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⑴ 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最容易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的领域，其中公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包括自由、财产、生命等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因此旨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刑事诉讼法一直有“小宪法”之称，被视为“行动中的宪法”，是一国法治文明与人权保障的试金石。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由此开启了我国法制史上关于人权保障问题的先河。2012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自“人权”入宪以来首次被写入国家基本法中，不仅具有宣示意义，更具有普世价值和规范意义，保障公民能够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生活得更有尊严感和安全感。这也昭示着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正在不断地朝着更加人性和理性的方向发展，意味着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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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宣示意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后16年来的再一次大修。其间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法治国”、“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了极大提高。对于此次修法，社会各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整个修法过程也受到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其中，“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最大亮点，被视为是继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后，我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通过法律修订释放出来的一个积极信号，是刑事法制捍卫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次飞跃。
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国家权力的动用不仅具有主动性、普遍性，而且具有强制性，作为被追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始终处于被动、防御、受制的诉讼地位，其自由权、健康权、财产权乃至生命权随时面临被公权力限制甚至剥夺的危险，其人格、尊严、名誉等也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意味着国家在强调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功能的同时，要求规范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运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正当权益，而不再将他们仅仅视为协助国家机关办案的主体甚至是国家机关办案的工具或手段。这同时也表明，追究犯罪、打击犯罪不再是刑事诉讼唯一重要的目的和任务，那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问是非”的追诉犯罪理念和做法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历史。可以想见的是，在“尊重与保障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刑事诉讼与刑事司法将超越打击犯罪的纯粹工具价值，逐步发挥其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促进诉讼公正和司法公正，实现从制度文明到司法文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第一次修法以及2012年第二次修法，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就是要规范公权力的行使，避免滥捕、滥诉等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使公民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此次“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充分反映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继续朝着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的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也将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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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现实意义
从表面上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后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但实际上，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尊重与保障人权”所要保护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位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也无论其贫富贵贱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弥足珍贵。
有人可能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犯罪，也不会跟公安司法机关打交道，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事诉讼相对于刑事犯罪而言，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国家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甚至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国家机关怀疑的对象，都可能被作为嫌疑人、被告人并因此受到追诉，进而被裹挟到刑事诉讼中来，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罪，但你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追究”，而一旦作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受到国家机关的追究，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在拘捕、侦查、起诉或者审判过程中，尊严或者人格被践踏，健康、自由、财产乃至生命被无端剥夺。实际上，无辜者被追究责任甚至被判刑入狱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刑事司法界的一个无解难题。因此，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尊重与保障作为普通公民的所有人的人权。同样，“尊重与保障人权”对被害人也适用，因为作为普通公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害人，但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人害”，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强调尊重与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同理，“尊重与保障人权”也适用于证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保障自己一辈子不充当证人或者不需要证人的帮助；即使不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也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一辈子不需要律师的帮助，由此可见，尊重与保护证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
也有人可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因为实施了犯罪、做了坏事才受到国家追究的，对这些人没有必要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活动存在的一个误区。其错误之处在于：首先，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史一再警示我们，无论司法人员多么专业和敬业，也无论司法过程多么精密，冤假错案都只能减少而不可能杜绝，被我们“依法严惩”的很可能是与我们一样善良、正直而无辜的人。其次，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只有在确定有罪后才能惩罚犯罪人，在被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惩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谓“人人得而诛之”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再次，即使是有罪的人，也必须由司法机关对其判处刑罚并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其施以刑罚，更不能法外施刑。侦查机关和控诉机关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诸如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仅仅是为了防止其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或者审判，因而仅具有预防性质，而非惩罚措施。最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人，他们也只需要对其犯罪行为负责，依法接受国家判处的刑罚即可。这种刑罚对犯罪人而言即所谓的“罪有应得”，对社会和普通民众而言是“罚当其罪”。除此之外，国家和任何人都不能一方面惩罚犯罪人所实施的“恶害”，另一方面对犯罪人施以“恶害”，采用不当手段侵害其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如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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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范意义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尊重与保障人权”除了被作为原则写入总则部分外，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诉讼制度或程序规则的修改中也都得到体现，因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意义。
其一，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力度。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指控、进行辩解，维护自身权益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律师的辩护，并扩大了指派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公安司法机关要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辩护人。同时，为了保障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辩护，此次修法还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律师的“阅卷难”、“会见难”、“取证难”问题，解除了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的后顾之忧，明确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其二，在发现事实真相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间进行平衡。发现事实真相历来被视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使命，并常常与人权保障问题产生冲突。此次修法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突出了人权保障的重要性，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杜绝刑讯逼供和采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现象。此外，立法在明确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的同时，加大了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避免因作证行为导致其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尊重人性，关照人伦，此次修法中还首次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
其三，在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中，加大了保障人权的力度。此次修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一步规范了包括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在内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制国家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当事人家属的例外情形，要求对于被逮捕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并将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严格限制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两种，以避免公民“被失踪”现象的发生，保障其家属的知情权，并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能够及时获得帮助。同时，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依法具有法律监督职责，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要加大对重要诉讼阶段和诉讼行为如侦查、拘捕、审判和执行等的监督力度，预防和及时纠正侵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其四，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由独立、中立的审判机关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是国家尊重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体现与要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以下方面保障了被告人的此项权利：一是明确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范围，限制二审法院因事实不清问题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的次数，确保被告人能够获得及时审判，并严格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禁止原审法院在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时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二是明确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时，应当指定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同级法院进行审理；三是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当提讯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如果辩护律师提取要求的，还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四是针对特殊对象和特殊案件设置特别程序，如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适用，并创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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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关键在落实
“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不仅昭示着我国立法朝着民主与法制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也指明了我国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落实。只有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以及各种相关制度和规定贯彻落实到办案过程中，才能真正促进刑事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立法的进步意义也才能最终得以彰显。
考虑到我国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历史遗留，虽然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正当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尊重与保护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等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利益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示，但是要真正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不仅需要广大司法人员转变诉讼观念和司法观念，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培育并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和诉讼理念，切实提高广大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都必须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安司法人员以及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修改甚至摒弃之前的某些不符合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的做法，诸如“不问过程，只问结果”、“联合办案”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切实尊重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并严格按规律办事，为“尊重与保障人权”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

⑵ )为什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很好地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刑事诉讼法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和法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做出了积极努力。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体现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又一部法律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的显著进步。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总则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相比旧刑诉法，新的刑诉法更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刑事和解、违法所得没收、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等特别程序，都彰显了我国着力加强人权保障的立法宗旨，体现了建设平安法治中国中追求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价值取向，虽然新的刑诉法在一些原则或者制度上还有一些欠缺之处，如无罪推定、司法审查、辩护制度等，都有需要或者可以完善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新的刑诉法给了法律人太多的期待，相比旧的刑诉法，新刑诉法还是有很多的进步，也标志着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体现了我国法治朝着民主法治中国方向发展迈出了一个大的台阶。
1、总则上，新刑诉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总则的第二条，彰显了我国刑事制度中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法律地位。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是一项从宪法中移植过来的基本法律原则，将该原则写入刑诉法总则部分，不仅充分体现了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在保障人权上的显著进步。不论是公安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都必须严格遵循和贯彻执行这一宪法原则。为每个公民在刑事活动中提供了基本的人权保障，为法治中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2、辩护制度上，将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实现了与新《律师法》的基本衔接。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律师凭借律师证、所函、委托书即可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侦查机关批准，并会见过程不被监听，完善了律师阅卷制度，将法律援助的范围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扩大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新刑诉法无论是从被告的辩护保障，还是律师的执业保障，还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扩充，都进行了完善。不仅保证了控辩双方的平衡，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辩护制度上的保障。
3、证据上，对证据的内涵、证据的种类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增加了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报告”，不仅是证据概念更加科学，而且也更加丰富了证据的种类，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为保障人权提供了证据制度上的基础保障。举证责任上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完善与细化，并引入了发达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经验。与此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共同建造了防范刑讯逼供的一道屏障。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与证人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证人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难题。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规定的显著进步，为被告人的人权增添了新的保障。
4、在强制措施上，强化了取保候审措施的监管与执行，细化了保证金制度，强化公安机关执行力度与责任；完善了监视居住措施，赋予其不同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强化了审查批捕程序，规定了审查批捕的询问犯罪嫌疑人程序和听取辩护人意见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对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程序，细化了逮捕条件，对“发生社会危险，而有逮捕必要”情形进行了明确的列举，为逮捕的实际适用提供了明确具体细化的依据；对拘留、逮捕的羁押场所，新的刑诉法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些都是围绕着尊重与保护人权而展开修改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拘留、逮捕等侦查措施上了提供了人权保障。
5、在侦查程序上，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规定了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规定了讯问的时间、地点以及羁押的场所，规定了侦查结束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赋予了利害关系人对于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的权利，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侦查制度上的保障。
6、在审判程序上，新增加了开庭前的准备程序，听取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与审判有关活动的意见；规定了诉讼中止制度；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制了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避免多次发回重审，影响诉讼效率；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中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内容。审判程序的改革，特别是限制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以及死刑复核中听取辩护意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审判程序上的相应保障，也标志人权保障在诉讼中朝着诉讼化的方向发展。
7、在执行程序上，增加了社区矫正的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增加社区矫正规定是新的刑诉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对罪犯进行社区矫正，让罪犯能充分的改过自新，很快的重新融入社会，不再犯罪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也是尊重和保障罪犯人权的充分体现。
8、在特别程序上，新的刑诉法专门单设一篇，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反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四种特别程序，特别是未成年犯罪的档案封存制度，都体现了新刑诉法在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提供了特别的保障。
新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诉讼程序等进行大量的修改，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扩大了辩护权的范围，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同时也规定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赋予了侦查人员法定的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手段以及相关措施缺乏救济等富有争议性的规定，这也显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不可否认，新的刑诉法虽有不足，但从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看，新刑诉法具有非常大的进步，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朝着文明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前进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⑶ 国家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

呵呵呵，随着国家的形势发生的变化。原先的刑事诉讼法的执法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国家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每个国家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都会对自己国家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呵呵呵，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⑷ 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意义

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回会转型期和矛盾凸答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⑸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暂且不说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权部分的内容是否能够得到实施，至少这次修改透露出了一个讯息：我国立法正在朝加强人权建设的道路上迈进

⑹ 论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一、侦查观念的调整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较大的莫过于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庭审方式的改革，以及律师可以介入侦查程序的崭新规定。

收容审查本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公安机关广泛用来对付刑事犯罪分子，成了事实上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已经很习惯于采用收容审查手段来办理刑事案件，从而形成了以审代侦、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由于是在缺乏证据后盾的情况下开展讯问，所以侦查人员较难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口供，而只能借助于刑讯通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来逼取、骗取口供。长此以往，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取证能力便萎缩了，侦查素质也下了台阶。侦查人员长期遵循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其侦查水平、侦查能力的日益萎缩与刑事犯罪的日益智能化、集团化的反差愈益明显。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有关机关已明确宣布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对此，公安机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必然觉得难以适应。

评价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优劣，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法庭的审判是否公正。我国原庭审方式由于实行卷宗移送主义，所以在实践中存在法官先入为主、先判后审的弊端，法庭审判成了“走过场”，在法庭上公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法庭开庭审理，如认为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则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辩护人的辩护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种庭审方式显然难以体现公正。为了充分保证诉讼公正，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辩论式”的庭审方式，即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并开展辩论、质证，法官在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后，从容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和对案情的认定，最后依法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判决。这就明确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如果控诉方所举证据无法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则人民法院有权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改革，无疑对控诉方的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安侦查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介人侦查程序，这标志着我国的诉讼制度又向民主化迈进了一大步。律师介入公安侦查程序，无疑将对公安侦查活动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律师的介入，必将遏制“警察暴力”，同时也能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律师介人侦查程序后，其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对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律师有权代为控告。由此可见，律师的介入，对公安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人员应当在律师介入之前就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掌握犯罪的主要证据，以掌握进一步侦查的主动权。

⑺ 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有什么政治意义（或作用），有什么重要性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刑事诉讼法修改16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刑事犯罪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有必要在认真梳理代表议案、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对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对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权利提出了更高要求。各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本届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相关议案81件。司法机关和其他方面也在不断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建议。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各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本届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相关议案81件。司法机关和其他方面也在不断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建议。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

⑻ 1996年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⑼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意义

修正案表明了中国法制的进步。修正案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强调“正当程序”的重要性。
在原来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前提下，增加了“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以及对证人作证的物质保障。
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

尊重和保障人权。修正案在以下具体规定当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一、在证据制度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二、在强制措施当中，完善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
三、在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四、在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五、在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六、在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
七、在特别程序中，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

⑽ 国家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内处容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