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的57

㈠ 我想知道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是什么

第57条：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版（1）：未经执权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2）未经执行机关的批准不得会见他人；（3）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5）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

㈡ “扣除审限”、“延长审限”分别是什么意思

• “扣除审限”的意思是：办案没超过审限。

• “延长审限”的意思是超过，但得经过批准

㈢ 监视居住的具体解释是什么

监视居住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措施，与“偷窥”、“偷拍”、“秘密跟踪”、“窃听”等行为毫无关系。

而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离开固定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及遵守法定义务，并通过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通信监控等方式对其进行有效监视，并具有一定限制期限的一种强制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章的相关规定，监视居住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3)刑事诉讼法的57扩展阅读：

监视居住的实质意义：

从本质上讲，如果监视居住是在当事人自己家里进行，由于很多地方的执行机关（就是指公安机关）警力有限，很难做到一对一的事前监视，所以其实执行的有效性并不大。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部分地区可以监视居住的场所装摄像头。但是实际效果如何，杰哥没有在办案机关工作过，不好说。

如果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那对办案的效果和实质意义基本和把当事人关在看守所差别不大。另外，根据六部门规定，监视居住期间，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不需要经过任何机关批准的。

参考资料：网络-监视居住

㈣ 监视居住是什么意思

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行动自由加以监视的强制方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范围与取保候审相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取保候审，也可以监视居住，具体由公、检、法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但不得对同一个人同时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57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没有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被指定的居所，所谓固定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所谓指定的居所是指办案机关在其所在的市、县内给被监视居住人指定的生活居所。如果被监视居住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居所，须经过公安机关批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在作出批准决定前，应当征得决定机关同意。(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其中并不包括与被监视居住人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和聘请的律师以外的人。(3)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公、检、法机关传讯时，必须及时到案，接受讯问，以保证其目的的实现。(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5)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违反上述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根据公安部《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的；(2)以暴力、威胁方法干扰证人作证的；(3)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4)在监视居住期间又进行犯罪活动的；(5)实施其他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㈤ 新刑诉法对逮捕的条件作了修改,实施过程中如何把握

逮捕在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中，是最严厉和最有效的 一种。它不仅意味着被逮捕人的人身自由受到最严格的限制，而且法律允许对其进行较长时间的羁押，因此，正确适用之，可以有效地发挥它在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的应有作用；用得不好，则会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背离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 务。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60 条的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所以，一般认为，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第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 第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第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但是，对上述条件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其中第一项条件，存在着模糊认识乃至原则分歧。这种情况必然影响严肃执法， 实有充分讨论的必要，本文仅就此提出笔者的认识。
关键词：逮捕，条件，法律适用

一、关于修改逮捕条件的立法精神
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第四次会议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 草案 ) 》的说明中，顾昂然主任指出 : 原法中将“对主要事实已经查清”，作为逮捕的一个基本条件，对逮捕的条件规定较严格，对防止以捕代侦有好处，但在实践中，某些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有些已经查明，虽然主要犯罪事实尚未完全查清，仍然需要逮捕。因此，将“对主要事实已经查清”，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由此可见，修改逮捕条件的基本精神是鉴于实践证明原法中关于逮捕条件中的事实和证据条件规定较严，不利于有效地打击犯罪，故而作了适当放宽的修改。在理解和执行逮捕条件的修改时，必须把握这个基本精神。
二、如何理解“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应当着重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是对事实条件的修改，或者说是对要证事实的修改，即由“主要犯罪事实”修改为“有犯罪事实”； 第二，是对 证明要求的修改，即由“已经查清”，修改为“有证据证明”。这两个方面必须同时考虑，才能恰当地理解和适用修改后的逮捕条件。
三、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转为逮捕的条件的理解和适用的问题原法没有规定取保候 审和监视居住转为逮捕的规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对于这一规定的适用条件问题，尚无深入探讨的文章。这个问题涉及到《刑事诉讼法》第 60 条与第 56 条、第57条的关系，实有彻底搞清，统一认识的必要。
第一，《刑事诉讼法》的第 56 条和第 57 条分别规定了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各项规定，据此，当出现违反规定的情形时，其中，对取保候审的，己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对被监视居住的，如果情节严重，予以逮捕。如此，对被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人予以逮捕的时候，是否必须同时遵守第 60条规定的法定条件? 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是：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第二，特殊逮捕条件的适用仍应坚持少捕的政策。本文作者认为修正后的新法确立了特殊逮捕条件的意见是符合法律在规定的。但是，在适用特殊的逮捕条件的时候，应当首先对逮捕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对于那些即使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仍应坚持“少捕”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的政策。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因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决定予以逮捕时应当特别充分地考虑这项法律规定的程序法意义。具 体建议是：
首先，对被取保候审的人，法律设定了几种处理方法，在选择适用时，尽可能选择予以逮捕以外的方法。一般在发生下列情 况时，才可以考虑适用逮捕：
(1) 发生了干扰证人作证或者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串供的明显迹象，或者准备逃跑、已经逃跑的情况；
(2) 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65 条规定的“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而被取保候审的人，在取得必要的证据之后，只有在确有逮捕必要时，才能予以逮捕，如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或者可能发生新的社会危险性，或者可能发生严重妨害诉讼进行的情况等；(3) 适当考虑可能判处刑罚的情况，对只可能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轻微犯罪，一般不要逮捕。
其次，对被监视居住的人，《刑事诉讼法》第 57 条只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 。关于“情节严重”的理解和掌握，可以设定如下两项标准: 一是多次违反法定的义务; 二是由于违反规定，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发生了妨害诉讼顺利进行的严重行为，或者有发生新的社会危险性的可能。如果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5 条的规定而采取的监视居住，一旦取得必要的证据，就可以予以逮捕。
四、建立羁押审查制度
适当放宽逮捕条件后，必然会相对地多捕一些人，因此，贯彻“少捕”的刑事政策之根本精神就必须在尽可能减少羁押上加以体现。我们认为，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依据立法所体现的宗旨并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应当将“少捕”政策解释为：坚持少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坚持少押，可押可不押的不押。惟有如此，才能辩证地理解和掌握逮捕与羁押的关系，既做到正确适用逮捕条件，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又利于全面落实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正是基于这个精神，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第 74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同时，在第75 条中规定，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的，有关的诉讼参与人有权要求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对防止超期羁押，这是完全必要的。

㈥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中的“人民检察院对收集的证据合法性予以证明”是否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原因。

是。抄
在公诉案件中，检察袭院是原告，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原本，如果被告要说明其非法是要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控辩双方地位差别较大，要被告证明证据非法是很艰难的，因此法律做出了这种规定，将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转移到原告，即检察院，这便是举证责任导致，也正如该条文规定的那样。

㈦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有什么问题要明确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监察材料是否可以全部作为刑事证据？
证据资格方面，《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了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诉中直接作为证据。但该款并没有明确：一是监察委收集的证据材料是指立案调查后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还是也包括立案调查前收集的证据材料。从《监察法》的规定看，第38条赋予了监察委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可以采取初步核实的方式进行处置。第39条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也就是说，监察委对监察问题的处理实际可以包括立案前的“核实”与立案后的“调查”两个阶段。
严格意义上，立案前的“核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立案后的“调查”，“核实”针对的是“监察对象”，调查针对的是“被调查人”，在“监察对象”身份下，因核实形成的材料不符合“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的法定证据形式要求，当然不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二是《监察法》第四章所规定的“监察权限”中，还涉及第19条规定：“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那么，“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材料，特别是“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记录、材料等，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移送，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能？
《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对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应当以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考量。从正面理解，“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当然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
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监察法》第33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只是明确了“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此处的“案件处置”只是监察委的处置，并未涉及刑事诉讼；二是理论上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前提是要查明调查取证活动是否违法，或者说证明调查活动合法的责任在控方。但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没有对监察调查监督的权力，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没有涉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68条和第171条，即未赋予对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调查核实的权力，也未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的内容中，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五)项查明事项）进行修改，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查明监察调查取证活动是否合法；对“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也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其（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的权力。由此，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其基础条件似乎并不充分。
三、法庭审理时监察人员是否可能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前所述，在检察机关既无对监察调查监督权，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没有涉及对监察调查活动“查明”权的情况下，法庭审理时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则可能会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即“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在目前的讨论中，有的建议应对《刑事诉讼法》第57条进行修改，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将监察人员（或调查人员）也纳入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说明情况的人员范畴。基于监察委对职务犯罪调查权实质类同于侦查权，但调查权又不等于侦查权的前提，将监察人员纳入《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中，确有必要。另一方面，在已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并未对此涉及的情况下，该条款中的“其他人员”其实也可以将监察人员包含其中。因为，按照“出庭说明情况”及《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内涵，监察人员的出庭更主要是证人而非监察人员的身份。
四、是否有权要求监察委提供或调取其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取。”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证据，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辩护人申请调取其证据材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况也为数不少。目前的《监察法》中，第40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虽然第45条第（四）项也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但基于现实的考量，未完全移送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材料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要求提供”和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都可能会遭遇法律上的障碍。
与调取证据材料相关的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监察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了“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即《监察法》对监察委形成的录音录像规定了，一是留存（——不移送）；二是备查。此处的关键在于“备查”二字，包括是否属于可以调取的证据材料，以及公诉人是否可以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试行）》第446条和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规定，要求法庭播放讯问录音、录像等，有待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五、补充调查期间辩护人是否拥有完整辩护权？
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审查起诉开始，辩护人拥有三项基础权利，即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三项权利的核心都和证据相关。从《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职务犯罪在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律师即可以辩护人的身份全面介入，并行使各项辩护权利，这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监察法》第47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目前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对检察机关审查职务犯罪案件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原则进行了强调。从过去职务犯罪的诉讼进程看，补充侦查几乎就是一个常态，加之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方面知识、技能的欠缺，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内，职务犯罪的退回补充调查比例不小。这就涉及到辩护人权利如何行使的问题。
已经十分明确的是，监察委调查期间，律师不得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那么，补充调查也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监察委调查，已经参与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能否全面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权利——比如根据第37条的规定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特别是在补充调查针对漏罪或发现新罪的情况下，此罪的辩护权能否及于漏罪、新罪？另一方面，因为补充调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种特定程序，审查的主体，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逮捕措施的主体都是检察机关，在此期间限制辩护权利实质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必然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产生冲突，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困惑与疑问。

㈧ 刑法和刑事诉讼问题

貌似是司法考试的题吧，真心有点难。以下是个人回答，作为参考
1.胡某的行为，应当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理由很简单，用石头向列车投掷 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主观上对于造成王某死亡应当是过失心态。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应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但胡某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所有过失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2.铁路机关对双方当时人主持刑事和解的行为不合法。刑事和解只能在起诉和审理的过程中提起，在侦查阶段不可。
3.不正确。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职责是查明案情。只有在案情清楚的情况之下才可言及其他。刑事和解程序是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国内首次规定。法律并没有授权侦查机关有刑事和解的权力。而且 刑事和解只能导致检察院不起诉或者是在审判过程中减轻行为人刑罚的两种可能性，不包括侦查机关不立案的结果。
4.不合法.首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规定的第二项，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可知 胡某会见四位律师的行为是违法的。同时。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是违法的。是与在侦查阶段请律师提供帮助是有很大区别的。
5不合法，根据有关规定，监视居住应当交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居住地或居所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来执行。
6.可以予以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并无例外情况。
7.不合法。胡某潜逃四年后 ，根据题目已经满18周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审判时已满18周岁的案件 应当不公开审理。

以上回答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㈨ 监察机关，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 什么证据链

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四十条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这是对纪委监委调查取证工作要求的规定。纪委监委在办案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调查取证，要通过调查取证不断获取证据、查明事实真相、准确认定性质、合理追究责任。

调查取证工作一方面直接影响着纪委监委所认定的事实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另一方面更是直接影响着对被调查人的下一步处理，因此必须严格规范、慎之又慎。

调查取得的证据，要经得起审理部门、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审查，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如果证据不扎实、不合法、不全面，轻则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影响惩治腐败的效率；重则被司法机关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

特别是如果因为证据问题造成当事人权益被侵害、造成严重问题的，还可能予以国家赔偿。

所以，纪委监委一定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而且是要有合法的、全面的证据意识；不仅调查部门要有合法的、全面的证据意识，审理部门身负审核把关职能更要有合法的、全面的证据意识，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保障案件质量和效果。

(9)刑事诉讼法的57扩展阅读：

证据资格方面，《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了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诉中直接作为证据。

《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对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应当以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考量。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取。”

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证据，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辩护人申请调取其证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