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
⑴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有哪些
证据的种类,是指表现证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形式,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了刑事案件证据的八个种类,分别是:(一)物证,是指以其物质属性、外部特征、存在状况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二)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三)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四)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内容主要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已无罪、罪轻的辩解。(六)鉴定意见,是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⑵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内容是
第四十八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⑶ 证人在刑事案件侦查期间的义务是
法律分析:1.有作证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证人在接到公、检、法机关的作证通知后,应当按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及时到场接受询问。如果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到场的,应当事先向有关司法机关说明情况,不能无故不到。2.如实作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8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要负法律责任。3.出庭接受询问、质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证人在接到出庭通知后,应当按期出庭作证。在法庭上,证人应当接受法庭的询问和各方的质证。4.遵守法庭秩序。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要遵守法庭秩序。5.保守秘密。证人对司法机关所询问的情况以及所陈述的内容,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第六十二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⑷ 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中国刑事诉讼法》电子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
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磁性介质之中,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诉讼证据。反对电子证据作为诉讼证据的人认为,电子证据可能由于人为因素以及网络环境和技术限制等原因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情况。但是其他传统类型的证据在真实性、可靠性方面也不是没有弊端的。例如,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行政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些规定表明任何证据都有其脆弱性,因此需要“查证属实”。依此逻辑,电子证据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与其他证据一样成为诉讼证据。
二、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的书证
传统的书证是有形物,除可长期保存外,还具有直观性、不易更改性等特征,如合同书、票据、信函、证照等。而电子证据往往储存于计算机硬盘或其他类似载体内,它是无形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呈现出与传统书证不同的特征。
首先,电子证据保存的长期性、安全性面临考验,计算机和网络中的电子数据可能会遭到病毒、黑客的侵袭、误操作也可能轻易将其毁损、消除,传统的书证没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其次,电子证据无法直接阅读,其存取和传输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体系的支撑,如果没有相应的信息技术设备,就难以看到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提取电子证据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传统书证;再次,虽然传统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也容易被改变,在司法实践中亦曾发生过当事人从利己主义考虑,擅自更改、添加书证内容的现象,但是作为电子证据的电子数据因为储存在计算机中,致使各种数据信息的修正、更改或补充变得更加方便,即便经过加密的数据信息亦有解密的可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的查证难度是传统书证无法比拟的。
三、电子证据 不宜归入视听材料的范畴
诉讼法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从电子证据的可视性、可读性出发,对视听材料作出了扩大解释,突破了视听材料关于录音带、录像带之类证据的局限,把电脑储存的数据和资料归于视听材料的范畴。但是,视听材料在证据法中的地位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印证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说,视听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还必须结合其它证据来考察。正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材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把电子证据归于视听材料的人认为,这是电子证据易于被伪造、篡改、拼接,且难以被觉察和发现的特点所决定的。事实上,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领域值得探讨。
四、正确认识与电子证据有关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联合国贸法会采用了功能等价方法,以使电子证据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并且对“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主要考虑到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会制约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事实上,英美等国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的现实,也已突破了传统证据法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多是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如德、奥、瑞典等国)或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中国),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接纳上看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五、《新刑事讼诉法》中已将“电子数据”列为证据种类之一
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新刑事讼诉法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⑸ 未成年人能不能出庭作证,有没有作证的权力
我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儿童受教育等权利的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儿童证人作证问题,只有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作了粗略规定,主要有: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证人资格):“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规定:“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第146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遵循以下规则:……;不得以诱导的方式提问;(三)不得威胁证人;(四)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61条规定:“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询问中涉及证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0条规定:“询问未成年的证人、被害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92条规定:“询问中,涉及证人、被害人的隐私,应当保守秘密。”
由上述可见,我国关于儿童证人的立法主要限于儿童证人的资格、被询问时允许代理人在场方面,其他方面的规定与普通证人并无区别,对儿童证人权利制度的立法在内容上显得极为匮乏,这说明,我国儿童证人制度的立法没有考虑到儿童这一特殊主体的需要。
⑹ 浅论如何将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作为刑事诉讼证据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所谓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是指以刑事执法机关为中心,将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的涉罪行为依法吸纳到刑事司法程序中来的办案协作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主要涉及三机关的相互关系,即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两两衔接关系。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关系:行政执法机关应向公安机关移送发现行政相对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公安机关应向检察机关移送其在治安管理过程中发现的以及行政执法机关向其移送的行政相对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三是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行政执法机关应向检察机关移送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此外,在我国,还存在一类特殊的衔接关系,即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纪检监察机关依照法律授权,有权查处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其在发现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有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时,应移交检察机关处理。由于纪检监察机关中的监察机关属于行政机关,因此对于其收集保全的证据,为了便于论述,也一并放入行政执法证据中加以分析。
二、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从表面上看,是行政执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从本质上讲,它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所决定的。
(一)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领域内,以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经济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被激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权力相结合,致使借公权获取私利的职务型经济犯罪急剧增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已成社会“公害”,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愤慨。行政机关正具有采集行政相对人违法犯罪证据的行政执法优势,易于发现揭露经济犯罪的案件线索。特别在当前挪用、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不减,违规决策造成严重损失浪费、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等重大经济犯罪时有发生的时候,审计证据对促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是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办案效率的现实需要
效率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价值目标,已经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个发展趋势。它要求以最小的诉讼成本取得最大的诉讼效益,但在目前我国的查办的行政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中,行政机关查清违法犯罪事实,获取有罪证据之后,司法机关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还必须重复调查取证。其弊端在于,一方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本来就十分紧缺和有限的办案资源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同时增加了被调查单位和证人的负担,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机关和不同的人员采用不同的方式重复调查同一问题,也容易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侥幸心理,推翻已经作出的供述。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极大地优化了资源配置,减少重复调查取证带来的负面影响,必将成为降低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的有效方式和最佳选择。
三、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的理解
(一)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主体的理解
行政执法机关的范围非常广,除了工商、税务、质监等行政执法机关外,公安机关和各级政府的监察部门也都有行政执法职能。而公安机关同时又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监察部门也负责职务犯罪的大量前期调查工作。如此一来,很可能会导致侦查程序前置,或者出现在刑事立案前大规模采用行政手段收集证据等情况;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查处具体案件时,从行政权行使的角度,可以视为监察部门的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所以其收集的实物证据可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据此,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必须有执法权。
(二)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方式的理解
新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两法衔接中证据是否可以转化及其转化方式,只是规定了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笔者认为原则上由不适格主体收集的各种证据材料不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材料使用,并对于不同形式的证据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转化。
对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材料经依法审核属实后作为刑事证据材料使用。虽然新的《刑事诉讼法》然只列举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四种实物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但后文却以“等”字兜底,其意旨在表明物证、书证、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均可核实后转化为刑事证据材料。之所以对实物证据采用审核属实即“核实”转化的方式无外乎“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不易失实”。新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提及对于言词证据的转化方式,有的学者提出,对两法衔接中的言词证据转化采用原则加例外的形式:“例如非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以前依照有关行政、纪检、监察等条例规定程序制作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犯罪嫌疑人供述适用。但如发生被调查人员死亡、出境等无法取证的特殊情形的,应当经侦查机关依法对原取证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符合行政、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调查取证规定)调查核实后予以继续使用,等等。”笔者认为新的《刑事诉讼法》对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言词证据是先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然后依据刑事诉讼法律规定重新制作收集。但是,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由司法机关依情况先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灵活取舍某些言词证据作为两法衔接证据转化中直接排除的例外,如对于那些经审查确实是依法定程序收集的,确因当事人或证人死亡、下落不明等不可抗力而无法再收集的言词证据,可作为刑事证据材料使用。
(三)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结果的理解
通说的证据和定案的根据是同一个概念,即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形式均为证据资料,这些材料未经查证属实之前,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所以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此思路,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明确了刑事司法中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区别与联系,可以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这八种证据形式只是证据材料;而这些证据材料经过查证属实方为司法机关定案根据的证据。但是,《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中提及的“证据材料”和“证据”并非分别与上述刑事司法中的“证据材料”与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一一对应。从新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一、二款规定来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首先规定公安司法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然后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证据,随后才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从本条表述的承接逻辑顺序分析,此处行政机关移送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给公安司法机关的行为,只是“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中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也与行政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行为过程中对涉嫌犯罪行为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相对应)。而这些移送的证据材料只是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的证据材料,还不是刑事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公安司法机关转化,符合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后才可能作为刑事证据材料使用。可能还会有人提及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关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表述,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规定正好契合。其实不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前提是必须经过公安司法机关通过核实、重新收集等方式转化后,并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方可作为刑事证据材料使用。而这些核实后的刑事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作为证据使用”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作为定案的根据”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只是行政执法证据材料,在经公安司法机关转化后方可成为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的刑事证据材料,而不是“作为定案的根据”的刑事证据。还要强调的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只是一个授权性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需要转化、是否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应由公安司法机关确定。
四、新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其实在现实的办案工作中,公安机关、渎职侵权工作对行政执法的依附性似乎更强一些,因为很多行政执法证据取得后,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确定是否可以立案侦查,行政执法证据本身就直接指向被举报人,本身就是案件的关键证据,比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证据,质监部门的行政执法证据就很关键;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证据就很关键;渎职犯罪案件中的很多案件,就很大程度依赖税务、食品监督、环保、林业等许多行政执法证据。在这里,笔者只对行政执法证据对反贪办案的影响进行展开阐述。
(一)行政执法证据对反贪办案的积极方面
1、行政执法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直接从行政执法机关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反贪的工作量。
2、我们反贪初查案件线索,一般不得直接接触被调查人被举报人,而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可以直接接触相关人员,且相关人员在思想意识上比较松懈,容易调取相关证据,为我们决定是否立案提供了更多的依据、也更强化了证据。
3、我们可以通过查看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案卷,从中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并同时获取相关证据。
(二)行政执法证据对反贪办案的消极方面
1、对我们反贪办案而言,很多行政执法证据并不直接针对被举报人。因为我们反贪办案的主体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在行政执法中,查处的一般是被举报人所对应的相对人。比如:我们要查办一个挪用案,被举报人是某国家工作人员,而工商部门查处的是某公司使用被举报人挪用的资金注册后又抽逃资金的案件。再比如:我们要查办一个药监部门领导的受贿案,而药监局查处的是某医药企业生产、销售假药,却获取了药品生产批号的问题。在取得这些行政执法证据的同时,也可能惊动了我们想要立案查办的被举报人,导致被举报人提前销毁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等情况。
⑺ 《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制度是怎样的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⑻ 如何看待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一,证人证言历来受到广泛重视。一个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器官对案件客观情况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实陈述,不同于其它刑事证据,具有不可选择性。由于感知是证言形成的基础,只有亲自感知了案件事实的人才能成为证人,因此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证人都是特定的。①作为不可替代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1996年全国人大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庭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强化了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作用,调动了控辩双方在庭审活动中的积极性。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来看,新的庭审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突出表现为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既使提供了证词,也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据《检察日报》的调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1997年共审查起诉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1998年该检察院共起诉197件277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这种状况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心理作用,但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证人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二、我国证人制度的现行立法
目前,我国并无关于证据制度的专门立法,有关证人作证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各个章节和相关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证人资格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2)证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1、 证人诉讼权利
(1)证人有权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提供证言,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证人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保障自身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刑法》对上述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即第306条妨害作证罪、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等。
(3)证人有权向司法机关要求补偿因到案作证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减少的劳动收入。
(4)未成年证人的特殊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专门规定,询问不满18岁的未成年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证人在侦查期间有权要求对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个诉讼阶段对自己报案、举报的行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作证的权利,有在开庭前三日内获得出庭通知的权利,以及开庭后查验、核对自己证言的法庭笔录的权利等。
2、证人诉讼义务
(1)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2)证人有向司法人员如实陈述和回答所题问题的义务,即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证人不仅有作证的义务,而且必须如实提供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还规定了证人有义务保守司法机关向其询问的情况以及他所称述内容的秘密,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义务。
3、 证人证言效力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也就是说,证人证言要得到法院的采信,必须经过当庭质证。
4、证人不出庭作证条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2条规定:“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三、现行法律证人制度分析
我国关于证人的立法,虽然对证人资格、权利及保障、义务及责任等都作了规定,初步形成了证人制度的轮廓,但是规定极为粗略,条文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的弊端显而易见。
(一)证人权利、义务规定的缺陷。《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作证是证人的一项义务。权利和义务相一致,是法学基本原理。因此,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总是与其作证应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法律义务的履行又总是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制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和对不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制裁,与证人承担的作证义务相比是不对等的。具体表现在:
1、证人权利保障的缺陷,即证人保护上的缺陷。
(1)对证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相应的保护运行机制。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对其阻挠、侵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证人的人身权利保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从上文可以看出第49条规定了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我国刑法对此类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但是,这些规定一般只限于对证人事后的保护,即证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后司法机关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由于缺乏相关的保护运行机制,且未规定对证人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证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难以落实。对证人的财产也缺乏保护。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内容不仅应包括人身权利的保护,而且还应包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目前此方面无相应规定。
(2)未规定作证的经济补偿。证人到指定地点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如花费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误工费,对此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均未确定是否应当补偿、由谁负责补偿以及如何补偿等。
(3)证人的特殊保护是空白。如证人对于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是否有权拒绝回答没有明确规定。至于国际上较为普遍的证人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等,毫无涉及。
2、对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证人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如果证人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法律制裁。刑法设立了伪证罪,但无法约束拒不作证行为。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隐匿罪证的,应当依法处理。《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隐匿罪证的,以伪证罪论处。但对拒绝作证的情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制裁措施。目前,我国刑法只对特定案件中拒绝提供证言规定了的法律责任。刑法第311条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规定只适用间谍案,且是在侦查阶段证人拒证的情况,所以对确保证人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的作用有限。对证人拒不配合,无法律规范约束,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为例,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42条作出规定:“对证人,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获取证言。”但由于缺少对证人相应的制裁措施,侦查机关对证人拒不配合的各种行为,毫无对策。侦查机关能否用何种措施使该证人到案,法律无明文规定。故虽然条款的规定约束了证人,而实则无具体条文规定给予保障。
可以说,立法上对证人作证行为的性质采用双重标准,对证人作证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又不对等,使得证人制度明显的存在缺陷,并导致这种缺陷成为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
(二)立法相互矛盾,导致证人出庭具有可选择性。司法实践中证人制度出现的最大问题体现在证人不出庭作证、拒绝出庭作证,证人在庭前的陈述在法庭审理中大量使用,导致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难以证人当庭的证言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第48条虽然都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无论是实体规则还是实施规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处。
从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已经确立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笔者对此条的理解是,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37条第2款也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这样,相关规定证人也可以不出庭。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所以,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我国没有严格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行为,在证据效果上没有体现。换言之,证人庭审前的陈述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采信。因此,检控方也缺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力。”② “这无疑是导致证人不出庭在我国成了司法实践的痼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矛盾直接限制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有效运行。”③
四、证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当然,目前我国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除了立法上的原因还有证人自身的观念上、司法办案人员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彻底解决证人制度上的问题,绝非易事。除了要加强法制宣传,增强证人的作证意识和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外,关键的是要解决法律规范的完善问题,也就是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制度,制定专门的证人作证法规或规则,对证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首先,应明确规定言词原则,即审判长必须依据在开庭审理时经口头陈述、口头辩论的事实作出判决。二是平衡证人的权利和义务。给予证人与义务对等的权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设置证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对负有法定出庭义务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经教育后仍不履行义务的可以根据其情节的轻重,采取如拘传、罚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规范证人作证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提供的证人,都应由法院负责保证证人到庭,改出庭通知为传票方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五是应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目前,对证人的保护只有原则规定,没有具体措施,且这种保护只是一种事后制裁,因此法律应具体规定对证人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另外,还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权和具体经济补偿项目。
要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综合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和司法实践,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既有实体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学界进行了详尽的探讨,笔者在这里就不进行赘述了。
⑼ 刑事见证人须何条件
目前的法律对见证人的要求是:1、与案件无关;2、为人公正。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见证人选择标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12条规定:"勘验时,人民检察院应当邀请二名与案件无关的见证人在场。"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第4条第三项中规定:"现场勘查必须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关,为人公正的公民作为见证人,公安司法人员不得不充当见证人。"
据此,可以归纳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见证人的要求是与案件无关、为人公正。
这一规定显然忽视了对见证人见证能力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见证活动是通过眼、耳、脑对见证对象感知观察,并结合对见证对象法律意义上的理解,而予以作证,因此,见证人的作证能力要比一般的证人的要求高。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未将见证人纳入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其实,见证人应当是单独作为诉讼参与人的一种,以此保证见证人地位的中立性。
(9)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扩展阅读:
《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对见证人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而言,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刑事诉讼活动的见证人:
1、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具有相应辨别能力或者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2、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利害关系:
一是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包括与被告人、被害人或者其他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如系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包括本人和本人的近亲属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某种利害关系。但是,虽然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但不会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员,可以担任刑事诉讼的见证人。例如,为了收集犯罪证
参考资料:网络-刑事证据
⑽ 证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有哪些
能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
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10岁的小孩的精神方面发育应当还是具备一定辨别能力,可以作为证人,但是其证据力相对较弱。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辨别,
证人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1.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与诉讼权。证人享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证言和参与诉讼的权利。对于不
通晓当地通用的语盲文字的证人,司法机关应当为其提供翻译。对于某些聋、哑的证人,应当允许他们采用
聋、哑手势提供证言。在聋、哑的证人作证时,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到场进行翻译。
2.陈述权。证人享有不受威胁地充分陈述的权利。如果经过回忆,还可以补充陈述或修正原先的证言。
3.控告权。对于司法人员的侵权行为或者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
4.人身自由权。证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其人身自由不得随意加以限制。如果证人由于作证而受到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侮辱、诽滂及打击报复的,有要求对行为人予以制裁的权利。
5.要求保密权。刑事案件的报案人或举报人,有权要求对其姓名和报案、举报的行为保守秘密。
(二)证人的诉讼义务
证人应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1.有作证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证
人在接到公、检、法机关的作证通知后,应当按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及时到场接受询问。如果确有特殊情
况不能按期到场的,应当事先向有关司法机关说明情况,不能无故不到。
2.如实作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8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
要负法律责任。
3.出庭接受询问、质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证人在接到出庭通知后,应当按期出庭作
证。在法庭上,证人应当接受法庭的询问和各方的质证。
4.遵守法庭秩序。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要遵守法庭秩序。
5.保守秘密。证人对司法机关所询问的情况以及所陈述的内容,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并且规定了“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
证据的,要负法律责任”,但是,对于拒不作证的,却并未规定相应的制裁办法。因此,在我国,不能强制
证人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