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刑事诉讼法专论
⑴ 王新清的主要学术成就
（1）《论对法庭秩序的刑法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论港澳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法学家》2000年第6期。
（3）《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论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4）《刑事诉讼中的合意问题——以公诉案件为视角》，《法学家》2003年第3期。
（5）《进步中的缺陷——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制度评析》，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二卷（1998年5月）。
（6）《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刑事制裁之探讨》，载《刑事法专论》（1998年1月）。
（7）《香港、澳门与内地的刑事司法协助》，载《刑事诉讼法新解》〉（2000年11月）。
（8）《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及其与内地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何超明、赵秉志主编，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澳门检察律政学会2002年9月出版。
（9）《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辨析》，《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与顾红华合著）。
（10）《刑事管辖权的国际转移》，载《现代刑事法治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1）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为第一作者、统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律师学》，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
（3）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证据学》，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4）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材《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参编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5）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刑事诉讼法》，参编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6）《以案说法—刑事诉讼法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刑事诉讼法》（远程教育教材），编著（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8）《中国律师制度原理》，参加撰写11万4千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9）《海峡两岸交往中的诉讼法律与实务》，参加撰写2万6千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0）《现代中国法入门》（朝文出版），参加撰写7万字，韩国 傅英社1995年9月出版。
（11）《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参编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参编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
（13）《香港法律制度》，参编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4）《司法制度》，载《中国的政治》（日文版）曾宪义、小口彦太主编，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2年6月出版。3万字。（15）《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日文版），日本东京成文堂2003年6月印刷发行，本人是第二作者。 （1）参加程荣斌教授主持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海峡两岸交往中的诉讼法律与实务”的研究，是该项目的重要的研究人员。
（2）参加程荣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律师制度”的研究，是该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 1995年被宝钢集团授予“宝钢教育奖”；
1997年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师，
1997年获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奖，并荣获北京市教育工会1996-1997年师德标兵称号。
1998年被授予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荣誉称号；
在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评比中，他荣获第一名；
2001年被中共北京市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光荣称号。
王新清同志担任新华社法律顾问等多个社会职务。
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转）首先，你指的刑事诉讼法是虚体法。没有罪名。此罪应属刑法范畴。 根据刑法第225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是够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对于何谓“非法经营活动”，刑法第225条有明确规定，即（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3）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系列立法解释或刑法修正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布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法第225条进一步补充，对“非法经营活动”作了进一步列举，主要包括：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行为也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罗仑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涉及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牟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伪造、变造、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证书，占用或者征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育林基金等缴费收据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批准的林业证件构成犯罪的，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但对于买卖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等经营许可证明，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等公文、证件构成犯罪的，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但是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对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9．《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经营国际或港澳台地区电信业务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对擅自经营国际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电信业务或涉及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牟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10．《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1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1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⑶ 孙长永的主要学术成果
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和全国高校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研究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10项，公开出版《沉默权制度研究》、《侦查程序与人权》、《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等个人专著4部、合著12部，主编和参编全国性教材6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核心期刊和其他专业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教学、科研成果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法学会中青年诉讼法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以上奖励11项。
⑷ 赵秉志最新著著作作
《犯罪主体论》《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侵犯财产罪》《改革开放中的刑法理论与实务》《刑法研究系列》（五卷本）《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下卷）《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等。
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及合著书籍100余部，论著多次获得国家级、部委级或院校的奖励。还主持或参与主持了国家、部委级科研项目及与香港、日本、法国的合作研究项目20多项。
法学专著
刑法新教程（第4版）/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 赵秉志主编
联合国公约在刑事法治领域的贯彻实施/京师国际刑事法文库/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新探/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刑事法时评（第3卷）/赵秉志主编，2009-11-1版
刑法分则要论/法学研究生精品教材/沈立城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刑法新教程（第3版）/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主编，2009-11-1版
刑法总则要论/法学研究生精品教材/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穿越迷雾；死刑问题新观察/京师刑事法学文库/赵秉志等编著，2009-10-1版
量刑情节与量刑方法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彭新林编著，2009-9-1版
新中国执法60周年巡礼（上下卷）/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度/赵秉志等主编，2009-8-1版
刑法总论案例分析/（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主编，2009-9-1版
刑法评论.2009年.第1卷：总第15卷/赵秉志主编，2009-8-1版
刑法论丛.2009年.第3卷：总第19卷/赵秉志主编，2009-8-1版
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促进死刑改革系列十二.京师刑事法文库47/赵秉志夏巴斯主编，2009-7-1版
刑法论丛.2009年第2卷.总第18卷/赵秉志主编，2009-6-1版
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全文献汇编：中英文对照/赵秉志等编，2008-9-1版
死刑个案实证研究/促进死刑改革系列/赵秉志主编，2009-6-1版
当代刑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赵秉志主编，2009-3-1版
刑法修正案最新理解适用/赵秉志主编，2009-4-1版
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总第17卷/赵秉志主编，2009-3-1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赵秉志等主编，2009-3-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4卷/赵秉志，卢建平编，2009-1-1版
刑法论丛（第16卷）/赵秉志主编，2008-12-1版
参阅案例研究.刑事卷.第一辑（参阅案例研究丛书）/赵秉志，叶晓颖主编，2008-11-1版
中国区际刑法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黄晓亮编，2009-1-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7-2008年卷）/赵秉志主编，2009-1-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3卷）/赵秉志，卢建平主，2009-1-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2-1版
改革开放30年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赵秉志主编，2008-10-1版
刑法论丛（第15卷）/赵秉志主编,2008-11-1版
刑法评论（2008年第2卷）（总第14卷）/赵秉志，2008-10-1版
侵犯著作权犯罪研究/赵秉志，2008-8-1版
中韩经济刑法比较研究：“第四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学术文集（中韩刑法比较研究系列之四）/赵秉志，2008-7-1版
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第五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学术文集（中韩刑法比较研究系列之五）/赵秉志，2008-7-1版
刑法论丛（第14卷）/赵秉志，2008-6-1版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检讨与改革/赵秉志，2008-7-1版
刑法习题集（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配套自测）/赵秉志，2008-3-1版
刑法评论.2008年.第1卷：总第13卷/赵秉志，2008-6-1版
外国最新反恐法选编（外国法典译丛10)/赵秉志等，2008-3-1版
刑法论丛.第13卷/赵秉志，2008-3-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三卷（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二卷（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一卷（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6-2007年卷/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二卷.危害公共安全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一卷.刑法总则(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犯罪未遂形态研究.第2版（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赵秉志刑法研究系/赵秉志著，2008-1-16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五卷.贪污贿赂与渎职犯罪（案例评析系）/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案例评析系）/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三卷.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例评析系）/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刑法论丛.第12卷/赵秉志主编，2007-9-1版
财产刑执行的调查与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系列丛书）/赵秉志主编，2007-11-1版
刑法教学案例（高等院校法学案例丛书）/赵秉志主编，2007-10-1版
死刑改革研究报告（促进死刑改革系列）/赵秉志著，2007-10-1版
加拿大反恐法案及国际反恐公约的执行（外国刑事法翻译系列之2)/赵秉志等译，2007-9-1版
中国刑法立法之演进（中英文）/高明暄，赵秉志著，2007-6-1版
刑法评论（2007年第1卷）（总第12卷）/赵秉志主编，2007-9-1版
全球化时代的刑法变革-国际社会的经验及其对中的启示/赵秉志主编，2007-9-1版
刑法解释研究/赵秉志主编，2007-8-1版
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新刑法典颁行十周年纪念文集）/赵秉志，2007-9-1版
刑法论丛（第11卷）/赵秉志主编，2007-8-1版
刑法问题对谈录/赵秉志等著,2007-7-1版
刑法习题集（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配套自测）/赵秉志主编，2007-6-1版
刑法哲学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等编著，2007-5-1版
国际刑法总论问题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等编著，2007-4-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2卷）/赵秉志等主编，2007-1-1版
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及对欧盟经验的借鉴/赵秉志主编，2006-12-1版
死刑改革探索（促进死刑改革系列之一）/赵秉志著，2006-12-1版
中国反恐立法专论（京师刑事法文库11)/赵秉志主编，2007-1-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6年第1-2辑.总第14-15辑）/赵秉志主编，2006-12-1版
中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及相关犯罪研究/赵秉志主编，2006-11-1版
刑法教学参考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核心课教学参考书）/赵秉志，2006-11-1版
刑法评论（2006年第3卷）（总第11卷）/赵秉志，2006-10-1版
刑法评论（2006年第2卷）（总第10卷）/赵秉志，2006-10-1版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上/下）/赵秉志，2006-10-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5-2006年卷）/赵秉志，2006-8-1版
刑法评论（2006年第1卷）（总第6卷）/赵秉志，2006-8-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1卷）/赵秉志，2006-5-1版
刑法论丛（第10卷）/高铭暄 赵秉志，2006-5-1版
外国刑法各论(大陆法系）（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2006-1-1版
中韩刑事制裁的新动向-第2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学术文集/赵秉志，2005-10-1版
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京师刑法法文库6)/赵秉志，2006-1-1版
刑法评论（第8卷）/赵秉志，2005-12-1版
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京师刑事法学文库1)/赵秉志，2005-9-1版
2006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曾宪义 赵秉志，2005-10-1版
2006年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大串讲/曾宪义 赵秉志，2005-10-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5年第2-4辑）（总第11-13辑）/赵秉志，2005-9-1版
中日经济犯罪比较研究/高铭暄 赵秉志，2005-8-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赵秉志，2005-7-1版
（2005年10月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模拟试题解析/曾宪义 赵秉志，2005-6-1版
（2005年10月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大串讲（第3版）/曾宪义 赵秉志，2005-6-1版
（2005年10月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同步辅导/曾宪义 赵秉志，2005-6-1版
刑法评论（第7卷）/赵秉志，2005-6-1版
刑事政策专题探讨（刑事法律科学文库54)/赵秉志,2005-5-1版
刑事时评（2004年卷）/赵秉志，2005-5-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5年第1辑）（总第10辑）/赵秉志，2005-4-1版
刑法论丛（第9卷）/高铭暄 赵秉志，2005-4-1版
中国区际刑法问题专论/赵秉志，2005-3-1版
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赵秉志，2005-3-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1辑）（总第6辑）/赵秉志，2004-4-1版
世纪“9.11”-美国“9.11委员会报告”（精华中译本）/赵秉志，2005-1-1版
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英文/赵秉志，2004-3-1版
被判刑人移管国际暨区域合作（国际刑法研究所文库）/赵秉志，2004-11-1版
死刑正当程序之探讨-死刑的正当程序学术研讨会文集/赵秉志，2004-12-1版
刑法评论（第6卷）/赵秉志，2005-1-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4辑）（总第9辑）/赵秉志，2004-12-1版
刑法论丛（第8卷）/高铭暄 赵秉志，2004-12-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3辑）（总第8辑）/赵秉志，2004-10-1版
英美刑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2004-11-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6卷.贪污贿赂罪 渎职罪）/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5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4卷.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3卷.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2卷.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1卷.刑法总则）/赵秉志，2004-9-1版
香港特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研究/赵秉志 黄芳,2004-10-1版
单位犯罪比较研究（当代新型犯罪比较研究.第1卷）/赵秉志，2004-6-1版
刑法时评（首卷.2003年卷）/赵秉志，2004-6-1版
主客观相统一：刑法现代化的坐标（刑事法律科学文库46)/赵秉志，2004-4-1版
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联考应试练习-民法.刑法卷(第2版）/赵秉志，2004-8-1版
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联考应试练习-综合课卷（第2版）/赵秉志，2004-8-1版
渎职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5-1版
贪污贿赂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5-1版
刑法评论（第5卷）/赵秉志，2004-9-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2辑）（总第7辑）/赵秉志，2004-6-1版
（2004.10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辅导指南/曾宪义 赵秉志，2004-6-1版
计算机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36)/赵秉志 于志刚,2004-7-1版
金融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34)/赵秉志 杨诚,2004-7-1版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35)/赵秉志 田宏杰,2004-7-1版
环境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40)/赵秉志等，2004-7-1版
新编国际刑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2004-6-1版
刑法分则问题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II)/赵秉志，2004-5-1版
中国区际刑法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III)/赵秉志，2004-5-1版
比较刑法暨国际刑法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IV)/赵秉志，2004-5-1版
刑法总则问题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赵秉志，2004-5-1版
刑法评论（第4卷）/赵秉志，2004-4-1版
2005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联考复习全书/赵秉志沈立城，2004-4-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3年卷）（上/下）/赵秉志，2003-12-1版
刑法评论（第3卷）/赵秉志，2004-1-1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赵秉志等，2004-1-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3年第4辑）（总第5辑）/赵秉志，2004-1-1版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上/下）（第2卷：刑法实务问题研究）/赵秉志，2003-10-1版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1卷：刑法解释问题研究）/赵秉志，2003-10-1版
2004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辅导指南（第2版）/曾宪义 赵秉志，2003-12-1版
刑法学（下册.刑法各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赵秉志，2003-7-1版
刑法学（上册.刑法总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赵秉志，2003-1-1版
刑法论丛（第7卷）/高铭暄 赵秉志，2003-9-1版
刑法评论（第2卷）/赵秉志，2003-9-1版
刑法教学案例（高等院校法学案例丛书）/赵秉志，2003-10-1版
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赵秉志，2003-4-1版
国际刑事审判规章汇编/赵秉志 王秀梅,2003-4-1版
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专题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文库）/赵秉志 陈弘毅,2003-3-1版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探索（刑事法律科学文库15)/赵秉志，2003-3-1版
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定必读法律法规（在职法硕专用）/赵秉志，2002-10-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3年第1辑）（总第2辑）/赵秉志，2003-6-1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犯罪刑法适用-以“非典”事件为中心/赵秉志，2003-6-1版
侵犯财产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3-1版
扰乱公共秩序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3-1版
妨害司法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等，2003-3-1版
毒品犯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 于志刚，2003-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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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十集）/赵秉志，1999-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九集）/赵秉志，1999-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八集）/赵秉志，1999-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七集）/赵秉志，1999-10-1版
妨害司法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9-9-1版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赵秉志，1999-8-1版
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赵秉志审定，1996-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六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五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四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三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二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 （第一集）/赵秉志，1999-6-1版
扰乱公共秩序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9-1-1版
侵犯财产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9-1-1版
99律师资格考试专家指南/赵秉志主编，1999-4-1版
贪污贿赂及相关犯罪认定处理/赵秉志，1999-3-1版
中国刑法/赵秉志，1999-3-1版
毒品犯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8-7-1版
新刑法教程/赵秉志编，2002-5-17版
综合法律知识/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企业管理知识/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民商法与经济法知识/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企业法律顾问实务/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侵犯财产罪研究/赵秉志，1998-4-1版
新刑法典的创制/赵秉志，1997-7-1版
法学论文
赵秉志教授与刑法改革及刑法理论的发展 /赵秉志 沈立城
为了共和国刑事法治的完善——访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 /赵秉志 沈立城
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 /赵秉志，沈立城等等
⑸ 卫跃宁的代表性著作
《刑事诉讼法学》
《法庭胜诉之策》
《刑事诉讼法专论》
《刑事程序法学》
《刑事诉讼法案例教材》
《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大纲》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参撰、参编
《联合国人权公约在中国的批准与适用》，参撰、参编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人权法》，翻译
《法庭胜诉之策》，翻译
《美国刑事诉讼法》，翻译
⑹ 论述无罪推定原则（从刑事诉讼方面讲）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构造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无罪推定原则不但是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且更是相当多国家的一项宪法性原则，已经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在中国，自强调依法治国以来，无罪推定原则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界的诸多同仁抱着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共识。特别是中国政府相继参加或缔结了一些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对其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条款并没有声明保留，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的要求和内容。中国立法机关在其制定并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也从相关的条文中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中的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重要原则。然而，在我国学界仍有少数人对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持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刑事诉讼立法反映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尚不充分，司法实践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与中国已经签署并将要批准实施的情况不相协调。因此，仅仅说明无罪推定是目前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文化现象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澄清有关问题，才能消除加诸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从而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
一、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尽管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但对其基本内涵，学术界的认识并未一致，在以往的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即是指：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司法人员对刑事被告人有一种无罪的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进行追究被告人刑事诉讼的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被告人一经确定，即主观地认定其是罪犯，其诉讼活动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无罪推定当然应是与之相反。然而，无罪推定尽管与有罪推定存在着这种对立，两者还是有一致之处，即都是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之时（判决后），在刑事案件事实尚未搞清、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条件下，对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一种主观认识。同时，无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因为假设并不是主观认定，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同于法律中常有的根据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审判中才有意义，并不作用于整个诉讼过程。
2、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不应认定其是罪犯或应认为其是无罪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以证据定罪。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罪推定才与有罪推定对立。有罪推定并不是以证据定罪，而是被告人业经指控即被认定为犯罪，或者虽然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也能对刑事被告人定罪。因此，无罪推定既不是一种法律推定，因为法律推定的本质是无证定案；也不是一种主观认识，因为它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有一先验的认识；而是一种法律要求，即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最终应以证据来确定。
3、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未经判决以前，应先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在无充分确实的证据条件下，确定有无、是非的方法。据此法院可以适时处理该特殊情况。例如对长期下落不明的人宣告“失踪”或“死亡”等等。当然，这种法律拟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假定，并允许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推翻。这种法律拟制并不是对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一种要求。正如在无证据证明长期下落不明的人是否“失踪”或“死亡”时，司法人员对其是否失踪或死亡的认识与法律拟制无关；无罪推定也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便宜措施，与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认识无关。目前，学术界许多人持这种观点。
4、还有学者认为，探讨无罪推定概念的含义，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而凭空作出理论上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探讨无罪推定概念时，首先要注意这个词是外来语，因而首先存在翻译是否确切的实际问题。他们认为，“无罪推定”的译法，是不确切的。根据该原则的实际内容和外文原意，应译为“无罪假定”。其次，“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应是进行研究时需充分注意的客观情况。从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以法国《人权宣言》为代表，即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其被宣告为犯罪人以前，应当假定为无罪”。另一种以意大利宪法为代表，即“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后一种表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中也规定得很明确，即“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人并受到刑事惩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推定无罪”和“不能认为有罪”，两者有着虽然不显著但却很重要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出的几项规则，虽然也有争论，但对其主要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无争议。这些核心内容包括：在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疑惑不决时，应从有利于被告人作结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应有沉默权，其拒绝陈述，不应作为有罪的根据。
我们认为，探讨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除了上述含义的理解外，更应当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字面的理解
“无罪推定”一词是我们直接从日文译来的，当然，人们并不是将“无罪推定”仅仅作为一个普通词，而是作为刑事诉讼理论和法律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来理解的。其核心是对这个术语中“推定”二字的法律含义的理解问题。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法律拟制。即作为法律拟制的“无罪推定”，其含义是：刑事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然而，把无罪推定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拟制，仍只不过是从字面上的一种理解。对这种拟制的含义还有不同理解。例如，有人认为其含义并不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而应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不应被视为罪犯。”但笔者认为，这种对字面含义不同理解的探讨，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考察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并探讨其字面含义之外的法律意义及其他意义。如果对无罪推定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将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论，对此，后文将予进一步地说明。
2、对立法例的理解
就我们所知，“无罪推定”一词一般并不直接见诸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刑诉法律文件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被人们认为属于“无罪推定”的表述的立法例。例如，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1978年
6月16日的决议中的一段：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以前，被视为无罪。又如，南斯拉夫联邦刑诉法第3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以前，不认为是刑事犯罪人。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则在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无罪。意大利则在其1947年的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以前，不得认为有罪。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当然，也有对其更进一步的阐述。如在尊奉判例为法律渊源的美国，其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斯塔克诉博伊尔一案中的赞成意见里说：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传统自由权利，就不允许妨碍其辩护的准备工作，并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惩罚。这一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不然，经过多年的斗争所获得的无罪推定，将失去其意义
。至于国际人权公约，不论是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还是《欧洲人权公约》等，则在规定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均将“公正审判”、“辩护权”等内容同时作了相应规定。因此，从有关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则，而是与保障司法公正、刑事被告人的权利的诉讼规则紧密联系的原则。从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来看，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例如，在欧洲人权法院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中，就将剥夺辩护权的情况，法庭审判时的偏袒，对被告人的刑事羁押时间过长等，均作为对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无罪推定的违反来处理。
通过对有关立法例的考察，对无罪推定的理解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突破了字面理解的局限：
第一，无罪推定的上述立法例表明，对这个法律术语的各种字面理解，实际上不过是某些立法例的翻版；而“无罪推定”一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有关立法例所表述的法律规定的简称。
第二，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1966年通过并于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承认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第三，对“无罪推定”的字面理解较之立法例的实际情况，更为抽象、贫乏。就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更为具体广泛；并且，还表现其不仅是一项孤立的法律原则，而且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法律规定有密切关系。就内容而言，如前面曾引证的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中，就包含有“经法定程序证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等项内容，而这是字面理解无法包含的；又如，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第11条第4项规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中，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其所包含的内容也超出了字面理解的内容。就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关系而言，如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而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无罪推定的第2款之前和之后的相关款项中，则规定了与无罪推定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有利于保障公正审判、被告人权利的内容。
通过对无罪推定的有关立法例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突破了对该项原则的字面理解，因而使理解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例如，无罪推定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该原则与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有着怎样的联系；该原则为什么会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等等。只有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无罪推定的含义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3、对无罪推定的性质的理解
对一事物性质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与他事物的联系中加以考察。要理解无罪推定的性质，就有必要搞清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关系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为此，先澄清如下两个事实：
第一，有罪推定并不象无罪推定那样，有明确的立法例可资证明。“有罪推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人们对封建专制下的刑诉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现象所作的原则性归纳。该原则的含义是：任何被指控为犯罪的人，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为罪犯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将刑事被告人宣告为罪犯，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为基础而设立并进行的。人们对有罪推定的这一原则性归纳，主要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下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这样一些现象：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被法院或其他有权作出判决的机关确定为罪犯，或象对罪犯那样可加之以刑罚；被告人是诉讼客体，不仅没有辩护权等各项诉讼权利，而且可以对其长期甚至无限期关押；缺乏公开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刑事诉讼实现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被告人的口供是证据之王，可用刑讯逼供等既不人道又不科学的方式获取，等等。
第二，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其专制野蛮的有罪推定刑诉制度而提出的。无罪推定从其被资产阶级提出开始，就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包含着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一系列内容。这从贝卡利亚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说明。被认为最早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意大利启蒙法学家切查利·贝卡利亚，在他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表述无罪推定时说：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而且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明，那就不应折磨无罪的人。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当时还仅限于对无罪推定进行理论说明和宣传。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将该原则规定为法律，并进而以此原则的精神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诉讼制度。如被告人具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经公正的司法程序；禁止刑讯逼供，并否定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口供及其他证据的证据效力；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有限制条件，等等。
上述两个事实喻示我们的有两点。一点是：对无罪推定含义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其对立面——有罪推定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虑，并进而将无罪推定不是作为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与刑诉制度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思想，才能获得有关这项原则的完整认识。另一点是：正由于无罪推定原则与刑诉制度的许多方面所具有的密切联系，才使这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受到世界多数国家普遍的重视和确认。实际上，无罪推定的思想萌芽早就有了。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
。然而，这一使人振奋的思想火花，毕竟没能划破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刑事诉讼制度的黑夜，留给我们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遗憾。探究起来，除受当时的社会制度制约外，这一无罪推定思想的萌芽，未能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中，也是重要原因。然而，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不仅提出了无罪推定思想，并且将其规定为法律，进而使之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里去。这是其刑事诉讼制度与封建刑事诉讼制度有巨大区别并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先进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中有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确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参考，与无罪推定原则有密切关系，那么，世界多数国家在其法律制度中普遍重视和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就不应是令人奇怪的现象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无罪推定”的含义应作这样的理解：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与有罪推定相同，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与刑诉制度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这项原则不仅在反封建斗争中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现代仍是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
二、 无罪推定原则价值构造
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则，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文化传统的界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性原则，并作为民主法治社会的制度性要素充分体现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之中。由此可见，无罪推定原则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公正性目标的实现，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深入探讨其内含的价值构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无罪推定原则的程序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一项与有罪推定相对立的原则，无罪推定需要在刑诉制度中反映其一系列的要求，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无罪推定对刑诉制度具体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哪些内容，在学术理论界却是一个虽经长期争论而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问题。详细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所应包含的全部内容，是本文篇幅所无法容纳的，但对其中的核心内容的说明，却是必要而可能的。笔者认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该原则对刑诉制度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既然无罪推定意味着被告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那么，刑诉法律制度应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就是其逻辑的必然。世界各国的现代刑诉制度，之所以大都赋予了被告人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广泛诉讼权利，并注重保障其实现这些权利，追本穷源，就因与其肯定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使被告人摆脱诉讼客体的地位，而具有诉讼权利主体的身份，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二，既然无罪推定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需经法律规定的程序，那么，刑诉法律制度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设立公正的诉讼程序并维护其不可违反的尊严，就是其应有之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而设立的公正诉讼程序的含义虽不易确定（因为各种不同司法制度所规定的司法程序繁多，且差异很大），但其中心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它与在有罪推定刑诉制度下，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普遍存在的司法恣意，是截然相反的，或者说制约司法机关的行为，使其司法活动既有助于实现客观公正，而又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对待，就是这种程序的基本要求。
第三，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是无罪的人，那么，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这一假定，就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对被告人的这一假定，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应由控诉一方承担；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应被禁止。对法院来说，这就意味着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应建立在确凿、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口供不再是证据之王；对被告人来说，既不应承担自认有罪的义务，而且虽然未能证明自己无罪，但如果控诉人的指控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对其无罪的假定即应转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无罪，那么，在判决前其不能作为罪犯来对待就应是该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刑诉中不应将被告人作为罪犯来对待，其中心思想是要求将限制被告人一系列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的诉讼强制措施，应予以严格限制，不仅应慎用，而且即使采用了，也应尽早结束这种强制措施，使被告人接受及时审判以确定其最终法律地位，任意关押、长期关押或无限期关押都不能允许。
以上论述表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诉制度所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内容，涉及到刑诉制度的各个方面：从被告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到司法机关的职责，从司法程序制度、强制措施制度到证据制度，都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制约。同时，无罪推定的各项要求并不是孤立存在、各不相干的，而是环环相扣，只有整体运作才能共同实现无罪推定原则。另外，对于刑诉制度中的那些体现无罪推定原则要求的规定，只有将其置于与无罪推定原则的联系中，才能认识其更深层的意义。
2、无罪推定原则的客观真实性价值
法律需要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法律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其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的客观性及其程度问题。就无罪推定的客观真实性而言，是与刑事诉讼的客观现实及其要求相联系的。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刑事诉讼的发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无犯罪痕迹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无犯罪嫌疑人，也就没有刑事控告。这一事实说明，旨在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一般都是以公安、司法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为前提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如果只从一个角度进行，就容易陷于主观偏面性，发生差错。无罪推定的价值体现为，在判决前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这就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对司法机关的认识提出了要求：它要求司法机关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时时注意自己对犯罪事实和刑事被告人的认识，是否有确实、充分的根据，以推翻法律的这种假定。无罪推定正反映了对司法机关提出的防止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客观要求。
其次，刑事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与国家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对抗。国家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的对抗，两者力量对比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差异不仅由于国家司法机关掌握着被告人不可能拥有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各种专门技术手段等因素而产生，并且由于刑事被告人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被剥夺或限制了其作为公民而具有的某些权利（如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扩大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的广泛诉讼权利，制约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虽然不足以也不可能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力量的对等，但有助于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前述的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假定，所具有的防止司法机关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功能，因为这种平衡而得到了另一重保障，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刑事诉讼有两项基本任务，即：发现、揭露、证实犯罪和犯罪人并正确适用法律对之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应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无罪推定对于实现这两项任务，具有不应忽略及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无罪推定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禁止刑讯逼供等，不仅有助于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识案件的客观情况。
因此，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基于刑事诉讼的这种客观实际情况，为保障公正、准确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而必须的，因此，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观真实性。然而，在某些对无罪推定原则心存疑虑的人看来，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无不是以认为有犯罪存在为前提的，若在判决前假定被告人无罪，则显然与刑事诉讼的这种实际情况不符。这是将无罪推定原则仅从字面含义上予以理解的结果。这种理解的错误在于，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将比实行有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更愚昧、更野蛮、更落后。因为依据有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尚且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而依据无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不再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任何人因此都将在被认为无罪的前提下受到刑事追诉。如果按照这种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所得出这种结论，当然是荒谬的。
3、无罪推定原则的社会价值
第一，刑诉制度的民主程度虽然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广泛程度，却是其中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民主总是需要具体表现为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特殊人物，其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充分与否，当然对刑诉制度民主程度的高低，有决定性意义。无罪推定要求确立被告人为诉讼主体，应具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就表明了它对刑诉制度的民主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虽然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然而，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的差异，从直观的意义上说，更鲜明地反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由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不同，人们也能够并且必然会对其文明程度作出判断。例如，法西斯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因盛行刑讯逼供，就是其被人们视为野蛮的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罪推定要求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来实现刑事诉讼追究犯罪的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对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等，实际上就是对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第三，如果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既要完成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又要注意避免使无辜者受刑事追究，是自刑事诉讼制度出现以后就产生的双重且往往是矛盾的任务，那么，如何协调完成这两项任务就是判明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行有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制度，注重的是完成前一项任务，后一项任务仅仅是前者的附属物。因此，宁可错捕错判有罪，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被告人，这是实行有罪推定的典型结果。而无罪推定则要求，从刑事诉讼一开始，就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因此要求司法机关从认识上，以及在司法程序的设立上，始终注意使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之累。因此，把两项任务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只要认识到存在错捕及错判有罪的可能，就不能捕，不能判有罪，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两种原则对这两项任务所产生的矛盾的不同处理方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应当看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并不是简单的仅以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来决定，其发展水平还要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必竟为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发展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来说，其积极意义应予以更进一步地肯定。因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例如，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未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又如，对于保障和实现辩护权具有重要意义的“先悉权”，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宣传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对于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早日批准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⑺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⑻ 樊崇义的学术成果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极主张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科学化与民主化，在诉讼程序的研究中，重点放在第一审程序关于审判方式的改革上，合著有《第一审程序论》；在诉讼证据的研究上，运用马列主义哲学观，以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对证据的概念、证明的规则、标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独创见解，提出法律真实和排他性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樊崇义教授参加了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其积极主张的统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则、坚持疑罪从无，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完善强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议均为立法所吸收。
樊崇义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在第七届国际反贪大会上《论反贪秘密侦查及证据力》的发言，1997年的中芬法制圆桌会议和中国－－欧盟法律研讨会以及1998年在华盛顿中美法治与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阐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均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1、《刑事诉讼指南》（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年2月
2、《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4月
3、《比较检察概论》（合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1年11月
4、《论证据》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89年12月
5、《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3年2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副主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5年7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释义与应用》 副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6月
8、《出庭公诉理论与实践》（合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6年5月
9、刑事诉讼法学系列丛书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
10、《第一审程序论》（合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年9月
11、《刑事诉讼法专论》主编 方正出版社 1998年12月
12、《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 （合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5月
13、《金融欺诈的预防与控制》 副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
14、《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合著） 台湾五南图书印刷公司 1996年11月
15、《中国法制改革》 （合著） 广角镜出版社 1994年
16、《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 法律出版社 1998年11月
17、《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 1、《法学教程》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刑事诉讼法学》 主编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89年1月
3、《刑事诉讼法学》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年
4、《刑事诉讼法学》（统编）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
5、《中国刑事诉讼法》（统编）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年
6、《外国诉讼法概论》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
7、《中国刑事诉讼法》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
8、《刑事诉讼法学》（统编）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至1999年连续修正并印刷九版
9、《刑事诉讼法学》新编 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 1、《论刑事诉讼中如何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 《法学研究》 1985.5
2、《论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学习与探索》 1985.6
3、《论刑诉二审如何参照一审进行》 《电大法学》 1985.12
4、《四川三县综合治理调查报告》 《中国法学》 1985.1
5、《对公诉案件调查后的处理》 《河南司法》 1985.12
6、《涉外刑诉程序初探》 《政法论坛》 1986.5
7、《试论律师辩护制度的中国特色》 《诉讼法论丛》 1985.1
8、《论法庭调查》 《法学研究》 1988.3
9、《论法庭审判中的审判长、公诉人和辩护律师》 《政法论坛》 1988.6
10、《略论台湾刑事诉讼法》（合著） 《法学研究》 1990.1
11、《模拟法庭为教学改革开路》 《政法论坛》 1989.2
12、《从苏俄刑诉原则看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法制日报》 1989
13、《论刑诉法学教学改革》 《高等法学教育》 1989
14、《刑事诉讼法学结构的思考》 《高等法学教育》 1991
15、《论法人犯罪案件刑事诉讼程序》（合著） 《政法论坛》 1993.3
16、《刑事诉讼职能论》（合著） 《现代法学》 1992.4
17、《法人犯罪被告人的确定》（合著） 《中央管院学报》 1993.4
18、《刑事审判程序的修改和完善》 《政法论坛》 1994.4
1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新走势》 《政法论坛》 1994.3
20、《市场经济与刑事审判模式改革》 1994刑诉国际研讨会论文
21、《退回补充侦查之研究》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10
22、《修改刑诉法的宏观思考》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94.3
23、《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1995年刑诉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24、《我国辩护制度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律师》 1996.3
25、《庭审改革与实务》 《法制日报》 1996.5.30
26、《更新观念，明确价值取向》 《法制日报》 1996.2.6
27、《反贪秘密侦查及其证据力》 载《第七届国际反贪大会文集》 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
28、《十六载的实践与探索》 《检察日报》1996.10.24
29、《即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广州法制报》1996.4.13
30、《两手抓的策略与方法》 《检察日报》1997.3.17
31、《论公开审判》 《法制日报》1997.12.19
32、《简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适用》，《政法论坛》1997.3
33、《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 《诉讼法论丛》第1卷
34、《简论金融诈骗案件的证据及侦查纲要》 《政法论坛》 1998.6
35、《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中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 《中国法学》1998.2
36、《我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刑事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合著） 《政法论坛》1998.3
37、《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变化》（合著） 《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4
38、《关于人民法院陪审员制度的建议》 《北京观察》 1999.10
39、《言词证据必须用实物证据检验》 《北京青年报》 1999.9
40、《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年》（合写） 《法制世界》 1999年第5期
41、《刑事诉讼法学回顾与前瞻》（合写） 《人民检察》 1999年第6期
42、《客观真实管见》 《中国法学》2000
43、《二十一世纪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新世纪检察》 2000年第1期
44、《中国刑事庭审制度改革与特色》（合写）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1期
45、《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检察日报》 2000年5月31日
46、《自由裁量与不起诉制度的完善》（合写） 《人民检察》2000年6月
47、《刑事证据前沿问题》（合写），《证据法论坛》第一、二卷；
16、 《关于诱惑侦查法律问题的对话》，《检察日报》2001年1月18日
17、 《公正与效率 辩证同一》，《人民日报》2001年2月21日 ◇ 樊崇义 李艳玲：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要论
◇ 樊崇义: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遵守的原则
◇ 樊崇义翁怡洁:监督、独立与司法公正关系之辨证
◇ 樊崇义: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有生机和活力的制度
◇ 樊崇义：人文精神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 樊崇义 张中: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
◇ 樊崇义、毛立华、李莉：私有财产保护入宪呼唤财产处置的法律正当性
◇ 樊崇义 刘涛：检察机关侦查权需要局部适当调整
◇ 樊崇义：确立诉讼预防的观念
◇ 重塑刑事司法的人文精神
◇ 俄罗斯刑事诉讼结构转向当事人主义
◇ 完善的诉讼程序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 “简化审”关键在于被告人配合
◇ 统一司法考试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影响
◇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司法体制 樊崇义教授1991年评为校级优秀教师，由他主持和领导的刑事诉讼教研室于1998年被评为先进教研室，本人评为校优秀教研室主任；主持的模拟法庭教学法 ，1990年被评为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作为第一主持人的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教学录象片1998年获司法部教学科研一等奖；1986年在《政法论坛》发表的《涉外刑诉程序初探》,获司法部第一届优秀科研奖；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获司法部一等奖；1998年2月在《中国法学》发表的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中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一文评为司法部优秀论文，并被中央党校编入《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宝典》；2000年1月在《中国法学》发表的《客观真实管见》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梓科研二等奖。
⑼ 陈永生的论文
1．《司法经费与司法公正》（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荣获中国法学会第三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2．《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必须突破的理论误区——与柯良栋先生〈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重视的问题〉一文商榷》（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荣获中国法学会第二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3．《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及准备程序研究》（与宋英辉教授合写，1.1万字），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
4．《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1.1万字），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
5．《两大法系法官制度之比较》（9千字），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5期；
6．《对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之检讨》（2万字），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
7．《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行为理论》（2.1万字），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
8．《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1.3万字），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9．《论辩护方当庭质证的权利》（1.3万字），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
10．《论辩护方以强制程序取证的权利》（1万字），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11．《论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1.8万字），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1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8千字），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2期转载；
13．《论直接言词原则与公诉案卷的移送及庭前审查》（1.7万字），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14．《论侦查权的本质与特征》（1.4万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
15．《论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9千字），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6．《我国未决羁押的问题及其成因与对策》（1.8万字），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4期；
17．《我国刑事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与樊崇义教授合写，1.4万字），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4期，司法部内参《司法行政法制工作通讯》第二号转载，人大法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0年第10期转载；
18．《论我国刑事二审审理方式之改革》（9千字），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
19．《慎重对待沉默权》（7千字），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6期；
20．《论侦查公开》（9千字），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2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参《刑事法理与案例评析》转载；
21．《论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原则》（1.1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2．《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契合与背离》（1.7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3．《论检察机关的性质》（1.7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4．《侦查体制比较研究》（1.1万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获全国第四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25．《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检察机关之比较》（与宋英辉教授合写，1.4万字），载《中央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人大法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1期转载，《检察学论丛》2000年第1期收录；
26．《公正：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最高追求》（与樊崇义教授合写，8千字），载《中国司法鉴定》2002年第2期。
27．《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比较研究》（4千字），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0第3期；
28．《论陪审制》（与姜小川教授合写，5万字），载陈兴良教授主编：《刑事法评论》第7期；
29．《刑事程序中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3.8万字），载陈兴良教授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期；
30．《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编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的修改建议与说明》（与陈光中教授合写，1.9万字），载《诉讼法论丛》第11卷；
31．《秘密监听之研究》（9千字），获首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第八届研究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二等奖，《诉讼法论丛》第5卷发表；
32．《诉讼平衡论》（1.8万字），载《诉讼法学研究》第4卷；
33．《论法律真实》（与锁正杰合写，2.2万字），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
34．《刑事证据前沿问题研究》（与樊崇义教授等合写，9万字），载《证据法学论坛》第1、2期；
35．《交叉询问制度研究》（与樊崇义教授合写，1.6万字），载《中国司法审判论坛》2001年第1期；
36．《对刑讯逼供的三重分析》（9千字），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37．《中国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冲突及解决》（8千字），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2期，人大法学复印资料《国际法学》1998年第4期转载，并获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第七届研究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优秀论文二等奖，98年“华增”科研奖学生类三等奖；
38．《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检警关系的影响》（4千字），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22期；
39．《论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4千字），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被评为《人民检察》2003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
40．《论侦查的期间限制与疑案处理》（4千字），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12期，被评为《人民检察》2002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41．《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5千字），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9期；
42．《交叉询问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与樊崇义教授合写，5千字），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12期；
43．《历史视野中的刑事质证权》（8千字），载陈光中、汪建成、张卫平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修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44．《科技证据的法定化》（与樊崇义教授合写，1.1万字），载《南都学坛》2005年第2期；
45．《国外陪审员如何“陪审”》（2千字），载《环球》2005年第11期；
46．《对我国刑事诉讼相关问题之检讨》（3万字），载陈兴良教授主编：《中国死刑检讨》，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47．《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具体应用》（1.1万字），载《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1辑（总第13辑）；
48．《论补强证据规则及其具体应用》（7千字），载《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2辑（总第14辑）；
49．《论推定规则及其具体应用》（8千字），载《刑事司法指南》2003年第3辑（总第15辑）；
50．《科技证据及其运用》（7千字，与樊崇义教授合写），载《刑事司法指南》2004年第3辑（总第19辑）；
51．《从口供本位到物证本位》（与樊崇义教授合写，6千字），载《检察实践》2000年第3期；
52．《论侦查终结》（7千字），载《湖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53．《论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完善》（7千字），载《法大成人教育》1998年第4期，并被樊崇义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专论》一书收录；
54．《一事不再理与中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解决》（6千字），载《研究生法学》1998年第1期；
55．《论反贪侦查模式的转换》（4千字），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
56．《论当庭认证》（3千字），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12月18日第3版；
57．《错误该由谁证明》（2千字），载《南方周末》2000年6月23日第5版。
58．《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1.7万字），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58．《死刑与误判——从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出发》（2.4万字），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
⑽ 卢建平的主要作品
1. 《比较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经济犯罪与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研究》（副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经济犯罪与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国际化及其对策研究》（副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金融法律实务》（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新刑事诉讼法释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外国法制史——法国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7. 《比较犯罪学》（合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8. 《经济法》（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年版
9. 《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副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 《经济法》第2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网络犯罪》，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12. 《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 《刑事政策与刑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第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解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6. 《刑事政策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 《挪用公款罪专题整理》（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 《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产权犯罪与防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 《刑事疑难案例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0. 《当代刑法学》（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 《外国刑法学总论》（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2.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23. 《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执行主编），2009年版
24. 《刑法学各论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 《不起诉实务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 《新刑法理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
2. 《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中文类
1. 《要重视对我国国内法律冲突现象的研究》，载《法学研究动态》1989年
2. 《西方国家的法律膨胀现象》，载《法学研究动态》1989年4月
3. 《西方国家刑法发展的新趋向》，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2月
4.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载《浙江大学学报》1990年6月
5. 《行政监察法初探》，载《浙江大学学报》1992年9月
6. 《论行政刑法的性质》，载《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9月
7. 《论经济合同法的修改》，载《法学》1994年5月
8.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新里程碑》，载《浙江检察》，1996年
9. 《论中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载《刑法修改建议文集》，1996年
10. 《论犯罪经济人》，载《犯罪问题研究》，1996年
11. 《论法律与经济秩序》，载《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
12. 《法治与人性》，载《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 《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载《法学研究》，1997年
14. 《国有企业现状之法律分析与对策建议》，载《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
15. 《始发与未发-谈刑事侦察工作方针》，载《公安学刊》，1997年
16. 《经济国际化对犯罪国际化的影响》，载《浙江学刊》，1997年
17.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载《人民政权报》，1997年10月31日
18.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理论视野》，1997年
19.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治观》，载《理论视野》，1997年
20.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年
21. 《社会防卫思想》，载《刑法论丛》，1998年
22. 《论法治国家与刑事法治》，载《法学》，1998年
23. 《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刑事法专论》上卷，1998年
24. 《洗钱犯罪比较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
25. 《知识经济的法律调整》，载《知识经济与创新》，浙大出版社，1998年
26. 《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身份问题》，载《人民检察》，1999年8月
27. 《面临有组织犯罪挑战的刑事司法体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6期
28.《评中国的刑事法律改革》（法文De la reforme pnale en RPC），法国《L’Astre》,1999年
29. 《不正当竞争的经济和制度分析》，载《浙江大学学报》1999，3
30.《科学研究自由的法律评价》，载《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6月
31.《中国刑法的国际化》（英文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riminal Law），Symposium o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Sept. 2000
32. 《法的世界化-机遇与风险》，载《法学家》，2000年8月
33.《洗钱犯罪与我国反洗钱立法》，载《检察日报》，2001年3月13日，
34.《非专业主义与刑法学的发展》，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06-419页，
35.《被告单位参与刑事诉讼方式研究》，载《法学家》2001年10月第5期，第30-40页
36.《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4日
37.《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1期，61-68
38.《需要一种正确的犯罪观》，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38-40
39.《做一个社会型的富人》，载《新财经》杂志2002年8月1日，第37页
40.《平庸的邪恶与盲从的犯罪》，2002年10月16-19日刑法学年会论文
41.《刑事政策视野中的黑哨问题》，载《刑法评论》第1卷，2002年10月，9-14
42.《从“黄碟案”看刑法的界限》，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22-26
43.《论医疗事故罪的几个问题》，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74-77
44.《从国际社会废减死刑的进程看我国非暴力犯罪死刑废止问题》，载《法制日报》2003年6月26日理论专刊
45.《非专业主义与刑法学的发展》，载《现代刑事法治问题探索》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26-35
46.《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研究》，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69-75
47.《刑事政策的概念与方法》，载《中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8.《刑事政策学的基本问题》，载《法学》2004年第2期
49.《有组织犯罪刑罚之比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 期，83-87
50.《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载《浙江学刊》2004年3期，
51.《两大法系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理论比较》，载《经济刑法》（2），2004年5月
52.《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的完善》，载《法制日报》2004年6月17日
53.《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制：接轨与完善》，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04年8月25日第4版
54.《死缓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及其扩张》，载《法学家》2004年第5期
55.《受贿罪不能有起步价》，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5日
56.《刑法宪法化》，《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4期，6-9
57.《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贿赂犯罪的立法发展》，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3期
58.《民意与死刑适用》，载《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五卷，107-109
59.《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是错误》，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7期
60.《死刑核准权的法律冲突》，载《燎望东方》2005年3月25日
61.《应加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载《法学家》2005年第3期，24-27
62.《作为治道的刑事政策》，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58-66
63.《贿赂犯罪十问》，载《人民检察》2005年7期（上），24
64.《重罪轻罪的划分及其意义》，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22-25
65.《死刑适用与民意》，载《刑法评论》第8卷，2005年10月，78-91
66.《独具特色的芬兰刑法制度》，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110-118
67.《什么是信用》，载《法制日报》，2006年2月9日
68.《生命权的优先该如何体现》，载《法制日报》，2006年2月9日
69.《论刑事政策（学）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4期，16-22
70.《论中国废除死刑的路径选择》，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45-55，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全文转载，2007-2
71.《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载《法律科学》2006第5期，69-76
72.《国际人权公约视角下的中国刑法改革》，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5期，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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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关注调查报告，加强国际交流》，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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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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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选择的智慧与利益的博弈》，载《中国审判》2009年第6期，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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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文：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载日本北海道大学《北大法学论集》第60卷，第6号，2010年3月，第248-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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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韩文：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载《比较刑事法杂志》韩国比较刑事法学会，2010年第1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