留现行法的合理部分，借鉴英美法系做法。
修法措施：采纳“两个证据规定”的合理成分，明确“证据确实、充分”的内容，增加“排除合理疑点”的规定。
新证明标准：运用证据证实犯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审前程序】
侦查程序改革
1.结构性调整：侦查程序结构是由“检、侦、嫌”三方组合的“小等腰三角形”结构。检方居于三角形顶端，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同时，通过提出检察建议、发表侦查意见的形式“引导侦查”。侦查方与犯罪嫌疑方分别居于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平等对抗”。
2.技术侦查法制化：检察机关享有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而执行权由国安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行使。
3.秘密侦查部分合法化：否定“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确立“控制下交付”。
4.生物证据合法化：“采集指纹、血液等生物样本”。
5.全程录音录像：“可以”——一般案件；“应当”——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
6.强调询问证人的地点：现场、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
7.完善搜查程序：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家属，邻居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的身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8.扩大查封、冻结范围：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9.健全侦查监督：侦查监督的类型分为：专门机关的侦查监督；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等行为有权申诉、控告。
起诉方式改革
1.废除“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的起诉方式。
2.恢复“全案证据移送主义”的起诉方式：“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庭前会议制度的建立
1.概念：庭前会议又称审前会议，是在开庭审判前，由法官主持，检方与辩方参加，主要对程序性问题进行商讨，并由法官作出决定或者裁定的一种会议。
2.任务：管辖异议；是否回避；证据交换；强制措施变更；非法证据排除；刑事和解；撤回起诉；等等。
【审判程序】
1.改革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扩大到基层法院管辖的全部刑事案件。
适用条件：A、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B、被告人自愿认罪；C、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2.设立“特殊程序”
(1)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附条件不起诉；亲友、教师列席法庭，说服教育；限制新闻报道。
(2)公诉案件和解程序：被告人悔罪，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3)不经过刑事审判的没收程序——赃款赃物、违法所得的法律界定和庭审认定，听证程序，法院裁决，申诉复议。
(4)强制医疗程序：审理对象，听证程序，法院裁决，申诉复议。

❾ 新的刑事诉讼法与旧的相比有哪些变化

刑新诉法更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
亮点一可以说“等我的律师来”回。规定了犯罪答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亮点二辩护权前置将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由提供法律帮助者而变更为辩护人，其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者意识到当事人的辩护权是由始至终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二是律师在此阶段拥有辩护权意味着律师应该享有为保障辩护而生出的权利。
亮点三、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

亮点四解决律师工作“三大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律师会见受到侦查机关制约的问题

亮点五律师也有权申请回避增加规定了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回避，并且有权代为申请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