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刑事诉讼法修改

Ⅰ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非法排除证据规则改动的多吗

我国新《刑诉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可见，我国排除的“非法证据”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新《刑诉法》第54条对“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作出了如下分类规定：“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刑讯逼供、引诱、威胁都是属于收集证据手段，新《刑诉法》界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三类言词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的标准是收集手段是否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一般的证据收集程序瑕疵，如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讯问被告人侦查人员少于两人，讯问没有个别进行，讯问聋哑人、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没有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讯问未成年同案犯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等，不属于非法排除情形。

物证、书证的“非法情形”就是证据收集的程序不合法。新《刑诉法》相对于我国1979年、1996年《刑诉法》取得了很大进步，一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二是对于不同的证据种类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了分别规定，而1979年、1996年《刑诉法》只是笼统规定了“禁止通过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各种证据”，没有涉及程序不合法的情形。但遗憾的是，新《刑诉法》没有对收集物证、书证的不合法程序作出进一步规定，在适用的过程中只能参照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的界定是：采取侵犯被取证人权利的非法手段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采取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方法收集的物证、书证。在我国新《刑诉法》中，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非法”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也是我国新《刑诉法》的创新之处，在美国“非法”仅指侵犯了被取证人的宪法性权利，而我国采取了双重的“非法”标准。

Ⅱ 2012年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做了哪些改动

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五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为：“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将第五十六条改为三条，作为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修改为：
“第六十九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七十条 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七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增加三条，作为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七十三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七十四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五条，修改为：“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将第六十条改为第七十九条，修改为：

Ⅲ 2012年刑事诉讼法最新修改中职权主义向控辩式的改革体现什么规律

一、控辩平衡主义与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一）控辩平衡主义的内涵
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方与辩护方在诉讼地位上的平等，具有对等的权利义务。在刑事司法中，一般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表现为纠问式司法，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裁法官及法院占据主要地位，此种模式多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当事人主义表现为控辩式司法，法官处于消极的裁判地位，在司法过程中由控辩双方进行相互攻守，最终由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证据情况及辩论情况最终裁定被告人所应当承当的刑事责任。广义上的控辩平衡应当指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中，控方与辩方达到平衡状态，狭义上的控辩平衡仅指在当事人主义的刑事司法中，控辩双方达到平衡状态。控辩平衡在刑事司法中的实现，需要控辩双方在刑事司法中切实发挥作用，并推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发展，因此，在当事人主义下讨论控辩平衡才有研究的价值。
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刑事司法理念：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从对于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来说，当事人主义将代表国家的公诉方与辩护方置于平等地位，更加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二）新刑诉法的人权保障要求与控辩平衡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最终和保障人权作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并贯彻在整个刑诉法修订过程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来看，现行刑事诉讼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通过公权力的行使，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赋予司法机关应有的职权、手段，保证其能够及时地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同时带有国家强制力的公权力的运行必然给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权利带来影响，为了保证人权，又必须对各项权力进行规制。在刑诉法的运行过程中，诉讼参与人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包括被害人、辩护人、证人等，公权力的运行同样也可能造成对上述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侵害。因此，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价值不能是仅指向犯罪嫌疑人，同时对其它诉讼参与人人权的保护，而此次新刑诉法的修改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在本次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进一步调整。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化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有着积极意义。从此次刑诉法修订中，体现控辩平衡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2）加强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进程的作用，提前了其介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规定）。（3）增加庭前程序。（4）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二、修改后简易程序对实现控辩平衡的意义
本次刑诉法的修订，对简易程序的修改内容较多，修改的主要内容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二是明确了简易程序的限制适用情形；三是对简易程序审判组织刑事的明确，四是规定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席法庭。
（一）简易程序扩大化与控辩平衡
简易程序本身的制度价值在于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司法进程的缩短，有利于被告人尽早回归社会角度。从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来看，在被告人主动悔罪是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被告人认识到自身犯罪行为的有责性，是使得庭审得以降低控辩对抗程度的根本原因。对比修改前后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新刑诉法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件”均规定为在符合条件下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有观点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扩大化，可能会导致控辩关系的失衡。主要原因在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要求被告人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庭审对抗中，被告人无法再以是否构成犯罪做出辩解。笔者认为，这并不能作为导致控辩关系失衡的理由。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则规定如被告人如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则应当终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相反，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大化，将更加有利于控辩关系的平衡。简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认罪行，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因此，简易程序本身即保证了对被告人辩护权，给予了被告人是否行使对够罪与否和罪轻罪重的辩护权。
（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的控辩平衡意义
新刑诉法将原先关于简易程序庭审的“人民检察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变更为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在新刑诉法出台前，多有学者意见批判简易程序中，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三角地位的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如公诉人不出庭参与诉讼，对证据的质证，对罪行轻重的辩护，只有辩护人和被告人的意见，控辩平衡向辩护方倾斜。在司法实践中，如被告人承认其罪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往往囿于轻刑轻重的辩护，而因检察院未能派员出庭，往往对证据的调查过程中，法官不自觉的承担了出示侦查机关所取得证据的角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控辩双方关系为倾向于辩护人与被告人一方，但从司法实践上看，实际上对于辩护人的辩护范围产生了不小的制约，并将辩护人与法官置于直接的冲突环境之中，反而更加不利益实现控辩关系的平衡。
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参加庭审，其实为恢复了在庭审过程中的三角抗辩关系，恢复了法庭辩论的对抗性。从而将法官重新归于居中裁判者的地位。检察机关派员参与简易程序庭审，对恢复控辩关系的平衡具有积极意义。
三、修改后简易程序实现控辩平衡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及解决路径
（一）简易程序启动适用的问题
修改后简易程序适用的最大特点在于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基层检察机关审理的案件。从司法效率上看，扩大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一味追求司法效率，可能导致漠视被告人、辩护人辩护权的现象出现。目前，我国基层法院所需办理的刑事案件巨大，法官所面临的办案压力较大。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大化可能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被告人和辩护人同意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则是要求被告人承认所犯的罪行。此种情形下，作为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承认所犯罪行”异化为适用简易程序的结果，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合法辩护权受到制约。这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注意并予以避免的。
（二）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出庭的司法资源压力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在司法资源上呈现出“人少案多”的矛盾，在一些经济发达，案件数量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基层检察院司法资源不足和案件数量巨大呈现出突出的矛盾。新刑诉法实施后，要求每个案件（包括简易程序）必须有检察机关派员出庭，这一方面维护了庭审过程中的控辩平衡，但另一方面，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合理分配检力资源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检察机关在派员出席简易程序庭审过程中，如何发挥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如何在简易程序适用过程中，体现出控辩平衡，保护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可能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对合理适用简易程序和有效使用司法资源的建议
对于简易程序的启动，应当认真审查案件是否确实符合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在起诉时认为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提出适用简易。对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检察机关应加强监督。此外，应当发挥好辩护人的监督作用，加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工作，使得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够真实的反映被告人的权利诉求。
在检察资源的合理利用上，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朝阳区检察院等基层检察员对于如何处理好简易程序出庭要求已有了相关的实践。公诉人值班制度等已在部分基层院开始正式运行。检察机关统一安排固定的在法院值班检察人员，参与当天审理的简易程序刑事案件。这种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保障了在庭审过程中三角控辩关系的存在，有利于维护控辩平衡，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但是，公诉人值班制度也存在劣势：如何保障值班公诉人熟悉案情并切实发挥控诉职能，对庭审进行有效监督，是将来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全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二、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删去第二款。
三、将第二十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四、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五、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六、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七、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九、将第三十六条改为二条，作为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十、增加二条，作为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第三十九条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第四十条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十一、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二条，修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十二、增加二条，作为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六条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第四十七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十三、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十五、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十六、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将第二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十七、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十八、增加五条，作为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第五十五条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五十七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第五十八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十九、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五十九条，修改为：“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二十、增加二条，作为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二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第六十三条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二十一、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五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二十二、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为：“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三、将第五十六条改为三条，作为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修改为：
“第六十九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七十条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七十一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二十四、增加三条，作为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七十四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二十五、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五条，修改为：“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二十七、将第六十条改为第七十九条，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二十八、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八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二十九、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八十四条，修改为：“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三十一、将第七十一条改为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三十三、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九十五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三十四、将第七十四条改为第九十六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Ⅳ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何要将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增加为有权提出申请回避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因为被羁押等原因，根本无法具体了解审判回人员、检察人员答、侦查人员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应当回避的情形，便无从很好的行使法律规定的回避权。虽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能力了解、掌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但却没有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这种现状既不与回避制度的立法目的不符，更不能有效保护人权。因此根据提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增加为有权提出申请回避。

Ⅵ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有何修改

很多，具体最好自己对照一下

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致趋向如何

最近对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二审，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会融入刑诉法；证内据制度肯定会完善，如鉴定容意见与证人出庭；原草案的内容已表明了整体的趋向，至少表述上或小部分会有所改动的。请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网站。

Ⅷ 2012年最新刑事诉讼修正案有关证据的内容有哪些规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2年3月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王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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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
1.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有必要在法律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明确规定。据此，修正案草案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还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
另外，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
2.明确证人出庭范围，加强对证人的保护。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同时，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为进一步加强对证人以及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作证面临危险的，可以请求予以保护。

Ⅸ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

第三十四条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