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范围读书笔记

① 急求！！！！！！！《行政法学》学习心得

通过参加**县人大法律培训班学习，我对法律条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层次内涵的深刻领悟，有了质的变化。对照所学的知识，结合本职工作，联系到执政为民、依法办事上，真正觉得法律对一个基层干部来说，既是护心镜，又是当家宝。
——领悟学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经开展了十几个年头，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明显增强，各级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联系自身工作经历，我认为，法律知识的匮乏，法律运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极大程度地阻碍着经济发展，引发着各种矛盾。无论在工作方式上，还是在决策领域上，总是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而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虽然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虽然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认识，但树立信心不足；虽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依法办事的能力低下。随着公民法制观念的普遍增强，领导干部的思想、言行，毫无掩饰地接受着群众的裁判。所以说，作为基层的一把手、大当家，不仅要自己学好、用好法律知识，还必须引导群众学好法律知识，运用法律去沟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顺工作、维护正义、实现和谐、谋求发展。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穷富悬殊的差异，急功近利的贪欲打破了心态平衡，盲目的发展，使土地、水资源、森林、能源等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私欲的膨胀占据了法律的位置。当我面对愚昧的做法，面对贪婪的纠缠，面对苛刻的质疑，面对办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对办一个企业是如此艰难时，深深感到：法律意识淡薄和执法的苍白，是那样毫不留情地阻碍着发展。因此，这一个多月的法律知识学习，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不仅一扫缺少法律知识带来的困惑和迷惘，更收获了增长法律知识带来的巨大财富。所以说，学法重要，用法必然，执法关键。
——坚持学法的自觉性

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体会到，当人大代表要学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务要学好《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抓生产要学好《农业法》、《土地法》；植树造林要学好《森林法》；项目引进要学好《环保法》；优生优育要学好《计生法》；调解纠纷、维护稳定要学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规。要学深学透，靠上级安排不行，必须形成自觉的、有序的、重点的学习风气和习惯，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充实，不断领悟，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才能得到增强，自身法律素质才能明显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用法。通过从书本学到实践学，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学习法律知识与依法办事紧密结合，与管理工作紧密结合，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在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决策时，才能做到充分论证，依法决策，才能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去用法？我认为：

一是思想上绷紧“一根弦”。计划办什么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问号，符合法律的就去预谋、策划；计划说什么话，先想想群众愿不愿听，听了是什么反映，会有什么效果和后果，用换位思路反复去想，自己先和自己过不去，直到说出来公平、公正、依法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线”。作为书记、镇长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须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从群众的角度去审视问题，以发自内心的真情与群众沟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矿60万吨甲醇项目征地补偿的问题上，群众一时不能理解，我就坚持“换位思考”，除亲自接待来访群众外，多次走田间、进农户、坐坑头，讲《土地法》，讲国家征地补偿政策，一次讲不通多次讲，口头讲不清用书本，一条条打印出来，发到群众手中，经过反复宣传、讲解，群众解除了疑虑，最终达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占地补偿协议。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识还不够，还必须让群众有法律意识。群众和国家这二根线，针眼再小也得穿过去，并成一根线。

三是决策上把好“三道关”。我始终认为为民办事、办民谋利，必须依法执政、依法决策。面对虒亭“地大、物稀、财薄、民困”的现状，也曾想放“三把火”烧个通红，砍“三板斧”来个痛快，强建基础，调产增收，招商引资，开发旅游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不易。在不断的强化法律意识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符合实际，体现民意，只要是依法决策，再硬的石头也去啃。我体会到，要想办成一件大事，还必须把握好“三道关”。即：

——法律关。法律是准绳，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贵；学法律充实自己心中有数，用法律保护群众深得民心，依法律办事得心应手。

——公开关。公开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来，国家补偿政策多，农民实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和违法事件发生，把各项补偿政策、标准公布于众，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才能保一方稳定。

——行政关。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为。干部在工作中的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体工作中，作为领导、班子，必须做学法榜样，当用法先锋，行法定职权。行政权的运用，最经常、最广泛、最密切地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崇尚法制权威，是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权执法的有效途径。

② 给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读后感

读《中国行政法的创制与面临的问题》后有感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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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行政法调整的范围

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关系主要包括四类：(1)行政管理关系。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等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关系中的主要部分。行政主体的大量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大部分都是以行政相对人为对象实施的，从而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关系。(2)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即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在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时发生的各种关系。所谓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授权，依法定方式和程序对行政职权行使者及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进行法制监督的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等。(3)行政救济关系。即行政相对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的侵犯，向行政救济主体申请救济，行政救济主体对其申请予以审查，做出向相对人提供或不提供救济的决定而发生的各种关系。所谓行政救济主体，是指法律授权其受理行政相对人申诉、控告、检举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受理申诉、控告、检举的信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以及受理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4)内部行政关系。即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包括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平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国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其委托行使某种行政职权的组织的关系等等。在上述四种行政关系中，行政管理关系是最基本的行政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和行政救济关系是由行政管理关系派生的关系，而内部行政关系则是从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一种关系，是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行政主体单方面内部的关系。

④ 行政法包括哪些基本法律

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监察法、审计法、行政复内议法百、行政诉讼法、国容家赔偿法等。
1、所谓行政法，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过程中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行政法由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权设定的行政组织法、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行为法、规范行政权运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监督的行政监督法和行政救济法等部分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行政法是国家一类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第二，这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原则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而不是别的社会关系。
4、行政法与刑法、民法一样，是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门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度。

⑤ 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即行政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其中行政管理关系是最基本的行政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和行政救济关系是由行政管理关系派生的关系，而内部行政关系是行政主体单方面内部关系。
法律分析
行政法是调整一定范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规定行政机关组织管理活动，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关系主要包括四类：(1)行政管理关系。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等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关系中的主要部分。行政主体的大量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2)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即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在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时发生的各种关系。(3)行政救济关系。即行政相对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的侵犯，向行政救济主体申请救济，行政救济主体对其申请予以审查，做出向相对人提供或不提供救济的决定而发生的各种关系。(4)内部行政关系。即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包括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平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国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其委托行使某种行政职权的组织的关系等。在上述四种行政关系中，行政管理关系是最基本的行政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和行政救济关系是由行政管理关系派生的关系，而内部行政关系则是从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一种关系，是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行政主体单方面内部的关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⑥ 求篇行政管理学读书笔记，最好是关于拆迁的话题的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实务探讨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以下简称拆迁裁决）是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纠纷，由特定行政机关依法处理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它是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拆迁裁决的属性

拆迁裁决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其中，既包含行政法律关系，又包含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机关和拆迁当事人之间是地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拆迁当事人之间是地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三者互相之间形似一个三角形。这种法律关系上的复合性，贯穿于裁决过程的始终，决定了裁决机关公正而且中立的角色特征。

本质上，拆迁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分类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裁决。行政裁决根据争议标的不同，可以分为权属纠纷裁决、侵权纠纷裁决、损害赔偿纠纷裁决。（1） 拆迁裁决的争议标的是房屋拆迁补偿与安置，显然不同于权属纠纷、侵权纠纷以及损害赔偿纠纷的争议标的。由此笔者认为，拆迁裁决是一种独立类型的行政裁决。

裁决作出后，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因其执行力，裁决一经作出，裁决的内容就应当得到执行和实现；因其公定力，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应当停止裁决的执行。

二、裁决机关

通说认为，裁决机关是审批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区（直辖市的区除外）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属于裁决机关，但可以接受裁决机关的委托。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据此，裁决机关包括：

1、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2、直辖市的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3、市、县人民政府；

4、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

三、拆迁裁决的管辖范围和管辖原则

管辖范围此指裁决机关能够受理的拆迁纠纷案件的范围，既包括哪些拆迁纠纷案件可以通过裁决解决，又包括这些案件在裁决机关之间的内部分工。对于前者，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历来存在不同看法。目前，一般的观点认为，拆迁纠纷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才可以提请裁决:

1、标的物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

2、该房屋在拆迁范围内；

3、尚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4、拆迁期限尚未届满。

相应地，以下拆迁纠纷不属于拆迁裁决管辖范围：

1、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纠纷；

2、没有核发拆迁许可证的拆迁纠纷；

3、拆迁期限已届满的；

4、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又发生争议的；

5、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的。

管辖原则实行属地管辖，即由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裁决机关管辖。在此基本原则之下，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是一般原则，由县、市人民政府管辖是特殊原则。

当前，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拆迁公房时，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拆迁人已经达成了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但公房承租人与拆迁人因补偿安置问题发生纠纷，应由哪个部门管辖？大多认为应由同级人民政府管辖，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无管辖权，直接依据是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6条中关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的规定。笔者认为应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理由是：

首先，结合第16条第一款，（2） 该规定中的“被拆迁人” 不仅指房屋所有权人，同时也是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第16条第一款共含三段，都是关于裁决的规定，内容上三段之间互相衔接。分析第一段可以得出，拆迁纠纷的当事人包括被拆迁人；分析第二段可以得出，拆迁纠纷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3）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能再充当裁决机关。可见，同级人民政府管辖的案件，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被拆迁房屋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名下的公房；第二，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而上例中的拆迁纠纷却不能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因此不应认为由人民政府管辖。

其次，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发生，保证裁决机关的公正地位。但本例拆迁纠纷发生在公房承租人与拆迁人之间，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是纠纷的当事人，对争议标的不享有利益，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不违背立法目的。相反，“只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承租人与拆迁人之间的拆迁纠纷一律由人民政府管辖”的大多数观点是错误的，是对法律条文断章取义、片面机械理解的结论。

四、拆迁裁决的依据

拆迁裁决的依据是裁决所依据或者所适用的有关规定。有人认为，裁决只能依据拆迁管理方面的法规作出，裁决书只能引用这方面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4） 这种看法欠妥，因为：

第一，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应依据规范性法律文件，还可以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只要其他规范性文件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存在冲突，就可以适用；

第二，有些情况下，处理拆迁裁决案件必须依据拆迁管理法规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8条明文规定，拆迁文物古迹等房屋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当涉案被拆迁房屋是文物古迹等特殊类型的房屋时，如果不依据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裁决，很容易出现违法后果；

第三，通常，处理裁决案件必须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由于立法本身的局限性，拆迁管理方面的法规规定比较原则、概括。现实中，各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离开了这些规范性文件，很多细节问题，例如搬家费、通讯线路迁移费、临时停产(业)补助费等，都难以解决。

所以，拆迁裁决的依据至少应包括三类：

1、单行拆迁管理法，即专门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行政法规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附属拆迁管理法，即附带规定于法律以及其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者部门规章中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例如，《文物保护法》第 13条规定，因建设工程和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履行相应的报批手续；国务院颁布的《邮政法实施细则》第18条规定，因建设需要拆迁邮政企业、分支机构或者邮政设施时，拆迁人应当将之迁至适宜的地方或者另建；对于环境卫生设施的拆迁，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拆迁人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广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17条则进一步规定拆迁人必须事先提出拆建方案并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先建设、后拆除，谁拆谁建；对于宗教房产的拆迁，《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 46条规定，应当征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39条也进一步规定因市政建设需要拆迁宗教活动场所的，应事先征询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其他建设需要拆迁宗教房地产的应事先征得市有关宗教团体和市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等等。

3、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即不属于严格意义上法律渊源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具体指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拆迁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对上述三类依据，裁决机关可以并且应该在裁决书中加以引用。但是，应注意在适用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时，必须慎重审查是否与单行拆迁管理法或者附属拆迁管理法相抵触。

五、相关期间及其法律效力

在执法实践中，有两个问题不时引起争议：一是拆迁期限届满后，裁决机关还能否作出裁决？二是拆迁期限届满后，能否依据拆迁裁决实施强制拆迁？不少人基于对拆迁期限届满后就不能实施拆迁活动的认识，在两个问题上都持否定态度，并得出结论：拆迁期限届满后作出的裁决是无效的；由于拆迁期限届满，不能再依据拆迁裁决强制拆除被拆迁房屋。这种观点对于不服拆迁裁决的行政审判工作以及根据拆迁裁决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工作影响甚巨。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有四种期间规定与拆迁裁决密切相关，分别是拆迁期限、裁决期限、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不同的期间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拆迁期限是拆迁人经批准在一定拆迁范围内实施房屋拆迁活动的期间，是依法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拆迁公告形式公布的拆迁许可事项之一。拆迁人从事拆迁活动必须遵守该时限。在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可以实施动迁工作，拆除已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房屋，并可就拆迁纠纷申请裁决；拆迁期限届满后，拆迁人继续进行动迁活动的，应当承担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行政法律责任，对其提出的拆迁裁决申请，裁决机关应不予受理。

裁决期限是裁决机关受理拆迁纠纷案件并作出裁决的期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裁决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5） 裁决机关处理拆迁裁决案件必须遵守该时限规定。无正当理由超过裁决期限所作出的裁决，因程序违法而无效。

搬迁期限指拆迁当事人在补偿安置协议中自行约定或者裁决机关裁定的被拆迁人（承租人）搬出被拆迁房屋的期间。被拆迁人（承租人）必须在约（裁）定期限内搬出，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

过渡期限是被拆迁人（承租人）搬迁到周转房临时居住或者使用的期间，和搬迁期限一样是通过拆迁当事人协议约定或者通过裁决机关裁定的。各方当事人都必须遵守过渡期限。拆迁人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法另行支付或增加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承租人）不按时腾退周转房的，应负违约责任或者承受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

除裁决期限是法定期间外，拆迁期限、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都是指定期间，其中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也可以是约定期间。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拆迁期限只是影响裁决案件管辖的一个条件，并不能限制裁决期限。裁决期限是法定的，它和拆迁期限可以并行不悖，即裁决机关只要在拆迁期限内受理了拆迁纠纷，既使拆迁期限届满，也可以依法作出拆迁裁决，并且裁决具有行政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只要被拆迁人（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搬迁，就可以实行强制拆迁。强制拆迁是属于强制执行，与拆迁期限没有必然关系，只与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有关，而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也不受拆迁期限的限制。拆迁期限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行政许可权批准的，适用于拆迁范围内的所有被拆迁房屋，搬迁期限是裁决机关依据行政自由裁量权裁定的，适用于特定被拆迁房屋，两者都是指定期间，通常都由同一个行政机关指定，都合法有效。搬迁期限可以是拆迁期限内的一段时间，也可以是拆迁期限之后的一段时间。仅仅根据搬迁期限不在拆迁期限内，从而认定不能从事搬迁、拆迁活动，缺乏充分理由。拆迁期限只能限制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行为，不能限制有关行政主体依法实施强制拆迁。（6） 必须强调，强制拆迁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即被拆迁人（承租人）未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履行搬迁义务，而不论拆迁期限是否届满。因此，不能以拆迁期限届满为由拒绝受理强制拆迁申请。

六、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具体操作问题

实行产权调换补偿，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是否一律补差；第二，按照什么方法进行产权调换。

第一个问题，实质上与法律适用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结算差价。但是现行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却有特别规定，例如，根据1995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拆迁城镇华侨房屋规定》，补偿房屋的建筑面积与原房屋建筑面积相同的，不结算差价。据此，许多人认为这类地方性法规只适用于特定区域，在得到修改或者明令废止前，特定区域内的该类房屋产权调换补偿仍应互补差价。但是该观点却面临着一个法理拷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有一个前提，即两法必须属于同一位阶，而上例中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根本就是上、下位阶的关系，效力有高低之分，在对拆迁补偿存在原则性冲突规定的情况下，应该选择适用的是行政法规而非地方性法规。笔者倾向于认为，裁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应裁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互补差价。不过，该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7）

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实行产权调换补偿的具体操作标准。用于产权调换的补偿房屋，拆迁人可以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提供，也可以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提供。根据补偿房屋确定标准的不同，产权调换的具体方法有两种：等面积产权调换和等价格产权调换。以等面积产权调换方法补偿的，根据上引拆迁行政法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结算差价；以等价格产权调换方法补偿的，差价为零，无需结算。无论哪种方法，都贯彻了等价有偿原则。但是从裁决的执行角度看，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可能导致不公平结果的缺陷：实行等面积产权调换，在被拆迁人应支付差价而无力支付或者拒绝支付的情况下，可能损害拆迁人的利益；实行等价格产权调换，在补偿房屋建筑面积比原房屋建筑面积减小而被拆迁人居住人口较多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被拆迁人的实际居住水平下降。因此，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拆迁双方的合法权益，两种产权调换方法都应该允许存在，以备选择。如果在地方立法中限定只能实行等面积产权调换或者只能实行等价格产权调换，则很难避免产生上述弊端。

所以，对于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案件，裁决机关应慎重选择适用的法律，以确定是否互补差价。至于房屋产权调换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裁定等面积产权调换或者等价格产权调换。为了弥补两种具体方法各自的缺陷，保证被拆迁人的居住水平不因房屋拆迁而下降，同时保证补差易于实现，可以遵循以下指导思想处理：首先，补偿房屋的建筑面积应不小于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其次，优先选择补差金额较小的产权调换方案，即当存在着两个以上产权调换方案且都需补差时，宜选用补差金额较小的方案。

七、抵押房屋的处理

对于设定抵押权的被拆迁房屋，按照目前有关抵押的法律法规，（8） 裁决机关在处理过程中，应把拆迁裁决立案情况告知抵押权人，并限期被拆迁人（即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以重新设定抵押、清理债权债务等方式解除被拆迁房屋上的抵押关系。被拆迁人和抵押权人解除抵押关系的，涂销房屋抵押注记，按照被拆迁房屋不存在抵押的情况作出裁决，由拆迁人向被拆迁人作出补偿；不解除抵押关系的，要求拆迁人办理抵押房屋的证据保全公证，把抵押权人列为第三人，裁决拆迁人向公证机关办理货币补偿款或者补偿房屋的公证提存手续，不能裁决拆迁人直接向被拆迁人补偿，以保障抵押权的实现，方便被拆迁人或者抵押权人以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抵押纠纷。

对于拆迁公告发布后设定抵押权的被拆迁房屋，鉴于《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已依法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产”不得设定抵押，笔者认为裁决不需把抵押权人列为第三人，但应写清楚查明的有关事实，并阐明理由，裁定拆迁人直接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当然，由于牵涉到抵押登记的效力问题，裁决机关应根据具体案情灵活处理，最好先由抵押登记管理部门以抵押人隐瞒房屋拆迁事实、违规设定抵押为由涂销抵押注记，然后裁决机关再作出裁决。

为了理顺关系，有法可依，建议在拆迁管理地方立法中明确规定“拆迁公告发布后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房屋不得设定抵押，否则不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如此，今后再遇到这类情况时，不需涂销抵押注记裁决机关便可径行作出裁决。

八、拆迁裁决的强制执行

拆迁行政裁决送达生效后，当事人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可以强制执行。根据不同的标准，裁决的强制执行可作不同划分。

1、以强制执行的主体和途径为标准，可分为人民政府的强制执行和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前者即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强制拆迁；后者的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除强制拆迁外，还包括对其他裁决事项的强制执行。

2、以强制执行的标的和内容为标准，可分为强制拆迁和其他强制给付。其他强制给付指除强制拆迁之外的对于裁决的强制执行，主要包括强制拆迁人给付货币补偿款或者提供产权调换房屋、给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者提供周转房，强制被拆迁人腾退周转房等。

3、以申请强制执行人为标准，可分为裁决机关申请的强制执行和拆迁当事人申请的强制执行。对于申请强制执行人，单行拆迁管理法或者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拆迁人申请人民政府强制拆迁或者由裁决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虽然裁决的强制执行在主体和途径上有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之分，但并不存在行政强制执行和司法强制执行之分。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也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延伸和继续。（9） 按照标的和内容划分裁决的强制执行，是一种相对周密的分类法。根据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的，应由裁决机关提出；申请人民政府强制拆迁的，各地方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可由拆迁人提出；其他强制给付则宜通过裁决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作者E-mail：[email protected]。）

【注释】
① 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第一款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③ 该款中之所以仅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一种情形，是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0条已明文禁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为拆迁人，同时现实经济生活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为承租人的情况也极少见。
④目前，各地裁决机关作出的裁决实际上也是如此。
⑤地方性法规可以对裁决期限的起算点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如自立案之日起或者自拆迁人补齐案件必要资料之日起等。
⑥受理强制拆迁申请的行政主体有两类:一为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一为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⑦此处对于法律适用的探讨限于2001年11月1日之后颁发拆迁许可证（不含延期许可）的情况。
⑧主要指《担保法》（1995年颁行）、《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建设部1997年发布，并于2001年8月修订）、《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司法部1993年发布）以及各地有关房屋抵押管理的法规、规章等。
⑨ 参①第144页。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行政法

⑦ 行政法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行政法，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过程中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的特征：
(1)行政法尚没有统一完整的实体行政法典，这是因为行政法涉及的社会领域十分广泛，内容纷繁丰富，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因而难以制定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统一法典。行政法散见于层次不同、
中国行政法
名目繁多、种类不一、数量可观的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凡是涉及行政权力的规范性文件，均存在行政法规范。重要的综合性行政法律在我国和国外主要有：行政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公开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
(2)行政法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由于现代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其活动领域已不限于外交如国防、治安、税收等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就决定了各个领域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均需要行政法调整，现代行政法适用的领域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丰富。
(3)行政法具有很强的变动性
与其他部门法由于社会生活和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因而作为行政关系调节器的行政法律规范也具有较强的变动性，需要经常进行废、改、立。
与经济法的区别
1）性质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关系。
2）主体地位以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联结状态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中主体的地位虽有上下层次之分，但彼此却都互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3）主旨不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服从经济规律，行政活动首先服从的是长官意志。
4）调整手段不同，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为辅而且一般与经济手段等结合运用，行政法则以行政手段为主，主要以命令与服从的方式实施。

⑧ 行政法的现有范围

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下列组织都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国务院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在中国，国务院掌理中国行政事务，所以它实际上是权力最大的行政主体。
行政机构
根据《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1997年8月3日实施）第6条的规定，国务院行政机构根据职能分为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包括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审计署等，其依法分别履行国务院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故又叫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根据第十届中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国务院除办公厅外设28个部、委、行、署。各部、委的性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执行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直属机构是指国务院设立的主办各项专门业务的行政管理部门，它主管国务院的某项专门事项，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因其级别低于国务院各部委，又直属于国务院领导，故称国务院直属机构。
地方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同时又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
管理本辖区内的各项行政事务。中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其性质、地位和作用可以划分为：一般地方人民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地方人民政府三类。
(1) 一般地方人民政府。一般地方人民政府是指各省、直辖市、市、县、乡、镇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国根据地域和层级关系共划分为四级人民政府：第一级是省人民政府，包括省级人民政府和中央直辖市人民政府；第二级是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包括省辖市人民政府、各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第三级是县级人民政府，包括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省辖市的区人民政府；第四级是乡级人民政府，包括县、市下属的乡、镇人民政府。
(2)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政府是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旗）、自治乡的人民政府，是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3) 特别行政区人民政府。中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分别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享有高度自治权，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政府管辖外，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及终审权。
地方派出机关
派出机关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必要时，经有权的上级政府批准设立的行政机关。派出机关在中国实际行政生活中发挥着一级政府的作用，它们自然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
地方职能部门
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设立若干工作部门。这些工作部门在省级通常称厅、局、委员会，在市、县通常称局。上述工作部门在性质上属于各级政府组成部分，但法律、法规却明确授权他们就专门事项以自己名义进行管理的权力，所以，它们具有当然的行政主体资格。
地方派出机构
派出机构是指享有独立对外进行行政管理职权的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在一定行政区域设置的管理某项行政事务的机构。派出机构是否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在中国争论已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出台，为这一争执划下了权威性的句点。该解释第20条第2、3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
非行政机关组织
按照组织的性质，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组织大致有以下几种：
(1)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企业这类组织有的原为企业，后得到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
而成为具有行政主体地位的经济实体。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在现金管理方面享有行政主体的资格。(2)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事业单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实施）第8条第1款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这就赋予了高校学位授予权。
(3)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是指社会成员本着自愿原则，依团体章程而依法组成的集合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残疾人基金会、红十字会、法学会、佛教协会等。社会团体有时也受到来自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进行行政活动。

⑨ 行政法的适用范围

所谓行政法，是指调整由于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而发生的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行政法法律渊源有很多，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解释、国际条约、判例和指导性案例等。
行政法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行政主体法；
第二部分是行政行为法；
第三部分是行政监督法。
行政法的适用范围：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法律关系。

⑩ 学习行政法的心得体会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依法行政、依法办事。1999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依法行政工作会议，11月，又发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议》，这是国务院为贯彻依法治国作出的重要决定。
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政是对行政主体即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要求。要求一切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的准则，把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行政既包括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宪法、法规，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严守法纪，又包括了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处理问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其工作集中概括为行政立法、执法和执法监督。
对于行政法，我想，首先应该是用来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的！对于强大的政府权力（并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而言，公民的力量太弱了，为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以实现，有绝对的必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当然，很多法律都在调整这种关系，但应以行政法为最强！而就当行政法的规定来看，也不乏有管理百姓的作用！因为行政法在限权的同时也授予政府相应的权力，同时还对公民提起行政诉讼作了一定的规范！所以行政法应该具有管理百姓的作用！
有人说，行政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管理百姓，一方面控制权力。显然我觉得行政法不仅是限制政府的，这是西方的红灯理论，限权模式，在当今是不完全的。理是行政的内容，不是行政法的内容，行政法是为了控制行政权，并非要和行政权站在同一阵线上对公民施加双重压力，正如张树义老师所说，行政权本身是一种权力，权力还需要保障吗？
也许我们都不想行政权的过度扩张，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行政法规定了很多行政机关的义务，那么与义务相对应的就是权利，是老百姓享有的；而义务的背后是权力，也就是说法律在限制权力的同时也授予了相应的权力，那么这些权力指向谁呢？无疑也是老百姓。所以不应忽视行政法的管理功能，只有在明晰行政法的管理权限才能更好的去探讨对它的限制问题！
行政机关本来就享有强大的权力，如果还在法律上再一次强调它对相对方的管理作用恐怕就会在这种平衡的理论中诞生一种真正的不平衡，作为弱势群体如何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行政权力本身需要体现立法者（统治阶级）的意志，权力需要正确行使也需要有制约，不然就很容易因为行使权力者本身具有的优势而滥用权力了。
当然，在现实的中国乃至世界，这种限权模式还是很有现实意义和市场的。不过，对行政相对人的激励和约束——对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界限的规范的界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权利也应得到保证。对公民来讲也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而限权模式则更具贮义。
法律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我认为就行政法理论而言它的双重价值看似很公允，可要以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的恐怕难以达到法律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