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治理理论行政法
1. 依法行政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Rule of law)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 ,超越法律活动 ,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 ,政府服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法治不等于“用法来治”(Rule by law) 。“用法来治”是把法单纯作为工具和手段 ,政府运用“法”这一工具和手段来治理国家 ,治理老百姓。单纯“用法来治”的实质是政府高于人民 ,人民服从政府 ,因为政府以治者居 ,人民被视为消极的被治者。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意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 ,受法之拘束。德国行政法学者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三项内容:(1)法律创制。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运作、产生绝对有效的拘束力 ,行政权不可逾越法律而行为; (2) 法律优越。指法律位阶高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 ,一切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皆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 (3) 法律保留。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 ,必须由立法机关透过法律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 ,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日本学者认为 ,依法行政在具体制度形式上体现为三项要求:(1)建立议院内阁制、议会制的民主主义 ,通过国会对行政进行政治限制; (2) 在这一前提下 ,行政立法、行政处分和行政程序中 ,存在着立法优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统制问题 ;(3)通过法院对行政进行司法方面的事后救济 ,而不限于行政监察之类的行政内部监督。
在我国 ,依法行政原则主要包括下述要求:
首先 ,依法行政的“法”,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但在所有这些法的形式中 ,宪法的效力最高 ,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 ,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在下位阶法的原则、内容与上位阶法发生冲突时 ,执法机关应适用上位阶法而不应适用与上位阶法相抵触的下位阶法。依法行政首先要求依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章只有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时 ,才能作为
行政行为的依据。
其次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规定行政。政府不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 ,不严格依法律规定行政,就不是法治政府。但是 ,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规定行政。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依法的原理、原则行政。这是因为 :其一 ,法律的具体规定是有限的 ,而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是无限的。特别是现代社会 ,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复杂 ,法律不可能对每一项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 ,法律不能不给政府的行政留下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对于自由裁量行为 ,依法行政对政府的要求是依据和遵守法的原理、原则 ,如公开、公正、公平、诚信、信赖保护、考虑相关因素和不考虑不相关因素等[10 。其二 ,法律规定是受法的原理、原则支配的 ,法的原理、原则不仅指导立法 ,即指导法律的制定 ,而且也指导执法、司法 ,即指导法律的执行和法律争议的裁决。因此 ,政府实施行政行为 ,包括实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 ,都不仅要依据法的规定 ,而且要依据法的原理、原则。否则 ,如果行政只拘泥于法的文字 ,拘泥于法的具体规定 ,机械依法 ,其行为就可能背离法的目的 ,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其三 ,法律规定适用于社会事实是需要解释的。在很多情况下 ,具体法律规定的涵义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和唯一的。在法律规定涵义不十分明确 ,人们对之存在多种理解的情况下 ,执法者如何确定相应法律规定在具体情境中的涵义 ,就必须依据法的原理、原则。否则 ,政府如果可以脱离法的原理、原则而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 ,其就不再是法治政府而是专制政府了。
第三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律规定行政,而依法律规定行政又首先要求依行政管理法的规定行政。政府不严格按照行政管理法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和限度办事 ,自然谈不上依法行政。但是 ,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政府依行政管理法的规定行政。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依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行政组织法规定政府的职责、职权。政府违反行政组织法的规定就会越位(即政府内部越权) 、错位(即政府外部越权) 、缺位 (即政府不作为) 。行政程序法规定政府行为的方式、过程、步骤 ,政府违反行政组织法的规定就会导致专断和滥用权力。可见 ,依法行政既要求政府依法定行为规则行政 ,还要求依法定职权和依法定程序行政。
第四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对行政相对人依法实施管理。因为“行政”的基本涵义就是管理 ,没有依法管理自然谈不上依法行政。但是 ,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政府对行政相对人依法管理。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自身守法 ,要求政府依法提供服务和依法接受监督。政府守法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因为法治首先是依法治官 ,依法规范政府和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 ,而不是首先 ,更不是仅仅依法治民 ,只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至于政府依法提供服务和依法接受监督 ,乃是政府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为行政意味着管理 ,而管理在法治社会则意味着服务;依法行政意味着依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执行公务 ,而依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执行公务则意味着接受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施的监督。政府脱离人民的监督 ,其权力就必然被滥用 ,人民的意志就必然被蹂躏 ,人民的利益就必然被侵犯。
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的条件下，坚持和实行依法执政，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依法执政是什么意义上的原则？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执政原则，但它主要是作为一项政治原则，还是同时作为保障和规范执政行为的法治原则？如果依法执政主要是作为一项政治原则，它的指导地位是崇高的，它的权威性是极大的，但比较抽象。如十二大党章规定的"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主要是一项政治原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指导性。又如，依法行政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它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具有明确而具体的可操作性。如果依法执政不仅是一项政治原则，同时也是作为保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规范执政行为的法治原则，就应当由宪法对其做出原则性规定，并由法律法规对各种类、各层级的执政行为做出明确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以保证依法执政得到具体实施。
2．依法执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依法执政如果是针对过去以政策、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执政而言，那么，它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执政的法律规则或法定程序的问题，解决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问题；依法执政如果是针对如何保障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规范执政行为而言，那么它所要解决的主要就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程序的问题；依法执政如果是针对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那么它所要坚持的主要是思想教育、制度机制、行为规范等的问题；依法执政如果针对党政关系，那么它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相互关系中的职能、权力和体制等问题。我认为，依法执政要综合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而关键是要保证党的领导，解决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以及执政的权威性、合法性等问题。
3．依法执政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依法执政的主体。这种主体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的特点，因为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政党；因为中国不搞两党制、多党制。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各地省委、市委等都是依法执政的主体。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各级党委、党委的有关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等）、党组、相当级别的党员领导干部，它们能不能作为依法执政的主体，享有依法执政的各项权力和权利，承担依法执政的相关责任和义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它们在什么条件下构成依法执政的主体？
4．依法执政的具体法律依据是什么？目前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营工业企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国防法、工会法等笼统地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相关内容。对于执政党的各种主体而言，应当具体依据哪些法律依法执政？对此有两者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考虑制定一部《政党法》（或者叫做《政党活动法》），以调整和规范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执政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对于是否制定中国的政党法，我的倾向性意见是否定的。因为，其一，外国制定政党法是以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为前提条件，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不具备制定政党法的前提。其二，其他国家制定政党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政党关系、控制政党行为、规范政党活动、防止政党破坏宪政体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先进性，决定了它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我国不需要制定一部以防范共产党为宗旨的政党法。当然，我们党坚持和实行依法执政，应当重视研究国外政党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另一种意见认为，执政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执政行为，应当以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为依据；在国家政权机关中担任职务的党员干部，应当依照法律履行其法定职责。而执政党内部的管理和建设活动，则以执政党党内的"党规党法"作为依据。这就要求，执政党内部的规范体系与国家的法律体系两者之间应当保持一致，不能存在冲突和矛盾。如果出现冲突，应当有协调解决的程序和机制。
5．依法执政在制度设计上如何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在执政党的政策与国家宪法法律的关系上，应当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强调重大决策与立法的紧密结合和协调统一。在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上，应当坚持人民至上，强调执政党通过国家政体来实现领导和执政。在执政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上，应当坚持依法行政，强调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在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应当坚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上，应当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参政，坚持一切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6．违法执政是否承担和怎样承担法律责任？社会主义法治坚持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法定权力越大，法律责任也就越重。违法执政是否承担和怎样承担法律责任，这个问题与依法执政的主体相关联。享有执政权力的主体，如果实施了违法执政的具体行为，产生了违法后果---例如某个地方党委或其部门（组织部---用人失察、政法委审批个案）的决策或决定出现重大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时，应当怎么办？其一，这种违法执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或是两种责任都要承担？其二，如果违法执政的决策是党委集体做出的，由谁具体承担法律责任？其三，违法执政的主体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还是违宪责任？其四，应当由哪个机关依照什么程序来追究违法执政的法律责任？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解决。
2. 怎么理解依法行政原则
首先 ,依法行政的“法”,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但在所有这些法的形式中 ,宪法的效力最高 ,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 ,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在下位阶法的原则、内容与上位阶法发生冲突时 ,执法机关应适用上位阶法而不应适用与上位阶法相抵触的下位阶法。依法行政首先要求依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章只有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时 ,才能作为 行政行为的依据。
其次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规定行政。政府不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 ,不严格依法律规定行政,就不是法治政府。但是 ,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规定行政。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依法的原理、原则行政。这是因为 :其一 ,法律的具体规定是有限的 ,而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是无限的。特别是现代社会 ,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复杂 ,法律不可能对每一项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 ,法律不能不给政府的行政留下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对于自由裁量行为 ,依法行政对政府的要求是依据和遵守法的原理、原则 ,如公开、公正、公平、诚信、信赖保护、考虑相关因素和不考虑不相关因素等。其二 ,法律规定是受法的原理、原则支配的 ,法的原理、原则不仅指导立法 ,即指导法律的制定 ,而且也指导执法、司法 ,即指导法律的执行和法律争议的裁决。因此 ,政府实施行政行为 ,包括实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 ,都不仅要依据法的规定 ,而且要依据法的原理、原则。否则 ,如果行政只拘泥于法的文字 ,拘泥于法的具体规定 ,机械依法 ,其行为就可能背离法的目的 ,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其三 ,法律规定适用于社会事实是需要解释的。在很多情况下 ,具体法律规定的涵义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和唯一的。在法律规定涵义不十分明确 ,人们对之存在多种理解的情况下 ,执法者如何确定相应法律规定在具体情境中的涵义 ,就必须依据法的原理、原则。否则 ,政府如果可以脱离法的原理、原则而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 ,其就不再是法治政府而是专制政府了。
第三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律规定行政,而依法律规定行政又首先要求依行政管理法的规定行政。政府不严格按照行政管理法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和限度办事 ,自然谈不上依法行政。但是 ,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政府依行政管理法的规定行政。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依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行政组织法规定政府的职责、职权。政府违反行政组织法的规定就会越位(即政府内部越权) 、错位(即政府外部越权) 、缺位 (即政府不作为) 。行政程序法规定政府行为的方式、过程、步骤 ,政府违反行政组织法的规定就会导致专断和滥用权力。可见 ,依法行政既要求政府依法定行为规则行政 ,还要求依法定职权和依法定程序行政。
第四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对行政相对人依法实施管理。因为“行政”的基本涵义就是管理 ,没有依法管理自然谈不上依法行政。但是 ,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政府对行政相对人依法管理。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自身守法 ,要求政府依法提供服务和依法接受监督。政府守法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因为法治首先是依法治官 ,依法规范政府和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 ,而不是首先 ,更不是仅仅依法治民 ,只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至于政府依法提供服务和依法接受监督 ,乃是政府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为行政意味着管理 ,而管理在法治社会则意味着服务;依法行政意味着依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执行公务 ,而依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执行公务则意味着接受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施的监督。政府脱离人民的监督 ,其权力就必然被滥用 ,人民的意志就必然被蹂躏 ,人民的利益就必然被侵犯。
3. 三大行政法学流派是什么
一、三大行政法流派 : 控权论学派、平稳论学派、管理论学派。
二、各自的主张和内容：
1、控权版论学权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控制行政主体的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职权行为的侵害,以建立和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的法的秩序。
2、平衡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主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人人利益",以建立维护民主和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的法的秩序。
3、管理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任务的法的秩序。
三、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以及行政相关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行政法学主要研究行政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行政法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行政法的原则、原理和理论体系。
4. 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的区别和联系
民主协商、协商民主二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民主协商侧重于发扬民主，协商民主侧重于民主形式。
民主协商、协商民主二个概念又有着紧密联系。
协商民主涵盖政治协商，但不等同于政治协商。
一是协商的主体更加广泛。政治协商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具有高层次性的特点。协商民主的主体则包括社会各阶层群众，涵盖面更大更广。
二是协商的渠道进一步拓宽。政治协商主要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政党直接协商，或在人民政协依托人民政协渠道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而协商民主的渠道则包括了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协商。
三是协商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比如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
四是协商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政治协商主要是涉及大政方针问题的协商，而协商民主还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开展协商。
民主协商，强调的是发扬民主。就是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大事不是独断专行，而是坚持民主协商，让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切实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4)协商治理理论行政法扩展阅读：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协商民主有利于整合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多党竞选制度追求“赢者通吃”，容易造成利益排斥、分歧扩大。
而协商的本质则是寻求利益交集，找到最大“公约数”，促进共同利益形成。
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把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地团结起来，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民主监督，提高民主质量。协商民主所具有的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等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将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整合起来，从多方面进行民主监督，提高民主质量。
协商民主有利于提升决策效率，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参考资料来源：协商民主（民主理论）_网络
5. 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哪些重要意义
一、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们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体现了民主和法治、参与和秩序、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结合，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新阶段政治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保障公民的利益诉求。
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取向。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公民个体作为民主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没有公民主体地位的保障，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和实现。公民要真正实现自身民主、自由、平等等各项权利，就必须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越发展，政治参与就越高。
因为，经济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化，各利益主体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就会设法去影响政治体系；经济发展促进了政治参与主体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当公民感到自己的利益越来越与政府的活动相关时，就会越来越努力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这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广大公民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
2、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3、有助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一个政治系统内成员对该系统的心理认同和群体忠诚。它是政治系统赖以存继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其前提条件或心理条件的。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国家的政治统治是互为目的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的目的在于影响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管理，而政治参与又是政治系统汲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吸收各种社会利益诉求、民众意愿，然后作出政治选择，从而使政策输出以民意为基础，稳定政治的统治。
4、有利于体现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公民积极地参与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知道政府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要求转化为支持、参加政治体系的输入过程，从而达到影响政府决策和同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
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能够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 使社会中个别的分散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协商的渠道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 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协商民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吸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 蕴涵着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参与协商的各方面人士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 在充分的、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协商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既尊重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 也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体现了民主的真实性。
二、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就谈不上社会和谐。“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社会稳定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必要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稳定压倒一切。胡锦涛同志也指出：“在经济体制转轨，改革触及深层次矛盾在某些领域也比较突出的时候，保持稳定尤为重要。
”因此，社会稳定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保持社会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在改革不断深化，发展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的重大任务，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当前，我国总体上维护稳定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是，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少，有时甚至还激化。特别是我们正处在转轨时期，深化改革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随着改革的深入，各个阶层、集团、群体利益迅速分化，利益格局出现了不均衡状况，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各种经济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易引起社会不稳定。许多不稳定因素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
可以说，这十几年是我们发展最快的时期，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也是群众意见比较多的时期，分配不公平、司法不公正、就业困难、腐败严重等社会问题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社会稳定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同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认真分析和研究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妥善解决好影响社会稳定中的突出问题，巩固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协商民主使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有机结合起来，协商的过程能够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共识，有利于形成既生动活泼又和谐稳定的氛围，避免了相互攻击、相互掣肘以致社会失序的局面。协商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为公共决策建言献策，体现、维护和实现和谐社会价值目标。协商民主以承认利益多元为前提，主张协调各方利益，谋求社会和谐，有助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智慧、凝聚力量。
三、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党和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科学执政，就是要继续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继续加强对党自身建设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不断提高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领。
民主执政，就是要进一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党内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依法执政，就是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构成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框架。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基本内容，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提出，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主协商不仅可以实行于决策之前，而且可以实行于决策之中，使民主参与能够贯彻于决策的全过程，使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机制更加完善。广泛开展民主协商，可以拓宽决策视野，促进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顺利发展，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科学执政水平。广泛开展民主协商，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尊重民意、代表民生的基础上，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民主执政水平，广泛开展民主协商，使决策的出台、法律法规的制定，能够获得广泛的公共支持，同时也使决策和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营造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氛围，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依法执政的水平。
6. 多个主体共同治理的理论有什么
政社合作有许多不同的模式，我们简要介绍四种重要模式：
一是法团主义模式(corporatism)。法团主义旨在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寻求在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和常规性互动体系[2]。简单地说，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有序、稳定、制度化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与协商代替竞争与排斥，解决社会冲突和失序。随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统一的直接登记体制在四大类社会组织中放开，国家承认“自下而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允许社会组织间通过自下而上的竞争性淘汰获得与政府合作的机会，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数量众多，社会组织间功能分化弱化，社会组织接受国家承认和管理。需要指出的是，法团主义模式下的政社合作绝不是一种行政上的等级控制关系，社会组织绝不是政府的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合作关系。
二是合作治理模式。近20年来，一种名为“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的新治理理论得到发展。该理论旨在将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个公共舆论空间(common forums)，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界限变得模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consensus-oriented)形成决策。[3]安塞尔(Ansell)、戈士(Gash)等学者认为合作治理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针对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问题，合作由政府等公共机构发起，治理主体包括利益相关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利益无关者(nonstate actors)，这些主体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是公共机构的顾问，协商的公共舆论空间组织化运作并要求共同参与，协商目的在于达成共识，采取共同决策。[4]
三是第三方治理模式。第三方治理(third-party governance)[5]强调公共与非营利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责任、公共资金和公共权威，通过开放一部分公共领域让非营利组织参与进来，使公共服务提供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减少成本。其实质是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基于共同目标而联合行动，与此同时，通过协调/整合补充资源实现各自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对效率、成本、责任和公平的需求，必须与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相协调统一。
四是契约关系模式。契约关系(contracting relationship)模式[6]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产物，被认为是替代传统官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最佳选择;它是指政府通过委托或购买等契约方式将公共服务外包给其他政府、私人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其目的在于减少政府成本、提高效率。根据政策环境的不同，可以采取竞争(competition)、谈判(negotiation)和合作(corporation)三种不同的契约形式[7]，契约关系模式蕴含了合作参与、民主行政、公平效率等价值内涵。
7. 国家治理体系党，政，企，社，民，媒"六位一体什么意思
转载以下资料，仅供参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治理”思想首次进入国家高层文件，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方针和行动纲领，意义十分重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总目标是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部分构成，明确和理顺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目的和结果，要想实现真正的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一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由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五大体系构成，但这种纵向治理体系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各自为政、部门化的思路，无法从根本上建构起系统、整体、协同的治理格局。根据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发达国家治理实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五大基本内容。
治理结构体系：“党、政、企、社、民、媒”六位一体。治理结构解决的是“治理主体是谁”“治理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两大问题。首先，要有多元化、负责任的治理主体。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结构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混合型市场企业（国有、私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跨国企业、本土企业等）、各类社会组织（科技型、公益型、服务型等；全球型、本土型等）、广大人民群众、各类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六大主体，缺一不可。其次，要有边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动的多主体和谐关系。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的两大核心关系，关键在于厘清各自的权限边界，把本应该属于市场、社会的职能，完全交给市场和社会处理，政府重点履行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维护社会规则等职能。
治理功能体系：动员、组织、监管、服务、配置五大功能。功能体系解决的是“治理体系主要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这一体系主要发挥五大方面的作用：第一，社会动员功能。良好完备的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发挥社会动员功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中，取得最大的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合力。第二，社会组织功能。即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可以把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主体（企业、个人等），融入特定类型、特定目的的各类组织体系之中（如党组织、单位组织、社会组织、民众自治组织等），提高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谋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第三，监管功能。即国家治理体系在帮助实现市场和社会不断走向自由、民主、发展的同时，需要一套完备的监督手段，对各类经济主体、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实施宏观监控，保持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和谐稳定。第四，服务功能。即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最大程度地提供规模化、优质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多元化物质文化与精神需求，是国家治理体系保持长久运转的基础保障。第五，配置功能。即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实现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服务资源的社会化配置，通过建设科学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充分挖掘国家发展的活力。
治理制度体系：法制、激励、协作三大基本制度。治理制度体系解决的是“如何保障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问题。建构好治理主体、明确了治理功能后，重点要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保障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制度作为软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笔者以为，需要确立三大根本性制度体系：首先，法制体系。即在政党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领域，适时更新和建立成套的法律体系，把所有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生态活动，全纳入法律框架体系之下，严格执法，严厉杜绝非法犯罪活动的产生和蔓延。其次，激励制度体系。通过制定科学、有效的激励体系，最大程度地调动所有领域的多元化主体，在合法前提下，激发和释放内在潜能和活力，促进国家各领域主体“从一般走向优秀、从优秀走向卓越”的纵向流动，协同推动个人和国家不断走向进步。再次，协作制度体系。在强调各领域、各条线依法高效运转的同时，强调纵横交叉协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要义。为此，大到全球治理、次区域治理，小到主体功能区治理、地方治理、城市治理、特定问题治理等，需要一套完备的国际间、政府间、部门间、公私间的跨界协作制度体系，化解冲突和矛盾，在互动合作中寻求整体利益最大化。
治理方法体系：法律、行政、经济、道德、教育、协商六大方法。治理方法体系解决的是“具体靠什么手段进行治理”的问题。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系统，需要多元方法和手段的协同使用。主要包括六大治理手段：第一，法律手段。这是首先需要采用的方法，对违反法律的一切行动，都要依法严厉打击和制止，创建法治型国家。第二，行政手段。作为一个拥有庞大行政体系的大国，在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适时采取高效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依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经济手段。特别是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多的要采取财政、税收、货币、价格等符合价值规律的经济手段，引导宏观经济的协调高效发展。第四，道德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是中华五千年总结的有益经验，我们要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治精髓，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引导个体加强自我约束，实现社会和谐。第五，教育手段。除了正规的学历和职业教育，更要强调各行各业开展继续教育和民众社会教育，让每个个体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挥潜能，激发活力。第六，协商手段。按照民主协商的总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建立健全多主体协商机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治理运行体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互动三大运行方式。治理运行体系解决的是“治理体系采取何种方式、何种路径运转”的问题。需要三大运作方式：首先，自上而下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这是大国治理必须依靠的治理方式，关键在于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坚决贯彻落实有益政策，根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抗性做法，实现政策不走样、不变味。其次，自下而上方式。即通常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诸多领域的改革创新，可依靠地方层面的先行先试，等掌握了规律、积累了经验以后，再向全国推行和推广，降低改革风险与成本。最后，横向互动方式。即通常所说的“学习借鉴”，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通过互动、走访、学习等过程，可以实现协同效应、整合效应、创新效应。
8. 新行政法的变化
法律分析：新行政法的影响非常大，它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表现大概突出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公共组织结构上实行扁平化。扁平化与传统的科层制相对而言，它认为科层制不能够形成有效的责任体系，因为科层制最终责任人是它的最高决策者。进入最终决策的下面各级都是递进阶段，下级缺乏充分的责任感，缺乏这种责任就缺乏创造动力，所以科层制的组织是低效率的。组织扁平化的宗旨是使责任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层级。中央经常推一些项目，文件出得特别快，大家会想到部长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细和这么快。部长实际上依靠的是司长，司长依靠他下面的处长，这样就出现了所谓“处长治理”之说。做事的是处长，最终担责的是部长。处长当然也有责任，当然大家知道这种责任与部长的责任是非常不一样的。新行政法强调扁平化，首先考虑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层级和岗位。扁平化组织形式学习了现代商业公司的治理方式。其二，在公共政策的推行上尽量地引入市场化。它不同于传统的单方命令方式。例如制定规范性文件上引入治理理论，倡导与利益相关方面的协商。当事人参与文件制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治理过程。合作治理理论强调行政职能的实现过程，应当是一个合作治理过程，是一个协商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强调命令服从的单方决策。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十六条 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9. 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的区别
社区治理是指、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
另外，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实际运用，它是指对社区范围内公共事务所进行的治理。社区治理是社区范围内的多个、非组织，依据正式的法律、法规以及非正式社区规范、公约、约定等，通过协商谈判、协调互动、协同行动等对涉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增进社区成员社会福利，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
从上述社区治理的界定来看，社区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含义。
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
尽管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依然会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在之外，还有其他治理主体，例如、非组织、私人甚至于个人，它们通过同，以及彼此之间建立起多种多样的协作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来共同决定和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使得过去的社区管理趋向于社区治理。
2.社区治理的目标过程化
社区治理除了明确的任务目标之外，过程目标更是其所注重的因素。社区治理要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此外，社区治理还要培育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培育改善社区组织体系，建立正式、非正式的社区制度规范，建构社区不同行为主体互动机制等。这些社区治理的过程目标只有在社区治理的长期过程中才能逐渐培育起来。
3.社区治理的内容扩大化
社区治理的内容涉及社区成员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事关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它包括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社区环境及物业管理；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社会保障与社区福利等。要做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构建社区治理机制，调动社区居民参与，达成社区事务的良好治理。
4.社区治理是多维度、上下互动的过程
社区治理区别于行政管理，其权力运行方式并不总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执行政策等来达到管理目标，它通过协商合作、协同互动、协作共建等来建立对共同目标的认同，进而依靠人民内心的接纳和认同来采取共同行动，联合起来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良好的治理。多维度、上下互动的过程使得社区治理源于人们的同意和认可，而不是外界的强制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